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反右斗爭 · “章羅同盟”

　　1965年。冬。北京。

　　伴凜冽寒風，羅隆基孑然一身，孤獨辭世。

　　孤獨，是羅隆基的生命符號，也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時代宿命。

　　羅隆基——右派之魂。

　　1957年，春意濃，百花開。知識分子們指點江山，嘯傲華夏。然而，頃刻間，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掀動反右狂潮，劃出55萬名右派。

　　隨著1959年開始落實政策，到1962年，右派群體大部摘帽，再到改革開放，幾乎全員恢復名譽;然而羅隆基罪名依舊。

　　羅隆基是十億中華的孤獨，也是55萬名右派戰友的孤獨。

　　羅隆基塊壘難銷：“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企圖。”(見葉永烈：《沉重的1957》)

　　然而，毛澤東不這樣看。他說：“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者，到底只有較少人數。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右派人物。……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云亂翻，其源蓋出于章羅同盟。”(《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

　　中國民主同盟主席沈鈞儒呼應毛澤東：“章羅聯盟事實上成為全國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最高司令部。”(見葉永烈：《沉重的1957》)

　　據說，“‘章羅聯盟’，千古奇冤”!

　　因為，章、羅二人吵了半輩子。為“聯盟”之論，羅隆基憤怒地打上章府之門：“章伯鈞，我過去沒有跟你‘聯盟’，現在沒有跟你‘聯盟’，今后也永遠不會跟你‘聯盟’。”然后，斷杖絕交，揚長而去……(見葉永烈：《沉重的1957》)

　　羅隆基悲歌當哭：“我堅決信賴共產黨，我認定黨最后是有真是真非的。”(見葉永烈：《沉重的1957》)

　　羅隆基被打成右派后，香港請他赴港辦報，周恩來批準。可是羅隆基擲地有聲：“我哪兒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這里。”

　　他死在了北京。

　　1986年10月24日，統戰部長閻明復代表中共中央作結：“羅隆基先生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總的來說，是愛國的，進步的，為我們民族和國家做了好事。”(見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

　　羅隆基作了好事。

　　其實，不是羅隆基一個人做了好事，而是以“章羅同盟”為象征的中國新生資產階級為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的解放大業做了好事。

　　1927年，迎著蔣介石背叛革命的屠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中華革命黨、中國致公黨等，同共產黨人一起，浴血抗爭。鄧演達、宋慶齡宣告：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成立，章伯鈞列身其中。

　　1931年，鄧演達策動推翻蔣介石的武裝起義，遭致暗殺。章伯鈞領導同仁繼續反蔣，并參加了起義的福建人民政府。

　　抗日戰爭，章伯鈞、黃炎培、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分別結社組團，反抗蔣介石獨裁政權。沈鈞儒、章乃器等七君子慷慨于囹圄，宋慶齡舍身自請入獄。民主人士抗日救國，義動華夏，一時傳為佳音。

　　抗戰勝利，章伯鈞、羅隆基積極籌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以爭民主、爭憲政的強烈呼聲，給予中國共產黨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壓上了民族資產階級強有力的砝碼，一代名流柳亞子紅色亮相：“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國的光明在延安。”(見《中國民主黨派詞典》)

　　1945年，毛澤東致函赫爾利，建議召開各黨派“國是會議”，由國民黨、共產黨和民盟參加，這時的“民盟”，儼然第三勢力，成為中國共產黨信賴的盟友;而章伯鈞、羅隆基則是“民盟”的重要領導人。

　　解放戰爭， 民盟、民革、民進、民聯、農工黨、致公黨等民主黨派與共產黨合作，拒絕參加國民黨政權，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進攻。民主人士為此付出沉重代價：重慶“較場口血案”、南京“下關慘案”，以及先后飲彈的李公樸、聞一多、于邦奇、杜斌丞……

　　民主黨派的正義行動，深深感動中國共產黨。周恩來贊陶行知：“一個無保留追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對進步朋友多加關照》) 這是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戰友的高度肯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還參加了或者支持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的斗爭。”(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上的政治報告》) 各民主黨派參與共建民主自由的新世界，實現了多年夙愿，群情激昂，一時何等暢快!

　　然而，風云變幻，時事蒼狗。“聯合政府”下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贖買”了資產階級。民主黨派被釜底抽薪，階級基礎喪失，淪為依附共產黨的虛幻存在。

　　接著反右風驟，無情吞噬了中國共產黨天下的另類聲音，民主黨派的政治地位幾乎歸零。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終于掂出了斤兩，醒悟了自身存在的虛幻。

　　毛澤東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刻史冊以深深之痕——不公正!

　　因為，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為推翻舊政權而浴血，那么，在新中國建立后，他們當然應當分享政權。

　　因為，新民主主義確定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資產階級具有參政的法理性，當然可以伸張自己的政綱，發出自己的聲音。

　　更重要的，中國資產階級具有參政的歷史必然性。右派領袖章伯鈞一語千鈞：“盡管許多人說資本主義壞，但事實上資本主義仍有生命力。”(見羅·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換句話說，誰也剝奪不了資產階級生存與發展的權利。

　　劉少奇認同此論。1949年4月，他在天津指出：“今天中國資產階級還處在年輕時代，正是發揮它的歷史作用、積極作用和建立功勞的時候。”(見何光國：《劉少奇全傳》)

　　因為，生產力的進步，要求建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經濟底蘊，并不隨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失去生命力。

　　因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是脫胎于中國封建社會的新生力量，都有不可阻遏的活力。資產階級不能排除無產階級而一家獨大;同樣，無產階級又豈能排除資產階級而獨坐天下?“無我原非你”(《紅樓夢》)，二者是孿生兄弟。張揚一個階級，如何壓抑得了另一個階級?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對立的同一體。在資產階級國家，不發展社會主義，一定不能發展資本主義;在無產階級國家，不發展資本主義，一定不能發展社會主義。

　　孫中山是資本主義生命力的代表。

　　孫中山去世，大資產階級篡奪革命果實，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中國共產黨作為新興政治勢力顯示了蓬勃朝氣，但這一切，都不能阻止資本主義依然迸發源源不絕的生機。

　　民主黨派是這個“生機”的代言。

　　建國前，民主黨派以向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抗議，張揚這個“生機”。

　　建國后，“章羅同盟”以向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抗議，張揚這個“生機”。

　　這是被社會主義內核強力支撐的生機。

　　幾乎與“章羅同盟”并列的右派戰將彭文應曾如此表達這個“生機”：“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取得中國之獨立統一，將全國的生產工具，放在民主的政府之下，由國家所有、經營并支配，以謀全體國民的幸福——這便是社會主義之路。”(《社會主義之路比較可通》)

　　彭文應從資本主義角度主張社會主義，即資本社會主義。

　　孫中山如此“訴求”，美國總統羅斯福如此“訴求”。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陳獨秀也曾如此訴求：“蓋憲法者，全國人民權利的保證書也，決不可雜以優待一族一教一黨一派人之作用。”(《憲法與孔教》)

　　普世價值!

　　然而是空想;盡管不乏真誠、善良。中國資產階級思想先驅取法英美，大多有著這樣的真誠和善良;直至今天，中國正直的知識分子，依然有著這樣的真誠和善良。

　　它源于資產階級“理論開山”盧梭、洛克規定的資本主義精神。

　　資本主義精神是社會主義精神的資本形態。

　　資本主義精神與社會主義精神是同一價值觀的兩個側面：立足私有制，從個體 “私利” 角度爭取社會整體的自由和人權，是資本主義精神;立足公有制，從社會整體角度落實每個個體的主權和“私利”，是社會主義精神。

　　資本主義精神以個體的實現指向公有制;社會主義精神以人類共同利益的張揚變革私有制。

　　社會主義精神，內在著對私有制的肯定。

　　資本主義精神，內在著對公有制的認同。

　　胡適——資本主義精神的中國旗!

　　胡適期待建立資本主義新中國：“真實的為我，便是最益的為人。……爭你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只有獨立人格，才有獨立國格;只有公民社會的崛起，才有新中國的崛起。

　　不可否認，胡適鼓吹為個體“私利”競爭。然而沒有這個“競爭”，如何維護每一個人的主權?而所有人主權的總和，不就是公權嗎?

　　主權豈能寄望特權階層的施舍?胡適呼吁全體人民的覺悟和奮起：“法律只能規定我們的權利，決不能保障我們的權利。權利的保障全靠個人自己養成不肯放棄權利的好習慣。”(《民權的保障》)

　　法制是公民自由的保障，而公民必須用自由的手臂來支撐法制。

　　什么仁義禮智信!什么溫良恭儉讓!不涌競爭之潮，如何吞沒在“公義”名義下侵吞人民膏血的特權階層，如何成長起一代有民主素質的國民和一個現代國家。

　　和諧社會不能建立在等級剝削和特權橫行的基礎上。“‘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條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都是大眾所需要的，并不是資產階級所獨霸而大眾所不需要的。”(胡適：《陳獨秀的最后見解·序》，轉引自傅國涌：《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

　　胡適主張的，不就是以資本主義形態表達的社會主義內涵嗎?

　　胡適旗下，立著羅隆基。

　　新月政論三劍客：胡適、羅隆基、梁實秋。

　　請看羅隆基書生銳氣：

　　什么是法治?“法治的真意，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舉一動，以法為準的，不憑執政者意氣上的成見為準則。”(《什么是法治》)

　　什么是權利?“國家的威權是有限制的。人民對國家服從的義務是相對的。什么時候國家擔當不了我所托付給它的責任，在國家失了命令我的權利，在我沒有了服從的義務。”(《論人權》)

　　胡適苦口婆心，勸導蔣介石專制集團拾起“崇高”：“政府諸公必須自己先用憲法來訓練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訓練國民走上共和的大路。”(《我們什么時候才可以有憲法》)

　　羅隆基口無遮攔，向蔣介石專制集團步步緊逼——

　　他質問國民黨：“‘黨在國上’，有什么可以反對的地方呢?國雖然成了黨人的國，黨又非全國人的黨，那么我們這班非黨員的國民，站在什么一個地位?”(《我們要什么樣的政治制度?》)

　　他抗爭蔣介石：“我們小民的呼號是：我們要法治!我們要法律上的平等……拘捕，羈押，監禁，懲罰，槍殺，這些都是政治潰亂的證據。這是軍人的軍法子。老子說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我的被捕經過與反感》)

　　他甚至主張人民革命：“一切的人權，都可以被侵略被人蹂躪，被人剝奪。只有革命的人權是永遠在人民手里。”(《論人權》)

　　他竟然向國民黨奪權：“我們要向主張‘黨高于國’、‘黨權高于國權’的國民黨收回我們國民的政權。”(《我們要什么樣的政治制度?》)

　　羅隆基主張的，不是更激烈地以資本主義形態表達的社會主義內涵嗎?

　　然而，畢竟是資本主義形態。

　　資本主義形態的民主、自由、人權，立足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尊崇個人為私利的爭奪，便不能不匍匐于金錢之下，縱容剝削，導致強弱兩勢的分化，終究淪為特權專制與資本壟斷的奴隸;而資本主義精神不能從生產力進步的經濟規律中，把握公有制的必然指向，終究不能與私有制徹底決裂。它必須向社會主義精神升華，否則一定被資本主義形態窒息。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制的保護。”

　　如此人權!

　　資本世界定義的“人權”，原是為了掠奪不至嚴重到激發反抗的程度，為了保衛剝削，為了“做穩奴隸的時期”長治久安!

　　當然，不是魯迅曾經憤然的奴隸，而是資本專制下被冠以“公民”美名的“資本奴隸”或“文明奴隸”!

　　這是資本主義真實的“自我”。

　　胡適認同這個“自我”： “民國十一年，我們發表一個政治主張，要一個‘好政府’。現在——民國十九年，如果我再發表一個政治主張，我愿意再讓一步，把‘好’字去了，只要一個政府。”(《胡適日記》，轉引自林賢治：《魯迅的最后十年》)

　　什么民主、自由，人權，拱手交與專制政府，老身自到政府里當官去也!胡適搖身混與專制政府一道壓制民主、自由，做穩了“上層精英”。

　　魯迅尖刻，但入木三分：胡適們的民主自由，不過最終是國民黨專制政府的“幫忙”或“幫閑”。(見《偽自由書·言論自由的界限》)

　　胡適到底隨蔣介石去遍覽海島風光了。

　　然而，羅隆基留在了大陸。

　　蔣介石要羅隆基加入國民黨當官，他拒絕;蔣介石派特務追殺羅隆基幾致殞命，他無畏。羅隆基堅持對民主政治的信仰，期待民主政治在毛澤東的新中國大放異彩。

　　不止羅隆基。

　　章詒和說得對：知識分子們“渴望在新制度下，繼續推進民主進程。”他們渴望事業，渴望大展雄才，渴望承擔。“這種承擔，既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也是一種自我證實的需要。 ”(《往事并不如煙》)

　　這是壓抑心底已久的渴望和需要。

　　柳亞子詩情如鏡，抒發新生資產階級的雄心。他自詡“中國第一流政治家”;他放言：無論民革還是共產黨，“聽我的話一定成功，不聽我的話一定失敗。”(《柳亞子選集》，轉引自傅國涌：《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

　　章伯鈞壯志沖霄：“毛澤東能領導中國革命，難道我章伯鈞就不能領導嗎?”(見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

　　徐鑄成渴望干出大事業。他“抱著一肚皮‘雄才大略’，想在北京搞一個文匯報……成為新聞界的巨頭。”(見孫葵君：《記憶深刻的兩次運動》轉引自傅國涌：《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

　　沈從文心有不甘：“可惜這么一個新的國家，新的時代，我竟無從參與。多少比我壞過十分的人，還可以種種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卻出于環境上性格上的客觀的限制，終必犧牲于時代過程中。”(見傅國涌：《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

　　沈從文失望在前。

　　接著，羅隆基失望了。民主黨派失望了。知識分子們失望了。

　　蔣介石治下的羅隆基，是異類;毛澤東治下的羅隆基，還是異類。

　　實在說，不論蔣介石治下，還是毛澤東治下，整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皆為異類。

　　20世紀的中國，沒有民族資產階級的出路。胡適一番抗爭，得了這個道理，權衡利弊，投了蔣介石;羅隆基們投了毛澤東，卻不明其理，總將“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爭得臉紅脖子粗，終究自取其辱。

　　道理很簡單：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中國資本主義失去了獨立發展的先機，只能如蔣介石拜倒在帝國主義腳下作代理人;要么走另一條路，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同樣不允許資本主義獨立發展。

　　或者做帝國主義附庸，或者做社會主義附庸，中國資本主義處境尷尬。明乎此，便可知民主黨派們的尊嚴和輝煌，除了虛張聲勢，實在剩不下什么東西。

　　然而，羅隆基們是要干大事業的。

　　宋云彬《北行日記》載：建國初，中國共產黨曾打算解散大部分民主黨派(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最終沒有，毛澤東反而給了民主黨派那么多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那么多全國政協副主席，那么多部長，那么多副省長、副市長……，位不可謂不隆;但虛位待之，或許真的“有職無權”吧!

　　民主黨派們不滿足于“虛”。

　　羅隆基要“實”，他要籌建變革共產黨主張的“平反委員會”。

　　章伯鈞要“實”，他要設立指導共產黨方向的“政治設計院”。

　　儲安平要“實”，他要掃除共產黨的“一黨天下”。

　　實在說，這幾個“實”，對于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無可非議;對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同樣無可非議。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和民主黨派們要求民主政治，批評共產黨，應該說是中肯的，合理的，合法的。

　　請聽——

　　儲安平聲明：“領導國家并不等于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并沒有忘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

　　彭文應評判：“社會主義制度下，應該比資本主義更多的民主，可是我國經驗不夠，人代會政協會民主都不夠。”

　　黃藥眠揭露：“黨員當中有不少的人有升官發財的思想，青年人入黨就是想留作助教想出國留學。”(以上見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

　　王造時指責：“今天的官僚主義，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普遍存在著;不是剛剛萌芽，而是發展到了相當惡劣的程度。”(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毛澤東和知識分子們的心是相通的。他指出：“資產階級和曾經為舊社會服務過的知識分子……對我們提出了批評，大多數是對的，必須接受。……右派的批評也有一些是對的，不能一概抹殺。”(《事情正在起變化》)

　　“對”在什么地方?

　　“對”在正確批評了中國共產黨不能掙脫的農民根性。

　　進京前，毛澤東向中國人民宣誓：“我們決不當李自成。”(見何明：《建國大業》)然而，進京后的中國共產黨，卻整體向李自成農民軍演變。

　　槍斃劉青山、張子善，震動全國。然而，毛澤東的“殺威棒”制止不了演變的趨勢。

　　章伯鈞慨嘆：“我是把共產黨估計高了，把毛澤東的野心估計低了。原來仍不過是陳涉吳廣、太平天國，是一個農民黨鬧了一場李自成進北京。……共產黨在政黨性質和成分問題上，顯露無遺。 ”(見章詒和：《往事并不如煙》)

　　不能否認，中國共產黨反右擴大化的嚴重錯誤，是自身的農民根性和封建傳統使然。事實上，大量“右派”對中國共產黨官僚體制、封建遺毒和農民小資產階級觀念提出了嚴正批評。

　　然而，同樣不能否定，表現為農民小資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的“反動”，卻深深蘊含著無產階級否定資產階級及一切剝削階級的本質的進步。

　　嚴格地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新民主主義政黨。它是工農聯盟的黨，是用工人階級世界觀引導農民升華的政黨。它有著魯迅所稱“農民革命黨”的先天不足，卻同時放射著工人政黨的時代光輝——“社會主義指向”。

　　章伯鈞冷眼洞穿了中國共產黨作為農民政黨的基本構成，卻抹殺了中國共產黨與農民政黨的本質區別。

　　當“本質”被無限拔高，“擴大化”的悲劇便堂皇開幕。

　　當“本質”被形式淹沒，知識分子們否定“反右”的呼聲便甚囂塵上。

　　那么，如何看待這個本質呢?

　　——爭奪農民!

　　毛澤東說：“我們是處在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包圍之中。”(《組織起來》)

　　中國社會是農民小資產階級社會。兩個并不強大，卻青春活力勃發的階級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為著爭奪農民，提出不同的方案。

　　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成分是農民，統一戰線中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為著爭奪執政的共產黨，提出不同的社會指向。

　　“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之后，中國要向哪里去?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引導中國農民社會向社會主義!這是毛澤東的回答——

　　毛澤東明確新中國不是資本家的政權，而是人民政權：“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見何明：《建國大業》)

　　引導中國農民社會向資本主義!這是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們的向往——

　　1913年，在袁世凱專制的淫威下，早期國民黨的“議會政治”、“政黨政治”破產;1947年，在蔣介石專制的淫威下，各民主黨派的“議會政治”、“政黨政治”再破產。新中國建立，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將“議會政治”、“政黨政治”的未遂心愿，寄托在毛澤東身上。

　　民主黨派要與中國共產黨一爭高下。

　　毛澤東看得分明：民主黨派“雖然都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實際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對派。”(《論十大關系》)

　　建國初，毛澤東已經宣布了對民主黨派的戰爭，即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

　　反右斗爭明確了這個“戰爭”：建國八年來，“對于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何去何從，孰吉孰兇，實際上還沒有認真地徹底地展開討論。”(《人民日報》社論：《不平常的春天》)

　　因此，羅隆基有話要說。

　　毛澤東也有話要說。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和平共處，合作建國，時歷8載，已經不能再“和平共處”下去。共產黨吞沒了民主黨派的階級基礎，要向著社會主義高歌猛進;民主黨派根基漸空，從心底爆發恐慌的叫喊。

　　矛盾一觸即發。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是個契機，匈牙利暴亂是個契機，毛澤東引導中國共產黨從農民政黨向工人政黨升華的“整風”是個契機，“章羅同盟”應運而生。

　　實在說，共產黨整風本是自家事，原不打算“搬”民主黨派這座“尊神”。《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寫得明白：“非黨員愿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強迫，并且允許隨時退出。”

　　然而，民主黨派豈能坐失如此良機，他們已經迫不及待了。

　　矛盾的焦點：是讓共產黨“小知識分子”們接受章伯鈞、羅隆基等“大知識分子”的領導，用資產階級民主、法制改造共產黨呢?還是讓資產階級接受無產階級的改造，迫使“大知識分子”們滾一身泥巴，與工農結合，實現知識分子工農化，拒絕資本主義?

　　毛澤東很清醒：“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

　　毋庸諱言，毛澤東是攻擊者。對資產階級“贖買”也罷，“利用、限制、改造”也罷，建國以來，共產黨的和平攻勢，大軍壓境，步步緊逼，凌厲地殺向資產階級，不斷壓縮民主黨派的生存空間。而“章羅同盟” 臨淵背水，絕境下豈甘束手就擒，于是一夫呼百夫應，舉義旗而反噬，其勢使然——

　　儲安平拍馬踏陣，他在《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中，熱血沸騰地質問：

　　黨“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 “1949年開國以后，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后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個，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這樣的安排是不是可以研究?” (轉引自章詒和：《往事并不如煙》)

　　儲安平道出了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們壓抑太久的心聲。

　　北京譚惕吾熱烈呼應：“應該建立制度使人民監督共產黨。”

　　遼寧張百生說得干脆：“把黨從‘人大’與政府之上拿下來。”

　　北京徐璋本大膽建議：“取消用馬列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

　　北京陳新桂勇敢斷言：“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治制度是有問題的。”

　　南京劉地生發出號召：“在中小學，應該取消少先隊和青年團的組織。”

　　天津黃心平公開提出：“各政黨輪流執政。”(以上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為生存的最后一搏!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們將心底深處的怨氣、怒氣痛快一吼，吼出了新生資產階級的底氣，吼出了資本主義的政綱。

　　章伯鈞自白：他創建并為領袖的“農工民主黨是靠反共起家的。”(見葉永烈：《反右派始末》)

　　羅隆基與知識分子們的心是相通的。他說：“對知識分子來說，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總比社會主義制度要好些。” (見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

　　實在說，右派平反不等于右派不是資產階級!

　　毛澤東激烈定性：“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

　　只是，資產階級一定是反動派嗎?

　　事實上，為右派平反就是為資產階級平反，就是認同資產階級存在與發展的合理性、合法性與必然性。它是向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回歸：“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然而，卻是毛澤東陷入空想。

　　新中國建立，毛澤東把消滅資產階級、跨越新民主主義階段的使命提上日程。“徹底的民主革命” 迅速被“社會主義革命”取代，超越社會發展進程的的激進，使毛澤東不能不受到歷史規律的懲罰。

　　不管毛澤東為社會主義革命怎樣嘔心瀝血，中國社會必然回歸新民主主義。

　　因為，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生命活力，還沒有完全釋放。

　　正是這個生命活力，支撐了“章羅同盟”對共產黨的堅強抗爭。

　　“章羅同盟”的抗爭是有歷史淵源的——

　　抗戰勝利，羅隆基謀劃：“把民主同盟造成中國第三個大的政黨……中國的政黨非有武力不可，我就把民主同盟的基礎放在中國的西南，四川、云南、廣東、廣西等省。”(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解放前夕，羅隆基拒絕共產黨領導，主張民盟以獨立政綱與共產黨合作;否則退出政府，成為在野黨。他坦告周恩來：“你們代表一部分人民，我們代表另一部分人民，這樣來共同協商合作組織聯合政府。”(見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煙》)

　　建國后，羅隆基告誡民盟同仁：不要迷戀做官，“不是無條件馴服，以求在政府中占得一官半職。此點若不明白，我們全局輸了。”

　　切記!切記!在統一戰線中與共產黨爭奪對中國的領導權。

　　這是羅隆基的既定方針。

　　也是章伯鈞的既定方針。

　　韓兆鶚證實章伯鈞固有意圖：“中國將來是個南北朝，我們還許三分天下有其一呢!”

　　那也是抗戰勝利后，“章伯鈞設想中國實行聯邦制，主張三分天下，共產黨治長江以北，某一方面治西南，他治東南。”

　　章伯鈞承認：建國后，“我有一套政治野心，就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是為做官，是為了實現我的政治主張。……我愛社會主義，也愛民主。”(以上均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不愧資產階級政治領袖。使命：引導乃至改造共產黨，發展資本社會主義。

　　心有靈犀。“章羅同盟”之謂，何其精確乃爾!

　　“章羅同盟”的抗爭是猛烈的——

　　1957年6月初，北京各大高校掀起批判共產黨的狂潮，“北大學生在大鳴大放中出現了騷亂，一些人發表了攻擊黨政部門的煽動性講話。”(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

　　學潮興起，北大學生傳火種于全國，鼓動各地學生。學生們群情激動，印發形形色色的小冊子，舉行反對共產黨的游行示威。“有幾個人走得很遠，他們譴責黨對權力的壟斷，要求解散黨。”(默·戈德曼：《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鋪天蓋地，風暴驟起。

　　毛澤東高度警覺。他不怕鬧事;然而也不無憂慮。“他問身邊的工作人員：‘你看共產黨的江山能不能坐穩?”(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共產黨的江山在動搖中。

　　葛佩琦聲色俱厲：“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必走這條道路，總有那么一天。”(見葉永烈：《反右派始末》)

　　費孝通推波助瀾：“非黨人士有職無權，黨團員要掌握大權，作威作福。我看不是個人作風問題，而是制度造成的。我已聲明不參加共產黨以表示態度。”

　　錢偉長躍躍欲試：“清華大學黨委已不能維持了，如果繼續放我們不管，要收那我們就來收。”

　　曾昭掄高瞻遠矚：“現在的情況是全國各地都搞起了，上海的學生鬧得很厲害。……北京的情況很嚴重，學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滿意，學生同市民結合起來就是匈牙利事件。”

　　章伯鈞語調鏗鏘。他不準備馬上君臨天下，但幫助共產黨“收拾殘局”，入主政權，指導共產黨的“雄心”卻大大激發出來了;他要民主黨派迅速發展幾百萬黨員，他指示收拾舊部，擴充領導機構。“共產黨能放不能收，要收得300萬軍隊，但人心是去了，這條船要沉了。”(以上均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章伯鈞們對形勢做了基本分析。

　　形勢大好，星火燎原。如此局面，能不摩拳擦掌，策馬峰巔?

　　河南王毅齋壓抑不住：“中國民主黨派也算怪，只會死心塌地跟著共產黨走。”

　　湖北馬哲民深刻分析：“工人農民對黨都不滿，共產黨的地位很危險，……有的黨員退黨，責任不在黨員，同時也不是偶然的，與黨內一團糟有關。”

　　北京曾昭掄情緒激動：“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國知識分子鬧事是有傳統的，從漢朝的太學生到‘五四’，都是學生鬧起來的。”

　　四川潘大逵四處鼓動：鳴放“不要社會主義方向”。他申明章伯鈞“發展組織”的意圖：“現在是百家爭鳴，也是百家爭人的時候。兩年以后的中國形勢要變，所以要大量訓練盟的干部。”

　　共產黨天下危殆，大亂在即，有槍便是草頭王。民主黨派修成正果的機會終于來了，費孝通要民主黨派承擔重任。君不見，“學生正在到處尋找領導”嗎?

　　錢偉長躊躇滿志：“現在民主黨派說話是有力量的。學生們到處找自己的領袖，希望我們能站出來說話。”(以上均見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

　　“章羅同盟”的抗爭以悲劇落幕——

　　《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規定：“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

　　毛澤東規定：整風 “和風細雨”，“小民主，小小民主”。

　　但是，知識分子們不干。

　　上海徐仲年義正詞嚴：“迅雷烈風有掃蕩陰霾之功”，“和風細雨不足以平息民憤”。(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章伯鈞鞭辟入里：“整風運動以來，群眾提了這么多意見，毛主席沒有思想準備。中共中央也沒有思想準備，有人說整風是和風細雨，恐怕不是和風細雨，是個臺風!”(見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

　　“臺風” 打碎了毛澤東期待的和風細雨，能不被毛澤東以“臺風”回擊?

　　毛澤東揮戈上陣：“無論民主黨派、大學教授、大學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動分子，在此次運動中鬧得最兇的就是他們。……章伯鈞、羅隆基拼命做顛覆活動，野心很大，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積極奪取教育權，說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將大亂。毛澤東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辭職。共產黨內部分裂，不久將被推翻。”(《中央關于反擊右派分子斗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 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毛澤東檄傳天下：反右“是一場大戰，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統帥令下，百萬兵發。廣大人民口誅筆伐，開展了對右派的圍剿。中華大地，熱氣騰騰，洋溢著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與無上信任。

　　羅隆基、章伯鈞可醒悟否?

　　新中國固然是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然而那最厚重最無可撼動的力量決不是區區資本家及其知識分子，而是農民。

　　農民是中國社會的基本構成。中國共產黨作為農民革命黨，以其與農民的血肉相連，有著資產階級政黨遠不具備的強大支撐;中國共產黨同時作為指向共產主義的工人政黨，又以其馬列主義科學，有著工人階級賦予的時代偉力。

　　這是中國共產黨超越資產階級政黨的絕對優勢。

　　憑著這個優勢，毛澤東給予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以深深的不公正;然而，翻開千古史冊，評說權力興衰，試問：哪個階級是“公正”的?

　　毛澤東豪氣沖天：“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可以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6月6日章伯鈞向北京6教授所作目前形勢的估計。”(《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資產階級右派先生們，你們把中國人民幾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兒戲，把中國人民八年建設史看作兒戲，把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和黨在人民群眾中高度威信看作兒戲……”(《不平常的春天》)

　　在毛澤東的反擊下，“章羅同盟”頃刻瓦解。

　　“章羅同盟”的抗爭有著厚重的思想根基——

　　羅隆基向社會主義致敬：“今天一般高級知識分子是愿意在黨的領導之下，進到社會主義社會……我們舊知識分子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之外，還要好好地學習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見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

　　然而，羅隆基一腦子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他評判自我：“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腦子里裝得特別牢……我一發言，自己覺得是在講馬列，人家一聽，仍舊說我是冒牌貨。”(見章詒和：《往事并不如煙》)

　　作為“冒牌貨”，作為資本主義信徒，羅隆基怎能不站在社會主義的對立面?

　　實在說，平反，未必改變得了右派立場。

　　章伯鈞自不待言。“右派”帽子的戴與摘，在他原無分別。他堅信資本主義，堅信“兩院制一定會在中國實現。” 他“斷言，老毛繪制的共產主義美好理想永遠是藍圖，是幻想。”(見章詒和：《往事并不如煙》)

　　不僅未平反的幾個“右派”，便是獲得平反的相當一批“右派”，其實難免故我依然。

　　曾昭掄字斟句酌：“明確地要推翻共產黨的政權的思想，是沒有的，不過，從6月6日那種反動思想發展下去，是可能會發展到叛國叛民的。”

　　黃藥眠退居一隅：“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盡管他自己個人可能沒有攫取權位的野心，但他們總是企圖以他自己的世界觀來改造世界。”(以上見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

　　至于章乃器、聶紺弩，則公然表示與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勢不兩立。

　　章乃器曾書對聯一幅。上聯：“腸肥腦必滿”，罵的是毛澤東;下聯：“理得而心安”，慰的是自己。

　　聶紺弩則直率地發泄對毛澤東的仇恨：“四句——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眾叛親離，等到一切真相被揭開，他還要遺臭萬年。”

　　同為右派的戴浩曾對聶紺弩有一句公道的評論：“他真是像判決書寫得那樣，惡毒攻擊了無產階級司令部。”(以上均見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煙》)

　　章詒和感觸獨特，她說：“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做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質。”(《往事并不如煙》)

　　所以，章伯鈞不能改造，聶紺弩不能改造。還有改革開放后趾高氣揚的茅于軾，也艱難苦恨繁雙鬢，多年遏制自己，終于忍到了怒將肺腑向青天的時刻。他自豪：我“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 我“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 (見何雪飛：《當代社會思潮與中國文化建設》 載《烏有之鄉“文化自覺”研討會》論文集)

　　茅于軾在改革開放后得到國內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撐腰之后陡增的勇氣，可以不論，倒是他對章羅聯盟強烈的歸屬感，很是從階級屬性上，對當年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反右”，做了精確注釋。

　　毛澤東批得不錯：“羅隆基說，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怎么能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他這個話不對，他說他是小資產階級，其實他是資產階級。”(《做革命的促進派》)

　　早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已經論定：民主黨派是“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的黨派。

　　民主黨派有著資產階級的全部根性。他們不乏為“民主政治”的生命活力，也聚集著剝削階級的全部卑瑣、貪婪和私欲。周恩來評說：“中國資產階級本身也同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一樣，具有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的本質。”(見何沁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請看章詒和的一段絕妙好辭：“羅隆基雄才大略，卻又炫才揚己;憂國憂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維敏捷，縱橫捭闔，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長文擅辯，也度量狹窄，錙銖必較;有大手筆，也耍小聰明;他是坦蕩蕩君子，也是常戚戚小人。”(《往事并不如煙》)

　　羅隆基的密友浦熙修揭發：“羅隆基說要‘做社會主義的官，過資產階級生活。”(見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

　　羅隆基凄苦自白：“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飽受屈辱，人格喪盡，是誰也沒有料到的。”(見章詒和：《往事并不如煙》)

　　爭名逐利，傲視民眾;君子小人，渾然一體;天下己任，自我核心。羅隆基的兩面性，是中國新生資產階級兩面性的抽象，也是右派兩面性的抽象。那是朝氣蓬勃的生機與貪婪自私的先天劣根性的對立同一。

　　馬克思說過：資本家是人格化的資本。

　　同樣，羅隆基是人格化的中國新生資產階級。

　　資本的本性是擴張。它必然地表現為政治上的“雄心”或者“野心”;資本擴張需要每一個銅板的積累，它必然地表現為觀念上的患得患失。

　　資產階級的本性是金錢。它的每一枚金幣都打造著金融帝國的特權，打造著“上等人”和“下等人”的不平等，即壟斷集團和工農大眾的壁壘。

　　章伯鈞敏銳地觸碰這個“壁壘”。他說：“老毛欣賞秦始皇，而秦始皇是個有恩于士卒，而無禮于文人士大夫的獨裁者”。(見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煙》)

　　好高的評價!毛澤東若聽到此番議論，興許會慨嘆一聲：“英雄所見略同”!

　　章伯鈞如此階級嗅覺，不愧資產階級領軍人。他在與毛澤東的對立中，以遠高于腐儒和“知識精英”的思想水平，道出一個真理：秦始皇在歷史上千古一帝的地位，就在于“有恩于士卒，無禮于文人士大夫”。

　　這是人民大眾歡迎的“獨裁者”呵!

　　章伯鈞還有一句：“老毛的動機從來不是出于私人的。”(章詒和：《往事并不如煙》)

　　無論褒貶，那是說到點子上。毛澤東應該說：知我者伯鈞也。

　　毛澤東無“私”，是勞苦大眾的貼心人，他的動機出于被壓迫階級，他的立場屬于人民;而章伯鈞們則為“私”，是剝削者的守護神，他的動機出于資產階級，他的立場屬于特權階層。

　　章伯鈞看不起毛澤東：“別看金鑾殿坐上了，舉手投足，還是個農民。”(見章詒和：《往事并不如煙》)

　　一副貴族派頭!不經意間，流露對農民、對勞動者的鄙視。

　　章伯鈞及其“貴族”小圈子，盡管被其后人捧到極高，卻早失了“貴族精神”。

　　人類，從來以莊嚴的虔誠，向“貴族精神”致禮!

　　請看貴族精神：

　　遠古印度教嚴厲界說：對于違規，“吠舍得刑罰應雙倍于首陀羅，剎帝利更雙倍地重，而婆羅門的則再雙倍甚至四倍于剎帝利。”(史密斯：《人的宗教》)

　　首陀羅，最低等級的奴仆;吠舍，比奴仆高一級的平民;剎帝利，比平民高一級的武士;婆羅門，最高等級的貴族。在四種性的等級制中，最高貴的階層承擔最重的社會責任。

　　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不失貴族精神!中國總理周恩來不失貴族精神!

　　周恩來以承擔人類義務的高度自覺，詮釋著善的等級制：尊貴的地位意味著責任，無上的榮譽是無私的付出與犧牲;被人仰視的等級越高，支撐等級的基座越大，承擔也就越重越多。

　　迪·威爾遜困惑：周恩來“文雅、禮貌和謙遜……言行舉止溫柔和藹，然而，為了使他的國家能迅速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從封建主義進入到現代社會，他的一些所作所為卻顯得冷酷、好斗甚至不可理解。”(《周恩來》)

　　其實，那是為“承擔”的自覺。

　　“貴族精神”與“平民精神”是對立的同一體。

　　“平民精神”固不免階級反抗和階級斗爭的偏激，“貴族精神”亦不免“人性”的抽象與保守。

　　毛澤東將“平民精神”發揮到極致，在與被壓迫階級的血肉交融和冷酷的階級斗爭中，表達著對整體“人性”的終極關懷。

　　周恩來將“貴族精神”發揮到極致，將對整體“人性”的終極關懷，訴諸于“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冷酷的階級斗爭。

　　偉大，屬于“平民精神”，也屬于“貴族精神”。

　　它不屬于“章羅同盟”;不屬于日益腐朽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

　　“章羅同盟”是毛澤東專制的有力支撐——

　　在反右中，儲安平一死謝天下。

　　他留下了知識分子的激情乃至狂傲，清白乃至迂腐，還有天真、固執和困惑。

　　儲安平在解放前辦《觀察》，在解放后辦《光明》，都是為了改良。前者，是改良國民黨;后者，是改良共產黨。

　　改良之謂，小罵大幫忙也。只是這個“幫”，竟幫得風生水起。

　　1946年，儲安平慷慨激昂地向國民黨抗爭：“雖然刀槍環繞，并不能不冒死為之;大義當前，我們實亦不暇顧及一己的吉兇安危了。”(《論文匯·新民·聯合三報被封及〈大公報〉在這次學潮中表示的態度》，轉引自傅國涌：《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

　　1947年，儲安平大義凜然地批評蔣介石政權：“政府人物固無不可替換者，政府制度尤無不可更改者”。(《政府利刃指向〈觀察〉》)

　　儲安平很有些舍生忘死。

　　時隔10年，1957年，儲安平重出江湖，遍發英雄帖，這次把矛頭對準了共產黨。他說：“《光明日報》要成為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的講壇，就要創造條件主動組織、并推動他們對共產黨發言，從政治上監督。”

　　儲安平熱血沸騰：“我聽統戰部一位副部長說毛主席說過，《光明日報》可以和《人民日報》唱對臺戲。請問，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有沒有真正擁護和貫徹這一點的準備?”(以上見章詒和：《往事并不如煙》)

　　儲安平有這樣的思想準備，而且大刀闊斧地干起來。他再一次舍生忘死。因為在他心底深處，不認同共產黨。

　　1947年，儲安平在《中國的政局》中寫道：“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

　　把共產黨專制與法西斯專制混為一談，也就是把人民專制的進步性與特權專制的反動性混為一談。民主知識分子們“高深” 的背后，不乏淺薄。

　　儲安平接著說：“我們現在爭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轉引自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

　　斷言共產黨為專制政體，儲安平有先見之明。

　　那么，誰是共產黨專制的重要支柱?

　　——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儲安平們、羅隆基們、章伯鈞們……

　　別看“知識精英”把“民主政治”的大旗搖得呼啦啦響，那是表象。其實，無論取法英美的知識分子們，從胡適到“章羅同盟”;還是服膺馬列的知識分子們，從胡風、周揚到“四人幫”，都潛在地認同專制。

　　解放前，資深報人徐鑄成早已看穿：儲安平是國民黨專制的維護者;“鳴放”期間，儲安平則是共產黨專制的維護者。所謂批評，改良而已。

　　章伯鈞到底深刻：“不是國家不立法，憲法也有了。實際上是共產黨管理國家的辦法，不需要法。”(見章詒和：《往事并不如煙》)

　　說得不錯。

　　向現代化進步的中國社會，已經產生朦朧的法制要求，所以立法。

　　然而，法制只是知識分子模糊的抽象。提上日程的立法，遠沒有成為中華民族的自覺。在封建泥沼中蹣跚跋涉的中國社會，尚不知法制為何物。萬眾矚望的，依然是“好皇帝”。

　　指責毛澤東三反五反、反胡風、反右、反彭德懷、反劉少奇是破壞法制，那不過是書生清議，虛妄而已;恰恰相反，那是毛澤東對歷史呼喚法制的回答。

　　毛澤東不認同“章羅同盟”的“法制”，不認同一切剝削階級的“法治”;他要跨越“上等人”管理“下等人”的法制，他要建設馬克思主義和人民主權的社會主義法制，他要用自己的專制壓迫資本主義法制訴求，架起通向社會主義法制的橋梁。

　　1942年延安整風，已經奠下毛澤東專制的思想基礎;1957年反右斗爭，則正式拉開了毛澤東專制的大幕。

　　支撐毛澤東專制的，除了中國農民社會及中國共產黨的農民根性。還有一個不容回避的成分，就是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偏師”。

　　“士為知己者用” !中國知識分子的士大夫根性，成為毛澤東專制的重要支柱。羅隆基向毛澤東表白：“中國舊社會中的‘士’有這樣一種傳統觀念：‘以國士待我者，我必以國士報之;以眾人待我者，我必以眾人報之’，合則‘士為知己者死’，不合，則‘士可殺不可辱’。” (見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

　　“為王前驅”!

　　北大傅鷹教授謙卑求“仕”： “知識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們當自己人，如此而已。”(見葉永烈：《反右派始末》)

　　這并不過分;然而很難。

　　在毛澤東眼里，只有工農大眾才是“自己人”。

　　知識分子高踞工農之上做“上等人”的強烈渴求，與毛澤東“泥腿子最干凈”的顛覆性思維，豈不南轅北轍?

　　“布衣宰相”，“帝王師”，千古知識分子趨之若鶩的隆譽，與毛澤東根除私有制、確立人民主權的宏闊心胸，豈不“話不投機半句多”?

　　有位殷海光感嘆：“我父執那一輩讀書人是坐在家里，要外出做事的話，必須等著有人來請。若他是名士，就更須有人來三顧茅廬。”(見辛曉征：《魯迅》)

　　這一嘆，嘆出多少貪、嗔、癡，嘆出多少知識分子清高背后的愚昧和狹隘。

　　辛曉征補白：“從清末以來，知識分子引進思想，傳播新知，一切改造社會的努力，都不過使自己喪失尊嚴，進一步邊緣化，這樣的結局，又豈不哀哉!”

　　這一哀，又哀出多少卑瑣與虛妄，哀出知識分子依附專制的奴性和等級觀。

　　其實，傳播新知，實乃知識分子應分之事，豈可有非分之求?魯迅說得明白：“知識階級有知識階級的事要做，不應特別看輕，然而勞動階級決無特別例外地優待詩人或文學家的義務。”(《二心集·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不必諱言，民主黨派不過是農民的知識形態，士大夫根性不過是農民根性的高雅表達。王蒙對知識分子的“清高”很不以為然：“我在農村呆了多年，我對知識分子嘲笑農民自私至今印象很深。因為我發現當知識分子窮得和農民一樣時，他所表現出來的自私比農民還要厲害。”(《創作是一種燃燒》)

　　章怡和更深深喟嘆：“民主黨派曾是許多知識分子向往的一塊凈土，在踏上這塊凈土以后，儲安平才漸漸明白：原來這里也害著我們這個民族的通病——宗派情緒，家長作風，忌妒心理，官僚色彩……”(《往事并不如煙》)

　　怎能否定毛澤東對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期待?

　　事實上，沒有知識分子“尊嚴”的喪盡，就沒有人類整體尊嚴的崛起。知識平民化，知識大眾化，知識平等化，是歷史不依知識分子意志為轉移的大趨勢。

　　什么時候，知識分子們從“為王前驅”，轉變到“為民前驅”，才可望成為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的“自己人”。因為，“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魯迅：《寫在“墳”后面》)

　　這是對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解讀。也是對“章羅聯盟”的解讀。

　　“章羅聯盟”以悲劇終。魯迅說：“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再論雷鋒塔的倒掉》)

　　毀滅了什么?

　　毀滅了比封建專制有巨大進步性的“價值”——資本主義民主、自由、人權。

　　前后夾擊。中國封建社會的深厚傳統有著對專制的強烈需求和對民主的下意識排斥;而毛澤東對無產階級民主即人民主權的堅決主張和激進革命，則無情地扼住了資本主義的咽喉。

　　“章羅聯盟”生不逢時。“民主”曇花一現便歸于毀滅。這是命運賦予中國新生資產階級難以避免的凄涼與孤獨。

　　然而，中國新生資產階級的生命力并未枯竭，它積聚著爆發。“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魯迅：《華蓋集·我觀北大》)

　　章羅聯盟垮臺了，但資產階級是“活的而且在生長者”。它并不因毛澤東的強力壓迫而失其“新興性”，它依然是新興資產階級，依然有著“希望的前途”。

　　這“希望的前途”在哪里?

　　“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

　　社會資產階級的式微，轉化為黨內資產階級的強勢崛起。

　　拒絕與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并不能剝奪資產階級的生命力，也改變不了其與無產階級同生同滅的命運，只不過使它變換一個生存與競爭的形式。

　　改革開放，中國新興資產階級走出孤獨，撲入社會。它興奮地融進資本世界，爆發出巨大能量，一時群星燦爛，閃爍現代之光，將古老神州耀得絢麗斑斕。

　　中國活力四溢。

　　然而，物極必反。資產階級生機漸弱。它消耗的能量難以補充，因為嚴重的貧富懸殊使它失去民眾;而其內在的貪婪、腐敗與嗜血則日益在社會上張顯面目的丑陋。它恣肆地銷蝕“新興”，步入腐朽，向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國馬仔沉淪。

　　孤獨，是歷史授予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光榮勛章。失去孤獨，便失去光榮，失去生機，失去生命底蘊。

　　中國融入資本世界，中國資產階級也開始了真正的衰亡。

　　因為，21世紀的資產階級，或者依附社會主義而生存，或者在資本主義外殼下吸吮社會主義生命力而茍活。除此之外，別無生路。

　　這是世界帝國主義體系的衰亡。中國資產階級趕上了“末班車”。

　　北京市寫作學會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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