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無戰事》聊金圓券改革

　　前段時間《鳳凰衛視》找我談談國民黨金圓券改革的事情，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于我已經是17、18年前的事了。我好奇為何關注這個事情，回答說是最近有個熱劇《北平無戰事》。我這里就將17、18年前整理的一些東西貼上，以便讀者們對該劇的背景有所了解。

　　金圓券改革為何會推出？又為何必然會失敗？

　　（一）金圓券改革的歷程

　　由于內戰的生計，帶來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開放的失敗，物價猛漲和匯率巨跌;因此，國民黨政府在1947年2月突然發布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試圖通過管制來控制物價和匯率。但是，在內戰不斷擴大的情況下，軍費支出劇增，財政赤字猛漲，雖然中央銀行成立物資委員會并拋售僅有的一點物資，這根本無濟于事。同時，鈔票印刷已經來不及，實際上當時一萬元的法幣根本不頂用，而中央銀行又不敢印制更大面額的鈔票，于是只好多印制2千元面額的關金券。這種關金券一元可抵法幣20元，但這種變相的大面額鈔票仍不濟事。

　　1948年，俞鴻鈞上臺后，就組織中央銀行金融管理局局長李立俠、南開大學經濟系兼中央銀行顧問吳大業、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副處長方善桂和副處長兼漢口金融管理局局長林崇庸4人成立一個幣制研究小組。他們的意見是：(1)在內戰激烈進行的時候，幣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2)法幣基礎雖然動搖，但估計還可拖一年;(3)當前亟待的解決是財政收支差額太大，稅收不能即使入庫。建議繼續以法幣為流通貨幣的同時，另外發行一種稱為“金圓”的貨幣，供繳納一切稅收和結算進出口貿易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

　　但同時，蔣介石又組織了財政部的王云五、徐柏圓等人擬定方案，其主要思想是：(1)限價;(2)徹底改革幣制并趁機擴大發行。主要內容是：(1)以金圓為本位幣，金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銀行發行金圓券，發行總額定為20億元，限期收兌法幣和東北流通券，金圓券1元折合法幣300萬元，折合東北流通劵30萬元;(2)除中央銀行外，所有其他中外銀行非經中央銀行之委托，不得收兌、持有或保管金銀外幣，限期收兌人民所有金銀外幣，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3)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國外的外匯資產，違者予以制裁;(4)整理財政、加強管制經濟，以穩定物價。蔣介石否決了央行的方案，于1948年8月19日發布了金圓券令。

　　當然，蔣介石之所以力推金圓券改革，主要目的并不是為了收刮金銀，為了撤退臺灣做準備，盡管金元券改制對金銀的征收確實充實了臺灣的經濟，舒緩了剛到臺灣時的財政壓力。(1)蔣介石也是一時之梟雄，不會在江山與金錢之間分不清輕重;(2)民族資本和官僚資本是國民黨政權的基礎，不僅在上海的相當一部分民族資本家與在職的要人關系密切，而且以豪門權貴為后盾的官僚資本家和國民黨各實力派都在上海有巨大的利益。蔣介石之所以決心進行幣制改革，主要是軍事上支出和控制通貨膨脹的需要;蔣介石也深知此事的艱難，指示「中央日報」發聲：“此次幣制改革，為國家民族生死存亡關頭，只許成功，不許失敗”;[1]同時，又派自己的兒子蔣經國督導上海事宜，蔣經國下令封存了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揚子建業公司所有倉庫，先后逮捕了曾為蔣家政權立過大功的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和管家萬墨林。當然，隨著濟南和徐州兩大戰場的重大失敗，國統區人心浮動，物資供應奇缺;同時，在錯綜復雜的利益集團關系的左右下，后來蔣介石的決心發生動搖。這樣，蔣經國上海“打虎”就失敗了，這導致了金元券改制的最終崩潰。

　　（二）金圓券改革的不得已性

　　首先，財政赤字猛增

　　南京國民政府1947年度的財政總收入為138300余億元，財政總支出為409100余億元，財政赤字達270800余億元，總收入只占總支出的33.8%。其中，軍費開支就達213100余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52%。[2]1948年上半年，財政預算為960000億元，實際支出為3200000億元，財政赤字達2240000億元;下半年的財政預算，7，8兩月已化光。

　　史學界一般認為央行的方案是當時較可行的：[3]如果不是施行金元券改革方案，通貨膨脹就不會上升這么快，金融制度也不會崩潰的如此迅速。問題是，當時法幣還能否支持一年?實際上，當時，許多地區的法幣正加速退出流通，而代之以黃金白銀，外匯甚至物物交易。同時，在收入遠不敷支出的情況下，除了增發貨幣，國民黨政府還有什么辦法來滿足急劇增加的軍事開支?如果貨幣加速發行，那么這種貨幣能拖延多久?事實上，早在1946年，當國民黨政府軍還具有明顯優勢，通貨膨脹還不很嚴重，政府的外匯，黃金儲備還較充足時，蔣介石就要求財政、金融鼎力支持，并夸口在一年內打敗共產黨，但結果卻事事不遂人愿。因此，在通貨膨脹急劇飛漲，政府財力日益枯竭，軍事上急急敗退的1948年8月，指望拖延幣制改革來贏得軍事上的逆轉也是癡人說夢。相反，在社會極度動蕩的時候，采取非常手段，利用威權的力量進行控制，也是迫不得已的最后可行選擇措施。

　　其次，貨幣加速發行

　　為彌補財政赤字，南京政府除猛增捐稅和大量舉債外，就是大量發行鈔票。而沉重的捐稅只會導致農工商業的凋敝，進一步影響稅源，而舉債則越來越困難。因此發行貨幣成了彌補赤字的主要措施。法幣的發行額，1945年底為10320億元，1946年底為37261億元，1947年底為331885億元;1948年8月21日更高達6636949億元。

　　此時，法幣已無法維持其信用，從其流轉速度來看，從1947年初的平均每月19.77次增加到后來的平均每月60次，1948年的速度則更快。[4]1948年的6月份，流通速度為月108.52次。

　　1947年物價指數和存款通貨流通速度表

　　由于通貨流通速度的增加，導致，物價上漲率高于通貨量增加率。在這種形勢下，由于人們的預期心里作用，除非采取斷然措施，否則是很難讓物價上漲速度降下來的。

　　物價上漲與貨幣流通加速情[5]

　　其三，物價飛漲

　　1947年就有6次較大的物價上漲風潮：第一次是2月份的黃金風潮。1月下旬，中央銀行發出大額關金券250元(合法幣5000元)、500元(合法幣10000元)兩種，刺激物價普遍上漲，金價領先狂漲。中央銀行雖每周拋出黃金近2萬條，仍無濟于事。第二次是4月下旬至5月上旬的米價漲風。米價從4月初的每擔107000元，上升至下旬的近280000元。5月下旬已升至400000元以上;食油、紗布等均隨之上漲1倍多。第三次是6月下旬，由于解放軍在東北、華北發動攻勢，游資大批南下，沖擊市場。由于8月17日政府公布“新外匯貿易管理辦法”，改變過去釘住外匯牌價做法，設立外匯平準基金會，調節外匯市場，進口物資除棉、米、麥、粉、煤按官價結匯外，其余均按市價。出口物資則一律按市價收買，而當時官價1美元合法幣12000元，黑市合法幣40000多元，同時，解放大軍已越隴海線南下，進入大別山，游資進一步流滬，導致9月上旬的第四次秋季大漲風。11月中旬、下旬，因石家莊解放，刺激物價上漲，金、紗黑市指數約70%，紗布等上漲約50%。是為第五次的物價“突擊性新漲風”。12月9日政府有發行關金券1000、2000、5000三種大鈔，刺激物價的第六次漲風。[6]

　　1948年的物價上升形勢更為嚴峻。從物價指數來看，1948年1月至8月，物價指數平均每月上漲65.4%，8月的前18天飛漲至88.5%。百萬紙鈔視同手紙，千元面額以下的鈔票竟連乞丐都拒絕接受。國民黨政府當局的明智人士都看的很清楚，驚呼：法幣的通貨膨脹的危害“范圍比共產黨叛變更為廣泛”，“物價狂漲已推翻了社會秩序和政治信心”。[7]同年8月出現了一斤韭黃60萬元，一斤豬肉260萬元的物價奇跡。有人作過統計，法幣100元，在1937年可以購買2頭牛，1938年可購買1頭牛，1939年可購買1頭豬，1941年可購買1袋面粉，1943年可購買1只雞，1945年可買2只蛋，1947年可買1個煤球，而到1948年8月19日只能購3粒大米。[8]

　　其四，商業蕭條，農村凋零

　　在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半年期間，據不完全統計，僅上海，天津，重慶，漢口，廣州等二十多個城市，即有27000多家工商企業倒閉。上海在抗戰勝利時尚有4000余家大工廠，但1947年開工率只有20%，上半年倒閉的工廠，商號有1600余家。重慶市在1946年一年中就有7000多家工商企業倒閉;1947年參加全國工業協會重慶分會的470家工廠中，又有2/3停工。同時，農村中大量土地拋荒，農作物產量下降。1946年，僅粵、湘、豫三省，即有5800萬畝耕地荒廢;1947年，廣東拋荒耕地高達75%，江蘇為60%。以1947年主要農作物產量同1946年相比，稻米為91。2%，小麥為89。6%，高粱為87。1%，大豆為78。3%，棉花為61。8%。[9]

　　最后，其他努力的失敗

　　為挽救危局，南京政府也作了一些其他努力。(1)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的黃金、白銀、外匯自由買賣政策，企圖以此回籠貨幣，從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15日止，拋售黃金達351萬盎司，為拋售開始時黃金存量的65%，最后“黃金潮”引出了“黃金案”;[10](2)蔣介石和新任行政院長張群于1947年2月公布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有反其道而禁止黃金、白銀、美鈔的自由買賣，同時發放美金債券、公債、建國特捐等用意仍在回籠貨幣;(3)張嘉傲任中央銀行行長時，進行物資拋售，也是為了回籠貨幣，在1947年一年中，共拋售棉紗744320件，布1611萬尺。[11]但是，這些措施都無濟于事。

　　（三）金圓券改革的效果

　　1. 金元券改革初期的成效

　　2.金元券改革后期的失敗

　　(1)金銀、外幣的黑市價格上漲。據當時各報記載，天津、廣州等地，幾乎與金元券開始發行的同一天，美鈔的黑市價格即已超過官價。9月初，重慶的黃金黑市每兩超過官價30元，漢口超過25元。11月上旬，各地金銀、外幣黑市已超過官價5倍以上。到11月1日，行政院政務會議提高「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規定“黃金、白銀、外幣準許人民持有”;硬幣可以自由流通和買賣;并把金銀、外幣的兌換率一律提高5倍。[14]金元券信用一落千丈。社會上旋即掀起一股一金元券兌換金銀、外幣的熱潮。上海中、中、交農四行分成七單位承辦兌換手續，每日每單位以200人為限，每人限兌10兩黃金。11月26日，復規定每人3個月只能存兌一次，每次以黃金1兩、銀元24元為限。致使上海各銀行門前，“自清晨至傍晚， -立群眾擁擠不堪，現象十分惡劣，終于發生擠斃人命”。[15]

　　(2)通貨再行膨脹。金元券發行20億元的限額，本已比改革前的通貨膨脹了10倍。而11月12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元券發行辦法」，撤銷了20億元的發行限額，改為“另以命令處之”。此后金元券的發行如脫韁之馬，無法控制。20日為20.7億元，12月29日，至7508億元;1949年1月24日，為159.3億元;2月底，為592.6億元;3月26日為1612.3億元;4月30日，一次即增發8000億元。[16]再如，1949年5月5日，廣西各地中央銀行發行中央印制廠承印的膠版50萬元券。這種大鈔的發行，使金融市場紊亂到了極點。[17]

　　(3)表現為物價飛漲。

　　(4)財政赤字的惡化。當然，正如不能將法幣改革后出現的通貨膨脹歸罪于法幣改革一樣，也不能因為金元券改革后金融的崩潰而否定金元券改革本身。

　　（四）金元券改革失敗的必然性

　　首先，社會環境原因

　　1.實施改革的政權更弱。廢兩改元、法幣改革時，國民黨政權尚處于鞏固和加強時期，政局相對穩定。而至金元券改革時，國民黨政權已處于衰敗之途，南京政府在政治上處于全民包圍之中，在軍事上已只能進行重點防守。

　　2.生產狀況更差。30年代中期，雖一度受美國政府的“白銀政策”的影響，經濟受到一定的挫折，但總的來說，當時的工農業正處于不斷發展的時期。而至1948年8月，由于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工農業生產日益萎縮。社會經濟蕭條。

　　3.改革施行的范圍日益縮小。廢兩改元和法幣改革時，他們的施行范圍是逐漸擴大的，因此即使貨幣增發，也有愈來愈廣的流通幫助稀釋、消化。而在金圓券改革時，解放區的土地面積占全國面積的24.5%，解放區人口占全國人口的37%。為此，蔣經國深有感慨地說：“這許多鈔票，都是無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場的混亂”。[18]

　　4.自然災害的影響[19]

　　其次，幣制設計原因

　　1.改革目的的不受認同。金圓券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軍事上開支的需要，改革并沒有得到銀行界和商界的贊同，蔣介石的改革也并沒有一定要得到商界和銀行界的贊同，因而只在很小范圍內征詢意見。例如，央行總裁張公權在8月18日才被蔣介石召見征詢意見，張公權提出反對意見并請蔣介石慎重考慮，但第二天蔣介石就將方案提交給國務會議通過了。甚至也沒有取得國外的幫助，整個過程只是一次事先向司徒雷登作了通報。事實上，在征詢張公權時，張公權就說，發行新幣必須有金、銀、外匯的充分儲備，否則就等于發大鈔。但是，當時的財政極不平衡，并也沒有足夠的準備金，因此，發行一張100元面額的金圓券就等于3億元面額的法幣。這樣，發行限額20億元的金圓券也就等于增發了10倍貨幣，更不要說還會不斷被突破，從而也就根本維持不了限價。

　　2.方案考慮的不周密。導致主輔幣的嚴重失調。特別是，國民黨政府由于軍事開支的需要，面額較大的鈔票超量發行，而面額較小的輔幣則相對稀缺，這樣，導致大票兌換小票要貼水。例如，「廣西日報」南寧版1949年1月6日報道：“一元金券補水已漲至每百元補八十五、六元。”“市面交易，鎳幣完全絕跡，各處菜場及零食攤制買賣。咸以五元金券為最起碼單位，購買青菜者須先答應買夠五元以上，賣者始肯過秤交易。”17日有報道說：“桂西南各地運貨來邕交易，必定明以一元券為準，而一元券不易籌集，于是地下錢莊掀起貼水制風，目前直漲至百分之一百。”亦即一元面值金元券五張，可作五元面值金元券兩張使用。[20]

　　據曾任中央銀行金融業務檢查處長的李立俠回憶說，發行局負責人告訴他，俞鴻均在8月初要他準備20億元的票面，而當時根本無時間準備，只好將抗戰初期在美鈔票公司訂印的，由于通貨膨脹而已作廢的票面1元，5元、10元、20元、50元林森頭像的小票拿出應急，實際上這些券面連金元券三字都沒印上。[21]

　　3.貨幣準備的不充分。如中央銀行桂林分行撥給廣西銀行收兌基金金元券10萬元，以供收兌法幣之用。廣西銀行總行如數分配，除桂、邕、柳、捂四市分配較多外，其余各地，多則3千少則1千。致使不少縣城的收兌工作，時停時續，在法幣與金元券混合流通時期，商民均拒收法幣，或按規定比價九折行使。因而引起人民心里的恐慌，影響物價新的上漲。如橫縣分配的兌換基金為金元券1000元，在開兌的第2天上午即已兌換一空，只得停止收兌工作，引起人心的憤怒。廣西銀行在8月26日致函中央銀行桂林分行，要求將兌換基金總數增至30萬元，但被中央銀行以“兌入之券，可隨時送來兌換金元券”為理由，加以拒絕。但由于廣西的交通困難以及整理的時滯，兌入之券根本無法立即運交兌換，況且，零星運請兌換，運輸費也太不經濟。[22]

　　4.限價扼殺了業已衰微的工商業。在惡性通貨膨脹時期，對價格進行一定的限制本也無可厚非，但問題是，物價的限制不能以極大地損害工商業的發展為代價。因此，當時較合理的辦法是對物價上漲的幅度進行適當的限制，如后來對公用事業的價格管理一樣，[23]而不是強行規定物價不變。事實上，物價不可能是死水一灘，當時也無能力維持其不變。況且，當時不管各種商品成本與價格的比例合理與否，單純用行政強制手段將各種商品價格和勞務價格一律予以硬性凍結，存在很大的不合理。如一些產品售價不敷成本，只能停產、倒閉。以紗廠為例，20支雙馬紗限價每件定為金元券707元，而每件紗的生產原料棉花的限價則是630元，加上國民黨政府紡管會核定的8月份代紡工繳費為252.6元，合計達882.6元。[24]因此，這種不合理的限價反而致使工商業的倒閉，生產萎縮，商品的供給更加缺乏，搶購之風騰起。

　　再次，政策扭曲原因

　　1.不斷膨脹的貨幣發行。1948年8月，國民黨法幣發行的總額為6636946億元，東北流通券近1000億元。按1：300萬的比例收兌法幣，只要金元券2億元即可。但南京政府一意孤行，到9月底，僅在40天內就發行了金元券9.57億元，較限價時增漲了167%左右。[25]同時，盡管發行金圓券之初曾宣布20億元的發行限額，但到10月底金圓券發行額已達18.5億元，而到1949年1月時已達208億元，到5月則猛增到69萬億元。[26]原因：一是“軍政需要，增加極巨，急如星火”;二是“金融市面以物價高漲，需要亦多”。與此同時，金圓券面額也不斷升高，最終出籠面值100萬元的大鈔，在5月上海解放前夕，一石大米要金圓券4億多元。

　　1949年1月，三大戰役結束，蔣介石在內外壓力之下下野，國民黨當局的財經政策全盤失據。到5月下旬上海解放之際，金圓券發行額已經超過69萬億元。與此同時，物價突飛猛漲，

　　2.政策的多變。原規定收購黃金、白銀和外匯的期限是9月底，但9月30日又決定延期到10月底，這使得物價大漲。眼看8月19日的限價是控制不住了，11月1日又發布了“財政緊急處分令補充辦法”將限價改為議價，導致整個市場物價如洪水決堤而不可收拾;因此，同月12日又公布“修正金元券發行辦法”及“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取消金圓券發行限額，準許人民持有外幣，又回到從前法幣的辦法。

　　修正辦法要點：(1)金元的含金量由原來的0.2217公分改為4.44214公毫，減為原定量的1/5。(2)金元對黃金白銀幾外幣的比率降為原來的1/5，如對黃金有1：200改為1：1000;對美元由1：4改為1：20;(3)原辦法禁止金銀外幣流通買賣或持有，修正辦法改為準許人民持有;(4)原定金元券發行總額以20億元為限，修正辦法規定金元券發行總額另以命令定之;有原定金元券發行額每月有發行監理委員會公告，今除報告財政部、行政院及中央銀行外，不再公告。這些朝令夕改的法令使得國家信用蕩然無存。“據說在修正辦法未頒布以前的11月8日，金元券的發行總額已達20億元的最高限額。修正辦法頒布，發行更可以任意增加。”[27]

　　事實上，孫內閣上臺不久，就以“避免擠兌現象”為理由，將存兌金銀停止了。“在漢口來說‘停止存兌金銀，并不足以引起老百姓的反感，但政府一面打著“不久將恢復存兌”的招牌，一面卻偷偷地將黃金白銀往南運，確實使老百姓切齒寒心……當本月12日中央銀行秘密運走最后一批銀洋四百余萬元的消息傳出后，終于在粵漢路的中途，白水站被扣留下來……銀元追回來了，但以運走前的黃金、白銀都沒有下文，并聽說運走銀元已是第二次了……”[28]。“查漢口央行收兌黃金七萬余兩前經運滬，此間現存少數銀元又續它運，民意機關得悉，群起阻止，輿論攻擊，致使人心不安。為穩固金融安定人心，……所有漢口行現存銀元，民意機關反對外運甚力，似可緩移運。”[29]

　　3.相互沖突的政策。到1948年10月，各地都到了按限價有錢買不到貨的程度，此時金圓券的暴力管制已經到了強弩之末之時，但國民黨當局又宣布從10月2日起將卷煙等七種貨物增加稅率，卷煙平均增76%，熏煙葉19%，錫箔40%，啤酒72%，洋酒45%，土酒70%，土煙葉37%，土煙絲25%。這項增加稅額，準許加入貨價發售。于是，這些商品的價格立即上漲1倍以上。[30]此外，「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中規定各種物品不得超過8月19日的價格，同時對公用交通事業的價格又可調整，而電力和運輸的支出與物價成本有關，都是構成價格的因素。

　　4.難以控制的自由外匯政策。歷史經驗表明，開放市場的物價上漲，一般首先從外匯匯率上漲開始，匯率的上漲速度一般要高于物價上漲速度，匯率的上漲繼而刺激并帶動物價的全面上漲。在40年代末期的中國就是如此。

　　物價與匯率之關系[31]

　　最后，社會形勢的惡化

　　1.時機不對。本來金圓券推出是為了穩定物價，減少人們手中的貨幣量，但金圓券卻大量被用于收購黃金等;這樣，本來被收藏或貯蓄黃金、白銀、外匯就被投入到流通中，從而對通貨起到的推波助瀾的作用。據美國易勞逸統計，9月30日新發行的金元券只有23%是用于政府的財政支出和軍餉支出，至少有63%是為了收買黃金、白銀和外匯而印制的。[32]同時，隨著國民黨軍隊的急急敗退，人們愈來愈清醒地認識國民黨政權的瓦解，從而必然會急于拋出金元券，市場上貨幣流通量遽然上升。事實上，國民黨軍隊在遼沈戰役中一敗涂地，濟南戰役中十萬人被殲，內戰戰線大幅度南移，朝野震動，金元券改革的失敗也就在所難免。

　　2.金圓券改革的失敗根本上在于軍事上的接連失敗。史學界往往將金圓券改革視為壓垮國民黨政權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實際上，與其說由于金元券改制導致了軍事上的失敗，還不如說軍事上的失敗導致金融的崩潰，它使的幣制改革成為必然，但也預示了幣制改革失敗的不可避免。事實上，國民黨軍隊每一次軍事上的失敗，都導致通貨膨脹的進一步加劇。如1946年2月25日，第一次將匯率調整為法幣2020元兌1美元，造成人心的不安，此后無論是固定匯率，基金委員會匯率還是結匯匯率，每一次調整都大大促進物價的進一步上漲。1948年6月25日，上海物價上漲1倍以上，主要原因就是受開封失守消息的刺激。1949年后軍事局勢對物價的變動更具決定性的影響。

　　事實上，抗戰勝利后，國統區的經濟金融之所以比較穩定，就在于此時解放戰爭還沒有爆發，人們對國民黨政府以及戰后生活還抱有很大信心;同時，國民黨政府接收了大量的敵偽資產，存儲了一部分戰時美元貸款，獲得美國政府為美軍戰時在華費用支付的4億美元。例如，日本投降的消息一經宣布，上海的黃金價格即下降了10%，重慶下降了40%，重慶的批發物價總額，有8月份的179500元，降至9月份的122600元，10月份的118417元;上海的批發物價總額由8約間的43200元(折合法幣)，下降至9月份的34508元。[33]

　　3.金元券的推行是是依靠行政命令和武力來維持。問題是，武力可以維持一時，但不能長期左右經濟。當這種武力弱化或不足以維持時，幣制的崩潰也就不可避免了。[34]

　　事實上，金元券發行之初，在京滬、滬杭快客、特快車上，“常有軍警搜索人身、行李，搜得金銀、金鈔后，強迫兌換金元券，同時將攜帶金銀或金鈔的人，帶到刑警隊扣押”。[35]蔣經國初到上海執行限價政策時，曾動用了上海市金管局、警備部稽核處，京滬、滬杭兩路警察等六個軍警單位，并將上海警備部科長張亞尼、第六稽查大隊長戚再玉等處死，逮捕64名巨商富豪入獄。[36]例如，利用職權泄漏經濟秘密，串通商人投機股票，牟取暴利的財政部秘書陶啟明被槍斃，孫科的經紀人林王公司的經理王春哲以私套外匯、哄抬物價罪也被處死。

　　1948年10月23日華中剿總為取締金銀黑市，規定辦法如下：(1)查有金印者強制兌換;(2)以金銀交易者金印貨物一律沒收，并交特刑庭訊辦;(3)收買販賣金銀者槍斃。辦法公布后，頗收成效，惟至月杪，仍未完全斂跡，甚有繼漲增高之勢。[37]

　　1949年2月，搶米案接連發生，地方當局對此十分震怒，因此采取了殺的政策來平抑槍風，2日，活生生的槍決了兩個年青的搶米犯。同時有警備司令陳明仁頒布了四項殺的條例：(1〕聚眾搶劫財物者殺;(2〕散布謠言。擾亂治安者殺;(3〕如有糾眾暴動者殺;(4〕故意造成黑市擾亂幣制者殺……這種借人頭平抑物價、壓搶風在市民的心里上，除了恐懼與憤怒外，并不能使他們折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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