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紅軍，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是一支由列寧同志、斯大林同志、伏龍芝同志等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共同締造的、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軍隊（之一），其全稱為蘇聯工農紅軍。

　　從十月革命到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再到不朽的四年衛國戰爭，蘇聯紅軍的歷史就是一部人類共產主義運動的精華史，是國際共運在歐洲地區的巔峰，也是人類政治文明的第一段紅色高潮。

　　1917年至1945年間，蘇聯陸基和航空武裝力量統稱為“紅軍”，海軍當時也稱蘇聯紅海軍（Red Navy）。

　　這個名字，可以說是陪伴了一個社會主義政權極其光榮的初生與成長。

　　但是在1946年后，蘇聯紅軍與紅海軍合并，并統稱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武裝力量”。

　　“革命”停止了，“戰斗”銷聲了，一支為解放全人類而奮斗的階級斗爭之師，就此蛻變為一支“國家部隊”、一支“國家機器統治下的暴力工具”。

　　同時，也為其日后淪為蘇聯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侵略他國、踐行霸權主義的拳頭，埋下了伏筆。

　　除卻軍隊的去階級化，在衛國戰爭期間，蘇共中央同樣還有三個動作令人遺憾：

　　一、1942年，斯大林發布《關于建立完全統一指揮制度和取消紅軍軍事委員會》，撤銷政治委員與指揮員同級的雙首長制；

　　二、1943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并于5月25日公開宣布《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聲言“這是為了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便于各國共產黨獨立處理問題”；1943年5月26日，蘇共中央發表決定，完全同意解散共產國際。

　　三、1944年，將1922年起就作為蘇聯國歌的《國際歌》取消，該由《牢不可破的聯盟》作為蘇聯新國歌。

　　…………………

　　斯大林逝世后，這支曾經代表著人類正義與先進政治文明的人民軍隊，隨著蘇共內部修正主義勢力的上臺與鞏固，也就更加白色化了——

　　當1968年這支軍隊帶領五十萬華約部隊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時；

　　當1969年這支軍隊陳兵百萬在我東北邊境、甚至叫囂要用原子彈“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威脅”時；

　　當1979年這支軍隊僅憑著蘇共中央四個首腦的小型會議指令就出動八萬兵力入侵阿富汗時；

　　當1980年開始這支軍隊就啟動了規模巨大的邊境走私、販賣軍火、乃至包括毒品交易時；

　　當這支軍隊1990年灰頭土臉地從東歐各個衛星國撤離、頂著當地民眾的啤酒瓶和唾沫狼狽地逃回蘇聯時………

　　放棄了意識形態紅線，放松了黨的領導，放下了為人民服務的信條，這支打敗了不可一世的、強大到無以復加的納粹德軍的蘇聯紅軍，就這樣被自己埋進了歷史的墳墓。

　　1

　　自戈爾巴喬夫掌權改革之后，蘇共在“新思維”理論的指導下，自己逐步放棄了馬列主義的根本指導，日益成為一個松散的黨團組織，對軍隊的控制力也便逐漸喪失。

　　為體現“民主化”思想，蘇共在軍隊體制編制調整中逐步削減了各級政治機關和約八萬名政治工作軍官，且撤銷了總政治部，

　　1990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決定取消黨的法定領導地位、實行多黨制后，軍隊開始走向“非黨化”“非政治化”。

　　1991年8月24日，戈氏針對蘇軍在“八一九”事件中的表現發布總統令，正式禁止蘇共在軍隊中的一切活動，撤銷軍隊的政治機關。

　　蘇聯國防部也下令：自9月1日起，在所有的部隊、軍事院校、管理機關、國防部的企業與組織中，一律停止蘇共的活動，并成立由激進派控制的軍事改革委員會，對蘇聯軍隊進行徹底改造，使原來的蘇聯共產黨中央領導的“捍衛社會主義”的蘇軍，轉變為所謂“維護總統、維護憲法、維護國家”的西方模式軍隊。

　　為此，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對蘇軍高層領導進行了大換班，迅速撤換了國防部部長、國防部副部長、總參謀長、總干部部長，以及陸軍、空軍、防空軍、空降兵總司令和五個軍區司令。

　　原國防部部務委員會的17名成員中9名被開除，總軍事政治部的32名將軍中有28名被迫退休或遭開除，在軍事政治部門工作的軍官有九萬余人被撤換，在遠東地區有約7000名政治軍官被開除。

　　據新任國防部部長沙波什尼科夫透露，這次大換班中大約有80%的蘇軍高級軍官被撤換，被撤換與開除的軍官大多是蘇共黨員，而新任命的軍官都是在思想上反對“八一九”事件忠于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年輕軍人。

　　例如新任的國防部部長沙波什尼科夫，就是因為拒絕執行蘇聯國防部部長亞佐夫的命令、未參與“八一九”事件，而受到戈爾巴喬夫提拔。

　　戈爾巴喬夫任意裁撤輪換并廢止軍隊干部政治審查制度的后果，正如俄羅斯總參謀部上校尼·布蘭涅茨所說：

　　他常常把有能力的人逐出軍隊，同時把庸人留在部隊，使騙子扛上將軍肩章。

　　2

　　除了黨性缺失與黨的領導弱化，蘇軍高級將領的生活特權與人事制度的腐敗、包括軍隊大肆走私經商，也是這支人民軍隊自我崩潰的又一重要原因。

　　70年代，蘇軍駐捷克斯洛伐克的部隊曾向當地集體農莊經理提供大量的部隊的“免費”勞動力，以換取經理們回贈給將軍們的豐厚“禮物”。

　　在軍隊自己辦的農場里，軍中領導們更是常常把部分生產收益據為己有。

　　駐扎在天高皇帝遠的堪察加導彈靶場的部隊，甚至利用當地特產生產了大量魚子醬——這些魚子醬被裝成10公斤和20公斤重的箱子，然后在每個箱子上寫上某位將軍的姓名，裝上飛機運到莫斯科，由收件人自己享用。

　　導彈靶場的指揮官為了犒勞生產魚子醬的部隊，則會給他們分發伏特加酒。

　　伴隨著腐敗與藩鎮擁軍的，是蘇軍犯罪行為的盛行。

　　80年代以后，蘇軍部隊普遍存在的偷盜以及私自出售武器裝備、軍服、汽油、機動車零件和其他物品的現象變得更加猖獗，軍人犯罪率節節攀升。

　　1990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在過去半年時間內，軍人犯罪率上升了40%。其中在比較嚴重的案件方面，謀殺案上升了16.3%，身體嚴重摧殘案件上升了41.9%，強奸案上升了15.8%，軍官作案上升了40%。

　　阿富汗戰爭期間，蘇軍的犯罪行為更是削弱了蘇共一直以來對軍隊官兵的信仰灌輸與塑造。一名蘇軍士兵承認：

　　廣泛流行的腐敗以及走私武器裝備以交換毒品和商品都是允許的。搶劫阿富汗居民，殺死非戰斗人員，懲罰性地進攻村莊以及拷打戰俘都是經常發生的，并且得到軍官的鼓勵。

　　有記錄的偷盜案件達6412起，其他包括714起兇殺案、2840起向阿富汗人出售武裝案、524起毒品買賣案。

　　作為一個禁毒的社會主義國家，毒品在蘇聯軍隊中的泛濫在80年代后達到驚人的程度。

　　據阿列克謝耶夫的采訪調查，約有一半的駐阿富汗士兵，尤其是服役第二年的士兵經常吸毒，他們需要的僅僅是讓生活“輕松”一些。

　　至80年代中期，蘇聯國內的吸毒、販毒現象也在蔓延，1987年的一項調查表明，69%的士兵承認自己吸食過印度大麻，侵阿蘇軍22%承認用過海洛因，11%承認用過麥角酸二乙基酰胺（強力致幻劑），而退伍士兵又把這種習慣傳播到地方的朋友中間，使得蘇聯吸毒青年迅速擴展到550萬。

　　日積月累，維系軍隊上下級關系的組織紀律性將完全“潰散”。

　　1990年，蘇軍擅自離隊的人數，已經達到了三萬多人，駐遠東地區工程兵部隊為抗議軍營不公，一天內有五百多人逃跑；駐東德集團軍，在德國統一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有七百多名士兵逃離。

　　同時，蘇軍內部的特權腐化、特別是高級軍官在物質待遇、人事任免等方面存在的腐敗現象，更是對蘇軍和蘇共造成了嚴重惡果——

　　一是嚴重破壞了軍隊內部的官兵關系，造成干部隊伍的潛在分裂。

　　由于蘇聯軍隊內部初級軍官與高級軍官之間在軍隊管理、干部升遷等方面存在著越來越大的分歧和矛盾，很多初級軍官對自己在軍隊的發展前途感到悲觀。

　　威廉·奧多姆指出：

　　連營級軍官的日子實在難過。他們一天忙到晚，一個月只放三天假(還包括周末)。上級領導有時還借口這些軍官所在部隊訓練和武器保養不力威脅要取消他們的年假。這種來自上司變化莫測的壓力給初級軍官及其家人造成極大的精神負擔，也使他們在自己部隊面前威信掃地。年輕一代軍官和將軍們不同，他們認識到，蘇聯軍界有很多問題急需關注。于是，高級軍官和初級軍官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

　　二是嚴重損害了蘇聯共產黨的形象，造成官兵思想信仰的混亂與困惑。

　　政工人員對軍人的影響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本人的以身作則、黨的原則性、政治思想和軍事修養，要看其能否認真地對待本職工作和社會工作，以及其本人的勇敢精神、紀律性、對人的同情和關心態度。

　　威廉·奧多姆認為：

　　他們作為教育者，不僅要善于發表漂亮的演說，不僅要善于向戰士解釋他們當時所發生的問題,而且在政治道德方面做他們的表率，并一定要懂得軍事。要知道，千百個紅軍戰士的眼睛在看著他，仿效著他，以他為榜樣。

　　蘇聯軍隊不再是一個緊密團結的整體，而是分成三個層次，每個層次都按照各自的方式運行，與其他層次相互隔離。士兵在軍營里鬧騰，相互間殘酷無情，使連長和營長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和作戰毫不相關的事情上。下級軍官逐漸滋長著對上級軍官的恐懼和隱恨。將軍和元帥們大部分是腐敗、無恥的野心家和機會主義者，對下級，不論是士兵還是軍官的冷暖死活，都毫不關心。

　　腐敗與犯罪實質上損害了蘇軍指揮員的這一道德示范作用，從而造成蘇共對部隊官兵思想政治教育的名存實亡。

　　70年末期爆發在堪察加半島的別連科叛逃事件，從今天回看似乎也并不難理解。

　　3

　　半個世紀前，那位駕駛著最先進的“米格25”逃亡日本和美國的維克多•依萬諾維奇•別連科，確實是叛國者，但是他為什么叛逃，一度讓克格勃的偵查人員百思不得其解。

　　他出身于革命軍人家庭，父親還參加過衛國戰爭，本人的軍人生涯一帆風順，航校畢業后就被任命為飛行教官，各個崗位都成績優秀，前途一片光明。

　　結合別連科在航校喜歡閱讀專業資料的興趣，以及他叛國前無目的的旅行，他的同事和克格勃的特工們認定，別連科早被美國情報人員策反，他在薩爾斯克飛行員培訓中心提交4次調職報告，目的都是為了爬進米格25的駕駛艙，并給美國“主子”送貨上門。

　　然而，俄羅斯媒體后來還披露了另外一些東西。

　　在別連科第四次申請被拒絕后，他找到了薩爾斯克飛行員培訓中心主任德米特里•戈洛德尼柯夫少將，要求調到作戰部隊，去飛和他的飛行技術匹配的先進戰機，遭遇的還是拒絕。

　　當別連科被憤怒沖昏頭腦時，他破口大罵基地里裙帶成風、管理混亂，從上到下盜賣油料、器材，還隱瞞了列巴赫飛行責任事故（薩爾斯克基地酗酒成風，飛行教官列巴赫在醉酒駕機的過程中操作失誤，導致自己和一名學員身亡）的真實情況，威脅要直接給國防部長打報告揭發真相。

　　而戈洛德尼柯夫少將的解決方案很簡單，把別連科扔進盧斯塔弗洛波爾精神病研究所“鑒定”了幾個月。

　　最后，別連科還是靠著一位勇敢的醫生簽字證明他沒有精神病，才得以回到部隊。

　　當別連科來到防空軍513團駐地丘夫耶卡機場，一個靠近堪察加半島的偏遠小鎮，近似流放地的生活環境，讓他的妻子柳德米拉完全無法忍受，幾乎每天都在要求離婚，帶著兒子回到自己父母身邊去……

　　別連科后來在和他的美國朋友交談時，這樣描述過自己赴美時的心情：

　　西方等待我的又是什么？不知道。父親、母親、姨媽會不會遭殃？未必。克格勃很容易弄清楚，我們已多年沒見面了。妻子和兒子呢？也不會。她的雙親是相當有影響的人，不會允許發生這種事。那誰會遭殃？天曉得……

　　事實是，除了叛逃事件后不久就因醫療事故死掉的防空軍干部處負責人達尼洛夫少將，蘇軍沒有懲罰任何一個責任人——就像1970年代，蘇聯軍隊中無數類似的事件一樣。

　　為什么？也許是因為當時蘇軍乃至蘇共帶頭腐敗的不是別人，正是勃列日涅夫。

　　在他任內，是蘇軍急速腐化的時期。

　　前文提到的“魚子醬腐敗”，勃列日涅夫家族同樣有染。

　　列寧曾經指出：

　　軍隊不可能是，從來不是而且永遠不會是中立的。

　　但是在戈爾巴喬夫改革過程中，蘇聯軍隊在政治立場上的所謂“中立旁觀”既葬送了蘇聯共產黨的執政權力，又為軍隊自身的瓦解崩潰敲響了喪鐘。

　　從蘇聯軍隊瓦解崩潰的更為寬廣的歷史視野來看，蘇聯軍隊放棄蘇聯共產黨的領導，或者說蘇聯共產黨放棄對蘇聯軍隊的領導，實質上揭示了在蘇聯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歷史進程中，作為執政黨的蘇聯共產黨沒有正確處理好黨、軍隊和改革的關系，導致形成改革越深化、黨的執政地位和軍隊的政權支柱作用越被削弱的惡性循環，最終釀成亡黨亡軍亡國的歷史悲劇。

　　蘇軍40集團軍司令格羅莫夫曾說：

　　當集團軍從阿富汗完成撤軍（1985年2月15日）回到蘇聯境內時，沒有一名國家領導人，或者是國防部的領導人來迎接我們。故意不重視部隊撤出阿富汗這件事是克里姆林宮領導人的失策表現之一，戈爾巴喬夫的戰友們隨隨便便就將前任的錯誤推到我們身上。

　　駐阿蘇軍作戰指揮組副組長利亞霍夫斯基也說：

　　黨的高層領導人當中沒有一個人認為需要參與歡迎在異國他鄉浴血奮戰多年的軍人歸來，再次暴露了對軍隊的冷漠和毫不關心，軍隊執行了他們下達的命令，而現在他們已不再需要軍隊。

　　在1986年至1991年軍隊維護國內秩序的一系列事件中，每當部隊與分離或民族主義運動分子發生沖突時，戈爾巴喬夫及蘇共政治局都是采取模糊責任的方式非難指責軍隊。

　　特別是在1989年4月的第比利斯事件中，身為黨的最高執權人的戈爾巴喬夫竟然在媒體上公開指責按照他和政治局命令“維護法律秩序”的空降兵和內務部隊。

　　時任圖拉106空降師師長列別德在回憶錄中提到：

　　這一事件使得軍官對黨的領導的態度開始向危險的方向轉變，隨后作戰師、團拖延或拒絕執行命令的事情不斷發生。

　　跋

　　2021年10月，黨的第三份歷史決議中雷霆指出：

　　有一個時期，人民軍隊黨的領導弱化問題突出，如果不徹底解決，不僅影響戰斗力，而且事關黨指揮槍這一重大政治原則。

　　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狠抓全面從嚴治軍，果斷決策整肅人民軍隊政治綱紀，在古田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對新時代政治建軍作出部署，恢復和發揚我黨我軍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以整風精神推進政治整訓，全面加強軍隊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深入推進軍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推動人民軍隊政治生態根本好轉。

　　2016年9月26日，在視察火箭軍部隊時發表講話：

　　要確保在思想上、政治上特別過硬，打造具有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念、鐵一般紀律、鐵一般擔當的過硬部隊。

　　要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抓好黨的科學理論武裝，嚴格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確保部隊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聽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指揮。

　　要堅持不懈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抓好高中級領導干部教育管理監督，嚴格按照軍隊好干部標準選人用人，純凈部隊政治生態。

（點擊圖片觀看視頻）

　　原蘇軍空降兵受總參謀部直接指揮、司令格拉喬夫，曾經在阿富汗戰爭中擔任空降師長，榮獲過蘇聯英雄稱號，在空降兵部隊中有極高的聲望。而在被戈爾巴喬夫破格提拔后，空降兵就實際上變成了他“一個人的部隊”。

　　在戈氏“改革與新思維”的動蕩時期，空降兵參加了維護國內秩序的每一次行動，軍官隊伍形成了一個“獨立的集團”。

　　“8·19”事件中，格拉喬夫政治上的兩面性，使得空降兵部隊成為緊急狀態委員會與民主派兩股勢力爭奪的對象。

　　格拉喬夫指揮圖拉空降師進入莫斯科執行緊急狀態任務時，國防部下達給他的每一道命令，他都會立即通報給葉利欽及其支持者，并召回了正在休假的空降兵副司令列別德，讓其率領先頭團挺進俄加盟共和國辦公大樓——白宮。

　　在“民主派”勢力與緊急狀態委員會斗爭最激烈的關鍵時刻，格拉喬夫一方面與前文提到的那位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一起，拖延后續空降兵部隊進入莫斯科的時間；另一方面，讓列別德親率一個營進入白宮，并調轉炮口。

　　格拉喬夫對國防部宣稱自己進入了指定位置，對葉利欽則說自己派傘兵部隊保護民選總統。

　　空降兵的實際行動，振奮了“民主派”及其支持者的士氣，局勢很快轉向了有利于葉利欽的一面，列別德率領的傘兵營也隨即宣布保衛葉利欽、同“民主派”站在一起。

　　在決定國家命運的危亡關頭，蘇軍國防部和總參謀部許多軍官堅決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然而他們卻找不到忠實的部下，更遑論廣闊的人民…

　　弱化黨的領導，軍工集團腐敗，官兵墮落變節，圈子山頭林立……蘇軍覆滅之殤，以鄰為鏡，以史為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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