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7年9月，全國剛剛進入開學季時，上海市傳來了一則重磅消息：此前大張旗鼓、所謂“隆重推出”的上海市二期課改的高中一年級歷史教材，在全國各界聲討之下被正式停用。
輿論戲稱“醞釀八年、試用三年、推廣一年”。
一年前，2006年9月1日，就在那版受人矚目的歷史教科書被上海教委宣布正式使用的第一天，美國《紐約時報》駐華分社社長周看(Joe Kahn)就洋洋灑灑、興奮書就了一篇措辭微妙的報道：《毛澤東去哪了？中國修改歷史教科書》。
八天后，2006年9月9 日，毛主席的忌辰日，周看又興致沖沖地接受了南方系媒體《南方周末》的采訪，大肆贊揚上海市“與時俱進”。
在南方系的話筒前，周看稱：“我看到上海的新版高中歷史教材里曾經長期占很大比重的強調毛澤東領導革命、階級斗爭的內容，已經相對減少了。而摩根銀行、比爾•蓋茨、紐約證交所都進入教科書，政治英雄讓位給經濟英雄……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也是我寫那篇報道的動機，上海市方面做得非常不錯。”
那部教材，可以說是當時近三十年來去意識形態化、去階級化、去毛化思潮向教育領域滲透的巔峰之作。
可以說，已經毫無保留、毫不遮掩地顯示了右翼買辦力量對下一代孩子所使用的教材課本的思想入侵。
同時，也反應了上海作為改革開放“經濟龍頭城市”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某種“旗幟性”。
當然，以那部“經過上海市委審核”、帶著毒氣的教材為節點，也為此后不久上海市的政治震動、肅清正源埋下了伏筆。
事實上，從前一年的2006年秋天開始，北京市李文海、沙健孫、張海鵬等七位歷史學者就在孜孜不倦地痛批、反對、抵制上海市這部烏煙瘴氣的教材，要求上海市教育局立刻停用該教材、整肅上海市課改辦。
特別是對上海大學歷史學教授朱學勤以“殖民有功論”力挺那部毒教材的反動觀點的駁斥，最為激烈。
推薦閱讀：學閥的山頭主義
這七位學者的批評意見當時集中刊登在教育部所屬科研機構、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一份內部刊物《社會科學情況反映》上，他們認為：“編撰者思想混亂，該教科書既脫離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也脫離中國史學發展的實際，淡化意識形態、非意識形態化的表現比比皆是”、“上海版歷史教科書離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只講現象不講本質，在政治方向、理論方向、學術方向上都存在嚴重錯誤，上海地區必須立即停止使用這個新版教材。”
除了發表會議紀要，這七位學者還以中國史學會的名義開會并上書有關部門，可惜一度未能撼動上海教育界的一意孤行。
可以來品味一番朱學勤教授的論調：“關于殖民與反殖民的歷史，我覺得既應該講出異族統治的不一樣，同時也應該講，當時這種殖民活動在世界范圍里面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客觀上帶來的一些文明因素，如果僅僅局限在過去殖民和反殖民的歷史所形成的仇恨，今天上海外灘的那一條街就沒有理由存在了。我們可以這樣講，一部殖民與反殖民的歷史既是統治和反抗的歷史，同時也是一個文明輸入和文明擴展的歷史。我認為，也恰恰是多方面因素的參與，共同創造了我們沿海文明地帶的歷史。”
這就是當時上海市主流歷史學者的近代史觀。
著名文人余秋雨那個時候也站出來支持上海市的教材改革：“在這個文化亂糟糟的時代，我們缺乏一種鮮明的文化態度和文化選擇，這樣就很難有明確的文化形象。不能為了求穩就不敢表達自己的態度。就像前段日子上海改了歷史教科書，是個很大的進步。”
“侵略有理，反侵略有罪”，這構成了一定時期內中國輿論與教育系統難以扳倒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
配合著美國在反恐降溫后掀起的亞太戰略和日本右翼的釣魚島爭端以及修改日本教科書中有關南京大屠殺史實的事端，席卷了中國孩童們汲取養分的課堂。
更讓人無語的是，時間并沒有沖淡國內教育系統的毒味，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如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學語文教材里的史觀亂象：
從歷史看，1920年日本外務省成立了對華情報部，陸軍省成立了新聞班；四年后日本海軍省又成立軍事普及班，關東軍成立了“報導組”。
日本人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服務輿論攻勢。
從1932年開始，日本陸軍省開始在侵華日軍中安插攝影師和文人，擺拍宣傳日本軍隊“對中國百姓之友好”。
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使用的那張“日本軍人背中國老奶奶”圖片，正是出自日軍新聞團隊之手。
同類型的題材還有“日軍叔叔給中國小女孩一顆糖”，這個日軍創作的歷史小故事曾被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閻連科（也是方方的好朋友）使用，在輿論場肆無忌憚得美化日軍侵華。
不禁想問：我們的精英階層、體制內的文化高層，都是些什么生物啊……我們的納稅款都養了些什么反骨反動之廝啊……
推薦閱讀：再論體制內知識分子
還是看歷史：1936年，日本關東軍出資成立“弘報協會”，控制了中國北方宣傳組織，高柳保太郎擔任理事會理事長，板垣征四郎擔任最高領導人（委員長），他們手握四大報——《盛京日報》《大同報》《大北新報》《日日新聞》，對中國愛國報紙、宣傳機構則趕盡殺絕、血墨混染一片。
四年后，汪精衛的日偽政權在南京建立，在日本人指導下以“反共，和平，建國”為幌子，對教科書進行了顛覆式修改。
汪偽政權治下，由三通書局修訂《國定教科書》，同時規定中國小學生必修課有《日語讀本》一至四年級和《日語教學》，中國初中生必修課有《日本名作集》和《大東亞文宣論集》。
1945年，汪偽政權治下的機關報《中華日報》如是報道：“皇軍經過河南農村，正值大麥長成時，皇軍不忍破壞中國農民的耕種成果，寧可選擇渝軍（國軍）布滿地雷的道路前進，皇軍寧可自己冒著危險……”、“以前謠傳皇軍殺光，搶光，燒光，這次華北方面軍下達了‘三勿’主義：勿燒，勿犯，勿殺，紀律落實到每一個士兵，無論進駐何地，井然有序。”、“無論哪一個城市，哪一個村莊，皇軍一到不出幾日，逃散的居民就紛紛回來，原因何在？因為日本兵對每一位中國老百姓都很和藹……”
他們永遠在對孩子下手，里應外合，言行匹敵。
還記得1993年第2期的《少年兒童研究》雜志嗎？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云曉文章《夏令營史上的一場變革》一炮而紅，奠定了持續三十年之久的“日本新時代侵華”。
那篇文章的縮寫稿《我們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對手嗎？》后來又發表于1993年7月號《黃金時代》雜志，成為至今都難以肅清余毒的歷史暗物，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其源頭正是他們受教于課堂之上的幼時。
2
1986年，義務教育政策的頒布使得更多適齡人進入學堂，語文教科書中記載的許多震撼人心的愛國故事、黨史人物，也不斷在人們口中得到傳頌。
最典型如《劉胡蘭》，《誰是最可愛的人》等，都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文章，感染了一代代中國人，它教會了我們什么是愛國。
但是，隨著世紀之交一次次的語文教科書課改，一篇又一篇愛國主義文章和涉及黨史教育的課文被踢出課本，最讓人憤怒的無疑是2001年《誰是最可愛的人》慘遭刪除。
《誰是最可愛的人》是抗美援朝題材的文章，也是極為經典的一篇紀實類教文，作者魏巍用生動感人的筆觸描繪了那些為新中國的安危和全民族的階級利益而舍生忘死的戰士。
魏巍曾親眼目睹朝鮮戰場的殘酷，因此文章中的深情也是由心出發。
他看到朝鮮老百姓被美帝國主義軍隊殘殺，看到尸橫遍野、家破人亡的被侵略場景，心里萬分悲痛，也為志愿軍戰士不畏生死、勇敢殺敵的精神感到振奮。
為了讓國人能夠感受到我志愿軍的英雄氣概、理解抗美援朝戰爭的階級正義性和時代必要性，他寫下了《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文，并迅速傳遍大江南北。
然而，這篇感動了無數國人的文章，卻在半個世紀后的2001年被踢出了教科書。
當時如此考慮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文章描繪過多戰爭畫面，所謂“用詞過于夸張”；另一個原因是所謂“文章主題與當今和平的時代背景相差甚遠”。
有聲音在那時指出：革命英雄主義已經不符合眼下時代觀，尤其不利于中國入世的輿論環境和同美國的外交關系。
這其中嗓門最大的就是時任教育部副主任王旭明，他認為《誰是最可愛的人》這一文章著重描寫了志愿軍在朝鮮作戰時與美國的針鋒相對，容易激發起民眾對于美國的惡意……
這樣的怪事在那個時期根本不是孤例，比如被禁播二十年之久的歷史連續劇《抗美援朝》。
去年8月12日，電視劇《抗美援朝》的導演、也是國家一級導演、中國電影家協會名譽主席的李前寬老師，因病逝世，享年80歲。
李老師是著名的愛黨愛國導演，主旋律代表作有很多：《佩劍將軍》《開國大典》《重慶談判》《決戰之后》《七七事變》等。
其中《開國大典》獲第10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第13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重慶談判》 獲“華表杯”政府優秀影片獎、第17屆百花獎優秀影片獎。
但是李前寬老師生平有一個最大的遺憾，那就是2000年9月在大連拍攝的那部超精品電視劇《抗美援朝》，至今死活上映不了。
理由就是2011年時的外事領導小組秘書長的那句蒼白且直接的：“抗美援朝的歷史意義早已過時，如果我們過多強調抗美援朝容易激怒美國人，不利于中美外交關系”
這部三十集的電視劇凝聚了太多人的汗水和付出，飛機坦克大炮、五次大戰役全景呈現，動用了超過十萬人次的部隊參演，包括亞、歐、美、非等十七個國家的演員和群眾演員。
李前寬導演那時候甚至親自在美國招演員，報名者超過千人。
劇中有許多內容還是首次披露的歷史真相，如巨濟島戰俘營事件，直面了美軍和KMT特務殘忍虐待我軍和朝軍戰俘的史實，還有毛岸英同志犧牲的場景據說拍了不下五十遍才過關......
劇組在大連光布景就花了三十多萬，這在2000年簡直是天價投資。
然而結果就是：死活死活死活不給你播。
央視前臺長楊偉光2009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訪問時，如是回答：“《抗美援朝》，外交部開始覺得要慎重。后來美國人要紀念朝鮮戰爭，主題是朝鮮戰爭遏制了共產主義的擴張……我們找外交部，說美國人敢紀念朝鮮戰爭，我們為什么不做？最后就同意做………但是非常遺憾，當時搞慢了，片子延遲了一年多，大家審看了都認為可以播的時候，美國那邊又來了個9·11。這世貿大樓剛被炸，你再來個抗美援朝就不太好……就沒有播了。”
據說《抗美援朝》的母盤已經被銷毀，可能永世無法再上映………
這不得不說是黨史文藝領域和人民群眾的一大遺憾。
3
繼續說回歷史上的教材改革。
除了像《誰是最可愛的人》、《黃繼光》、《劉胡蘭》被直接剔除，還有許多愛國主義文章的內容被進行了一定修改。
比如：岳飛、文天祥、霍去病。
欲滅其國，先滅其史；
欲閹割民族精神，先覆滅民族英雄。
對于“民族英雄”稱號的使用，二十年來不斷有所謂學者給出意見，岳飛等人“破壞民族團結”，不應再樹立為英雄。
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主任余桂元，正式下令把岳飛的“民族英雄”稱號摘除。
同時除了岳飛，文天祥、霍去病等也沒能逃脫余桂元之毒手。
余主任的觀點是：“大宋的敵國金國是少數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權，而此部落后來演化成了清朝的后金，也就是說女真人融入到了華夏民族，已經不再算是侵略者，因此如果這樣算的話，岳飛當初對抗的金國就不算侵略者………而打敗文天祥的蒙古族，后來建立了元朝，這與岳飛同理，因此之前的沖突最多算是內訌。”
難怪今天的我們某些人士為了“統戰”、為了“統一”，會不惜淡化我們的解放戰爭、甚至淡化我們的反圍剿、長征，就是為了不得罪臺灣省的某些勢力……
看了余桂元這樣的教改人士的發言，諸多亂象也就不足為奇。
對了，余桂元主任還是竭力要求將《狼牙山五壯士》從語文教材中剔除的主力軍。
他的理由很簡單：“為了中日關系，我同意刪除《狼牙山五壯士》…………”
那么，黨史教育課文和愛國主義文章頻頻被刪被改的改革結果是什么呢？
極盡直觀：讓位給崇洋媚外的西方名人虛構故事。
從上世紀末開始，大量吹捧西方政治人物、歷史事件的外國小作文，被作為語文教材的正式課文進入了中國學生的課堂。
比如《愛迪生救媽媽》、《華盛頓與櫻桃樹》這類文章的毒害影響十分深遠。
以包容開眼為表，實為文化滲透甚至傳教。
世界上第一例闌尾手術是在1886年完成的，而那些年的課本中卻說愛迪生是七歲幫助醫生完成闌尾切除的——愛迪生七歲才1854年。
作為主力傳播者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后來也通過檢查并進行了說明，認為故事并不是教材改革后由人教社加入的新故事，而是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出版，人教社只是2002年收錄進教科書而已…
這樣的解釋顯然難以服眾。
如此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著名的小學課文《藍色的樹葉》 ，文中提到了中國小朋友不愿意借筆給另一位小朋友，導致另一位小朋友畫出藍色的樹葉，悄悄地表現了“小氣自私”的中國人形象。
再比如《地震中的父與子》，原文出自1944年的一本心靈雞湯，故事原本的發生地是歐洲的亞美尼亞，并不是美國，但到了我們中國孩子的課本里，就被教育系統內的黑手改成了美國。
在歷史演進的進程中，許多鬼影的搖曳是抹不掉的。
1982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根據語文課的特點進行"的要求。
隨著改革措施的推出，歷史功勛人物、特別是領袖偉人占據教科書主要版面的情況逐步扭轉：人民領袖成了配角，革命歷史成了偏門。
1995年，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語文教學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溫立三，進入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室副主任，開始主編中學語文教材，2014年被安排大學語文教材的編寫。
在溫立三的筆觸之下以及選擇素材的視野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歷史成了一片黑暗，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乃至未來更是讓他“痛心疾首”，甚至一度揚言“希望美國應當準備動手滅亡我們……”
梳理一番這位教育大拿的言論：
中華民族是一個毫無希望的垃圾民族，是一個野蠻落后的民族，是一個最善于自輕自賤的民族；
我一想到美國，就會感覺中華民族真的不配在這個地球上存在；
是西方文明改變了中國，我們卻不知感恩；
侵略者和殖民者是文明的播種者；
我們的教科書應該由美國人編寫；
邱少云有什么值得紀念的？火葬場燒尸體它也會翻個身…
2017年7月6日，國務院終于下發通知，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旨在進一步做好教材管理有關工作。
國家教材委員會主任由國務院副總理延東同志擔任，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指導和統籌全國教材工作，貫徹黨和國家關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針政策，研究審議教材建設規劃和年度工作計劃，研究解決教材建設中的重大問題，指導、組織、協調各地區各部門有關教材工作，審查國家課程設置和課程標準制定，審查意識形態屬性較強的國家規劃教材。”
“審查意識形態屬性較強的國家規劃教材”，一句話表達了歷史的真相：過去三十余年，我們的教材在意識形態層面是紊亂失序的、是雜亂不堪的、是扭曲反動的。
4
這是烏克蘭的中學教科書《烏克蘭歷史導論》里的班德拉章節：
班德拉，我之前已經寫過很多了，納粹德國的附庸、東歐戰場赫赫有名的法西斯劊子手。
推薦閱讀：關于班德拉
從2002年開始，烏克蘭的課堂已經推行了這套教科書，起初阻力很大，許多從蘇聯時代走來的老師拒絕將班德拉稱為“英雄”或“國父”。
然而烏克蘭教育部在美國的施壓和內鬼的操作下，威脅拒不配合的老師會受到停職等處罰，強行普及這些帶著毒氣的教科書。
當時，擔任烏克蘭歷史課綱編撰工作的顧問就是美國人。
二十年來，美國人指揮了烏克蘭孩子的教材，又指揮了烏克蘭納粹的軍隊。
在課本中，列寧是侵略烏克蘭的屠夫、蘇聯是占領烏克蘭的帝國、社會主義是最惡的制度——而美國和資本主義是烏克蘭人民的救世主。
這些毒教材的編寫和審訂都是由美國豢養的教育NGO在各國策劃，隨后傳入烏克蘭境內的親美知識分子手中。
通過修改歷史課綱，烏克蘭的下一代孩子們紛紛認賊作父，并把羞辱蘇聯老紅軍當成是“時尚而勇敢”的皿煮行為……
這一套，美國人玩的太熟悉了，因為當年的蘇聯就是這么被美國和內鬼玩死的。
在斯大林時期，蘇聯曾設定“所有的高校都必須要上三門思想政治課，師范類的還要多加一門”的硬性規定，三十年后，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治下的蘇聯教育界則產生了巨大的裂縫。
蘇聯在1986年和1989年進行了兩次哲學課改革，最終形成了《哲學導論》課本。
這個課本對全蘇教育改革和輿論意識形態轉向造成了重大影響，戈爾巴喬夫打著“在蘇聯的歷史和文學中都不應有被忘卻的名字和空白點”的旗號，率領教育系統和新聞業界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歷史虛無主義運動。
1988年6月，蘇聯教育部門做出決定，全國所有學校的蘇聯歷史課本在1989年全部銷毀，并取消學校的歷史考試，直至供學校使用的新的更真實的蘇聯歷史課本編寫出來之后才恢復。
一年后，蘇聯高等院校更是取消了許多傳統的社會科學課程，如取消“蘇共黨史”，以“20世紀社會政治史”代替；取消“科學共產主義”，以“現代社會主義問題”代替；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以“哲學”代替；取消“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和美學原理”，以“倫理學和美學原理”代替……
蘇聯的大中小學成為了傳播西方政治學的陣地，一些能說西方辭藻的自由派教師被捧為“學術大家”。
1989年，蘇共退黨人數為十四萬，1990年上半年達到了三十七萬，蘇共二十八大召開后的七八月時間里又增加了三十一萬人。
1991年7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中說：“在最近一年間，共有四百二十萬黨員退黨……”
對此，美國總統老布什的看法是：“蘇聯的改革正在朝著現代化的方向前進，蘇聯的新一代年輕人正在呈現不一樣的面貌。”
這是很好理解的，因為在日本，在韓國，在伊拉克，在歐洲，在臺灣省，在幾乎每一個被美國人滲透的地方，他們都是這么做的：
跋
去年4月6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沙塔爾·沙吾提以分裂國家罪、受賄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法庭庭審中，依法保障其各項訴訟權利。
以沙塔爾·沙吾提為首的分裂國家犯罪集團，長年來將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極端等內容編入少數民族語言教材，在新疆印發近2500余萬冊，面向232萬名維吾爾族在校學生及數萬名教育工作者，使用時間長達13年之久，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危害。
自2002年起，沙塔爾·沙吾提在上述職務任職期間，以分裂國家為目的，利用主持編寫、出版中小學民族文字教材工作之機，多次釆取單獨授意和召集會議等方式，組織阿力木江·買買提明（時任自治區教育廳副廳長，已判刑）等人，專門挑選多名具有民族分裂思想的人員進入教材編寫組，上述人員在編寫教材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沙塔爾·沙吾提為首的分裂國家犯罪集團。
經法院審理查明，沙塔爾·沙吾提在傳達教材編寫、出版工作要求時，違背教材編寫宗旨和指導思想，以突出“地方特色、本民族特色、體現本民族歷史文化”為幌子，極力要求在教材中編入宣揚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極端等思想的內容，以達到“去中國化”的分裂國家目的。
同時，沙塔爾·沙吾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或職權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謀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財物共計價值人民幣1505.27692萬元。
經審查，這起少數民族語言問題教材事件中查處的具有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極端等內容的問題課文共計84篇，其中2003版41篇，2009版43篇（其中22篇選自2003版“問題教材”）。
現已查明，在上述教材影響下，阿不都沙拉木·阿不都外力、木太力甫·庫爾班等人（均已判刑）參與實施了烏魯木齊“7·5”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活動；阿布力孜·熱西提（已判刑）參與實施了“4·30”烏魯木齊市火車南站暴力恐怖犯罪活動；阿提坎木·肉孜（已判刑）參加中央民族大學原教師伊力哈木·吐赫提為首的分裂國家犯罪集團并成為其骨干。
國之大計，在于教育。
想要建立一個國家、扶起一個民族需要幾代人的浴血奮戰，但摧毀這一切只需要毒害一代兒童就能夠做到…
亂我教育者，必以專政之。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