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侖策網6月20日署名“大民”的文章《老百姓富了之后還想干什么？》（見附錄），文章雖不長，卻抓住了當今社會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比較毛主席時代和鄧小平時代。文中說，人民大學黨史黨建學院院長楊鳳城教授講課的時候，舉了個例子，來說明黨建工作的重要性。大致如下：

　　“專家組到黃河沿岸調研考察，黃河大堤上遇見一個放羊老漢，就停車做個隨機采訪

　　問：老鄉(xiāng)，你覺得毛主席時代好，還是鄧小平時代好？

　　答：當然是毛主席時代好。

　　專家預設的答案是放養(yǎng)老漢會說改革開放之后好，因為老百姓不論生活水平、生活質量還是生活環(huán)境，跟毛主席時代都發(fā)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個老鄉(xiāng)的回答，讓專家們差點沒接住。

　　專家問：毛主席時代吃不飽、穿不暖，現(xiàn)在呢，衣食無憂，有魚有肉，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小轎車開進了普通老百姓家。怎么會不如毛主席時代好呢？

　　又答：因為毛主席時代大家都是公平的，當官的沒這么壞，有錢的沒這么黑。

　　一句話把專家們說蒙了。

　　車隊繼續(xù)前行，一車人沉默無語，不想剛才的生動活潑，顯然大家都在回味放羊倌的話語。”

　　讀完這段報道后，感觸頗深，談幾點粗淺的認識。

　　1、牧羊老漢的話說得太好了！

　　平時經常看“百度”或“今日頭條”中，就經常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生活中人們一談到社會現(xiàn)實問題，就必然拿改革開放前后比較，實際就是毛主席時代與鄧小平時代比較。各種各樣的回答都有。不僅普通百姓、小人物比較，知識分子、學者、政府官員也比較。“大民”的文章實際上就講了這樣一個“比較”的故事。有人說，毛主席時代好，有人說鄧小平時代好，也有個別人說，兩個時代都好！他們都有各自的理由。這段專家的隨機采訪，實際上也是在探討這一問題。經過系統(tǒng)特色理論教育的“專家”們顯然都認為，鄧小平時代好。他們主觀地也認為，牧羊老人的答案也必然同他們一樣。但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老漢的回答卻說毛主席時代好。為什么呢？“因為毛主席時代大家都是公平的，當官的沒這么壞，有錢的沒這么黑。”這話說得極其簡單明了，但說得太好太好了。它實際點明和揭示了建國70多年來兩個時代的最主要的本質特征和根本區(qū)別。雖是出自于一個普通的農村老漢，卻比無數(shù)個專家、教授、官員高明千百倍。

　　2、老漢的這句話實際點明了毛主席時代三個顯著特征。

　　一是毛主席時代是一個公平、平等的社會。二是毛主席時代的官員“沒這么壞”，實際上說，毛主席時代的絕大多數(shù)官員都是為人民服務的，都清正廉潔。三是毛主席時代沒有顯著的貧富差距，也就沒有黑心的有錢人，沒有剝削壓迫、沒有坑蒙拐騙。反之鄧小平時代也有三個典型特征：一是這個社會是一個不公平的社會，雖然整體上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比毛主席時提高了許多，但貧富差距極其懸殊。不僅經濟上不公平，政治上、法律上、文化教育上也不平等。二是鄧小平時代的官員壞人多，實際上是說，貪污腐敗、欺壓百姓的人太多了，不僅高中級干部腐敗者多，下級官員包括最基礎的農村干部壞人也多。三是有錢人太黑心，實際上說，那些發(fā)財致富的大款、富豪大多都是剝削壓迫、坑蒙拐騙他人和窮苦百姓。不知道這位老漢知道不知道許家印這個人，難道許家印不是一個最黑心的有錢人嗎？他即使不知道許家印，也一定知道他周圍的許多有錢人的黑心行為，否則這個老漢不會無緣無故說出這個看法。

　　3、專家教授為什么奇怪牧羊老漢的回答？

　　因為他們自己就認為鄧小平時代比毛主席時代好。他們把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和內容歸結為生產力的發(fā)展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觀說，從總體上今天的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比毛主席時代確實高許多。也正是根據(jù)這一事實，專家、教授、官員們做出了鄧時代比毛主席時代好，這也是網絡上、媒體上那些贊揚、肯定鄧小平時代好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但他們看社會問題的方法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他們只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fā)展觀歸結為單純的生產力和經濟的發(fā)展，而不包括政治、文化、人們的精神面貌和社會風氣等全面的發(fā)展。這實質是毛主席時代所批判的唯生產力論的觀點，是衛(wèi)星上天紅旗落地的觀點。

　　4、他們視而不見、歪曲、丑化毛主席時代經濟發(fā)展的巨大成就，且在某種意義上極端仇恨毛主席時代

　　雖然毛主席時代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今天相比確實差了許多，但絕對不是文中專家所說的“毛主席時代吃不飽、穿不暖”。“吃不飽、穿不暖”是形容舊中國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解放后，廣大工人農民的物質生活與舊社會相比發(fā)生了極其巨大的變化。但解放后，我們經濟發(fā)展的底子還很薄弱，發(fā)展要打基礎，要發(fā)展重工業(yè)，要發(fā)展兩彈一星，且人口數(shù)量從不到5億增長到近10億，同時又遇到三年自然災害、被逼還債等多種原因，全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相對較慢。但卻把那個時代等同于舊社會“吃不飽、穿不暖”，完全是對毛主席時代經濟發(fā)展成就和人民生活狀況的的歪曲、污蔑和丑化，是某些專家教授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和階級立場所決定的，是歷史虛無主義的重要表現(xiàn)。專家們正是以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偏見和立場被牧羊老漢的話“說蒙了”，也立馬可以看出來，究竟誰的覺悟高？誰的認識水平高？

　　5、不正視當今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不是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

　　專家們竭力夸大當今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他們認為，“今天老百姓不論生活水平、生活質量還是生活環(huán)境，跟毛主席時代都發(fā)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現(xiàn)在呢，衣食無憂，有魚有肉，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小轎車開進了普通老百姓家。怎么會不如毛主席時代好呢？”這絕對不是實事求是。李克強總理四年前在人大會議記者招待會上說，全國還有六億人口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黨中央近幾年特別強調開展農村扶貧工作。如果農村大多數(shù)農民達到了“衣食無憂，有魚有肉，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小轎車開進了普通老百姓家”，還用得著全黨全社會“扶貧”工作嗎？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家庭能達到上述生活水平嗎？邊遠山區(qū)的大多數(shù)農民生活能達到上述狀況嗎？即使作為改革標桿的小崗村未必都能達到上述生活狀況。最近麥收，多次從網絡上看到，農民種了十幾畝地售賣后，僅得2萬多元，拋去種子、化肥、收割機等費用外，僅剩兩、三千元。這就是一家農民辛辛苦苦大半年的收入，這可能是大多數(shù)靠種地生存的普普通通的農民生活狀況吧！那個牧羊老漢的生活也絕對不是“專家”口中的“衣食無憂，有魚有肉，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小轎車開進了普通老百姓家”的狀況，否則他怎么不會說“鄧小平時代好”呢？

　　6、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牧羊老漢雖然是一個極普遍的農民，也沒有受過系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官方教育。但他對社會現(xiàn)狀的認識為什么如此準確？如此深刻？因為實踐出真知，他的認識完全是建立在親身經歷的毛主席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比較對照中做出的科學結論，是真正的實事求是。而且這個認識絕對不是單純的他個人認識，實際是代表了絕大多數(shù)不靠任何歪門邪道的普普通通的工人、農民的認識。一是因為他們對毛主席有極其深厚的感情，他們通過新舊社會的對比，真正體會到毛主席是真正的大救星，解放后不僅給他們帶來物質生活的幸福，也帶來了精神方面的享受和翻身解放的社會地位的提高。二是鄧小平時代他們也付出了極大的勞動代價，但收獲卻遠遠小于付出。三是他們物質生活方面不同程度地有較大的提高，但社會環(huán)境、社會風氣、干群關系卻遠遠不如毛主席時代，且重新被壓在新的三座大山之下。從這個意義上實際是說，這個社會不是真正的發(fā)展了，而是在某種意義上倒退了，退步了。這個牧羊老人文化層次并不高，但他不看人下菜碟，敢于直來直去，說大實話。他同那些大頭銜、大教授、大專家的認識相比，恰恰證明了毛主席所說的“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同時也再次證明，知識分子自覺改造世界觀和自覺接受工人、農民再教育仍然有其必要性。那種以為自己讀了幾年、幾十年書的高文憑、高學歷、高權勢者把自己看做高居于普通工人、農民之上，且對最基層的工農群眾指手畫腳絕對不是工人農民需要的合格的知識分子。

　　7、專家教授們完全不懂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本質特征

　　參與調查的這些專家教授可能是搞社會科學的專職的哲學、經濟學、黨史黨建等專家。他們一定系統(tǒng)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的“教育”。筆者也是一名專職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對中國當今思想理論界的狀況比較熟悉。教哲學的搞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比非專業(yè)和普通人頭腦中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還要嚴重。教經濟學的大肆批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竭力鼓吹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實則人本性自私論。教黨史黨建的也未必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黨建理論。那個在中共中央黨校任黨建部主任的王長江教授竟然在全國黨校教師培訓會講課中公開說什么，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坐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出的一些概念、范疇拼湊出一個思想體系，我們專業(yè)學者自己都搞不清楚，竟然把它拿來作為黨的指導思想？這就是堂堂的中央黨校教授的“馬克思主義”水平。2015年在北京大學召開的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上，北大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的大會發(fā)言，竟然也說什么馬克思主義就是讓人們生活得好一些，而絲毫不提消滅私有制和消滅階級。因而在當代中國流行的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也只提物質生活、物質消費。這種離開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政治制度的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絕對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而是赫魯曉夫的“土豆燒牛肉”的修正主義的翻版。

　　8. “刁民”稱呼反映了干部隊伍素質的底下

　　該文中還講到“經常聽見一些基層干部抱怨，說現(xiàn)在的老百姓不好管理，叫‘“”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費力不討好，樣樣不如意’，有的在私密環(huán)境里直接叫他們‘刁民’”。“刁民”是幾千年的傳統(tǒng)社會中各級官吏對不聽話、不服從管理的普通百姓的蔑稱，然而至今某些共產黨的領導干部也這樣稱呼百姓，這典型地是把群眾視為群氓、流寇、無賴的現(xiàn)實生活中的英雄史觀思想。已經發(fā)展到21世紀的社會主義中國竟然還發(fā)生如此蔑視、仇視普通工農群眾的社會現(xiàn)象？老百姓為什么“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來罵娘”、“費力不討好，樣樣不如意”？因為他們勞動了，辛苦了，付出了，但收獲遠沒有達到他們的要求。他們受到了許許多多不公正的待遇。他們無處傾訴，無處伸冤，稍有反抗就被鎮(zhèn)壓。這就是相當多的最基層的最普通的工農生存狀況。可是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不調查、不研究，置之不理，反而卻大加指責，以權壓人，以勢壓人，以法壓人。這就是牧羊老漢口中“官員太壞”的原因吧！

　　9、在追求富裕之后再追求公平，還是在追求公平過程中追求富裕？

　　本文的標題是“老百姓富了之后還想要什么？”。這個命題有兩個錯誤：一是老百姓的追求目標只能是先追求富裕后，才能追求公平、正義。這是不正確的。二是當今的老百姓都已經“富了”嗎？不能這么說，只能說一部分人富了，大多數(shù)還沒有富，我們離共同富裕差得遠。追求富裕與追求公平正義從唯物史觀角度講，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關系、經濟與政治的關系。任何對生產力的發(fā)展都必須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進行。資產階級產生時，它必須沖破封建制度的束縛，才能發(fā)展自己的生產力。經濟要發(fā)展也必須在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政治路線下進行。也就是說，絕大多數(shù)人民要真正富裕起來，必須建立在符合人類社會生產力和歷史發(fā)展方向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度。追求富裕生活與追求公平正義是同步進行、相輔相成的。毛主席時代追求物質幸福就是與追求公平同步、在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前提下進行的。所以才有牧羊老漢的正確回答。

10、如何搞好黨的建設?

　　非常可喜地看到，文中提到的專家組成員聽到牧羊老漢的回答后，盡管一時被“說蒙了”，但他們并沒有否定老漢的回答，而是引起了深深的反思。如文中所說：“一車人沉默無語，不想剛才的生動活潑，顯然大家都在回味放羊倌的話語。”“放養(yǎng)老漢的話告訴我們，黨建不做好，生活改善再多也沒有用，物質條件好了，也未必能得到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感恩。當然，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圖感恩，但是也比較在意老百姓的滿意度，對吧。專家們自我感覺十分了解老百姓了，但是卻不知道，老百姓追求富裕之后，還需要公平，安全，心安理得。”這種從“黨建”高度認識這一問題是正確的。但本文并沒有展開。我覺得在強調黨的建設的同時，還應該注意兩點：第一，應該思考為什么老漢對毛主席時代評價如此之高。如果毛主席的路線錯了，能有群眾如此之高的評價嗎？那種繼續(xù)頑固堅持毛主席晚年錯誤理論與實踐的觀點是絕對錯誤的。老漢發(fā)自內心的肺腑之言也是檢驗毛主席的理論與實踐是真理而不是謬誤。第二，如何加強黨的建設？一是必須強調我們黨100年最成功的寶貴經驗是“思想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二是全黨從上到下老老實實、認認真真讀讀馬列、讀毛主席的書，任何當代理論也不能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三是必須在全黨對當代中國開展全面的調查研究工作，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做出有說服力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結論。我們的理論家、專家能系統(tǒng)地依據(j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建國70多年做出如這位牧羊老漢的科學結論嗎？第四，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對當代社會形形形色的封建主義權力至上、資本主義的金錢之上，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思潮等進行持續(xù)和徹底的批判，沒有這種批判，就絕對不能保證馬克思主義理論路線的貫徹執(zhí)行，不能保證堅定不移沿著毛主席開創(chuàng)的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

　　2024年6月23日

　　附錄：

大民：老百姓富了之后還想要什么？

　　昆侖策研究院 2024-06-20 05:41 北京

　　人民大學黨史黨建學院院長楊鳳城教授講課的時候，舉了個例子，來說明黨建工作的重要性。大致如下：

　　專家組到黃河沿岸調研考察，黃河大堤上遇見一個放羊老漢，就停車做個隨機采訪。

　　問：老鄉(xiāng)，你覺得毛主席時代好，還是鄧小平時代好？

　　答：當然是毛主席時代好。

　　專家預設的答案是放養(yǎng)老漢會說改革開放之后好，因為老百姓不論生活水平、生活質量還是生活環(huán)境，跟毛主席時代都發(fā)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個老鄉(xiāng)的回答，讓專家們差點沒接住。

　　專家問：毛主席時代吃不飽、穿不暖，現(xiàn)在呢，衣食無憂，有魚有肉，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小轎車開進了普通老百姓家。怎么會不如毛主席時代好呢？

　　又答：因為毛主席時代大家都是公平的，當官的沒這么壞，有錢的沒這么黑。

　　一句話把專家們說蒙了。

　　車隊繼續(xù)前行，一車人沉默無語，不想剛才的生動活潑，顯然大家都在回味放羊倌的話語。

　　放養(yǎng)老漢的話告訴我們，黨建不做好，生活改善再多也沒有用，物質條件好了，也未必能得到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感恩。當然，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圖感恩，但是也比較在意老百姓的滿意度，對吧。專家們自我感覺十分了解老百姓了，但是卻不知道，老百姓追求富裕之后，還需要公平，安全，心安理得。

　　生活質量很大程度上是由“軟件”組成的，主要是一份心理上的感受，來自黨和政府的貼心關懷，來自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老百姓不是感覺不到，但是他們脆弱的滿足很容易被個別的腐敗現(xiàn)象擊碎。尤其是身邊的腐敗人物、腐敗事件，可以事半功倍抵消黨和政府為人民做的一大堆好事。套用馬斯洛的需求層級理論，意識溫飽之后，老百姓更關心尊重和自我實現(xiàn)。

　　經常聽見一些基層干部抱怨，說現(xiàn)在的老百姓不好管理，叫“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費力不討好，樣樣不如意”，有的在私密環(huán)境里直接叫他們“刁民”。道理相似：對于人來說，不論在社會的哪個層面上，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物欲的滿足不是那么困難了，對于平等、尊重和自我實現(xiàn)的要求，可能是“富裕之后”最大的問題。

　　一生致力于改善中華民族生存質量的社會學家費孝通也有類似疑問，就是“富了之后怎么辦”？他給出的答案是：“藝術的生活。”他認為，藝術可滿足人類精神層面的需求，藝術帶來的審美滿足，顯然還不是根本性的普遍性的，因為天生對藝術不敏感的人口大量存在。真正關乎人性的共通的東西，還是平等、尊重和自我實現(xiàn)。

　　黨建教授楊鳳城同志用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沒有良好的社會秩序，沒有能夠感受到的公平正義，沒有多數(shù)人都能夠得到人生出彩的機會，沒有共同富裕，僅僅是財富的堆積，有時候還是畸形的片面的堆積，只會讓社會更加浮躁，人心更加粗糙。財富積累并不是幸福指數(shù)提高的充要條件。

　　其實，跟反“四風”從官場開始一樣，遵循的是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之類中國老百姓的文化心理。在黨領導一切的今天，黨建抓好了，的確可以事半功倍，輕松前進。最根本的，還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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