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人生》

　　早在2013年，我就寫了一篇《墓志銘》，今年生日前，又稍做修訂：

　　《墓志銘》

　　劉雪峰…黑龍江省哈爾濱人

　　童年時，家庭成份被劃為“官僚資產階級”；高中畢業后，因“右派言論”被取消考大學資格；參加工作不久，就成了“下放干部”。文化大革命中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奮起造反。經中共中央批準，曾任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常委；粉碎“四人幫”后，又被中共黑龍江省委定為“四人幫”在黑龍江省的黑爪牙、幫派骨干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并監禁五年；最后，被判犯有“陰謀顛覆政府罪”。后來下海經商，在黑龍江國際工程技術合作公司退休。

　　縱覽一生：多處逆境，罪名累累；歷經坎坷，屈辱多多。嗚呼，悲哉！

　　然逆境磨煉意志，坎坷激勵進取，多彩人生又何嘗不是一件幸事。

　　晚年始得清閑：或寓所博覽群書；或域外云游四海。偶有感悟，不避文網，秉筆直書，聊表心跡。

　　著有：《塵封的記憶》、《殤海紀實》、《域外紀行》、《卯公詩鈔》、《卯公文齋》和《瑣憶雜譚》等。

　　正是：度盡劫難終無悔，坦蕩從容歸自然！

　　2019年6月5日

　　劉公自識

　　2016年出版《卯公詩鈔》時，我把它附在書后了，這次又把它列在最前。因為這篇《墓志銘》不但概括了我這一生，也能看出“扭曲”的端倪。至于扭曲的表現和根源，在我此前發表的著作中已經有所闡述，這次無非是把我思想認識、轉變的過程，比較系統地梳理一下而已。

　　回顧我這一生，坎坎坷坷，歷經磨難。晚年本該享清福了，卻又寫下這樣一些不合主旋律的著作，說來也真夠執著的了。這股勁兒是從哪兒來的呢?我不想把自已標榜得那么高大，什么“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等等。說直白點，就是為了“叫真兒”、“打假”、表明一下自已的觀點而己!

　　可是世上的事竟如此吊詭、怪異：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卻把我這位信仰馬列的人視為異類。幾乎我這一生大部分歲月一直是處在當局的排擠、防范和監控之中。直到如今，我寫的書不讓上架，我在網上發表的文章也很快就會被屏蔽，甚至有時和女兒在網上發點我寫的材料都發不出去……前年，我在回復朋友時，寫了一首短詩：

　　《自嘲》

　　平生累數罪，

　　苦笑難面對；

　　自許信馬列，

　　當局視異類！

　　這難道不正是我“扭曲人生”的寫照嗎?

　　一、“右派言論”的效應

　　人們常說：“良好的開端，便是成功的一半兒。”我認為還應當有下一句：“糟糕的開端，往往會倒霉一輩子!”

　　我在阿城中學初中畢業后，又考入了高中。當年學校也更名為阿城第一中學，并搬往金故都“白城子”附近。

　　當時黑龍江省有高中的中學并不多，哈爾濱市也只有三四所。哈爾濱附近各縣，巴(彥)、木(蘭)、通(河)需要到呼蘭上高中，而尚(志)、方(正)、延(壽)則要到阿城上高中。所以，在校生大部分要在校寄宿。這樣，學生們除了上課、自習外，便有大量的時間在一起交談，宿舍就成了大家交流、辯論的場所。我這個人向來不甘寂寞，又好發表自已的見解，于是便惹下了禍端。

　　當時正處在“反右斗爭”前后，看到報上一些右派言論我大加贊賞，也跟著說：“一黨專政就會導致獨裁，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又大談：蘇聯應恪守列寧的承諾，歸還侵占中國的150萬平方公里領土。中國要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要一切聽任蘇聯擺布。要與地面垂直，不能“一面倒”，一倒就會喪失獨立和主權等等。結果我的言論被積極分子和團干部匯報了，加上我這“官僚資產階級”的家庭成份，就給我扣上了“反黨”、“反蘇”和“反對黨的外交政策”的罪名，最后被定為“右派言論”，并取消了考大學的資格。

　　萬幸，當時我還有兩個不具備當“右派分子”的條件：一是國家規定中學生不抓右派;二是當時我還不滿十八周歲。假如再過一年，我既上大學了，又滿十八周歲，無疑就是“右派分子”了!

　　我高中畢業這年正趕上“大躍進”，當年僅黑龍江省就新成立20多所大學，恐怕高中畢業生全上大學生員都不夠，而我卻在大躍進的形勢下不讓上大學，這對一個年僅18歲的青年來說，該是多大的打擊啊!

　　記得我當時常到江沿或兆麟公園閑逛，有時在公園的長椅上一坐就是一兩個小時。累了，見沒人時還要躺一會兒，實足一個流浪漢的形象!

　　公園的廣播喇叭不停地播放著《社會主義好》的歌聲，唱著：“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反動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就想：我怎么會是反動分子呢?我從來也沒想過反黨、反社會主義呀。當時那類話很多人也都說過，怎么我一說就是“右派言論”呢?我知道，這可能與我的家庭成份有關，要做階級分析嘛!可是，就我家庭的實際情況，怎么也不該被定為“官僚資產階級”啊!即便夠，那也是我爺爺的事，與我又有什么關系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有時想著想著，竟在長椅上睡著了。當我醒來時，耳邊還不停地回繞著《社會主義好》的歌聲，心頭頓時涌上一陣無可形容的酸楚與無奈，竟情不自禁地流下淚來……

　　這段經歷給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可以說它的效應影響了我這一生。此后一系列的厄運：“下放干部”、“三類”和不讓入黨等等，都與這有關，自然也就成了我這扭曲人生的開端。

　　二、“中蘇論戰”的轉折

　　我參加工作不久，就成了“下放干部”。到工廠當了職工業余學校教師后，工作兢兢業業，也深得廠領導和職工的好評。在這段比較穩定的時期，激起了我強烈的求知欲，以補救沒能上大學的缺憾，便勤奮地自學起文史哲的大學課程和參考讀物。邊買邊賣，邊學邊教。不過，當時只是閱讀了一些毛主席的著作，對馬列的著作卻很少問津。

　　不久，中蘇矛盾日益加深，并逐步演成了“論戰”，直至最后分裂并兵戎相見。這對我這位一直有著強烈民族情結的人，特別是主要因為“反蘇”、“反對黨的外交政策”而被定為“右派言論”的人來說，感到無比興奮。似乎自已不但有“先見之明”，還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一致的。

　　這期間，我努力工作，刻苦學習，是我人生思想觀念大轉變的階段。我在1963年1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這一年來，更突出的應當是思想的進步。有時，連自已都覺得奇怪：我變得進步了，對一些社會問題的看法，使我逐漸和黨的精神一致起來了。”(見《塵封的記憶》【上】第12頁)

　　這段期間，不但認真學習《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列寧主義萬歲》和“九評”等一系列文章，還閱讀了在“注釋”、“索引”中提及的一些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原著。而且一看就著了迷，當讀完這些原著后我驚嘆道：“精辟而又富有說服力的理論闡述;縝密而又極具邏輯性的科學判斷;形象而又生動的語言描繪。這哪里是什么枯燥的理論文章，而是生動活潑的文藝作品。”

　　當讀罷這些論戰文章后，我感到無比振奮，并立志要做一名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論戰的文獻為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也可以說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后來我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當時盡管思想上有了很大轉變，可是有時還是對現實不滿，總希望有一種“新生的力量”來改變這一切。

　　在1962年8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不過，對中國的未來我倒有這樣的估計：我們的民族要復興，我們的國家會一天比一天強大，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萬物都擺脫不了生長、成熟、老朽乃至最后死亡的規律，社會現象也是如此。中國將會出現一股最先進、最革命、最有前途的新生力量。我們應當歡呼：新生力量萬歲!”(見《塵封的記憶》【上】第10頁)

　　對此，我還專門寫篇[回憶與述評]。文中說道：“當時我想象中的“新生力量”，還屬于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政治。但是，同時我又認為：社會主義革命不是改朝換代的手段;共產黨的領導不該又形成一個新的既得利益集團;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淪為封建專制的工具。

　　再具體點講，當時我認為社會缺乏公平和正義;青年人不能很好地施展自已的才能;似乎有一張無形的大網罩在身上，那些昏匱的老朽和新貴們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廣大勞動群眾并沒有真正當家作主……我相信只有未來的新生力量會改變這一切!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一出現，我真是欣喜若狂。特別是文革初期提岀的“很多部門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竊取了黨政財文大權”;后來毛主席說得更明確：“搞社會主義這么些年，資產階級在哪里還沒搞清楚，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這樣，我似乎看透了全部問題的癥結所在，也為“新生力量”找到了理論根據。我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應當是這“新生力量”，我便自然成了這“新生力量”中的一員，并在十年間積極參與演繹了一場壯觀的悲劇。(見《塵封的記憶》[上]第10～11頁)

　　三、“體制內”的外人

　　“回顧我年輕時，就像被風吹起的楊花柳絮，在空中飄來蕩去……不久，又把我飄進了文化大革命的激流和旋渦之中……”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嶄露了頭角，成了黑龍江省造反派的頭頭。因為一篇論“抓革命、促生產”的文章，得到周恩來總理、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賞識。為此，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和中共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親自到我所在的工廠，讓我“到省里為全省人民多做些工作吧。”這樣，不久我便一躍成為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的常委。從此，我成了能看到中共中央省軍級文件的“體制內”的人。

　　世上的事說來也真是難以琢磨。文革初，我借鑒反右斗爭的教訓，表面上一直保持沉默。可是黨的積極分子們卻給我貼了大字報，說我想要“右派翻天”，黨委暗中把我定為“三類”——比地富反壞右稍好一點。

　　后來毛主席批評了這種“形左實右”的行為，并提出“砸爛閻王殿，解放小鬼!”這樣，我們這些運動初期被整的人才成了“造反派”。

　　既然我成了“體制內”的領導干部，就得更加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和毛主席的著作。當時要求學習馬列的32本書和毛選四卷，這是我第二次學習馬列的熱潮。出于斗爭的需要，開展“革命的大批判”，而且要做到“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為此，我也確實下了一番功夫，我的一些大字報和批判文章就是這樣寫出來的。

　　文革初期，只分革(命)與保(皇)，很少過問是不是黨員。我有了這么高的職務后，不但別人不知道我不是黨員，我自已也忘了我不是黨員。我多次在全省工業、農業和財貿工作大會上作報告，大講怎樣“加強黨的領導”，1968年成立“哈爾濱民兵師”時，我還曾被任命為“師副政委”。

　　中共“九大”前，我才想起寫入黨申請書。“九大”后恢復了臨時省委(核心領導小組)，雖然我還繼續參加省委的重要會議，但是在我名下的括弧里多了兩個字——列席。從此，我便成了“體制內”的外人。

　　我曾一度不拿自已當外人，后來發現我錯了，這集中表現在我的入黨問題上。

　　盡管我當時積極工作、要求進步，可就是不批準我入黨。“九大”后，我曾兩次經省革委機關黨委批準入黨，又兩次被中共黑龍江省委否決了。

　　1975年中共黑龍江省委終于正式下達了三號文件——《關于提出應當承認劉雪峰同志是中共黨員意見的批復》，正式宣告我的入黨無效。

　　為此，我在6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看來路線不端正，我的組織問題是無望了。但是，他們可以不讓我入黨，不能不讓我繼續革命。我不會再寫任何申請了，遲早非讓他們承認不可，因為我早已是正式中共黨員了!”(見《塵封的記憶》[上]第280頁)

　　四、“巴黎大學”的進修

　　粉碎“四人幫”不久，我就被拘捕了。被關在省公安廳后院的看守所里，一關就是五年。最初被中共黑龍江省委定的罪名是：“四人幫”在黑龍江省的黑爪牙、幫派骨干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最后被判犯有“陰謀顛覆政府罪”。

　　奇怪不奇怪，扭曲不扭曲?在“四人幫”得勢時連黨都入不上，粉碎“四人幫”后卻又得到了重用——當了替罪羊!

　　聯想起我此前的一系列遭遇:“官僚資產階級”的家庭成份;“右派言論”;“下放干部”;“三類”;如今又得了這樣一些罪名，怎么能想得通呢?想著想著倒想起一首歌曲的名——《為什么受傷的總是我》!

　　在省看守所被關押這五年間，除了被審訊、寫交待材料，就是看書學習，這是我人生的第三次學習熱潮。

　　對這段期間學習馬列的情景，在《看守所紀實》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第十二章“巴黎大學”潛心修馬列

　　省看守所覽籍著文章

　　看守所里每日只提供《人民日報》，早晚準時聽一次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聯播”。此外，只準看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只是到了后期我才要來《漢語詩律學》等三本雜書。

　　過去我們只是按規定學習馬列的32本書，很少有時間通讀全集，全集放在辦公室里通常也只是個擺設而已。到這里卻不同了，一是有充足的時間看書，又不讓看別的書;二是有些疑難問題，也正想在馬列書上找到理論根據。這樣就逼我在看守所里潛心修馬列了。

　　后來有人問我:“你馬列理論見長，什么時候學的啊?”我說：“在中國‘巴黎大學’攻讀五年，怎么會沒有長進呢?”開始他聽我說“中國巴黎大學”還一怔，不一會兒他明白了“巴黎”——“笆籬子”之意也。

　　這一攻讀馬列，對我“思想改造”非但沒有好處，反而使我更懷異議，更頑固了。對照現實的改革開放，越看越像修正主義，特別是看了幾篇為考茨基和布哈林翻案的文章后，我得出的結論是：說什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看除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還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外，幾乎什么都不再堅持了。也許是我領會得不深、不透，總之我認為學習馬列主義原著，對現時緊跟黨中央肯定是要誤事的!(見《塵封的記憶》[下]第47～48頁)

　　身體被禁錮了，思想卻得到了解放。高墻之內，難免浮想聯翩，既有對以往的反思，又有對現實的評判，得出的結論就是六個字:政變、背叛、復辟!

　　這五年多的牢獄之災，給我留下了不盡的傷痛與思考，也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念。當年孫悟空被投進老君爐，煉出個“火眼金睛”，如今我被關在看守所五年，卻鍛造出一位堅強的反對派來!

　　五、念真經的殉道者

　　被關押這五年間，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真是“神仙方數日，世上已千年”。一切都變得那么陌生，甚至不可思議。看到這花哨的世界，我嘆道：“這不真的牛鬼蛇神都出籠了嗎!”對所宣揚的“新生事物”，我把它歸結為“沉渣泛起”;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我認定這是接過鐵托的衣缽，在搞修正主義，是資本主義復辟!總之，在我思想深處，與現行的路線、方針、政策格格不入。

　　為此，我用“二律背反”的規律來審視、判斷現時的一切：要么馬列主義真的過時了;要么現時背叛了馬列主義。如果說有中國特色的現時社會還是社會主義，豈不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可見，雖然我已經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殉葬品，可是我還在堅持念著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真經。最能表達我這復雜、矛盾心理的，還是我為“文革后記”寫的結語一一《我是誰?》，這里援引一段：

　　《文革日記》和《文革后記》修訂稿完成后，我又重新翻看、品味一番，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澀感，字里行間充溢流淌著茫然與無奈:偏僻鄉村小業主的孫子，竟背上了“官僚資產階級”的家庭成份;一個敢于發表點自己政治見解的中學生，竟受到了“右派言論”的處分;剛剛參加工作不久的“學員”，一夜之間又成了“下放干部”;在政治辦公室工作的業校教師，正在積極為黨工作的時候，卻被黨總支在暗中劃為“三類”;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卻犯下了“陰謀顛覆政府罪”。最后就像阿Q被定為“革命黨”一樣，被稀里糊涂地推上了刑場……

　　回顧我這一生，真叫人欲言又止、欲哭無淚。在茫然與無奈中不禁自己發問:我是誰?

　　去年冬天我在海南島三亞時，有一天下午，我獨自一人坐在海邊的椰林下，迎著習習吹來的海風，聽那轟鳴的浪濤聲，陷入了一種沉思的境界。

　　我在想:人這一生忙忙碌碌，你爭我斗，究竟為了什么?結果又能怎樣?到頭來還不都是一縷青煙、一撮白骨……感慨后我信筆寫下一首詩：

　　椰林當菩提，

　　樹下悟人生：

　　悲情唱國際，

　　得意哼大風；

　　蠅營爭利祿，

　　赤條去來空!

　　誰解終身誤，

　　盡在不言中……

　　這時，我又想起那位刻薄、嘴損的老同學的一些話：“共產黨不得意你，你還總往上貼乎。”;“共產黨都不信馬列了，你還堅持什么?”;“說好聽點你叫自作多情，說難聽點你純粹是個賤種!”

　　聽得刺耳，可是又無言以對。

　　是啊，我這一生一再挨整，事后還總往好處想，甚至自己對被整往往都能做出合理的解釋。就從這點，罵我是“賤種”也不為過。

　　(見《塵封的記憶》【下】第201～202頁)

　　六、“體制外”的困惑

　　——從《卯公文齋》被冷落談起

　　《卯公文齋》是我近些年來的主要著作。對它，我既付出了艱苦的努力，也曾寄予厚望。

　　可是事與愿違，此書并沒收到預期的效果。除了幾位老朋友禮節性的給我一些贊賞(安慰)外，很多讀者保持了令人難以忍受的沉默!這和以往幾部書的反響有天壤之別。記得當《塵封的記憶》和《卯公詩鈔》面世后，除了一片賀彩、叫好聲，還有不少人寫了評論文章，或在網上推介，或在他們的著作中加以引用。誰料我最費心血的力作，卻反響了了，實在不可思議。

　　后來我有意征詢一下意見，才得知個中緣由。過去我曾自嘲“叔叔不親，舅舅不愛”，如今這部書說不定還會讓我里外不是人呢!

　　因為我不承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有人說我：“還是極左”;因為我承認在文化大革命中確實犯了“極左”的錯誤，有人說我：“自我否定”;當然更多的人看到我對西方的“體制”、“民主”堅持批判的態度，認為我跟不上時代潮流，說我“唱著挽歌，意在招魂!”

　　其實，當這部書完稿后，我就感預到有這種可能，所以在本書《結語》中最后寫道：“不管怎樣，我也要讓世人知道：無論有中國特色的新思想多么美好，也無論美化西方的新思潮多么時尚，在當今中國，還有這樣一些人，至今仍是那么固執、保守和思想僵化!”

　　這使我想起文革后期，已經隱約看到了未來的命運，有位老同學規勸我：“要識時務，別再斗了。”為此我們倆進行一次長談，后來我把它寫在一篇[回憶與述評]里了：

　　——“我是按照這樣一種邏輯思維，來做出判斷和抉擇的：不搞馬克思主義，不實現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就會產生剝削，勞動人民就不可能真正當家作主;不和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作斗爭，黨就會變修，社會主義江山就會改變顏色;而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為了捍衛馬列主義，為了反修、防修;當前斗爭的實質，就是圍繞著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場較量。為什么我還這么干，這就是全部的理由和根據。

　　我滔滔不絕地闡述著自已的觀點，老同學并沒有被我的革命熱情所感動，他卻冷冷地說道：“共產黨一直不得意你，你還總往上貼乎;六千萬中共黨員的事，還需要你去勞神嗎;變不變修關你個屁事——自作多情!”

　　這位老同學的嘴也太損了，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著實說到了我的痛處。

　　我又發表了我的看法：“你說對了，我還真為中共的前途、命運擔心。別看六千萬黨員，懂馬列的能有多少;懂馬列的人中，信馬列的又能有多少;信馬列的當中，敢于捍衛馬列的又能有多少?六千萬正是中共的悲哀，假如是六百萬，情況也許比現在會好些;如果發展到六個億，中共也就該消亡了……”

　　他打斷了我，說：“我沒時間和你談這些。我只擔心你個人的前途和命運。”接著他又說：“看來你的觀點一時難以轉變，不過我還是奉勸你幾句：請你想想后果，不想自已也得替你的老婆和孩子想想!”

　　我還是不甘示弱：“一切都無所謂!”最后還引用了泰西的格言：“犧牲個人，以為社會;犧牲現在，以為將來。”結果和這位老同學弄個不歡而散……”(見《塵封的記憶》[上]第274～275頁)

　　可見，我這種思想觀念已經根深蒂固，不但不能改變，反而越發堅定了。

　　前不久，一位在黑龍江知名的公眾人物對我說：“你是文革的犧牲品，向來又富有民主思想，也一直受到當權者的排擠和打壓。按理你應當從過去的陰影中擺脫出來。想必你在網上也會看到，民主的思潮勢不可擋，專制體制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民意不可違啊……”

　　我說：“是潮流還是逆流，只有站在歷史的高度才能分辨清楚。我曾在書中說過：當今這些“新思想”、“新思潮”沒有半點新東西，無非是重復過去的老調，演繹昨天的故事。

　　所謂民意，那些在網上叫得歡的“精英”和“公知”們，無論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代表一部分人的觀點而已。真正的民意不在網上，而在民眾心中，在那些不上網甚至不會上網的廣大民眾心中……”

　　他又說：“你既反對改革開放，又不贊成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不是希望回到從前，回到毛澤東時代啊?”

　　我說：“這是一個偽命題。誰都知道，歷史永遠也不會回到從前。我既不反對改革，也不反對開放，我只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因為，不完善的社會主義，終究比掛羊頭賣狗肉的假社會主義要好!”

　　他說：“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只要是社會主義，都是專制體制!一部共產主義運動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暴力史……”

　　我打斷了他：“難道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不也是如此嗎?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手段，歷來都是通過暴力。暴力在一定歷史時期，正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歐洲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也是把國王推上了斷頭臺嗎?真正罪惡的、血腥的暴力，正是資本主義干的。今天西方文明的紳士們不要忘了，你們的先輩們都做了些什么：販賣奴隸、屠殺北美土著印地安人、海盜式的侵略和掠奪，哪個不是暴力?所以我在《圓明園隨想》一詩中說：

　　“世人應悟徹，

　　千古盜匪篇：

　　西方文明史，

　　緣自于野蠻！”

　　他又說：“現代西方畢竟是法治社會，它的普世價值觀，是最具人性的……”

　　沒等他說完，我搶著說：“得了，西方的人性和我們如今的改革一樣可笑。聽著受聽，越品越不是味兒!在美國的街頭和地鐵站有那么多的流浪漢;黑人和有色人種一直受到歧視;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發動戰爭，造成數百萬難民……這就是美國的價值觀和人性?

　　我們這些“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共產黨人，在三十多年的時間里大搞私有化，讓官二代、紅二代聚斂了大量財富，形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與此同時，卻讓數千萬工人下崗失業，退休后在雙軌制下也是低人一等。至今那些“一心為民”的人民公仆們，連個人的財產都不敢公布，還怎么取信于民哪!可見，西方的“人性”和我們如今的“改革”同樣都那么虛偽，終究有一天會成為歷史的笑柄!”

　　我發現他對我最后這番話還表示贊同，就歸結性地說：“這也正是我的困惑之處。”他笑了笑說：“所以也注定你這輩子就是位叔叔不親、舅舅不愛的角!”結果，我們的談話又是一次不歡而散……

　　垂暮之年了，該是黯然謝幕的時候了。看來在我死前，這困惑還將繼續困惑下去，這扭曲還將繼續扭曲下去……

　　2019年12月20日

　　于海南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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