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階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徹底戰勝日寇與建立
新的民主共和國。中國將來階段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即實現
更進步的更完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
話說1938年4月，項英、陳毅組織了以粟裕為司令員的先遣支隊，準備深入到江南敵后執行戰略偵查任務。先遣支隊在皖南潛口祠堂門前舉行了誓師大會。陳毅在會上作了動員報告，他說：
“先遣支隊的任務是為主力部隊挺進江南敵后實施戰略偵查。了解江南敵后情況，確定戰場位置，這個任務是非常艱巨而又非常光榮的。”
4月24日，毛澤東得悉新四軍派出粟裕先遣隊這一消息，致電項英說：
“主力開涇縣、南陵一帶，先派支隊去溧水一帶偵查甚妥。”
4月28日，粟裕率領新四軍先遣支隊從潛口出發，向蘇南敵后出動，進行戰略偵察，揭開了新四軍東進抗日的序幕。
4月28日，毛澤東在給魯迅藝術學院學員作報告時說：
“《紅樓夢》這部書，現在許多人鄙視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實《紅樓夢》是一部很好的小說，特別是它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比如它描寫柳湘蓮痛打薛蟠以后，便‘牽馬認鐙去了’，沒有實際生活經驗是寫不出‘認鐙’二字的。事非經過不知難，每一件小事都有豐富的內容，要從實際生活經驗中才會知道。
《紅樓夢》里有個大觀園，大觀園里有個林黛玉、賈寶玉。你們‘魯藝’是個小觀園。你們也就是林黛玉、賈寶玉。但是，我們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會唱歌，會演戲，將來還要到前方打仗。
你們是青年藝術工作者，現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屬于你們的，都是你們活動的園地。你們的藝術作品要有充實的內容，便要到實際生活中去汲取養料。你們不能終身在這里學習，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實際斗爭中去，正如你們唱的《游擊隊員之歌》中所說的：‘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們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實際的去那樣做。沒有實際的生活經驗，無從產生內容充實的藝術作品。”
“文藝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要把中國考察一番，單單采取新聞記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為他們的工作帶有‘過路人’的特點。俗話說：‘走馬看花不如駐馬看花，駐馬看花不如下馬看花’。我希望你們都要下馬看花。”
4、5月之交，抗大1大隊大隊長蘇振華、政委胡耀邦帶著1大隊要開到瓦窯堡去，毛澤東應邀來到城北門里的一個廣場上給學員們講話。他說：
“同志們，瓦窯堡那里還有國民黨和它的政府，也有我們的黨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國民黨，對共產黨還不很了解。同志們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過你們來觀察共產黨。所以你們一定要把黨的政策和作風帶去，使得老百姓擁護我們。同志們都是經過長征的老紅軍，二萬五千里，這很光榮。但是二萬五千里也是一個包袱，可以使人驕傲。背上這個包袱，而驕傲起來，老百姓就不喜歡我們，我們就會脫離群眾。”
1938年5月1日晚，一彎新月如鉤。從清涼山下一孔整潔的窯洞里傳出了陣陣的笑聲。魯迅藝術學院秘書長朱光和他新婚妻子余修的婚禮正在隆重舉行。毛澤東來了，陳云、羅瑞卿、凱豐也來了。中共中央秘書長、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對大家說：
“告訴諸位，朱光、余修的婚事是經過我的審查后同意的，我的眼光不會看錯，二位可謂天生的一對才子佳人。”
“莫夸口，莫夸口。富春同志，我這個判官倒要細細審來。”毛澤東笑嘻嘻的來到煤油燈前，對著煤油燈吸著了一支自產的煙卷，先注視了一下余修，又故意看看朱光，慢條斯理的說道：“朱光，你這個土包子是如何把這嬌娃子從香港騙到此地的？定要從實招來！”
喜不自禁的朱光趕緊把毛澤東安排就座，接著招呼其他人坐下，又是端茶，又是斟酒，自己也抄起一碗土燒酒呷了一口，對著毛澤東躬身一揖，拉長聲調念了一句白：
“判官大人莫急，且聽小生慢慢道來。”
大家看著毛澤東正襟危坐，儼然一副判官的模樣，又見朱光戲劇化的一番表演，無不哈哈大笑。
5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進行了重要演講，關于統一戰線問題，他說：
“我們過去和國民黨分了十幾年，現在又合起來了。你們看過《三國演義》嗎？那本書一開頭就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當然把這話拿到現在來說是不正確的，現在合起來不一定會再分。我們可以把它改成兩句話：國共兩黨，合則兩利，分則兩傷。”
關于張國燾叛逃的問題，他說：
“張國燾到延安后，中央多次開會批評他，他多次承認錯誤；但尾巴猶在，一反一復，兩面派行為始終存在。他資格老，過去做過工人運動。我們講仁義道德，還讓他做邊區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說割掉了，實際上穿起長袍子，尾巴藏在里面。這次他借口到陜西中部祭黃帝陵，黃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們也只好開除他的黨籍。”
5月4日，毛澤東給項英等人發了一封指示電。原來，粟裕率領的新四軍先遣支隊進入蘇南后，國民黨當局畫地為牢，給先遣支隊指定了一個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活動區域。毛澤東在指示電中寫道：
“在敵后進行游擊戰爭雖有困難，但比在敵前同友軍一道并受其指揮反會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敵情方面雖較嚴重，但只要有廣大群眾，活動地區充分，注意指揮的機動靈活，也能夠克服這些困難，這是河北及山東方面的游擊戰爭已經證明了的。在偵查部隊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準備跟行，在廣德、蘇州、鎮江、南京、蕪湖5區之間廣大地區創造根據地，發動民眾的抗日斗爭，組織民眾武裝，發展新的游擊隊，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之后，還應準備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一部分渡江進入江北地區。”
毛澤東告誡項英等人說：
“蔣之命令是雙關的，一面包含戰略需要積極意義，一面又難免不包含惡意在內。須不斷積極出擊。惟具體作戰須全依敵我當前條件而定，不因人家議論而自亂步驟。”
然而項英對這一正確方針理解不夠，措施不力。在毛澤東多次催促和陳毅的勸說下，才命令陳毅、張鼎丞率領第1、第2支隊相繼東進江南；仍把第3支隊留在皖南。
5月5日，延安馬列學院成立，張聞天任院長。毛澤東參加了馬列學院成立慶典，張聞天當眾向毛澤東介紹了他在蘇聯留學時期的老同學陳伯達。他說：
“這位是從北平來的陳伯達同志，他是北平‘新啟蒙運動’的發起人。”
這是陳伯達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此前，陳伯達在北平擔任過北方局宣傳部長，擔任過北平市委“三人委員會”成員；在1937年9月從北平來到延安，因他在北平中國大學國文系教過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就安排他在成仿吾任校長的陜北公學當一名教員。在籌備馬列學院時，張聞天又把他調到馬列學院任教員。
5月7日，毛澤東應邀來到陜北公學，以張國燾開小差為例，給即將畢業的第二期學生作了題目為《堅定革命的旗幟》的報告。
這天下午，在山溝邊的露天廣場上，積聚著數千人。剛到延安不久的話劇藝術家歐陽山尊第一次看到了講臺上的毛澤東，只見他身材瘦長，唇邊真的沒有胡須，與自己早先聽到的傳說完全一樣。毛澤東開始演講了，他說起話來抑揚頓挫，使人聽得非常清晰，聲音洪亮，卻不是聲色俱厲，他那生動幽默的語言，娓娓道來，談笑風生，顯得特別平易近人。他說：
“張國燾自命是個革命的‘老資格’，他的資格究竟有多老呢？打個比方，譬如革命道路好比從延安到西安，有800里路，可是他只走到十里鋪就開了小差。張國燾過去在政治上早已開過小差，現在又在組織上開小差了。此人一貫稱自己是‘中國的列寧’，什么都要爭第一，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十足的老機，在歷史上不‘左’就右。黨的三大討論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開會十幾天，他反對十幾天，到了武漢，他又支持陳獨秀的右傾。長征路上，他反對北上抗日，另立中央，以后又主張到新疆去建立根據地。到陜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對黨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的信，反對第二次國共合作，說什么黨中央的信是‘韓文公祭鱷魚文，與國民黨合作是幻想’。黨中央進入延安后，張國燾說：‘延安是一塊雞骨頭，吃之無油，棄之有味’，這是曹操主義，結果味也沒有了，開了小差，一直逃到漢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確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風，但是張國燾沒有看到。他開小差以后做什么呢？你們不是看過演劇隊演的那出《放下你的鞭子》嗎？”
毛澤東一邊說，一邊做著手勢：
“張國燾開小差是放下革命的旗幟，他放下革命的旗幟就拿起了鞭子，拿起鞭子干什么呢？拿起鞭子來打人民。他開小差以后，在報上發表聲明，說我們破壞國共合作，破壞統一戰線。可是，事實是怎么樣的呢？西安事變發生后，他半夜敲了我的門，堅決主張對蔣介石處以極刑。”
說著，他做了一個抹脖子的動作，接著將頭上的帽子摘下來放在桌子上，引得全場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了。
“你們不要以為張國燾不在，我就隨便亂說。有人可以作證，當夜‘獨眼龍’就在場，張國燾要殺老蔣的話他全都聽見了。”
毛澤東說著把臉轉向主持大會的陜北公學負責人周承全：
“獨眼龍，你說是不是？”
周承全一只眼在作戰中受過傷，大家都戲稱他是“獨眼龍”。現在毛澤東當眾也叫起他的綽號來，喜得他咧開嘴巴笑著直點頭。只聽毛澤東接著說道：
“張國燾開小差對我們有什么損失嗎？我看沒有。他是個胖子，吃得很多，他開了小差，邊區可以節省些小米，這倒是有好處的。”
他最后勉勵學員說：
“我今天講的是堅定革命的旗幟，就作為對同志們遠行的禮物。每個同志出去要記住，堅決奮斗，不怕困難、不開小差，不學張國燾。”
毛澤東的演講給歐陽山尊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仍然記得清清楚楚。
5月8日，毛澤東接見來延安的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全體人員。他先與工人領隊進行了10分鐘的談話，詢問了該隊的情況，然后又向全體人員作了講話。他說：
“此次你們由山西、河北到這里來，是為了抗日。抗日是中國的大事情，這事辦不好，一切人都沒有好的生活，工農的生活自然不用談了！所以現在要全國團結起來一致抗日，而工農便是其中的大多數，艱苦的工作也由他們擔負，沒有他們就根本不行，他們在抗日運動中的責任非常之大。現在的缺點是工農還沒有普遍組織起來，對自己的使命認識不夠。要提倡團體，言論出版結社有自由，可以組織各種抗日團體。我希望同志們回去通通到鐵路上組織工會去，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鋒。”
毛澤東還說：
“這次你們真是‘不遠千里’越過黃河而來，我們能見面也是因為國共兩黨合作的緣故。過去我們在‘山上’只看見手工業工人，大城市才有產業工人。我這次見到諸位，是十多年第一次看見鐵路工人哩！十多年來我沒有坐火車，因為人家說‘不能坐’，我只好上山打游擊去。現在事情是弄好了，所以能大打勝仗。”
毛澤東最后說：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他一心一意為無產階級而奮斗，從不違背無產階級的利益。今天因為抗日，所以對資本家和地主讓一點步，否則，日本帝國主義打不倒。我們要對工人同志講清楚為什么要停止蘇維埃和土地革命。工人的生活問題，農民的土地問題，我們一定要解決，但不用以前的方法，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希望同志們了解這些，經過同志們出去宣傳鼓動，一道兒把這個事情干好。”
5月上旬，毛澤東準備寫兩部論述抗日戰爭的軍事著作，為搜集資料，他想向蕭勁光借些書籍作參考。
這一天，毛澤東來到蕭勁光的窯洞，笑瞇瞇地說：
“蕭勁光，聽說你這兒藏有寶貝，借給我看看如何？”
毛澤東把目光掃視在蕭勁光桌上的一摞書上，蕭勁光知道他是來借書的，就說：
“我這里只有幾本舊書，以前是有幾本好書，可惜長征時都丟了。”
毛澤東一邊“嗯嗯”地應著，一邊翻書。他拿起《戰役問題》和《戰斗條令》兩本書，說：
“我想研究一下軍事問題，這兩本書我拿去看看。”
蕭勁光沒有吭聲。毛澤東看了他一眼，笑著說：
“怎么？舍不得？好小氣喲。”
蕭勁光有些不好意思，說：
“是有些舍不得，我就這樣兩本軍事書，部隊教育還靠它們當拐棍哩。”
“噢，那就也給我當當拐棍吧。借你的，一定要還的，怎么樣？”
“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唄。”
毛澤東聽出了蕭勁光的意思，就笑了，說：
“放心，是借，不會不還的。”
此后，毛澤東鑒于“黨內外都有很多人輕視游擊戰爭的重大戰略作用，而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規戰爭，特別是國民黨軍隊的作戰”，他一面“批駁這種觀點”，一面緊張的開始撰寫軍事著作《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以此“指出抗日游擊戰爭發展的正確道路”（上文中加雙引號的文字，均是《毛澤東選集》中的注釋語——筆者注）。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全書共分9章：1、為什么提起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2、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3、抗日游擊戰爭的六個具體戰略問題；4、主動的靈活的有計劃的執行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5、和正規戰爭相配合；6、建立根據地；7、游擊戰爭的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8、向運動戰發展；9、指揮關系。
5月的一天，傅連璋走進毛澤東的窯洞，毛澤東正在寫東西，一見他來了，就放下手中的筆，招呼他坐下。
傅連璋到延安后擔任中央總衛生處處長，兼陜甘寧邊區醫院院長，還負責毛澤東的保健工作。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幾乎天天都要到毛澤東這里來一趟，算是常客了。還在1937年的時候，毛澤東知道傅連璋老家來信說家中生活困難，他就親自批示中央組織部每季度往傅家寄一筆錢，以供養傅連璋的孩子們學習和生活，一直到共和國建立后才停止。
傅連璋坐在一把椅子上，毛澤東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十分嚴肅和關切地說：
“傅連璋同志，我看你可以入黨了。”
“入黨？”傅連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可是他埋藏在心里十幾年的愿望，一直沒有說出來。他自從結識了毛澤東，就一直想著，既然自己了解了共產主義是偉大的事業，就要把全部的力量獻給這個事業，才算沒有白白活一生。他相信：只要自己全心全意的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總有一天，黨會把他吸收到她的行列中去。沒想到自己這么多年期望的事兒，今天卻由毛澤東首先說出來了。只聽毛澤東又說：
“現在沒有什么阻礙了，你的歷史我可以證明，你去找陳云同志談談。”
傅連璋激動得眼眶熱熱的，呆呆的望著毛澤東，心里卻在沸騰著，好一會兒才說：
“我就去。”
后來，傅連璋在自己的入黨申請書證明人一欄里，工工整整的寫著“毛澤東”3個字
5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常委會上說：
“最近《大公報》兩篇社論態度變化，認為魯南戰爭（即徐州會戰的第三階段）是準決戰，否認中日戰爭是持久戰。我一貫估計中日戰爭是持久戰，因為中國是大國，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國，同時，中國又是弱國，須要持久戰爭才能取得勝利。”
5月11日，毛澤東會見國民黨老黨員施方白，就抗戰勝利后中國的前途問題作了回答。第二天，毛澤東為施方白題寫了贈言：
“中國目前階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徹底戰勝日寇與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中國將來階段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即實現更進步的更完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完成這兩個革命都要堅持統一戰線政策，只有好好團結一切革命勢力于統一戰線里，才能達到目的。”
5月12日，毛澤東到魯藝講話，他說：
“我們兩支文藝隊伍，上海亭子間的隊伍和山上的隊伍，匯合到一起來了。”“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要好好的團結起來，進行創作、演出。”
“文學藝術是有階級性的，資產階級的文學家、藝術家，提倡什么藝術至上，實際上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眼里根本沒有工人、農民。無產階級文學藝術工作者要到革命斗爭中去，同時學習人民的語言。”
5月13日，毛澤東致電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說：
“《大公報》否認持久戰，提倡準決戰的論調，我們認為是不對的。徐州決戰只應該是某種程度的戰役決戰，而決不應該看做戰略決戰，必須準備在徐州決戰失敗后，仍有充足力量為保衛武漢而戰。”
5月15日，毛澤東為“對付蔣介石集團的破壞活動”和“打擊”“黨內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對于蔣介石集團的陰謀活動所采取的機會主義立場”（《毛澤東選集》注釋語——筆者注），以“陜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后方留守處”的名義，起草了一份言簡意賅、通俗易懂、文采飛揚的《布告》，特將全文敬錄如下：
為布告事：自盧溝橋事變以來，我全國愛國同胞，堅決抗戰。前線將士，犧牲流血。各黨各派，精誠團結。各界人民，協力救亡。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勝利的堅強保障。凡屬國人，必須循此前進。我陜甘寧邊區軍民，服從政府領導，努力救亡事業。凡所實施，光明正大。艱苦奮斗，不敢告勞。全國人民，交口稱譽。本府本處，亦惟有激勵全區民眾，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不許一人不盡其職，一事不利救亡。乃近查邊區境內，竟有不顧大局之徒，利用各種方式，或強迫農民交還已經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強迫欠戶交還已經廢除的債務。或強迫人民改變已經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壞已經建立的軍事、經濟、文化和民眾團體的組織。甚至充當暗探，聯絡土匪，煽動部隊嘩變，實行測繪地圖，秘密調查情況，公開進行反對邊區政府的宣傳。上述種種行為，顯系違反團結抗日的基本原則，違反邊區人民的公意，企圖制造內部糾紛，破壞統一戰線，破壞人民利益，破壞邊區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動員的困難。察其原因，不外有少數頑固分子，不顧民族國家利益，恣意妄為。甚有為日寇所利用，假借名義，作為掩護其陰謀活動的工具。數月以來，各縣人民紛紛報告，請求制止，日必數起，應接不暇。本府本處，為增強抗日力量、鞏固抗日后方、保護人民利益起見，對于上述行為，不得不實行取締。合亟明白布告如次：
一、凡在國內和平開始時，屬于邊區管轄地域內，一切已經分配過的土地房屋和已經廢除過的債務，本府本處當保護人民既得利益，不準擅自變更。
二、凡在國內和平開始時已經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原則實行改進和發展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組織及其它民眾團體，本府本處當保護其活動，促進其發展，制止一切陰謀破壞之行為。
三、凡屬有利抗日救國的事業，本府本處在堅決執行《抗戰建國綱領》的原則下，無不樂于推行。對于善意協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歡迎。但是凡未經本府或本處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處的證明文件，而從外面進入邊區境內停留活動之人，不論其活動的事務屬于何項，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當此抗戰緊張期間，凡在邊區境內從事陰謀破壞，或肆意搗亂，或勾引煽惑，或暗探軍情的分子，準許人民告發。證據確實者，準許就地逮捕。一經訊實，一律嚴懲不貸。
右列4條，全邊區軍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違背。倘有不法之徒，膽敢陰謀搗亂，本府本處言出法隨，勿謂言之不預。切切。此布。
5月間，以劉白羽為首的抗戰文藝工作團在延安組成。毛澤東約劉白羽等人談了話，并親自寫了一封信，以他和總政治部主任譚政的名義，通令八路軍所屬各政治部說：
“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派去抗戰文藝工作團一組計5人，由劉白羽率領，經榆林、晉西北，赴戰區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訊網。敬希接洽，并予以幫助。”
1938年5月，美國設在中國為專門搜集有關中國沖突資料的情報官埃立斯.福代斯.卡爾遜，第2次到陜甘寧邊區考察訪問。他一直到8月才離去。
早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埃立斯.福代斯.卡爾遜，就首次考察訪問了陜甘寧邊區。
卡爾遜畢業于美國西點軍校，是一個職業軍人。他做為羅斯福總統的總統衛隊指揮官，同羅斯福總統有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卡爾遜在兩次訪問邊區前，曾與羅斯福約定，將以秘密通信的方式，把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直接通報給總統本人。卡爾遜到共產黨地區的計劃，得到美國海軍和蔣介石的批準；并通過斯諾取得了毛澤東的默許。
卡爾遜在這第二次訪問期間，同毛澤東進行了兩次長談。卡爾遜稱毛澤東是“孤獨的天才”。這或許是受了史沫特萊的影響。因為，他和史沫特萊有很深的友誼。
兩次考察的所見所聞，使卡爾遜激動萬分，他除了向羅斯福總統報告外，還不顧自己是外交官的身份，在各種公開場合，高度贊揚共產黨的軍事、政治、組織制度。當一位記者就他提供的關于紅區的情況向他表示感謝，并保證不會在報紙上披露他的姓名時，卡爾遜說：
“你這么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給你們講的一切都是真的，沒有半點虛假，為什么非隱去我的姓名不可呢？”
卡爾遜的表現，受到上級的嚴厲指責，他不顧別人的勸阻，憤然辭去軍職。他回到美國后，向公眾發表演講，為幾家雜志社撰稿，介紹陜甘寧邊區的情況；還出版了《中國的軍隊》、《中國的雙星》兩本書。
《中國的雙星》一書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有評論說，卡爾遜筆下的共產黨人，似乎更象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民兵，是無私的愛國主義者和仁慈的民主主義者，而不是布爾什維克或納粹極權主義者。
5月間，毛澤東預見到東南沿海地區將變成戰區或敵后，他指示閩粵贛省委和浙閩邊區省委，要派得力干部到這些地區指導工作，發展那里的游擊戰爭，組織游擊隊與創立游擊根據地。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廣東省委發動東江人民和一些港澳愛國青年組織了東江抗日游擊武裝，建立了東江抗日游擊根據地。瓊崖特委領導創建了瓊崖抗日根據地。
5月的一天，國民黨將領、晉陜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及其隨行人員首次路過延安，悄悄的住進了城里的騾馬大店里。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立即在電話里指示邊區交際處處長金城說：
“一定要給予鄧寶珊一行以熱情歡迎和優待。”
晚上，金城來到騾馬大店，迎面碰上了鄧寶珊的副官長于浚都，金城告訴他說：
“鄧軍長遠道而來，我們沒有得到通知，有失迎迓。我們邊區政府有幾個招待所，房子雖然小，但總比這個騾馬大店好一些，我們歡迎鄧軍長和諸位到招待所休息。”
于浚都說：
“鄧軍長明天就要趕路回榆林，現在既然已經在旅店住下了，就不再驚擾貴黨和政府了。”
金城無奈，只好回到辦公室用電話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指示說：
“一定要想辦法把他們留下來多住幾天。”
第二天清晨，金城早早來到旅店，在門口又遇到了于浚都，他請求面見鄧寶珊，說是有要事相告。于浚都依然是借故推脫。正在里邊洗臉的鄧寶珊聽到二人說話，就走了出來，和氣的對金城說：
“這次過延安，時間倉促，沒有打擾邊區政府。我們在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煩你們了。”
金城說：
“聽說您來了，我已報告毛主席和邊區政府。毛主席和邊區政府非常歡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多逗留幾天，和大家見見面。”
鄧寶珊感覺盛情難卻，就答應今天不走了。
這天上午，毛澤東和蕭勁光一起來到騾馬大店，看望鄧寶珊，一番客套之后，毛澤東邀請鄧寶珊和他的隨行人員到交際處吃午飯。
交際處在機關合作社食堂擺了幾桌酒席，鄧寶珊及其隨從分別落座，延安方面另有李富春、蕭勁光、周小舟作陪。毛澤東殷勤招待客人，和客人邊吃邊談，他說：
“西北軍的將領許多是愛國的，有與我黨合作搞民主革命的傳統。現在國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建立起來，只要我們共同堅持下去，并鞏固發展下去，一定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鄧先生在榆林，我們一定能夠合作得更好。”
鄧寶珊說：
“這是孫中山先生的遺愿，也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來先生在雙十二事變中堅持和平解決的方針，促成了兩黨重新和好，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是深得人心的。從此，總理生前的愿望，有實現的希望了。”
毛澤東再次挽留鄧寶珊多住幾天，說是請他到延安各處去參觀指導。鄧寶珊欣然決定改變計劃，多住幾天。
此后，鄧寶珊在延安逗留了1星期，到毛澤東住處拜訪了毛澤東，參觀了抗大、陜北公學，出席了文藝晚會和群眾大會。
5月的一天，陳先瑞在抗大教室里聽完課剛回到住室，就接到了毛澤東派人送來的一封信，只見信上寫著：“你那個部隊的政委李隆貴帶著幾百塊大洋跑了，請你速回部隊處理善后工作。行前來我這里一談。”
陳先瑞不敢怠慢，立刻向毛澤東的住所跑去。毛澤東見他來了，放下手中的文件說：
“別急，坐下來談。”
他向陳先瑞了解了李隆貴的情況后，嚴肅地說：
“這個人思想品質不好，經不起歷史的考驗，遲早要跌跤子。”
他接著說：
“當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所以我們黨要同國民黨聯合抗日。我們是真心同國民黨合作的，因為我們要拯救中華民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新中國。在國共兩黨合作期間，國民黨頑固派總是千方百計同我們爭領導權，爭地盤，限制我們的發展。過去那種真槍真炮、面對面的公開的武裝斗爭少了，他們用武力征服不了我們，就采取另外一種手段，利用吃吃喝喝、金錢美女來拉攏、腐蝕我們隊伍中間的意志薄弱者。李隆貴就是被這種手段征服的。你回部隊后，要向干部戰士講明當前我們黨同國民黨聯合的目的和斗爭的形式，使干部戰士對新形勢下的斗爭的尖銳復雜性有個清醒的認識，千萬不要上人家的當。”
說罷，他站起身，一邊來回踱著步，一邊囑托道：
“你們要開一個干部大會，講講在統一戰線中同敵人斗爭的藝術。我們聯蔣抗日，這是大局，在聯合中有斗爭，在斗爭中求聯合。同國民黨斗爭，要注意有理、有利、有節，在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腳，不能失理。這樣我們就會掌握主動，就會得到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的擁護和支持，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也就會充分暴露。”
毛澤東進一步強調說：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名義上歸蔣介石統一指揮，實際上還是黨中央領導和指揮，這一條是不能變的。現在有那么一些人，國民黨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氣起來了，有點忘乎所以飄飄然了。這些人，如不及早給他敲警鐘，就會犯錯誤，還會出李隆貴一類的事。紅軍改編，只是形式變了，我們這支軍隊的性質始終不會變，我們黨的總目標也是不會改變的。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線，實際上也有一個誰戰勝誰的問題。國民黨利用統一戰線，變換各種手法來溶共、反共，想慢慢的削弱我們的力量，進而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我們要與他們針鋒相對，在統一戰線中發展壯大自己，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發動群眾，團結抗日，”
說到這，毛澤東用力的揮了一下手：
“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
接下來，他又用很和緩的口氣結束了這次談話：
“我講的這些道理，通過你要讓廣大干部戰士都明白。這樣，部隊的工作就好做了。”
陳先瑞告別了毛澤東，馬上趕回部隊，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妥善地處理了李隆貴攜款逃跑這件事，對干部戰士進行了一次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
5月中旬的一天，毛澤東繼《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后，又開始忙里偷閑加緊撰寫另一部重要軍事著作《論持久戰》。他一動筆，就連續奮戰了7天。他每天坐在窯洞里的書桌邊，微弱的燭光照著他蒼白的臉，晝夜不停地寫著，每天只休息5個小時左右，每至深夜，只累得他是不住的扭腰捶背。
這一天，他已經兩天沒有睡覺，也只吃了很少一點東西，還一個勁地伏在桌子上寫呀寫的。感覺熱了，就用毛巾擦把臉而不顧全身的汗水。筆記本旁邊放著一塊石頭，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寫作而酸痛時，就握一握那塊石頭，使手指得到松弛。他實在寫得太累太困的時候，才叫值班衛士翟作軍給他打盆水洗洗臉，清醒清醒，到院子里轉一轉，要不就躺在椅上閉目養一會兒神。
天傍黑的時候，翟作軍走進房間，照例給毛澤東點燃兩支蠟燭，在寫字桌的兩頭各放1支。
已經是半夜光景了，毛澤東也該吃飯了，翟作軍端來炊事員準備好的飯菜，說：
“主席，吃飯吧。你已經兩天兩夜沒睡覺了，吃完飯，睡會兒吧。”
“你們先睡吧，我等一會兒再睡。工作沒有搞完，睡不著啊。”
毛澤東說著，頭也沒有抬，手中的筆還在唰唰的寫著。翟作軍又說：
“主席，你身體不大好，像這樣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飯，睡睡吧！”
毛澤東抬起頭，看了翟作軍一眼，微笑著說：
“好，等一會我就睡。”
翟作軍約摸過了一頓飯功夫，準備回到窯洞收拾碗筷，好讓毛澤東睡覺。誰知他進窯洞一看，毛澤東還在聚精會神的寫著，放在桌上的飯菜動都沒動，已經連一點熱氣都沒有了。翟作軍只好把飯菜端回去，放到火上熱了熱，再給他送去。翟作軍說：
“主席，你吃飯吧，天冷，一會兒就涼了。”
“啊？我還沒有吃飯？”毛澤東抬起頭，看看眼前的飯菜，好像不大相信，又說：“好，就吃就吃。”
天快亮了，翟作軍回到毛澤東屋里去看看，毛澤東還在那里寫著呢，飯菜呢，依然是一動沒動。
5天以后，密密麻麻的寫著那些不受拘束的草體字的稿紙，已經積滿了一書桌。此時的毛澤東一天天消瘦下來，體重減輕了，顴骨凸了出來，眼睛布滿了血絲。每當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給他熱過的晚飯時，工作人員便把這視為一個重大勝利。到了第6天，毛澤東突然感到頭痛并有些暈厥，累得病倒了。醫生趕來給他進行了診斷，說沒有別的病，是累壞了，開了點藥，勸他好好休息。毛澤東吃了藥，休息沒多久，就起來了，喝了一杯燒酒，然后坐下來一手托著頭，繼續寫《論持久戰》的結尾部分。到了第9天的半夜，毛澤東終于完成了這篇長達80個印刷頁的論文。他把翟作軍叫來，交給翟作軍一卷用報紙卷好的卷卷，說是要送到隔著延河的清涼山解放社去。
隔了兩三天，解放社送來了校樣，毛澤東又不分晝夜，反反復復的修改。又過了些日子，解放社給毛澤東送來了一疊書，書皮上赫然印著《論持久戰》，毛澤東捧著書，臉上露出了微笑。
《戚本禹回憶錄》中也記述了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時的一些情況，他是這樣寫的：“毛主席在1938年寫的《論持久戰》，保存有原始的清樣稿。清樣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筆改的字跡，還有許多地方是用鋼筆書寫的。在鋼筆書寫的字跡上，主席又用毛筆再作了些修改。我后來問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鋼筆寫字的么？田家英告訴我，那鋼筆字是江青同志寫的。多年后，我把這事當面向江青提起過。江青跟我說，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戰爭初期對抗日戰爭戰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作了認真研究的心血結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預見的事情后來都被歷史證實了。這篇文章對整個的抗日戰爭所起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就是在國民黨那里產生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全神灌注，竭盡了全力的。那時主席很容易發脾氣，你不能對他有任何干擾，稍微影響了他的思路，他就會罵你。而平時主席是從來不罵人的。為了集中力量寫東西，他連吃飯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時剛吃了一口，想起什么來，就馬上放下，又去寫了。所以飯菜常常是冷了又熱，熱了又冷。你送東西給他吃的時候，他連看都不看一眼。后來江青就想了個辦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讓他把飯菜放在嘴邊就能喝下去。江青說，有時主席還叫她在辦公室門口守著，不讓人進來，一些高級干部來了都不見，人家還以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擋著，說主席在寫東西，不讓任何人打擾，有事找誰找誰去。有時可能是在寫作的過程當中碰到了困難，主席就顯得很煩躁，甚至會全身發熱，冒汗。她就趕緊拿著毛巾給他擦拭。有時寫著寫著，手上也發熱了，她就設法找來些恒溫的涼石頭，讓他放在手上握著，用來降溫。江青說，那時她守在主席邊上根本都不敢說話，看到主席寫好一段，就趕緊過去幫他抄寫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點抄寫清楚。”
那個時候，江青雖然還沒有調到毛澤東身邊工作，但她常常到毛澤東那里去，本傳前面已經講到了。因此，她對戚本禹敘述的情形應該是真實可信的。
戚本禹，山東威海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曾就讀于上海浦東中學、中華理科、南洋模范中學；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1949年7月選入北京中央團校學習；1950年5月4日調入中南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工作，任見習秘書；后在毛澤東身邊工作18年，歷任秘書、《毛澤東選集》編委會成員、信訪科科長、《紅旗》雜志歷史組編輯組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志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他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刑滿釋放后，被安排到上海市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當局強行為他辦理了一個“戚文”的身份證，那承想這易名竟成讖語，后來果然以“文”聞名于世。他與關鋒商定在文化戰線上繼續革命，編著了近200個歷史人物、計200余萬字的《中國歷史人物論集》，與關鋒等人合作編撰了《中華易學大辭典》、《論語釋說與孔子批判》，并出版了他撰寫的、與人合作的十幾本著作。2016年4月20日7時58分，老人在上海病逝，享年85歲。就在逝世前一小時，由香港友人出版了他花費5年時間撰寫并抱病審定的《戚本禹回憶錄》。
這正是：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英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清代龔自珍詩句——筆者注）
且說在5月19日，徐州國民黨軍在日軍的大舉進攻中失守。
5月20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等人說：
“徐州失守后，判斷敵將以進攻武漢為作戰計劃之中心。河南將迅入敵手，武漢危急。”“如果歐州發生戰爭或重大危機，敵將迅速進攻廣東。”“我們的口號是保衛武漢，保衛廣州，保衛西北，堅持華北游擊戰爭。”
毛澤東指示八路軍準備向豫皖蘇魯敵后發展。
接著，毛澤東拆看了徐懋庸寫給他的一封信，徐懋庸在信中說，請求毛澤東接見他，他想談一談發生在上海的“兩個口號”之爭的問題，希望得到毛澤東的指示。
毛澤東復信給徐懋庸說，愿意同他一談，但目前較忙，待過幾天相約。不要急，問題總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
5月21日晚，毛澤東為抗大第4期學員開學題詞，他寫的是：
“學好本領，好上前線去。”
5月22日，毛澤東派他的兩個秘書培元、華民來找徐懋庸，了解了一下“左聯”的情況。
5月23日下午3時許，徐懋庸隨著華民來到延安北門內鳳凰山麓毛澤東的窯洞里。毛澤東剛午睡起來，感覺比較涼，就披了一件舊棉襖，招呼徐懋庸在辦公桌前和他面對面坐下，客氣的讓徐懋庸抽煙。徐懋庸說不會吸。毛澤東笑笑說：
“搞文藝的人不吸煙的可不多嘛。”
他自己點上了一支煙，吸了一口，又說：
“現在就談談吧。”
徐懋庸簡單講了自己的履歷，講了“左聯”的情況，“左聯”解散的過程，“兩個口號”的爭論，他寫給魯迅的信及魯迅駁斥他的長文，還有事后上海的輿論包括周揚等人對他的態度等等。當徐懋庸說到“我后來基本上認為魯迅是正確的”時候，毛澤東把“魯迅”二字誤聽為“路線”，馬上就問：
“路線？誰的路線是正確的？”
徐懋庸解釋說：
“我說的是魯迅，不是路線。”
毛澤東笑著“哦”了一聲。徐懋庸接著表示，自己來延安就是要弄清是非的。他大概講了一個半鐘頭，毛澤東非常認真地聽著他反映的情況和意見。徐懋庸講完了，毛澤東表態說：
“關于‘兩個口號’的爭論問題，周揚同志他們來延安以后，我們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聽了你所談的，有些情況使我更清楚一些，具體一些。我認為：一、首先應當肯定，這次爭論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爭論，不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爭論。你們這邊不是反革命，魯迅那邊也不是的。二、這個爭論，是在路線政策轉變關頭發生的。從內戰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由于革命陣營內部理論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認識有分歧，就要發生爭論，這是不可避免的。其實，何嘗只有你們在爭論呢？我們在延安，也爭論得激烈。不過你們是動筆的，一爭爭到報紙上去，就弄得通國皆知。我們是躲在山溝里面爭論，所以外面不知道罷了。三、這個爭論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爭來爭去，真理越爭越明，大家認識一致了，事情就好辦了。四、但是你們是錯誤的，就是對魯迅不尊重。魯迅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的旗手，你們應該尊重他。但是你們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寫得很不好。當然，如你所說，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魯迅可能有誤會，有些話也說得不一定恰當。但是，你今天也說，那是因為他當時處境不自由，不能廣泛聯系群眾的緣故。既然如此，你們為什么不對他諒解呢？五、錯了不要緊，只要知道錯了，以后努力學習改正，照正確的道路辦事，前途是光明的。怎么樣？你對我的話有什么意見？”
徐懋庸說：
“今天我聽到了許多前所未聞的道理，非常激動，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毛澤東關切的問：
“你的工作分配了沒有？”
徐懋庸說：
“還沒有，在‘文藝界抗敵協會’只是暫住。”
“那么，你到魯迅藝術學院去工作好么？我們正在叫周揚籌辦這個學院。”
“我不想去。”
“你不是搞文藝的么，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
徐懋庸想了想，說道：
“第一，剛才聽了你的話，使我知道自己對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懂，過去自以為懂一點，不對了，因此我要去學習，到陜北公學。這是主要的。其次，根據上海的一段經驗，我覺得搞文藝的人很多脾氣很怪，魯迅也認為是這樣，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藝的人在一起。”
毛澤東笑了笑說：
“你想學習馬克思主義，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學好不好？現在抗大的學生很多，搞哲學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幾個人，顧不過來，你去也好。”
徐懋庸堅持說：
“我是要到陜北公學重新學習嘛，怎么能去做教師？”
毛澤東說：
“像你這樣，一面教一面學習就可以了，何必進陜公學習。就這樣好么？”
徐懋庸見毛澤東說得甚是有理，便高興的答應了。毛澤東立即打電話給“抗大”副校長羅瑞卿，通知他徐懋庸去抗大工作的事。放下電話，他又問徐懋庸：
“你是不是黨員？”
徐懋庸說：
“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時期就追求黨，但‘四一二’政變后，失去機會。后來加入‘左聯’，也就是為了想入黨。我曾聽說，上海‘左翼’組織的干部，本來是可以轉黨的，但是自從我寫信給魯迅遭到魯迅公開駁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黨員也疏遠我了。我覺得沒有希望了。但是我是決心要跟著黨走的，像魯迅那樣，雖不是黨員，卻是一個非黨的布爾什維克，我要學習他。”
毛澤東說：
“既要革命，有條件還是入黨的好，你也不是沒有入黨的可能的。這個問題，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決。你還可以找中央組織部陳云同志去談一談。但入黨要有了解你的黨員做介紹人，你有這樣的熟人嗎？”
徐懋庸說：
“我只知道周揚是黨員。”
毛澤東說：
“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黨員，可以去找他。”
5月26日，毛澤東開始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演講《論持久戰》。他的開篇語講的是“問題的提出”，他說：
“偉大抗日戰爭的一周年紀念，7月7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同敵人作英勇的戰爭，快一年了。這個戰爭，在東方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將是偉大的，全世界人民都關心這個戰爭。身受戰爭災難、為著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奮斗的每一個中國人，無日不在渴望戰爭的勝利。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要怎么樣？能勝利還是不能勝利？能速勝還是不能速勝？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后勝利，但是為什么會有最后勝利？怎么爭取最后勝利？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解決了的，甚至是大多數人至今沒有解決的。于是失敗主義的亡國論者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會亡，最后勝利不是中國的。某些性急的朋友們也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很快就能戰勝，無需乎費大氣力。這些議論究竟對不對呢？我們一向都說：這些議論是不對的。可是我們說的，還沒有為大多數人所了解。一半因為我們的宣傳解釋工作還不夠，一半也因為客觀事變的發展還沒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質，還沒有將其面貌鮮明的擺在人們之前，使人們無從看出其整個的趨勢和前途，因而無從決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針和做法。現在好了，抗戰10個月的經驗，盡夠擊破毫無根據的亡國論，也盡夠說服急性朋友們的速勝論了。在這種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個總結性的解釋。”“因此，我的講演就來研究持久戰。”
毛澤東的這個講演一直到6月3日才全部結束。他全面、系統、深刻的分析了中日戰爭所處的特殊時代以及戰爭雙方的基本條件，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觀點，深刻的揭示了抗日戰爭只能是持久戰，而最后的勝利必定屬于中國人民這一客觀規律。
他在演講中提出了抗戰必將出現的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這一科學預見最終被歷史事實所驗證，是完全正確的。他在演講中還提出了“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著名論斷，他說：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非燒死不可。”“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二戰后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近藤邦康在研究了《論持久戰》之后，曾這樣說：
“我很佩服《論持久戰》。日本被中國打敗是當然的，這樣非常好的戰略著作在日本是沒有的。日本在物資方面和科學技術方面都優于中國，武器優越于中國，但沒有這樣的以哲學為基礎的宏遠戰略眼光，日本沒有。……結果，日本被中國的持久戰打敗了。”
再說5月26日晚，毛澤東給堂兄也是他少年時的塾師毛宇居寫了一封回信。此前，毛澤東收到毛宇居的來信，信中敘說了家鄉及親友們的情況，并說親戚譚季余想到延安找工作。毛澤東在回信中寫道：
宇居兄左右：
5月10日信收讀。譚季余以不來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而后可略接濟一點，請督其刻苦節省。周先生移居韶山甚好，應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遠耀等在此甚好。此復。即頌
時綏！
弟 毛澤東
毛澤東在信中提到的周先生，大號周自娛，是毛楚雄的舅舅。毛澤東還找到中央組織部李富春談過話，讓組織上設法給周自娛一家寄一些生活費，維持艱苦的生活。信中所說的遠耀即毛遠耀，是毛宇居的侄子。
1938年6月2日，毛澤東致電項英說：
“望根據戰爭的實際經驗，凡敵后一切無友軍地區，我軍均可派隊活動，不但太湖以北、吳淞口以西廣大地區，即長江以北，到將來力能顧及時，亦應準備派出一小支隊。”“地區擴大，已不患于回旋余地，你們可放手在敵后活動。”
6月初，日軍進抵開封外圍。國民黨軍隊30萬人稍作抵抗后，放棄開封，向西潰逃。
6月9日上午，蔣介石聞知開封失守，大吃一驚。這個早年曾4次東渡日本并先后出身于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校的炮兵生、日本陸軍第13師團第19聯隊的士官候補生，為阻止日軍西進占領鄭州，竟生出了一個餿主意，命令國民黨部隊在鄭州以北花園口和中牟趙口炸開黃河河堤，水淹日軍。這一炸可是非同小可，瞬間便造成了一個駭人聽聞的“黃泛區”：豫皖蘇3省40余縣700多萬畝耕地被淹沒，89萬人民死亡，中原600多萬人民掙扎在澤國汪洋之中。
這正是：倭寇鐵蹄踏開封，嚇煞個當年日軍士官生。
士官生，頭發懵，腳底輕，兀自生出個“水淹七軍”計，轟隆隆炸得黃河傾：
休怪俺不得已而為之，俺也是為抗日，為民生。
欲知蔣介石后來還有什么愚蠢之舉？請看本傳將要敘述的長沙大火，滿城遭焚之慘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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