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戴旭在解放軍報《國防參考》雜志發表兩萬字長文《警惕西方敵對勢力抹黑毛澤東》(原題《失去毛澤東，中國將百年孤獨》)，分兩期發表，發表時標題有改動。發表時，雜志所加的編者按說，毛澤東是敢于戰勝一切困難和敵人的當代中國強大的代名詞。中國不能再允許丑化毛澤東的社會現象存在，我們應該看透國內外反共反華勢力抹黑毛澤東背后的險惡圖謀，打好思想文化領域的自衛反擊戰。
戴旭將該文在其博客連載，以下是一至四部分：
解放軍報旗下的《國防參考》雜志2013年12月
時勢造英雄：“毛澤東的一生是偉大的”（一）
今年是毛澤東逝世37周年和誕辰120周年。社會上關于毛澤東的話題，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減弱,反而呈現出更加熱烈爭論乃至激烈對峙的趨勢。從改革開放前對毛主席定位的眾口一詞到現在對毛澤東評價的眾口不一，反映出三十年來中國在思想層面的“多元”已經達到空前程度，而這種貌似“多元”的混亂引發的族群對立和裂帛跡象，已經明顯地體現在社會生活中。更深層次的折射則是：經過長時間探索實踐，黨和國家已經到了需要以一種清晰明確的建設和發展理論做指導，以一個大多數人都認可的精神符號重塑信仰、凝聚人心，以推進改革，再展宏圖的時候。
對于毛澤東截然不同評價的現象顯露出一個基本事實：即中國有兩個毛澤東：一個是現實世界的人，一個是精神世界的“神”。兩個毛澤東時而合二為一，時而一分為二。這種奇特的時代景觀是中國革命的歷史造就的。
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時代，正是世界列強蠶食鯨吞，中華民族一盤散沙，國家分崩離析，亡國滅種危在旦夕的時期。在晚清舊制度框架上倉促搭起來的國民政府草臺班子，自身機制不全，腐敗無能軟弱無力。無論其從西方直接拿來的憲政框架還是軍閥分治的實際軍政體系，都不足以喚起民眾完成推翻三座大山建設新中國的歷史任務。
時勢造英雄，中國共產黨作為民間力量，除了憑借自身的政治主張動員民眾之外，還需要一位德才兼備文武雙全，具有巨大人格魅力和思想深邃的領袖指引道路，“團結”大多數，重整河山。經過血與火的慘烈汰選，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的領袖和核心地位，終于在遵義會議后得以確立。在從失敗走向勝利和“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事實面前，同時期黨內外眾多優秀人物不自覺地停止了思考，而心悅誠服地擁戴毛澤東為黨和軍隊的領袖。后人在批評毛澤東時指責其“搞個人崇拜”，其實，個人崇拜并非是毛澤東個人刻意為之，如果沒有過人的才能和人格魅力，沒有過硬的成就，想搞也搞不起來——蔣介石通過拜把子的方式也想讓別人崇拜自己，結果在一敗再敗的事實面前個人形象還是碎了一地。彭真同志說：“對個人崇拜，也要歷史地看。講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就不能把賬都算在毛主席頭上，我們這些人都有責任。捫心自問，我不是一個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 “在黨的歷史上，幾次重大關頭，毛主席的意見開頭多數人不贊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終的事實證明還是他正確，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遠。這樣一來，對他的個人崇拜就逐漸形成了，我也不例外”。“毛主席的一生是偉大的，他在我國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這樣大的一個政黨，沒有一面旗幟不行”。
泛濫于舊中國的西方思潮和封建陋習被“毛澤東思想”一掃而空(二)
晚清被歐洲列強撞開國門之后，西方的各種思想也隨之涌入，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就是西方文化入侵的政治產物。到了后期，君主立憲，三民主義，“德先生”“賽先生”，乃至“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口號，中國完全成了一個各種“主義”泛濫的社會。思想支配行動，對于個體和整體都是如此。晚清的思想紛爭，導致原有統一的社會價值觀崩潰，各種思潮凝聚起的政治力量蜂起、群毆，最后導致改革失敗和革命發生，大規模社會內亂瞬間帶來國家解體，軍閥各自為政，龐大的人口如茫然的羊群在四野虎狼的圍裹下惶惶不安不知所措。遂給外部強敵造成入侵瓜分的良機，亡國滅種危機接踵而至。
此時，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毛澤東作為英明領袖的出現，使處于危亡邊緣的中華民族有了“主心骨”和可以追隨的“頭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此時進行的“革命”，完全不同于中國歷史上歷次亡國不滅種的農民起義式的改朝換代，毛澤東個人的目標也不是做開國皇帝——否則他就不會把長子送上生死未卜的戰場，就不會一件睡衣補幾十個補丁。毛澤東和他同時代的戰友，是一批忘我的民族精英，他們追求的是整個民族的生存與復興。
在中國人對于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背后，其實是走過歷史災難的中華民族對于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感激和信賴，毛澤東在這里只是一個象征性的代表符號。對此《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歌唱祖國》等歌曲，都可視為整個民族的“言為心聲”。因為有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神”，那些在中國泛濫了百年的各種西方思潮——從基督教義到憲政等，都被“毛澤東思想”一掃而空;那些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數千年、以儒教為核心的思想陋習也被蕩滌凈盡;一些有本族圖騰的邊疆部落，也自覺自愿地“尊奉”整個民族的“大神”，這種情況很類似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以統一信仰各異、力量分散的各阿拉伯部落的情況。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因為帶領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打贏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所以眾望所歸地成為整個民族的主心骨;此時的新中國，因為敢在建國之初，就開大軍迎擊由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所率領的十六國聯軍并戰而勝之，從而在世界上獲得自漢唐時代以來少有的敬重;此時的毛澤東，作為思想導師和主要軍政領導人，自然獲得人民發自內心的尊崇。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在毛澤東執政時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大團結最好的時期——全國各族民族親如一家，海外游子如百川歸流般回國效力。正是因為毛澤東作為“各族人民偉大領袖”如日中天的赫赫威勢，邊疆分裂分子剛一冒頭就被風卷殘云，一鼓而平。
彭真：“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這樣大的一個政黨，沒有一面旗幟不行”(三)
中國共產黨使晚清時期分裂的國家基本上重歸統一，首先是完成了中華民族的思想統一，然后才是軍事的統一。而在完成民族精神統一和國家版圖統一等“身心合一”的過程中，中共自身也形成了“身心合一”的形態。這種行政領導和精神導師合二為一，類似政“教”合一的體制，在當時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能夠成功的根本保證，也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得以開展的基本前提。
但是，這種體制是一柄雙刃劍。在決策正確的情況下，人民對領袖這種不假思索的宗教式信仰具有山呼海嘯般的力量，在領導決策出現問題的時候，其破壞性也十分巨大。由于是在追求建立一個前無古人的、理想(甚至不乏浪漫幻想成分)的全新社會，在建國后的社會主義探索過程中出現失誤是必然的，戰爭年代留下的思維方式、高效運轉的行政機器和“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軍事化體系，急劇放大了高層的失誤，給社會造成相當的破壞和心理創傷，以“文革”為最典型。
正是出于對這一失誤的反思和修正，也為了因應新時期國內外最新形勢，中國在鄧小平領導下開啟了改革開放進程。以《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標志，中國社會對于毛澤東的評價也從“神”降到了“人”。正如戰爭年代高舉毛澤東旗幟是歷史的必然，此時降低毛澤東的絕對政治權威也是一種歷史必然，因為改革開放的實質是破除原有思想和行政教條桎梏，打開國門將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引入中國。改革開放在政治方面最明顯的舉措，就是革除了政“教”合一的領導體制，鄧小平身體力行，雖然事實上掌握最高權力，但只作為“設計”師，而不擔任國家最高領導職務。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在物質生活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誰都不能否認的成就。但是，同樣不能否認的是，這三十年也是西方各種思潮大舉涌入、中國歷史上各種丑陋腐朽思潮復活、貪污洶涌，傳統道德淪喪，民運分子、邪教法輪功、各類“意念氣功”在內地喧囂一時，十四世達賴喇嘛分裂祖國的行為肆無忌憚，新疆三股勢力暴恐行徑十分猖獗的時期。具體緣由雖各不同，但平心而論，忽視整個中華民族的信仰維護，放棄用毛澤東這一精神圖騰統一各族人民思想意識，只重物質生活不管精神生活，乃是共同的、根本的原因!而由于這一疏忽，西藏“3.14”暴亂和新疆“7.5”事件以及后續影響，不僅對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造成撞擊，也在經濟方面帶來巨大的損失，在整個民族的心靈上造成巨大的創傷。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今天中國社會的現實一再證明彭真同志說的“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這樣大的一個政黨，沒有一面旗幟不行”。
西方對中國的戰略“文攻”：從丑化、否定毛澤東開始順藤摸瓜(四）
對毛澤東進行“神”“人”分離，是解放思想、完成新階段歷史使命的必須。但是，正如文革發動起來后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在局部造成失控混亂一樣，改革開放后對毛澤東影響的淡化也被反華勢力所利用，在主流意識形態將毛澤東請下神壇之后，這些勢力喊著“把毛澤東還原成人”的口號，趁機對毛澤東進行“星火燎原”式的妖魔化，在神的毛澤東、人的毛澤東之后，以虛構亂編和污言穢語，全力打造一個“魔”的毛澤東。
一些所謂的“作家、藝術家”，模仿所謂的魔幻現實主義、行為藝術等西方盛行手法，含蓄地控訴共產黨“違背人性”;惡意編造、詆毀毛澤東人格的所謂揭秘式的文學作品自境外倒流。后來發展到有人以學術研究為名，開始對大躍進中餓死“數千萬人”等無從準確考證的事情往毛澤東身上追責;有“歷史學者”依據外國檔案的記載，更指責毛澤東抗美援朝、中蘇交惡等重大戰略決策是“錯誤”;有“經濟學家”批判毛澤東不搞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等等，對毛澤東個人和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進行全面否定。最后竟發展到赤裸裸地在報刊、微博和其他輿論媒體中直接對毛澤東及其家人進行辱罵，在手機短信中流傳關于毛澤東的低俗段子，妖魔化毛澤東達到登峰造極，其語言之下流、情節之荒誕令人發指。與此同時，卻大肆美化被我軍擊斃的張靈甫等為“抗日英雄”，含沙射影地譴責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為“匪軍”。這些人攻擊毛澤東是突破口，消滅共產黨是總目標;肆意散布歷史虛無主義是假，蓄意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毀尸滅跡是真。
而簡單分析一下那些揭批毛澤東的所謂“經濟學家”、“法律學者”、“政治學者”和“企業家”的出身，可以發現多是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后代、當年文革造反派及“右派”、接受外國非政府組織資助的國內“學術機構”和個人、接受西方“普世價值”或皈依基督教，以及某些有著外國情報機構復雜背景、來歷不明的人。趁中央對毛澤東政治評價的轉換之機混水摸魚，這些懷有階級報復和投機心態甚至是身負某種特殊戰略使命的人，把自己包裝成現時代冠冕堂皇的身份，利用門戶網站、微博、微信等新興媒體，從政治、經濟、軍事乃至文學、道德、私生活等幾乎所有方面，對毛澤東口誅筆伐萬炮齊轟。
毛澤東已成為歷史人物。站在今天的時空，責難歷史人物是容易的，但理解歷史人物，最基本的常識是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否則便是無知和無賴，甚至無恥。以史為鑒地對毛澤東時代的經驗教訓進行回顧總結很有必要，對毛澤東的個人功過進行評述也屬正常。但這種總結和評述必須是客觀、理性、超越個人恩怨的，如黃克誠《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但在近年來蓬勃興起的以網絡、手機為平臺的新媒體上，特別是在外資掌控、被西方政治理念洗腦的人員把控的一些大型門戶網站上，這種理性、客觀的文章已十分罕見，鋪天蓋地充斥著的大都是對毛澤東的肆意污蔑。這種情形引起廣大民眾的強烈憤慨和激烈反彈，社會上多次發生民眾自發圍追堵截、公開揭批反毛辱毛人士的情況。
中國社會針對毛澤東“評價”截然對立，早已不僅僅是對毛澤東個人功過是非的再認識，而是意識形態領域復雜斗爭的體現。
相關介紹：【《國防參考》雜志】
一份戰略科學文匯 一本領導案頭智庫 （來源：中國軍網）
經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批準，由解放軍報社主辦的《國防參考》雜志，從2014年1月起在全國公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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