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澤東在其漫長的革命生涯和領導工作中十分重視調查研究，并注意不斷總結調查研究的經驗，不僅認為“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而且強調“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深刻地論述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系統地闡明了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本文從十七個方面論述了毛澤東關于調查研究方法的思想，認為毛澤東所談的調查研究方法不是針對某一特定問題而講的個案性的具體調研方法，而是講的調查研究的一般方法論原則，因而對調查研究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適用的，對搞好現時的調研工作具有重要價值。

　　習近平同志指出：“調查研究不僅是一種工作方法，而且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得失成敗的大問題”;“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做好領導工作的重要傳家寶”。這個傳家寶主要就是從毛澤東那兒傳下來的。毛澤東在其漫長的革命生涯和領導工作中十分重視調查研究，親自作了許多重要的調查研究，并注意不斷總結調查研究的經驗，撰寫了不少重要的調查研究報告和關于調查研究的光輝論文。他認為，不僅“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而且“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強調做“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而要使調查研究正確或科學，就必須采取正確的或科學的方法。因此，他不僅反復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還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論述了進行調查研究所應取的科學方法。他關于調查研究方法的許多論述，在今天仍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要搞好調查研究，就“必須建立對這一工作的深刻認識”

　　毛澤東指出，為了通過調查獲得“真實正確”的材料，就“必須建立對這一工作的深刻認識，看清楚這一工作的重要”。只有清楚而深刻地認識到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才可能有正確的態度，才會對調查研究給以“大力注意”，不怕困難，不怕麻煩，認真負責地去做好這項工作。沒有對調查研究的正確認識，是不可能做好這一工作的。

　　二、要搞好調查研究，就要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及“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堅決反對“實行官僚主義的老爺式的使人厭惡得透頂的那種調查法”

　　深刻認識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是搞好這項工作的前提，但僅僅這樣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好的態度和作法。毛澤東指出：要通過調查獲得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就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又說：做調查研究工作，“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就是說，要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就要有虛心向下級、向群眾請教的小學生精神，而且“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態度的”，“有了平等的態度，當小學生的態度，才能夠調查到一點東西”，否則，別人就不會理你，就會“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這樣你就不可能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還針對當時調查研究中出現的官僚主義現象特別強調要反對“老爺式的調查”，甚至說如果有人還要“實行官僚主義的老爺式的使人厭惡得透頂的那種調查法，黨委有權教育他們”，“死官僚不聽話的，黨委有權把他們轟走”。

　　三、要搞好調查研究，還要有明確的目的，或者說要明確調查研究所要達到的“主要目的”

　　毛澤東在1930年寫的那篇《反對本本主義》的文章中批評一些人的調查方法不正確，因為其調查沒有明確的目的，調查的結果“就像掛了一篇狗肉帳，像鄉下人上街聽了許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頂上觀察人民城廓。這種調查用處不大，不能達到我們的主要目的”。因此，要搞好調查研究工作，還必須要有明確的目的，做到有的放矢。毛澤東認為，在民主革命時期進行調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情況”，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后定出我們正確的斗爭策略”，“是為了解決民主革命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仍然需要調查研究，但與民主革命時期調查研究“是為了解決民主革命的問題”不同，社會主義時期調查研究的目的“不是解決這個問題”，而是對社會主義建設“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制定出一整套“方針、政策和辦法”。

　　四、要搞好調查研究，不僅要有正確的態度和明確的目的，還必須“親身出馬”，付諸行動

　　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毛澤東就強調領導干部要“親身出馬”作調查：“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全國解放后，毛澤東又談到這一觀點：“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書面報告也可以看，但是這跟自己親身的調查是不相同的。”他要求“作系統的親身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強調領導干部要親身出馬作調查研究是很重要的，因為只有親身出馬才能獲得第一手材料，對實際情況才可能有最真切的感受和了解，從而也才能更好地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才能更好地據此決定自己的工作方針，把領導工作做得更好。

　　五、要搞好調查研究，還要在有條件時把“親身出馬”與“組織調查研究的班子”和其他途徑結合起來

　　毛澤東強調必須“親身出馬”作調查研究，同時又認為在有條件時要把親身作調查研究與組織調查研究班子(如調查研究小組)進行調查研究結合起來。把“親身出馬”與“組織調查研究的班子”結合起來進行調查研究，有利于更多、更快、更好、更全面地作好這項工作。當然，在我們黨的早期，組織調查研究班子進行調查往往“難于辦到”，因為“那時我們全部人馬只有幾千人”，但當“有這樣的便利條件”時就應把“親身出馬”與“組織調查研究的班子”結合起來進行調查研究，或“派調查組結合當地同志進行調查”。1961年，毛澤東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時這樣談到領導干部的調查研究工作：“調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難，……要組織調查研究的班子，指導他們去搞。”領導干部擔負著重要的領導責任，“親身出馬”做調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領導干部要做的工作很多，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每一項調查研究都“親身出馬”。領導干部應“親身出馬”做的調查研究主要是“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調查，還有許多調查研究需要組織并指導調查研究的班子去搞。同時，毛澤東還注意利用其他途徑作調查研究，如讓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包括秘書和警衛人員等下基層一線幫他作實地調查，或讓他們利用回家探親的機會幫助做調查研究工作。

　　無論是派調查組進行調查，還是采取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幫助調查等方式，毛澤東都非常重視在調查前對參加調查的人員進行培訓和指導。為了讓警衛戰士幫助他搞好調查，他把做好調查工作特別是利用回家探親的機會調查了解情況作為警衛戰士的三大任務之一，親自為警衛戰士擬定《出差守則》，講解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布置具體的調查任務，并仔細閱改警衛戰士寫的調查報告。1960年底、1961年初，毛澤東派身邊的工作人員林克、高智、葉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封耀松等人(后來發展到13人)到河南作調查，行前先讓他們在訓練班接受了為期兩周的學習訓練，并先后兩次給他們講調查研究問題，包括對這次調查研究的重要意義、要調查的主要問題、如實反映情況的態度、要注意的其他問題(如向群眾學習和過好生活關、政策關、群眾關)、成立臨時黨支部等都一一給予指導，還專門為他們寫了一封信就有關事項加以說明、給予關心。1961年1月中旬開始，毛澤東派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帶領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進行調查，行前毛澤東專門給他們寫信就調查組的組成、分小組、調查的地方、調查對象的選擇、調查后的報告等一一講明，并要求給每人發一份毛澤東1930年寫的《調查工作》(后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盡管這三個組的組長都是水平很高的領導人或秘書，但毛澤東仍指導得這樣仔細。1961年5月28日，在一份反映調查工作中有關問題的材料上，毛澤東針對出現的問題明確批示：“派調查組下去，無論城鄉，無論人多人少，都應先有訓練，講明政策、態度和方法，不使調查達不到目的，引起基層同志反感，使調查這樣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災難。”可見，毛澤東對組織人下去調查所應做好的對參加調查的人員的事前培訓和指導是十分重視的。

　　六、要搞好調查研究，還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反對主觀主義(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

　　毛澤東反對把馬列主義當作教條、不顧實際情況開口閉口“拿本本來”的本本主義，但他明確指出反對本本主義或教條主義“不是反對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非有不可”，并十分重視從實際出發應用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因而他要求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運用于指導實踐，包括指導調查研究工作。他多次在談到調查研究的文章或講話中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最好、最適用的工具，但指出不能對馬克思主義作神秘的理解。毛澤東針對調查研究中表現出的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在其1963年主持制定并反復討論修改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中專門列出“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進行調查研究的問題”加以論述和規定，并在原稿上專門增寫一段話著重強調要大力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我們現在還有一些處在領導工作崗位的同志和許多從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革命的認識論，……他們常常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以主觀主義(唯心主義)代替唯物主義，以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既然這樣，那他們的調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為了做好我們的工作，各級黨委應當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這里把學習并懂得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當作搞好調查研究工作的前提，突出強調了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指導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毛澤東強調用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指導調查研究，同時也是為了反對和避免調查研究中的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如果把調查研究當作尋找一些表面的片面的個別材料求證自己的主觀假設的手段，這種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所謂調查研究顯然就如同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所以毛澤東針對這種情況明確地指出：“下去調查，不要搞主觀主義，大膽的主觀主義的假設，小心的主觀主義的求證”;“以主觀主義(唯心主義)代替唯物主義，以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調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因此，要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就必須反對和克服主觀主義(唯心主義)與形而上學。

　　七、要搞好調查研究，還要做到“走馬看花”與“下馬看花”或泛觀博覽與典型解剖(“典型調查”或“解剖麻雀”)相結合

　　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指導調查研究，反對主觀主義(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需要把“走馬看花”與“下馬看花”結合起來。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任何事物都是普遍和特殊的統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一類事物或一類問題是由許多個別的特殊的事物或問題組成的，其中個別的特殊的事物或問題包含著這一類事物或這一類問題的普遍本質;要了解這樣的一類事物或問題，沒有必要有時也不可能對這類事物或這類問題中的所有個別的特殊的事物或問題都作詳細的調查研究，只需對其中一個或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個別的特殊的事物或問題作詳細的調查研究即可。毛澤東認為，在這里就要采取“走馬看花”與“下馬看花”相結合的方法，也就是泛觀博覽與典型解剖相結合的方法。毛澤東曾經在談到“我們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文學家、藝術家、教員和科學研究人員，都應該盡可能地利用各種機會去接近工人農民”時說：“有些人可以到工廠農村去看一看，轉一轉，這叫‘走馬看花’，總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廠農村里住幾個月，在那里作調查，交朋友，這叫‘下馬看花’。”1956年，毛澤東在同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話時，明確地把“走馬看花”與“下馬看花”作為兩種調查的方法加以介紹：“調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走馬看花，一種是下馬看花。走馬看花，不深入，因為有那么多的花嘛。……還必須用第二種方法，就是下馬看花，過細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個‘麻雀’。”走馬看花是泛泛觀察，是“面”上的博覽，是感性認識。這對了解全局和作為進一步認識的基礎是重要的。但走馬看花所獲得的認識“不深入”，是籠統的、表面的，觀察問題如果僅僅“是走馬看花的，各樣都弄一點，這只是空花費了時間，一事無成”;“倘若走馬看花，如某同志所謂‘到處只問一下子’，那便是一輩子也不能了解問題的深處”，“這種研究方法是顯然不對的”。所以毛澤東要求調查不能只是表面的“走馬看花”，而是“要深入”，要更加重視“下馬看花”，就是要找一兩朵典型的亦即具有代表性的花“過細”地看，加以“分析”、“解剖”，以便獲得深入的本質性的認識。這“下馬看花”是“典型調查”，是“點”上的深入，是為了最終獲得關于事物本質的理性認識。毛澤東也把這樣的“下馬看花”或“典型調查”稱為”解剖麻雀“。

　　毛澤東特別重視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調查。他在與外賓談到調查農村時說：不僅黨的總書記要“重視解剖一兩個‘麻雀’”，“要親自動手，了解一兩個農村”;而且，“黨的領導機關，包括全國性的、省的和縣的負責同志，也要親自調查一兩個農村，解剖一兩個‘麻雀’”。毛澤東把“解剖麻雀”當作掌握情況、實施正確領導的重要方法，并以個別與一般、特殊與普遍的辯證關系說明解剖麻雀的道理：“領導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錯誤，就要注意領導方法，加強領導。……如果有問題，就要從個別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統統捉來解剖，然后才證明‘麻雀雖小，肝膽俱全’。從來的科學家都不是這么干的。”解剖“麻雀”之所以必要，就是因為解剖一兩個“麻雀”便可以知道一群“麻雀”或同類的其它所有“麻雀”。要了解“麻雀雖小，肝膽俱全”的事實，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麻雀”都抓來解剖，而只需解剖一兩個“麻雀”，從個別中見普遍。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調查就是這種“從個別中看出普遍性”的方法。

　　那么，如何尋找要解剖的“麻雀”或典型呢?毛澤東說：“怎樣找調查的典型?調查的典型可以分為三種：一、先進的，二、中間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據這種分類，每類調查兩三個，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這就是說，要調查某方面的情況，就要分別找出兩三個能代表其中“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三類情況的對象，這些對象就是要重點解剖的“麻雀”或應著重調查的典型。把這些典型弄清楚了，其它一般的情況也就可知了。

　　綜上所述，毛澤東認為開展調查要把“走馬看花”與“下馬看花”結合起來。如前所述，“走馬看花”是“面”上的泛觀博覽，是感性認識;“下馬看花”是“點”上的深入解剖或典型調查，是為了獲得把握事物本質的理性認識。因此，“走馬看花”與“下馬看花”的結合，也就是“面”和“點”的結合或泛觀博覽與深入解剖的結合，是要從“面”上的感性認識通過“點”上的深入而上升到把握事物本質的理性認識。這是任何科學的調查研究都應采取的方法。

　　八、搞好調查研究工作，還要“開調查會作討論式的調查”

　　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特別是在“下馬看花”或“解剖麻雀”的過程中，開調查會作討論式的調查是十分必要的。

　　毛澤東認為，不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識”。他還根據自己的親身體會說：“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么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他又指出：“要做討論式的調查，才能得出近乎正確的結論。”“那種不開調查會，不作討論式的調查，只憑一個人講他的經驗的方法，是容易犯錯誤的。那種只隨便問一下子，不提出中心問題在會議席上經過辯論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確的結論的”。總之，要搞好調查研究工作，獲得“完全的知識”，抽出“近于正確的結論”，就需要開調查會，需要“作討論式的調查”。

　　怎樣開好調查會，搞好討論式的調查呢?

　　其一，要明確開調查會應弄清和解決的問題。

　　為什么要開調查會?開調查會要弄清和解決哪些方面的問題?這是在開調查會之前必須明確的。毛澤東說：“一個調查會不僅提出問題，而且要有解決問題的方法。”這里就涉及開調查會要“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也就是要求必須首先明確每一次調查會要提出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

　　其二，要根據所調查的問題確定參加調查會的人員。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參加調查會的“要是能深切明了社會經濟情況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和下級的干部，或老百姓”，應是與所調查的問題有關的各方面的代表人員，這樣便于全面了解情況。總之，“各種人都要，經驗多的人要，經驗少但思想進步的人也要。從職業上說，工人也要，農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識分子也要，士兵也要，甚至流氓也要”。至于到會人數的多少，則要根據調查人的指揮能力而定。

　　其三，要根據調查目的確定調查綱目。

　　召開任何一次調查會，都要根據調查目的確定調查的大綱和細目：“綱目要事先準備，調查人按照綱目發問，會眾口說”。

　　其四，要自己口問手寫。

　　毛澤東主張“了解情況，要用眼睛看，要用口問，要用手記”’例，開調查會時調查人“必須自己口問手寫”。又說：“調查不但要自己當主席，適當地指揮調查會的到會人，而且要自己做記錄，把調查的結果記下來。假手于人是不行的。”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做到準確可靠。

　　其五，要同到會人展開討論。

　　毛澤東說，開調查會要“同到會人展開討論”，“提出中心問題”在會議席上進行辯論，或對于“不明了的，有疑義的，提起辯論”。后來他還講到：“你可提出幾個方案，跟他們討論，跟他們研究，這個方案好，還是那個方案好”。這樣討論有利于弄清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

　　九、要搞好調查研究，還必須“和群眾做朋友”，讓他們“說真話”

　　我們的調查主要是向基層、向群眾作調查。無論是上面說的“走馬看花”、“下馬看花”的調查，還是開調查會的討論式的調查，都需要被調查的群眾講真話。如果群眾不講真話，我們的調查就不可能掌握到真實的情況。而要讓群眾講真話，就要和群眾作朋友，取得群眾的信任和支持。

　　毛澤東說：“怎樣使對方說真話?各個人特點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點是要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使人家討厭。群眾不講真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你的來意究竟是否于他們有利。要在談話過程中和做朋友的過程中，給他們一些時間摸索你的心，逐漸地讓他們能夠了解你的真意，把你當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調查出真情況來。群眾不講真話，不怪群眾，只怪自己。”只有設法真心誠意地和群眾做朋友，讓群眾了解你的調查是一項有益的或有意義的工作，不會給他們帶來壞處，他們才會信任你、支持你，給你提供真實的情況。這樣，你才能獲得可靠的材料，使調查研究工作取得好的成果。

　　十、要和群眾做朋友，搞好調查研究工作，“下去蹲點”是十分重要的途徑

　　所謂”蹲點“，就是重點深入到一個地方去，在一段時間里住下來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和群眾交朋友，向群眾、向實踐作調查研究，當群眾的小學生，同時又宣傳群眾、指導群眾，幫助群眾克服困難、解決實際問題。

　　毛澤東說：“蹲點調查研究是簡便易行的”，“下決心長期下去蹲點，就能聽到群眾的呼聲，就能從實踐中逐步地認識客觀真理”。毛澤東特別重視干部下基層蹲點。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點，到生產大隊、生產隊，到工廠，到商店，去蹲點。”毛澤東還特別強調主要領導干部要帶頭蹲點，對不這樣做的現象提出批評：“調查研究，我們從前做得比較好，可是進城以后，不認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們又重新提倡，現在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但是，在領導干部中間，特別是在高級領導干部中間，有一些地方、部門和企業，至今還沒有形成風氣。有一些省委書記，到現在還沒有下去蹲過點。如果省委書記不去，怎么能叫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下去蹲點呢?這個現象不好，必須改變過來。”可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了認識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毛澤東十分重視領導干部下基層蹲點進行調查研究。

　　十一、要搞好調查研究，還要既“詳細地占有材料”，又“抓住要點”，善于抓住主要矛盾

　　調查的過程是收集材料的過程。但是，收集材料時要注意什么呢?

　　毛澤東說：“詳細地占有材料，抓住要點。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矛盾的主導方面)。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列寧研究帝國主義，都是收集了很多統計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現特點的一部分。”又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但就有同志要問：‘十樣事物，我調查了九樣，只有一樣沒有調查，有沒有發言權?’我以為如果你調查的九樣都是一些次要的東西，把主要的東西都丟掉了，那末，仍舊是沒有發言權。”就是說，通過調查收集材料時要特別注意收集那些最能反映事物本質特征的材料，這些材料表現的是決定事物本質的矛盾的主導方面，是我們調查時要抓住的主要之點。只有在詳細地占有材料的同時，又抓住要點，我們的調查才能為認識事物的本質提供可靠的基礎，我們也才能獲得對有關問題的發言權。

　　這里所謂“抓住要點”就是要求抓住“矛盾的主導方面”，也就是事物矛盾體系中的主要矛盾。這是決定事物本質的方面。毛澤東認為在調查研究時著力抓事物矛盾體系中的主要矛盾，把主要矛盾“作為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假若丟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細微末節，猶如見樹木而不見森林，仍是無發言權的”。1959年3月，他在一份簡報的批語中指出：“很多同志做了幾個月的調查，開過不少的大會小會，結果對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卻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原因是方法不對，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這說明調查研究一定要善于抓主要矛盾。

　　十二、要搞好調查研究，還要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做到“胸中有‘數’”

　　在收集材料的過程中，注意了解事物的數量，做到胸中有“數”，也是搞好調查研究的重要一環。毛澤東不僅十分強調了解事物數量的重要性，而且他作的每一個調查都有詳細的數字記錄，他的許多科學結論都是以可靠的數量分析作基礎的。

　　1949年，毛澤東在談到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時指出，要通過調查做到“胸中有‘數’”：“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例如，要進行土地改革，對于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這些數字就必須了解，才能據以定出正確的政策。……在任何群眾運動中，群眾積極擁護的有多少，反對的有多少，處于中間狀態的有多少，這些都必須有個基本的調查，基本的分析，不可無根據地、主觀地決定問題。”在這里，毛澤東以質和量的辯證關系闡明了應重視數量調查的道理：任何事物都是數量和質量的統一，一定的質量都有一定的數量界限，任何一種事物的本質都在數量上具有一定的規定性;因此，我們在調查過程中，一定要注意收集事物數量方面的材料，特別是那些對表現事物本質具有決定意義的基本的數字統計、主要的百分比要著重調查清楚。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到胸中有“數”，才能據以更好地認識事物的本質，作出正確的決策，避免“無根據地、主觀地決定問題”，從而才能更好地做好工作，少犯錯誤或不犯錯誤。

　　十三、要搞好調查研究，還要注意對被調查對象作“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考察和了解

　　毛澤東曾多次把調查研究中的零碎性和不系統性作為重要缺點，反復強調要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回顧了我們黨成立二十年來的調查研究工作，指出其缺點在于：“對于國內和國際的各方面，對于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并沒有對于上述各方面作過系統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在這篇文章中，他還對許多同志中間存在著的“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愿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里發號施令”的主觀主義作風提出了批評。針對調查研究中存在的零碎性和不系統性的缺點，毛澤東反復強調“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解決問題“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并向全黨提出“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的任務。

　　毛澤東還特別重視了解被調查對象的歷史和現狀，認為對中國革命作調查研究時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是個什么東西，就是要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要解決問題，就要“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把問題的現狀和歷史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之后“就有解決的辦法了”。

　　我們作調查研究時之所以要系統周密，就是因為任何一個對象都是由內部諸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聯系并與外界環境相互作用、相互聯系而成的系統有機整體，只有按其系統本性對其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才能加以正確的了解和把握。我們作調查研究時之所以要由歷史到現狀進行考察，就是因為任何一個對象都有其不斷發展變化的歷史，其現狀都是其歷史演變的結果，對它進行系統周密的調查本身就應包括對它作由歷史到現狀的考察，只有這樣才能準確地加以了解和把握。因此，對任何一個對象的調查研究都應是系統周密同時又包括由歷史到現狀的考察。所以毛澤東強調“要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

　　十四、要搞好調查研究，還要對調查所得材料加以“周密思索”或“改造制作”，“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實事求是”，把握事物的本質或規律，“引出正確的結論”

　　我們進行調查研究不是為了一般地了解情況，而是要把握規律，解決問題，以便正確地決定工作方針，指導事業取得成功。而要達此目的，就不僅要通過調查系統周密地掌握客觀實際材料，還必須對這些材料進行科學的研究，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實事求是，得出正確結論。

　　1936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談到指揮員的作戰計劃的形成時說：“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系，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斗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這里所謂“偵察”，就是調查;對偵察得來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或對“敵我情況及其相互關系的周密思索”，就是對調查所得材料進行思維加工的研究過程。通過調查掌握材料的過程是感性認識階段，它只能把握事物的現象。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則是理性認識階段，它能由現象深入本質，把握事物的規律。這就是毛澤東在寫于1937年的《實踐論》中所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

　　這種對從實踐中或實際調查中獲得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過程或“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也就是通過對調查所得的各種材料進行科學研究，從而實事求是的過程。毛澤東1941年5月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談到馬克思主義的調查研究態度時說：“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就是說：“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就是“實事求是”，即從客觀存在的“實事”中“求”出“是”即規律性，以“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正確地指導人們的行動;而要這樣，就要深入實際，通過調查了解情況，詳細地占有材料，并以馬列主義一般原理為指導進行研究，從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十五、要搞好調查研究，還需根據對立統一觀點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發現問題，揭露問題，解決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對具體問題作出具體的分析”

　　從調查研究主要是為了解決問題的角度考察，上面所說通過調查獲得“各種材料”并對之進行“周密思索”、“改造制作”的過程，或“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實事求是”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運用對立統一觀點通過分析和綜合“發現問題，揭露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亦即“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

　　1959年2月，毛澤東在談到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時說：“問題就是矛盾。發現問題，經過調查研究，充分揭露，詳細了解，才能認識問題，解決問題。我們過去搞革命戰爭，沒有一次是情況不清楚、條件不成熟而打了勝仗的。現在我們搞建設，要攻這個敵人，我們是新手，我們不會搞，也要調查研究，善于發現、揭露、解決問題。”“要鉆進去調查研究，發現問題，揭露問題，解決問題。”問題就是矛盾，就是對立統一，所以毛澤東根據“調查就是解決問題”的思想而主張調查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要運用對立統一觀點進行分析和綜合。他說：“當我們觀察一件事物時，第一步的觀察只能看到這件事物的大體輪廓，形成一般概念”;第二步就是用分析方法對事物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細細的研究和分析”;第三步便是“用綜合法把對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綜合”，從總體上獲得對事物的“科學的認識和具體的了解”，把握其運動“規律”或得出應有的“結論”。他指出“這里特別要注意的是分析。應該是分析而又綜合，就是說在第二步驟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綜合”。他認為這里講的“分析法和綜合法”就是“對立統一和階級斗爭”觀點的運用，所以他強調搞調查研究“一定要把握住這方面的觀點，這種觀點，就是對立統一和階級斗爭”。而階級斗爭實際上又是對立統一觀點在階級社會的運用，因此，搞調查研究進行分析綜合最根本的還是要堅持對立統一觀點亦即矛盾觀點。1942年2月，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著重講了運用對立統一觀點或矛盾觀點進行調查研究或分析綜合，由觀察問題、提出問題直至解決問題的整個過程：“哪里有沒有解決的矛盾，哪里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總得贊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來。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于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么，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是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著模糊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這里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是提出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因為還沒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系，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因而問題的面貌還不明晰，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決問題。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說，如果是重要的帶指導性質的，總得要提出一個什么問題，接著加以分析，然后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的辦法。”這就是說，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要經過“大略的調查和研究”，要經過初步的分析，但這種“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或初步的分析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經過“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亦即“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并要在分析的基礎上“做綜合工作”，要通過對調查所得的豐富材料進行這種分析綜合的思維加工以“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系”，把握事物的本質或規律，從而得出正確結論，即“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問題的辦法”。科學的調查研究就是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對具體問題作出具體的分析”。毛澤東說：要“認真調查研究，對具體問題作出具體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觀主義的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在調查研究過程中分析解決各種問題時，我們都必須堅持”對具體問題作出具體的分析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反對“抽象的主觀主義的分析”。這是因為我們在調查研究中所面對的各種問題亦即各種矛盾都是各有特點的具體問題或具體矛盾。在調查研究過程中只有具體分析各種問題或矛盾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其所處的具體環境、具體條件，才能在此基礎上進行正確的綜合，從而正確地認識各種問題或矛盾的特點，并針對其不同特點找出正確的解決辦法。否則，“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從而也就不能正確認識和解決任何矛盾或問題，這樣也就不能達到調查研究的目的。

　　十六、要搞好調查研究，還要把堅持群眾路線與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統一起來，使調查研究的過程成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不斷循環上升的過程

　　毛澤東還從認識發展長過程和領導方法的角度，把調查研究的過程看作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不斷循環上升的過程，要求深入下層、深入群眾之中進行調查研究，把調查研究與堅持群眾路線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統一起來。

　　要通過調查研究真實地了解情況、獲得正確認識，就必須深入到群眾中去，向群眾的實踐請教。而且，我們進行調查研究的最終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調查研究的結果是否正確只能通過人民群眾的實踐才能得到檢驗，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的正確的方針政策等也只能通過指導人民群眾的實踐才能收到實效。因此，要搞好調查研究就必須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群眾路線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是統一的，調查研究堅持群眾路線也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毛澤東早在1930年就號召“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到群眾中去做深入的調查研究”，在調查研究中“要和群眾做朋友”等，這說明毛澤東所要求的調查研究主要是深入基層(如生產隊、工廠、商店、學校等)、深入群眾的調查研究。毛澤東經常把調查研究與堅持群眾路線同時加以強調，如說：“調查研究，走群眾路線，……群眾路線很重要。”毛澤東還多次從群眾路線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相統一的角度談到調查研究的方法。他曾經講到人的認識包括“概念的形成過程，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等“就是調查和研究的過程”，“調查要在實際中去調查，在實踐中間才能認識客觀事物”，人腦這個加工廠“制成完成品”所需要的“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或者自己的科學實驗中”，“人腦制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群眾去考驗”。他還指出：“我們的干部中，自以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因此，不厭其煩地宣傳這種認識論，是非常必要的。簡單地說，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下決心長期下去蹲點，就能聽到群眾的呼聲，就能從實踐中逐步地認識客觀真理，……然后再回到實踐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則必須重新向群眾的實踐請教。”毛澤東又說：“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毛澤東的這些論述表明，人的認識過程“就是調查和研究的過程”，亦即“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這個過程首先是通過“下去蹲點”，深入群眾的生活、實踐中進行調查，聽取“群眾的呼聲”，把群眾的“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收集起來，隨后“經過研究”即分析綜合或改造制作，把原先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從而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達到對客觀規律的把握，形成指導群眾行動、解決實際問題的一般原則。這就是“從群眾中來”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所形成的“集中的系統的意見”或一般原則“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群眾去考驗”，這就要求通過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使之化為群眾的意見，并見之于群眾的行動即實踐中，這就是“到群眾中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如果“集中的系統的意見”或一般原則行得通，則證明是正確的;“如果行不通，則必須重新向群眾的實踐請教”，這就要“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經過這樣無限循環，調查研究的認識成果就會“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所講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因此，毛澤東認為調查研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無限循環”的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就從堅持群眾路線與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相統一的角度論證了調查研究所應堅持的根本的科學方法。

　　十七、要搞好調查研究，還要注意在“深入解剖一個麻雀”或“深切地了解一處地方或一個問題”的過程中認真總結經驗，以便更好地把這項工作不斷進行下去

　　毛澤東說：“初次從事調查工作的人，要作一兩回深入的調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處地方(例如一個農村、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問題(例如糧食問題、貨幣問題)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處地方或者一個問題了，往后調查別處地方、別個問題，便容易找到門路了。”“要從個別問題深入，深入解剖一個麻雀，了解一處地方或一個問題。……深切地了解一處地方或一個問題，往后調查別處地方或別個問題，你就容易找到門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門路。”他又說：“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須自己親身去做，在做的過程中找出經驗來，用這些經驗再隨時去改進以后的調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這就是說，對于初次作調查研究的人來說，或對于初次調查研究某類問題的人來說，應該著重深入了解一處地方或一個問題，親自收集和整理材料，從中總結出經驗。這樣做所以必要，就是因為調查研究要不斷地進行，取得經驗并加以總結之后，可借以改進以后的調查研究，使以后的調查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調查研究工作之所以要不斷進行，這一方面是因為客觀實際情況多種多樣，不能一下子全部弄清楚;另一方面更因為客觀實際情況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不可能一兩次調查研究就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毛澤東說：“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物是運動的，變化著的，進步著的。因此，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又說：“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他嚴肅地批評“那些具有一成不變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樂觀的頭腦的同志們”以為現成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勝利，只要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利”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認為那“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客觀實際情況的不斷發展變化，要求我們必須反對以既成“本本”和既定辦法為教條的保守路線，改造“一成不變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樂觀的頭腦”，而著眼于不斷發展變化的實際情況，時時注意調查研究，把調查研究不斷進行下去。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及時地正確反映客觀實際及其規律，調查研究工作才能不斷取得成效。

　　以上論述表明，毛澤東關于調查究研方法的思想，內容十分豐富，博大精深;而且由于毛澤東所談的調查研究方法不是針對某一特定問題而講的個案性的具體調研方法，而是講的調查研究的一般方法論原則，因而對調查研究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適用的。習近平同志在《談談調查研究》的專文中對毛澤東關于調查研究方法的不少論述作了發揮，認為它們在今天新的時代條件下仍沒有過時，如說“蹲點調研、解剖‘麻雀’是過去常用的一種調研方式，在信息化時代依然是管用的”。為了搞好今天的調查研究工作，我們有必要認真梳理、研究、學習和運用毛澤東關于調查研究的精辟論述和科學總結，并根據新的情況加以豐富和發展，使調查研究工作針對新形勢下的新情況和新問題而做得更加科學、收到更大成效，從而更好地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67期，摘自2014年第4期《毛澤東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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