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海外小住，聞大陸學者高文謙先生在美國出版一部史籍：《晚年周恩來》。出書后高先生頻繁赴美各地演講，簽名留影，宣講答問，沸沸揚揚了好一陣子。高先生還因此被海外一些媒體稱作“忠孝兩全”的史學專家。今年春節回大陸途經香港，方購得高先生中文版大作，該書已多次再版，可知讀者關注程度。細細讀過《晚年》，參照此前下載有關資料，心存疑竇若干，稍加梳理，歸成“十問”，敢就教于高文謙先生及各位讀者。

　　2004年4月5日于南京玄武湖畔

　　一、不負母命? 網上得知高先生的一些身世，特別是高母系清末民族英雄林則徐的后裔，不由得肅然起敬。不久前去北京，車過天安門時瞥見廣場中央的紀念碑，猛想起碑上林則徐“虎門硝煙”的浮雕――那還是我從小學課本里知道的。在碑身兩側，至今刻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題詞――須知林公是中共一直尊崇的英雄啊!高先生在《晚年》書末所附“哭母”祭文中提到：母親“對文謙從事歷史研究”“感到很欣慰，認為后繼有人”。想來高母在世時見到先生“于夾縫中”作的那些“文章”，定會痛感失望而有嚴厲評判――畢竟這是有辱林室家風的大事呀!祭文還稱：“文謙的寫作，離開你(高母)的支持和鼓勵是無法完成的”。這里“文謙的寫作”，當指先生出版的《晚年》一書。請問高先生：何不將當初尊母評點你的那些“奉命文章”，宣示與毛、周等代表的中共決裂，“支持和鼓勵”先生著書等精辟言論披露世人一、二，也好正先生“不負母命，以孝為先”之名?

　　二、稀世人才? 在中共的神秘部門――中央文獻研究室，高先生曾榮封“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組長”之職，并獲調閱中共高層核心檔案特權。按大陸官方說法，高先生如不是“德才兼備”，斷不可能踏入此門并升官至此。據我看來，中共組織部門更注重“以德為先”。換言之，高先生僅才華橫溢，但“德性”不足，也不會青云直上的。在中國歷史上秉筆直書、不畏權勢的史吏不乏其人。而像高先生這樣先委曲迎逢、后反戈一擊者卻實屬罕見，真是人才難得呀!盡管高先生過去屢為所見核心檔案而“震撼”、“早就為不能暢言所苦”，畢竟未能舍棄“奉命文章”所換俸祿。最終還是“命運的安排”(指大陸“六·四”事件)，才使先生下決心不再充當“御用學者”，而選擇作海外寓公，著書立說。請問高先生：你當初是以何等出眾的表現獲取原單位這般信任的?如果不是“命運的安排”致使功名無望，先生是否還會“表現”得更好，以便繼續升遷、功成名就?

　　三、緣份已盡? 高先生在《晚年》一書的后記和答記者問中說：大陸“六·四”后，我成了清查中的重點人物。而原單位(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還是盡可能地保我，希望保我過關，還繼續讓我擔任官方毛澤東和周恩來傳記的執筆人，希望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來。但“哀莫大于心死”，“ 我和共產黨的緣分已盡”?？吹竭@里，我覺得高先生一定奉行曹阿瞞“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信條。古人云：“士為知己者死”。先生原單位待先生可謂不薄，堪稱仁至義盡矣!盡管如此，高先生還是決意撒手而去，并發誓同中共斬盡“緣份”。然而，事實恐未必如此。君不見，先生大作《晚年》封面上豁然標注：“高文謙 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芍壬阅钅畈煌沃泄才f職。此外，作為中共高干的先生父母(按：都已過世)均系資深中共黨員，不知宣布“和共產黨緣份已盡”的高先生又將如何面對黃泉下的二老?

　　四、舍毛其誰? 高先生在海外很多場合都表現出對毛澤東的深仇大恨，宣稱：毛是現代中國一切災難的始作俑者。毛時代是一個貧窮和饑餓、恐怖和血腥的年代，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其殘酷程度甚至超過希特勒和斯大林。高先生還說，中國從百年屈辱走向獨立是一個歷史過程，始于中華民國，得力于抗日戰爭，并作為戰勝國進入聯合國安理會。毛在中共立國時，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其實是毛一個人站起來了，億萬中國人民趴下去了。這是中國人的悲哀。(據美國之音：高文謙與程君復激辯毛氏功過)好了，高先生就不必兜圈子了。先生實際上是想說：毛澤東遠不如當年美國人扶植下的蔣介石好，抗戰勝利后國共再戰，蔣敗而毛勝，實乃幾億“中國人的悲哀”。請問高先生：你說的“中國人的悲哀”是否也包括你的父母?先生父母當年追隨中共而反蔣氏，今天看來也是大錯特錯了!另外，高先生對毛氏畫像和遺體仍擺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切齒不已，意欲清除而后快。但先生或許忘了：這里還有毛親手奠基和題寫碑文的肯定先公林則徐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呢!它是否也應在清除之列?

　　五、何樂不為? 在《晚年》書中，高先生披露了不少有關周恩來“負面形象”的材料。其實，這早已不是什么不能言的秘密。先生全書以“保持晚節”、“順守之道”等說法詮釋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意思是周做的一切全是為了一己私利。對此看法，本人實不敢茍同。依鄙人愚見，面對“文革”，周恩來至少還有一種選擇：“稱病不出”。周在“文革”前已查出有心臟病(據周保健醫生張佐良大夫回憶)，“文革”中又患上癌癥，告假養病隨時可行，且全于情理之中――何樂而不為呢?

　　六、如此減法? 高先生以“知情人”的身份，介紹中共官方在處理歷史文獻檔案時通常的做法，主要不是采用“加法”(公開偽造)，而更多是使用“減法”，即采用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的辦法，根據政治上的需要決定取舍。不幸的是，高先生揭露的這種“減法”在《晚年》書中也得到驗證。該書最駭人之處，莫過于毛澤東有意阻撓周恩來癌病治療的“四條指示”了。但據今仍健在的周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大夫講：當年醫療組把總理病情報告送上去后，毛主席有親筆批示(用鉛筆寫的)，大意是：腫瘤的問題現在根本就沒解決，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喜歡開刀，開一個就死一個，死了一個陳毅，死了一個謝富治，難道你們也要把總理開死嗎?毛接下來又說：要加強護理，加強營養，不開刀，不手術。(按：《晚年》書中只引了毛后面的“四條指示”)張大夫認為：這并非毛有意刁難總理治療，而是他的一種思維方法。毛幾次自己有病的時候，他的態度也是這樣，不相信開刀。(引自鳳凰中文臺“魯豫有約：采訪張佐良”)另據我在大學任教的一位朋友說，大陸官方最近出版的建國后《毛澤東傳》里，也有和張大夫相同的說法。他還分析說：林彪事件之后，毛正要依靠周而絕無可能“害死”周，并且此種招術也不符毛的風格。請問高先生：關于毛對周治病的“指示”，你為何用了“減法”?是否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七、為誰遮掩? 去年6月，高先生在美國新澤西作“去偽存真，講出真話，還原歷史”的演講，聽眾高振國(中國旅美探親者)針對你表白過去在大陸只能“根據政治上的需要，總是想方設法試圖替周遮掩，找解釋”等說辭，當場提出書面質疑，他說：聽此言，使我明白了文謙先生的升遷方式。周恩來需要“遮掩”嗎?他一天到晚責備自己，還需要史家“遮掩”?我看是你自己需要遮掩。周恩來的檔案固然重要，但是還有比這更重要的，那就是咱們的衣食父母中國人民。文謙先生不是立志“還國人知情權”嗎，那就請回國面對人民。(按：本人至今未見高文謙先生對高振國先生質疑的正式答復。)這次演講中你還說：我在1986年《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為周說了不少好話”，針對一些人的異議(按：有人嫌周的形象仍不夠完美)，你堅持“應該根據歷史事實說話”。請問高先生：你當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是“替周遮掩，找解釋”呢，還是“根據歷史事實說話”呢?

　　八、空頭支票? 高先生曾表示，將用《晚年周恩來》這本書的收入投入“再生產”，潛心寫作一部中國文化大革命史。又稱，如果這本書能夠在中國大陸開禁，將把全部收入用來建立一個“還民眾知情權”基金會。此話“博得滿場熱烈掌聲”。高先生的表態，乍聽起來言之鑿鑿，豪爽大度，但細想來卻不禁讓人啞然失笑。先生明知自己所著不管是《晚年》還是《文革史》，都絕無可能在中國大陸開禁(先生在一次答記者問時坦言，國內沒有出版社敢出版“我的書”)，卻有意開此“空頭支票”，豈不虛偽做作?這不由得使人想起三國里的一段故事：東吳派魯肅向劉備索還荊州，孔明許諾說：待我主圖得西川后，那時便還。魯肅信以為真，當場與劉備、孔明寫下文書并作押。魯肅持文書回復周瑜，周瑜頓足道：子敬中計矣!誰知他幾時取西川?若劉備十年不取西川，則荊州十年不還矣!不是同樣道理嗎：若大陸十年不開禁高先生著作，先生所捐“基金會”則十年無望矣!應該說，高先生當眾開這種“空頭支票”毫無實際意義，如今“作秀”之風盛行，用此雕蟲小技倒也不足為怪，只奇怪聽眾諸君中仍不乏憨厚魯子敬者，實屬可悲可嘆!請問高先生：開“空頭支票”，為收買人心――這樣的評價大概不算過分吧?

　　九、不見出處? 通覽高先生《晚年》一書，幾乎逢頁必見引文出處，真是學術味道很濃的呀，“權威性”不言自明。只可惜，書中最讓讀者(至少有鄙人)關注的幾則史料，卻怎樣也找不到它們的出處了! 如：1976年除夕夜中南海毛澤東住地的“鞭炮事件”(毛命人燃放鞭炮以慶賀周恩來之死)，毛在周病逝后對周的一番評說(毛稱周是反對他搞“文革”的，兩人的斗爭“不少于十次”，歷史鴻溝“沒法彌補”)，毛對群眾悼念周的指摘(毛批“悼念虛，復辟實”)，毛對總理繼承人的精心安排(毛確定華國鋒任代總理時，曾派人告張春橋“讓一下”，并告華：“如有事，找江青”)等。這些事情，都是大陸四五十歲以上的過來人至今搞不懂的“謎”，也是評價毛周關系的最緊要處。對此，海內外學者已多有質疑。請問高先生：自詡“去偽存真，講出真話，還原歷史”的嚴肅學者，你為何要在這樣重要的關節點“略去”引文出處，而不能還國人以“知情權”?

　　十、準備官司? 高先生裹挾中共核心檔案境外著書，顯然于大陸國家法律所不容。但迄今為止，尚未見大陸官方對此有何說法。而本人卻聽到傳聞：周恩來的親屬已打算根據有關法律，起訴高先生和香港明鏡出版社，理由是《晚年》一書損害了周的“名譽權”、侵犯了周的“隱私權”和“肖像權”等。上訴法庭在大陸還是香港、美國，暫不得而知。我曾詢問過當律師的朋友，他表示：高先生書中公布的周恩來的信件、筆記等，既是官方檔案，有的也屬個人隱私，作為親屬據此狀告侵權者，法律上可以認定受理。聽罷此言，我不禁為高先生捏把汗。但愿這真是“傳聞”罷了，先生最多有驚無險。為防萬一，奉勸先生暫且擱置“再生產”和“基金會”等想法，務必存下《晚年》一書所得收入以準備應付這場官司――須知來者不善呀!請問高先生：對此說法你有何評論?是否已作好打官司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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