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紅色參考》主編張耀祖同志紀念十月革命勝利100周年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

　　作者詳細回顧了列寧所處的那個“混亂、瓦解和動搖的時期”，這和當今中國左派隊伍面臨的局面頗有相似之處。但列寧通過用筆桿子聚攏群眾，最終找到了“革命的支點”——建設一個職業革命家組織，并由此翻轉了100年前的俄國！那么，十月革命100年后，正處社會主義運動低潮時期的我們是否能從歷史中得到啟發，開創一條屬于今天的職業革命者重建社會主義之路？

　　希望更多的讀者能和作者一起深入思考這個問題，這才是我們紀念十月革命100周年的真正意義所在。

職業革命家列寧（一）

——紀念十月革命勝利100周年

作者：張耀祖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不管后來中國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有一個事實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值此紀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際，我們說，青年同志們，向列寧學習吧！

　　100年前，一批俄國的職業革命家領導工兵大眾奪取了國家最高政權，人類歷史上工農首次獲得了當家做主的地位；10年后，在他們的幫助下，一批中國的職業革命家率領工農兵舉行了武裝起義，歷經22年艱苦卓絕的斗爭后同樣奪取了國家最高政權，拯救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今天中國人民紀念十月革命，首先就是要紀念我們的良師益友！二十世紀是一個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十月革命正是在這個世紀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列寧就是開創者中最杰出的領袖，我們應該向他致敬。

　　列寧，出生于1870年，恰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進入壟斷，跨入帝國主義的階段。17歲時進入喀山大學讀法律專業，大一時因鬧學潮被開除。次年在喀山參加了當地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并開始研讀《資本論》和普列漢諾夫的著作。21歲時以校外生的資格通過了彼得堡大學的畢業考試，并被授予優等生畢業文憑，獲得律師助理資質。此后他除了以此為身份掩護外，從沒有正式從事過一天的職業律師生涯。他不以職業律師去謀生，卻以職業革命摧毀了一個舊制度。

　　據史料記載，他畢業后的七八年時間里，所從事的主要工作就是革命組織的建設和理論的批判。22歲時首次組織了當地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小組，并將《共產黨宣言》譯成了俄文，還寫下了第一本著作《農民生活中新的經濟變動》（1892年）；24歲時寫成《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一書，對民粹派進行了全面批判和清算（1894年）；25歲時在彼得堡創立了“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1895年），同年12月因此被捕入獄，在度過了14個月的獄中生活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三年，29歲在流放地完成《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1899年）；1900年跨入新世紀之際，30歲的列寧前往德國萊比錫創辦《火星報》，實施他的建立全俄職業革命家組織的計劃；至1917年俄國爆發革命的17年間，他幾乎一直流亡在國外。

一、革命的支點——職業革命家組織

　　古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有一句科學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把地球翻轉過來。”列寧則借喻講了一句革命的至理名言：“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

　　樸實的農人也可以毫不猶豫地說：“給我個牛鼻子，我就能牽走一頭犟牛！”由此可見，無論要成就一番什么事業，不管是經營某種商品，還是經營江山，傳播一種主張，不管條件有多大差別，以何種方式把同道者聚攏在一起，是首要的關鍵的條件，是普遍的規律。因此，干革命擁有一個革命家組織，對革命取得成功至為關鍵是不言而喻的。

　　列寧尤其強調要建設一個“職業革命家”組織。寧波市委黨校一位學者劉彥昌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對這一概念的內涵有較好的梳理，我們這里直接引用他的考證：

　　列寧明確提出“職業革命家”這一思想是在1900年，系統闡述在1902年的《怎么辦？》和1904年的《進一步，退兩步》兩文中。其基本內涵是，第一，職業革命家的存在是有前提條件的：一是在進行革命斗爭時期，尤其是在俄國沙皇專制制度下，革命者同政府進行政治斗爭隨時都面臨著“被捕捉”的危險，使斗爭無法繼續。二是革命時期群眾的覺悟水平不高，不能指望他們自動產生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要進行有效的政治斗爭并能夠勝利，組織具有特別的決定意義，“任何革命運動，如果沒有一種穩定的和能夠保持繼承性的領導者組織，就不能持久”。因此，職業革命家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是在俄國社會環境下的不得已選擇。第二，職業革命家具有如下特點：一是這種職業革命家應該具備這樣的品格，不是為了權位，而是能夠犧牲個人利益的具有奉獻精神的先進分子，是“一些不僅能夠把晚上的空閑時間貢獻給革命，而且能夠把整個一生貢獻給革命的人。”二是職業革命家是有領導身份的革命運動的組織者。列寧明確指出，“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三是職業革命家擔任領導職務，掌握權力的領導身份要相對穩固，不像馬克思時期那樣，黨每年都嚴格按期召開代表大會，對黨的領導人進行改選。四是職業革命家是集權的，工作具有秘密性，責任是“把組織的秘密職能集中起來”，“把一切秘密工作如準備傳單，規定大致的計劃，為各城區、各工廠、各學校指定領導人員等等集中起來。”他們一經選出后，即賦予他們因勢而變的全權，實行集權的體制。五是這種職業革命家的人數是很有限的，只能是“十來個”，是“‘十來個’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的）、經過考驗、受過專業訓練和長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領袖”。職業革命家也不是越多越好，“在專制制度的國家里，我們愈減少這種組織的成員的數量，減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動為職業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爭的藝術方面受過專業訓練的人，這種組織也就愈難被‘捕捉’”。

　　1、初生牛犢不怕虎

　　今天對我們來說，布爾什維克是一個閃耀著光輝的名字。但是，在它出世之前，卻像一個難產的嬰兒，是經歷過生死才降臨人間的。要講清楚這個過程，我們首先必須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說起。

　　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迫使沙皇俄國在1861年實行改革，廢除了野蠻落后的農奴制，以便為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所需的自由勞動力。但是，沙皇貴族實行的所謂改革，首先要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不但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余，同時又引來了殺人不見血的資本，這更令資產階級自由知識分子和平民知識分子對沙皇的十二分痛恨。他們密謀組織，自稱是人民的精粹，故有“民粹派”之稱。暗殺沙皇和鼓動農民繞過可惡的資本主義直接由村社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他們的兩項主要主張（他們認為，俄國農民村社是社會主義的萌芽和基礎，農民是“本能的社會主義者”和“天生的革命者”）。其中一部分民粹派建立了密謀組織叫“民意黨”，專司暗殺活動。1881年終于成功刺死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但它并沒有喚起人民的覺醒，更沒能推翻沙皇制度，其結果卻是對民粹派自身的大規模清洗。然而，民意黨人并沒有停止他們的暗殺活動，在1887年他們準備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時被警察機關提前破獲，所有參與者被判絞刑，其中就包括列寧的哥哥。

　　俄國向帝國主義的過渡（二十世紀初的俄國還算不上“純粹”的帝國主義）幾乎同俄國資本主義的最終確立同時發生。到十九世紀末，鑒于俄國民粹主義運動的挫敗，以及俄國資本主義的極速發展，工人運動的高漲，國際工人運動中心由德國向俄國轉移（即革命由西向東轉移）。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到工廠中去，到罷工的工人中間去，仿效西歐社會民主黨建立政黨去，就成為了這一時期俄國進步知識分子革命運動的主流。但是，俄國是一個介于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西方和尚未覺醒的東方之間的國家，政治上的突出特點是，沙皇俄國是一個君主專制的警察國家，言論出版結社自由是絕對被禁止的。但是，現代政治就是政黨政治，沒有政黨何以革命，何以獲得政權！1898年3月1日，分別來自四個城市的“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的四位代表，以及《工人報》社和崩得（猶太無產階級派）的五位代表，共九名知識分子（列寧尚在流放中），在當時俄國比較偏遠的明斯克市的一個鐵路工人家中，以給這位工人的妻子舉辦命名日晚會為幌子，召開了被載入史冊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會議進行了三天，沒有作記錄，也沒有形成黨綱和黨章，只進行了一次選舉，選舉產生了三位中央委員；作了一個決議，即以五票對四票確定了黨的名稱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并決定會后由三位中央委員起草宣言并向外界公布黨的成立。“工”字在會議討論時因分歧太大沒有被采納，還是在代表大會之后起草宣言時，經兩位中央委員同意加進去的。所以在相關文獻中，正式叫法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非正式叫法也有“俄國社會民主黨”的。1903年黨的二大出現分裂后，就流行起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叫法了。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引起了歐洲各大國的社會民主黨的興趣。德法英等國工人階級報刊相繼轉載了代表大會的宣言。盛贊在沙皇俄國專制條件下成功建立這一政黨的偉大壯舉。此后，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就開始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代表參加歷屆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和第二國際的一些執行機關。

　　但是，這種單純為了建黨甚至個別人為了名垂青史的舉動，今天看來自然是過于草率。簡單仿效西歐民主制度下的建黨方式，也給俄國初始革命者帶來了滅頂之災。據1964年版的《蘇聯共產黨史》中記載，僅在代表大會召開后不到十天的1893年3月11日至12日的一夜之間，警察就襲擊了歐俄27個城市的社會民主黨組織，約有500人被關進監獄。在全國各地每個稍大一些的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幾乎都遭到了摧毀打擊。此后積極活動的社會民主黨人通常至多只能工作三四個月即被抓捕，代替他們的是一些加入社會民主黨組織而又缺乏斗爭經驗、對馬克思主義沒有深刻了解的青年（此時期只要積極為黨工作，無需履行任何手續即可被承認為社會民主黨人）。

　　此后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就像列寧所說的：它好像用盡了全部力量，又回到了過去的分散狀態。

　　我們再以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歷史來進一步說明。

　　讀者熟知，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建設是社會主義的俄國，委派革命者來到中國一手推動建立起來的，是俄國社會主義者輸出革命的產物（當然，拯救中華民族而又前途暗淡的中國仁人志士渴望尋找到一條新路是其內因）。它當時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來到中國相當于是移花接木。但慶幸的是，它所產生和生長的過程卻比俄國第一次黨代會條件寬松一些，也更浪漫一些：帝國列強由于一戰分贓不均而吵鬧不休。在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時期，不會重視十三個平均年齡只有28歲的年輕人在一間房子里“空談”什么革命。在一個沒有主權，國家統一被撕裂的社會，俄國革命者即便從民族利益著想“瓜分”一塊鄰國的紅色地盤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這個嬰兒出生了，它渺小而無人在意。不過有人知道它有一個強大的新政權在撫養呵護它，甚至暫時不管它是什么主義什么主張。這個政治團體的領袖就是正在走投無路的孫中山。渴望美國資產階級哺育而不可得又窮途末路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領袖孫中山，此時是很羨慕新生的共產黨的。但是，孫中山一方面在號召國民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獲得俄國歡心，接受俄國資金援助創辦黃埔軍官訓練學校，把共產黨人吸收進他的地盤彌補自己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同時，這位具有資產階級覺悟的領袖卻能意識到這種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性。從而不斷地提醒國民黨同仁，領導權受到威脅時必須清除共產分子。但是，共產國際對蔣介石的輕信（曾給過蔣介石“共產國際執委名譽常委”的頭銜），給年幼的中國共產黨人帶來了滅頂之災，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時）蔣介石即發動了“四一二”屠殺共產黨人事件。

　　共產黨人的憤怒是毫無疑問的。共產國際惱羞成怒，年幼的共產黨人更咽不下這口窩囊氣。那些在和平時期共產黨前途燦爛的時候加入共產黨的各色人物（我們不懷疑他們向善的愿望），面對大屠殺時可供選擇的，要么是投降，要么是抗爭。這并非是他們已經具備了共產主義覺悟的結果，更大程度上是一個人的個性品質所決定的（如賀龍、彭德懷等等）。隨后在共產國際的主張下，倉促之中舉行了南昌起義，接著勉強進行了廣州起義，不得已利用農民抗租要求又發動了秋收起義。義氣任性之下，面對強大又有準備的敵人，沒有不失敗的道理。隨后，危難之中見英雄，中國式的列寧出現了——毛澤東，中國革命道路從此發生了轉折。

　　置之死地而后生！三灣改編，把支部建在連上，是毛澤東在武裝斗爭條件下建立“職業革命家”組織的新創造。如果說列寧是在和平時期政治專制條件下創造了職業革命家組織的有效方法，那么，毛澤東就是創造了在革命戰爭條件下職業革命家的組織方法。也可以說，毛澤東通過槍桿子聚攏群眾，列寧通過筆桿子聚攏群眾（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級斗爭形式是以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列寧時期的階級斗爭方式是政治總罷工與城市武裝起義）。但是，沒有主義領導的武裝極可能成為打家劫舍的土匪，有主義而沒有武裝的后果剛剛已經發生。秋收起義落敗的毛澤東，不能怨天尤人，只能面對由起初的5000名戰斗人員銳減為七八百名半武裝的工農兵群眾，鼓動他們暫時“占山為王”。舊軍隊的人不愿屈尊上山“當土匪”而選擇了投奔有建制的軍隊，對革命失望的人愿領取路費自尋出路，最后剩下的人跟隨毛委員上了山（來自安源煤礦的工人的階級覺悟在此時有了充分表現），最終做了中國革命的火種。沖上井岡山，以黨的絕對領導保障革命的領導權，以武裝割據保障生存和發展的條件，一個職業革命家組織的條件就此形成。就像列寧的《火星報》成為俄國革命的火種一樣。

　　由此可見，無論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一大，還是中共的一大，它們之所以永垂史冊，不是因為它具體做出了哪些偉大成就，而是在于它展示了革命運動在這個時期的中心任務。

　　2、成長中的煩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量涌入革命隊伍引起的自發性

　　富有經驗并且立場堅定的老革命被清洗后，客觀上就為在“合法馬克思主義”（正如今天歐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官方馬克思主義”一樣，對左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和公開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書刊熏陶下成長起來并投入運動的“青年派”掃清了地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也首次出現了一個機會主義派別，并在黨內占據了優勢。列寧把它稱之為“經濟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們拒絕政治斗爭而主張發展一段資本主義（聲稱這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不能跨越“卡夫丁峽谷”），反對自覺性而崇尚自發性，寧愿做落后工人的尾巴給工人一些小恩小惠獲取救世主的快感，熱衷建立一些合法的罷工基金會、各種小組和工會團體（稱之為與工人階級相結合），傳播來自西歐的伯恩斯坦修正主義的改良主義（革命中心德國的經驗是不可抗拒的，舶來品是不可置疑的）等等。此時所謂的社會民主黨人，實際上不是什么嚴格意義上的黨的組織，而是更像今天所謂的毛派共產黨人。這恰如當前中國隨著反對修正主義的革命老干部、老知識分子、老造反派（以下簡稱三老）的陸續離世，革命隊伍便出現了列寧在《怎么辦？》一文中所說的“混亂、瓦解和動搖的時期”（“三老”的方向性錯誤在于，熱衷于揭露批判修正主義，嚴重忽視組織建設；政策性錯誤在于，主觀上以講團結為由，客觀上遷就各種錯誤思想的泛濫。此處不再多議，以后另辟文章分析）。

　　注釋：“合法馬克思主義”，即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黨代會各地成員幾乎被清洗后，出現的一種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小資產階級思潮。因其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卻能經常在經沙皇政府準許的合法報刊雜志上發表言論，公開或半公開出版書籍，故列寧在《怎么辦？》一書中稱之為“合法馬克思主義”。“合法馬克思主義”猛烈抨擊民粹主義，贊揚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逾越性及其取代封建主義的進步性（與今日中國某些體制內左派痛斥文革造反派，或明或暗主張“補課論”異曲同工）。但他們總是把對民粹主義的批判變成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美化，把西歐資本主義奉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典范，頌揚有教養的資產階級，號召向這個已在西歐取代了封建貴族的階級學習（隔山打牛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同時頌揚“新時代”）。

　　一般來說，小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天然的盟友，這至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這樣的。當資產階級上升的時候，他們從中尋求自己的前途，甚至渴望成為有產階級的一員；當著資產階級出現危機，堵塞了他們上升空間的時候，他們會借用無產者的力量來威脅有產階級。歷史向來如此，參與政治活動的知識分子（門客儒生）總是有條件左右逢源的。由于被捕等原因致使職業革命者人數奇少，地下工作又極大地限制著同群眾的廣泛接觸，而小資產階級不僅與資產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也是革命者與無產階級相聯系的不可或缺的紐帶。由此，那些熱衷于接觸工人群眾的知識分子，必然成為了職業革命家與工農聯系的必不可少的中介。對無產階級革命者來說，進步小資產階級不是同志但卻是朋友，而且相當程度上是職業革命者的源泉，排斥拒絕或者姑息遷就都不是正確的辦法。

　　面對混亂的局面，列寧講道：自覺性被自發性壓倒“這種現象的發生，并不是由于兩種完全相反的觀點進行了公開的斗爭，一種觀點戰勝了另一種觀點，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越來越多地被憲兵‘奪去’，而‘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瓦·沃·’‘青年派’越來越多地登上舞臺”。

　　所謂自覺性就是有組織性，自發性就是無組織性，在小資產階級身上就是任性。自覺性與自發性在運動中的突出表現歸根結底是個領導權問題，是個主動與被動的問題。無論思想運動還是政治運動，運動的領導權掌握在小資產階級手中，由他們來主持思想運動和群眾運動，就會表現出左右搖擺，忽冷忽熱；忽而熱情萬丈，忽而垂頭喪氣；忽而左傾冒進，忽而右傾逃跑。就會出現列寧所說的“混亂、瓦解和動搖”局面，嚴重的后果就是將群眾運動帶入低潮。因為，對改良主義者而言，一旦遇到階級矛盾激化，激憤的群眾就會走到前頭，他們就會被群眾拋在后面。此時，激進的革命浪潮如果沒有職業革命家領導，面對統治階級的專業組織，革命群眾運動的失敗幾乎是注定的，那么，運動陷入低潮就是不可避免的。

　　列寧并不一般地反對合法斗爭。在不具備革命條件的情況下，不直接表現為階級斗爭的合法斗爭是普遍存在的，它也是廣泛接觸和組織群眾的日常形式。問題的要害在于，“經濟主義”把一切工作全部局限于經濟斗爭范圍內，認為只有在滿足日常需要的斗爭中，才能把工人組織和團結起來，才能使工人跟著自己走。借口條件不成熟不具備，把政治斗爭的任務無限推延下去，最后必然走向工聯主義的歧途，必然把伯恩斯坦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當成自己的座右銘。而在實際上，單純進行經濟斗爭而不經過政治斗爭訓練的工人是覺悟不起來的。

　　他們還用馬克思主義關于任何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這一命題，來證明工人的任何一種自發行動都是政治斗爭。列寧批駁道：“只有當全國整個工人階級的一切先進人物都意識到自己是屬于一個統一的工人階級，并且開始進行斗爭，不是反對個別老板，而是反對整個資本家階級和維護這個階級的政府的時候，工人的斗爭才是階級斗爭。”

　　“經濟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流行，也同俄國當時工人的基本狀況有著很大的關系。1964年版《蘇聯共產黨歷史》一書中就有這樣的描述：

　　“參加到運動中來的‘青年派’的觀點并不只是由于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滲入到社會民主黨和工人中才形成的。它們的形成還由于受到俄國無產階級進行群眾性罷工斗爭所取得的那些經濟成果的影響。盡管這些成果非常微小，但卻在一部分落后工人心中引起了想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大大改善自己狀況的種種希望。因此，反對現存制度的政治斗爭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為時尚早，或者完全是多余的。

　　這樣一些情緒在產業工人大軍不斷由來自農村的人所補充的情況下是尤其危險的。在1891至1900年的十年間，俄國工人人數增長了一倍。貧困把大批大批破產的農民趕入城市，他們不計較工資的多少而任人雇傭。勞動力從閉塞落后的農村源源而來，這就妨礙了無產階級階級自覺的發展，使改良主義的幻想在無產積極中間易于流行。

　　同時，1899年開始的工業生產的衰退，使工廠主轉而向無產階級發動新的進攻。在這種條件下，罷工多半帶有防衛的性質。工人反對降低計件工資、增加工作時間、企業內部秩序惡化。在罷工斗爭中也多半提的是經濟上的要求。”

　　列寧不能容忍這種狀況再持續下去了。他所要采取的措施就是要通過建立職業革命家組織，把各個分散的社會民主黨團體聯合成為一個集中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采取團結與批判相結合的辦法，正確對待和處理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并采取有效措施實行堅決的領導。

　　3、借助全俄政治報《火星報》重新建黨的計劃

　　有人可能對早期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狀況存在一個誤區，認為它應該同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一樣，盡管黨員中存在思想路線、策略方針等方面的認識差異，但在組織上應是統一的，爭吵后是可以做出決議的。其實不是這樣的。它更像今天中國被統稱為的左派，派別林立，各有山頭。我們可以通過1905年2月3日列寧寫給瑞士社會民主黨人著名領袖赫爾曼·格雷利希的一封信中得到印證：“在1903年年底以前，我們黨是一些各不相干的被稱為委員會的各地方社會民主黨組織的總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所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已經不存在了。警察破壞了它們，它們沒有再恢復起來。”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一大后遭到的毀滅性打擊說明，西歐建設社會民主黨的“先進經驗”不適合俄國的土壤，那么，在專制統治下的俄國，如何重建一個既要推翻沙皇統治，又必須避免被沙皇剿滅的政黨呢？為此，列寧既研究了在存在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條件下，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建設經驗的同時，也研究了俄國民粹派組織“土地與自由社”那種建立在嚴格的集中制和紀律性之上的秘密組織經驗，從俄國革命傳統中汲取建立職業革命家組織的養分。

　　他說，“在我們取得政治自由以前，我們必須用革命報紙”取代一切合法手段和可能，“沒有革命報紙，我們決不可能廣泛地組織整個工人運動”。

　　思想信仰的力量是凝聚人心的根本。報紙的首要任務就是確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地位。他寫道，這種理論“教導我們透過那些積習、政治手腕、奧妙的法律和詭辯的學說看出階級斗爭，看出形形色色的有產階級同廣大的貧苦人民、同領導一切貧苦人民的無產階級的斗爭。它說明了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的真正任務不是臆造種種改造社會的計劃，不是勸導資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環境，不是策劃密謀，而是組織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領導這一斗爭，爭取達到最終目的——由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和組織社會主義社會”。

　　列寧認為，黨報應當維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純潔性，應當毫不妥協地同那些與無產階級格格不入的資產階級影響進行斗爭。做到理論必須徹底，策略必須靈活。把革命者內部的理論批判和辯論作為報紙的日常工作，發起一次次的清除錯誤思想的戰役，是凝結和教育革命者的有效方式，而不是整天盯著沙皇可惡的制度詛咒一番、發發怨氣。列寧把拉薩爾寫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話，作為他《怎么辦？》一文的題頭，足見其鐘愛程度——“……黨內斗爭給黨以力量和生氣，而黨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則是黨的軟弱的最大明證。黨是靠清洗自己而鞏固的……”

　　在政治策略上，列寧指出，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具有政治性質，俄國專制制度是工人運動的主要障礙，因此，爭取政治自由是黨的當前任務；與此同時，黨將支持反對專制制度的一切政黨和居民階層；提出各項基本的民主要求以及有利于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要求。

　　在組織上，通過創辦這種機關報，就能夠用一個共同的事業把分散的社會民主黨組織統一起來。除了宣傳馬克思主義、制定綱領和策略以外，這種機關報使得有可能確定建黨的統一原則，確定黨的活動的形式和方法。列寧認為，在黨報的實際工作過程中，組織本身也就在逐漸形成，在各地進行活動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廣泛的團結就會形成。列寧在《迫切的問題》一文中寫道：“必須使每個黨員或每個黨組織在黨的工作的某一方面專業化：有的專門翻印書刊，有的專門從國外轉運書刊，有的專門把書刊分送俄國各地，有的專門在各城市分送，有的專門安排秘密活動的處所，有的專門籌募經費，有的專門傳送有關運動的通訊和一切消息，有的專門進行聯絡，如此等等。”這種黨的工作專業化應當有助于克服手工業方式和小組習氣，把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團結在全黨的機關報周圍。（此后《火星報》從外國運送到俄國，其辦法甚至采用塑料布包裝封存在箱底，然后沉入淺海，再由國內革命者人取走，其風險堪比販毒。有了互聯網的今天，傳遞信息可以說瞬間即達，但它卻失去了組織的功能和意義）

　　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報紙是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而斗爭的出發點和主要環節，這個原則上嶄新的觀點推翻了社會民主黨人以前對定期刊物的作用和意義的看法。列寧總結了俄國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經驗，得出了一個結論：報紙不能只限于宣傳和鼓動，它也應當成為革命力量的組織者，成為實際上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各地方委員會和團體聯合成為統一的、集中的政黨的主要手段。這是列寧在建黨策略上的一大發現。他要把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通過一份全國性的報紙統一起來。

　　可見，列寧是要把這個機關報當作為建造無產階級革命家組織這座大廈的獨特的腳手架。

　　所以，當國外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的代表、崩得代表以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強烈要求立即召開第二次黨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并重新宣布成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時候，列寧拒絕了。列寧認為，在召開二大前，必須首先統一思想和明確共同的政治任務，這就必須，一，出版一個全黨的刊物；二，必須建立一個組織，負責搞好各個運動中心的聯絡工作并向它們供應書報，來為黨的二大做好準備。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黨才能獲得生存的牢固基礎。

　　列寧在準備動身到國外印刷出版《火星報》之前，還要完成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那就是必須建立一個報紙出版后協助進行國內發行和供稿的秘密小組。為此，列寧在一個小鎮秘密召集了三位堅定的社會民主黨人和兩名“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共六個人一起商討了這項工作，達成了一些共識，做出了必要的分工。有戲劇性的是，這次聚會并沒有被警察破壞，后來在沙皇政府檔案中發現，沙皇的密探竟然把關于律師助理弗·伊·烏里揚諾夫（列寧的真實姓名）活動的情報詳細地填寫在了暗中監視的表格上。

　　會后建立報紙通訊網的工作就大規模展開了。在一些區域和各大城市確定了社會民主黨的接頭地點、通訊地址、聯絡地點。這樣就一步一步地形成了著名的報紙代辦員網，這個代辦員網后來成了俄國《火星報》組織的骨干。

　　1900年7月，當未來的黨的機關報同俄國社會民主黨各地方組織的聯系已經有了頭緒的時候，列寧便動身前往瑞士的日內瓦。在那里，是沙皇當局管轄范圍之外，列寧打算同俄國革命社會民主黨人的最老的組織——普列漢諾夫的“勞動解放社”共同出版《火星報》。此前，已經有一位旅居國外的社會民主黨人為出版報紙做了一些準備工作，打聽清楚了可以在德國印行報紙，并同“勞動解放社”有了個人接觸。盡管這位俄國資格最老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對列寧的辦報計劃并不熱心，列寧還是積極促成了一次五人參加的編輯出版會議，花了五天時間討論了列寧提交的《<火星報>和<曙光>雜志編輯部聲明草案》中涉及的綱領問題和組織問題以及其他工作事項，最后通過了列寧起草的黨的機關報的活動的綱領性文件——《<火星報>編輯部的聲明》。

　　《聲明》提出了建立同工人運動緊密聯系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任務，一再強調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同“經濟主義”、“合法馬克思主義”、伯恩斯坦主義以及其他各種機會主義實行完全徹底的決裂：“在統一以前，并且為了統一，我們首先必須堅決而明確地劃清界限。不然，我們的統一就只能是一種假象，只能掩蓋現存的渙散狀態，妨礙把這種渙散狀態徹底清除。”

　　報紙最后確定了六名編委，但其中一半不在德國，主要寫手和編輯工作還是落在了列寧的身上。1900年12月24日出版了《火星報》的創刊號，報頭題詞采用了俄國偉大詩人普希金的一句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印刷是在德國萊比錫一家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印刷廠里，該廠的先進印刷工人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火星報》的出版也遭到了它所批判的幾個政治派別的猛烈攻擊，他們譴責革命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編輯部在搞“烏托邦主義”和“反民主主義”。但是，1903年成功召開了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并在這次會議上產生了布爾什維克，僅憑這一點就說明，《火星報》播下的種子僅用了三年就結出了豐碩的果實，而且在往后的日子里，它不但改變了俄國，也改變了世界。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于公歷1903年7月30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社會黨人提供的一間倉庫中召開，在舉行第13次會議后被當地警察驅逐，后遷移至倫敦舉行完后24次會議，會議于8月23日結束，歷時24天。第一次倫敦會議于8月11日在一個漁民俱樂部里舉行。代表大會經常被迫遷移，租用各種工人團體的禮堂召開。

　　參加會議的代表有43人，分別來自26個社會民主黨組織，代表中只有三位老革命，其余大多數年齡都不超過30歲，都是精力充沛的青年革命家。會議由普列漢諾夫宣布代表大會開幕并致辭，接著代表們激昂地唱完《國際歌》，便開始了選舉委員會即主席團的程序，產生了由普列漢諾夫、列寧和《火星報》俄國組織者巴甫洛維奇（彼·阿·克拉西科夫）三名代表組成的常務委員會。

　　代表的組成證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只有五個地方組織的九名代表參加）召開以后五年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加強。列寧的《火星報》三年來的工作取得了應有的成果。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前夕，黨在自己隊伍中已經擁有數千名工人，在思想上還影響著幾十萬沒有加入組織的工人。

　　關于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豐富內容，由于篇幅所限，這里不再贅述。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大會的主要議程就是通過黨綱和黨章。在有關黨的綱領上要不要寫上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章關于黨員資格的問題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投票表決的結果是：在黨綱問題上通過了列寧的意見，寫上無產階級專政的條文，但在入黨條件、黨員資格問題上列寧的意見被否決了（列寧主張凡是承認黨綱、在物質上幫助黨并親自參加黨的一個組織的人，都可以作為黨員；以馬爾托夫為首的一些人反對把參加黨的一個組織作為入黨條件）。在最后選舉黨的中央領導機構時，由于部分反對列寧的代表退出大會，反而促成擁護列寧的這一派代表形成多數。從此出現了布爾什維克（多數派的俄語音譯）和孟什維克（少數派的俄語音譯）兩個對立的派別（1903年后的若干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只是在形式上還在維持一個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到1912年六大上，布爾什維克派自己組成了一個獨立的政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

　　此后，孟什維克便一直模仿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模式，只要求是同情者即可視為本黨黨員，以追求建立一個更大更公開的合法政黨。而布爾什維克則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個真正的職業革命家組織。到了1917年11月7日，果真把俄國翻轉了過來！

　　張耀祖

　　2017年11月5日

　　（編注：本文為避免造成閱讀困難，對引用1964年版《蘇聯共產黨歷史》一書中的部分材料沒有加注）

　　（其余三部分待續：二、組織是一把雙刃劍——領導權；三、獨立的政治運動形式；四、革命的目的與手段）

　　請參考作者紀念十月革命勝利98周年的文章《張耀祖：夢回俄國革命》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