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很大，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觀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影響也很大。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走的是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與俄國革命在大城市首先取得勝利不同，但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根據中國革命實踐經驗在理論上的創新主要是以列寧主義為參照的。因為中國社會比俄國更為落后，毛澤東在著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探索中國社會主義之路時，其難度也比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的難度大得多。毛澤東革命成功的要訣是：深諳國情，借鑒蘇俄經驗，在不斷革命的過程中逐步實現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成功地在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并以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目標。

　　 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專門寫了一篇文章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他寫道：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1](p.1471)“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之后，進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基本的勝利。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1](p.1471)

　　這段話表明，俄國革命的巨大影響激勵著毛澤東，經過數年的革命斗爭，尤其是經過22年武裝斗爭及其對革命經驗的總結，他最終選擇在中國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堅定不移地走蘇聯那樣的社會主義道路。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對俄國革命道路的選擇和對蘇俄經驗的借鑒，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過程，具體包括4個時期：五四運動前后至中國共產黨建立時期，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的國民革命運動時期，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這4個時期各有特點。筆者僅就五四運動前后至中國共產黨建立時期青年毛澤東選擇“走俄國人的路”的歷程作一簡略考察。

 一、向往俄國，想組織“游俄隊”

　　 中國共產黨成立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的第四年。1917年11月7日爆發的俄國革命，是具有世界影響的偉大歷史事件。它對中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并使中國革命帶有鮮明的俄國革命色彩。此后，發起和領導國民革命的中國國民黨領袖孫中山不僅采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政策，中國共產黨人更是選擇“走俄國人的路”。在中國第一代共產主義者中，毛澤東堅定地選擇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奪取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在20世紀初葉，由于中俄兩國交往的疏遠和信息的閉塞，中國人對北鄰俄國的情況了解甚少。俄國革命爆發后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日，國民黨人在上海創辦的《民國日報》才以《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臨時政府已推翻》為標題，根據國外通訊社的信息對這一革命作了簡要報道。至于中國內地的省份，對俄國革命的了解更遲一些。例如，毛澤東求學所在地長沙的《大公報》，11月17日才以《俄京二次政變記》為標題對俄國革命作了報道。報道其實是轉述《京津泰晤士報》、《東方社》、《共同社》的新聞，對列寧為首革命派的評價帶有負面色彩，稱列寧為無政府黨首領，對其掌控政權且不看好：“近日以來二次革命之狂潮競有坌涌俄京之勢。據最近各方面消息，無政府黨首領林蓮氏刻已拘捕閣員，占據公署，并有直向德人單獨講和之計劃。此事將來之影響何若，目前雖不可知，然當此強鄰壓境之秋，而一再發生此種擾天撼地之波瀾，不得謂非俄人之劫運，而歐戰中之一大變局也。”“激烈派一時把握政權，果能永續與否，尚屬疑問。”[2](p.432)同年12月6、7日，《大公報》的新聞欄中又對“俄國政變中心之兵工委員會”作過一些介紹，其評價也帶負面色彩。報道稱列寧是過激派：“此次俄國事變之原動力厥為兵工委員會(或譯勞兵會)”，“列寧率兵工會要求平和，謀為示威運動，定期本月四日起事，迫脅克氏讓出政權……乃至八日，過激派之大示威運動忽焉爆發。俄京軍管區司令官與政府始冀竭力鎮壓，不期守備兵忽附和暴徒，而起顛覆政府，逮捕閣員，似致如有連日外電所傳之大暴動”。[2](p.435)《大公報》刊登的這兩則消息，“在長沙的知識界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正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讀書的毛澤東，看到這些報道后，常與同學展開熱烈的討論”。[3](p.1)當然，由于信息缺乏，毛澤東當時也和其他青年學子一樣，并不真正理解俄國革命的意義。

　　 但俄國十月革命對世界產生的沖擊，特別對作為被殖民侵略的東方中國來說，意義是非凡的，對中國那些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影響是巨大的。早在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發生后，就職于北京大學的李大釗就撰寫文章分析這一革命的原因及其意義。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李大釗又撰寫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對之熱情謳歌。毛澤東就是在這種境遇中開始了解俄國十月革命的真實情形。1918年夏，他從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后第一次到北京，曾在李大釗主持工作的圖書館任書記（管理員），在思想上深受李大釗的影響。1918年11月，毛澤東曾到天安門廣場聆聽李大釗所作的演說《庶民的勝利》。從北京返回湖南后，毛澤東在從事革命宣傳活動時就注意介紹俄國革命，正面宣傳革命勝利后的俄國政府是勞農政府，高度評價俄國革命的意義。他在自己一手創辦的《湘江評論》上，連載了長篇文章《民眾的大聯合》。文中他贊頌俄國十月革命及其影響：“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4](p.390)

　　 1919年冬，毛澤東率領驅除統治湖南的軍閥張敬堯的請愿團赴北京，期間他不僅接觸了馬克思主義著作，并且加深了對革命勝利后俄國的向往。1920年2月，他在致任教于長沙周南女校的新民學會會員陶毅的信中說：“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頓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勸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4](p.466)他還說：先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組一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至于女子赴俄，并無障礙，逆料俄羅斯的女同志，必會特別歡迎。‘女子留俄勤工儉學會’，繼‘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這樁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釗君等商量。”毛澤東還表示，“我為這件事，腦子里裝滿了愉快和希望”。[4](p.467)不久，毛澤東又給周世釗寫信說明了自己的意愿：“我覺得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我想兩三年后，我們要組織一個游俄隊。”[4](p.476)

 二、傳播和研究俄羅斯新文化

　　 毛澤東覺得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想在兩三年后組織一個游俄隊考察俄國，顯然不是一時沖動，而是他經過理性思考的結果。第二次到北京期間，他閱讀了不少有關俄國革命和革命后俄國情況的書籍。1936年在延安同斯諾談話時，毛澤東曾回憶：“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5](p.131)毛澤東在北京時讀了哪些關于俄國情況的書雖然難以具體考證，但當時國內報刊登載的文章和出版社出版的有關書籍他應該都會關注和閱讀。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從北京經上海回到湖南后，就開始創辦文化書社，傳播俄羅斯新文化。

　　 1920年7月，毛澤東回到湖南后，即著手同易禮容等創辦文化書社，其要旨是傳播新文化、宣傳俄國革命思想。毛澤東特地撰寫了《發起文化書社》（刊登于長沙1920年7月31日《大公報》）一文，他在文中強調：“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4](p.498)他認為：“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于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愿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4](p.499)由此可見，毛澤東這時已經把經過十月革命的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化，作為喚起國人覺悟、投身改造中國的精神武器。

　　 8月2日，毛澤東與文化書社其他成員在楚怡小學召開成立會。他為書社擬《文化書社組織大綱》。大綱規定：“本社以運銷中外各種有價值之書報雜志為主旨……使各種有價值之新出版物，廣布全省，人人有閱讀之機會。”[6](p.61)毛澤東、易禮容、彭璜被推舉為籌備員，易禮容為臨時經理。書社租用潮宗街56號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3間房子作社址。

　　 9月9日，文化書社在長沙市正式開業，毛澤東擔任書社的特別交涉員。為了擴大文化書社的影響，獲得各界支持，毛澤東還請“省長兼督軍譚延閩題寫匾額”。[7](p.190)文化書社在湖南第一師范，楚怡、修業等學校等7處設立小賣部，后來又在瀏陽等地設立了分社。文化書社在資金十分有限的情況下辦得很成功，聯系渠道廣泛。由于毛澤東請知識界名人作信用介紹，在向各書店書社進書刊時免去押金，節省了周轉資金。毛澤東在《文化書社第一次營業報告》中說：“正式約定與本社進行出版物交易者，有上海泰東書局、亞東圖書館、中華書局、群益書社、時事新報館、新青年社、北京的北京大學出版部、晨報社、武昌的利群書社等十一處。經由李石岑、左舜生、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等信用介紹，各店免去押金。”[6](p.68)書社銷售的書刊品種、數量很多，其中包括《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新俄羅斯之研究》、《勞動政府與中國》、《向導》、《新青年》、《少年中國》、《語絲》、《新潮》、《勞動界》、《新教育》、《時事新報》副刊、《晨報小說》等。“在已經銷售的二百一十二種書報雜志中，《新青年》、《新潮》、《勞動界》、《新生活》等銷量最多。”[6](p.68)

　　 到1920年冬天，文化書社在湖南的瀏陽、平江、寶慶（邵陽）、衡陽、寧鄉、武岡、溆浦等地設立分社后，它先后同全國60家書報社和文化團體建立了聯系。毛澤東還提議，凡來文化書社販運小冊子賣給勞動界的，一律照進價轉售，不賺分文，其目的是盡量擴大馬克思列寧主義新文化的影響。

　　 不僅如此，文化書社還成為毛澤東參加建黨活動的一個重要聯絡點，許多革命同志經常在這里開會：毛澤東與北京、上海等革命同志及留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來往信件，也都由文化書社收轉。

　　 幾乎在創辦文化書社的同時，毛澤東又計劃加強對俄羅斯的研究。1920年8月22日，毛澤東和姜濟寰、方維夏、彭璜、何叔衡、易培基等十余人在長沙縣知事公署開會，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會議指定何叔衡、毛澤東、彭璜、包道平為發起俄羅斯研究會籌備員，進行籌備工作。[6](p.62)

　　 1920年9月15日，俄羅斯研究會在文化書社召開成立會。與會者“均認研究俄國學術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一班腦筋陳腐之人盲目反對是不中用的”。研究會成員有何叔衡、彭璜、陳昌、夏曦、郭亮、蕭述凡等人，其中以第一師范的校友和學生為多，會議推舉姜濟寰為總務干事，毛澤東為書記干事，彭璜為會計干事并駐會接洽一切。會上各會員捐助或自認會費，并準備將來關于派遣赴俄調查及發行叢刊等特別費用再行開會募集資金。會議“決定派張丕宗君赴京，隨同京團體赴俄”，“因北京迭次來函稱，俄代表到京已有接洽，湘省愿赴俄者既眾，請先派一人來京。”

　　 這次會議“結果決定四項：（一）個人研究。會員各自搜集材料。（二）開會研究。每星期六日下午會員自由至會所集會討論。并于每年春秋開大會二次。遇有熟悉俄事之學者到湘則開臨時演講會。（三）由會多備關于研究俄事之書報雜志，供眾閱覽。（四）由上三種研究所得，合之其他特別譯著，發行俄羅斯叢刊”。會議考慮到“因近日來會接洽愿赴俄者頗多，要求仿法文班辦法開設俄文班，從事預備。當有郭開第君愿擔任在船山學社開辦一班，可聘在上海之俄人來湘教授云”。⑤會議還通過了簡章，第一條說明“俄羅斯研究會以研究關于俄羅斯之一切事情為主旨”，第二條說明研究會會務。其會務是：“（一）從事關于俄國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發行俄羅斯叢刊；（二）派人赴俄從事實際調查；（三）提倡留俄勤工儉學。”

　　 俄羅斯研究會不僅發起對俄國進行研究，還介紹一批進步青年到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習俄語，后赴俄國留學，例如任弼時、蕭勁光等人就是經毛澤東介紹的。

 三、在陳獨秀的影響下參與俄式共產黨的建立

　　 毛澤東創辦文化書社，傳播俄羅斯新文化，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介紹進步青年學習俄語、赴俄國留學等活動，同陳獨秀的思想影響分不開。毛澤東因“驅張”運動第二次赴北京期間讀了不少有關俄國革命的書報后，于1920年5月上旬抵達上海，期間與陳獨秀多有接觸，同陳獨秀討論自己組織的改造湖南同盟的計劃和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毛澤東后來這樣回憶：“一九二〇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見到了陳獨秀。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大學。當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8](p.37)“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p.39)

　　 毛澤東的回憶稱在他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與毛澤東自己想改造中國社會的思想抱負和政治思想取向分不開，也有更深刻的背景，這就是蘇俄政府對華友好外交政策和共產國際派俄共黨員來華協助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創建中國共產黨。這種影響極大地推動毛澤東轉向，促使他以俄國十月革命為榜樣，用革命方式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

　　 蘇俄政府對華友好外交政策首先影響了陳獨秀，這可以從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號集中刊登中國社會各界對《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作出熱烈反應的電函看出。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以列寧為領袖的蘇維埃政府對中國采取友好外交政策。1919年7月25日，俄國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發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宣言稱，蘇維埃俄國和蘇維埃紅軍不但幫助本國的勞動階級，而且也幫助中國人民。工農政府取得政權后，立即代表俄國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倡議建立鞏固持久的和平。這種和平的基礎應當是決不侵犯他國領土、決不強行吞并其他民族，決不勒索賠款。工農政府“宣布廢除與日本、中國和以前各協約國所締結的一切秘密條約。因為沙皇政府及其各協約國利用這些條約以威逼利誘的方法奴役東方各國人民，主要是奴役中國人民，使俄國資本家，俄國地主和俄國將軍從中得利”。[9](p.80)蘇維埃政府“已放棄了沙皇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拒絕接受中國因1900年義和團起義所負的賠款”。“廢棄一切特權，廢棄俄國商人在中國境內的一切商站”。[9](pp.80-81)“除這些要點以外，蘇聯政府準備與中國人民的全權(代表)就一切其他問題達成協議，并永遠結束前俄國政府與日本及協約國共同對中國采取的一切暴行和不義行為。”[9](p.81)宣言還稱：“如果中國人民愿意像俄國人民一樣獲得自由，愿意擺脫協約國在凡爾賽給中國人民所安排的命運，不成為第二個朝鮮或第二個印度，那就請中國人民了解，在爭取自由的斗爭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國工人、農民及其紅軍。”[9](p.81)宣言還建議中國人民通過自己的政府立即與俄國蘇維埃政府建立正式關系。

　　 1920年4月初，《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的內容在中國報刊公開發表后，中國社會各界反應熱烈，對俄國蘇維埃政府充滿感激之情。中華民國國會議員、全國報界聯合會、全國學聯、全國各界聯合會、中華實業協會、中華勞動公會、中國工人聯合會等紛紛致電蘇俄政府對其宣言表示擁護，并愿意與俄國建立邦交，以蘇俄為榜樣進行中國社會革命改造。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號大量刊登了這些電函。中華民國國會議員致蘇俄政府電稱：“茲對于貴政府之通牒感謝之忱，尤非言語所能盡達。”“至貴通牒提議正式恢復兩國國民友誼，及推派代表一節，吾人自當以極誠懇之心贊成而力行之。”[10](p.70)全國各界聯合會致蘇俄政府電稱：“頃接俄國勞農政府通牒，不勝欣喜。”[10](p.68)電文還揭露西南政府及北京政府皆為一部分極頑朽之官僚武人政客所盤踞，并稱“本會謹依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所組織之勞農政府之通牒，正式聲明：收回各項權利，庚子賠款；并恢復中俄兩國人民之邦交，至遣代表赴俄國軍隊之前二節，亦所深愿。希望俄國人民再接再厲，作正誼人道之前驅。中國人民為世界人類之一部分，自應共負維持正誼人道之責任也”。[10](p.70)全國報界聯合會致蘇俄政府電稱：“我們接俄國勞農政府很公正而有力的通牒，無任歡喜。”[10](p.67)全國學生聯合會致蘇俄政府電稱：親愛的俄羅斯國民及其新創造的共和政府“這一次的大舉動，足為世界革命史開一新紀元，我們實在是欽佩得很”。[10](p.67)同時，孫中山領導的南方護法政府的援閩粵軍總司令還致列寧書，其中稱：“遙聞貴國革命成功，本人不勝欣喜。當今人類之一切紛爭及災難，皆因有國家界限及資本主義。只有消滅國家界限，我們才能制止世界戰爭，也只有摧毀資本主義，我們才能談及世界大同。”“我更堅信布爾什維主義定將造福于人類。我愿盡全力將布爾什維主義原則傳播到全世界。我們的使命是，不僅要改造中國，而且要改造全東亞。”[10](p.71)

　　 喜愛讀書看報、尤其愛讀《新青年》的毛澤東，特別關心這些消息，這加深了他對以列寧為代表的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領導的俄國工農政府的好感，推動他熱心傳播蘇俄的新文化。

　　 共產國際派員來華協助中國建黨，共產國際代表活動時間最長的地方就是上海。他們在上海同陳獨秀密切接觸。而此時正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正式傳到中國并見諸報刊，受到中國政界、輿論界和進步知識分子的高度贊揚之際。“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領導的同意，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處的領導人之一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派遣蘇共黨員維經斯基、其妻庫茲涅佐娃和翻譯楊明齋等一行人赴中國。他們的任務是了解中國國內的情況，與中國的進步力量建立聯系，同時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11](p.155)維經斯基一行抵達北京，即受到進步人士熱烈歡迎。他們通過在北京大學任教的俄籍教授柏烈偉結識了李大釗，經過多次交談，取得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共識；又由李大釗介紹，于4月底5月初到達上海，會見主編《新青年》的陳獨秀。由陳獨秀介紹，他們又會見了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并與后者多次會談，決定發起建立中國共產黨。不久，“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在上海成立。[12](p.39)同時，維經斯基成立了由他本人和陳獨秀等在內的5人革命局。革命局下設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論。

　　 毛澤東于1920年4月11日離開北京，因旅途游歷于5月5日才抵達上海。毛澤東在上海與陳獨秀多有接觸，他后來回憶說這在自己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時期，因為陳獨秀表明信仰的觀點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然，毛澤東的政見也直接顯現了俄國革命的影響。1920年9月5日，毛澤東在《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一文中說：“當在相當環境相當條件之下，如列寧之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掃蕩反革命黨，洗刷上中階級，有主義（布爾失委克斯姆），有時機（俄國戰敗），有預備，有真正可靠的黨眾，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國人數十分之八九的勞農階級，如響斯應。俄國革命的成功，全在這些處所。”[4](pp.507-508)毛澤東后來在同斯諾的談話中還說：“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

　　 重要的是，毛澤東自1920年7月上旬離開上海回到湖南后，與陳獨秀等人一直保持密切聯系。“1920年8月上海黨組織成立后，陳獨秀、李達等把建黨情況、《中國共產黨黨綱》起草情況都寫信告訴了毛澤東，委托毛澤東在長沙建黨，并寄送《共產黨》月刊、《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13](p.43)同年10月，毛澤東接到陳獨秀從上海寄來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后，即“在湖南發展團員，籌建長沙團組織”。[4](p.713)11月中旬，他致信湖南第一師范學生張文亮，隨信寄上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10份，托他為發展團員“代覓同志”。[6](p.69)11月下旬，毛澤東在湖南通俗報館與張文亮會見，囑“青年團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從緩，不可急進”。[6](p.69)此后，毛澤東常在報館約請新民學會會員談論建立共產黨之事。

　　 由李達主編、陳獨秀等撰稿的《共產黨》月刊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創刊后，毛澤東將其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推薦到長沙《大公報》連續轉載，文章包括《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勞農制度研究》等。隨后，毛澤東開始著手在長沙組建共產主義小組。1920年下半年，毛澤東、何叔衡等人以新民學會、俄羅斯研究會等進步團體為依托，利用文化書社等組織進行活動，切實穩妥地開展建黨工作。“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據毛澤東回憶，在發起建黨的文件上簽名的有六人”。“據現有資料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何叔衡、彭璜。”[13](p.44)可見，毛澤東與陳獨秀等人的密切聯系，促使他在長沙加快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并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

 四、在同蔡和森的討論中最終決定選擇走俄國革命道路

　　 在同陳獨秀等取得聯系、開始在長沙組建共產主義小組和組建社會主義青年團時，毛澤東對走俄國革命的道路進一步明朗了。而蔡和森的觀點最終推動毛澤東選擇走俄國革命的道路。

　　 當時，遠赴法國的蔡和森也在思考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1920年7月，蔡和森曾組織留學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在巴黎附近的蒙達爾尼開會，把“改造中國與世界”作為學會的方針。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特地致信毛澤東，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地方是俄國，“階級覺悟發生后由愛國運動引導到布爾塞維克上去的地方———諸被壓迫之民族”中包括中國。[14](p.128)“無產階級革命之四種利器”是黨、工會、合作社和蘇維埃，黨（社會黨或共產黨）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社會主義之必要方法”是“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14](p.129)蔡和森向毛澤東提出：“我愿你準備做俄國的十月革命”，并且“不可不早有所準備”，[14](p.130)把中產階級現成的職業機關、議會機關變成革命機關。蔡和森還設想，在兩年內“組一整隊赴俄工作”，“將來以俄為大本營”，并且會友們取得一致意見后會“旗鼓鮮明成立一個共產黨”。[14](p.131)他還叮囑：“我意中國于二年內須成立一主義明確方法的當和俄一致的黨，這事關系不小，望你注意。”[15](p.131)

　　 收到蔡和森的信后，毛澤東于同年12月1日給蔡和森等法國會友回了封長信。毛澤東完全贊同蔡和森提倡的中國必須走俄國式的革命道路。他的理由是：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在“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他還強調：“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15](pp.5、6)毛澤東明確表示：“而于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15](p.8)

　　 1920年底，蕭子升回國時又帶來蔡和森于9月16日寫給毛澤東的長信。蔡和森在信中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見解，認為“俄國社會革命出發點=惟物史觀”，“方法=階級戰爭+專政”，“目的=創造共產主義的社會”。[14](p.154)蔡和森分析了俄國革命及其世界性影響，指出“現在完全的馬克思主義及無產階級專政既在俄羅斯實現有效，于是各國覺悟的工人莫不醉心于紅色化”。[14](p.156)蔡和森在介紹共產國際、俄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鐵的紀律”之后，提出“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14](p.161)接到蔡和森的這封信后，毛澤東在1921年1月21日的復信中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15](p.15)

　　 在這之前，1921年元旦新民學會長沙會員舉行新年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時，已明確表示極贊成用俄式革命，“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只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6](pp.1、2)此時，毛澤東排除了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政策”、“社會民主主義”、“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方法，力主采用“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16](p.2)顯然，這是他根據當時世情與國情，經過大約3年的思想探索所作出的最終選擇。

　　 1921年7月，毛澤東參加了在上海首次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走上了以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的職業革命家道路。在此期間，毛澤東仍然準備實地考察蘇俄。1921年9月，他致信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主任楊鐘健，在《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身志業調查表》“備考”欄中說明：“所志愿之事業現時還只有著手預備，預備三年或四年。后個人須赴外國求學，至少五年，地點在俄。”[6](p.86)至此，毛澤東“走俄國人的路”的政治選擇已基本完成。后來，因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興起，毛澤東積極投身于革命事業中，他雖然沒有實現留學蘇俄的計劃，但在實際工作中接觸到了共產國際的代表和俄國共產黨派來幫助中國革命的顧問，并在政治思想上進一步受到影響，這讓毛澤東“走俄國人的路”的政治理念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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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1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注釋集[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14]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5]毛澤東書信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6]毛澤東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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