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今天打算去影院看怎么減肥的，票都買好了，但是到了影院門口，從宣傳海報上看到說《第二十條》是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片子，我覺得這個好。但凡是反映現實問題的，不管反映得怎么樣，總比爆米花有營養一些，于是臨時改票看了《第二十條》。
電影談不上深刻，但是卻有十分普遍的社會意義，非常值得探討一番，因為里面所講的那些事，可能我們都遇到過，或者至少也都從各種社交媒體上看到過。
下面的內容會有一點劇透，但是基本不會影響觀影體驗，畢竟這不是啥懸疑電影，帶著我們的一些思考去看，你還會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樂趣。
電影的故事結構其實很簡單，是以雷佳音扮演的基層檢察官為主線，串聯起來三個故事，而這三個故事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與《刑法》第二十條關于“正當防衛”的內容有關。
其中主線故事：講的是一個農民工，為了給自己的女兒治病，不得不向當地惡霸借了高利貸，結果因為還不起債，不僅自己遭到惡霸的侮辱和欺凌，自己的聾啞人老婆也屢次遭到了侮辱和欺凌。最終在一次沖突中農民工忍無可忍，奮起反抗捅死了惡霸。于是問題來了，這件事到底是正當防衛，還是過失殺人？
支線故事一：雷佳音扮演的檢察官，不僅現在管著主線故事的案子，而且多年前還辦過另一個案子，講的是一個見義勇為的公交車司機，出手制止了在公交車上性騷擾女乘客的流氓。制止過程中司機與流氓都動了手，結果公交司機把那流氓打成了重傷，這事被判定成“互毆”，而且存在防衛過當，于是公交司機被判刑事入獄。司機出獄以后仍然想要通過上訪去討一個公平正義，因為這事在公交司機看來，不是防衛過當，而是見義勇為。
支線故事二：就在雷佳音扮演的檢察官不斷嘗試著勸說曾經見義勇為的公交司機別上訪的同時，他自己的兒子在學校因為看不慣校園霸凌，也見義勇為了一波，把霸凌同學的校霸打成了輕傷，校霸的老爹偏偏還是個校領導。于是孩子不僅僅面臨著轉出這所重點學校的可能，而且還面臨著留下案底的風險。
電影到了這里，它想反映的矛盾沖突已經統統表現出來了。
主線故事表現的是一個農民工和高利貸惡霸之間的矛盾，支線的兩個故事表現的都是見義勇為與社會秩序之間的矛盾。
先說說后者，首先電影跳出了膚淺的道德層面的批判與指責，這一點非常值得肯定。以往很多人遇到這類是否要見義勇為的社會事件，除了感嘆幾句世風日下，冷漠麻木之外，再也說不出啥其他的東西來了。但是很顯然，電影嘗試了尋找人們不愿再見義勇為背后的原因，它確實也找到了一個——那就是見義勇為是需要支付代價的，而且這個代價有時候是很沉重的。
公交車司機見義勇為的代價是鋃鐺入獄，丟了工作，甩下女兒，而這些代價足以擊垮一個舉步維艱的家庭；雷佳音角色的兒子，見義勇為的代價是從升學率最高的學校轉出去，并且要年紀輕輕的就在自己檔案里留下一個刑事案底，搞不好還得進少管所蹲一段時間。而支付了這其中潛在的各種風險代價以后，他們能獲得什么呢？很可能什么也沒有，甚至連一句感謝都不一定能得到，搞不好法官還問你一句：“不是你撞的，你為什么要去扶？”
到了這里，故事的高潮才剛剛開始。它擺在大家面前的不是一道是非對錯的判斷題，而是一道關乎勇敢和代價的選擇題。也就是說，當你選擇了挺身而出，選擇了見義勇為，那么你就要做好為此支付沉重代價的準備。這樣一來，一個選擇困境就誕生了，之所以說這是一個困境，而不是簡單的對錯，就是因為即使你選擇了沉默不語，選擇了膽怯懦弱，也沒有任何人有任何資格來指責你做錯了，因為指責你的人并不會為你支付的代價買單。
可是這種風險和代價是如此赤裸裸的客觀潛在著的，怎么辦？一個社會總不能去宣揚人人自私自利、冷漠無情、毫無同情心、各人自掃門前雪吧？所以矛盾就出現了，雷佳音在勸導自己兒子去給校霸家長道歉的時候，唯一的出發點就是兒子的學校、前途和工作，如果需要在見義勇為這事兒本身和兒子前途之間作選擇，他會毫不猶豫的告訴兒子，應該選前途。可是道歉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他在用孩子的親身經歷教育孩子，見義勇為這件事錯了，因為只有做錯了才需要道歉，做對的事怎么會需要道歉呢？雷佳音作為一個成年人，自然而然的是從利弊得失中去衡量和選擇，所以道歉在他看來不算什么，但是對一個從小在學校和課本上聽到的都是對好人好事，見義勇為的贊揚的學生來說，這無異于是在告訴孩子，以前書本上教的，學校教的那些什么品德教育，統統都是狗屁，是錯的。
所以當他兒子問他：見義勇為這事兒錯了嗎？錯哪了。他根本就沒法回答。
困境的本質是矛盾，當矛盾被突出地表現出來以后，大家就要試圖去尋找解決方案，這才是全片最值得探討和思考的部分——怎么解決？
三個故事，電影分別給了三種不同的解決方案，這三種不同的方案都各自有其獨自的含義。
首先是公交車司機，公交車司機的問題是怎么解決的？有人說是放下了。在他嘗試最后一次上訪的途中，因為一場交通意外死了，原先支持他上訪的女兒在醫院撕碎了所有上訪文件，所以有人說她女兒應該是放下了，不想再上訪了，也不想再讓他父親去爭取什么見義勇為了，人都死了，什么公平名譽啥的也不重要了。其實這不是放下，放下是什么，要么是追求的東西有了想要的結果，要么是原來想要的東西，現在已經不想要了，這才叫放下。但是公交車司機的女兒不是，她并不是得到了想要的結果，也不是原來想要的公平現在已經不想要了，而是她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承受追求這些所要支付的代價，她不是不想要了，而是不敢要了，她不是放下了，而是認命了。
雷佳音兒子的事怎么解決呢？一開始校霸不誠實、撒謊，信誓旦旦說自己沒有霸凌同學，而被霸凌的那個學生又懾于校霸的淫威，不敢說自己被霸凌了。所以這事兒就變成了校霸無故遭到雷佳音兒子的毆打。但是后來警察和學校一起調查，調查清楚了，確實是校霸先霸凌的其他同學，才有了雷佳音兒子見義勇為打傷校霸這事，所以校霸他爹也就放棄了這件事的起訴。怎么調查的呢？從校霸一開始就撒謊自己沒有霸凌同學來看，他主動承認是不可能了，那么大概率是依靠警察的盤問技巧，或者周圍的監控之類的技術性方式。
這是兩個支線案子的解決方案，這兩個方案與主線案子之間其實是有關聯的，什么關聯，我們稍后再講。
現在我們必須回頭看看主線那個案子了。
農民工因為給孩子治病借了高利貸，由此遭到債主的瘋狂欺凌。在一次激烈的爭執中，農民工捅死了高利貸債主。這事兒算不算正當防衛？電影告訴我們，從以往的類似判決來看，這板上釘釘的過失殺人，至少也是防衛過當。可是從樸素的認知和感情上來講，沒有人可以做到在那樣的欺辱和危險下去做一個所謂的“理智的人”。于是這就出現了矛盾，不是法律與人情出現了矛盾，這么說顯然淡化了這個矛盾，而是法律與人本身出現了矛盾。這個人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個具體的，孩子生了大病、妻子是聾啞人、自己身上背著高利貸的一個活生生的具體的人。
怎么解決這個矛盾？依靠說服調解？還是依靠技術偵查？
主線的這個案子顯然不是這兩種方式能解決的，因為這個案子的關鍵在于，要想判決農民工是正當防衛，那么就必須對法律規定的正當防衛界限作出讓步，而要迫使這種界限作出讓步，就必須依靠某種力量去推動它讓步。就好像一切的機械運動都需要能源作為背后的推動力一樣，社會規則是同樣的道理，需要某種社會力量去推動它的變化。誰去推動，誰就是這種力量。
去哪里尋找這種力量？或者說依靠誰的力量來完成這件事？
封建社會里，各種文化小說都反映過這種力量的尋求途徑，比如神話小說里是幻想如來佛祖、觀音菩薩；武俠小說里是幻想伸張正義的俠客英雄；稍微寫實一點的也是迫切地請出包青天、海瑞等一些青天老爺們來幫忙主持公道。因為現實中找不到力量的來源，因此往往只能借助于各種幻化出來的力量來解決社會沖突，以滿足心理上的慰藉。《第二十條》當然一如既往，盡管它避免了刻畫出來一個包青天的形象，而是用一個基層檢察官的良知和責任來作為推動力，但是仍然沒有擺脫既定的套路。
這個套路是什么？我們不妨看看三個案子的解決方式都有什么樣的內在關聯。公交車司機的案子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意識的力量，它讓公交車司機本人和他的女兒都意識到，見義勇為是有代價的，不是你想干好事就能隨便干的，你的行為確實是防衛過當，是“互毆”，上訪也不可能有其他結果，你認了吧。
雷佳音兒子的事依靠的是什么？我們大概知道那是依靠的技術偵查的力量，到處都是監控，有沒有霸凌，查查前后進出廁所的監控一般還是可以查出來的。
而主線案子的判決依靠什么力量？編劇和導演應該是找來找去沒找到，于是拍成了一個檢察官拾起初心，敢于承擔起后果，不計代價、勇于直諫，慷慨陳詞，最后推動檢察官們都一致認定，農民工的行為確實屬于正當防衛，于是正義得到了伸張，法律的公正也得到了體現。雷佳音扮演的檢察官們，他們代表著什么力量？其實很顯然，他們代表著法律的力量，雷佳音用行動證明了法律本身就有修正自己，調節矛盾的作用。
意識、技術、法律，三種不同的解決方式，三種不同的力量源泉都有什么樣的內在關聯？經常讀我這個號的人應該已經很清楚地看出來了，這三種力量都集中在上層建筑里面，而沒有一種力量是來源于人民群眾的推動。
其實大家只要仔細觀察一下三個案子的界限就很清楚，這個界限在哪里？這個界限就在于你可以通過自己的力量正當防衛來保護自己，免于遭到正在實施的侵害行為，但是你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伸張正義，去爭取權益，不管是幫助自己爭取，還是幫助別人爭取。你有委屈，你有不公，你可以借助上層建筑領域里的東西來解決，上層建筑里面也有各種不同的力量來幫你解決，但是你不能想著自己解決，自己爭取。簡單說就是：我給不給你看情況，但是你不能主動要。
見義勇為是什么？伸張正義又是什么？你以為是道德品質？不，這是大大的誤解，它不是什么簡單的個人品質，它還代表著一種權力。作為勞動力商品，你怎么可以有見義勇為和伸張正義的權力？你今天敢為別人伸張，明天你豈不是要為自己伸張？今天你敢一個人來伸張，明天是不是就聯合起別人來一起伸張？
所以電影到了最后判決農民工是正當防衛的時候，這個判決仍然是有界限的，這個界限就是他們找到了惡霸車里的兇器，由此證明了惡霸的侵害仍然是在繼續的，所以這仍然是正當防衛。也就是說，判定界限的范圍擴大了，但是這個界限卻絲毫不能撼動。
當然了，有學法律的人會說了，這權力要是都給了群眾，豈不是人人都濫用私刑，那還了得？這么說不是沒有道理，極端民主化的現象歷史上不是沒有過，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民主權力和集中領導本身就是對立統一的，歷史上沒有農民土地革命的權力，后面哪來的新中國？群眾的力量是強大的，但同時又帶有盲目性和破壞性，因此先鋒隊的領導就至關重要。但是這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對待這種力量時，是站在它的前方引導它從自發盲目走向自覺規律，還是站在它的上方壓制這種力量？就好像自然界的風雨雷電，是認識它，改造它，利用它，還是拋棄它，壓制它，鄙視它？這不僅是個政治問題，可能還是個哲學問題。
電影通過不同的解決方案，一直想要證明一件事：那就是只依靠上層建筑里的力量，仍然可以還社會以公平和正義，滿滿的正能量。當然導演也只能這么拍，過了也不行。
但是如果我們自己再想深一點，就會發現導演和編劇們可能自己都忘了，即使是那樣的一種界限范圍上的讓步和改良，仍然改變不了電影里那個農民工的悲慘命運，他身上仍然沒有任何的公平可言，他的孩子該病還得病，他欠的錢該還還是得還，他妻子摔成重傷該治還是得治，他的經濟地位沒有絲毫的改變，他回去以后會面臨什么樣的命運，我就不說了，大家自行推測。
這部電影的另一個基調是公平，它告訴大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它沒有告訴大家，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代替不了一個本身平等的制度，這個制度已經不僅僅包含法律，它超出了法律的界限，生產關系才是它的核心。如果在生產關系中沒有什么公平可言，經濟地位上沒有什么公平可言，那么這種基礎上建立的所有宣稱為平等的東西，倶為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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