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江風雪
中國歷史緩步進入春秋戰國這一段時期,時間軸的起伏和頻率好像突然加劇起來,類似一個進入青春波動期的孩子,焦躁不安又性格鮮明。這個時期是天下動蕩,國家改革,文化碰撞,民族融合的時期。一切都是歷史合力發揮著作用。同時這又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過渡期。生產力的發展,世道人心“禮崩樂壞”,社會結構的變革,致使這段歷史充滿了絢麗多彩的畫卷。
一、大變革
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舊有社會結構被打亂,舊的社會秩序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自從周平王東遷,王室暗弱。中央權威不再,地方有槍就是草頭王。但名義上各諸侯還在周天子的維持下爭奪王室主政地位,主導天下各方秩序,“尊王攘夷”成為這個時代的總特征。到了戰國,周王室形同虛設,國家利益逐漸成為衡量各國行為的唯一標準。變法圖強造就了戰國七雄的局面。諸侯兼并,天下一統成了這個時代的主題。于是中國歷史上最氣勢磅礴,由天下大亂到天下大變的時代開始了。
經濟上,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對農耕文明生產資料的普及和改進起到關鍵作用。生產力的飛躍引發了生產關系的變更。就當時而言,新興地主階級比奴隸主階級顯示出更強大的經濟活力和生命力。土地從井田制向封建土地私有制過渡,農民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商業的繁榮也加強了各地區經濟貿易的往來。
經濟基礎的變化帶來政治上層建筑的變革,當舊的生產關系無法容納新生生產力時,革命就要席卷而至了。私有制的形成逐漸催生了國家的誕生,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但是在戰國之前,國家的概念并沒有完全成熟,人們對國家的概念理解尚不深刻,許多地方還是由宗法制代替國家基本職能。國家的權力也十分松散,對一些邊遠分散地區更是鞭長莫及。到了戰國,由于戰事的需要,規章制度、統一法令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為了對抗相對保守的氏族社會的禁錮,各國主要通過變法強化國家力量。所有人在國家機器的運轉中規范了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上層建筑也由一種地域部族觀念上升為國家政權的概念。
此外,社會結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春秋時期的權力主要是由宗親貴族階層所壟斷,但是到了戰國,新興地主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其中有寒門士族富商巨賈,甚至還有草根人物,最典型的有吳起,申不害,張儀,蘇秦,范雎,藺相如等。變法是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征,也是新老統治集團階級斗爭的集中體現。
思想文化上出現百家爭鳴的現象,民族融合進一步加強。大裂變,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舊秩序被瓦解,新的意識形態孕育而生。各諸侯列國之間的矛盾碰撞,更是激發了這個時代的思想火花四濺。中華文明在這一時期進一步豐富拓展。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縱橫家等思想學派在這片土地上縱橫馳騁,影響著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至今仍振聾發聵。通過文化的紐帶,各民族開始凝聚在中華文明的大家庭中。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地處西部的秦國在與西北少數民族長期交往中,“秦”這個音傳到西方。據考證,后來China這個單詞就可能是“秦(Qin)”這個音譯演化而來。
社會的轉型往往伴隨著大規模的軍事對抗,階級斗爭成了這個時期的主旋律,主要有四層矛盾的交織。中華民族與外夷之間的矛盾:秦霸西戎,趙抵匈奴,宋擊東夷,楚鎮南蠻;諸侯之間的軍事矛盾;新老貴族的矛盾,如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人民群眾與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等等。其中,戰爭形式也發生深刻的變化。首先,宋襄公泓水之戰后,蠢豬式的道德逐漸被兵不厭詐所取代;其次,秦晉崤關之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伏擊戰開始打破約定俗成的正面戰的壟斷,豐富了戰爭的模式。甚至為后世《孫子兵法》中:“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的理論提供實戰的啟發。第三,伊闕之戰,長平之戰: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目的,力求全殲。最后,戰爭規模空前慘烈,長平之戰秦國征發年滿十五歲以上的男丁全部參戰,坑殺趙軍40余萬;秦滅魏國,用黃河、大溝水淹大梁城,城盡毀。“人屠”、“坑殺”、“人口銳減”成了這個時期最恐怖寫照。
二、風流人物
時勢造英雄,春秋時期先后出現的五霸: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各有千秋。五種不同的特點鑄就了五位霸主不同的歷史風格。
齊桓公中人之才,卻能不計前嫌,禮賢下士,重用管仲,成就齊國霸業。可是一旦管仲去世,齊國國力便峰回路轉走下坡路。齊桓公本人也身遭慘死,留給后人無限的唏噓。
硬說宋襄公也是春秋一霸,則有湊人頭之嫌。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宋襄公碰巧撞上春秋霸主青黃不接的時期——齊桓公剛死,晉文公還在逃亡路上,秦穆公在百里奚的輔佐下休養生息——窮兵黷武的宋襄公雖然抓準時機圖謀稱霸一時,但終究是力不從心草草收場。事實證明,不僅要善于把握時機,還要學會審時度勢。
晉文公,一位歷經千辛萬苦,十九年浪跡漂泊,從底層中來,親歷民間疾苦,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平民諸侯”,他體察民勤、愛惜民力,從而開創長達百年的晉國霸業。
胸懷寬廣,敢于擔當是秦穆公最大特點。當初,秦穆公用恩德寬恕了三百名吃了自己馬的山野之人,這些人在后來秦晉之戰中拼死救出了秦穆公,這就是著名的穆公亡馬的故事。崤之戰,秦穆公不聽蹇叔、百里奚的勸諫導致秦軍大敗,穆公痛定思痛,主動承擔全部責任,對秦軍主帥孟明視則是“不以一眚掩大德”來寬慰,這充分顯示秦穆公勇于承擔責任的氣度。
春秋最后一位霸主是充滿英雄氣概的楚莊王。楚國國內政治矛盾錯綜復雜,貴族豪強勢力干預朝政。楚莊王剛繼位時韜光養晦,顯示出一副昏君的摸樣。實際上他冷眼旁觀,暗里觀察忠奸偽佞,等時機成熟便“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他帶領楚軍征戰無數,問鼎中原。是春秋戰國時期領兵親征最多的國君。
戰國
到了戰國,改革變法的風潮席卷列國。出現齊楚燕趙韓魏秦七雄并立的局面。
魏文侯從諫如流任人唯賢,用李悝變法,拉開了戰國變法的先聲,魏國得以大治。對外四面出擊虎踞中原,成為戰國首先崛起的國家。
在紛繁復雜的戰國變法中,可圈可點的還有秦國商鞅變法、趙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及韓國申不害的改革。商鞅變法,將“法”作為一以貫之的原則,法不阿貴執法如山,從而有力打擊了秦國舊貴族的勢力。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主要是在軍事層面的改革,雖然不如商鞅變法全面徹底,但改革的成果使趙國在戰國后期,成為唯一能與秦國相抗衡的大國。韓國申不害的變法則強調一個“術”,核心主要是集權,再輔之以無為而治。韓國在七雄中國土面積最小實力最弱,在環視列強的情況下能長期屹立不倒,實屬不易。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規律——春秋時期,諸侯爭霸。突出體現的是君主個人魅力或賢人的個人能力,個人因素起到關鍵作用。比如管仲身死齊衰,曇花一現的宋襄公,楚莊王人亡霸滅,吳王夫差殺伍子胥導致兵敗亡國等等。時至戰國時期,各國通過變法富國強兵。政策和法令更加趨于系統性。典型的事例有商鞅變法,商鞅雖被處死但法令猶存。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開中國軍事變革之先河,意義深遠。其余如燕國樂毅變法,齊國鄒忌變法,楚國吳起變法均不同程度使國力提升,澤被后世。
“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英雄人物的光環逐漸被更加穩定的制度化所取代。通過明晰的法律法條,將形形色色,風俗各異的人們達成一種明面的共識。雖然這種共識在那個時期會有一些局限和不健全的因素,但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共識,才形成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法型社會的歷史自覺。同時也促使中國歷史從奴隸制社會的分封制向封建社會大一統郡縣制的過渡。這不僅為后來的秦國統一六國打下堅實的政治基礎,也標志著中國古代政治開始逐漸走向成熟。
三、秦國一統
秦國的統一可以用8個字來形容,“商鞅變法”和“遠交近攻”。前者是基礎戰略,后者是謀略。
天下大事,離不開三樣東西:勢(即歷史唯物主義),實力(人),謀略(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戰爭能夠打敗八百萬國民黨反動派依靠是世道人心的支持,靠的是勢;項羽巨鹿之戰仰仗的是統帥個人的能力;而王莽篡漢玩弄的是術。“人”如果沒有轉化為“擇人而任勢”,項羽也會兵敗垓下。諸葛亮事必躬親,沒有“擇人而任勢”,最后累死五丈原。正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所以人不如勢。術是一種手段,它必須與實力或者道義相結合才能發揮其作用。王莽玩弄權術工于心計,將“術”推向極致,但是他接受禪讓后,書生氣治國,托古改制,終將自己連同自己親手創建的王朝一起淹沒在農民起義的洪流中。故“術”乃等而下之。
鑒于此,從勢、人、術三個方面分析秦國的統一。
商鞅變法徹底改變秦國的社會面貌,商鞅徙木立信則是為推行秦國變法之前所做的政治宣言。變法的實質就是觸及各個集團的利益分配。所以無論是面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還是坊間百姓的質疑,都必須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立信是為了獲得民心,有了民心的支持,公權力才能夠施展推廣變法的內容和精神。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有:一、國體層面:廢除貴族的井田制,實行土地的私有;廢除分封制,設立郡縣制度。二、政體層面:將法制代替不合理的風俗傳統,統一度量衡制,加強中央集權。三、社會制度層面:建立利于耕戰的二十級軍功爵位制,將軍人只能從貴族出身擴大到整個農民階級皆可參軍,擴展了秦國的兵源。四、政策層面:實行重農抑商,利出一孔,獎勵耕織的政策。整合國家資源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商鞅變法逐漸將秦國打造成一個適應兼并戰爭的國家機器。由此,秦國由一個落后的奴隸制國家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強大的封建制國家。這是勢。
商鞅變法之所以能夠在眾多變法中脫穎而出,這主要還由于有以下三點特征。第一,商鞅變法最為徹底。中國自古就有“刑不上士大夫”、“法不責眾”之說。但是商鞅刑太子傅公子虔、黥太子師公孫賈以震懾士大夫;在渭河邊一日處決囚犯七百人以威懾民眾私斗。這便是執法的嚴明。第二,對比其它各國的變法,商鞅變法的內容中多了一個能使底層民眾因功上升的渠道,即二十級軍功爵位制。這樣在秦國精英集團就能夠不斷有新鮮血液補充,可以不拘一格降人才,打擊了貴族對精英集團的壟斷地位。這是立法的合理。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商鞅變法并沒有因商鞅被車裂而人亡政息。這不同于其它諸國,如伍子胥之于吳國,樂毅之于燕國,吳起之于楚國,李牧之于趙國都是人亡政息的局面。這是法的延續。故有此三點,毛主席將商鞅變法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改革。
隨著商鞅變法的推進,社會的階級關系也隨之發生改變,并出現了許多新生面孔。秦國在人才的提拔上更具有不拘一格的膽識和精神。如商鞅、張儀、魏冉、范雎、李斯、呂不韋等秦國相國均來自秦國之外的人才,這種情況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是屈指可數的,比較著名的有唐朝的李光弼,元朝的耶律楚材以及清朝的范文程等等。這是選才的方面,也是國家軟實力的象征。
遠交近攻是范雎為秦國制定的外交策略,這也成為秦國后來統一六國的基本方針。其哲學的含義就是正確調整事物局部的排列變化可以有效促成事物根本性質的轉變,體現了量變與質變的哲學道理。秦國的綜合國力凌駕于六國之上,但總體上又弱于六國之總和。秦國通過巧妙的外交途徑將六國重新洗牌,從而有效的促成六國之間國力的互相傾軋消耗。這是術。
故有此三點,世人還會發出“百年社稷傾危后,一擲乾坤勝負間”的感嘆嗎?
四、暮鼓晨鐘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春秋戰國當中,在逆境中激勵成長的人物有——晉文公:磨難的激勵;勾踐:復國的激勵;伍子胥:復仇的激勵;蘇秦:落魄的激勵;范雎:受辱的激勵。苦難和挫折是對人最好的磨練,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自然之理也!而夏商周的亡國之君卻都有一個共同特點——為了自己的寵妃而做危害江山社稷之事,用伍子胥的話說:“臣聞:夏亡以妺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夫美女者,亡國之物也,王不可受。”這便是“逸豫可以亡身”的最深刻教訓,如果再算上春秋晉獻公的驪姬之亂,便組成“亡國四大妖姬”之說。可是話說回來,男權社會又多把亡國禍水歸結為這四大妖姬,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歷史的悲哀。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君主對人才的駕馭則是考驗其智慧和人格魅力的縮影。間,包括離間、反間、讒言。歷史上多疑的君王屢見不鮮。君臣矛盾往往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雙方此消彼長、斗得難解難分。在中國的歷史上,不乏有岳飛、袁崇煥這樣的歷史悲劇。但在封建帝王的心中,也有尾大不掉的司馬懿和眾望所歸的趙匡胤……也許從曹操《讓縣自明本志令》當中就可以讀出君臣之間微妙的心理端倪來。有道是“都云帝王癡,誰解其中味?”
其實,在中華文明早期智慧大碰撞的時期,就有許多用間、中間的經典案例,如齊國對燕王反間計致使樂毅功敗垂成。夫差聽信讒言逼死伍子胥以及趙王遷中秦國離間計將李牧殺害——這些都是君王自毀長城的表現,當然這是比較極端的現象。而在中國歷史上新君棄用老臣的現象卻是比較常見,在春秋戰國時期鮮明的案例就有樂毅,伍子胥,商鞅,張儀,廉頗等。相比之下,用間以求自保,最終明哲保身的最典型的人物要數秦國的王翦了。身為一國主帥,帶兵在外征戰,還戀戀不忘向秦王接二連三的邀功行賞,真是把帝王之術學到家了。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封建時期雄才大略的帝王往往是與達到某一階段的成就成正比,一旦功成名就便盛極而衰開始腐化蛻變。要么對功臣大開殺戒,如朱元璋;要么沉溺享樂,如唐明皇;要么剛愎自用,如漢武帝;或者求仙問佛,如梁武帝。以至縱觀中國歷史上所有有為的皇帝,能夠善始善終的很少很少。這也是為什么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即將成為全國執政黨時,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的原因所在吧。中國共產黨是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黨,可以做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封建帝王做不到,正是由于階級的局限性使然。
秦軍可以橫掃組織有素的六國軍隊,卻不敵烏合之眾的農民起義軍。萬人敵項羽在巨鹿之戰以少勝多全殲秦軍主力,卻被曾經手下的執戟郎韓信,圍困于垓下四面楚歌。而自稱韓信點兵多多益善的名將韓信,最終也被潑皮無賴的劉邦玩弄股掌之間。在《齊桓晉文之事》中有一段對話,相信是對以上問題最好的注解:
(齊宣王)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事后有人說孟子的這句話有一些迂腐,因為現在來看最終還是野蠻殘暴的秦國取得了天下。但也有人說孟子這句話似乎就是秦國的一句讖語,無論是六國破滅,還是秦國、項羽、韓信的覆亡,可以用賈誼的一句話概括“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