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者按：這篇摘錄揭示了“翻案史學”興起的外部因素，當然，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解體前的蘇聯是如此，今天的中國也是如此。
今天，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戰場正發生在歷史與大眾傳媒的交合地帶，并催生出一種可稱為“翻案史學”的媒體現象,它特別集中在國際共運史和中國革命史的范圍內。辛子陵廣為流傳的文章《形勢和前途：2011年2月10日在科技部離退休老同志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的所謂“列寧德奸案”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07年12月《明鏡》周刊重新炒作此一謠言，正是為了借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際，再行解構和污名俄國革命意義的舉措。
的確，翻案史學往往以“冷戰史”的方式表現出來。一方面它關注的話題主要來自“熱戰”時期，另一方面，其基本敘述框架來自冷戰期間西方陣營的冷戰史研究。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特別是在美國學習的大陸學者把西方的冷戰研究陸續介紹到中國。1991年蘇聯解體，所謂“冷戰”結束之后，俄國檔案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短暫解禁，也極大地刺激了“冷戰史”研究熱。1998年至2007年，大陸學界召開了一系列有影響的學術研討會，“冷戰史”研究由此進入中國大學研究體制。
在很大意義上，西方“冷戰史”所承載的意識形態冷戰在后冷戰時期的俄國與中國獲得了延續和發展，這就是大眾傳媒中的“翻案史學”。它的突出表現就是用單一民族國家或國家利益的框架剪裁和重新敘述蘇俄(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用狹義的民族主義去取代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視野。無視與否定二十世紀以來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復雜歷史脈絡，以及國際共產主義實踐內與外的路線斗爭和階級斗爭，及其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的發生，——由此尋找不同的行動、反對的聲音其實非常容易，無論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東、西方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還是在冷戰期間的西方陣營，迄今為止，各種論辯與斗爭從未停息。但翻案史學唯一希望證明的結論是：中國革命是蘇俄(聯)基于其國家利益對中國操控的結果，——它以此喂養和塑造中國的(網絡)右翼民粹主義思潮，目的是拆解二十世紀中俄(蘇)革命的正當性，以及與之血肉相聯的新中國的合法性，這已成為一種頗為壯觀之社會潮流。
中國翻案史學的源頭正是六十年代冷戰前后的美國亞洲研究。在美國大學中設置區域研究、亞洲研究，本身就是二戰后美國戰略情報局對蘇聯進行“遏制”之冷戰政策的產物。眾所周知，該研究在美國受到大量著名的政府與私人基金會的資助。由于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后，由美國杜魯門政府主導、并不斷增強的對蘇聯的敵意與遏制，以及國內麥卡錫主義在學術界的迫害與清洗，使得中國研究的主導方向從中共與農民、帝國主義、抗日戰爭等中國自身的內部問題轉向蘇俄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陰謀與操控，并以此來解釋、回應和推脫“誰斷送了中國”這一問題。“當時出版的著作大都著眼于共產國際的陰謀，強調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對蘇俄的模仿，而置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根源于不顧。與美國政府對鐵板一塊的，由莫斯科操縱的共產主義運動的譴責相呼應，美國學術界在當時也將中心放在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操縱上。這種觀點因為50年代初的中蘇聯盟以及中國對蘇聯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所強化。” [ 馬克•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 馮崇義譯，第277-278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蘇聯解體后，這些作為美國冷戰成果的觀點借尸還魂，成為今天中國翻案史學熱衷炒作的冷飯，使得美國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與二十一世紀前后的中國構成了一個富有意味的回響，也是極富反諷的現象。
但是，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論證除了證明其歷史觀的狹隘、偏頗與功利主義，結果是遮蔽而不是揭示了歷史的真實，并不能證得更多。蘇聯解體之后公布的檔案，只是證明了歷史過程的復雜與曲折，并不能構成對曾經扮演了重要國際主義內涵的社會主義之否定。舍此，則無法解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特別是新生的蘇維埃1917年7月25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廢除在華的沙俄不平等條約，并且在國內極為嚴峻的經濟危機下對中國革命的巨大援助。
(本處文字節選自呂新雨：《大眾傳媒、冷戰史與“列寧德奸案”的前世今生》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4/12/3343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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