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歷史的當代闡釋典范：半個世紀來法國革命史學研究述略

　　【英文標題】Th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Model of History: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in Half a Century

　　【作者簡介】洪慶明，副教授，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上?！?00234

　　【內容提要】 近半個世紀來，法國革命史學解釋經歷了巨大變化。20世紀60、70年代英美修正派圍繞著18世紀法國的社會結構展開密集研究，顛覆了傳統史學中的階級對立觀念;70年代末文化解釋的興起，更是以話語分析替代了社會研究路徑，以意識形態動力論取代了階級斗爭動力論;但90年代以降，厭倦了話語分析過度使用的西方史學家們，重新回歸“社會”，關注革命時代個體或團體的實在經歷。每一次轉向背后，不僅是受史學理論變化的影響，更與當代的政治和思想氛圍緊密相連。對作為現代性源頭的法國大革命，每一種解釋都難以超越意識形態的藩籬，今天依然如是。

　　【關 鍵 詞】法國大革命/修正史學/時代政治和思想氛圍

　　20世紀50、60年代，以巴黎大學為中心的法國革命史研究臻于鼎盛時期。它不僅擁有完備的學術研究機制，吸引了世界各國諸多杰出學者聚集于此，更重要的是，先后在這里擔任革命史講座教授的馬迪厄、勒費弗爾到索布爾等左翼史學家發展出來的大革命傳統解釋——法國大革命是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的貴族階級、確立資本主義統治的標志性事件，在當時史學界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但隨著東西方冷戰漸至高潮，來自英美右翼史學家的攻擊也在此時開始了。最先發難的是倫敦大學革命史講座教授阿爾弗雷德·科本，此后許多英美史學家紛紛步其后塵。遞及60年代中期，法國年鑒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孚雷也加入到批判的行列。雙方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苦澀論戰，到1989年大革命200周年來臨之際，修正派史學家顛覆了傳統解釋中的社會經濟決定論和資產階級創世說，轉向政治文化解釋。曾經被視為附從于生產力的上層建筑——政治和文化，如今在修正主義史學家眼里成為具有自主能動性的決定因素，大革命史學研究從方向到方法因此皆產生了重大轉變。遞及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老一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和修正派史家紛紛退出學術舞臺，尤其是這個時代政治和學術環境的變化，法國革命史學陷入了一時相對沉靜的狀況，社會經濟解釋沒有重新得勢，修正史學也未統領革命史的研究模式，大革命史不再限于此前“傳統——修正”或“社會史——政治史”之爭的模式。但革命史學并未結束，大西洋兩岸的史學家們在繼續探索政治話語、表象模式和革命想象的同時，亦厭倦了修正派的虛空話語，開始注重革命年代的個人或團體具體而生動的經歷，以及由此滋生的文化意識。

　　本文試圖對大革命史學這個漫長而復雜的變化過程作一簡單的回顧，并分析史學變化背后的現實和思想因素，雖有掛一漏萬之嫌，但期有拋磚引玉之效。

　　一

　　1954年，科本在倫敦大學法國革命史講座教授就職演說上，以《法國大革命的神話》①為題，對來自海峽彼岸的大革命史主流解釋提出了質疑?？票镜墓?，主要瞄準構成傳統解釋的兩大要素。

　　首先，針對傳統解釋“反封建”的命題，科本討論了“封建主義”這個概念的歷史“真相”。在他看來，所謂的封建主義，它作為中世紀一種以土地所有權為基礎的統治體系，在18世紀的法國“久已不復存在”，“封建貴族不僅不再統治著國家，他們占有的全國土地份額也不多”。因此，封建主義不論曾經可能是什么，到18世紀“僅指殘存下來的舊式捐稅和勞役”。而且，這些殘存的領主特權有相當部分業已轉移到了平民手中?？票緭苏J定，盛行的大革命神話中第一個前提要素是不能成立的。

　　接著，科本討論了“資本主義性質的資產階級進行了革命”的概念。他承認，18世紀的金融和工商業資產階級屬于上升的階級，但在當時法國工業經濟尚未啟動的情況下，與19世紀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他們人數很少，在經濟中所占的重要性也不高?？票就ㄟ^對大革命期間各屆議會成員組成的職業類別進行分析，發現那些花錢買得官位的官員占據絕對優勢，而不是代表著流動財富的工商業資產階級。而且，工商業資產階級對革命毫無興趣，他們更希望有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因此，科本作出結論說，進行革命的不是“上升的商業資產階級”，而是“衰落的官員階級”。

　　那么，這些作為舊制度體制內官員的“衰落的資產階級”為何要革命?科本認為，這些依賴國家而生的買官者，對他們通過有違社會道德得來的職位絲毫沒有愧疚之感，因為“如果他們向更高一層的社會等級上看，會發現許多人依仗宮廷而占有高位和獲得年金，且事先沒有為此而付出過金錢，也沒有為此而付出過勞動”。而且，“特權等級享有比之浮華的社會優越地位更有價值的東西：他們壟斷著報酬最優厚且義務最輕微的職位”，這讓資產階級感到極其不滿。18世紀80年代官職職位的價格下降，又直接地損害到他們的經濟利益，更加劇了他們的不滿和怨恨。因此，他們要建立一種“唯才是舉”的制度。

　　在后來的《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解釋》②中，科本進一步細化了對傳統解釋的質疑。他提出，所謂的農民革命根本不能被納入“資產階級革命的框架之中”。相反，“法國農村的革命不是反對封建主義，而是反對日益興起的商業化;不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而是矛頭部分地指向反對城市金融利益滲入農村。”在共和二年革命政治中舉足輕重的“無套褲漢”同樣如此，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解釋也不適合他們。無套褲漢根本不具備階級意識，只是無數分散的社會群體在革命的政治動員中暫時的聯合?？傊诳票究磥?，法國大革命并非如傳統解釋體系中所描繪的，是一個目標明確、行動一致的整體，它在各個階段都打上了偶然性的烙印。

　　就結果來看，“法國大革命非但沒有促進近代資本主義在法國的成長，而且可能阻礙了它的成長。”因為在科本看來，法國大革命并沒有改變法國的基本經濟結構，法國仍然是農業占支配地位的國家;法國的自由貿易政策和金融業比之革命前亦無重大的實質性進展。其次，法國大革命也沒有導致一個新的大資本主義企業主階級掌握法國政權。他證明說：“取得行政管理權職位的是那些醫生、律師以及低級官吏。就工商業主來說，革命對他們并沒有利，他們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得到的認同比革命前更少。”科本認為，“革命是大大小小的保守主義者、有產者、土地所有者的勝利。”這些人都信奉經濟保守主義，拒斥經濟現代化。

　　在科本看來，法國大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解釋之所以在各個環節上皆與事實真相不符，是因為這種解釋建立在馬克思社會學理論的一系列邏輯推斷之上，屬于一種自證體系。也就是說，正統史學家們在未研究之前已經從馬克思主義理論那里知道了各社會階級是什么，大革命是什么，而沒有考察這種19世紀的社會學理論及其術語是否與18世紀的史實相符。

　　二

　　科本對馬克思主義解釋的大肆撻伐，左翼的大革命史家在批駁時更多地偏向于強調其反共和仇視革命等意識形態方面的動因。但在筆者看來，科本在50、60年代對傳統解釋發起攻擊，是特定的個人思想、時代環境以及學術因素等多方面因素輻輳的結果。

　　其一是科本經驗主義的治史傾向。在他看來，撰寫社會史不能簡單地借用某個一般性的社會學理論及其術語，否則就會造成歷史與事實真相不符。因為這些用于社會描述的語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國家區域里，其所包含的意義各自不同。因此，科本倡導在社會史研究中拋棄來自一般性社會學理論當中的術語。但這并不表示他完全否認在歷史研究中術語的必要性，相反，他認為為了理解歷史的意義，術語是不可或缺的。只不過在他看來這些術語不能來自于既定的社會學理論，而應建立在對相關歷史證據進行廣泛研究之上。他在一篇文章中寫到，“不容否認的是，為了給任何特定時期的社會模式作出合理結論提供充分的基礎，我們所需的信息比目前已掌握的要更加詳盡”。這些信息的獲得，要建立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而非用內涵業已預定了的語匯闡釋社會群體及其相關的運動。③在科本看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的大革命正統史學，就賦予了歷史太多的理論術語，而沒有研究它們是否與18世紀法國社會結構的實情相符。因而，他所主張的法國革命社會史研究，就是要“對社會事實進行經驗的考察，一如當代社會學家在理解自己的社會時所做的那樣。”

　　二是科本英美式自由主義的政治信仰。20世紀上半期人類文明的不幸經歷——現代極權主義的興起，引起西方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深刻反思，并試圖尋求其思想譜系。塔爾蒙將現代極權主義民主追溯到18世紀的啟蒙思想，認為它所宣揚的理性主義是一種世俗的宗教，其內在的邏輯發展必然是政治和社會救世主義。法國大革命將啟蒙思想的這種理論假定變成了歷史事實，成為現代極權主義的先驅。④與塔爾蒙的觀點不同，科本并未將20世紀極權主義的根源歸咎于啟蒙思想。相反，他認為在啟蒙運動中可以看到現代自由主義的根源⑤，科學、理性、寬容、法治、懷疑精神和現代政治自由主義皆肇始于此?？票緩挠鹬貍€體權利、實行代議制民主的實踐經驗出發，認為極權主義這種現代的精神病變根源在法國大革命的“人民主權”觀念和實踐。之所以如此，按照科本的解釋，“人民主權”——人民與政府是同一的——從根本上不同于選舉制和代議制的民主實踐，不具備任何現實的可操作性。而且，將政府與人民等同起來的信念，使意在限制政府的任何憲政設計成為毫無必要的舉措，“無論誰指斥它，或說出一個批評之詞，就是人民的敵人”。根據這種信念進行的政策實踐，不僅完全湮沒了個人權利，否認了監督制約機制的必要，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借人民的名義做包括罪惡在內的一切事情?？票究偨Y說，人民主權的理論對內是專制的正當理由，對外則是侵略的正當理由，“因為人民主權不可避免地意味著，維護該民族的種種主張，反對所有其他民族的那些主張，如果必要可以通過暴力。”⑥

　　第三，冷戰對峙的時代局勢在思想或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1946年，丘吉爾揭開冷戰序幕的富爾頓演說，描述了鐵幕背后的“可怖”景象：對內是暴政和個人自由的喪失，對外是咄咄逼人的擴張。冷戰對峙的現實和這種震懾人心的話語策略，不僅激起東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激戰，而且會對當時西方知識分子的思想走向產生巨大影響，西方知識界對現代極權主義的批判和反思此時較為集中地出現在哲學、政治學、文學乃至史學領域，無疑是這場思想之戰的外在表現之一。像科本這樣生活在此種情形之下的持自由主義政治價值的知識分子，如第二點里所說的，他們更趨于相信，蘇聯那種建立在信仰基礎上的單一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不僅對生活于其下的廣大民眾是壓抑性的，而且這種帶有強烈革命意識形態色彩的體制不滿足于將自己限制在一國之中，帶有內在的對外擴張沖動。因此，在大革命史領域對馬克思主義解釋的質疑和挑戰出現在50年代不是偶然的。而且，也正是這樣的時代背景，可以部分地解釋對大革命史的修正何以率先出現于在英美，而非本土的法國。因為一方面，戰后英美卷入冷戰的程度顯然要深于法國;另一方面，左翼思潮強大的法國知識界對冷戰氣氛的感受也無疑弱于英美。

　　第四點可以說是革命史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隨著20世紀上半期大革命史學研究的持續進展，大量的地方性和專題性研究不斷累聚，出現了諸多不能納入馬克思主義范式之下的“異數”。譬如，勒費弗爾自己晚年對奧爾良社會結構的研究表明，最劇烈的社會分裂是在窮人和富人之間，而非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奧爾良貴族是一個向富裕平民開放的團體，且這些資產者在得到貴族的頭銜后繼續從事商業投機。⑦科本自己也承認“如果我不同意他(指勒費弗爾)的某些解釋，那也經常是根據他自己提供的證據。”因此，美國史學家凱斯·貝克爾稱傳統史學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它自己的重量壓垮了⑧，這種說法并非全無道理。

　　這里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首先，科本攻擊了傳統解釋中資產階級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的甚或原型資本主義階段的觀念，并因此對大革命的性質和結果提出疑問。但他并未改變革命源起于資產階級與貴族沖突的基本模式，只是改變了其中一方的組成成分，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并未脫離傳統的社會解釋范式。其次，持自由主義基本立場的科本也沒有全盤否定大革命的意義，相反，在他看來，如果沒有1789年的沖突，沒有制憲議會的成就，建基于人權和宗教寬容之上的自由主義政治秩序就沒有可能。如果沒有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初創，第三共和國亦無從想象。⑨也就是說，科本否認基于階級分析理論上的資產階級創世說，但并未質疑大革命在創造現代民主自由方面的價值。最后，科本更非著意貶損與自己的學術觀念相異的對方，相反，他對自己質疑的對手抱著崇高的敬意，在他看來，正是海峽彼岸索邦大學里那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和解釋體系，給他提供了學術智力的啟迪和產生懷疑的動力。⑩

　　科本是一位思想敏銳的論戰者，他善于抓住別人推理中的謬誤施以攻擊，改變了當時流行的大革命階級屬性界定。但他是一個投石黨人，主要興趣在破壞而非建設，沒有嘗試去構建一種新的范式取代遭到他削弱的老范式。因此，在他發難后的十余年間，一些英美史學家步其后塵，將注意力投向大革命前夕的法國社會，或一般闡釋，或具體研究，“目的在于確定它的結構及其內部矛盾的性質”。到20世紀70年代，英美修正派陣營對18世紀法國社會結構形成了一個新的共識，即1789年的貴族和資產階級是同一個精英集團的組成部分，而非兩個天然敵對的階級。他們擁有相同的財富模式，相同的社會期望，相同的價值觀，對社會下層抱著相同的態度。(11)這種共識，抽掉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解釋中“階級沖突說”的根基。修正派史學家們根據這種對18世紀法國階級結構的新認識，就革命的起源提出了“精英內部分裂說”和“政治危機說”等新的解釋范式。(12)

　　三

　　無論英美史學家怎樣書寫大革命，他們充其量不過是破壞圣像的少數派，難以撼動大革命史學殿堂——巴黎大學——左翼共和派史家們自19世紀末以來構筑的深厚綿長的根基。只有在法國本土史學家加入這種攻擊的潮流之后，局面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1965年，法國史學家孚雷和里舍合著的《法國大革命》一書，成為終于引爆大革命史學在其故土上劇烈論戰的導火索，并最終徹底改變了大革命史的面貌。在這部著作里，孚雷和里舍對大革命的進程給出了“精英革命論”和“側滑論”的解釋。在他們看來，啟蒙哲學界定了大革命的真正內容，即寬容、自由、平等、人權以及對王權專制主義和教會的批判。1789年在反專制主義的策略匯合下精英階層結成臨時的聯盟，發起了這場自由主義革命。然而，帶著過時意識形態的城市民眾和農民介入，“改變了革命的節奏，它與革命內容毫不相干”(13)，導致革命出現偶然性的“側滑”。

　　盡管孚雷和里舍依然承認大革命是資產階級的，但他們對革命的動力機制和革命的意義上，很大程度上都不同于傳統的社會解釋。首先，他們將革命發生的動力歸于18世紀生成的啟蒙意識形態，而非傳統解釋中的社會經濟變動和階級斗爭。其次，就革命的發展進程來說，在勒費弗爾的經典表述中，民眾革命在1789年不僅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有益補充，并且充當了革命向前發展的推動力量。但孚雷和里舍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和民眾革命是分離的乃至對立的，它們根本不能被納入一個名稱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有機整體之中。相反，它們攪亂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革命的日程，使革命偏離原本的軌道。再次，他們貶抑1793-1794年的城市無套褲漢運動動機是狂熱心理作祟下的非理性行為，給法國命運前程帶來的是悲劇，根本不能將之視為未來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初啟示。孚雷和里舍的這些釋讀，無疑讓傳統史學中所描繪的大革命榮光看上去驟然黯淡。

　　1967年，傳統史學陣營的馬佐里克對此作出回應，批評孚雷和里舍以側滑論否認革命進程的統一性是錯誤的，錯誤的根源在于他們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就等同于自由主義的推定，并重申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能夠取得成功的唯一可能就是取得民眾的支持，同時接受民眾提出的要求。(14)但這僅僅是爭論的開端，隨著時任巴黎大學法國革命史講座教授索布爾的表態，爭論變得劇烈起來。在給馬佐里克1970年出版的論文集所作的序言里，索布爾對孚雷和里舍質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革命史學成就提出嚴厲的指斥，稱他們更像是政論家而非歷史學家，是“我們所有人的母親”的忘恩負義之子或叛徒。(15)

　　孚雷隨即發表了一篇措辭雄辯而尖刻的文章，反擊馬佐里克和索布爾的批評。他指責“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認同于革命者自身制造的價值和意識形態幻象，在20世紀仍像當年火熱關頭的革命參與者一樣，將大革命視為“絕對的開端，歷史的起爆點，孕育著包容在其原則的普適性當中的所有未來大業”。(16)在孚雷看來，這使得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沉醉于“大革命母親”的奠基性意義：它不僅是法國當今政治文明的基石，而且具有普世效用——也還是1917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先驅。正是這樣的政治情感投入，使他們在革命研究中，或“從法國大革命中尋找先例，用以證明俄國革命和后革命時代的正當性”，使用的是“用過去證明當下的手法”，帶有目的論史學的顯著特點;或將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關于法國革命的原本簡單的分析大力簡單化，構造出一種名之為“資產階級革命”的簡單線性的歷史程式;或將蘇維埃革命所傳達的馬克思主義程式拼貼到一個更強大的政治和情感投入上，讓法國大革命自說自話，把自己說成是偉大民族的源頭和普世的社會解放者。(17)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闡述革命史背后所據的思想邏輯的剖析，孚雷斷言，他們的新雅各賓派色彩甚于馬克思主義色彩，他們所撰寫的史學里充斥著善惡二元論的、宗派的和保守的精神，用價值判斷替代概念，用目的論替代因果關系，用來自權威的觀點替代公開討論，并且像革命的邏輯一樣獨斷，凡不符合他們的解釋機制就被打成反革命甚至是反民族的。

　　從上述孚雷的言論中我們不難看出，相比于英美修正派，他發起的爭論已超越了單純的史學解釋，上升到了當代政治和史學家本身思想信仰之爭的層面。他反對左翼史學家以意識形態激情或道德化偏見闡釋大革命，認為真正的歷史分析乃是以批判的方式深入到“新舊決裂”這種革命意識形態的核心。

　　但在該文中，孚雷的質疑和論戰動機多于建設性闡發。直到在1978年出版的《思考法國大革命》(18)一書里，他才提出了自己的解釋體系。孚雷借用托克維爾的分析概念，闡述了18世紀法國產生的一種新政治文化。在他看來，法國建立中央集權的行政君主制過程中，摧毀了等級自由機構，粉碎了市民社會抵御政治國家干預控制的中間機構，政府成為國家唯一的組織體系。路易十四死后，他的繼任者無法像他那樣強有力地掌控社會，法國社會空間成長并尋求自己的代言人。但絕對主義的控制使法國沒有任何實體性的新社會等級能夠擔當這個角色，這個具有文學天賦的民族惟有訴諸自己的天賦之物——毫無政治實踐經驗的文人。他們對政治的精微復雜缺乏應有的認識，只能用抽象的權利代替現實的考量，用價值和目標代替權力和行動。盧梭就是這種重抽象平等的新觀念的代表，“他的政治思想預先確立起后來變成雅各賓主義和革命語言的概念框架”。1789年春，當法國社會惟一的統治體系王權突然崩潰，留下了權力真空，這種帶著抽象平等主義特質的輿論得以乘虛而入，擔當起社會代言人角色。從此，話語競爭取代實際權力競爭，誰在輿論爭奪中取得了代表人民，或平等，或民族的象征性地位，誰就牢牢地控制了權力。

　　四

　　孚雷尖刻地抨擊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將大革命作為表達自己政治價值立場的工具，使革命史淪為關于起源紀念的學說。他主張以批判的思維清理大革命的遺產，以析出大革命民主實踐的內在悖論：以抽象的一般性原則為固有特征的平等主義意識形態，斬斷了政治實踐中承認反對派和妥協共存的可能，使法國不能確立建基于自由之上和個體權利的政治秩序，大恐怖和拿破侖的獨裁政治實際上從一開始就確定了。為此，他不僅努力從19世紀的歷史學家那里尋找新的理論資源，以托克維爾替代馬克思作為自己的經典，而且在具體的史學解釋里以短時段的政治意識形態動力說，取代傳統史學中長時段的社會經濟分析，起源于舊制度時代包含著平等主義意識形態的公眾輿論獲得了傳統解釋中階級斗爭一樣的地位。

　　孚雷之所以如此尖銳地挑戰馬克思主義解釋的首要動因，筆者認為，蘊涵在20世紀50年代以降法國知識分子群體思想的分化和變遷之中，具體說來就是，20世紀的國際共產運動，包括法國國內共產主義左翼的所作所為，促進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反叛。二戰后以法共為代表的左翼政治力量在法國知識分子群體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自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匈牙利事件及其被鎮壓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使素來關注自由的法國左翼知識分子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漸生幻滅，對國內法共未能及時實行非斯大林化更是不滿，導致他們中許多人紛紛脫離左翼政黨，并利用在媒體中日益增長的力量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從源頭上反思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民主和自由問題。70年代，隨著左翼聯盟的成立及其在選舉政治中贏得的希望，法國許多非共產黨左翼知識分子擔心沒有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劃清界限的左翼政黨上臺后會建立起蘇式的極權社會主義。因此，他們利用自己掌握的雜志發起反極權主義批判，認為法國知識分子戰后十年與斯大林主義的親和，以及在1974年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出版之前一直拒絕直面蘇聯共產主義的鎮壓問題，證明法國易于受到極權主義的影響。而且，“為了在極權主義問題和當代法國政治之間更好地建立起關聯，反極權主義知識分子日益凸顯極權主義和雅各賓革命政治之間的可能的聯系，提出法國左派植根在這種革命傳統中使它尤其容易受到極權主義的影響”。(19)伴隨著對極權主義的批判，法國知識分子對他們過去歷史的理解和記憶產生了深刻地改變。1927年出生的孚雷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和思想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戰后初期，青年孚雷曾是位熱忱的法共黨員，他一度完全轉向斯大林主義，相信黨就是歷史運動的化身。(20)但是，像其他許多左翼知識分子一樣，50年代國內外的諸多共產主義政治事件，據孚雷自己后來回憶，使他意識到自己“完全錯了”，“我沒有嘗試去修補。對我來說，它猶如一劑疫苗，自此之后，我絕對地免疫于共產主義和跟它相似的一切，特別是處于核心地帶來自同樣家族和同樣源流的共產修正主義，在我看來，它也來自同樣的錯誤。”(21)孚雷參加法共經歷所產生的負罪資本，演變為投身討伐運動的贖罪能量。作為一名史學家，大革命自然而然地成為他攻擊的顯著目標。孚雷參加法共經歷還給他的批判提供了智識支持。他不僅熟諳左派的各種思想資源，而且親身體會到流行于各種革命之中的“政治過度投資”，感悟到革命政治中馬基雅維利式的意識形態動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其邏輯的結果必然是極權主義。(22)

　　第二個動因則是20世紀60年代法國學術思想的變化，為他的意識形態解釋提供了從理論到方法的支撐。社會科學的興起和各種理論思潮層出不窮的變幻，是60年代法國思想環境變革的一個重大趨勢，它們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對以社會經濟研究為主的歷史學形成有力挑戰。(23)在理論上，這些新思潮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否認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兩分法，認為文化有其自身的自主性，乃至提出“話語就是一切”的口號;在研究對象上，這些新興的學科開辟了社會經濟史興趣之外的新領域，開闊了歷史學家審視歷史的視界;在方法上，語言或語義分析技術、社會學的文化分析工具等的發展，為史學家在當時盛行的計量方法之外進行選擇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說，新學科帶來的新視野打破了60年代在法國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經濟史范式——無論是年鑒學派的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作為一名新一代社會史學家，孚雷放棄對18世紀巴黎社會結構的研究和擅長的計量方法，轉而從事話語分析和強調意識形態決定論，與20世紀60年代法國思想界這種新思潮泛涌提供的可能選擇是密切關聯的。

　　第三，對革命價值認同的消解無疑也是其中一個隱性的原因。這種價值消解來自于現實和學術轉換的雙重因素。就現實而言，在漫長的19世紀乃至20世紀上半期，大革命作為法國民族身份和政治立場認同的顯著標桿。但隨著法國民主制度的穩固和戰后內外形勢的變化，非殖民化和全球政治開始與革命分享舞臺，成為知識分子界定自身政治價值信仰的新標桿。在孚雷看來，隨著時間的拉長和戰后法國的急劇變革而與大革命產生的距離感，使人們能夠去探究它、理解它，而不是將它作為永久的紀念儀式。(24)學術方面的因素則是，年鑒學派倡導的長時段研究，將革命僅看作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朵小浪花”，是“悲愴和討厭”的偏流，貶損了大革命史研究在學術上的地位和意義。(25)

　　第四，孚雷一代知識分子所親身經歷的1968年“五月風暴”，無疑又從現實方面強化了他們對話語力量的印象和批判國家集權政治的激情。這場突然爆發的革命，不僅讓他們目睹了革命的發生無需長時段的社會經濟累積，而且這一場充滿嘉年華節慶氛圍的話語革命，青年憑借著“行動就是語言，語言就是行動”的革命沖動，激烈地抨擊國家權力的過度集中和官僚化及其對社會的壓抑和控制，在想象的世界里構建著象征性的奪權和更生世界的烏托邦理想。這樣的革命，“讓整個歐美的學者得以近距離地觀察其直接原因方面的政治動力、政治話語的力量和政治想象的運作方式”，使他們能夠比較容易地體悟到革命想象的強大力量。

　　五

　　盡管《思考法國大革命》一書文風佶屈聱牙，缺乏新的檔案材料，且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缺乏經驗論證的觀點，但孚雷的解釋范式和話語分析，開辟了大革命史領域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治文化研究的浪潮，尤其是伴隨著1989年大革命200周年紀念的即將來臨。

　　首先，在孚雷自己這方面，他一方面利用聯系廣泛的學術網絡，加強對大革命史學的經驗研究，以支撐《思考法國大革命》中提出的粗疏框架;另一方面通過大西洋兩岸大眾傳媒的宣傳擴大自己學術觀點的影響。

　　孚雷憑借他多年擔任影響卓著的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主任一職獲得的體制性權力，以及他慷慨大度和威權主義并濟的個人魅力，周圍聚集了一批學術上的合作者或追隨者，圍繞著他提出的解釋進行具體的深化研究。在大革命200周年紀念之前的3年里，他召集西方各國的大革命史研究學者接連舉辦學術研討會，為他上述的革命史解釋提供檔案研究支持，并以《法國大革命與現代政治文化的創生》為總題名加以出版。(26)200周年即將來臨前夕，孚雷又推出幾本力作，在對先前觀點作一些局部調整的基礎上，繼續強調其話語動力說和意識形態革命論的總體思路。(27)

　　除在研究方面的進取外，孚雷還充分利用他長期作為報刊政論作家的經歷，借助與現代大眾傳媒的密切接觸和巡游全國發表演說，制造廣泛的社會影響，乃至法國《世界報》在形容他的推廣戰略效果時不無夸張地說：“人們只看見他，人們只聽到他，人們只閱讀他，人們只信賴他。”(28)至此時，西方世界普遍認為，大革命的修正史學戰勝了傳統史學，文化解釋戰勝了階級解釋。孚雷在接受一家西班牙報紙采訪時也聲稱：“我贏了。”(29)法國知識分子周刊《新觀察家》稱孚雷是“無可爭議的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之王”。(30)

　　其次，在與孚雷聯系頗為緊密的美國方面，缺乏法國那樣深厚的社會史傳統，政治文化研究更為風行，最突出的是凱斯·貝克爾和林·亨特。20世紀80年代他們在構造政治文化路徑方面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貝克爾與孚雷在個人關系和意識形態上都非常接近，他在接受孚雷總體解釋圖式的前提下，通過一系列的論文，描繪了18世紀中期之后法國政治空間里各種話語的競逐激蕩，力圖從中觀察出盧梭平等主義話語在交鋒中逐步勝出的過程。他的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孚雷提出的意識形態競斗論的畫面，而且在盧梭的公意和人民主權觀念到恐怖政治之間建立起環環相扣的邏輯聯系。

　　賓州大學歷史系教授林·亨特的著作同樣關注話語，但她感興趣的不是意識形態，而是隱含在語匯中的“價值觀、社會期望、隱性規則等表達并塑造著集體意向和行動”的東西，也就是她稱之為政治文化的東西。(31)她利用語言學、文學批評和人類學提供的理論視野，梳理革命話語含義或語法的變化，揭示它們的基本意義或深藏其間的革命思想。她認為從革命者們的語匯使用等象征性努力當中，可以推導出他們的意向所在和思維世界。盡管她與孚雷一樣，通過研究話語確定革命政治的思維模式，但與孚雷不同，她認為這些政治觀念和心態結構與特定的社會群體聯系在一起，而非18世紀政治變動塑造的歷史遺留。20世紀80年代的這種政治文化研究熱潮產生出大批著作，將研究擴展到語言分析、圖畫肖像、公共建筑、戲劇娛樂、新聞報刊等各個領域。

　　修正史學在大革命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開拓，不容否認的是，對擴展革命史學的認知領域作出了重大貢獻，使我們能夠了解到生活在法國舊制度末年或革命時代的人們種種文化體驗。但是，政治文化研究中最為致命的弱點是，他們的話語分析路徑——將歷史進程置于語匯的“解構”而后再“重構”的游戲中，不僅忽略了歷史真實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使歷史變成似乎在話語演繹下自動演進的歷程，而且湮沒了人的實在性。正如卡普蘭批評孚雷的政治話語分析，他關注的僅僅是作為概念的人，而“對作為人的人漠不關心，真正的人僅是那些生活在集體想象中的人。”(32)這樣的評論無疑也適用于貝克爾等其他政治文化史家。

　　六

　　200周年慶典之后，大革命作為媒體焦點的消失和老一代史學家陸續退休，對革命史的熱情似乎驟然冷卻，史學研究上相對沉靜下來。但是，革命史依然在悄然前行。盡管不再像80年代那樣風行，對革命政治文化的研究仍在延續。社會史家也在努力復興社會經濟解釋，但傳統的社會史亦未原樣回歸。到90年代中期，大革命史研究呈現新的趨勢。

　　在法國方面，史學家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從巴黎到外省各地的社交模式、制度衍變以及政治和社會實踐上，并產生了不少相關的論著。繼伏維爾后擔任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長的卡特里娜·迪普拉，研究了巴黎各種博愛協會的成員資格演變、凝聚力和政治效能等各個方面。(33)在她看來，博愛主義者處于大革命的中心。他們之所以更傾向于革命，是因為對博愛行動的支持與對政府的態度是相關聯的：力圖壟斷一切社會事務的專制政府壓抑個人的能動性，包括從事慈善活動，而這些博愛主義者的行動無疑構成了對政府壓制行動的反抗姿態。(34)迪普拉的研究，沒有像孚雷那樣，將社團社交看作是平等意識形態滋生的溫床，她旨在綜合地考察各種相關的社會因素，進而析出其中的政治適應(acculturation)過程。但她也沒有像傳統的社會史那樣，通過社會結構或職業類型來界定社會，而是將社會置于社交網絡當中，縷述和闡釋參與者的經歷以及其中透露的文化反應。

　　孚雷的學生蓋尼斐在一部研究恐怖政治的著作(35)里，也超越了乃師的話語分析路徑，明言“大恐怖既非意識形態的產物，也非環境壓力激發出來的反應”，而是來自于民眾的行動。“在低層革命政權利用恐怖手段擊潰反對派之前，大恐怖是一種民眾實踐，而后才為好戰分子所采用。”因此，早在1789年就倡導在地方采取極端措施的吉倫特派好戰分子布里索應該為大恐怖的發生負主要責任。至于羅伯斯比爾，則是將恐怖視為建立新世界的唯一途徑，因此設計了一套道德共和的理想作為恐怖政策新的合法性依據。蓋尼斐這樣的歷史分析，實際上已經不自覺地承認，恐怖政策的發展變化受到了不同階段的環境影響，其間包含著一定的合理性因素，即無論布里索還是羅伯斯比爾推動恐怖政策背后都抱有一定的政治目的。

　　大革命史研究所現任所長讓—克萊芒·馬丹在新近的一本著作里提出，對大恐怖中一連串偶然的有時甚至彼此沖突的事件，不能解釋為某個單一的革命意識形態的反映。在他看來，人們僅僅對革命者自身言論的字面意思進行分析，厘定他們的思想并將之視為一成不變的教條，這種做法忽視了錯綜復雜的客觀要素對事件進程的影響。(36)但他的意圖并非就大恐怖給出自己的答案，相反，讀完他的著作，大恐怖是否真的存在都將成為疑問，因為在他的敘述框架里，人們熟悉的恐怖時期僅是貫穿革命始終的暴力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馬丹的主旨是：大革命整個兒就是一個未命名的暴力歷程。它的發生，是舊制度下已然活躍的暴力在社會矛盾激化下的產物;它的發展，是革命政府軟弱致權力爭奪泛濫的結果;而它的終結，則是國家管束暴力并將之收為已有。馬丹對革命進程的“暴力經歷”解釋，角度不可否認是非常新穎的，但就此而順勢將大恐怖消于無形，甚至把這段時間描繪為一段不乏美好的時光，總令人感覺怪異。

　　具有經驗主義傳統的英美史學，在“超越文化轉向”之后，開始強調革命時代個人或團體具體經歷的重要，認為通過對活生生的歷史經歷的經驗研究，可以規避老式的社會決定論和新式的話語決定論之間的糾葛。在大革命史領域，這一趨向明朗化的顯著標示是塔凱特對1789年5月聚集在凡爾賽的數百名代表的研究。他開篇即明確表示自己要撇開沉重的史學爭論，轉而將注意力集中到“參與和體現大革命的特定個人的革命經歷，這些男人和女人是怎樣變成革命者的”。(37)在塔凱特看來，大革命和推動其前進的對抗性，不應該被看作是話語事件，而是代表們的經歷催生的事件。這種經歷，既包括舊制度時代長期的社會經歷培育的深層心理怨恨，也包括三級會議召開后直接的政治經歷激發的激進情緒。塔凱特在書中不僅一反修正派對18世紀法國社會結構的共識，重提階級差異，而且從社會角度闡釋革命意識的形成和發展，在話語分析流行了近15年后，讓人耳目一新。自塔凱特之后，英美大革命史學界出現了一股傾向于闡述歷史的偶然事件、環境和經歷的趨向，相關論著持續不斷地出現。譬如，B·斯通將革命的起源和發展置于18世紀歐洲地緣政治競爭的線索之下。(38)保羅·漢森則從地方政治和國家政治之間的糾纏交織中，探索了聯邦黨人起而反抗與巴黎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政治斗爭的關系，將革命激進化的進程置于了特定時間的革命政治實踐之中。(39)P·麥克菲將目光轉向了革命時代法國絕大多數普通人的生活體驗。(40)

　　從上述的大革命史學再次轉向中我們可以看出，對雅各賓政治的撻伐減弱了，辯護之詞時有所出;對純粹話語分析的倚重消失了，社會維度重新得到重視。美國史學家加利·凱茲在概括這種新趨勢時引入“新自由主義”挑戰“新保守主義”的模式，(41)這種概括無疑是正確的。但除這種價值立場的潛在轉變之外，更重要的是史學方法和理論上也發生了變化。大西洋兩岸的史學家開始將政治話語融入社會背景，將話語與那些使用它的人的實踐經歷聯系起來，政治動能則被視為革命者經歷的結果，政治沖突是為了應對現實問題和促進具體利益，而非僅僅是話語權的爭奪。因此，英國著名的社會史家S·瓊斯在一篇回顧文章中，將這種“另外的社會史”看作是替代話語分析的重要路徑。(42)

　　革命史學的這種轉向，同樣與當代現實政治的變化和史學理論的反思密切相關的。首先，蘇東集團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使現代資本主義實踐以另外的方式再次證明了它的合理性，乃至西方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沉浸在“歷史的終結”的樂觀情緒里。但法國大革命作為現代性的源頭，產生的不僅是大恐怖和極權主義，同時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入口。復活大革命民主實踐的部分遺產，可以為認知資本主義民主合理性提供重要的歷史支援。其次，80、90年代之交史學理論也在悄然地轉變。法國史學界發起了史學研究方式的自我反思，吁求“一種批判性的轉折”(43)，而美國也在探究文化轉向的方法論和認識論窘境，尋求“一種更普遍有效的、共享的知識”。(44)在這樣的學術思想背景下，許多大革命史家將個人或團體的實際經歷作為新的分析范疇，畢竟，革命更是真實的個人和團體在其中生活的經歷，以及這種經歷激發的希望和恐懼等復雜的情感。

　　小結

　　半個世紀的漫長時間，大革命史學成果浩如煙海，斷非區區小文所能容納，本文的意圖亦不在于此，而在力圖辨識出這段時間大革命史學發展的基本脈動，并簡單地分析其背后的動因。總體說來，自20世紀50、60年代以來，大革命史學業已經歷了三次較為顯著的轉向：從社會學范疇包含的真實歷史意義之論戰到文化分析的席卷而來，而后再向“社會”回歸，史學家們復又聚焦于人和社會的能動作用，以重構能夠為人們所理解的實在歷史知識。

　　從上文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促成這些轉向的基本動因都與時代的政治氛圍和人類的智識結構變動密切相關。之所以如此，蓋因大革命是現代性的源頭，它身前連接著一系列的啟蒙價值，身后關聯著紛繁的現代政治，界定著我們當下的政治立場和信仰——左派歡呼之，右派痛恨之，中間派贊美它的民主創造、反對它的暴力恐怖，每個人幾乎都能從它那里找到適合自己的色彩，大革命因此成為人們言說當代政治最為適宜的歷史武庫。

　　即便隨著西方世界現代民主體制的穩固確立，知識界對民主政治達成了思想共識，大革命在現實政治中已失去了參照意義，但決非像孚雷所說的那樣，革命已經遠去。只要存在著政治價值立場的歧義，對革命的褒或貶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當代世界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抑或其他任何主義，每一面意識形態的棱鏡，只要投射到法國革命上必定會看到不同的景象，折射出不同的色彩。因此，50年前的傳統史學浸透著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對此大加撻伐的修正史學同樣如此，今天的史學家依然脫不掉這樣的外衣。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200周年盛大祭奠儀式激起的高潮過去之后，對革命史學的熱情趨于冷卻。但這并不意味著大革命史結束了，只是表明我們今天既有的各種政治價值立場對它的言說已畢，使得在它們爭相言說時代那種充滿感情偏向的激烈爭吵變成相對平靜的學術探索。而且，誠如中國的法國革命史專家高毅所言，大革命不僅僅是西方世界的大革命，它也“是一場關系到整個世界的民主化的革命”。(45)它創造出的一整套“政治文化”，對當今時代依然具有偉大的參照意義。

　　注釋：

　　①Alfred Cobban, 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1955.

　?、贑obba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64.

　?、跜obban, "The Vocabulary of Social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71, No. 1 (March 1956), pp. 1-17.

　?、躂acob Leib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1952.

　?、茛轈obban, In Search of Humanity: The Role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60, p. 185 ,pp. 189-191.

　　⑦George Lefebvre, Etudes Orlèanaises, Tome l: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paris,1962.

　?、郖eith Michael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

　?、酖ary Kates ed. ,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cent Debates and New Controversies, London, 1998, pp. 9-10.

　?、釩obba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viii-ix.

　　(11)William Doyle, "Reflections on the Class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61,No. 4 (Fall 1990), p. 745.

　　(12)洪慶明：《法國大革命修正史學對革命起源的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第1期。

　　(13)FranK5Ta03.jpgaise Furet & Denis Richet, La Révolution franK5Ta03.jpgaise, Paris, 1973, p. 102.

　　(14)Claude Mazauric, "Réflexions sur une nouvelle conception de la Révolution franK5Ta03.jpgais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K5Ta03.jpgaise, No. 189 (1967), pp. 339-368.

　　(15)Albert Soboul, "Avant-propos", dans Mazauric, Sur la Révolution franK5Ta03.jpgaise: Contribution à l' 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bourgeoise, Paris, 1970.

　　(16)FranK5Ta03.jpgaise Furet, "Le Catechisme revolutionnaire", Annales E. S. C. , Vol. 26 (Mar-April 1971), pp. 255-289.

　　(17)FranK5Ta03.jpgaise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86-88.

　　(18)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K5Ta03.jpgaise, Paris, 1978;本文主要參考其英譯本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主要參見Michael Scott Christofferson, "An Antitotalitarian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anK5Ta03.jpgois Furet's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K5Ta03.jpgaisein the Intellectual Politics of the Late 1970s",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2, No. 4 (1999), pp.559-569.

　　(20)Le Roy Ladurie, Paris-Montpellier: P. C. - P. S. U. , 1945-1963, Paris, 1982, p. 235.

　　(21)轉引自Christofferson, "An Antitotalitarian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577.

　　(22)馬基雅維利式的意識形態必然導致極權主義政治實踐，其內在的邏輯是，因為我們是在追求一個至高的理想目標，所以無論什么手段都可以行使，其結果是對意識形態之外一切道德價值的否認和政治手段的肆無忌憚。

　　(23)Roger Chartier,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Polity Press, 1988, pp. 1-3.

　　(24)Furet & Mona Ozouf,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xix-xxi.

　　(25)伏維爾：《二百周年前夕的法國大革命史學》，劉宗緒主編《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紀念論文集》，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130頁。

　　(26)Keith M. Baker & others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4 Vols, Oxford, 1987-1994.

　　(27)Furet, La Révolution de Turgot à Juels Ferry, 1770 -1880, Paris, 1988; Furet & Mona Ozouf, Die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olution franK5Ta03.jpgaise, Paris, 1988; Furet & Ran Halavi, Orateurs de la Réolution fianK5Ta03.jpgaise (Vol. 1), Paris, 1989.

　　(28)轉引自Steven Laurence Kaplan, Farewell, Revolution: The Historians' Fend, France, 1789/1989,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0.

　　(29)轉引自Michel Vovelle, "Reflections on the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61, No. 4 (Fall 1990), p. 749.

　　(30)La Nouvel Observateurs, No. 1252 (3-9 Novembre, 1988), p. 42.

　　(31)Lynn Hunt,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10-11.

　　(32)Kaplan, Farewell, Revolution, p. 103.

　　(33)Catherine Duprat, Pour l' amour de l' humanité: Le Temps des philanthropes : La Philanthropie parisiennne des Lumières à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2 Tomes, Paris, 1993.

　　(34)Duprat, Pour l' amour de l' humanité, T. 1, p. 415.

　　(35)Guennifey, La Politique de la terreur, Paris, 2000.

　　(36)Jean-Clément Martin, Violence et Révolution : Essai sur la naissance d' un mythe national, Paris, 2006, p. 11.

　　(37)Timothy Tackett,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The Deputie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Revolutionary Culture, 1789 - 179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

　　(38)Bailey Stone ,Re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Global-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2002.

　　(39)Paul Hanson, The Jacobin Republic Under Fire: The Federalist Revol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0)Peter Mcphee,Liv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9, New York, 2006.

　　(41)Gary Kates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cent Debates and New Controversies, p. 11.

　　(42)Gareth Stedman Jones, "Une autre histoire social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Vol. 53 (1998), pp. 383-392.

　　(43)"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s: Un Toumant critique", Annales: ESC, Vol. 43 (1988), pp. 291-293.

　　(44)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45)高毅：《法國大革命時代的階級、團體、自由主義及其他——帕特里斯·伊格內教授訪談錄》，《史學理論研究》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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