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講毛主席卓越高超的領導藝術。從八個方面講：

　　一、創建獨具特色的集體領導制度；

　　二、必須先從思想上解決問題；

　　三、一封電報的巧妙工作方法；

　　四、可以專門開務虛的會議；

　　五、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

　　六、只唱一出《香山記》；

　　七、干部團隊的和而不同；

　　八、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

　　這位偉人最初與常人無異，少年時期的發展甚至還有些滯后，但后來卻開創了翻天覆地的千古偉業，領導黨和人民改造了中國和世界，受到中國人民的永久懷念和世界性尊崇，可以說是“引無數英雄競折腰”。什么原因使他如此成功？這是每個要成就一番事業的精英，不能不著迷、不能不研究的問題。

　　毛澤東的青少年時期，與同時代人有大致相同經歷。

　　他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韶山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因為前面兩個孩子都夭折了，母親把他抱著拜一塊叫石觀音的巨石做干娘，取小名“石三伢子”。6歲開始參加一些零星田間勞動，9歲入私塾讀書，17歲那年才離開韶山，到50里外的東山讀了半年高小。

　　18歲考入長沙一所專為湘鄉人辦的中學讀書，當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他到反清新軍中當兵，每月7元軍餉，在報紙上第一次看到“社會主義”這個名詞。19歲主動退出軍隊繼續求學，曾在選擇上舉棋不定，先后報考警察、肥皂制造、法政、商業等學校，在高級商業學校學1個月后，又以第一名成績考入省高等中學，但沒幾天便斷然退學到圖書館讀書自修，在那里讀了大量西方啟蒙時期的經典著作，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圖，才知道原來世界那么大，中國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湘潭縣在地圖上找不到。

　　20歲時，他認為自己最適合教書，考入省立第四師范學校預科，后并入一師編入本科，共讀了5年半，遇到幾個杰出老師，對他產生巨大影響。如，楊昌濟教他倫理學，研究如何修身做人;黎錦熙教他讀書方法，一起探討救國救民的“大本大源”;徐特立教他“不動筆墨不讀書”，袁吉六錘煉他如何寫文章等。在這個期間，他立奇志、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做奇男子，參加驅逐校長張干運動，以“28畫生”為名寫征友啟示，不帶一文徒步游學900余里，組織校友會，辦工人夜校，發起新民學會，組織學生護校并繳獲潰敵槍支等。

　　25歲畢業后，到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負責新到月刊和閱覽人姓名登記，月薪8塊銀元，幾個人睡一大炕。26歲時，因母親病重回家服侍，為生計到長沙一師附小教歷史課，組織湖南學生聯合會并主編會刊《湘江評論》，組織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的運動，在當時的中國產生了很大影響。

　　27歲時，應陳獨秀函約在長沙創建共產主義小組，從此得時代潮流之先，改變了人生軌跡，一步步走向偉大。28歲那年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當時他擔任記錄。30歲時，在中共三大任中共中央局委員(排在陳獨秀之后第二位)、秘書兼中組部部長，黨內地位顯赫。33歲時國共合作，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委、宣傳部代部長，后來的對手蔣介石當時連國民黨中央委員都不是。34歲那年大革命失敗，一切從頭開始，他發動秋收起義創建人民軍隊，上井岡山點燃星星之火，歷盡艱難曲折。

　　42歲時，在革命隊伍生死危亡關頭，在遵義會議被黨和軍隊的領導層推舉為黨的核心決策人。遵義會議8年后，他50歲時成為中央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從組織體制上確認了核心領導地位。56歲時建立并領導新中國。坐天下27年，83歲去世，使中國成為世界大三角中一角，世界輿論以“千年偉人”評價他。

　　朝鮮戰爭中，他曾讓美國和西方丟盡了臉，越南戰爭時他說美國不能越過17度線，美國人就自始至終沒敢越過，盡管他們不斷詛咒，但他們見到他時的心情，卻與當年的紅衛兵沒什么兩樣，讀讀尼克松、田中角榮和法國總統的回憶錄就可以感到，在這個世界上，有誰能坐在自己書房里接見美國總統，還能讓他心情激動的？

　　毛主席白手起家創偉業，從一無所有到領導一切，自然有多種原因，下面只從思想方法和領導方法上做些解讀。

　　一、創建獨具特色的集體領導制度

　　先講這個問題意在說明，毛主席的成功并非只是個人的成功，而是激發運用集體智慧的集體成功。

　　在人類政治文明歷史上，有“民主制”和“集中制”兩種主要領導制度和方式，這兩種方式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革命導師在創建黨組織時，面臨著一個重大課題，就是用什么組織原則最科學，怎樣規范內部領導關系和工作秩序，才能把力量凝聚起來，實施有效領導。在革命實踐中，他們把“民主制”和“集中制”有機結合，創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制度。在這個制度下，要求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毛主席依據民主集中制原則，創建了對黨和軍隊的科學領導制度，明確最高領導原則是集體領導，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他展現了高超的領導藝術，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

　　毛主席帶領部隊上井岡山后，創立并實施了黨委制進行領導。中間有段時間受到當時中央的批判，認為這樣削弱了政治委員權力，要求照搬蘇聯的政治委員負責制，實際是政委“一長制”。后來又逐漸恢復黨委制，解放戰爭時期發展為“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寫入條例一直延續至今。這套制度與前蘇聯的“一長制”不同，與西方的政權“三權分立”制約、行政長官負責也不同。它有以下特點：

　　一是黨委領導。領導主體是黨委，是信仰和主義的領導和凝聚，通過黨的各級組織、各級黨委和基層支部，而不只是某個個人的作用，來保證黨的絕對領導。對軍隊來說，就是保證槍桿子聽黨的話，以黨的宗旨、旗幟、路線、方針、政策為根本遵循，堅決完成黨所賦予的各項使命任務。在這種體制下，某個領導想調動一切指揮一切很難，你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和旗幟，正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時，可比較順利的實施領導，要想違反既定方針，阻力和困難都很大，甚至會成為孤家寡人(如張國燾、林彪等)。

　　二是統一領導。領導范圍覆蓋一切，黨委實行政治、思想和組織的統一領導，一切組織、一切人員無論是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裝備工作還是基層工作等各項工作，包括各個部門的領導干部，都是黨的工作、黨的干部，都必須置于黨委的統一領導之下，而不能游離于黨委的統一領導之外。

　　三是集體領導。領導方式是民主式，決策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而不是下級服從上級，一切重大問題都必須經黨委集體討論決定，要充分發揚民主，書記和委員之間是平等同志關系，而不是上下級關系，不同意見只能靠說服爭取，書記個人不能決定重大問題或改變集體的決定。

　　四是首長負責。集體領導和首長個人負責相結合，個人在集體領導下負責，重大問題經黨委討論決定后，按軍政首長分工負責貫徹執行，屬于軍事工作方面的由軍事主官負責組織實施，屬于政治工作方面的由政治主官負責組織實施，軍政副職干部分別受主官領導并向軍政主官負責，軍政主官必須服從黨委的領導，執行黨委的決議，積極主動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緊急情況首長可臨機處置，但事后必須及時向黨委報告。

　　五是下級服從。各級組織都是單位統一領導和團結的核心，要模范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上級黨委的決策指示，創造性地開展各項工作。在實踐中，要求各級黨組織，要堅持“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堅持“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在新形勢下不斷有新發展，如提出將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黨委要“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黨委議事決策要遵循“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16字原則等;要尊重黨員主體地位，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等。目前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軍隊基本都是如此執行。

　　實踐證明，集體領導是科學先進的制度。

　　一是有利于保證領導成員思想和行動的一致，最大限度地防止個人獨斷專行，避免造成工作上的嚴重失誤。以集體領導代替個人專斷，這是領導方式的重大進步，也是人類社會的進步潮流，順之者成功發展，逆之者問題多多。

　　二是有利于充分調動領導成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傳統領導體制下，關于“三個臭皮匠，頂上一個諸葛亮”，“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等，只能作為提醒和告誡，在這里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卻成為制度性安排，能更好地通過體制運作正確決策。

　　三是有利于在集體制約下發揮首長作用，實施全面、正確和周密地領導，保證高度集中的統一指揮。世上萬事萬物都是對立統一的，過分強調那一個方面都不行，把民主與集中統一起來，把集體領導與個人負責統一起來，最大的優點就是兩個方面和兩種因素優勢互補，可以有效防止片面性。

　　四是有利于調解利益沖突和矛盾，因為集體領導是建立在平等權利理念上的，更看重思想與主義的共識，更看重內在價值的實現，使個人利益對正確決策的干擾淡化，因而能更好地在為公層面上形成共識。同時，也能夠一定程度上淡化進退去留和地位高低帶來的問題。

　　鄧小平晚年，回憶早期革命歷史時講，我們那時候不搞終身制，大家都不大在乎地位。在法國時，趙世炎比周恩來地位高，周恩來比陳延年(陳獨秀的兒子)地位高，但回國后陳延年職務最高，當然他確實能干，見解比別人高。大革命失敗后，一直到毛主席當黨的主席前，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總書記或主席名分，博古、張聞天是以“總負責”的名義，瞿秋白、李立三連總負責名義都沒有。毛主席1924年離開中央“二把手”的位置，沒有參加隨后召開的中共四大，甚至連中央委員都沒有選上，并沒妨礙他在國共合作期間擔任國民黨代宣傳部長。1927年“八七會議”后，瞿秋白曾邀他到上海中央去工作，他說我不去跟你們住高樓大廈，我要去當綠林好漢(領導秋收起義)。遵義會議后，博古已不適合擔任中央總負責，有人提出讓毛主席當，但他沒有同意，而是建議讓張聞天當一段時間。可以看出，基于黨內人人平等的理念，決定了真正民主的和集體領導體制，也就決定了大家以做事為榮、平等為榮，而不過于斤斤計較職位高低和個人得失，對待個人職務的上上下下，大體上能看得比較平常，并取比較淡然的心態。

　　這種民主集中制的集體領導方式，是比其他領導體制更進步更科學的方式，更容易集思廣益，更容易發揮才干，更容易任人唯賢，更容易上下左右團結一致，更容易做出業績。當然，這并不是說有了這種領導方式，就可以高枕無憂，自然而然的一切通暢。有兩個問題需要注意：一是愿不愿搞集體領導，現在權力運行中存在的很多問題，許多是不能貫徹集體領導原則造成的。二是會不會搞集體領導，要發揮好集體領導的作用，還需要科學的思想方法、運作方式和領導藝術，這方面偉大領袖毛主席做出經典示范，也是下面所講的主要內容。

　　二、必須先從思想上解決問題

　　管理就是管人，而人的行動是思想支配的，管住思想才能管住人，改造思想才能改變行動。先從思想上解決問題，這是團結大家一道做好工作的中心環節，否則一切任務都是不能完成的，在集體領導體制中這一點更重要。

　　毛主席在延安時，雖已明確了在全黨的領袖地位，但錯誤思想路線和主張的挑戰依然存在，從蘇聯回來的王明以欽差大臣自居，與毛主席分庭抗禮，后來共產國際表態支持毛主席，但他還是不服氣，發展到當面與毛主席爭論，說他的路線是正確的，中央的路線是錯誤的，領導層中也有一些同志認為王明正確。為什么?按照毛主席的說法，遵義會議前他被誣為機會主義者的，今天已變為主要領導者，但這個碼頭(中央領導層)仍是過去選出的，這個矛盾已經忍耐多年了。面對這種情況怎么辦?毛主席要求不忙著解決這個問題，不忙著調整領導班子，而是先從弄清是非、解決思想問題入手。

　　一是帶頭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在延安時期，他發憤讀書寫作，總結中國革命經驗，寫下了大量理論著作，在《毛澤東選集》四卷中那時寫的占76%還要多，《毛澤東軍事文集》六卷中那時寫的占60%。這些著述形成一個科學思想體系，把中國革命基本模樣說的清晰起來。

　　二是號召改造學習方法和制度。廢除那種只知道生吞活剝地談外國，理論和實際分離的學習方法，要求樹立理論和實際統一的學風，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

　　三是開展普遍的整風學習運動。主要是反對主觀主義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整頓文風。著力解決的問題有六個：

　　首先是改造思想方法。中央專門成立思想方法學習小組，還成立調查研究局，都是毛主席親自領導，核心是反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倡導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要研究矛盾特殊性，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等。

　　其二是認清路線是非。通過研究親身經歷的歷史，看誰的路線是對的，誰的路線是錯的，這一看就很明白了，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開始檢查了。

　　其三是明確綱領目標。創立新民主主義理論，清楚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一下子講清了與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區別，講清共產黨政治主張的先進性，使大家明確目標方向，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了。

　　其四是掌握戰略策略。面對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如何在敵偽頑友的夾縫中生存，提出持久戰、全面抗戰和獨立自主的敵后游擊戰，統一了軍事戰略思想。

　　其五是端正文化方向。大量知識分子進入革命部隊后，帶來一些小資產階級思想，牢騷怪話和自由主義多，看不起工農群眾，鮮明提出為什么人的問題，要求大家堅持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讓工農兵當“韓荊州”。

　　其六是建設強大組織。在深入的學習整風中，認真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貫徹“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最后達到團結的目的，對犯錯誤的同志不著重追究個人責任，而著重分析其犯錯誤的環境和原因，以達到把錯誤除掉、把人留下兩個目的，最后達到全黨高度團結和統一的目的。

　　思想問題有效解決了，后來調整班子就水到渠成了，大家一致推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書記處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權。目標、方向、標準、策略及辦法等都明確了，領導事業就順利多了。當時大家對毛主席是心悅誠服、一致擁戴的。

　　陳云說，過去只是認為毛主席在軍事上很行，他寫出《論持久戰》后，我了解到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

　　曾說“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的任弼時說，過去認為毛主席講反對本本主義、講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輕視理論”，閱讀了《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又看到他處理國共關系、領導整風運動對各種政策的把握，對毛主席則完全是愛戴佩服。

　　朱德說，毛主席是一個有魅力、有能力、遇到問題總能想出辦法的人，照他的辦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把握勝利。

　　周恩來說，自己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沒有這樣反省過，經過這幾年的實踐，對毛主席的領導確實心悅誠服的信服。

　　比毛主席更老的革命家吳玉章說，《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主席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贊許、佩服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

　　連一向攻擊共產黨沒有自己理論的反動文人葉青也說，自從讀了《新民主主義論》，從此把毛澤東作共產黨的理論家看待了。

　　當時也確實有越來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義的大旗下來了，看電影《云水謠》就有這樣的情節。可見，領導班子和組織的成熟統一，要靠思想理論建設，要著力解決思想問題。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領導者思想理論修養的要求，你真要在高層次上征服精英，那就要有高人一籌的見地，小的叫主意和見解，大的叫理論和主義。

　　毛主席年輕時曾說：“主義就是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有時只會做事還不行，還要會講理，要有把理說透講清的本事。中央初到延安時，曾流行這樣的順口溜：

　　“毛澤東的實際，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論，周恩來的人才。”

　　這樣的說法未必準確，卻反映出人們推崇毛澤東的實踐之功，不認為他是理論權威。如果不能在理論上、戰略上說出道道來，便不大能夠服人。陳獨秀、王明、博古乃至張聞天等，在中共早期領導層中是以理論出名的。土生土長的毛澤東雖然善于做事情，但在引用馬列理論和詞句上確實比不上他們，而做的事情又常常與他們照搬的馬列詞句不合。博古派人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大會，在報告國內情況時說，毛澤東“大事有錯，小事沒有錯的”。當時扣在毛主席頭上的帽子，名稱就是“狹隘經驗主義”和“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等毛主席拿出獨到的思想理論體系后，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再也沒有人敢說他沒有理論，再也沒有人能對他進行挑戰了，而且大都心悅誠服的團結在他的旗幟下，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步調一致地去爭取勝利。

　　三、一封電報的巧妙工作方法

　　如何領導部屬、指導工作、考查優劣，如何把大家積極性調動起來，實施在民主基礎上集中，集中指導下民主，把正確意見收集上來，變成大家的共識，在推進工作中堅持下去。其中有一些復雜的考慮和把握，看似平淡無奇，往往背后有精深的考慮，通過這樣設計的方式，往往能達到多重目的和奇妙效果。在陳晉寫的《讀毛澤東札記》中講了不少故事，下面的內容多是這本書上的。其中有一個電報的故事。

　　1944年7月，毛主席給7個地方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負責人發了一封不短的電報。我們可以一起看看，再琢磨一下其中的奧妙。電文開門見山：“下列問題，請予電復。”緊接著列了10個問題，為使大家更好地體會其中的奧妙，我們全部摘錄如下：

　　1、經過時事教育、整風、反特、減租之后，對于黨外人士的團結、“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長了一種“左”的現象?黨外人士是否對我們發生不滿，其不滿之點主要是什么?他們是否感到有職無權，如何使他們有職有權?如何使他們經過參議會、座談會、參加政府工作與社會事業，把他們進一步團結起來?同時，右的現象是些什么?

　　2、減租中的偏向，明減暗不減是否還存在，減租是否還應定為今年的任務?同時，減租中的過“左”現象是些什么?

　　3、擁政愛民與擁軍優抗兩項工作是否較前進步，兩項工作的缺點各是什么?

　　4、據你們看，秋冬軍隊輪番大整訓可能性如何，你們是否已在著手研究此事?現在軍隊軍事與政治工作兩方面的主要缺點是些什么?

　　5、民兵工作的缺點是什么?是否還有大量發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戰普遍大量發展?并如何使戰斗與生產相結合在民兵運動中完全實現?

　　6、淪陷區、接敵區合法與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發展?赤白對立現象是否發生過及如何克服的?

　　7、據你們看，中央對城市工作指示其實現的可能性如何?你們是否已在著手研究此項工作?

　　8、經過今年大生產運動后，是否可以酌量減輕人民負擔?例如減輕10-20%，是否不致損害財政支出?

　　9、在今年部隊、機關生產發展基礎上，是否已經看得見戰士及工作人員的生活有了相當改善?或者還是很苦的?同時，在我們幫助農民發展生產方面，是否已經看得見農民收益的增長?農民對于安家計劃、互助組織及合作社的態度如何?在這些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義是否很嚴重?全根據地糧食、棉花及各項工業品其自給程度及可能性如何?

　　10、對于將民眾團體的工作在減租減息后轉到領導各界人民發展生產、文化、衛生方面，你們意見如何?據你們看，是否只在作了這種轉變后，民眾團體(各救)的工作人員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這種轉變?

　　電文最后說：“以上十項問題，請作一次或分作幾次答復（每項不必太詳，以能扼要說明問題為限），以便中央在今年秋能對其中幾項工作作恰當的指示。”

　　這封電報粗看似無特別之處，但如果換一個角度解讀，就會從好像不經意間的電文中，領會毛主席巧妙的領導藝術和工作方法。寫這封電報的目的，似乎已說得很清楚，就是為使中央“能對其中幾項工作作出恰當的指示”，也就是為制定正確的政策作一個調查。從電文中的問句內容來看，他似乎在梳理自己思考的問題，或感覺到需要解決而目前尚未有成熟和明確判斷的問題，似乎不完全是在搞個調查。那么，他的真實意圖是干什么呢？是否蘊含著多重目的，或者說要取得多重效果呢？如果你是收電報的負責人，如果你在動腦筋，是不是可以做以下理解：

　　1、他把這些問題同各根據地的負責人通通氣，吹吹風，既可以請在一線工作、更了解實際情況的地方負責人幫助想辦法，也可使分散各地的他們及時了解中央考慮和關注的事情，知道中央下一步制定政策的重點將放在哪些方面。這顯然有助于具體指導和促進各地的工作，有助于促成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動。

　　2、電文所列問題，對各地負責人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水平是一個檢驗。毛主席當時想要了解的，不是單個方面的工作情況，而是涉及黨在抗日根據地工作的方方面面。既要求反映某些政策下發后的執行情況，又要求回答執行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同時還要求發表對這些新情況的看法和解決新問題的思路。怎樣回答這些內容，對接受電報的負責人來說，自然是個挑戰，非得下點工夫不可。他還要求“每項不必太詳，以能扼要說明問題為限”。顯然，平時如果高高在上，不了解情況，不勤于思考問題，就難以回答或回答不好;平時不注意學習，不熟悉中央的各項政策，也難以回答或回答不好。

　　3、提出的問題都很明確具體，直奔主題，是不能虛與應付的。整個電文不穿靴戴帽，沒有關于形勢和任務的闡述，也沒有一句說到所列的這些問題多么多么重要，關系到什么什么。每一句話都是一個問號，如若細數，這十個問題實際上包含了35個問句。有的話題，更是層層追問。諸如黨外人士是否對我們發生不滿，其不滿之點主要是什么?他們是否感到有職無權，如何使他們有職有權?如何使他們經過參議會、座談會、參加政府工作與社會事業，把他們進一步團結起來?這樣的提問，答復時很難躲閃，繞彎子，必須直面問句，據實相述。而且，必須要有所調查才可能提出意見，靠原則性地擬出幾條，或靠翻翻既有的中央政策、指示或某某領導人的講話來對付，顯然不能算是交了好的“答卷”。

　　4、提出問題的方式給大家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間。電文中沒有特意往哪個方面引導的問句，言語間不顯露自己的傾向性。諸如，關于“三三制”推行后的情況，他既問“是否生長了一種‘左’的現象?”又問“右的現象是些什么?”關于大生產運動后的情況，問題是“是否已經看得見戰士及工作人員的生活有了相當改善?或者還是很苦的?”

　　5、電文中的問題大都是要求回答缺點、不足和面臨的困難，而不是擺成績。這樣一來，各地負責人就不會有哪些是上面愿意聽的，哪些是上面不愿意聽的，是報喜好，還是報憂好之類的擔心和揣測。解除了這些顧慮，有利于大膽反映真實情況，說出自己的真實意見。

　　6、可以起到觀察、考量和品鑒干部的作用，這應是一個很自然的效果。接受電報的負責人，都是主政一方的根據地黨的一把手。他們是鄂豫皖邊區李先念、華中局饒漱石、山東分局羅榮桓、平原分局黃敬、北方局鄧小平等。毛主席收到他們的答復之后，很自然地對這些負責人的答案會有個比較，由此對他們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水平，自然會有一個進一步的了解。因此，把這封電報視為不是考試的考試，或許可以說得通。

　　這樣理解正確嗎？從后面的情況看一下。電報發出后，陸續得到答復。毛主席又做了以下幾件事：

　　1、在當年底發表關于第二年任務的報告，談了15件事，其中許多內容是從電報的十個問題演變而來。

　　2、在作完報告后不久，從各地答復中央電報的材料中，選擇了一些轉發，一則表彰各地負責同志為中央決策的貢獻，二則對各地的經驗加以介紹推廣。

　　3、是對各地報告根據不同情況做出回復。例如：

　　他專門就鄧小平的答復發了這樣一封電報：“關于十個問題的答復，早已收到，內容極好。除抄給此間許多同志閱讀外，并轉發各地參考。我完全同意你們的路線，望堅持貫徹下去。并請告知太行區黨委負責同志，我十分感謝他們給我關于今年生產的非常有用的總結報告。”看來，他對鄧小平的答復是很滿意的。

　　同一天，毛主席還給山東羅榮桓發電，肯定了他們的答復，同時就值得注意的事情作進一步的交代，諸如“城市工作希望一年內有普遍發展”，減租后“地主富農負擔則須酌減，方見公平”等。

　　一封電報學問大，既有集思廣益，又有引導啟發；既有實的要求，又有想象空間；既有民主信任，又有檢驗考評；既有表揚表彰，也有提醒指導。最后的結果是，大家方向明確，齊心合力，精神抖擻地去爭取勝利。毛主席的領導藝術，真可謂深不可測，神龍見首不見尾。

　　四、可以專門開務虛的會議

　　這要從毛主席的一則讀書批注說起。

　　唐貞觀二年，禮部侍郎李百藥寫了篇《封建論》呈給唐太宗李世民。這篇文章中說的李世民執政治世之道，被毛澤東在讀書時注意到了。

　　李百藥說：李世民平定四方，用懷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勞民損兵;不貪圖游樂，每早視朝，用心聽取各種建議，出言周密;罷朝后約一些名臣，推心置腹地討論是非;晚上，叫一些才學之士到宮中，一起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往往中宵不寐。

　　李百藥概括的李世民這四個特點，是說他的決策風格和每天的幾大工作內容。

　　毛主席在這段話旁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在這四種“工作方法”中，后兩種都不是直接處理具體的政務，多半屬于務虛閑談，時間在上午罷朝之后和傍晚夕陽西斜之后，在坦誠的氣氛中，或討論事情的是非曲直，或與文人們高談典籍詩文，中間還穿插一些抽象的“玄言”，這顯然可歸入“務虛”之舉。毛主席對此予以重視，以“工作方法”稱之，既是政治家讀史的旨趣所在，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他在領導思想和工作方法上的考慮。

　　毛主席說這是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應當是很恰如其分的。李世民還未登基時，為了能夠經常務虛，就從體制上做了設計。他在其天策府開設了文學館，廣招天下學士入館，號稱“十八學士”，都是些博覽古今、明達政事、善于文辭的大知識分子。大致可分三類：

　　一是以詩文寫作著稱于世者，如虞世南、褚亮等;

　　一是以經史學問名重當時者，如孔穎達、陸德明等;

　　一是知識淵博且善于治道的人，如房玄齡、杜如晦等。有個成語叫“房謀杜斷”，即指此二人一個多謀，一個善斷。

　　李世民即皇位當年設置弘文館，精選才學淵博之人充任弘文館學士，讓他們分班值夜，“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李百藥說，他們的討論達到“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程度，可見李世民對務虛何其看重，興味是何等濃厚。善于務虛，前提是深知務虛之用，他與文學館和弘文館的學士以及大臣們，的確“務”出不少為政的妙義要道。李世民與文臣們的對話，被輯為《貞觀政要》，都是成體系的論政要籍，成為以后歷朝儲君們必讀課目。李世民的“務虛”和“貞觀之治”有什么關系呢？大致三個方面。

　　第一，李世民和文臣們的務虛，目的是“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討論以求其是，博學以成其道，務虛以為其用，遂使貞觀年間的政風民風，良可足觀。李世民能自覺探討、總結執政規律和領導藝術，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運用其務虛所得，這也是貞觀年間特別是貞觀前中期的政策失誤相對較少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通過務虛總結的一些經驗，對后來的當政者也不乏其借鑒和啟發意義。其中，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愿為良臣，勿為忠臣;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上畏蒼天監視，下畏群臣仰望;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崇虛名而受實禍;水能載舟，也能覆舟;草創難，守成更難;以人為鏡，以史為鏡等等，千百年來，成為人們經常引用的政治格言。

　　第二，使貞觀之治擁有遍及域外遠國的“軟實力”。李世民被域外遠國稱為“天可汗”，用今天的話來說算是國際領袖，而中國在當時被稱為中土大唐，可見其軟實力之影響廣泛。

　　第三，李世民經常和文臣們討論學問時事，在其干部集團中形成一種善于思考天下大事，勇于進諫規諷的濃厚風氣，并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這是形成貞觀之治的重要基礎。同李世民一道務虛的學士們，大都成為了政治家，這些人才追隨李世民，為國家統一、政治穩定和文化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乃至武則天和唐玄宗兩朝，都曾仿效李世民重建過”十八學士”這樣的干部團隊。對于唐初的人才輩出，毛主席甚為稱賞，他讀《舊唐書》和《新唐書》，常常寫下所記文臣武將的名字。如在《舊唐書》上寫了封德彝、蕭瑀等10人，在《新唐書》上寫了李靖、侯君集、馬周等40余人。有時候，還特意在這些人名后面注明其才學特征，如姚思廉(歷史家);朱敬則，政治家，歷史家;鐘紹京，書法家;大政治家，唯物論者姚崇等。

　　務虛作為一種領導思想和工作方法，毛主席始終提倡并善于運用。他經常要求領導干部讀哲學，讀歷史，讀文學，讀了好的篇章，就推薦給其他人，甚至經常開列一些書目，供領導干部學習。同一些領導干部聊天，也常常是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即使在一些重要的中央會議上，也往往作古今中外的漫談。

　　他曾專門寫過《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其中說道：

　　“成天忙于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那很危險。”

　　他還專門給縣級以上的各級黨委寫信，希望領導干部：

　　“不要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年整月陷入事務主義，搞得很忙亂，要使他們有時間想想問題”。

　　1958年3月26日，在成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對務虛問題作了專門闡述：

　　“過去也不是一點虛沒有務，也談了一些，可以有那么一點時間不談具體問題，專談一般的思想性質和理論性質的問題。”

　　“先實后虛或先虛后實都可以，可以專門開一次實的會，也可以專門開一次虛的會。也可以同時并舉。不過現在就希望多一點虛更好，因為過去太實了。我看我們這些人，比較太實了一點。要逐步引導我們各級黨委的同志關心思想、政治、理論這樣一些問題。”

　　“把他們從繁重的工作中解放一部分，這樣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注意比較大的問題。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總而言之，是少管一點事情，少管一點就能夠多管一點。”

　　這深刻道出了務虛和務實的辯證關系。領導干部處理事情，光靠一個人關在屋子里面想不行，有時僅僅就事論事也不行。除了走出去調查研究，除了閱讀各種各樣的簡報信息，還必須經常同人交談，以相互啟發，獲得新的思想資源，或者把一些未必成熟的想法交給人去琢磨，以求豐富和完善等等。特別是在一些比較高級的領導崗位上，主要任務是出思路、謀戰略，務虛更不是可有可無之事。務虛看起來沒有和具體實踐扣得很緊，但可以提高領導干部的理論素養和政策水平以及總結實踐的能力；看起來似乎沒有實打實地去解決某個具體問題，但卻能夠為分析和解決具體問題提供不可或缺的思想方法和智慧經驗。務虛說起來好像有些超然，但有時候卻很管用。涉及的事情越是方方面面，碰到的問題越是復雜難辦，越是需要觸類旁通的宏觀思維去統籌考慮，這時務虛所發揮的作用就可能很關鍵。

　　曾經在中央工作多年的李德生同志，在回憶錄里講毛主席第一次同他談話的情景。他說：

　　“我等著他對我到中央工作后提出具體要求。然而，毛主席思路縱橫馳騁，完全不像我想象的常規的工作方法。他談起了黨的歷史，又問我平常愛讀什么書。我看到毛主席房間里那么多書，頓感慚愧……”

　　“毛主席對我是不談工作任務，不談工作要求，只談一個學習問題。”

　　“我領悟到，在中央工作不能只想到如何工作，如何克服困難，而應該努力學習，這樣才能使自己視野廣闊，思路清晰，不致為狹隘的經驗主義、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所束縛。后來我從實踐中體會到這恰恰是在中央工作最重要的條件。”

　　一般說來，人們比較警惕只會務虛不能務實的毛病，對只務實不務虛的做法，卻不大容易看出它的弊端。如果換一個角度思考，把一個又一個的事務比作大海，那么，要赴海而不被淹死，就得抬出頭來呼吸;要找到最佳的劃游路線，也得抬出頭來觀察。這呼吸，這觀察，就是“務虛”，就是在前人的經驗和知識中，在別人的思考和言行中，在相互的討論乃至爭論中，找出可遵行的規律和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

　　五、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

　　準備最壞的，更有利于爭取最好的，這就是事物的辯證法，工作的辯證法。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也是毛主席的一貫主張和做法。講一個很典型的案例。

　　1945年在延安召開的七大，是建國前最后一次黨的代表大會。當時，經過整風運動，一些歷史是非問題解決了，黨的路線方針也有了明確的共識，經過8年抗戰勝利指日可待，黨和軍隊的力量空前壯大，全黨心悅誠服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可以說形勢一片大好，那次會議被稱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此后都這樣來定位黨代會的。在大會結束時，許多代表都是喜氣洋洋，也喜訊毛主席講點鼓勁鼓勵的話。但是，他作大會的總結報告時，卻意外地告誡人們要“準備吃虧”，這給所有代表極為強烈的震憾。

　　強到什么程度呢？中央黨史研究室2000年編了一本書《憶七大—七大代表親歷記》，在編這本書的時候，752位七大代表只剩下116位了，其中年齡最大的99歲，最小的也已77歲，100位代表寫了回憶文章。他們對七大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除了黨的七大路線外，給代表們留下深刻印象的細節有兩個：一是王明在預選中央委員落選后，毛主席三次向代表們解釋，希望選上王明；再一個就是毛主席講了17條困難。

　　大家記得前一個細節，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涉及王明這樣赫赫有名的黨史人物，再加上許多當事人本來就是在毛主席做工作后才投王明的票的。而記得后一件事，便殊為難得了。當時他們在會上記了筆記，但會后大會秘書處將筆記本收回，不允許個人帶走。也就是說，他們回憶時沒有當時的筆記本作參考，而這些耄耋老人卻不約而同地寫了毛主席講17條困難的事，有的還列舉了幾條，最多的列了8條，這是55年后的記憶。

　　在形勢一片大好、大家喜氣洋洋的時刻，毛主席給大家講了什么難事？讓大家準備吃什么虧？當時他一口氣講了17條：

　　1、要準備挨外國人的罵。

　　2、國內大罵。

　　3、準備被他們占去幾大塊根據地。

　　4、準備被他們消滅若干萬軍隊。

　　5、偽軍歡迎蔣介石。

　　6、爆發內戰。

　　7、外國干涉，幫助蔣介石打我們。

　　8、外國不承認我們。

　　9、形勢不利于我們時跑掉、散掉若干萬黨員。

　　10、黨內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

　　11、天災流行，赤地千里。

　　12、經濟上沒有搞好，發生經濟困難。

　　13、日本軍隊集中到華北，擠壓我們。

　　14、國民黨暗殺我們的負責同志。

　　15、黨的領導機關發生分歧。

　　16、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

　　17、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勝利就要到來的時候，設想這么多困難，是不是無事自擾，會不會傳染消極情緒，影響人們的信心呢?在七大閉幕幾天后，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上的演說，又講了這樣一段很悲壯的話：

　　“太平天國有幾十萬軍隊、成百萬的農民，打了13年，最后在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時候，一個也不投降，統統放起火燒死了，太平天國就這樣結束了。他們失敗了。但他們是不屈服的失敗，什么人要想屈服他們，那是不行的。”

　　毛主席講到這里時，他非常激動。就像講17條困難一樣，這樣講當然不是讓人們氣餒，而是為了激發更昂揚的氣概。越是在勝利的時候，越要有一種應付重大事變或艱險的精神準備，甚至想到失敗了從頭做起，由此看，這不能說是無事自擾，相反倒是一種理性的自信。在講話前，有的代表希望毛澤東講講光明面。在講了17條困難后，毛主席確實也講了8條“一定要勝利”。包括：

　　暫時吃虧，最終勝利；

　　此處失敗，彼處勝利；

　　一些人跑了，一些人來了；

　　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著；

　　經濟困難讓我們學會做經濟工作；

　　克服天災，太行根據地有經驗；

　　黨內發生糾紛，使我們得到鍛煉；

　　沒有國際援助，學會自力更生。

　　這8條也很有意思，講光明，不是抽象地談必然規律，也不是主觀地描繪藍圖。這八條都是與困難并存的，或者是從困難中引申發展出來，甚至是被困難逼出來的。看起來是在說“一定要勝利”，其實是在講該往哪個方向努力，怎樣尋找辦法，克服困難。就像他解釋的那樣：

　　“如果我們不準備不設想到這樣的困難，那困難一來就不能對付，而有了這種準備就好辦事。”

　　七大后，他講的有些困難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現了。如抗戰勝利后，大多數偽軍都搖身一變，掛起了國民黨軍隊的旗幟;內戰在一年后也確實爆發了，蔣介石要3個月消滅共產黨;美國武裝國民黨軍隊幫助打內戰;有的根據地讓國民黨軍隊占去了;也有一些黨員(當然是極少數)跑了、散了，甚至跑到國民黨那里去了;國民黨特務曾實施過暗殺陰謀等。

　　一些當年的老同志說，毛主席講的這些困難，當然有些是極而言之，但這樣講了以后，就使黨的高級干部有了應付各種困難的精神準備，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這種從最壞處著想爭取最好前途的思想，是毛主席一貫的思想。給人的啟發是非常深刻的。任何時候，對于做好各種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還有的說，對以后會遇到什么困難，都對大家交了底。我們此后到勝利一直沒有受過大的挫折，就是靠七大。

　　在17條可能的困難中，最后一條“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最可玩味，俗話說“人算不如天算”，無論怎樣周密設想，都不可能涵蓋一切，總會有預料不到的困難。毛澤東加上這一條，就是提醒人們，不要只注意設想到的困難，還有沒設想到的困難，都要事前有精神準備，才不至于出現時驚慌失措。

　　比如，七大召開時誰也不會想到，中央所在的延安會被國民黨軍隊占了去。正是有了應對一切困難的思想準備，在胡宗南20萬大軍進逼的時候，毛澤東果斷決策放棄延安，并充滿信心地說：要拿延安換整個中國!隨后從容地在陜北同胡宗南部隊兜圈子。也正是有了應對各種困難的準備，原來設想解放戰爭打5年取得勝利，結果打了3年就勝利了。用毛主席的話來說，就是“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

　　毛主席講17條困難也是有針對性的。

　　一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進程本來就充滿曲折，過去如此，未來也必然如此；一是有感于“從前我們黨內有個傳統，就是講不得困難，總說敵人是總崩潰，我們是偉大勝利”；再就是歷史轉折到來時，在一片團結勝利的氣氛中，確有些黨的高級干部滋長了盲目樂觀的情緒。

　　要從最困難的方面著想，爭取最好的前途，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無論是處于劣勢還是處于優勢的時候，都需如此。50年代，一次談到少數人鬧事的問題，毛主席說：

　　“事情的發展，無非是好壞兩種可能。無論對國際問題，對國內問題，都要估計到兩種可能。你說今年會太平，也許會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這種估計的基礎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壞的基礎上來設想。”

　　這樣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對黨的領導層影響是很大的。建國初期推行一項新政策，陳云在講完可能出現的種種毛病之后，說了這樣一段話：

　　“除此以外，還能不能舉出其他毛病呢?還可以舉出好多好多。毛主席一共講了17條，他要我也舉，我只講了幾條，最后加了一條，就是‘有意想不到之毛病’，因為我們沒有經驗，想不到的毛病一定會出得很多。”

　　講完引起大家一片笑聲。可見毛主席這種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影響了那一代領導干部。

　　六、只唱一出《香山記》

　　有一部戲劇，毛主席對其內容沒有留下什么評論，倒是對兩句開場戲文印象深刻，多次談到，并從領導思想和工作方法上做了引申。

　　這是一部什么戲呢?是明朝一位叫羅懋登的戲劇家，根據佛教故事寫的《觀世音修行香山記》，后人簡稱《香山記》。劇情是：

　　妙莊王的女兒妙善違背父意，不愿嫁人，遭受妙莊王種種嚴酷的刁難和折磨，但因佛祖保佑，屢屢脫離苦難之境。妙善后來在香山修成正果，并暗中治好了父親的病，終使妙莊王大悔大悟。佛祖遂封妙善為觀世音菩薩。顯然是一部借人間故事演繹佛教教義的典型之作。

　　毛主席經常引用的兩句戲文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

　　據考證，毛主席第一次引用這兩句戲文，是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他說：

　　打了抗美援朝戰爭以后，我就把軍隊工作的事推給彭德懷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單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鉆進去了。我也提倡這個方法。有本書叫《香山記》，講觀音菩薩怎么出身，別的我都忘記了，頭兩句叫作“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我就采用這兩句作為方法，這幾年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就是只唱一本別的戲，軍事，我就沒有唱了。這個方法是不壞的。你唱《打漁殺家》不能唱《西廂記》，你不能兩個戲同時在臺上唱。

　　1963年5月8日，在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要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時，他又說：

　　就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這是描寫妙莊王女兒的一本書，頭兩句就是這樣。事物是可以割斷的。天也不唱，地也不唱，只唱妙莊王的女兒如何如何。比如看戲，看《黃鶴樓》，天也忘了，地也忘了，其他的戲如《白門樓》也忘了，只看我的同鄉黃蓋。你們中央局就開這樣的會，不唱天，不唱地，只唱《香山記》。

　　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說：去年杭州會議后，我們根據主席提出的“只唱一出《香山記》”的辦法進行傳達，效果很好。毛主席說：

　　我四五十年前看過這本書，開頭兩句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唱這個戲，別的戲就不唱了。就像你們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樣，不能什么都唱，這個方法要普遍運用。這幾次所談意思差不多，就是把“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作為希望普遍運用的領導思想和工作方法，當然這并不是說在做某件事的時候，對其他事情一概不管不顧。而是要求領導干部在一段時間里，想事情，看問題，定政策，抓工作，應突出重點，善于抓主要矛盾、主要任務，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毛主席還曾根據中心工作的需要，用以下說法闡發了大體相近的意思。

　　一是不要四面出擊。這是建國初期提出的一個口號，當時頭緒繁多，要緊的事便有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解放臺灣、西藏，進行土地改革，調整工商業，恢復經濟，解決就業，改革舊社會教育文化事業，協調好各個階級的關系，在國際上還要對付敵視新中國的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封鎖等。但在七屆三中全會上，他提交的書面報告是《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也就是把國家財政經濟工作能否好轉，作為新生政權能不能立得穩的關鍵問題。在說明這個主題報告時，他特別強調：

　　“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

　　這里講不要四面出擊，就是要在諸多事務中，分清主次先后、輕重緩急，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大為，有所小為，以利實現中心任務目標。

　　二是反對多端寡要。 1959年3月，毛主席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三國時袁紹敗于曹操的一個原因是“多端寡要”。在講了袁紹決策多端寡要、瞻前顧后，他接著說：

　　“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這個方法不解決，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什么當驢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

　　后來又說：“有些人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多謀寡斷。要反對多端寡要，沒有要點，言不及義。要一下子看到問題所在。”

　　所謂“多端寡要”，就是在一些領導干部身上，常常表現為在一大堆問題面前看不到主要矛盾，抓不住要害問題，決策起來，頭緒多端，力求面面俱到，什么都要講、要做，結果卻什么都講不透、做不細，辦起事來難免在枝枝節節的問題上疲于奔命，而影響全局的實質問題卻得不到解決。

　　三是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1959年4月5日，他在一次講話中開始就說：

　　別的事我不講，只講工作方法，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工作方法，要會做工作。

　　然后，一口氣講了十幾條，諸如多謀善斷，留有余地等等。其中說道：

　　搞計劃要有重點，有重點就有政策，沒有重點，平均分配，就無所謂政策。這是很好的經驗，跟我們歷來搞政治、搞軍事相適合。總要有重點，一個時期總要搞個重點嘛。打張輝瓚就打張輝瓚，別的敵人放棄，搞點小游擊隊去牽制。這里講的“沒有重點就無所謂政策”，是希望制定政策要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各級領導部門制定政策，總是為了回答和解決現實中的一些重點問題，總會提出某方面或某階段工作需要努力實現的目標，并圍繞重點問題和努力目標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如果泛泛而論，在政策中過多挾帶這也重要、那也重要，這也要做、那也要做的要求，把重點湮沒在全面之中，落實起來，真正想解決的問題和實現的目標就可能要打折扣。

　　1971年夏視察南方時，毛主席又說：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條要記清，特別是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取得勝利。這是重點。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

　　四面出擊、多端寡要、沒有重點，是不好的需要糾正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從毛主席自己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來看，他確實習慣于集中一段時間抓必須做的和看準了的關鍵大事和急要之務，而且抓住不放，抓得很細。需要下面貫徹執行的就反復談話，溝通思想，達成共識，即使下面已經執行了，他還常常轉發材料，推廣典型，以使大家加深對此急要之務的認識并交流貫徹執行的經驗。這種做法，有利于把問題搞透，把工作做深，把事情辦好。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有不少“只唱一出《香山記》”的工作實例。1950年秋天到1951年，他的工作重心是決策指揮抗美援朝戰爭。1954年春，為了籌備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遠離北京，到杭州專注于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工作。1955年9月至12月，他做的一件主要事情是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看了大量材料，寫了一百多篇按語，主持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1956年春，為了掌握社會主義建設帶規律性的問題，他用43天的時間，連續聽取國務院34個部門及國家計委的工作匯報，隨后發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對待日常工作，他也主張分清主次，突出重點。以閱看文件這種領導干部每天都要碰到的事情為例，1973年，他要求一位擔負領導職務的同志多讀書，對方回答說文件太多，沒有時間。毛澤東就講：

　　文件要分主次，看主要的，無關重要的、與你毫無關系的你就跟著別人畫圈好了。其實很多文件，本來是來自下面的第一手材料，很值得一看。可是到了上面已經經過幾道關口的修飾了，面目全非，也就沒有太大意思了。有的文件，頭幾頁你就別看，沒意思，就看中間是什么內容就行了。要是讓你批，讓你拿主意的文件，就要認真對待了。總而言之，忙中偷閑，科學安排，是能擠出時間看書的。

　　七、干部團隊的和而不同

　　無論集體領導還是個人領導，一個團隊達到一定規模，必然是一個集體在領導，而這個集體中的成員，必然也是形形色色、特點各異。怎樣建設一個科學、和諧、高效的領導集體呢？毛主席有獨到的認識和理解。

　　1938年三四月間，毛主席曾在抗大反復講述闡發幾句話，就是他制定的抗大教育方針：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還用《西游記》里唐僧師徒的不同個性，作了一段很有趣的評論。他說：

　　唐僧這個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經，遭受九九八十一難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堅定的，但他也有缺點，麻痹、警惕性不高，敵人換個花樣就不認識了。豬八戒有許多缺點，但有一個優點就是不怕艱苦，七絕山臭稀柿胡同就是他拱開的。孫悟空很靈活、很機智，但他最大的缺點就是方向不堅定，三心二意。你們別小看了那匹小白龍馬，它不圖名不為利，埋頭苦干，把唐僧一直馱到西天，把經取回來，這是一種樸素踏實的作風，是值得我們取法的。

　　他這是對抗大學員的學習要求，是對干部素質的要求，從中也揭示出一個大道理：干事業的團隊，必須有多樣化的人才組合。你看唐僧師徒，加上那匹小龍馬，各有優缺點，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同，本領各異，打鬼降妖的戰術主張常常吵架，但最終還是同心同德地克服困難，各顯神通成就了西天取經事業。這實在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團隊，用今天的哲學用語，應該叫“多樣化的統一”;用古代哲學用語，就是“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中國古代哲學中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聚集不同的事物，結為一種對立統一體，在這種統一體中不同事物互為對立面，通過彼此相伴、競爭和比較，發揮各自的優勢，互相取長補短，不斷達到新的平衡，形成新的統一，這就是“和”，這樣才能產生新事物。如果是相同的事物簡單相加，“和”倒是和了，卻不能產生新事物，事物的發展也就停滯不前了。古人所謂“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就是這個意思。孔子把它用在人格上面，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就是希望共處于一個群體中的人，相互之間不能人云亦云，要敢于表達自己的意見主張，要承認不同的個性才具。

　　對干大事的干部團隊來說，和而不同是一種最佳組合方式，使用和依靠各具才性的人物，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優勢互補，孕育出朝氣蓬勃的創造力，形成克敵制勝的戰斗力。

　　干部團隊的“和而不同”，首先是人才來源的多樣化。但凡要做一件大事，復雜的事，長遠的事，起事者開始時總是少數，或如星星之火散于各處，不通聲氣。但漸漸地，便匯聚在一面旗幟之下，成燎原之勢。《水滸傳》里梁山泊根據地開創者王倫，器量格局狹小，是不愿或不敢主張“和而不同”的，于是丟了性命。宋江與他不同，呼朋引類，各路英雄齊聚梁山，鬧出一番紅火局面。所以毛主席說：

　　《水滸傳》要當一部政治書看。當時農民聚義，群雄割據，占據了很多山頭，如清風山、桃花山、二龍山等，最后匯聚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裝，抵抗官軍。這支隊伍，來自各個山頭，但是統帥得好。

　　和而不同要“統帥得好”，就是統一的“和”。聚集在一起的干部團隊，有的是為“事”而來，愿意干那項事業;有的是為“人”而來，相信并追隨核心人物;有的是為“路”而來，即尋找自己的出路。這些“不同”，使團隊總是面臨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如何增強凝聚力，特別是有共同經歷和緣由的人在團隊里形成“山頭”的時候，怎樣讓團隊真正“和”起來。

　　按毛澤東在七大時的說法，是要承認山頭，照顧山頭，但要反對山頭主義。用好的干部政策把各個方面的人才團結起來，是事業之幸，反之則成事業之危。毛澤東曾解釋匯聚梁山的各路英雄之所以被“統帥得好”，是因為有飯大家吃，有敵人一起打，內部的政治工作做得相當好。讓團隊“和”起來，當然還要靠其他許多辦法，諸如信念問題、紀律問題。要強調的是，在一個干部團隊里，只有真正的“和”，“不同”才是有價值的，是一種求大同、存小異的境界。我們說成熟的團隊應該是“和而不同”的團隊，指的是其成員志同道合、命運相關，為了同一個目標或圍繞同一個事件相互砥礪、配合、補充，不僅使自己的人格才具在這種映照中更顯異采，也使群體行為獲得更大的成就。

　　和而不同的干部團隊，還表現為性格才具的多樣化。也就是說，干部團隊中的每個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對團隊的核心人物來說，要承認這種現實，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按一種尺寸來改造和使用。梁山的事業之所以干得轟轟烈烈，就在于大才大用，小才小用，通才通用，偏才偏用。毛主席讀《水滸傳》，便常常體會其人物各具特色的性格才具而予以發揮。例如，

　　他說：“不要學李逵粗野。李逵是我們路線的人，……缺點是好殺人，不講策略，不會做政治思想工作。總之，要采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

　　他稱贊石秀的拼命精神，說：“我們從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種拼命精神。”

　　對于武松，他說：“在敵人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弱。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

　　毛澤東認為：“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莊沒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來。”

　　毛澤東甚至還注意到，梁山英雄中也有做特務工作的。他說：梁山上有軍隊，有政府，也有保衛偵察這些特務工作。108位高級將領中，就有做特務工作的。在梁山的對面，朱貴開了一個酒店，專門打聽消息，然后報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過，就派李逵去拿了回來。

　　毛澤東對梁山英雄的這些不同特點的體會，說明干部團隊只有實現了“和”，“不同”的個性才具，總是會派上用場的。

　　歷史上大凡干出大事的政治集團，也從來都擁有“和而不同”的人才結構。漢初將相有“三杰”之稱，劉邦說他所以得了天下，主要靠了三個人，即指揮千軍萬馬、拔寨攻城的韓信，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張良，安撫百姓、籌運糧草的蕭何。“三個人”，其實是指“三類人”，韓信、張良、蕭何不過是這“三類人”各自的杰出代表。有了這“三類人”，何愁天下打不下來。總之，“三杰”體現的，就是“和而不同”的人才結構造就的歷史效應。這里的“和”，就是都為劉邦所用;這里的“不同”，就是三杰之間不可替代的才具貢獻。

　　設想，如果反過來是“同而不和”會是怎樣呢?劉邦手下若盡是韓信，他那個仗，是無法打下去的，首先是沒有根據地的依托，沒有后勤保障，再就是沒有人為他縱觀大局，制定戰略，操辦外交，弄不好韓信們還會各自爭功顯能、相互拆臺呢。反過來，如果都是些蕭何、張良，沒有前線指揮官的實施，恐怕有再多的糧草和計謀也無濟無事。假若這“三杰”不歸附劉邦而各立山頭單干又如何呢?顯然，沒有“和”，能力再大也是單項突出，在綜合較量的歷史舞臺上，恐怕早為項羽各個擊破，連施展才干的機會都沒有。

　　再說唐太宗。他搞出“貞觀之治”，根本上也是得益于“和而不同”的濟濟人才。貞觀十七年他讓人圖畫于凌煙閣上的24位功臣，便可分為四類來源：以蕭為代表的高祖李淵的舊部、以房玄齡為代表的李世民做秦王時的親信、以魏征為代表的歸順之士、以馬周為代表的新進寒門才杰。在李世民的領導下，他們各盡其能，各司其職，組成了創建唐王朝、成就貞觀盛世的干部集團。在這個干部集團中，各自的短長也非常明顯，全賴為首的唐太宗，有著罕見的包容胸襟和知人用人的智慧。

　　貞觀十八年八月，也就是唐太宗命圖畫24位功臣于凌煙閣的第二年，他對一些大臣的優缺點，一一作了評點。他說：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于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持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于物”。劉泊“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于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貞，每寫忠誠，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總之，都有毛病，有的毛病還不算小。但唐太宗卻包容了，關鍵是唐太宗善于對他們揚長避短，發揮每個人的特長，誠如他自己所說的“用人如用器，用其所長”。

　　可見，所謂“貞觀之治”，顯然是同這些挾帶優缺點的“和而不同”的人才群體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也是與唐太宗包容“不同”、“和”而用之的政治智慧聯系在一起的。可以說，唐太宗是因其雄才大略方能使用“和而不同”的干部集團的，也可以說是因為他善于使用“和而不同”的干部集團而成其雄才大略的。

　　毛主席的用人智慧更是無與倫比。紅軍時期，井岡山有四支部隊：秋收起義、南昌起義、平江起義和當地王佐、袁文才的部隊;到達陜北后，一、二、四三個方面軍，加上劉志丹的陜北紅軍，徐海東的紅25軍。抗戰時期，就是八路軍115、120、129師、新四軍、東江縱隊、東北抗聯等。解放戰爭時期就是西北(彭德懷一野)、華中(劉鄧二野)、華東(陳粟三野)、東北(林羅四野)、華北(聶榮臻)，還有白區地下黨。黨內早期有蘇聯留學生、歐洲留學生、本土成長的軍隊地方干部。還有地域區別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陜北等。戰爭年代各拉山頭起家，最后統一起來，天下歸心，當時的干部說毛澤東是最公道的。從建國初期領導核心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陳云、林彪、鄧小平，軍隊的十大元帥等都有不同的經歷、背景和出身，在共同的信仰和旗幟下，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集體。建國后的一些斗爭，下面一些人相互有意見斗來斗去，毛主席是最主持公道的。

　　總之，有戰斗力能成事的干部團隊，不怕來源不同有“山頭”，關鍵是領軍人物是否有凝聚力，并善于統帥;不怕各種人才有缺點，有小算盤，關鍵是領導人物要心里有數并善用各人之長;不怕各種人才之間意見紛呈、主張分歧，只要領軍人物善采納，有決斷。看來，創造“和而不同”的人才局面，關鍵在于干部團隊中的領軍人物，或者說核心人物。

　　八、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

　　集體領導與個人負責既是一對矛盾、又是辯證統一，沒有集體領導和沒有核心人物都容易出問題，二者應當有機統一起來，而不能相互否定和割裂。上世紀60年代，毛主席在聽取匯報時，曾談到一個問題，就是領導要統一，不能多頭，否則會出現內部決策危機。他說：

　　領導多頭總是要失敗的。太平天國的時候，一把手洪秀全回了一趟廣東，二把手楊秀清說他回到天國了。洪秀全再回來時，將領們都是擁護楊秀清的，兩權對立，所以失敗了。

　　這個評點道出一個常理：干成大事的團隊，總有一個必不可少的核心人物，否則事業就會出現危機。

　　1989年，鄧小平也說：“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

　　那么，核心人物發揮什么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呢？根據毛主席的領導思想及對一些歷史人物的點評，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提出理念目標。團隊的核心人物要靠精神信念來凝聚隊伍。如《西游記》里的唐僧，到西天取經的首倡者、組織者和這一信念最堅定的維護者，如果沒有他，既沒有這件事，也不會堅持下去。如《三國演義》里劉備，以復興漢室作為口號凝聚人心。如《水滸傳》里的晁蓋、宋江，打出替天行道的杏黃旗聚集人心。毛主席曾在一次紀念孫中山的講話中說：孫中山偉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義綱領，他堅持三民主義，并發展了三民主義。所以他成為近代民主革命團隊的核心人物。當然，核心人物提出的主張要符合實際、要為群眾樂于接受，否則也是不能成功的。毛主席曾說洪秀全和曾國藩的斗爭，洪秀全反對孔教，提倡天主教，不適合中國人的心理，曾國藩則以保衛中國傳統名教作號召，把他打敗了。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就把天下歸心了。

　　二是制定發展戰略。在群雄并起的局面中，要使強者更強，弱者漸次強大，領導團隊的核心人物，必須有審時度勢、制定發展戰略的能力，使團隊有不斷進取的行動路線。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建立農村根據地、游擊戰16字訣，抗日戰爭時的《論持久戰》、獨立自主的敵后游擊戰;解放戰爭時期搶占東北、讓開大路占領兩廂，放棄延安，千里躍進大別山，十大軍事原則等。抗美援朝戰爭隱蔽殲敵、零敲牛皮糖等。

　　三是明智采納意見。怎樣聽取別人的意見，一直是核心人物的一個難題，也是其有無凝聚力的一個重要標志。不善于判斷和選擇別人的意見，拒絕采納好的意見，常常會導致失敗。成功的核心人物，要能做到既聽取別人好的意見，又不盲目地被意見牽著鼻子走。正確的決斷任事。

　　四是擁有識人容人的情懷。各種人才往往是擇良木而棲，團隊核心人物是否有做大事的胸懷和雅量，往往是他們選擇的一個重要標準。曹操在官渡大戰后，燒掉危機時部下暗通袁紹的書信;劉備三顧茅廬的真誠;李世民用廢太子的死黨魏征等，都是歷史佳話。毛主席與朱德、陳毅、林彪、彭德懷、周恩來、任弼時等的團結，不計前嫌，才能發揮各自最大才能，成為事業的強大力量。成功的核心領導人物，在一些方面有時可能不如其他人，但具備了理念主張、戰略構想、決斷魄力、識人用人、胸懷品格等方面的優勢，就具有了綜合優勢，就能形成精神上、政策上、組織上的凝聚力，贏得團隊干部的尊敬和忠誠，擁有其他人不可替代的優勢。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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