第五篇　打鐵先得本身硬

　　三、毛主席號召“普遍宣讀”四級干部參加勞動

　　張懷英狠抓了昔陽的干部參加勞動，樹立起了農村中干部參加勞動的典范陳永貴、張老太、王殿俊、耿德華，公社黨委書記李千周，縣級領導干部王富元等一批人，在全縣形成了干部參加勞動為榮，不勞動為恥的好風尚。這一個好風尚也逐步在社會上造成了影響，引起了山西省及華北局領導的關注。

　　到1961年4月中旬，張懷英調到文水縣擔任縣委書記時，各級領導都很關注昔陽的干部參加勞動。當時，毛主席為了糾正三年困難時期的一系列錯誤政策和錯誤措施，提出了各級領導同志特別是省級以上的負責同志，要深入下去尋找真理，說真理可能在領導同志手里，也可能在工人、農民、馬夫、伙夫手里。各級領導就聞風而動，掀起了尋找真理的熱潮。也就在這一時期，原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陪同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到文水縣尋找真理。兩人當天晚上見到了張懷英，陶魯笳就向李雪峰介紹說：這是從昔陽調來的張懷英同志，到這里還沒有滿月。李雪峰聽了后說，聽說昔陽的大寨搞得不錯，你就把大寨和昔陽干部參加勞動的情況介紹一下吧！張懷英介紹了大寨的情況，接著又介紹了昔陽干部參加勞動的情況，李雪峰聽得很細心，還不斷地提問和插話。聽完匯報后說：很好，你寫篇文章，我給你登。第二天早上起來在院里散步時，陶魯笳對張懷英說，我和雪峰同志認為你昨天匯報最好的是四級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情況，雪峰同志讓你寫文章，我斷定你寫得文章不一定比匯報的好。果然，后來在《華北建設》上發表了張懷英那篇文章，效果不如匯報的生動。為了繼續尋找真理，李雪峰和陶魯笳第二天就分別下鄉調研。李雪峰由張懷英陪同到云周西公社劉胡蘭烈士大隊，陶魯笳到了下曲大隊。他們下去就和群眾同吃同住，走戶串巷，聽取群眾的反映，同時也聽到了群眾對干部不參加勞動的反映，認為這是農業集體生產中的突出問題。從那以后，張懷英和李雪峰就有了直接的交往，李雪峰在中央會議上不僅宣傳大寨，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張懷英，這也為他后來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干部參加勞動的問題，不僅被張懷英這一班人看到了，也被黨中央的最高決策人物注意到了，成了農業合作化之后一個突出的問題。我在采訪原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時，他對我說：這個事情是農業合作化后的一個重大問題。早在1957年，中共中央就發出了干部參加勞動的指示，昔陽縣委在貫徹中央指示的頭兩年，只做了一般的動員和布置，效果不大。1958年以后，昔陽縣委大抓干部參加勞動，針對性地解決干部中存在的抵觸情緒，批評了“當干部就是為了不參加勞動”的謬論，發現、宣傳、推廣沾尚公社和大寨大隊干部參加勞動的先進典型（我從北京回到昔陽后向張懷英具體核實這個事情時，張懷英說，把位置糾正一下，應該把大寨排在前邊，沾尚公社排在第二，先推廣大寨干部參加勞動），同時，縣委書記以身做則勞動，縣級干部到基層參加生產勞動。從此，經過四年多的時間，干部參加勞動一年好于一年。1963年1月29日山西省委批轉了晉中地委農村工作部《關于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己形成社會風尚的考察報告》，并同時轉報中央。中共中央于3月23日批轉給全國各級黨委，直到公社黨委。在毛主席圈閱的中央文件批語中說：“干部參加勞動，是黨的優良傳統之一，是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政策……，農業合作化以來的無數事例證明，凡是辦得好的社隊，往往具有一個相反的特點，即這些社隊的領導干部不愿意和社員們在一起積極參加勞動，因而脫離群眾，不能抵制剝削階級思想的侵襲，生活特殊化，貪污，多占群眾的勞動果實，有的甚至逐步變質，墮落成為富裕農民和資本主義利益的代表人，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陶魯笳接著說：中央這個文件下達以后，反響并不大。同年5月，毛主席在中央召開的抗洲會議期間，著重談了干部參加勞動問題。他十分重視昔陽縣創造的經驗，并在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上批示說：“中央曾在今年3月23日發出山西省昔陽縣四級干部無例外參加生產勞動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語。對于這個重大問題，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黨代表會議上著重討論并作了具體安排，其它地方則反映尚少，建議各級領導同志利用適當機會，對于干部參加勞動這個極端重大問題，在今年內進行幾次討論，并普遍宣讀山西省昔陽縣那個文件……”陶魯笳談后又加重口氣說：“這里你要注意，毛主席把干部參加勞動看作是極端重大的問題，并把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看了兩遍，可見就當時來說，這個問題多么重要。我記得主席在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還這么講：‘昔陽地處山區，土質并不好，可生產上來了，干部參加勞動帶動起來了。干部參加勞動是個很重要的問題，紅樓夢賈家是怎么敗下來的？就是因為他們主仆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帷劃者無一。’還說：‘干部不參加勞動，就會變成國民黨的保甲長。’1963年2月，《人民日報》對此發表評論員文章《昔陽干部勞動成風》，隨后，在全國掀起了學習昔陽四級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熱潮。”陶魯笳說到這里，又把問題引深，說干部參加勞動，在我們黨內有一個很大的背景。毛主席從延安開始就參加延安大生產，提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解決抗戰生活的無米之炊。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實行三光政策，國民黨對我們斷餉絕糧，我們自己不參加勞動怎么生存？更說不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到后來，毛主席在1958年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期間又提出“像我們這些人是否每年可體力勞動一個月，分幾次，目的是要深入實際也鍛煉意志。”就在這次會議期間他率領代表們到十三陵水庫施工現場勞動。到1963年抗州會議上，毛主席在幾次講話中贊揚昔陽干部參加勞動，說：我又看了山西省昔陽縣那個文件，很好。干部不參加勞動無非是怕耽誤工作。昔陽經驗恰恰相反，干部參加勞動不但不耽誤工作，而且各項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書記不參加勞動還不是“保甲長？”干部不參加勞動就可能變成國民黨。很多問題，一參加勞動都可以解決，至少可以減少一些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相關情況，整黨整團就好辦了。就能把我們支部掌握在勞動積級分子手里。所以干部參加勞動是百年大計，是保證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勞動者手中的大問題。他還風趣地說，《紅樓夢》中，榮寧兩府“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榮，運籌謀劃的盡無一個，”賈家不就是這樣垮下來的么！毛主席把干部參加勞動看成是無產階級政黨同一切資產階級政黨相區別的標志之一，把干部參加勞動同黨的建設聯系起來了。同消滅三大差別聯系起來了。馬克思認為，勞動由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結合的低級狀態，發展到腦力勞動從體力勞動分離出來成為對抗狀態，由此再發展到二者相結合的新的高級狀態。這就是我對干部參加勞動的認識，也是對昔陽干部參加勞動的歸納和總結。

　　陶魯笳的歸納和總結給昔陽的干部參加勞動劃了一個句號。這也是歷史掛在張懷英身上的又一個光環，這個光環使昔陽的名聲進一步放大，進一步放大就使昔陽的地位又提升了一個臺階。

　　這就是寫在昔陽歷史上的“打鐵先得本身硬”的一個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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