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怎么看我們黨九十多年的歷史？

　　(著名黨史專家，北京大學原副校長)

　　感謝給我點時間能夠和年輕的同志一起來慶祝我們黨的94周年，明年就是95周年了。我們黨走過了近百年的歷史，這里的確有一個怎么看我們黨的歷史的問題。我覺得，我們黨這90多年的歷史，可以說一方面是輝煌的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歷程，這方面容易看懂。但是大家不理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就是艱難曲折、艱苦發展的歷程。歷史已經證明，幸好近百年前在中國發生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如果沒有這樣一場運動，我們的國家、民族、人民就很難說是一種什么狀況。

　　剛才拿到這本書，《黨外人士看黨的偉大》，還有一個副標題，“不忍心看到黨的危險的降臨”，我看這兩個方面都非常好，既要看到黨的偉大，又要看到今天所面臨的問題。本來，中國需要黨的領導，這已經被歷史和現實所證明，而且也顯示了未來光明的前景。但是，今天黨的領導又的的確確面臨著嚴重的挑戰?，F在我們說黨的領導是輝煌的，說黨改變了中國面貌，有人卻說黨是一個錯誤接著一個錯誤，是“左禍中國”;我們說黨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他們就說既然是選擇，那么今天還可以重新選擇?？偠灾褪遣灰伯a黨領導。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怎么來說明我們中國需要共產黨的領導?是不是能夠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當然，可以說黨是歷史的選擇，但是我覺得這樣說好像還不能完全說服人。

　　我常常想，應該怎么看近代中國?是不是可以這樣說，近代中國“鴉片戰爭”以來，我們國家衰落到了極點，衰落到極點的集中表現是任何列強都可以侵略、蹂躪、掠奪我們的民族，這恐怕是一個表現。第二個表現，近代中國的封建性社會制度腐朽到了極點，這個“腐朽到了極點”的集中表現就是這個制度和它的思想已經失掉了維護我們民族獨立的能力。第三個表現，我們社會萎靡到了極點，中國人已經被搞成了一盤散沙，被世界稱為“東亞病夫”。這是不是近代中國的一個畫面呢?

　　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提出了什么問題呢?就是要找到一條道路，能夠改變這個危局，能夠把民族帶到獨立復興的道路上去。所以說需要一條新的道路。

　　在這里呢，并不是說一開始就是注定要共產黨領導的，誰告訴的?歷史都是平等的。那也就是說，哪一個階級、哪一個政黨能夠帶領中國人找到這樣一條新路，它就是領導，它就能夠獲得人民的擁護，我們應該這樣來提出問題。而且恰恰是在幾十年的時間，唯一能夠給中國帶來希望的就是資本主義發展方向，因為西方世界比封建社會的確要進步。我們不能說我們一開始就不要資產主義，資本主義一開始就不好，不是這樣的。

　　我們年輕人都喜歡看一本小說——《紅樓夢》，毛主席說《紅樓夢》要讀5遍，才有發言權。我覺得《紅樓夢》是一本百讀不厭的書，我到現在遇到思想苦悶的時候就翻翻《紅樓夢》，和“林妹妹”說說話。《紅樓夢》說什么問題呢?不管曹雪芹意識到沒有，他寫的“寶黛”愛情悲劇，兩個人愛得死去活來的，有東方文化的特點，始終不敢說“我愛你”，最多說我心掏出來給你看，而在西方早說“我愛你”了。那么這個“寶黛”愛情悲劇反映了什么問題呢?曹雪芹反映了一個個性解放的主題。這是一個什么主題呢?大家想一想看，它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主題幾乎是相同的。而文藝復興為資本主義開辟了道路。曹雪芹本人不一定或者不可能意識到他在寫作的年代已經有了一個新的市民階層。

　　著名黨史專家梁柱(資料圖)

　　中國按照正常發展來說，是可以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但是中國失掉了這個歷史機遇。不是我們不走，是不允許我們走。歷史就是這樣的。如果正常發展的話，中國也是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但是不允許走的。為什么不允許走呢?列強入侵。這里就有一個歷史的悖論。列強入侵是代表著先進的生產關系來的，但是在中國呢，它卻扶植最反動、最落后、最保守的封建勢力，這是為什么?道理太簡單了，就是要讓中國保留一個落后的、分裂的狀態，便于掠奪，這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在他們看來，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如果獨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就會成為他們強大的競爭對手，所以不允許，這個道理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為什么在美國會保留把中國分成幾個國家的地圖?為什么每年春天都要利用所謂“人權”問題等等來反華?就是怕中國強大。

　　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我們找到了一條新的道路。在資本主義道路已經走不通的情況下，找到了一條新路。就是把民主革命改造成為一個新型的民主革命，我們黨領導的28年的民主革命從社會性質來說，和孫中山是沒有區別的，都是要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是沒有區別的。但是在孫中山那里不能實現，而我們之所以能夠實現，就是有一個新的階級領導，就是無產階級。所以說唯一能夠改變近代中國面貌的就是這條道路，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前途連接起來，就是這條道路能讓中國獨立富強。

　　中國為什么要共產黨領導?首先要講清楚，中國究竟要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才能夠改變國家的面貌、才能使民族復興、才能使未來人民實現共同富裕，只有社會主義道路。既然是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要由共產黨領導。只有共產主義運動才能和民族復興運動、人民解放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我們說黨的領導并不是說天生如此，如果這么說那就沒有道理，而是說這條道路是客觀的實實在在的，關系到我們民族的命運、國家的未來、人民的前途。所以在這里我們說維護共產黨的領導，就是維護這樣一條道路，只有這樣一條道路，才是通天的坦途。

　　再說“不忍心看到危險的降臨”，我覺得在今天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的確確應該是“兩個不允許”。

　　一個是不允許我們自己犯顛覆性的錯誤。犯錯誤是難免的，哪有不犯錯誤的黨?哪有不犯錯誤的人?但是我們不能犯顛覆性的錯誤。所謂顛覆性的錯誤，在今天來說，最簡單的話就是離開了社會主義道路。在新時期陳云能夠提出，“腐敗是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能夠提出“經濟搞不好會翻船，宣傳搞不好也會翻船”，這都是我們不能犯的顛覆性的錯誤。

　　二是，從人民的命運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不允許別人進行摧毀性的進攻。不是只有一條。自己要先守住，既然要守住，就必然要防止、抵制、批判這種摧毀性的進攻。

　　今天出現的問題，我覺得從第二個方面來看，的的確確對我們黨是一個摧毀性的進攻，不是一般的錯誤。今天我們面臨的這種進攻不是一個學術問題，不是簡單的思想問題，不是簡單的社會問題，而是嚴肅的政治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象，今天出現的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等等思潮，有一點像一百年前。今年是“新文化運動”一百年，當時是各種思潮蜂擁而來，但是從主要的方面來說，是去尋找救國的道路，是不同的主張。但是不同的主張之間是互相爭辯的，我說你不對，你說我不對，探討誰是真理。今天的這么多思潮卻出現了一個現象，他們之間基本上不爭辯，他們之間是一致對外的。各種主張顯然是不同的，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完全是西方的一套，而我們今天的“儒化中國”所提出的主張幾乎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要改變我們國家的體制，甚至提出要成立“國體院”作為最高的權力機關，由什么人組成呢?就由封建帝王和名人的后裔組成，封建糟粕到了這種程度，卻是一個學者提出來的。

　　他們之間沒有爭論，一致對外。這個就說明以學術的名義表現為政治現象，這不是學術現象了，這是一種政治現象。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覺得從根本原因上看，一個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正處在低潮，我們對這一點的認識和估計是遠遠不夠的。這個低潮是一個空前的低潮，一片社會主義國家倒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倒了，東弱西強的態勢會延續下來，盡管出現了“馬克思熱”的波浪式發展，但是我認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走向復興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低潮是不可怕的，我們這樣一個共產主義的革命是要非常徹底的消滅私有制的，曲折、低潮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低潮帶來一個問題，就是在我們隊伍內部會有一些人出現因為低潮而悲觀失望、驚慌失措、另找出路。所以這就可以解釋今天這些錯誤思潮的一些舉旗人，為什么很多都是共產黨員，這是不可想象的。

　　我記得香港轉過我一篇文章，把我的標題改成了“梁柱教授說，罵共產黨的主要是共產黨員”，我覺得這個改得不錯。這就是低潮現象。同志們，不要以為和平時期沒有叛徒。

　　建國初期“三反運動”時，毛澤東就明確說了，大貪污犯不是人民的朋友，是人們的敵人。他在修改一篇社論的時候，這篇社論說要把一些大貪污犯的變質分子清理出來，毛澤東就把這個“變質分子”改成了“叛徒與毒蟲”。

　　所以說，這種低潮現象在我們近二十多年來表現的是非常明顯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斷要輸入西方的一些東西，一切都是西方好，所謂的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等，他們要改變的目標是非常明確的。

　　我在北大當副校長的時候，南方一個大學的副校長寫了一篇文章，他說他非常贊同李慎之的主張。李慎之就跟他說，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是什么?最簡單來說就是“美國化”。這是所謂的老共產黨員說的，說“現代化”就是“美國化”。這就是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發展方向完全喪失了信心,要另找出路,這個出路就是“美國化”。所以我們對低潮要清晰的認識到。

　　同時，改革開放也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機會，改革開放是有風險的，是要改的。既然要改，就有一個怎么改、往哪里改的問題。所以鄧小平說他們那個改革是資本主義的改革。畢竟我們又要糾正我們過去的錯誤，又要進行一個歷史的轉折，在這種情況下，會給一些反共的勢力提供一個他們看來的機會和平臺，他們就是要扭轉我們改革的方向，誤導我們改革的方向。再加上多年來我們應對無力，不敢旗幟鮮明。

　　前一段一位同志發表了一個看法，說十八大以前我們已經到了亡黨亡國的邊緣，這是有道理的。這些年像潮水一般的首先是攻向我們黨的歷史。歷史虛無主義是近代出現的，是和全盤西化的觀點同時出現的。革命勝利以后，我們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大發揚，歷史虛無主義一度被抑制下去了，而改革開放后又重新泛起了。

　　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是新的歷史條件下表現出來的，他們是全面的否定我們近代以來特別是共產黨的革命歷史。評價當前的歷史虛無主義，我很贊成一位教授說的，它是有所虛無，有所不虛無。并不是一切都虛無，它虛無的是近代以來一切進步革命的運動，特別是共產黨的運動，不虛無的是一切已經被歷史證明是阻礙歷史前進的、反動的人物和事件。他們不但不虛無，而且還提倡。他們的目的是非常鮮明的，就是針對著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為了這個，他們把與近代歷史相關的一切都要顛倒。

　　這個就太多了，比如說，中國革命的一個前提是認定中國社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有些歷史學家就否定，說這是“左”的，不贊成，說近代中國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得出這個結論，那就是反對要搞革命的。他說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就是要發展資本主義，來吃掉封建主義，你搞社會主義革命就錯了。

　　再比如，提出近代中國唯一的主題就是“現代化”?，F代化當然是一個主題，但不是唯一的?，F代化之前，不推翻舊的政治制度，你的現代化是不能實現的。而他把現代化作為所謂的歷史研究范式的轉換。說中國主題主要是現代化，你搞了革命就是激進的，說現代化史觀、文明史觀、文化史觀才是對的，你搞了革命史觀就是錯誤的，就是用救亡壓倒了啟蒙。說中國一切禍害就是搞了救亡、搞了激進、搞了革命。這個思潮集中起來就是告別革命，說革命錯了。這是大學者李澤厚、劉再復的《告別革命》這本書里提出來的。我覺得“告別革命”是這個歷史虛無主義的集中表現，又是它毫不隱諱的目的。

　　所有的歷史虛無主義最聚焦的就是搞“非毛化”。我覺得中國共產黨在幾十年的奮斗中，鍛煉出了一個很好的黨、一支非常好的隊伍，鍛煉了群眾，也鍛煉出一個中外歷史上罕見的偉大的領袖。這個領袖，可以說是少有的，能夠集理論家、政治家、戰略家、軍事家于一身，并且富有遠見、對人民無限忠誠、徹底奮斗的這樣一個領袖。為什么他們要集中來攻擊這樣一個人?就是因為毛澤東的存在，盡管他人已經逝了，但是他的業績、他的思想、他的理論、他的人格魅力是他們要扭轉中國歷史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所以他們需要極力來鏟除，不鏟除掉“毛澤東”，要實現他們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我們要敢于維護真理、敢于維護我們的事業、敢于維護我們的原則。該說話的時候一定要說話，要能夠回答問題。

　　我常常想起我們中國革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們僅僅28年的民主革命，根據民政部2009年的公布，犧牲在敵人戰場上和刑場上的烈士有兩千萬，還沒有說建國后的。而在這兩千萬里面，在民政部系統里留下姓名的有多少人呢?有人說二百多萬，有人說是三百多萬。根據民政部的統計材料顯示，是176萬，不到1/10留下名字。我們這么多人的犧牲換來了今天!我們想一想，毛澤東建國那天，本來他應該非常高興，但是他的兒子卻看到他在流眼淚，建國的那一天他就擔心怎么能使我們的政權不改變、怎么能使我們烈士們的血不白流。

　　那么血不白流、保衛黨的領導、保衛這條道路是什么意思呢?他們現在把西方的那條道路說得天花亂墜。我前兩天跟人說，我說如果我們今天的中國不堅持社會主義，我覺得首先不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問題，首先不是這個問題，如果說社會主義垮了，我們這個國家還能夠發展，那也沒什么。我想，如果中國不走社會主義，首先是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國家就有可能分裂。今天是外有強敵，內有嚴重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美國是保留著把中國分成七大塊、八大塊的地圖的。這個時候，我想今天中國第五縱隊已經具備了。

　　我常常想，近代中國最大的賣國、誤國的是西太后，但是我們也要說，西太后賣掉的是我們周邊的一些地區，本部還是保留下來了。如果今天發生這種大的動亂，恐怕就是本部的分裂，那我們才是真正的民族罪人。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表達過這樣的思想。所以說我們講要堅持黨的領導，要保衛黨的領導，要堅持社會主義事業，是和我們民族的命運、和人民的命運是緊密的聯合一起的。

　　我總覺得，在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才是徹底的愛國主義者，只有我們黨的主張才有可能實現愛國主義的理想。我們都在理論社科戰線上，我非常希望我們有一批一批的年輕同志們理解我們的歷史、理解中國的選擇、理解人民的愿望。我總覺得，在我們中國是可以這樣說的，一個年輕人心里如果想著大多數人的前途、命運和利益，有這樣的情懷就比較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勞動人民解放的科學。如果心里只想著個人、只想著少數人，和馬克思主義一定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敢于為真理奮斗，而堅持真理就必須旗幟鮮明，我們沒有理虧的地方。

　　今天我們在這里共同慶祝黨的生日，我們更多的是想到人民的未來、人民的命運、人民的前途，保證我們黨不要犯顛覆性的錯誤，敢于抵制這種摧毀性的進攻，使得我們的事業能夠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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