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勝利　　

一、法的產生　　

從春秋中葉以來，“法”與“禮”的思想斗爭已經開始。這種斗爭，是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步的。由于鐵器的應用，春秋中葉，土地私有出現，氏族貴族不再能壟斷經濟，平民階級也可以以較為平等的身份參與經濟競爭。這樣，氏族貴族之間、氏族貴族與“顯族貴族”（依靠私有經濟致富的平民）之間，以及平民與平民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財富爭奪戰。　　

在這種時候，社會就需要一種規則來調整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而作為古代的法權形式的禮是不能完成這個任務的。因為禮只是用來調整氏族貴族內部關系的。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在氏族貴族與其它階級之間沒有統一的社會規則。而在經濟競爭中的平等，則要求一種對所有階級都有約束力的法權。于是，在統治階級內部就有一部分開明人士，開始對氏族專政進行改革。鄭國的刑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刑書就是法。禮與法的主要區別在于：禮是講上下貴賤的，而法是用來約束全體社會成員的。對這種區別，人們有著清醒的認識。所以，當刑書出現的時候，遭到了許多氏族貴族的反對。晉國的貴族叔向就給鄭國的貴族子產（刑書即由他主持制定）寫信，他說：“先王只制定禮，不制定法，……害怕平民與貴族爭奪財富，……就用刑約束他們，……有了法之后，平民就不害怕貴族了……”（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民知有避，則不忌于上）從這封信里，我們可以看出叔向是沒有認清當時的社會發展趨勢的，作為一個氏族貴族，他是不同意改革氏族專政的制度的。但是歷史的車輪無法阻擋，才過了二十三年，叔向自己的祖國——晉國，也鑄起刑鼎來了。而孔子聽說這件事之后，仍然表示反對。　　

子產對當時的歷史趨勢有著清醒的認識，他甚至已經預料到氏族政治的滅亡是一種必然。在給叔向的回信中，他承認叔向的話有道理，并且對氏族貴族的子孫表示歉意，但他又說，他這樣做是為了救世，是想通過“妥協的政策”使將要沒落的貴族不會一旦而亡。叔向在別處的話也印證了當時的社會狀況，“晉國的氏族貴族大多已經不存在了，……我所在宗族本來有十一支，今天只有羊舌氏一支了。”（晉之公族盡矣。……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　　

這里，需要我們注意的是，此時的法，是氏族貴族與國民（包括顯族貴族與平民）妥協的產物，他們讓出了自己的一部分特權，以求調和與國民的矛盾。這時候，他們還是比較主動的。　　

二、對氏族貴族特權的徹底剝奪　　

氏族貴族作為一個階級是不愿放棄自己的天堂的。氏族貴族與顯族貴族（作為國民的代表）的矛盾事實上是不可調和的。　　

到了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更加激烈。各國的統治階級不能不感到危機深重。對各個國家來說，最重要的事情莫過于戰爭。而要想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富國強兵。這時，各國的王室已經意識到氏族貴族專政阻礙了國家經濟的發展。于是，各國都進行了程度不一的改革。這種改革，在秦國進行地最徹底，所以，秦國最終得以滅掉六國，統一了中國。　　

這種改革所以在秦國取得成功是有其原因的。相對東方六國而言，秦國在變法前是落后國家，正因為這種落后，秦國的氏族貴族的力量就相對弱小。所以，在剝奪其特權的過程中就沒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因此，經過商鞅變法，秦國就逐漸發展成為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國家，各地官僚由中央委任，而不再由氏族貴族世襲；在經濟上，井田制被破壞，自由經濟逐步代替了國有經濟。氏族貴族的力量在秦國逐漸就衰微了。　　

商鞅剝奪了氏族貴族的政治特權，建立了“軍功爵制度”。這是一種新的等級制，它不是像“禮”依照血緣決定人的社會等級，而是以“勤耕戰力者顯榮”為原則。也就是獎勵耕戰。“農戶努力耕織，向國家交納糧食布匹多的，成為半自由農民（大小戮力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即氏族貴族）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這種等級制共二十級，由第一級至第二級得列入戶籍，有一定的田宅或份地，大概屬于普通平民。——秦國還有奴隸存在。大概九級以上，就進入了權力階層，九級為五大夫，十級為左庶長，然后依次為右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上造、駟車庶長、大庶長、關內侯、徹侯。　　

商鞅變法另一個最重要的措施是初步建立起戶籍制度（別的國家還沒有），到秦始皇十六年，戶籍制度在秦國固定下來。戶籍制度是和行政區劃上的郡縣制結合在一起的。秦國郡下設縣，縣下設鄉，鄉下設亭，亭下是一個個按姓氏聚居的村落自治體。老百姓按十戶為“什”五戶為“伍”編為什伍，一戶有人犯法，其它各戶都要受罰（“為什伍而相司連坐”）。縣設縣令長，鄉設三老，有秩，游徼，還有嗇夫一職，專管訴訟收賦稅。亭設亭長（劉邦就是亭長出身）。村落中，族長地位最高。　　

戶籍制度的建立，使國家的稅收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這種制度把全國民眾組織了起來。而國家組織民眾的能力對于戰爭來說是最重要的。在這一方面，東方六國是遠遠落后于秦了。　　

另外，秦國通過建設水利設施，如鄭國渠、都江堰等，農業獲得了大發展。同時，秦國耕地充足，人均占有土地面積大。為了發展生產，還誘使三晉（即韓趙魏三國）之民到秦國種地。　　

商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史記》）。　　

三、秦統一六國　　

商鞅變法后，秦國的國家組織能力大大提高，中央和地方、國家與民眾組成了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而相對而言，東方六國由于氏族貴族力量巨大，雖然也進行了變法，但很不徹底（比如吳起在楚國的變法就以失敗告終）。這樣，王室與貴族之間的矛盾，就導致國家力量的分散。民眾各依附于對自己有利的貴族，眼中只有自己的依附者，而沒有國家。這樣，國家的組織能力就遠遠不如秦國了。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六國最終被秦國統一。　　

秦國的統一，是法家思想的勝利。　　

四、法家思想的先進性　　

法家思想是作為儒家思想的對立面出現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維護氏族宗法制的“禮”，而法家思想的核心則是棄禮立法。　　

私有制造就的顯族貴族的出現，以及自由經濟的發展，使得“禮”成了落后的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力量。在自由經濟之下，必須有一種對全體社會成員都有約束力的社會規則出現，使人們可以有序競爭，以推動生產的發展。這就是“法”。　　

儒家思想是保守的，法家思想是進取的。儒家思想宣揚“無變古，無異常”，法家思想宣揚“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儒家主張“親親”，法家主張“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儒家主張“仁政”“德治”（實質上還是要維護禮），法家講“禮墮而修耕戰”，后來的韓非更提出“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完全否定了“仁政”“德治”。　　

按照戰國時期的狀況，各國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只有不顧現實的唯心主義者才會認為，可以通過什么“仁政”“德治”達到天下太平。　　

法家的思想家們敏銳地看到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是“自由經濟與氏族貴族的國有經濟之間的矛盾”。這種經濟上的矛盾在階級關系上表現為顯族貴族（新興的國民階級的代表）與氏族貴族的矛盾。經濟要向前發展，不可能止步不前，更不可能倒退，所以，顯族貴族與氏族貴族的斗爭就不可避免，并且由于顯族貴族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其最終的勝利也是必然。但是這種斗爭是復雜曲折的，往往暫時還會有失敗。秦的統一六國，就是法家思想的勝利。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代替了氏族宗法政治，自由經濟代替了國有經濟。　　

儒家在政治觀點上表現為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用靜止的、孤立的觀點看問題，而法家的思想家們則是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他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他們認清了歷史的發展趨勢，并以大無畏的精神去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吳起因變法遭射殺，商鞅因變法遭車裂。　　

法家思想可以簡單概括為“富國強兵”四個字。富國，就是剝奪氏族貴族的特權，發展自由經濟；強兵，就是以武力統一天下。　　

五、莊子、孟子思想簡評　　

（一）、絕望的蝴蝶——莊子　　

莊子生活在戰國中期，據《史記》說他是宋國蒙人，蒙是宋國的地方，后來被楚國吞并。他大約是一個經歷過亡國之痛的沒落小貴族，生活很貧困。　　

戰國時，各國國內階級斗爭激烈，國與國之間也戰爭不斷，兼并滅國的現象時有發生。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沒有保障。同時，由于社會經濟、政治的大變動，大多數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各階級之間競爭激烈。人的社會地位的升降沉浮都在旦夕之間。　　

莊子不理解這種社會“亂象”，只看到混亂與災難。雖有儒、墨等士人試圖挽救社會危機，但他們的努力顯然不能收到效果。而那些法家人士，還有所謂的從事外交的縱橫家，莊子只能看到他們在挑起事端。而莊子也找不到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于是，莊子就對現實絕望了。　　

既然個人不能改變現實，那么又怎么在現實中生存、生活下去呢？　　

對現實的無能為力，使莊子完全放棄了人的社會責任心，完全否定了人對現實的主觀能動性，也就是說，莊子認為，面對現實人什么也改變不了，或者說，不管你做什么，都是毫無意義的。這就是莊子的世界觀，莊子無為哲學的思想基礎。他的世界觀與儒墨人士是截然不同的。儒墨人士都有著極強的社會責任心。于是，莊子的人生目標就定格到了“個人怎樣生存”上。　　

既然人對現實完全無能為力，而現實又只能給人帶來苦難。所以，為了個人的生存，莊子認為人應該遠離現實，過一種棄世的脫俗生活。“古時候的‘真人’，不因為生存而喜悅，也不厭惡死亡，出生了不覺得歡喜，對死亡也不抗拒；生與死不過是無拘無束就走，又無拘無束地來罷了。不忘記自己從哪里來，也不尋求自己往哪里去，遇到什么樣的際遇都歡歡喜喜，忘掉死生恢復到自然的狀態。這就叫做不用心智去損害大道，也不用人為的因素去干擾自然。這種人就叫‘真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大宗師》）　　

什么意思呢？既然現實中只有苦難，人又無法改變現實，那就遠離世俗，與“道”合而為一。這里的道，包含有自然的意思。怎樣與自然合而為一？那就是放棄人的理智，把自己變成與木石等同的無生命的物質，與萬物同一。“現在我在雕陵游玩忘記了自身的存在，鳥鵲不時碰觸我的額頭，我在栗林游玩而忘記了自己。”（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游于栗林而忘真。——《山木》）“逃到曠野之中，穿著粗陋衣服，吃著野果，進入野獸中不驚擾獸群，進入飛鳥中不擾亂其行列。”（逃于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山木》）“理想的世界，和禽獸一塊居住，和萬物在一起，哪里還知道什么君子小人？”（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馬蹄》）　　

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也就是否定了人的理性，否定了知識的價值。沒有了理性，人和木石、動物不就真得沒有區別了嗎？而莊子認為，人就應該象木石一樣生活。現實只能給人帶來傷害，只有把自己等同于木石，人才能全生遠害。　　

然而，我們每個人都清楚，人是不可能離開世俗的，人必須生活在人群之中。所謂遠離世俗，只能是暫時的，更多地是心靈遠離，而身體由于要吃喝拉撒不可能長久遠離世俗。所以，莊子這里說的脫俗，更多地指心靈。那么，人的身體怎么辦呢？莊子又想出了一招，那就是順俗。當人們實在無法擺脫現實的時候，就要承認現實的合理性，不管現實是什么，都要認可它，“不譴是非，而與世俗處。”“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所以，莊子雖然否定了現實，認為這個時代“善人少不善人多”，有時甚至憤怒地說：“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但他為了達到個人心靈的安寧，就主動認可了現實，其中就把階級尊卑制度也當作自然之事。“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時之序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庭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天道》）　　

所以，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莊子的脫俗與順俗思想事實上是矛盾的。但對莊子而言，在不同的境遇，他可以選擇不同路數來解決個人的心靈安寧問題，來尋找心靈的安慰或寄托。　　

莊子的學說在他所處的時代并沒有太大影響。但之后，則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多少文人在人生失意的時候，總是用莊子的“脫俗”“順俗”思想求得心靈的慰藉。這也正是莊子學說最有價值的地方。　　

（二）、落伍的孟子　　

１、孟子的理想　　

和孔子、墨子等人一樣，孟子把戰國當作一個危機時代。但在政治體制方面孟子對現實的認識還趕不上墨子，墨子已經發覺國民中顯族的出現已不可避免，所以提出“官無長貴，民無終賤”的觀點，從而在理論上論證了平民參政的進步性。但作為墨子后來者的孟子，在他所處的戰國中期，平民參政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的情況下，依然固執地堅持政治上“親親”的氏族貴族專政制度，不能不說，他的政治觀點是過度落伍了。見到齊宣王時，他說：“大王的親族中在朝中為官的人，今天已經不多了。”孟子所說的這種現象，本身是一種歷史的進步，說明氏族貴族專政在逐步被打破，但孟子卻不這樣想，他接著說：“　國　君任用賢人，如果實在沒有辦法了，才能用親族之外的人，而這樣做卻會導致身份卑賤的人在地位上超過尊貴的人，與　國　君血緣關系疏遠的人地位超過親近的人。這種事能不謹慎嗎？”（　國　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　　

與這種政治觀點相適應，在經濟制度上，孟子反對戰國時已成為主流的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自由經濟，而主張恢復西周時期的建立在土地國有基礎上的井田制。他說：“仁政，就是要從劃定土地的邊界開始。邊界不劃定，就難以確定土地面積，分配土地時就會不公正。……每八戶人家分九百畝地，中間那一百畝是公田。八戶人家一家分配一百畝，公田要共同耕種。”（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祿不平。……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所以說，孟子的社會理想，基本上是想恢復西周“禮制”（孔子在春秋末期提出這種觀點，和當時的歷史發展趨勢還不甚明朗有關，在戰國中期還持有這種觀點，這實在是迂了）。　　

２、孟子對現狀的批判　　

他對戰國時期的一切社會現象幾乎都持批判態度。　　

他說：“春秋五霸，是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的罪人。現在的諸侯，是五霸的罪人。現在的大夫，是諸侯的罪人。……春秋五霸，沒有權利討伐其它諸侯，這種權利只有天子才有，所以說，五霸是天子的罪人。春秋五霸，雖然在某些方面破壞了周禮，但和其它諸侯訂立盟約的時候，同時在另一些方面也維護周禮，而現在的諸侯又破壞了這些盟約，所以說，現在的諸侯是五霸的罪人。現在的大夫不能幫助諸侯遵守周禮，反而促使諸侯破壞周禮，所以說現在的大夫是諸侯的罪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也就是說，孟子完全把春秋戰國時期對周禮的破壞過程當作歷史的倒退。　　

他又說：“不通過實行仁政而使人獲得財富，這違背了孔子的教義。何況是通過戰爭獲得財富（包括土地）呢？這叫做為了土地而去殺人，罪不容于死。所以，善于打仗的人，應該受到重刑，像吳起、孫臏；通過外交為　國　君謀利的人，應該受到次一級的刑，像蘇秦、張儀；破壞井田，鼓勵人開荒的人，也要受刑，像李悝、商鞅等人。”（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于孔子者也。況于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之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這里，孟子把法家“獎勵耕戰”的政策完全否定了。　　

他對那些不幫助　國　君實行仁政的人深惡痛絕，把為　國　君增加土地，增加財富的人稱作民賊，把張儀、公孫衍稱作　國　君的妾婦。　　

他還說：“各個等級的人相互爭奪財富，國家就危險了。”（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在君子看來，凡是以破壞周禮的方式來求取富貴的，妻妾不為之羞恥的很少。”（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而不相泣者，幾希矣）“追求財富是不仁的行為，仁者不追求財富。”（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這是孟子引用一個名叫陽虎的人的話）　　

他把土地私有否定了，也把國民爭取財富否定了。　　

３、實現理想的途徑　　

孟子對梁惠王說：“大王如果實行仁政，——減輕刑罰，減少賦稅，讓百姓勤勞耕作，成年人在閑暇時學習孝悌忠信，在家里能尊敬父兄，在外面能尊敬長者。那么，老百姓就是拿著木杖也可以擊敗武裝精良的秦、楚軍隊。因為他們不行仁政，老百姓生活很差，我們的老百姓生活好，大王帶領這樣的老百姓去攻打秦楚，對秦楚的老百姓來說是救他們于水火之中，他們怎么會與我們為敵呢？所以說，實行仁政的人是無敵的。對此你不要懷疑。”（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賦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息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無疑。）　　

孟子并不反對戰爭，他主張行仁政的　國　君可以去征伐暴虐的　國　君。這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就像是商湯伐夏桀，武王伐紂一樣，都不叫違背禮制。這種關于戰爭的思想是正確的。但他所說的仁政有實行的可能嗎？　　

他的仁政包括恢復井田制，給老百姓分配土地；輕徭薄賦；供養鰥寡孤獨；對人民進行思想教育等。在戰國時期任何一個國家當然不可能實行這些玩意兒。因為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統治階級對待老百姓好不好的問題，而是經濟發展了，新的階級力量出現了，階級斗爭也就必然出現。　　

井田制肯定是恢復不了，因為　國　君沒有力量控制自己的臣下，國民中的顯族階級是不愿恢復井田的。至于輕徭薄賦，那也不是　國　君一個人說了算，很多人并不愿意，他們也不會聽　國　君的。也就是說，一個社會的經濟、政治狀況，都有它的現實基礎，現實基礎不變，經濟、政治狀況就很難改變。歷史不是說你某一個人想怎樣改變就能改變的。在這方面，孟子絕對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他甚至認為，如果哪個　國　君任用他，很輕易地他就能推行仁政，并且讓這個國家強大。他說：“如果齊王用我，我推行仁政，讓齊國強大就像翻一下自己的手掌一樣容易。”（以齊王，由反手也。）“如果施行仁政，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擺弄東西一樣容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于掌上。）但事實證明，孟子的主張沒有一個　國　君采用。　　

戰國時期，由于戰亂不斷，各國統治階級都有朝不保夕之感，所以就想方設法想維護自己的統治，因此，他們非常重視所謂的人才。有很多貴族“養士”，像所謂的戰　國四　君子；他們也重視孟子這些知識分子，希望這些人能夠為他們出謀劃策，像孟子就很受很多　國　君的禮遇，雖然他們不相信孟子的話。　　

孟子是個自負的人，卻得不到　國　君的信用，那么他在心理上怎么求得平衡呢？這就涉及到了孟子的天命觀。“一個人能不能成功，那要看天意啊！”（若夫成功，則天也。）“　魯國國　君不用我，是天意啊！”（吾之不遇魯侯，天也。）“五百年里必然會出現一個王者，……現在是天意不愿天下太平，如果上天想讓天下太平，當今之世，能讓天下太平的，除了我還有誰呢？”（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這也正是孔子以來儒家的最大弱點，他們的思想本身不合時宜，卻自以為正確，于是為了自我安慰，只有相信了自古而有的所謂天命。而推崇天命，也正是西周禮制合法化的基礎。這種天命觀，也導致了他們不能進一步思考，不能進一步去認識歷史的真相。天命觀成了他們思想的枷鎖，使他們成了落伍者。　　

孟子說：“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國民開始和氏族貴族爭權奪利），喪無日矣。”這句話充分證明了孟子是一個脫離現實的唯心主義的落伍者。　　

４、孟子思想中的精華　　

孟子思想中最精華的部分是其民本思想。“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其它如“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些格言警鐘，激勵著中國一代代志士仁人為民族的發展鞠躬盡瘁。　　

         2010年8月  河南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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