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探索農村建設之路

　　二、整地種田科學管理

　　從1955年開始，張懷英和縣委一班人就經常到下鄉調查，召集科技人員和勞模研究如何進行土地建設問題。座談中，陳永貴首先提出一個問題。他說，我們從互助組到高級社這一段時期，主要是壘椿，培埂。這是第一步。為了提高產量，應該在保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做到平。這就是要起高墊低，里切外墊，建設高標準梯田。

　　經過討論，大家一致同意陳永貴的建議。他們從歷史上一些善于精耕細作人家的土地入手，發現這些人家對土地的建設首先是做到平。不只在山區梯田里是這樣，就是在平川里幾百畝一片的土地上，粗看似乎平，實際不平，人們還要在平地上打很多土堰來保水保肥，達到平整。經過討論，大家對高標準土地提出一個口號叫“地平如鏡，堰高如枕。”就是說土埂要在原來的基礎上高出地面五寸。

　　1958年5月，張懷英列席了黨的八大二次代表大會回到昔陽后，立即就到全縣各地察看苗情，并檢查縣委常委們所種的試驗田。發現他們按照大寨深刨土地的做法深刨過的土地，有的畝產達到了1000斤。田根棟和張永順在金炭坡的試驗田深刨了土地，一星期后就和沒刨的土地有了差別，長勢特別良好。

　　張懷英根據這些情況，就對縣里的干部說，莊稼這本書念不透。說這本書念不透，還有一個密植和稀植的問題。1960年4月，玉茭開始播種的時候，張懷英到趙壁公社下鄉，檢查播種情況。他發現一些生產大隊長和一些年輕人提出要把玉茭株數每畝增加到3000至4000株。張懷英一時拿不準，就找有經驗的勞動模范喬顯福等人商量說：“一畝地3000到4000株行不行？”喬顯福認為，這幾年產生了另一種偏向，還沒有被人們認識到，過去稀植是因為地力不足，給人一種錯覺，以為稀植保險。集體化以后，隨著肥料的增加，進行了適當密植后增產了，人們又以為種稠了保險，稀了危險。其實這都是片面的。玉茭生長不只是要吃飽喝好，還要通風透光。你看坡地上梯田的莊稼，靠邊的那兩行玉茭穗頭總是比中間大，原因就是通風透光好。

　　張懷英覺得喬顯福說的蠻有理，立即在黃巖村召開了附近六個公社黨委書記會議，提出堅決制止盲目密植。在這次會上，縣里分管農業的副書記田根棟說他也發現了類似現象，也準備給他打電話，知道他要召集會議就放心了。

　　張懷英不僅對農業指導有方，而且還總結了農民對農田管理的成功經驗，并且對一些農民的諺語加以發掘，整理，提高，使之成為一套帶有條理性的東西。比如，在整地方面，他就整理了“地平如鏡，堰高如枕”或者“土墊土，打石五”之類的經驗作為諺語，強調壘椿要高出地面。這樣地里的水土就不容易流失，對禾苗生長就有利。農民對田間管理也有一套說法，他也把這些說法加以整理，用在管理實踐中去。比如“黑豆穿黃衫，趕一小布衫，”意思是說，黑豆黃了葉以后，你再給它那么一鋤，增加的糧食還能趕買一件衣裳。再如“谷鋤寸，豆鋤節，小黍上來就格揑，”意思是說，谷子長到一寸時就間苗，頂上一次糞，如此等等。還如“玉茭地里臥下牛，還嫌玉茭稠”，意思是指玉茭苗的稀稠標準是臥下牛。當然現在施用了優種和化肥磷肥，必須密植。而他對大寨的農田基本建設和大寨的農田科學管理更是認真總結，廣泛推廣。他無論走到哪里，就要在哪里宣傳大寨，把三跑田變成三保田。他無論在會上還是在會下，都要用大寨的三深法、四不專種、三不空來指導農業生產，來衡量各地的工作。他多次以縣委和縣人委的名義用文件形式把大寨的土地建設和科學管理辦法來貫徹到全縣各地，說這些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具有級高的科學價值，并且對這些經驗推廣應用的時候要因地制宜，不要死搬硬套。隨著生產條件變化，也要適當調整。

　　張懷英是個誠實的人，他對農業的熟瀾程度還在于下工夫研究氣象。他總結了戰國魏文候時期的白圭用氣象來研究農業的規律。他在《聊天錄》一書中紀述了白圭的學問，比如說，那時人們用天干地支來紀年，十二年一個小循環，六十年一個大循環，而正是太陽（一般指月亮，但這是指木星運行一周的時間，因此人們也常用十二地支來表示太陽運行的位置）。白圭通過觀察和學習前人的經驗，探索出太陰在卯這個位置上的時候，往往是豐年，而下一年年成往往不好；而當太陰在午這個位置上的時候年景好，第二年則是個豐收年。太陽在這個位置上的時候，就會發生大旱，而下一年又是個豐收年，但會有一些地方有水災。掌握了這一規律，他就在豐年大量貯存糧食，而在荒年時出售，總是獲得幾倍的利潤。

　　張懷英不相信迷信，不太注重風水，但張懷英講山青水秀，土地朝陽，人們舒適那就是風水好。他是個唯物主義者，可是像易經這類神秘性的東西，他也注重探討，因此像白圭這樣的推理科學，他也比較關注。這種推理科學是和農業，農民息息相關的，不掌握這些規律，就不會很好地領導和指導農業。張懷英在指導農業生產的過程中達到了十分有數的程度。每逢到了夏秋之交，按常規年年要對全縣的糧食產量估產，張懷英往往到全縣走一遭，看看莊稼的長勢，就知道全縣和各個公社這一年有多少產量，秋天糧食到場，實報的產量和他的估產都不差上下。有一年我在縣城馬路旁遇見他，問他干什么？他說看看莊稼。然后他拉著我的手指著路邊地里的玉茭穗子說，你看這玉茭穗，離玉茭竿子越遠，產量就越高，靠竿子近，籽粒就不飽滿。我雖然生在農村長在農村，也不懂這個訣竅。

　　領導農業也離不開市場。不僅糧食需要市場，疏菜也需要市場，這就和政治經濟學相關連了。上世紀四十年代后期，他在昔陽一區工作，領導經濟建設，就開始學政治經濟學，講價值法則，對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生產過剩，發生經濟危機很不理解。然而他又看到疏菜總是一年貴、一年賤，他就留心研究。這一研究才知道昔陽縣基本上都是旱地，人們的吃菜都是以秋菜為主，冬天吃窯存鮮菜，春天吃干菜。只有縣城附近的北關、河西兩個村有菜園，它們是專供縣城市民吃的。菜價一貴人們感到比種糧食強，就擴大菜田。菜田一擴大，超過了需求量，又出現了菜價賤的現象。菜價一賤，農民又感到種菜又不合算了。他掌握了這個特點以后，對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生產過剩的現象有了理解，明白生產過剩的國家并不是生產的物質都用不完，而是失去了平衡。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對市場的宏觀調控是十分重要的，這就是一個領導者的責任。

　　張懷英在昔陽任職的五十年代，其主要任務是組織農民向合作化邁進，通過用集體化形式發展經濟，使全縣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他慣用抓典型，樹標兵，以先進帶全縣，全縣農業能夠穩定健康地發展。在穩定鞏固農業的同時，他也注重在昔陽發展工業，先后建設起兩個煤礦和鐵廠、農機廠等一系列工業實施，同農業一道配套運行。

　　五十年代的縣委書記還有一項硬任務，就是在狠抓農業生產的同時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如何完成國家下達的商品糧統購任務。在建國初期，農民的生活水平只滿足于不餓肚子，生產的糧食連自己的飯碗都放不滿，還要保證城市人民的糧食供應，那阻力和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因此，為數不少的農民對完成糧食征購任務存有疑慮，說是自己受苦打下的糧食吃不上卻去養活他們，許多地方就采取軟硬兼施的態度來抵制糧食統購任務。張懷英就組織全縣干部和群眾進行大討論：沒有人民解放軍保衛我們，我們能不能安心生產？沒有工人制造機器，我們能不能發展生產？沒有各行各業支援我們，我們能不能安心生產？討論中有的地方提出：沒有人民解放軍，日本人還在殺我們，我們不能安心生產；也有的地方認為，工人不給造汽車和農具，我們也不能發展生產；還有的地方在討論中例舉了醫院的醫生給我們看病要吃糧食；一批服務行業搞服務他們也要吃飯；看來不是誰養活誰的問題，而是誰也離不開誰。最后的結論就落腳在“誰也離不開誰，”不光農民，誰也要吃糧食，完成統購統銷的任務是我們應盡的職責，因而糧食征購任務就能順利地開展。

　　上世紀50年代，張懷英既然是昔陽的一縣之主，他就要考慮全縣幾十萬人的生存與發展。他對毛主席“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論述有著深刻的理解。在當時一個優秀的縣委書記，并不只是按照上級指示組織農業生產、多打糧食，多賣余糧就夠了，而是要通盤考慮一個縣的全方位發展。剛解放的昔陽縣，和中國北方的大多數縣城一樣落后，既無企業、又無公路、更無水力設施，嚴重制約著昔陽農業經濟的發展。為了盡快發展農業、多打糧食、改變昔陽的落后面貌，在縣委的帶領下，全縣有計劃的開展修路、開辦煤礦、興建農機廠、修建水庫、發展廣播事業。有力的促進了昔陽的農業發展，提升了昔陽經濟發展潛力。

　　據當時分管農業的縣委副書記田根棟講，那時他既是郭莊水庫的總指揮，又是昔陽縣城至丁峪公路建設的總指揮，回憶那時的熱烈場面，至今還歷歷在目、心潮澎湃。他說：當時郭莊水庫搞不搞，昔陽縣城至丁峪和皋落的公路修不修，縣委內部是有分歧的，因為搞工程是需要人、需要錢的，那時勞力緊、財力有限，搞這樣的大工程確實是很困難的。但是，懷英的態度很堅決，他經常找我和趙滿倉商量，如何調配勞力，如何籌集資金，叫我們拿主意。后來我們是先搞水庫后搞交通，先修皋落路后修丁峪路，這樣就緩解了人力和財力的矛盾，懷英在工程開始后，也經常到工地現場檢查指導，有時就和我們一起勞動，有些不好解決的問題，他一到場，我們就開“諸葛亮”式的討論會，問題就解決了。所以，我們感決到，懷英確實是我們的主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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