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事實講道理的論范

——《文史哲》“胡適思想批判”正論 

歐陽健 

《光明日報》2017年5月18日刊發《為當今所用，為后世續航——山東大學〈文史哲〉雜志的特色辦刊之路》，回顧了這份“學報之王”66年的歷程，鄭重提到1951年5月1日創刊，由華崗任社長，楊向奎任主編，陸侃如、馮沅君、高亨、蕭滌非、童書業、黃云眉、趙儷生組成陣容強大的編委會，創刊伊始就主動引領學術潮流，20世紀50年代史學界“五朵金花”，其中至少三朵（古史分期、農民起義、亞細亞生產方式）盛開在《文史哲》，至今猶為后人津津樂道。

唯回望“推動當代中國學術之河向前奔流”輝煌業績時，獨于1955年胡適思想批判有相當保留。鄒強《〈文史哲〉大事記（1951-2004）》寫道：“1955年第5期，《文史哲》刊發5篇批判胡適的文章。在這一期和隨后的第6期雜志上，鄭鶴聲、葛懋春、龐樸、童書業、高亨、趙儷生、孫思白、路遙等人紛紛撰文，對胡適進行批判。”雖然未下褒貶，傾向卻流露于“編者按”中： 

作為新中國成立后最早創辦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文史哲》已度過了半個世紀的滄桑歲月。這五十多年的歷史，折射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七彩虹霓。這其中，有經驗，也有教訓；有輝煌的頂峰，也有曲折的彎路。評說昔日的榮辱毀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歷史的回顧與反思，為今后的期刊發展提供寶貴的參照，這有助于我國人文社會科學事業的進一步發展與繁榮。（《文史哲》2005年第6期） 

看得出，在現今《文史哲》編者觀念里，批判胡適是歸于“曲折的彎路”，留有許多沉痛的教訓；所以，“評說昔日的榮辱毀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歷史的回顧與反思”。那么，要反思的是什么？“不為時風所動”也。王學典的博文《顧頡剛與童書業的師生恩怨》說：“在解放后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童書業九次自我批判都沒能通過，為求解脫他寫了《〈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與老師顧頡剛劃清界限”；“在對胡適的大規模批判運動中，童書業不得不再一次走上了對‘古史辨’進行‘過情之打擊’以實現自我超度的道路”；“顧的另一高足楊向奎此時也發表文章對‘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進行批判。童楊之舉對顧的傷害之深，難以估量”。（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b9780010007b2.html）將《文史哲》的胡適思想批判，說成知識分子“為求解脫”的自保，甚至以師生情譴責對老師的傷害，毫不提及學術上的是非曲直，以至將《文史哲》這一時期的作為，一筆貢獻勾銷。

說來也不奇怪，對1955年那場諸多學者揮戈上陣的運動，而今主流思潮是持全盤否定態度的，諸如“那些出自一流學者筆下的文字，在今天實在不堪卒讀，隨處流露的只是粗暴武斷的氣息”，“讀著這樣的文字，作為一個后來人，我很難理解為什么幾代學人精英，會這樣地無謂地浪費時間與精力，踐踏學問與知識”之類，充斥于報章與網絡。問題是：我們既然還承認是“一流學者”，是“學人精英”，就應該想想：他們筆下的文字，真的是“踐踏學問與知識”？真的“只是粗暴武斷的氣息”？

據《文史哲》1955年第2期《山東大學全面展開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批判》報道：山東大學在1954年對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及其影響進行嚴肅批判的基礎上，轉向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觀點的全面批判。在山東大學科學研究委員會的組織領導下，馬列主義教研室和中文、外文、歷史三系的許多教研組和教師，積極準備寫作這方面的論文，準備在三月份校慶科學討論會上提出報告。馬列主義教研室和歷史系的有關教師，已聯合開會研究了這一問題，大家都表示要進一步集中力量投入這一斗爭。現已大體確定了論文中心：馬列主義教研室蔣捷夫和歷史系童書業等先生撰寫《有關胡適派哲學思想批判》、歷史系孫思白和馬列主義教研室朱作云等先生撰寫《胡適三十年來政治主張的批判》、馬列主義教研室吳大琨先生撰寫《批判胡適派改良主義的經濟思想》、歷史系趙儷生先生等撰寫《批判胡適派唯心論史學方法》、歷史系徐緒典先生撰寫《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胡適的親美面目》、歷史系路遙先生撰寫《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史學觀》。中心確定后，大家正多方面收集和閱讀材料，爭取早日定稿，中文系的先生們亦積極進行準備，等等，可見是上下齊動員，聲勢浩大。

——為了還原歷史，作為《文史哲》的忠實讀者和發表最得好評文章的作者，我發愿換新眼目，細讀了《文史哲》胡適批判的全部舊文，對照郭沫若1954年12月8日的《三點建議》提倡的“明辨是非，分清敵友，與人為善，言之有物”，“在學術批評上，言之有物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你總要有周到的研究，有確鑿的證據，有堅實的內容，有正當的道理，才能夠說服人。沒有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沒有東西可說，最好就不要說，等研究好了再說”（《胡適思想批判》第一輯第16-17頁），結合當時的歷史時空，覺得多數文章體現了“言之有物”精神，是擺事實講道理的論范，也是《文史哲》“為當今所用，為后世續航”辦刊之路光彩的一環，便命筆寫了這篇“正論”。 

一 

話題既是由“師生恩怨”引起，那就先來回顧童書業的學術道路，再及于他對胡適的批判。

《文史哲》創刊號刊文的作者，有楊向奎、華崗、孫昌熙、劉泮溪、趙儷生、盧南喬、呂熒、殷煥先、童書業、鄭鶴聲，都是雜志最初的骨干。從社論《〈實踐論〉思想方法的最高準則》看，《文史哲》雖然是同人刊物，但創刊伊始就確立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童書業的《論“對偶婚”》，是《家庭私有社制和國家的起源》的讀書札記，意在通過“對偶婚”誤解的辨析，說明“學習馬克思主義科學的不易”。

《文史哲》1951年第2期，刊有童書業的《中國封建制的開端及其特征》，提出中國封建社會開始于西周的觀點。鄒強《〈文史哲〉大事記（1951-2004）》評述道：“……隨后1952年第1期，楊寬發表了《戰國時代社會性質的討論》一文，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與歷史分期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認為戰國時代應該屬于地方封建社會。同年第5期刊登了楊向奎的《關于西周的社會性質問題》一文，對郭沫若所主張的西周屬于奴隸制社會的觀點進行了批判，并闡明了自己關于西周社會屬于封建社會的觀點。緊接著，1953年第1期他又發表了《中國歷史分期問題》一文，詳細論述了他對中國古史分期的見解。他首先對當時的兩種觀點——西周封建制、西周奴隸制進行了分析，接著提出自己的意見，認為西周已經轉向了封建主義社會。同時他還指出中國社會歷史發展有自己獨特的地方，這也是研究中國古史分期問題需要特別注意的。楊向奎的這兩篇論文引起了歷史學界的廣泛重視，眾多學者紛紛撰文發表意見，形成了歷史學界的一場大討論。吳大琨、趙儷生、童書業、王亞南、王仲犖等學者紛紛在《文史哲》上發表論文參與討論，就中國封建社會到底出現于西周還是春秋戰國之交或是魏晉以后展開了長時間的爭鳴。在20世紀50年代，《文史哲》共發表了相關論文數十篇。這是《文史哲》創刊后引發的首場全國性的學術大討論。正因如此，新生的《文史哲》迅速獲得了全國學人的廣泛贊譽與學術認同。”史學界“五朵金花”的第一朵，就是童書業開出來的。

《文史哲》1951年第4期，刊出童書業《論“亞細亞生產方法”》，認為“亞細亞生產方法”就是“原始共產社會”，是為歷史學界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到底是屬于原始公社階段還是屬于奴隸制的生產方式的熱烈討論之先聲。《文史哲》1952年第2期刊發日知《與童書業先生討論亞細亞生產方法問題》，認為童文所列舉的“比較占優勢的”四家說法，都是被蘇聯學者否定多年的舊說，并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應屬于奴隸制生產方式。童書業在同期《答日知先生論亞細亞生產方法問題》中，強調“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文獻，其方法也得是馬克思主義的，即要從發展方面看問題不可機械地看問題”，同樣反映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真態度。而“五朵金花”的第三朵，也是童書業開出來的。

值得關注的是1951年第4期童書業的《“古史辨派”的本質》。一人同期發表兩篇文章，似乎是編委的“特權”；然細細分析，《答日知先生》由商榷引出來，而談“古史辨派”卻是原先就確定了的。從行文可以看出，是針對“有位疑古派大師”（從前面提到“疑古派最著名的領袖顧頡剛”看，當指別一人）解放后還說：“胡適的實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新方法并沒有什么兩樣”的。作者其時正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有感而發，方寫了這篇文章。童書業明確指出，所謂“疑古派史學”是美國實驗主義傳到中國后的產物，它的首創者是五四時代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胡適，分析道：“疑古派史學者所講的‘演變’正是實驗主義的：堯舜從天神變成人帝，變成圣人孝子，禹從神變成人，變成水利工程師，即只是偶然的‘演變’或‘偽造’．都只是少數人自由意志的安排。我們講了幾十年的古史，編著了厚厚的許多冊書，除起了些消極的破壞作用外，對于古史的真相何嘗摸著邊際，我們曾強辯說：‘破壞與建設只是一事的兩面，不是根本的歧異’，但是我們用我們的方法所建設出來的‘真古史’，又在那里呢？‘破壞偽古史就是建設真古史’，這句話未免太不著實了罷，老實說．用實驗主義的方法是永遠建設不起真古史來的。”結論是： 

 疑古派史學的真實企圖，是右而抵抗封建階級，而左面抵抗無產階級：這是最初的用意。此種意圖表現在摧毀封建的圣經賢傳（辨偽經）和封建的道統偶像（辨偽史），同時否認原始共產社會。后來這派的史學家多數與封建階級妥協，只堅決抗無產階級了，這表現在“疑古”精神的降落，考據精神的加強，同時詆毀或不采唯物史觀。 

從正反兩個方面評價“古史辨派”，體現了辯證唯物論的精神；此文的撰寫，離1955年的運動還有四年，應該是作者主動而為的。聯系緊排其后的楊向奎的《“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此舉應該是編委會的意圖。

其后，童書業又在《文史哲》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學習〈矛盾論〉認識思想改造的真義》（1952年第4期）、 《批判“經濟史觀”學習〈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1952年第5期）、《從古代巴比倫社會形態認識古代“東方社會”的特性》（1953年第1期）、《從歷史上看婚姻法的偉大意義》（1953年第2期）、《“行為主義”批判——學習辯證唯物論札記之一》（1953年第6期）、《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學術思想——學習辯證唯物論札記之二》（1954年第5期）、《論考據方法在研究古典文學上的作用和限度——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和〈紅樓夢研究〉》（1955年第1期）、《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1955年第1期）、《從中國開始用鐵的時代問題評胡適派的史學方法》（1955年第3期）、《關于〈中國歷史綱要〉先秦史及宋史部分的意見》（1955年第4期）、《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史學”方法》（1955年第5期）、《〈古代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的補充》（1956年第6期）、《與蘇聯約瑟夫維奇商榷中國古史分期等問題》（1957年第4期）、《略論古史分期討論中理論結合史料問題》（1957年第5期）等。從這些成果可以看出：1、童書業的研究熱情是高漲的；2、童書業是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的；3、童書業是樂意配合時政宣傳的；4、童書業是敢于堅持自己的觀點的。后一點從《與蘇聯約瑟夫維奇商榷中國古史分期等問題》體現出來。信中寫道：“親愛的約瑟夫維奇同志：讀到您的來信，真使我非常高興。謝苗諾夫同志所提出的看法，有些地方是和我相同的，我愿意就他的看法提出我自己的意見，請您和謝苗諾夫同志指教! ”第一條就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問題：“我覺得這個名詞是在五種生產方式之內，而不在五種生產方式之外的。要理解這個名詞的含義，應當首先參考馬克思本人的著作。……”說明童書業沒有以蘇聯專家的是非為是非，在這在當時是需要勇氣的。

第一篇點名的《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學術思想》，是童書業“學習辯證唯物論札記”之二（札記之一是1953年寫成的《“行為主義”批判》），于1954年2月13日改定，這離12月2日中國科學院、中國作協舉行聯席會議批判胡適思想，決定成立“胡適思想批判討論工作委員會”還有十個月。文章開頭寫道： 

年齡在三十以上的舊文史學工作者，許多人都或多或少的受過一些胡適的影響(不論是贊成或反對)。現在一般文史學工作者對于胡適的看法，當然與過去完全不同：除掉依舊站在反動立場上的人外，誰都不會再相信胡適的政治理論，誰都不會再自覺地崇信胡適的“實驗主義”思想。可是對于胡適的全部思想學說究竟應該怎樣批判，似乎還沒有一致的認識；尤其是對于胡適的“考據學”的認識，我們似乎還不很夠。有些人的腦子里似乎還存在著這樣的觀念：“胡適在政治上是反動的，但他在考據上還有些貢獻”。這種看法，實在是很不正確的。胡適的“考據學”并不是真正的考據學，他的“考據學”只是他的反動工具，我們必須認識這點，方能不被他所安放的包在“考據”糖衣里的毒藥所毒害。我個人過去雖不曾正式宣傳過“實驗主義”，但我也是個喜歡弄鉆牛角尖的“考據”的，所以我也是個“實驗主義”的實踐者，批判胡適，對我的思想上也會起改造的作用。 

全文長達15頁，計分《“實驗主義”批判》、《從“實驗主義”出發的政治理論》、《從“實驗主義”出發的文學改良論》、《從“實驗主義”出發的“考據學”歷史學》四大部分，可以說“胡適批判運動”的主要方面都涉及了。由于是讀書札記，論述的問題后來都有所深入，為節省篇幅暫不展開，只著重對胡適推行“實驗主義”考據學意圖的論斷： 

胡適把“漢帝國”“考據”成“資本主義社會”，把王莽“考據”成“社會主義者”（見《文存二集》卷一“王莽”)；使人們因憎惡王莽而憎惡社會主義；這是他通篇文章的宗旨。所以他說:“后世儒者盡管罵王莽，而對于社會經濟，卻大都是王莽的信徒”。他把司馬遷的學說說成“替資本制度辯護的理論”，接著稱贊之為:“在中國史上最是不可多得的”。其用意的明顯，可能無以復加了。 

這一論斷，既可以說是無限上綱，也可以說是擊中要害，就看站在什么立場。

童書業在1955年2月3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考據學”》，這方是運動開始之后的第一篇文章。文章指出，胡適的實驗主義“考據學”可以分做兩類：一類是宣傳他的實驗主義反動哲學和他的反動政治理論；一類是引導入脫離現實，鉆牛角尖，間接為反動政治服務的。童書業舉“郎窯”為例，對將自己擺了進去： 

我用“疑古”的眼光來研究這種瓷器，正同懷疑堯、舜、禹一樣，懷疑到這種瓷器的歷史真實性。我發觀景德鎮陶錄和陶說等較早的瓷器書中，都不載郎窯；與傳說中郎窯的創造者郎廷極很有關系的李穆堂，在他所作的郎廷極碑傳等文字中，也不提郎廷極造窯的事，因此我就認為郎窯可能并無其物，只是后世鑒賞家和骨董商所偽托的。像這樣的結論，在“古史辨”派的史學家看來，理由已很充分，可以作為定論了。可是事實粉碎了我的“大膽的假設”，清初是確有郎窯其物的。因為與郎廷極同時而也在江西做官的，有一個劉廷璣，曾作《在園雜志》一書，其中就有郎窯的記事，說這種瓷器是郎廷極做江西巡撫時所“造”的，而且在當時已很名貴。這條堅強的證據，已足證明郎窯的歷史真實性。同時我又發現與郎廷極同時的許謹齋獻給郎廷極的一首詩，詩中說：“郎窯本以中丞(指郎廷極)名”。后來我更發現清代中期人阮葵生所作的《茶馀客話》的抄本和某種刻本，也說郎窯是郎廷極所“造”的。（《胡適思想批判》第三輯，第251頁） 

觀點與《“古史辨派”的本質》一脈相承，顯示出自我批判的誠懇。他發表在《文史哲》的第一篇批胡論文，是1955年第3期的《從中國開始用鐵的時代問題評胡適派的史學方法》，文章從楊寬從新估定中國用鐵時代的論文談起，說：“我個人對于中國古史分期的看法是和楊先生不同的，但是我很贊同他所說的西周已經用鐵的說法。自然，西周已有鐵器的說法，是有利于西周已進入封建社會的說法的。然而我們知道：有沒有鐵器，并不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主要分野，因為奴隸社會也可以使用鐵器。所以我贊同西周已有鐵器的說法與我本人對于中國古史分期的說法，并不相沖突。”立論完全是從獨立的學術論見生發的。

文章提到：《詩經·秦風》里已經把黑色的馬叫做“鐵”，可見鐵在當時已經是常見的東西了。《左傳》中記載晉國在春秋末葉已經用鐵鑄造刑鼎，如果說中國到春秋時才開始有鐵，對于這些事實是很難解釋的。文章甚至退一步設想：如果承認《詩經·秦風》和《左傳》《史記》等記載是可靠的，而又主張中國開始用鐵在春秋時代，那么只有假定中國的冶鐵技術是從外國輸入的。但是這樣的假定，只有反面的證據。因此，中國的冶鐵技術，應當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中國的開始用鐵時代，應當至遲是殷、周時代了。這就涉及到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么不敢大膽地說西周已有鐵器呢？這樣才鄭重提出思想方法論的問題： 

我們知道過去舊考據家們受了胡適“小心求證”的毒素，往往是把硬證據看得比科學規律重要得多的，他們寧可不管科學規律，而只講硬證據，這樣一種思想方法，是形式邏輯的。我們知道：形式邏輯不能無限止地使用，無限止地使用形式邏輯，也就是使考據包辦一切，那就變成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了。胡適的實驗主義“考據學”就是這樣一種形而上學的“考據學”，他動不動叫人“拿證據來”，他的所謂“證據”，實際上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并不是真正可靠的證據。 

他進一步說： 

這就是他的唯“證據”論的“考據”方法。他用這種“考據”方法否定了《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性和社會性，而把《紅樓夢》說成只是曹雪芹的自傳；他用這種“考據”方法否定了井田制，否定了古代有均產的時代；他用這種“考據”方法，否定了屈原有其人。他又把這種“考據”方法傳給古史辨派，使古史辨派否定了一切原始傳說，否定了原始社會。古史辨派認為《周書》和《詩經》里已有禹，所以說禹是西周時才產生的；《論語》中有了堯舜，所以說堯舜是春秋時才產生的；戰國諸子才提到黃帝，所以說黃帝是戰國時才產生的。這就是胡適的唯“證據”論的“考據”方法的典型應用。現在許多考據家看見《左傳》里開始提到鐵器，就認為鐵器是春秋時才有的，這是不是古史辨派的方法呢？這是不是胡適的實驗主義的“考據”方法呢？ 

話說這里，方才提到“古史辨派否定了一切原始傳說，否定了原始社會”，且結合切身的體會說：“只有通過這種具體的例子，才能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是正確的，才能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和舊考據學的錯誤。同時這也是對自己思想方法上的改造，因為我個人就是中胡適的毒最深的人！”可見，童書業這時的批胡，是從探討中國開始用鐵時代這一純學術問題自然生發的，決不是“為求解脫”的自保。

1955年第5期發表的《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史學”方法》，是童書業的重頭文章。針對現在一般人對于胡適的史學、尤其是“考據學”認為還多少有些成績，對于他所提出的“考據”方法“多少有點留戀”的狀況，指出實驗主義者的“考據”方法的特點是：從少數的事例中幻想出一種“假設”來，然后“尋求證據”來證實它。他的毛病就在“尋求證據”的“尋求”兩個字和“一切史料都是證據”那句話上。因為證據而需要“尋求”，那就一定是先有一種主觀成見；主觀成見沒有證據和缺乏證據，不能使人信服，所以才需要“尋求”。這樣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真正的科學方法，是除去一切主觀成見，從客觀的事物中認識真理，真理是從客觀事物中獲得的，并不是像胡適所說“真理原來是人造的”，人造的“真理”只是主觀成見，決不是真正的真理。

于是涉及到顧頡剛“討論古史”的“見解”和“方法”，就是胡適的見解和方法。這種見解和方法，是由一個根本的觀點出發的，即認為歷史事實是會演變的，甚至本來完全沒有的歷史事實，也可以由“神話”（他們所謂“神話”是沒有社會根源的，只是人們隨意所編造）演變而成，他們是把歷史事實和“神話”混成一片，認為歷史事實就是“神話”的發展，“神話”就是史事的根源。他們認為任何歷史事實都可以用“神話”兩個字一筆抹煞：他們就用這種方法抹殺了全部的中國原始社會史。

然后用具體的實例來作證明，充分說明胡適的“考據”方法的反科學性，也說明他的全部“史學”的反科學性。如列舉《井田辨》、《讀楚辭》、《說儒》，并逐一辯駁后，歸結說： 

我們只須一檢查胡適的許多古史論文，就可知道他的所謂“證據”，事實上并不是證據，譬如他傳給古史辨派的“疑古”方法：因為短短的幾篇《商書》中沒有禹，就說禹是西周時才有的；因為兩篇《易經》、十幾篇《周書》、三百篇《詩經》中沒有堯舜，就說堯舜是春秋時才有的：這算什么證據！這就是赫胥黎的“懷疑”方法嗎？這就是赫胥黎“拿證據來”的方法嗎？像這樣的“證據”，是科學家能承認的嗎？又如胡適把原始史料里的“井田”制證據一筆抹煞，而武斷說：井田制是孟子憑空虛造出來的，他有什么可靠的證據？又有什么“充分的證據”？又如他因為《史記·屈賈列傳》有宣帝時人補作的嫌疑，就武斷說沒有屈原這個人，這是什么證據？此外如他說“儒是殷民族的教士”，“殷商民族亡國后，有一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預言，孔子在當時被人認為應運而生的圣者，”又有什么可靠的證據？ 

最有趣的是下面一段話： 

有人說：胡適所舉的“證據”中，也有是真的證據的，例如胡適根據某些史料證明《紅樓夢》的后四十回是高鶚續作的；又如他考定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兒子而是曹寅的孫子，和曹雪芹死于那一年之類，所根據的史料，不能不說是真的證據。是的，像這類的證據中，有的確是真證據，但他根據這類證據所考出來的結論，大多只是解決了些芝麻般的小問題（這些結論中還有許多不可靠，例如曹雪芹的死年，到現在還未成定論），或者是根據前人的成說（如高鶚續書和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并不是他自己的發現。解決這類問題，只須有時間和書籍，是任何人都能作到的，值得那樣大吹大擂嗎？這類的“考據”，多不過是把以前的舊說從較為冷僻的書上找來，放在一塊，這有什么了不得！而且他根據那些所謂“考據”又作出荒謬絕倫的結論。極微小的貢獻怎能抵得過極大的錯誤呢！ 

承認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上有“極微小的貢獻”，反映了“批俞評紅”時多數學者盲從胡適的精神狀態，預示著胡適派紅學日后卷土重來的基礎。  

我在主導方面，童書業旗幟鮮明地指出：胡適的企圖是：第一，他要人相信古代“沒有均產的時代”，也就是沒有原始共產社會；第二，他要人相信“均產的時代”也就是原始共產社會，只是學者們和“社會主義者”杜造出來的；第三，他要人相信資本主義社會是從古就有的，永遠不會絕跡，資本主義社會本是最好的社會，這個“最好的社會”的滅亡，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矛盾發展，而只是由于像王莽這類的“社會主義者”進行“社會主義”運動，把它弄垮的；第四，他要人相信現在的共產黨就是古代的“王莽”，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就是“王莽”、“劉歆”們的思想，這樣他就可達到使人們因憎惡王莽、劉歆而憎惡共產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是他的主要宗旨！

至于童書業的批胡牽扯到了顧頡剛，顧頡剛1954年6月11日甚至說：“此是渠等應付思想改造時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輩與《古史辨》之關系太深，故不得不作過情之打擊。茍我之學術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世，胡近來二君又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諒者也。”（顧潮：《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頁）所謂“應付思想改造時之自我批判”、所謂“不得不作過情之打擊”，只能理解為顧頡剛當時的心態。而童書業、楊向奎作為《文史哲》編委，在1954年6月還向他索稿，恰恰表明他們雖然在學術上批判“古史辨派”，但仍然尊重老師的態度。“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童書業、楊向奎是不應該受到責備的。 

二 

與對童書業略有微詞不同，《文史哲》后人對同為山大“八大金剛”趙儷生，卻是無保留贊揚的。王學典的《又為學界哭英靈——痛悼趙儷生先生》（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b978001007r9f.html）第一句話便充滿深情：“2007年11月27日10時20分，一顆非凡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一個杰出的大腦停止了思維，一雙閃爍著智慧的眼睛不再放射光芒！”

 文章概括了趙儷生早期對史學的貢獻：1、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學科——“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被視為中國史學的“五朵金花”之一。2、“中國土地制度史”雖非“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開山”，但精義滾滾，卓見紛呈，是這一領域里最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大家之一。

文章稱趙儷生是“這個平庸的世界”的“另類”，“先生的肉體在體制之內，先生的思想、境界和趣味卻在體制之外。先生一生都在掙扎，都處在撕裂之中”。如果說，這個體制指的是科研體制，趙儷生與成仿吾、郭沫若等頂頭上司有若干摩擦，一系列厄運接踵而至，“高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尚可以接受；但如果說成是政治體制，就不一定正確了。前面已經說到，作為同人刊物，《文史哲》創刊時就確立了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方向，趙儷生自然也不例外。他先后發表了《學習〈矛盾論〉，聯系史學工作的一點體會》（1952年第4期）、《馬克思怎樣分析法國第二共和時期的歷史？——為〈拿破侖第三政變記〉問世一百周年而作》（1952年第5期）、《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體認唯物辯證法的威力》（1953年第1期）、《斯大林與民族問題》（1953年第4期），都是生動的證明；即使是“留在當代學術史上的最絢麗的華章”——《武訓當時魯西北人民的大起義》（1951年第3期）、《北宋末的方臘起義——“中國農民戰爭史”之一節》（1953年第2期）、《明初的唐賽兒起義》（1953年第3期）、《北魏末的人民大起義》（1953年第4期）、《南宋金元之際山東、淮海地區中的紅襖忠義軍——“中國農民戰爭史”之一節》（1953年第5期）、《論有關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幾個問題》（1953年第6期），又何嘗不是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產物？將趙儷生說成“‘八馬同槽’中最后、也是最為烈性的一匹駿馬”則可；將趙儷生說成“邊緣人”和“獨行俠”則不可。

趙儷生的《批判胡適反動的考據方法和校勘方法》一文，發表于《文史哲》1955年第5期，同期還有鄭鶴聲的《胡適四十年來反動政治思想的批判》，葛懋、春龐樸的《批判胡適的庸俗進化論》，童書業的《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史學”方法》，高亨的《批判胡適的考據方法》，正是《文史哲》1955年第2期報道的“山東大學全面展開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批判”形成的高潮。引言說： 

胡適的學問是淺薄的，胡適治學問的方法是錯誤的。但他又經常有意識地把這種錯誤的方法論偽裝起來，夸大地向學界宣傳，因而他的這種方法論的錯誤，就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如何治學的問題，而是他對整個學界的毒害。所以說，胡適的治學方法論是反動的：它起過，并且假如不及時徹底批判、而且對之保持警惕的話，還將繼續起著一種反動的作用。

胡適在治學方法論方面的反動性，是跟他在哲學思想方面的反動性、以及政治主張方面的反動性，相一致的。不過，當他宣傳他自己的哲學思想和政治主張的時候，他不能不在狡詐之馀，露骨地說出幾句他自己的真實貨色。在學術方面，這種情況就多少有些變異。為了更唬住青年，為了更少地遭到真正有點學問的老輩們的鄙棄，胡適在這一方面不能不多花費一些心機和氣力，拼命裝做自己并不淺薄，而且仿佛是很有學問、很有根基的樣子，來販賣他那思想方法論的毒藥，使人感到他的藥仿佛當真是“童叟無欺、少長咸宜”似的。因此，他在這一方面所曾麻醉和毒害到的人，就比較其他方面更多一些。 

直截了當，毫不拐彎抹角，指斥“胡適的學問是淺薄的，胡適治學問的方法是錯誤的”，這就是趙儷生的風格，也顯示出他的底氣；而揭露“為了更唬住青年，為了更少地遭到真正有點學問的老輩們的鄙棄，胡適在這一方面不能不多花費一些心機和氣力，拼命裝做自己并不淺薄，而且仿佛是很有學問、很有根基的樣子”，尤以其對事物本質的洞察，為胡適畫了一幅準確的肖像。

為了證明“胡適在治學方法論方面的反動性，是跟他在哲學思想方面的反動性、以及政治主張方面的反動性，相一致的”，趙儷生選取對《水經注》“考據”為例，“把胡適的學問底子翻開來，把他所經常標榜的考據學方法論和校勘學方法論的內幕拆穿開來，把他掩藏在這些花招里面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真意挖掘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現了擺事實講道理的學術風范。

趙儷生說：《水經》是我國古代的一部地理書，酈道元依經作注，成為一部在研究我國上古和中古河道變遷、地理沿革諸問題上，極有用的書；假如把《水經注》的研究跟對《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明清的《一統志》等書的研究結合起來，再把這些研究跟歷代所修各府州縣的志書的研究結合起來，再配合上近代許多地理調查的結果，這種研究的所得，無論對于中國歷史的研究，或者對于當前實際的水利設施，將都有很大的供獻。－－在批判對方之前，正面提出自己對《水經注》的學術見解，體現了高瞻遠矚的氣勢。

趙儷生指出：明末清初人的學者，熱愛祖國的山河，苦心調查研究，以求對于故國的恢復能有所稗益。顧炎武盛稱《水經注》一書的價值；黃宗羲且有《今水經》之作；黃儀按卷繪制地圖，以求對祖國水脈的認識更加明確；劉獻廷也曾計劃按照他自己南北游歷的收獲，去好好充實一下《水經注》，可惜未竟而卒。而乾、嘉、道、咸時候的學人，是把作為中國地理沿革學典籍之一的《水經注》研究，縮小為對《水經注》的版本與字句的校勘工作。再等而下之，再縮小并轉化為對于戴震（東原）、趙一清（東潛）、全祖望（謝山）諸家校本的檢查工作，看他們是否互相抄襲過，看是誰抄襲過誰。爭論和研究的對象，不僅脫離了沿革地理學，脫離了《水經注》的實質內容和意義，而且也脫離了校勘學的范圍。－－在批判之前，清晰地勾勒《水經注》的研究史，體現了通貫全局的眼光。

在此種歷史背景下，趙儷生方點出了胡適的本質：“他是以不愛祖國、而熱愛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著名的，他當然不會像明末那些愛國的大老們那樣做。他忖量的結果，還是從清朝乾、嘉時期的路數下手，因為那時候的學界，在滿清貴族統治者的羈糜和迫害之下，脫離實際而紙上談兵的風氣，和孤立觀察事物的形而上學風氣，已經在發育和孳長著了，這在胡適看來，是大為有機可乘的。”于是一切就順理成章了。

進入具體問題的剖析，趙儷生問：在這些小考證中，“審查戴東原趙東潛《水經注》疑案”，跟寫中國思想通史有什么密切的關系呢？證明薛福成刻本《水經注》是一個寧波秀才王植材蹲在北京顧亭林詞堂里偽托全祖望的名字而寫成的偽書，這對于《水經注》的研究和中國地理沿革的研究，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貢獻？對于整個中國歷史學和文獻學，究竟有什么推進？

    針對胡適鼓吹《水經注》版本校勘的目的是“愛護鄉賢”的說法，趙儷生認為他的目的更深遠，更惡毒，這就是“把他自己許多反動的中心思想，雜糅在許多似是而非的詞句中，兜賣出來，以毒害讀者”：     

    我們站在人民立場上的史學工作者，是不是也應該注意感性的材料和比較細小的問題呢？自然，也應該的。有些個別對史料采取粗枝大葉的處理方法的人，只是一種幼稚的現象。再例如，我們站在人民立場上的史學工作者，是不是也應該在論證中貫徹形式邏輯里的充足理由律呢？自然，也應該的。極個別的不尊重充足理由律的人，是錯誤的。因此，假如胡適只是提出應該重視感性材料、應該重視邏輯論證的話，那么誰又去反對他呢？可是胡適所強調的，是要把歷史科學的研究，只壓縮到最低級和最瑣碎的境地，不準許人們從感性基地上做出任何的上升和概括，不準許人們從其中得出任何指導性的原理原則來；假如誰那樣做了，胡適等輩便嘲諷地呼之曰“高明的思想家”，呼其原理原則曰“大假設”。假如我們剝開胡適這些語句表層所罩的紳士的外衣，那么就會發現，他骨子里面是說，誰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去研究歷史，誰就是主觀主義，是唯心論，是玄學。凡在蔣統時期，在大學歷史系里教過書或讀過書的人，想來都還記得，胡適的徒子徒孫曾怎樣囂張地公開辱罵任何帶有進步意味的文史書刊和作者（翦伯贊先生和他的《中國史論集》是當時最集中的代表），說什么“他們不是憑著民族良心來研究歷史，而是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去研究歷史的。”這實在都是他們“胡老師”的嫡派傳授，不過紳士氣更少些、打手氣更多些就是了。 

    第三部分指出，校勘學是文獻考證學中的一個分枝，是一個比較冷僻、但卻有一定價值的學問。如對于地下發掘出來的許多紀事竹簡，對于敦煌石窟中所藏的許多書卷，有人肯去配合歷代傳刻諸本做一些校勘工作，并且從其中剔羅出一些可供采擇的新資料來的話，那么我們是歡迎的。胡適知道自己學問薄而且脆，擔不動這樣的重任；并且從商人買辦的觀點看來，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也是絕不肯做的。但胡適又不甘心于一點也不做，因為他又懂得校勘學曾被不少人拿去做過“炫博之道”，于是便從一些很不吃力而又能借以沽名釣譽的校勘下手。文章列舉幾個例證來拆穿胡適“校勘學”的內幕：

    例一，做蒲松齡墓表的校勘，有人肯冒了風雪替他到淄川去挖土拓碑，他便校出蒲松齡“享年八十有六”乃“七十有六”之誤，還替蒲松齡的朋友張篤慶多找出一個弟兄張履慶來。對于這個“發現”，胡適非常自負。但是試問：替蒲松齡的朋友張篤慶校勘出一個弟兄來，這對于蒲松齡的生平主要事跡，究竟有多大供獻？對于《聊齋志異》這部書的理解，會有什么推進？難道說，找出一個張履慶字視旋來，其價值也等于發現一顆恒星嗎？

例二，趁替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作序的機會，大談其校勘學方法論，在校勘學方面教人走兩條路：第一，你先去進行對最古版本或原始稿本的搜求，“求之不得”，只好作罷；第二，假如幸而搜求到了，那么也只準許你一個字一個字地去對，而不準許你在這中間有所推求，無論是從具體事物去推求原理原則，或者根據原理原則去推論具體事物，這都是不準許的，因為那樣就不是“極笨的死工夫”，因而也就不是“科學的道路”了。素以“巧笑倩兮”著名的胡適，在這里竟裝出一副極為老實、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樣子，這不是很奇怪嗎？因為胡適在這里不是提倡什么老老實實做學問的態度，而是在于杜絕和堵塞任何新思想新知識之可能發生的契機！

例三，胡適說：“王念孫、段玉裁用他們過人的天才與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種推理的校勘學而已。推理之精者，往往也可以補版本之不足。但校讎的本義在于用本子互勘，離開本子的搜求而費精力于推敲，終不是校勘學的正軌。”指出胡適先用什么“過人的天才與功力”、“推理之精者，也往往可以補版本之不足”來敷衍和迷亂讀者的耳目，然后把他自己的本意拿了出來，說：“改定一個文件的文字，必須在可能范圍之內提出證實。……證實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據最初的底本，其次是最古傳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書。”于是結合《紅樓夢》的版本，發表了極為重要的見解： 

    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紅樓夢》研究中，對脂硯齋本作出一些極固執而又牽強的理解和解釋，并因而發生許多錯誤，其根源正是從這里一脈傳下來的。我們試問：無論在校勘古籍方面，或者在研究文學遺產方面，強調最初底本和最古傳本的結果是什么呢？我們回答說，其結果是不斷縮小研究的對象，杜絕和堵塞在研究中不斷發現新認識的可能，并且拿這種情況作為基地，以使唯心論者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拿他們這樣或是那樣的主觀臆測，去為所欲為。 

可惜趙儷生不曾考察《紅樓夢》的版本，否則一定會發覺所謂脂硯齋本是“最初底本和最古傳本”的觀念，是胡適強加給讀者的；甚至連脂硯齋本是“最初底本和最古傳本”的實物，也是胡適參與作偽造假的。但他畢竟看出了由于誤入“強調最初底本和最古傳本”的陷阱，不斷“作出一些極固執而又牽強的理解和解釋，并因而發生許多錯誤”，讓紅學研究“不斷縮小研究的對象，杜絕和堵塞在研究中不斷發現新認識的可能”！

王學典稱趙儷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專家”，因為他同時獲罪于“主流史家”的兩個最主要部分——考據派和正統唯物史觀派： 

獲罪于前者，是因為先生公開表達了對他們的輕蔑：“我從一接觸史學近著起，就憎恨瑣節考據”，“讓那些瑣節考證的史學家們去笑罵吧，我并不是你們那里的長駐客。”不僅如此，先生還挑戰了他們“論從史出”和“竭澤而漁”的行規，認為“以論帶史”的提法沒有錯，特別對那些習染于瑣節考據而不能自拔的人來說，用理論帶一帶并沒有什么壞處；對“竭澤而漁”式的材料搜集，先生明言“我不贊成“，原因第一，魚實際上是撈不完的，第二，舍棄那些小魚羔不影響對歷史的概括。“光考據不行還需要思辨”，是先生堅定的治學主張。這里事實上提出了這樣一個認識論問題，即“史”與“論”在治學過程中的互動問題。“史”為基礎，這無可懷疑，但承認這一點絲毫也不意味著“論”就始終是次要的、被動的、消極的，永遠是第二位的，——“論”也同時有可能處在更積極更主動更活躍的位置上。但不管怎么說，先生的上述言行長期以來都為考據學家們所無法容忍。撇開流行的教條和二手三手的馬克思主義，獨立地直接地從馬克思那里尋求思想資源，先生又由此不見容于那些立身于教條的唯物史觀派學人。高舉“教條”很長時間以來早已成為許多人的利益所在，而先生卻不僅未曾從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忠誠中得到過任何回報，相反，他甚至還因此受到某些海外漢學家的奚落。天不收地不留，先生遂長期漂泊于學界主流之外，忍受著難以承受的孤獨與寂寞的折磨。 

讀著這段鏗鏘的話語，深感作者對趙儷生的敬愛。既然承認趙儷生是“獨立地直接地從馬克思那里尋求思想資源”，“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忠誠”，便應該承認他這篇申討胡適的力作，不但是杰出的，而且也是《文史哲》輝煌辦刊之路的成果與見證。 

三 

高亨的《批判胡適的考據方法》發表于《文史哲》1955年第5期，與同期鄭鶴聲、葛懋春、龐樸的文章，加上童書業的《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史學”方法》，趙儷生的《批判胡適反動的考據方法和校勘方法》，形成相互呼應之勢，故高亨一開頭就聲明，由于“胡適提倡并賣弄考據的陰險的政治企圖，及其流毒的影響，已經有許多同志加以嚴正的批判，本文不再申論”，重點只是說明胡適的考據方法本身徹頭徹尾地反科學性。在摧毀胡適的反科學的“主觀的假設，片面的求證”同時，提出合乎科學的“客觀的假設，全面的求證”，論析透辟，有破有立。

文章列舉了好多具體例子，以證明胡適“主觀假設，片面求證，只會大膽，沒有小心，玩弄事實，玩弄證據”的考據方法的反科學性：

    例一：《周易》爻辭和爻象傳都是三百八十六條，而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卻說：“《周易》是六十四條卦辭，三百八十四條爻辭。”原來他只知道《周易》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用六乘六十四，共得三百八十四爻，每爻都有爻辭和爻象傳；卻不知道《周易》開頭兩卦，乾卦除“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六條爻辭和爻象傳外，還有“用九”一條爻辭和爻象傳。坤卦除“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六條爻辭和爻象傳外，還有“用六”一條爻辭和爻象傳，其余六十二卦才都是每卦六條爻辭和爻象傳。可見他在寫這個數字時，并沒有翻一翻《周易》。

例二，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里引用《詩經》：“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來說明“百姓流離失所痛苦不堪”的情況。不大熟悉詩經的讀者，可能相信他引用的恰當。但如果把三章都看一遍，就發現他的錯誤了：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嘯矣。條其嘯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蓷》是歷來爭論最少的《詩經》篇章，從《毛詩序》到現代學者，絕大多數論者都同意：這是一首被離棄婦女自哀自悼的怨歌。高亨指出：詩中的“有女”，因為“遇人之不淑”而“仳離”，因為仳離而“嘆”、而“嘯”、而“泣”。它是反映在封建枷鎖下的婦女，被丈夫遺棄的慘痛事實。這種現象，無論在戰爭時期，在太平時期，都時時有的，處處有的。胡適引用此詩來說明周代長期戰爭的影響，這是文不對題的嚴重錯誤。那么這樣容易理解的一首詩，為什么胡適會弄錯呢？高亨推測有下列四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他的主觀要求是引用《詩經》來說明周代長期戰爭的影響。他只從主觀要求出發，而不從客觀事物考察，因而他的思想只貫注到他所需要的詩句，眼睛只注視他所需要的詩句，至于每篇詩的整個內容，根本不去想，不去看，所以造成這個錯誤。這就說明胡適考察問題，只要客觀事物的一點，不管客觀事物的全面。我們稱它做“用管窺天”的考察方法。

    第二種可能，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本是一本“急就章”，他在著述的時候，對于祖國哲學史料，并沒有深入研究，大部分是臨時翻閱一下。他寫這一段時，只把《詩經》粗心大意地亂翻一遍，隨便抄下他所需要的詩句，至于每篇詩的整個內容，簡直地不加理會，所以造成這個錯誤。這就說明胡適考察問題，只憑借“大膽”地不怕錯，不依靠“小心”地不弄錯，我們稱它做“走馬觀花”的考察方法。

    第三種可能，他寫這一段時，根本沒有去翻閱《詩經》，只是在某種書里看到這么幾句，因而把它抄下來。這首詩前兩章講的什么？全篇內容是什么？“有女”的“仳離啜泣”是因為什么？他都沒有看到，也不去追求，只在這幾句的字面上去理解，所以造成這個錯誤。這種拋棄原始資料，展轉抄襲，說明胡適運用史料是采取“移花接木”的粗暴手段。

    第四種可能，他寫這一段時，曾經細讀過這篇詩，理解了它的全篇內容，知道它是抒寫婦女被丈夫遺棄的痛苦，但是他為了充實自己的理論，為了夸示自己的博學，有意地閹割它的末章，而抹殺它的前兩章，有意地隱藏它的全篇內容，因而造成這個錯誤。這就說明胡適運用史料是采取“指鹿為馬”的欺騙手段。

    胡適所以造成這個錯誤，出不了以上四種可能。這四種可能都是反科學的，都是屬于唯心論的范疇，都是資產階級所喜歡用的辦法。    

不下絕對的斷語，而設想了四種可能性，這就避免了形而上學，體現了辯證法。高亨的高明在于：不論是哪一種可能性，胡適都逃不出或者“用管窺天”，或者“走馬觀花”，或者“移花接木”，或者“指鹿為馬”，讓客觀史料受他的主觀擺弄的玩弄事實、玩弄證據的罪責。

    例三，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里，假設“《韓非子》五十五篇，十分之中僅有一二分可靠，即《顯學》、《五蠹》、《定法》、《難勢》、《詭使》、《六反》、《問辯》諸篇”，但只舉了兩個證據，便否定了四十八篇。如第一個證據：“《初見秦》乃是張儀說秦王的話，見《戰國策》。”請看高亨的解剖刀是如何運作的： 

    《初見秦篇》在《韓非子》中是韓非所作，在《戰國中》是張儀所作，這是一個矛盾現象。我們要解決這個矛盾，首先要考察它的可能性，然后考察哪個可能是歷史事實。這篇作者的可能性有三個：一、是張儀所作，二、是韓非所作，三、是另外一人所作。究竟哪個是歷史事實呢？我們必須從客觀事物的實際出發，即是必須從《初見秦篇》的內容，張儀韓非的生平，和當時的歷史去考察，據《史記·秦本紀》《六國表》，張儀死于公元前三○九年，《初見秦》里講到幾件史實：一、樂毅破齊，在張儀死后二十六年，二、白起取郢，在張儀死后三十二年，三、華下之戰，在張儀死后三十七年，四、長平之戰，在張儀死后五十年，五、邯鄲之戰，在張儀死后五十三年，六、穰侯相秦，在張儀死后九年至四十三年之間。由此可見，此篇決不是張儀所作了。那末是否韓非所作呢？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六國表》，韓非到秦國去在秦始皇十四年，而《初見秦篇》有十個“大王”字樣。“大王”是作者稱當時在位的秦王，稱他所上書的那個秦王，毫無疑問。這個“大王”是誰呢？據《初見秦篇》是發動“華下”“長平”“邯鄲”三次戰爭的秦王。這三次戰爭都是秦昭王時事，那末，《初見秦篇》的“大王”是秦昭王，《初見秦》作者是上書給秦昭王，不是給秦始皇。由此可見，《初見秦篇》也決不是韓非所作了。（這一點我在前些年研究《韓非子篇》時也沒看出）三個可能，我們根據客觀證據否定了兩個，所以我們的結論是《韓非子·初見秦篇》既不是張儀所作，也不是韓非所作，而是當時另外一人所作，其人為誰，我們沒有根據論定，有人說是蔡澤所作，就近于猜迷了。（關于《初見秦》作者問題，請參考偽書通考》。） 

以充分的史料排除了三個可能中的兩個，結論便自然出來了。那么為什么胡適硬一口咬定《初見秦》是張儀所作呢？是由于他存著“《韓非子》僅有十分之一二可靠”的主觀成見，他的片面求證只是為了要證明他的主觀假設。看見了《戰國策》里這一篇開頭是“張儀說秦王曰”一句，恰好符合他的要求，當然是“驚喜若狂”“如獲至寶”；對于《戰國策》所記，不再懷疑；對于《初見秦》的內容，不再研究。如果他稍有科學頭腦，稍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只要他看到篇中的故事，再翻翻《史記·六國表》等，查查各個故事和張儀死去的年代，就不會一口咬定此篇是張儀所作了。然而胡適受主觀的支配，根本就不這樣做。高亨再推開一步說：  

    而且《戰國策》的錯安排，早已有人揭發了，《戰國策》鮑彪注已經說過這一篇“所說皆張儀死后事。”我敢斷言胡適當日沒有看過這本書。張文虎《舒藝寶隨筆》也曾舉出這篇中幾個故事的年代來證明不是張儀所作。我也敢斷言胡適當日沒有看過這本書。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已經把張文虎的說法收在里面，這是當時最流行的極普通的一種讀本，難道胡適都未看過嗎？我想他是由于過于相信自己的主觀，過于相信自己的假設，過于相信自己的片面考證，過于相信自己的表面觀察，因而對于《韓非子集解》不肯細讀，這是何等的懶惰、庸淺、粗暴、荒謬！ 

    對于這個“過于相信自己的假設”、“過于相信自己的片面考證”，乃至“懶惰、庸淺、粗暴、荒謬”的責難，請問胡適本人、包括他的辯護者，能回答嗎？不能。既然如此，我們就得同意高亨的概括：“一、假設真是大膽，求證并不小心。二、假設是根據個人的主觀成見，不是根據客觀事物。三、求得他所需要的證據，也只看它的片面，而不看它的全面，只看它的表面，而不看它的內容。只看它的頭一句，而不看它的下文，只停留在感性認識，而不進入理性認識。”

例四，胡適《紅樓夢考證》的主要結論是：“《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是一部自然主義的杰作。”從考據方法的角度上，他所求到的正面證據只有五個：一、《紅樓夢》開場白有“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后，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等語。二、《紅樓夢》開場白有“莫如我石頭所記，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等語。三、《紅樓夢》第十六回有鳳姐趙嬤嬤談論皇帝“南巡”，賈家四次“接駕”的一大段，而清康熙“南巡”六次，曹寅正是“接駕”四次。四、《紅樓夢》第二回敘榮國府的世次和曹雪芹家的世次有某些相像的地方。五、紅樓夢的賈家是由盛而衰，曹家也是這樣；賈寶玉由富而貧，曹雪芹也是這樣。高亨剖分道： 

首先我們覺得胡適把《紅樓夢》的開場白，把一個小說的開場白，看做真實記錄，是何等荒謬！反過來看，開場白有“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等語”，胡適為什么不根據這些話說《紅樓夢》的初稿不是曹雪芹所作呢？其次胡適所舉一切證據，只能證明一個事實，就是紅樓夢里夾雜著一些曹雪芹個人及其家庭的故事和情況。而胡適竟拿來證明“《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又是何等荒謬！所有證據，只能證明曹雪芹以他熟悉的人物為基礎，塑造一些人物形象；以他自家的故事為基礎，反映一些社會生活；至于超出曹家人物故事以外的，就難于估計了。因為如此，《紅樓夢》才是一部小說，而不是一部傳記。因為如此，《紅樓夢》才是現實主義的杰作，而不是自然主義的杰作。而胡適竟認為“《紅樓夢》是自然主義的杰作”，又是何等荒謬！所有證據，只能證明紅樓夢有些成分是寫曹家芹的個人與家庭，而胡適拿來證《紅樓夢》的全部是寫曹雪芹的個人與家庭。這種考據方法，還有一絲一毫的科學意味嗎？ 

高亨還指出，胡適考證《紅樓夢》，千方百計地尋求正面證據，如找《四松堂集》、找脂硯齋本，都煞費力氣；可是反面的證據，明明白白地擺在《紅樓夢》里，各本都有，他卻不拿它們做證據看待，如： 

    一、《紅樓夢》里寫元春做皇帝妃子，異常明確而詳細，占了不少篇幅，有省親別墅才有大觀園。胡適說：“我曾考清朝的后妃，深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沒有姓曹的妃子，大概賈元春是虛構的人物。”（見《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又說“曹妃本無其人，省親也無其事，大觀園也不過是雪芹的秦淮殘夢的一境而已。”（見《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賈元春及其故事的有無，我們且不管它，但胡適既然認為是出于虛構，那末這正是胡適所作結論的反面證據，足以推翻“《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的流謬說法，胡適把這一項提出來了，但是不做反面的證據而提出，乃是無意中提出，一經提出，就形成他考據上的矛盾，他既然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又不得不說“《紅樓》夢某些部分是虛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有多么響呀！

    二、據《江南通志》，（胡適《紅樓夢考證》引）及曹頫隋赫德奏摺，（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引）康熙五十一年，曹寅死于江寧織造任上。五十二年，曹颙繼任。五十四年，曹颙死，曹頫繼任。雍正六年，曹頫去職，家被抄，曹颙沒有兒子，死的時候，他的妻馬氏正懷著孕。胡適說“紅樓夢中的賈政就是曹頫”。（見《紅樓夢考證》）曹寅只有曹颙曹頫兩個兒子，依照胡適的考據方法，賈赦就是曹颙，邢夫人就是馬氏，曹璉就是曹颙的“遺腹孤”了。我們不去這樣論斷，而卻從這里發現一件事實，即是紅樓夢中關于賈赦及其故事，（見第十四、十六、十八、二十四、四十六、六十四、七十九等回）都是曹雪芹所虛構。據敦誠四松堂集挽曹雪芹詩，（胡適《紅樓夢考證》引）《紅樓夢脂硯齋本批語，（胡適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引）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八年左右，死于乾隆二十七年。曹雪芹下生的時候，曹颙已經死去。如果《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賈寶玉那會有這樣一個伯父！賈赦病了，寶玉去問候。寶玉病了，賈赦去“覓僧尋道”。賈赦要娶鴛鴦做小老婆，鳳姐替刑夫人出主意。寫得那么活現，明明是和寶玉鳳姐生在同時的，那末只有曹颙枯骨還魂，才有可能了。由此可見，關于賈赦及其故事都是曹雪芹所虛構了。這也是胡適所作結論的反面證據，足以推翻“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的荒謬說法。關于曹颙死在曹雪芹下生以前的資料，胡適寫《紅樓夢考證》等文時，還沒有看到，因而我們在這一點上，不批判他參考疏漏，而只是根據這個反面證據，來說明他僅憑幾個不盡可靠的正面證據，來肯定他的主觀假設，是何等的反科學！

    三、《紅樓夢》第十六回“賈璉道：‘當今（指當時的皇帝）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道，因見宮里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棄父母音容，豈有不思想之理！……故啟奏太上皇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準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視，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竟大開方便之恩，又下旨意說，……椒房貴戚……不妨啟請內廷鑾輿，幸其私第。……’”這也是曹雪芹虛構的一段話，做為賈元春回家省親的來由。考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并無所謂“太上皇”，只有乾隆晚年讓位于嘉慶，才稱太上皇。乾隆在位六十年。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七年，看不見嘉慶初年的“太上皇”。而且《紅樓夢》在乾隆時代已有抄本和印本。脂硯齋第一種本，是乾隆十九年（甲戌）抄的，第二種本是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抄的。程偉元第一種本是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印的，第二種本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印的，據聞這些本子，都有這段話。（俞平伯先生曾寫信告我脂硯齋本有這段話）那末，“太上皇”三字不是嘉慶初年人所加，而是曹雪芹原作所有的了。那末，這段話是曹雪芹虛構的了。這也是胡適所作結論的反面證據，足以推翻“《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的荒謬說法。胡適不會看不見，然而在他的考證中，卻絕不提出。 

為展示高亨擺事實講道理的論辯風貌，不得不大段引述他的原文。即以《紅樓夢》考證來說，所舉三條反面證據，不僅胡適本人竭力回避，也為當代正宗紅學家所諱言。

通過對童書業、趙儷生、高亨一流學者文章的分析，應該承認是“有周到的研究，有確鑿的證據，有堅實的內容，有正當的道理”的，決不是“無謂地浪費時間與精力，踐踏學問與知識”；從這一點出發，就應該承認胡適確實是有嚴重問題的；因而與胡適劃清界線，對他進行批判也是正確的。對于知識分子來說，“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甚至命運攸關的問題。在社會主義體制下，主動進行思想改造，投身于“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不能理解為“迫于壓力調轉槍口”，更不能理解為“為了生存不得不承受了人格分裂的痛苦煎熬”。否則，就是辱沒了童書業、趙儷生、高亨和山東大學當年積極參與運動的學人精英，也辱沒了《文史哲》雜志一以貫之的“為當今所用，為后世續航”的精神。 

（《粵海風》2017年第4期） 

 《文史哲》在政治哲學方面批判胡適的文章，1955年第5期還有汪毅的《論胡適派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哲學史觀點和方法》，鄭鶴聲的《胡適四十年來反動政治思想的批判》，葛懋春、龐樸的《批判胡適的庸俗進化論》，1955年第6期有孫思白、趙凌、徐緒典、朱作云、劉中華、朱玉湘、耿直的《清算胡適的反動政治思想》，路遙的《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歷史觀》；古典文學方面批判胡適的文章，有1955年第1期陸侃如的《胡適反動思想給予古典文學研究的毒害》，1955年第7期馮沅君的《批判胡適的西游記考證》，1955年第9期蕭滌非的《批判胡適對杜甫詩的反動觀點》，1955第11期黃公渚的《批判胡適詞選中錯誤觀點》等，作者皆學有專長的大家，文章亦可圈可點，因篇幅限制，只好從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