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探索農村建設之路

　　一、農林牧副因地發展

　　張懷英作為一個解放初期的區委書記和縣委書記，他不僅僅是在考慮一個大寨，他顧及的是區、縣的整體工作。回顧張懷英在擔任區委書記和縣委書記的歷程，可以看到他在山區農村建設方面的獨到之處。

　　新近出版的《紅色人物》一書從整體上介紹了張懷英一生做出的不平凡業績，并作出結論說：“張懷英一生以人民群眾利益為出發點，以共產黨員的堅定黨性，把畢生精力投身到了探索山區農村建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加強干部隊伍建設的實踐活動之中，給人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張懷英在戰爭年代帶領民兵配合部隊作戰是內行，在和平時期統領一方執政有方。無論時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還是后來任地委書記，他都能對一區、一縣、一地的問題關節點把握準確，總會使被動變為主動，對農業建設的指導更是如此。

　　張懷英22歲擔任了昔陽一區的區委書記，一開始就面對著土改之后，如何解決農民的土地和生產問題。當時雖然進行了土地改革，但地主和一切剝削階級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就采取各種手段來對付農民。針對這種情況，張懷英就在一區范圍內開展了除奸反霸的斗爭，鞏固了貧下中農的合法地位。如前所說，一區有個鐘村，地痞流氓勢力較大，工作不好開展，張懷英親自到鐘村蹲點，廣泛動員貧下中農同反動勢力進行斗爭，使工作順利開展。在安平、毛家溝也遇到同樣類型的問題，都是通過動員群眾擺事實、講道理，進行說理斗爭取得了勝利。五年之后，張懷英擔任了昔陽縣委書記，當時面臨的頭等大事就是如何把農民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的道路。1952年，昔陽縣已經出現了東豐稔、白羊峪、下思樂、團里莊等幾個農業生產合作社，而且這些合作社的出現，都是因為組織這些合作社的領導人積極參加生產而涌現出來的勞動模范，例如東豐稔的張貴樣、白羊峪的王殿俊、團里莊的鄭奎選等，他們要么是省級勞模，要么就是像王殿俊這樣的全國勞模。在這種潮流下，陳永貴在大寨也以原來的互助組為基礎，成立了新勝農業生產合作社。張懷英因勢利導，使合作化運動在昔陽縣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開展，從體制上為農民的生存和發展開辟了道路，使昔陽農民真正擺脫了地主的剝削，能夠自食其力，掌握自己的命運。

　　為了說服全縣的干部群眾走上集體化的道路，防止黨員蛻化變質，他著重對干部和黨員進行政治思想教育，重點抓了兩個反面典型：一個是西南溝村黨支部書記毛錢祥。毛錢祥上臺以后就認為當干部加班多、誤工多、惹人多，不如干脆趕大車。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不領導群眾搞互助，卻把自己土改時分下的土地賣掉，又向政府貸了款，買回一輛馬車，利用過去當干部時認識的人，跑昔陽，過陽泉，干起了運輸活。沒過幾年，賺下一大把錢。他又買了地，蓋了房，還得意地對人說：“再過兩年，我就是腰緾萬貫。”毛錢祥富起來以后，就有點看不起入了互助組的村里人。他公開提出和互助組搞競賽，說看看是我優越還是你們優越。他白天在外拉貨，晚上在家點上汽燈打撲克，還沖著加班干活的村民們大喊一聲：“三把等一把，快來打撲克。”不少人都很氣憤。由于精神空虛，毛錢祥就經常飲酒作樂，整天都是一種醉醺醺的樣子。一次他酒喝得多了，還要去縣城送石料，因拉貨太多，牲口在爬東門坡的時候，拉到陡坡上拉不動了，車開始往回倒。大車從坡上翻下來，車摔壞了，馬也摔斷了腿，毛錢祥為了給牲口加力，被壓死在大車下。毛錢祥發財夢沒有做完，卻演了這樣一出悲劇。在毛錢祥放棄領導的幾年中，西南溝村的兩級分化發展很快。到1950年，全村152戶中有23戶出賣土地，25戶出賣房屋和耕畜，有5戶靠扛長工，打短工度日。

　　張懷英例舉的第二個典型是南關村的黨支部書記魏路全，原是李夫峪村人，舊社會流浪到南關給地主扛長工，20大幾歲還是光棍一條。土改后魏路全當了黨支部書記，分了房，分了地，結了婚。1948年，他把土改時分下的財產賣掉，同人合伙買了一套大車，做起了買賣。這年整黨的時候，魏路全三個月沒有開過一次會。張懷英為此找他談過兩次話，勸他不要忘本，還是要聽黨的話，好好工作，魏路全不敢在張懷英面前硬頂，卻推辭說：“我沒有文化，能力弱，不要說當支部書記，黨員我也不想當了。”后來根據黨的組織原則，魏路全被勸退出黨。他不感到悲衰，卻放出涼話說：“我的愁帽總算摘掉了。”可是到了1950年，魏路全因為買賣賠本，連馬車帶分下的土地、房屋一起賣了才還清，在南關無處安身，最后只好又回到了原籍李夫峪去定居。

　　全國解放以后，張懷英從昔陽縣一區區委書記走上了昔陽縣委書記的領導崗位以后，手中始終不放棄全縣的大局和該抓的大事。當時昔陽縣的大事是什么？就是領導全縣人民使農、林、牧、付業全面發展。1956年7月5日，他在中共昔陽縣委第五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提出，只有農、林、牧、付業全面發展，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山區的貧困面貌。他指出昔陽縣是三多三少，即荒山多森林少；水草多牧畜少；付業生產門路多實際收入少。為解決三多三少的問題，他抓了白羊峪、刀把口、大寨三個典型。白羊峪村在二萬零一百五十五畝高山上栽種森林，己成林1700畝，其中還柱以上的材料1224000株，價值60萬元；刀把口本著“繁殖為主，購買為輔”的方針，全社有好馬22匹，騾5頭，驢19頭，牛23頭，羊561只，豬65口，蜂44箱，蠶50席，雞288只，雖然農業欠收，但每人平均生產總值72.5元；大寨以農為主，林、牧、付全面發展……，表彰了這三個典型以后，他還例舉了庫城等典型，總結了堅持合作化，路子走不差。他提出的是按部就班墨守陳規，還是走正路邁大步向合作化集體化前進，這是我們能不能改變中國農村貧困面貌的分水嶺。他在后來一次會上例舉了幾組數據，說1949年全縣人均收入20元；1955年人均收入32元；1956年全縣人均收入37元。這就說明了合作化給全縣人民帶來的優越性。昔陽工作能不能搞好，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抓得就是要搞好農業。農業生產能不能搞上去，糧食能不能過關，老百姓的生活有沒有提高，這是考驗一個領導者工作好壞的重要標志。他上任之初，昔陽的農業基礎很薄弱，糧食產量很低，因為當時還沒有優良種子和化肥，昔陽的主產玉茭畝產只能打100多斤。在這個基礎上提高糧食產量只能是進行土地加工和搞好田間管理。萬丈高樓從地起，抓農業只能從這個基礎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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