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執行完作戰任務的蘇聯志愿飛行員。

　　武漢市民在觀看空戰。

　　在中華民族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最著名的國際援華抗日力量是美國的“飛虎隊”。其實，在“飛虎隊”之前，還有一支來自外國的志愿航空隊，他們在抗戰形勢最危急的時候來到中國，與中國人民共患難4年多，同日本侵略者激戰長空，其作用和貢獻甚至超過了“飛虎隊”。

　　這群翱翔在中國藍天的戰鷹是蘇聯志愿航空隊。

　　在抗戰初期，在英、美等國對中日戰爭還采取中立立場的時候，蘇聯是第一個援助中國抗日的國家。整個抗日戰爭時期，蘇聯援華飛機有1000多架，空軍志愿隊有2000余人。在多次空戰、轟炸中，蘇聯志愿航空隊擊沉日本兵艦十幾艘，擊落、擊傷敵機數百架，為中國的抗日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超過200名蘇聯飛行員血灑中國長空。

　　這一段藍天碧血的歷史，值得中國人永遠緬懷。

　　失守的天空

　　1937年8月14日，即淞滬會戰爆發后的第二天，日軍鹿屋航空隊18架九六式陸上攻擊機由臺北起飛，轟炸大陸沿海機場，其中9架飛臨杭州上空，準備破壞當時中國最重要的軍用機場筧橋機場。

　　日本的轟炸機幾乎是肆無忌憚地在中國領空橫行。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的空軍沒有對日本侵略者形成任何實質性的威脅。在“九一八”事變中，東北軍的262架飛機甚至都沒有升空，就被日軍全部繳獲。

　　但這次，大搖大擺來轟炸筧橋機場的日本飛機付出了代價。

　　一隊中國空軍的戰斗機忽然鉆出云層，咬著日本轟炸機噴吐著復仇的火焰。那是剛剛從河南調至淞滬戰場的中國空軍第4大隊，大隊長是中國空軍王牌飛行員高志航。

　　經約30分鐘激烈戰斗，高志航大隊擊落日機3架，擊傷1架，本隊只有1架戰斗機輕傷。此次空戰是中國空軍抗擊日軍空中襲擊的第一次作戰。首戰獲勝，極大地鼓舞了中國軍民抗日斗志。國民政府將8月14日定為“空軍節”。

　　而這場勝利，險些成了中國空軍抗戰史的“絕筆”。

　　日本的九六式陸上攻擊機是侵華期間轟炸中國的主力轟炸機，但其對空火力薄弱。而高志航大隊所駕駛的飛機是美國產的霍克3型戰斗機，主要作用就是空戰。這場空戰，中國空軍占據了短暫的優勢。然而這樣的優勢只能保證一場戰斗的勝利——以當時中日雙方的空軍實力對比衡量，日本侵略者掌握的優勢是壓倒性的。

　　在全面抗戰爆發前不久，1937年5月，剛剛從美國空軍退役的陳納德，在宋美齡的邀請下來到中國，以專業顧問的身份對中國空軍開始考察。陳納德的考察結論很令人沮喪：中國空軍名義上有500架飛機，但實際能飛、能空戰的只有90架左右。

　　事實表明，陳納德的說法可能還有“客氣話”的成分。據中國抗戰資料統計，在“七七”事變之前，中國空軍列編9個大隊、5個獨立中隊，裝備各種飛機296架，飛行員620名，能參戰的不足半數。

　　在中國空軍裝備的飛機中，只有不到一半產于上世紀30年代，勉強能跟上時代，但又缺乏相應的維修、保養，實際上能夠投入實戰的飛機少得可憐。而且由于沒有自己的航空工業，中國空軍裝備是典型的“萬國造”，戰時損失極難補充。

　　反觀窮兵黷武的日本侵略者，空軍當時不是獨立的兵種，而是分別隸屬于陸軍和海軍的航空隊。1937年全面侵華之時，日本陸軍航空隊已有飛機1480架，海軍航空隊有飛機1220架。日軍飛機數量是中國的九倍以上。其中裝備最多的是九六式陸上攻擊機和九六式艦載戰斗機，都是1936年投產的新機型，當時世界軍機的佼佼者。

　　中日之間的空戰，是一場完全不對等的搏殺。

　　“八一四空戰”之后，日本開始有目的地“絞殺”中國空軍。8月15日至10月下旬，中日雙方為爭奪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制空權，展開了激烈的空戰。弱小的中國空軍有著足夠英勇的表現，經過三個月奮戰，使日本侵略者損失飛機230架、擊斃飛行員327名(此為國民政府統計數字，日軍統計為損失飛機39架)。

　　中國空軍付出的代價更為沉重。國民政府沒有公布過真實的戰機損失，據日本公布的“戰績”，從1937年8月14日到10月10日，日本航空兵在空中擊落181架中國戰機，在地面擊毀戰機l40架。陳納德的回憶也反映出中國空軍的慘烈損失：三個月內，中國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飛機，到11月初，所有能飛的飛機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幾架，基本上喪失了作戰能力。

　　日本侵略者完全占據了中國戰場的制空權。

　　就在此時，中國空軍得到了強援。一支來自蘇聯的神秘航空隊迅速組建，半空殺出。

　　磕磕絆絆地攜手

　　中國國民政府與蘇聯在危機時刻的攜手并非一拍即合，相反，此前十年間，雙方經歷了磕磕絆絆的外交波折，期間不但有大國間的國家利益、權益之爭，還夾雜著中國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的“家事”。

　　上世紀20年代的大革命時期，孫中山提出了“聯俄聯共”的主張，蘇聯也是中國大革命的積極支持者，鮑羅廷等大批蘇聯顧問來到中國，蘇聯的先進武器武裝了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

　　那是國民政府與蘇聯外交關系的一個“蜜月期”。為數眾多的中國青年赴蘇留學，學習革命經驗，其中就包括1925年時留蘇的蔣經國。

　　轉折發生在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人。消息傳到蘇聯，對當時熱衷共產主義，并且已經加入了中國共青團的蔣經國來說無異晴空霹靂。但他轉變得很快，馬上帶頭鼓動學生到莫斯科共產國際大廈前游行，并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文章譴責：“蔣介石是我的父親和革命友人，現在卻是我的敵人。”

　　這一年的年底，蔣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國民政府發布斷絕邦交令，宣布撤銷駐在各省的蘇聯領事館。但因當時南京政府是尚未獲得國際承認的地方性政權，故上述措施的效力僅及于南京政府所支配的地區。不過，中國國民黨和蘇聯共產黨之間的關系正式決裂。

　　1928年6月占領北京以后，南京政府成為代表中國的中央政府，對蘇關系繼續惡化。翌年7月，中蘇終因中東路武裝沖突而斷絕了邦交，蘇聯加強了對外蒙的實質控制，外蒙問題和中東路問題隨之成為中蘇之間兩大外交懸案。

　　而蔣介石個人對蘇聯的敵意越來越濃。特別是他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都有蘇聯在背后援助。他的兒子蔣經國此時仍滯留蘇聯，父子恩怨也摻雜進兩國關系之中。

　　蔣經國留在蘇聯長達12年之久，娶了個蘇聯妻子，在他1937年回國時，能記得的漢字就只剩幾百個了。這12年中蔣經國復雜的政治態度，是歷史學家們好奇和研究的焦點，莫衷一是。有一點倒是公認的，蔣經國在蘇聯的日子不好過。他經歷了讀書、流放、充軍、做工……也親自下過農田，做過苦工，甚至討過飯，數次申請回國卻未獲蘇聯方面準許。1936年，蔣經國申請成為聯共正式黨員，被列為“第四類布爾什維克”。所謂第四類，指的是“人民敵人”的子女。

　　蔣介石牽掛著兒子，卻又憂心蔣經國在蘇聯被“赤化”，而且對他發表的激烈聲明耿耿于懷，如何面對兒子又是個難題。蔣介石在日記中如此寬慰自己：“經國不歸，使余無逆子之憂慚，是塞翁失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這份糾結的個人感情，是蔣介石對蘇態度的又一個負面因素。

　　1923年大革命之初，蔣介石曾認為“蘇俄為吾中國唯一之同志，中國革命之成敗自與蘇俄有密切關系”，到1928年后的日記中，對蘇聯則以“俄寇”相稱。

　　1931年爆發的“九一八”事變，為中蘇關系的調整帶來了轉機。日本侵占中國東三省，也讓蘇聯意識到危險，認為日本“對華戰爭就是進攻蘇聯的序幕”。共同的敵人讓此前持敵對態度的中蘇兩國迅速靠近，1932年底，兩國恢復邦交。

　　不過，外交關系雖然恢復了，中蘇并沒有真正消除芥蒂。

　　蘇聯在“九一八”事變后表現出的兩面性，讓國民政府心存疑慮。一方面，蘇聯對日本侵占中國東北感到了危險的迫近，因而更積極主動地靠近中國。另一方面，蘇聯又在維持著對日本的安撫，對偽滿洲國采取事實承認的態度，甚至把中東鐵路出讓給了偽滿洲國。

　　國民政府這時也沒有把蘇聯當成抵抗日本的盟友，更大的希望寄托于英美。而當時的中國在英美的外交版圖中顯然算不上重要，他們對中國的支持至多是“口惠而實不至”。甚至這些西方強國還在借著中日沖突大發戰爭財，助紂為虐。1938年美國輸入日本的貨物中，鋼鐵等戰略物資所占比重達到了65%;英國也是日本的一大軍火賣家。

　　最終，日本挑起的全面侵華，讓中國國民政府和蘇聯別無選擇地走到了一起。全面抗戰爆發一個多月后，中國同蘇聯迅速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結成了“準同盟”關系。

　　“Z行動計劃”

　　這時的蔣介石，也一改此前對蘇聯的重重戒心，轉而積極謀求與蘇聯簽訂《中蘇互助條約》，請蘇聯出兵參戰。據當時赴蘇聯談判的國民政府代表楊杰回憶，蘇聯方面也多次暗示在關鍵時刻會出兵援助。斯大林就曾很直接地告訴他：“如果日本取勝，蘇聯將出兵。”

　　然而蘇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最終拒絕了《中蘇互助條約》。蘇聯當時最關注的是西線德國越來越嚴重的威脅，他們的東線戰略是支援中國抗戰，讓中國拖住日本，以避免自己與日本的直接對抗。

　　蘇聯與中國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給予中國大量的秘密援助，從根本上說也是出于自身利益。即便這樣，對中國來說也是難能可貴的，蘇聯是抗戰之初第一個向中國提供援助的國家。

　　淞滬會戰爆發的第二天，蔣介石就向蘇聯駐華大使遞交軍火供給協議的草案：要求蘇聯在一個月內向中國提供350架飛機、200輛坦克和236門大炮，同時還要向中國派遣蘇聯飛行員、航空技師、炮兵和坦克手，以訓練中國軍事人員。中蘇之間很快達成了貸款和軍火銷售協定。蘇聯分三期向中國貸款2.5億美元。

　　緊隨其后，大批的蘇聯軍事裝備輸往中國，滾滾鐵流一直持續到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這些武器包括：飛機1235架，坦克82輛，牽引車602輛，汽車1516輛，火炮1600門，輕重機槍14000挺，步槍5萬支，子彈1.8億發……

　　到1937年10月，中國空軍的飛機已經在激戰中損失殆盡。蘇聯援華的各種武器裝備中，飛機無疑是最為急缺的，同時，飛機也是能夠最快速地送到中國戰場的。

　　二戰中擔任蘇聯紅軍工程兵部部長的卡利亞金，就是蘇聯援華抗戰期間來到中國的一位高級軍事顧問。他撰寫的《沿著陌生的道路》，回顧了1939年奉調回國前的所見所聞。卡利亞金雖然不是空軍，但對蘇聯援華情況有相對全面的掌握。他在回憶蘇聯援華武器裝備的章節中，用很大篇幅敘述了蘇聯戰斗機的優異性能，以及對日本飛機的各項優勢。那個章節的標題翻譯成中文是“蘇聯技術裝備顯神威”。這個頗為驕傲的口吻倒真不是自夸。

　　蘇聯把自己空軍的當家機型給中國送來了。

　　蘇聯援華的戰斗機主要是伊15(外號“黃鶯”)和伊16(外號“燕子”)。這兩種飛機是當時世界軍機中的先進機型，各有過人之處。伊15是雙翼機，飛行穩定，轉向盤旋性能優異，缺點是飛行速度較慢。而伊16是單翼機，飛行速度快，俯沖、爬升性能出色，不足之處是操縱沒有那么靈活。

　　面對它們的主要對手——日本的九六式，這兩種戰斗機分別在機動性和速度上大占優勢，二者又剛好形成互補，在此后的空戰中，蘇聯飛行員利用雙機配合的戰術，戰果顯著。

　　蘇聯為中國提供的轟炸機是圖波列夫設計局的斯勃快速轟炸機(外號“喀秋莎”)，它以轟炸機的面目出現，其速度甚至比日本九六式戰斗機還要快，單憑速度就能擺脫日本飛機的追擊。

　　不但是性能出眾的先進飛機，蘇聯還同時派來了優秀的飛行員。

　　蘇聯國防部長伏羅希洛夫在1937年9月接到了命令，要求召集最好的志愿飛行員，向中國派送戰斗機和轟炸機。名義上是“志愿飛行員”，實際上完全是以軍事命令的形式抽調，這些飛行員來自蘇聯各地，多為經驗比較豐富的飛行員，其中還有一些空軍試飛員。

　　為避免刺激日本，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極為隱秘，甚至在蘇聯內部都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整個援助計劃用“Z行動計劃”代稱。根據當時援華飛行員的回憶，第一批來華的飛行員接到調令時，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有不少人猜測是前往正在進行內戰的西班牙。因為他們的指揮員雷恰戈夫旅級(旅級是蘇聯高級軍銜，相當于準將)、后來擔任中國空軍顧問的索爾上校等，都曾在1936年作為志愿飛行員到西班牙參戰，是空軍部隊里鼎鼎大名的英雄人物。

　　第一批援華的戰斗機首先在蘇聯境內的阿拉木圖集中，然后飛往新疆，最后在蘭州交付中國。在蘇聯境內，這些飛機上的蘇聯空軍標志就被全部清除，機翼上刷上了青天白日機徽，連駕駛桿都改成了藍白相間的國民黨空軍標志性涂裝。

　　這是一條長達數千公里的超遠航程，當時的戰斗機航程一般不過數百公里，中國緊急在沿途開辟簡易機場，為這些戰斗機做中繼。

　　時值隆冬，沿途經常遭遇狂風暴雪，氣象條件惡劣，簡易機場又難以滿足安全降落的條件。第一個開辟這條航路的戰斗機中隊就損失了一架戰機。而在1937年最后的兩個月中，先后有20架援華戰機在途中失事。1938年以后，蘇聯的戰斗機就改為配件，和其他援華武器裝備一樣由陸路或是空中運輸，到中國再組裝起來。

　　而轟炸機航程遠，直接從蘇聯的遠東地區起飛，中途只需經停烏蘭巴托一次，就能飛抵蘭州。

　　蘭州，是中國接收蘇聯援華武器和物資的中轉站。

　　紅色通道

　　大規模的跨國武器輸送，即便保密工作再出色，也無法完全避開日本的情報偵察。甚至連日本的媒體都對此有所察覺，1937年10月，日本的《每日新聞》就報道說：“9架蘇聯制造的高速戰斗機在某地組裝，并通過蘭州、西安運到上海。”

　　日本軍方對此早已心知肚明，他們很快摸清了蘇聯援華飛機的航路，并且準備把這些援華武器毀在半途。

　　據饒世和著《飛翔在中國上空——1910—1950年中國航空史話》記載，美國的一份調查報告曾引用日本方面的報告：“蘭州是中國和俄國之間重要的樞紐，估計有接近100架飛機長期駐扎，還有許多執行空中作戰任務的俄國人也在這里……切斷這個‘紅色通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日本人口中的“紅色通道”，指的是以蘭州為節點，通向中國正面戰場的航線。他們說的“紅色”，指代的是蘇聯。而讓這條通道染上紅色的，還有中國飛行員的鮮血。

　　中國碩果僅存的戰斗機飛行員，那時候基本都被集中到蘭州去接收蘇聯飛機，掌握駕駛要領，以便盡快重返戰場。蘇聯的志愿飛行員們，一部分留在蘭州充當教官，一部分返回蘇聯開來更多的飛機，還有一部分則和中國飛行員一起，飛赴戰場參戰。

　　中國空軍的王牌飛行員高志航，那時已經取得了個人擊落5架敵機的戰果。在蘭州，他不用蘇聯飛行員和地勤人員講解，就很快掌握伊16的各項性能，首次駕機單飛就敢飛出各種高級特技，令蘇聯飛行員大為贊嘆。高志航還駕機獨闖海拔3000多米的六盤山，開辟了蘭州到西安的直飛航線。

　　11月15日，高志航帶領13架戰機降落在河南周家口機場。這是他們飛行途中的最后一個中繼站，此后他們將直飛南京參戰。

　　那時，上海已經陷落，日軍開始向南京進軍。毫無空軍力量的中國首都，被日軍的轟炸機肆意蹂躪著。

　　偏偏這時，一場不期而遇的雨雪，困住了他們的翅膀。連續六天，要么是周家口機場不具備起飛條件，要么是南京機場不具備降落條件，他們只能苦苦等待。

　　11月21日，空襲警報驟然響起。日軍已經獲得了大批蘇聯援華戰機停留在周家口機場的情報，不惜從數千公里外的朝鮮調來精銳轟炸機編隊，經停大連、北京長途奔襲河南周家口機場。

　　而周家口機場遠沒有足夠的預警系統。空襲警報發出時，日本轟炸機已憑目力可見。

　　高志航沒有選擇隱蔽，反而準備強行起飛迎擊。炸彈也在這時落了下來。剛剛進入機艙的高志航，還沒來得及發動戰機，就被一顆炸彈命中了。

　　中國最優秀的飛行員就此隕落。13架飛機僅剩3架幸免于難。

　　日軍并沒有就此收手，他們認定周家口機場是蘇聯援華飛機重要的中轉機場，必欲徹底摧毀，第二天又派了9架轟炸機前來轟炸。

　　這一次，那剩下的3架伊16飛了起來，一架日本轟炸機被擊落，其余的慌忙逃走。周家口機場遠遠超過了日本戰斗機護航的距離，而沒有護航的轟炸機，數量再多也只能是伊16面前的靶子。

　　“紅色通道”終究沒有中斷。

　　12月1日上午，23架伊16編成的戰斗機機群著陸南京機場。下午，20架轟炸機也降臨南京機場。這些飛機的駕駛員全部是蘇聯飛行員，當天就投入了與日本飛機的作戰。卡利亞金《沿著陌生的道路》中記載，當天蘇聯戰斗機曾五次升空作戰。

　　此時的南京，黑云壓城，已成絕地。蘇聯飛機的到來，已經無力扭轉敗局。

　　在抗戰史上，南京留下的最深刻記憶是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發生在南京上空的空戰很少有人關注，留下的記載少之又少。

　　當時已經一架飛機都沒有的陳納德也在南京，他的回憶錄里記錄了其目睹的一場空戰，場景描述非常專業：“9架日本雙翼戰斗機飛臨南京上空，5架俄國飛機和一架中國飛機攔截了它們……日本人一開火，俄國飛機就垂直俯沖脫離危險，日本人緊緊追趕著一直向下，俄國飛機突然來一個垂直翻滾，再次脫離，然后猛然對著日本飛機開火，結果兩架飛機都因為耗盡彈藥而離開。”

　　俯沖擺脫、垂直翻滾，正是伊16最典型的飛行動作。

　　南京的空戰，是蘇聯援華航空隊來華首戰，也許是投入戰斗太過倉促，他們也沒有詳細的戰報。至于戰果，《沿著陌生的道路》記載很不確切，只說“擊落了幾架日本轟炸機。”不過，卡利亞金在這本書里寫道，12月2日，蘇聯轟炸機從南京機場起飛，對停泊在上海的日本海軍軍艦進行了轟炸，炸沉一艘巡洋艦，炸傷6艘軍艦。“這是中國空軍以往連想也不敢想的勝利。”

　　12月9日，日軍逼近南京，南京的幾個機場都已經在炮火覆蓋范圍之內，蘇聯援華航空隊只能撤離。

　　12月13日，日軍攻入南京，血腥屠城。

　　武漢上空的鷹

　　1938年年初，隨著大批蘇聯援華武器裝備抵達中國，在抗戰初期遭受了巨大損失的中國軍隊得到了補充，特別是空軍，實力甚至超過了戰前。根據1938年2月的統計，中國各戰場的空軍已有390架作戰飛機，其中主要是蘇制飛機。

　　中國的飛行員數量本就不多，又被不對等的空戰迅速地吞噬了一大批。而且，越是金貴的優秀飛行員，越要執行更多的空戰任務，損失最為慘烈。當時被稱為中國空軍“四大天王”的四位王牌飛行員：劉粹剛在1937年10月支援忻口戰役時犧牲，高志航犧牲于同年11月赴南京參戰的途中，樂以琴在一個月后犧牲于南京上空， 李桂丹則在1938年2月的武漢空戰中犧牲。

　　培養一名合格的飛行員是一個極耗時間和財力的過程。蘇聯援華的飛機不斷送來之后，中國的飛行員們又要學習新機型的駕駛。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像高志航那樣一上手就能掌握，但是留給他們的學習時間最多兩三個月，就要與蘇聯志愿飛行員一起駕機執行任務。

　　中國空軍的主力防空力量，實際上已經由蘇聯志愿航空隊承擔。而這支隊伍從未正式公開亮明身份。留存到現在的抗戰空戰資料，已經無法區分蘇聯志愿航空隊和中國空軍彼此的戰果。目前有據可查的資料中，蘇聯志愿航空隊進行的較大規模空戰超過50次，實際情況可能遠遠不止于此。

　　最大規模的空戰爆發在武漢上空。

　　武漢會戰是抗戰以來戰線最長、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中日大決戰。卡利亞金在《沿著陌生的道路》一書中，將武漢會戰定義為“中日戰爭的轉折點”，“正是在這里，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和日軍軍事技術占絕對優勢的神話都破滅了。”

　　卡利亞金是1938年5月底到達武漢的。第二天一早，空襲警報就響徹武漢，賓館的服務員挨個屋子跑，通知客人到防空洞躲避。

　　出任中國空軍顧問的蘇聯上校索爾正好來探望卡利亞金，他對空襲警報不以為意，反而向卡利亞金提議：“這是4月29日以后的第一次空襲，日本人已經有一個月沒敢來了。雖然頭兒禁止你們上屋頂，但我還是邀請你們上去看看。”他要請卡利亞金觀賞蘇聯飛行員痛揍“日本武士”的“好戲”。

　　不但是信心滿滿的蘇聯空軍上校索爾，中國的老百姓們也不想因為空襲警報而錯過日本飛機被擊落的“好戲”。著名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當時正好在武漢，還拍攝了一張中國百姓在城市中仰望天空、氣定神閑觀看空戰的照片。

　　這份大戰之中的從容，源自4月29日一場戰果輝煌的空戰。

　　南京淪陷后，中國的空中力量大部分配置在華中地區的機場，武漢因為戰略位置突出，集中了三分之一的戰機，超過一百架。

　　日本人對武漢的轟炸從1937年9月就開始了。那時候中國的空軍無力抵抗，日本轟炸機經常奔襲數百公里如入無人之境。進入1938年，蘇聯志愿航空隊到來，逆轉局勢。日軍在數次遭受了重大損失后，終于有所忌憚。

　　4月27日，中國情報部門偵知，日本海軍木更津航空隊飛抵蕪湖機場。木更津航空隊由日本天皇親自命名授旗，是日本海軍航空隊王牌。他們忽然由臺灣飛至中國內陸，顯然要有大動作。兩天后就是日本長天節，也就是裕仁天皇的生日。他們要在這一天以轟炸中國城市慶祝長天節。

　　以蕪湖為中心、日本轟炸機作戰半徑畫圈，這個區域里最可能的轟炸目標就是武漢。其他來源的情報很快證實了這一點。

　　蘇聯志愿航空隊和中國空軍一起做好了迎擊準備。為了吸引日本轟炸機，他們還導演了一幕好戲：28日，幾十架戰機先后起飛，故意低空飛過武漢，做出大規模調動的假象。當晚，這些飛機又悄悄地返回了各自的機場。

　　果然，29日下午，日本28架轟炸機在18架戰斗機的護航下，氣勢洶洶地來到武漢上空，卻一頭扎進了伊15、伊16戰斗機早已編織好的大網里。

　　伊15依靠突出的機動性，與日本護航戰斗機纏斗，伊16則施展開速度優勢，上躥下沖，狼入羊群一樣撕咬著日本轟炸機。

　　一架架日本飛機拉著長煙從空中墜下。最后雙方戰損比是36比5，創造了中日開戰以來最大的空戰戰果。

　　在武漢保衛戰中，中國空軍和蘇聯志愿航空隊相互配合，共擊落日機62架，炸毀日機16架，炸沉日軍艦艇23艘，有力支援了地面部隊作戰。

　　由于中國軍隊各處頑強、持續的阻擊，各路日軍在付出慘重代價后，遲至10月底才完成由東、南、北對武漢的三面包圍。中國軍隊從持久抗戰的戰略角度出發，未與敵決戰，而是從武漢地區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

　　“暴徒”式攻擊

　　在中國上空忽然出現大量蘇聯飛機和飛行員，日本人是心知肚明的，還曾經有被擊落的蘇聯志愿飛行員被日軍俘虜。但一方面出于更高層面的外交戰略考慮，一方面忌憚于蘇聯龐大的軍事實力，日本沒有對蘇聯公開發難。

　　在日本航空兵的口中，蘇聯志愿飛行員被稱為“暴徒”，后來美國“飛虎隊”的飛行員也有個類似的外號，叫“美國亡命徒”。可見他們算是吃盡了這些國際援華志愿飛行員的苦頭。

　　而對蘇聯志愿飛行員來說，“暴徒”之稱是來自日本飛行員的一種贊揚。蘇聯志愿飛行員技術超群，作風強悍大膽，對戰術死板、動作標準的日本飛行員來說，的確有不按常理出牌的“暴徒”之風。

　　蘇聯志愿航空隊在中國的空戰，至少開創了兩個空戰史紀錄。

　　其一是撞擊作戰。顧名思義，撞擊式作戰就是用自己的飛機去撞毀敵方的飛機。看上去頗有些同歸于盡的架勢，和二戰后期日本航空兵的“神風敢死隊”似乎是同一種做法。其實，這兩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日本的“神風敢死隊”是自殺式襲擊，起飛后就沒有歸程，而蘇聯志愿飛行員的撞擊作戰則是藝高人膽大，撞毀敵人，自己還能安然返回機場。當然，這一方面憑借高超的技術和非凡的勇氣，另一方面也有賴于蘇聯飛機的“皮糙肉厚”。

　　第一個采用撞擊作戰的是蘇聯志愿飛行員古賓科。他后來在蘇聯衛國戰爭中成為國家英雄，接受蘇聯媒體采訪時曾回憶了在中國的往事。

　　一次發生在武漢的空戰快要結束的時候，古賓科發現了一架日軍九六式戰斗機，馬上駕著伊16追了過去。繞到敵人身后時，古賓科扣動了扳機，機槍卻沒有響——他的子彈已經打光了。但是古賓科并沒有打算放掉這個敵人，而是準備生擒他。

　　日本飛機加大了油門想跑，無奈速度沒有伊16快，古賓科很快追上，與其比肩飛行。日本飛行員顯然嚇壞了，古賓科打著手勢威脅他，讓他朝武漢機場降落，他順從地點頭答應，并且駕機轉向。

　　沒想到，剛準備降落，日本飛機忽然加速大角度拐彎，企圖逃跑。這一下把古賓科惹急了，當即利用伊16的速度優勢，居高臨下向日本飛機撞了過去。

　　古賓科說，他當時是想撞壞敵機的尾翼，結果稍稍偏了一點兒，伊16的螺旋槳打在了日本飛機的機翼上，直接把它的右翼切掉了。古賓科感覺自己的飛機抖了一下，日本飛機就翻著跟頭掉下去了。

　　伊16的螺旋槳也變了形，但還是載著古賓科安然落地。

　　有此先例，不少飛行員都開始利用蘇聯戰機比日本戰機“更耐撞”的優勢，在子彈打光的情況下主動撞擊敵機。中國飛行員很快也有樣學樣起來。

　　不過，在高速飛行的碰撞中，“更耐撞”的一方也不一定能夠次次占有優勢。中國飛行員陳瑞鈿就曾駕機撞擊日本飛機，敵機撞毀了，他的飛機也失去了一個機翼，只能跳傘。同樣采用了這種大無畏舉動的還有中國飛行員陳懷民，他的飛機也同時被毀，他被迫跳傘，傘降過程中被日本飛機掃射身亡。

　　另一項蘇聯志愿航空隊創造的空戰史紀錄是當時的最遠距離轟炸。

　　臺灣在甲午戰爭后被日本割占，在侵華戰爭中，又被日軍作為侵華跳板和后方基地使用。日本的轟炸機精銳多數駐扎在臺北、臺南、新竹等地機場，隨時準備跨海支援大陸日軍。

　　1938年2月23日是蘇聯紅軍節，蘇聯志愿航空隊指揮雷恰戈夫準備以摧毀日本在臺北的空軍基地作為紅軍建軍20周年的獻禮。為了提高奇襲的成功率，中蘇雙方嚴格保密。雷恰戈夫直到轟炸前一天才單獨召見駐守漢口的第二批蘇聯志愿援華航空隊轟炸機中隊長波留寧上尉：“明天，你的中隊有任務，目標臺北。”

　　漢口距臺北直線距離將近1000公里，波留寧中隊裝備的快速轟炸機作戰航程僅1200公里。從漢口起飛轟炸臺灣，意味著戰機投彈后須立即返航，任何差錯都可能導致行動失敗。松山機場選址于山谷中間，地形隱蔽，防衛森嚴。要轟炸這樣一個重點防護的目標，沒有戰斗機護航，轟炸機編隊很難全身而退。但為了增加遠程奔襲的隱蔽性和突然性，最終決定放棄戰斗機護航。

　　23日清晨，28架滿載炸彈的轟炸機依次升空，爬升到5000米以上高空直飛臺灣。這個高度飛機耗油量少，但機組人員必須長時間耐受低溫和缺氧的折磨。

　　兩個小時后，飛機越過臺灣海峽。日軍做夢也沒想到中國能夠有力量對臺灣實施轟炸，松山機場甚至沒有搞任何偽裝，剛剛組裝好的飛機整齊地排列在跑道一側，而在跑道的另一側則是巨大的油庫、機房……當天濃密的云層又遮住了日本防空觀察哨的視線，等他們看到了空中的轟炸機時，280枚航空炸彈從天而降，機場的停機坪、跑道騰起一股股濃煙，爆炸聲驚天動地。

　　扔完炸彈，意猶未盡的波留寧又下令機組低空通場，用航空速射機槍掃射目標，然后從容返航。在福州加油后，轟炸機群順利返回漢口機場，無一折損。

　　是役炸毀日機40余架，破壞未及組裝的戰機不計其數，機場油料倉庫儲備的夠機場使用3年的航空燃油被焚一空。

　　碧血染藍天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國發動閃擊戰，兵分三路突襲蘇聯。蘇聯志愿航空隊的飛行員們被召回祖國，參加衛國戰爭。他們把自己的戰機留給了中國，還有200多名蘇聯飛行員已經把生命永遠留在了中國。

　　從1937年到1941年，蘇聯志愿援華航空隊采取輪換形式，4年間總共派遣了3665人參加中國抗戰，其中包括1091名飛行員，此外還有2000余人的機械師、工程師等各類航空輔助人員。此外，蘇聯志愿援華航空隊還幫助中國建立了航空供應站和飛機修配廠，并在迪化、蘭州等地設立航空學校和訓練基地，為中國培訓了近1萬名相關技術人員。

　　從南京到武漢、重慶、蘭州、柳州……中國眾多的城市上空，都留下了蘇聯飛行員與日軍搏殺的英姿。據二戰史資料，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損失飛機986架，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蘇聯志愿航空隊的戰果。

　　當然，他們為之付出的是鮮血和生命。

　　蘇聯志愿航空隊有兩百多人在戰斗、訓練和各類事故中犧牲，其中包括轟炸機大隊長庫里申科和戰斗機大隊長拉赫曼諾夫。

　　庫里申科在1937年就第一批來到了中國。他帶領的飛行大隊是重型轟炸機大隊。重型轟炸機載彈量大，多用來執行戰略轟炸任務，但是在日本猖狂向中國進攻的時候，這種飛機并沒有多少用武之地，而且，在沒有掌握制空權的情況下，這種速度慢的重武器面臨更多的危險。

　　很長一段時間，重型轟炸機被當做運輸機使用，他們往返在蘇聯和中國之間，把大量的武器彈藥乃至拆解成零件的戰斗機運到蘭州。庫里申科則長期擔任飛行教官，為中國培訓了大批轟炸機駕駛員。

　　1939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庫里申科帶領他的轟炸機大隊進駐成都，開始執行對日本占領區的轟炸任務。

　　1939年8月14日，庫里申科率領重型轟炸機大隊，首次空襲已經被日本占領的武漢，他們將重磅炸彈暴雨般傾瀉在漢口日軍機場上，將機場化為一片火海，當準備返回時，突然遇到日本機群。庫里申科的飛機被日機擊中發動機，他憑借高超的技術，用僅剩的一臺發動機飛回四川上空。

　　受傷的飛機搖搖欲墜，只能在長江江面迫降，機組其他人員均獲救，唯有大隊長庫里申科最后一個脫離飛機時被江流卷走，犧牲時年僅36歲。

　　蘇聯志愿航空隊撤走后，陳納德率領的美國志愿航空隊成立，也就是人們熟知的“飛虎隊”，在此后的抗日戰爭中享有盛名。長期以來，國際援華航空英雄的光環套在“飛虎隊”的頭上，而蘇聯志愿航空隊的事跡卻少有人知。

　　所謂時勢造英雄，時勢也會“隱藏”英雄。蘇聯志愿航空隊和“飛虎隊”就是處在不同的時勢之中。

　　“飛虎隊”有美國援華的部分，但這支隊伍是由中國政府出資在美國高薪招募110名飛行員和150名機械師組成，裝備的是中國從美國租借、撥款購買的100架P-40戰斗機。國民政府從其成立之初就寄予厚望，并廣為傳揚。

　　在“飛虎隊”成立半年后，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正式對日宣戰。“飛虎隊”更成了中美同盟的一個標志物，其對日的戰史、戰果在兩國都備受宣揚。

　　而蘇聯志愿航空隊則是一支秘而不宣的援華力量，中國、蘇聯、日本彼此心知肚明，保持了默契的沉默。即便是在以他們為主力取得對日空戰的巨大勝利之時，公開的報道也以“中國空軍”的名義出現。

　　但是，中國人民沒有忘記這支英雄的航空隊。在南京、武漢、重慶等蘇聯志愿航空隊戰斗過的地方，都建有專門的陵園和紀念館。

　　在庫里申科犧牲的萬縣，一對母子自發地為其守陵半個多世紀。這對母子就是重慶萬州區的老人譚忠惠和她的兒子魏映祥。

　　抗日戰爭期間，譚忠惠的家距離庫里申科飛機墜落的江面只有兩公里，她的父親經常和她說起庫里申科的英雄事跡，并教導她：一個外國人，為中國人的和平而犧牲，我們要永遠記住這份恩情。

　　1958年，庫里申科陵園遷至重慶西山公園。在西山公園亭園組工作的譚忠惠聽到這個消息，主動請纓承擔為庫里申科守陵的工作。這一守，就是19年。1977年譚忠惠退休后，兒子魏映祥從母親手中接過了守陵任務，一直堅持至今。

　　也正是在1958年，新中國政府輾轉尋找到了庫里申科的遺孀和女兒，把她們請到了中國。她們參加了1958年的國慶招待會，周恩來總理握住庫里申科妻子和女兒的手說：“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格里戈里·庫里申科。”

　　2009年，在南京紫金山北麓，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落成，這是世界首座國際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講述著中、美、蘇等國空軍在中國藍天聯合抗擊侵華日軍的英勇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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