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江縣方召鄉方召村一間木屋。

　　堂屋正面的板壁上貼著兩張大大的毛澤東和朱德的像。

　　走進楊文光的家，記者第一眼發現，他正坐在畫像對面的木沙發上，兩眼呆呆地望著對面板壁上的畫像出神，時不時嘴皮嚅動張合一陣，似乎在念叨什么。

　　家里人說，他現在身體不太好，半年前還可以上山勞動，因風濕及帕金森老年綜合癥現在不能走了，上廁所都要人攙扶。平時，沒人打擾，他就這樣坐在沙發上發呆，望著毛主席和朱德的像出神，一坐就是半天。這兩張像一直就這么貼著，從1951年初臺江縣剛解放不久，楊文光準備參軍時就已貼上，直到現在，只是中途換了幾次新的。

　　記者看到，楊文光放在沙發上的雙手十指已明顯變形，右腳在不停抖動。

　　“你想說什么?”記者落座后問楊文光。

　　“毛主席發給我一支槍，我要一輩子扛著這支槍!”

　　老人異常嚴肅，渾濁的雙眼忽然睜開，放出光來，語氣堅定而自豪，不容置疑。

　　但沒想到，不一會兒他忽然像孩子一樣變了臉，眼睛眨巴幾下，大滴的老淚像泉水一樣涌出，順著略顯窄狹的長臉流到下巴，重重地砸在地上。恍惚中，記者心中一震，生出些許擔心，如此沉重的眼淚，木質地板是否經受得住打擊?

　　他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導，想起了從1951年6月至1958年8月七年多的歲月，朝鮮戰爭，西藏剿匪，戰友們一個個倒下……

　　我要一輩子扛著這支槍

　　“您見過毛主席嗎?”記者問。

　　“見過。我見過毛主席三次，一次是在北京，兩次是在戰場上。”

　　楊文光1930年1月出生，84歲了，身體不好，身上有七處槍傷，記憶有些模糊，思維也有些混亂，且吐字不清，但說起見到毛主席時卻字字清楚、鏗鏘有力、慷慨激昂。

　　1960年4月，是楊文光一生中最難忘、最激動的日子。作為民兵工作的模范代表，他得到了到北京參加全國民兵工作大會的榮譽。會上，毛主席、董必武等中央領導同志親自接見他們，并授給部分優秀代表每人一支半自動步槍。會后，楊文光特意邀約19個得到步槍獎勵的代表到天安門前照了一張合影留念。

　　三次見到毛主席

　　今年84歲的楊文光，身上有7處槍傷，記憶有些模糊，思維也有些混亂。但說起見到毛主席時的事情，卻出乎意料地字字清楚。

　　1951年6月，楊文光響應國家號召參加抗美援朝，1953年7月回國被編入3476部隊進藏剿匪，1958年8月復員轉業回鄉，1987年7月退休。

　　“我見過毛主席3次，一次是在北京，兩次是在戰場上。”楊文光說，1960年4月，作為民兵工作的模范代表，他獲得了到北京參加全國民兵工作大會的榮譽。會上，毛主席、董必武等中央領導同志親自接見他們，并授給部分優秀代表每人一支半自動步槍。會后，楊文光特意邀約18個得到步槍獎勵的代表到天安門前照了一張合影留念。

　　會上，毛主席還告訴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累，死也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退休后，他依然背著這支槍，從不離身，每天都要擦拭一兩次。

　　1996年10月21日，出于紅色教育的考慮，臺江縣人武部動員楊文光將槍獻出，由民兵武器庫保管。為此，縣人武部軍事科還專門給楊文光打了一張收條，聲明是“代保管”，槍號為：1809313。前些年，凱里軍分區將此槍收入保存，一直至今。

　　上甘嶺比電影里苦

　　1987年7月，楊文光從臺江縣革東區人武部部長崗位上退休。閑來無事，他經常看電視，最愛看的是戰爭片，特別是電影《上甘嶺》，不論哪個臺，只要播放就一定會看。

　　近幾年，每次看完《上甘嶺》，他總是悶悶不樂，家人見了不解。“里面怎么沒有我？我也參加了上甘嶺戰役，而且還負了傷，住了3個月的醫院。”許是不好意思，憋了半天他才說出來。

　　家人耐心解釋，這是電影，是演員扮演的，不是紀錄片。

　　楊文光懂了，但似乎又不懂，里面的場景似曾相識又似乎不同。

　　“我們打上甘嶺的時候比電影里的還要苦、還要慘哩！”

　　那是一場多么慘烈的戰斗！他們只能往山頭上沖，稍一后退敵人便反撲上來。坑道里，大小便不能及時處理，烈士的遺體不能及時掩埋，硝煙味、硫磺味、血腥味、屎尿味彌漫，讓人窒息。

　　有一次，他們已經餓了好幾天，沒想到敵人的飛機投下的食品有幾箱落到了他們的陣地上，大家因此度過了一場難關。

　　朝鮮的天氣很冷。有一次，他們連在一個冰天雪地的日子里執行戰斗任務，楊文光和戰友們趴在雪地上，一動不動地堅持了數天，整個人除了大腦還有一點意識，其他都僵硬了。許多戰士事后再也沒有站起來，一直保持著原有的姿勢。楊文光挺過來了，但卻留下嚴重的風濕病。

　　從復員證上記者了解到，楊文光復員前屬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川軍區訓練團，任排長，是步機槍手。

　　一張浸血的人民幣

　　記不清楚是進入西藏剿匪的第幾年了，當初和楊文光一起參軍、同在一個連戰斗的6個黔東南籍戰友，后來只剩下他和楊通富。楊通富是黃平縣人，比他大半歲，平時兩人玩得最好。

　　在一次戰斗打響前，兩人作了一個約定。“現在只有我們兩個黔東南的老鄉了，也不知道這次戰斗后，我們還能不能活著。”楊通富感慨地說。

　　“不管誰活著回來，都要寫信告訴對方家里人一聲，有機會回家的話，就去對方家里看一眼。”楊文光提議。

　　戰斗異常激烈，超出預料。

　　戰斗接近尾聲時，一聲爆炸，楊文光剛一扭頭，一塊彈片擦著他的后腦皮飛過去，一幕慘烈的場景永遠定格在眼前：一位戰友的身體像氣球那樣被炸彈的氣浪高高拋起，越過一棵碗口粗細的樹梢才沉重地掉下來。

　　楊文光不顧一切地奔過去，發現正是楊通富。

　　楊通富沒留下什么貴重遺物，從他的上衣兜里，楊文光摸出了一張浸滿血的人民幣。

　　戰斗結束后的第二天，楊文光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給楊通富的家人寫了一封有史以來最長的信，并把那張浸血的人民幣夾在信里，給他的家人寄了過去。

（黔東南新聞網 新華網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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