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奈何花落去 無可奈何花已開

　　——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

　　郭伏生

　　“庸醫司性命，俗子議文章。”毛澤東思想，簡言之就是馬列主義的中國化，是領導中國革命和指導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人民革命斗爭的思想武器，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主席革命實踐的結晶，凝結了千萬烈士的鮮血，又一哲學名篇《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成型后，老人家曾意味深長地說：“人們常說‘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這個人啊，只要為人民留點文就行了。”1981年1月胡耀邦在某會議上講：“堅持毛澤東思想，又把它同毛澤東同志晚年的思想加以區別，聽說有一個大學，把這句話講了以后，哄堂大笑，......馬克思主義的創立主要靠馬克思，還有一個恩格斯。毛澤東思想也是這樣，第一是毛澤東同志貢獻的，第二是他的戰友們貢獻的......有什么可笑呢?”就是這個胡耀邦，運用此種邏輯，批大寨，否定文革，否定主席始從1953年，把剩下的思想進行了“集體化”。

　　毛主席離開我們37年了，在坊間，人民把他當成了傳說中的神頂禮膜拜。可有一些人，其中他們是一代又一代，恐如驚弓之鳥，大肆反毛非毛，或瞞天過海，或移花接木，篡改捏造，歪曲肢裂。建黨90余年，建國60多年，時間在流失，實踐在檢驗，是真理就不怕批評，不怕檢驗，如果能夠批評倒，實踐證明不行了，那么其也就不為真理了。今年是他老人家誕辰120周年，讓我們拔云去霧，還原一個真實的毛澤東。

　　(一)

　　他是一個詩人。在陜北的黃土高原上，他曾自豪地對外國記者說：“誰說我們這兒沒有創造性的詩人?”然后指著自己的鼻子，聲音提高了一倍，“這兒就有一個。”毛體書法洋洋灑灑，那么詩則是筆走龍蛇。陽春白雪，山雄水滔，為民憂為民泣，更多的是記錄了“狂飆為我從天落”的征程，流注其中的是對于社會禍福和個人悲歡的深思。解放初期，他解剖自己戰爭年代的詩作時，不無感慨地說：“當一個人處于極度考驗，身心交瘁之時，當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的時候，居然還有詩興來表達這種嚴峻的現實。”“萬里長征，千回百轉折，順利少于困難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一首《憶秦娥.婁山關》就記錄了當時的蒼涼和凝重。紅軍在清晨出發，還有月亮，傍晚攻克。主席在往這道雄關攀登的時候，迎面碰上抬下來的一名傷員，他看了傷情并問了傷員的姓名(獨腿將軍鐘赤兵)。登上山頂，夕陽晚照，顯然，戰場還沒有打掃干凈，南方冬天少雪，而只下霜，長空有雁，曉月不勝寒。他走近那道“婁山關”的石碑，審視著這遠近的一切，多日郁悶的心情，豁然而出。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境況不同，使他不是一位高產的詩人，但卻能和任何一位大家相媲美，最能傾倒國人的莫過于《沁園春.雪》這一首了。這是在重慶談判期間，主席回贈柳亞子的一首詩，被一民營報紙發表后，立刻在山城引起很大的轟動，紛紛傳抄，贊語更是不絕，“千古絕唱，雖東坡、幼安，猶膛乎其后。”“風格涵渾奔放，氣吞山河如虎”......知識界的名人學者意識到這是一首佳作，不僅思想深刻，藝術水平高，而且氣勢磅礴，字里行間洋溢著豪情壯志，一時和者接踵，各報紛紛刊登，為政治氣氛緊張的陪都平添了幾分風雅。國統區的人民感到驚訝，這個被稱為“草莽英雄”的“土匪頭子”，竟有如此文采，如此的文學修養，詩中的胸襟氣魄，多么符合圣與王融為一體的人格思想，常常身裹戎裝的蔣委員長倒有點酷似“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武夫了，治國平天下不寄于這樣的風流人物還有何求?應該說，在吟詩填詞方面，蔣與毛相比，雖望塵莫及，但并非草包一個，這首有“帝王之風”(邵力子語)的詞，使他不寒而栗，難以容忍，一批御用文人自然是一番圍剿，無奈蚍蜉撼大樹罷了。

　　“如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主席不僅有著深厚的文學功底，還有著淵博的歷史知識。純文人之作情勝于理，政治家之作理勝于情，而這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從情到理既文字激揚，又入骨三分，氣勢上俯瞰宇宙，指點江山。高烹老教授的一首詩詞頗為形象地表達出了主席詩詞的風格“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云，筆下有雷聲。喚醒蜇龍飛起，掃滅魔炎魅火，揮劍斬長鯨......攜卷登高唱，流韻壯東風。”

　　主席的詩作僅僅是信手拈來罷了，正如與主席有詩詞交往的文壇巨匠郭沫若所說，“經倫外，詩詞余事，泰山北斗”。其實，主席曾經有過個一個“文學夢”，他幼時發現書中盡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于是就有一個愿望，長大要當作家，寫就寫農民，到晚年還想，“退下國家主席就寫”，曾說過“我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這個愿望最終沒有實現。否則“魯郭茅巴老曹”的隊列中要增加一位了。雖說為一憾事，但卻推動了一個時代文藝事業翻天覆地的發展，在延安時就主張“文藝要面向大眾，面向工農兵”，寫文章要“真實、生動、鮮明”。從《白毛女》、《小二黑結婚》到已成經典的樣板戲;從《李有才板話》、《暴風驟雨》到《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艷陽天》，它們和那個時代交相輝映，譜下了人類史上最動人的樂章。

　　(二)

　　他是一位軍事家，一位戰略家。是軍事家想必就該將星閃耀，戎裝筆挺了，你看黃埔校長蔣介石，腰挎中正劍，戎裝緊裹，可他是資產階級的，那就再看無產階級的斯大林，身著元帥服，唇留胡須，何等威武。可他毛澤東不是，長征后到達陜北，斯諾與他照的那張頭戴紅五星帽的像，清秀的面龐中透著知識分子的精明，其實那頂帽子還是照相時借用的。郭沫若回憶與他的第一面是“靜若處子”，“一大”代表回憶他“有著書生氣”。魯迅為救國救民從學醫改成學文，而他則從一個教書匠，一個四平八穩的小學校長，投身到了槍林彈雨的洪流中。在消滅蔣介石的八百萬正規軍的征程中，先是小米加步槍與游擊戰，最后發展到百萬雄師過大江，在朝鮮戰場上抗擊的是武裝到牙齒，以頭號強國美國為首的十七國聯軍，外界對他不甚了了，說他的殘酷比斯大林還斯大林，印度總理尼赫魯見后說他“象一位慈祥的老伯伯”。他戎馬倥傯20多年，卻很少摸槍，上將陳士榘在戰場上繳獲了一支小手槍，可能確實地好，便給了頂頭上司林彪，林彪可見也愛，轉給了他。他見后說：“我如果用上了槍，我們的紅軍就完了。”在黃土高坡的窯洞中，在西柏坡的土坯房里，桌上、墻上、百姓的腌菜缸上，滿是地圖，長長是幾十個小時，甚至有過三天兩夜不出屋、不上床、不合眼的記錄，煙是一支接一支，茶水更是不斷，喝濃茶，吃殘茶，疲勞了喝上一點酒，餓了煮上一茶缸麥片粥，有時山下就是敵人，卻要指揮全國各地數個戰場的戰斗。用周恩來的話說就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揮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運籌帷幄，決勝于千里之外。

　　他是早期共產黨的領袖當中，唯一沒有喝過洋墨水的一位，你看瞿秋白、王明、博古，青年時即受到了共產國際的青睞，張國燾，北大的高才生，李大釗的得意弟子，“一大”就是張主持的，與張相識時，他還是月掙八塊大洋的北大圖書館的小伙計，有中國“最后一個大儒”之稱的梁漱溟與毛同齡，可當他成為北大教授，經常出入同事楊懷中(楊開慧之父)家中時，有一個住在門房里的大個子青年來開門，他就是毛澤東。長時間生活在最底層，所以對祖國城鄉有著深刻的了解，與最廣大的勞動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早年從事農運時，瞿秋白曾送他一個稱號——“農民運動的王”，張國燾回憶說，是“這個農家子對于中共極大的貢獻”，其間寫下了一系列農村農運的文章，“跑到你熟悉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么，問他們要些什么”。著名的《湖南運動考察報告》，歷時33天，行程700公里，農協減租減息，禁煙禁賭，組織起來修道路，修塘壩，“一切似乎都翻了個個兒，一切又似乎才剛剛開始”，在艱苦的探索中，他敏感地注意到了中國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土地和武裝，他認識到“中國國民革命是農民的革命”，要增加生力軍保護革命，非解決土地不可，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勝利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秋收起義挫折后轉兵南下，長途跋涉，傷兵員增加，逃跑成了公開的事。于是進行了“三灣改編”，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實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樣，徹底改變了舊式軍隊的習氣。后來又取消了兵晌，自古以來當兵領晌啊，可居然行通了。就是這一增一減，部隊越戰越強，越戰越多，朱德來了，彭德懷來了。當時，共產黨建立了多處的根據地，方志敏領導的贛東北、彭湃開創的海陸豐以及湖北的黃麻，皆因政治與軍事上沒有一套正確的方針政策，相繼失敗。井岡山的紅旗不倒，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和希望，給了進步力量以極大鼓舞，他們掩埋了烈士的遺體，擦干了身上的血跡，又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紅軍大發展是和井岡山的影響的分不開的(黃克誠回憶)。

　　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實行的是政府與軍隊抗戰，主席主張全民抗戰，他如走圍棋一般，把八路軍三個師分布到山西的四個角，并逐步從山地到平原，用他老人家的話就是“蔣介石丟到哪里，我們就占到哪里”。針對當時的“亡國論”與“速勝論”，他寫出了《論持久戰》。從戰爭的性質到兩國的國情得出了“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勝利屬于中國而不屬于日本”。書中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只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會造成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國民黨中的“小諸葛”白崇禧看后認為這是克敵致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并向蔣介石轉述，最終成為了全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日本也看到了，他們在內部稱毛是“難以找到的杰出的組織家和戰略家”，集中精力研究對付持久戰的辦法，研究來研究去也沒有拿出一整套真正有效的辦法，就是稱霸世界的美國，他的西點軍校也是把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當作了必修課。

　　對毛主席的非議從來沒有間斷過，只不過時強時弱罷了。在中央蘇區時，臨時中央的那些留過洋的，以“馬列主義理論家”自詡的領導，宣稱“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遵義會議上有人當面譏諷他，打仗并不高明，只會按照《三國演義》、《孫子兵法》打。從中央“三人團”與國民黨的“堡壘對堡壘”，到張國燾的“打到成都吃大米”，再到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次又一次把革命導入歧途，正是毛主席的高瞻遠矚，一次又一次為革命撥正了航向。

　　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在他的關注與培養下，有兩個人對主席的思想領悟的最為透徹，運用起來得心應手，只可惜不是出將入相的文武合璧，那就是林彪與張春橋，這是任何歷史都無法回避的事實。林指揮打仗傷亡小，戰果大，長征時即為破圍先鋒，從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一路過關斬將，他隨身的小提箱里全是毛主席著作的單行本，根據主席的戰略思想，因地制宜地制定出了“攻城的一點兩面”，“三三制”等很多戰術原則，在指導南滿軍區的斗爭中，指示部下學主席的戰略學，并具體到幾章幾節“應反復研究……當做勝利的訣竅來看，當做作戰指令來看”。解放后，林主持軍隊工作十幾年，采取“政治掛帥，思想領先”部隊的精神風貌是何等的一個高，曾是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1950年，大半國土還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土匪特務還沒有肅清，國家一窮二白，人民生活極端困苦，朝鮮戰爭爆發。而將要面對的是一個不可一世的世界頭號帝國主義強國，這成了他一生最艱難的選擇，三天三夜沒有睡覺，喝濃茶、吃茶葉，煙卷滋滋作響。在中央會議上，多數同僚不贊成出兵，有能力財力與美抗衡的斯大林，更是主張要金日成到我東北組織流亡政府，是他毛澤東好戰，還是不懂得韜光養晦?七十年代，他與總理在會見金日成時共同回憶了這段曲折的歷程。“事情總是那么彎彎曲曲，在那個時候因為中國動動搖搖，斯大林也就泄了氣，……政治局會議上，……這么一翻那么一翻……”。彭德懷曾做這樣的評價“這個決心不容易下，這不僅要有非凡的膽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要有對復雜事物的卓越洞徹力和判斷力”，于是就有了“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有了“一條大河波浪寬”，有了我們“最可愛的人”。開戰初期，他的機要秘書回憶，主席半個月沒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飯，睡眠極少。各方面的情報一個接著一個，戰況瞬息萬變，都要他加以分析，并很快做出決斷，這一年他57歲。打的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抗美援朝一戰，一掃百年來的恥辱，不僅保全了朝鮮的三千里江山，更是極大地奠定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未來的發展 創造了寬松穩定的國際環境，成了毛澤東軍事藝術，國際戰略和治國方略中的絕妙之筆。抗美援朝，我方有一底線，美方不得越過“三八線”，抗美援越，我方也有一底線，那就是“十七度緯線”，美方視若雷池，望而不及。從金門到雪域高原，從珍寶島到南疆海戰，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

　　在整個毛澤東時代，瞄準尖端科技，即使三年困難時期，國家也沒有縮步。兩彈一星，陳毅言“當了褲子也要搞”，“有了原子彈，我這個外長腰桿就硬了”。林彪說“火柴燒也要燒響”。60年代，國家的戰略方針是“靠山、進洞、備戰備荒為人民”。投巨資在中西部建設近兩千家大中型企業和科研院所，進行規模宏大的大三線建設，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他說“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立足于打是為了爭取不打”，這就有了中美蘇三足鼎立，有了尼克松訪問中國，有了七八十年代的和平局面。于是鄧公認為較長時間內不會發生戰爭，提出“我們要忍耐幾年，……經濟力量增強了就可拿出較多的錢來更新裝備，要硬著頭皮把經濟搞上去”。大規模的調整三線建設，把核武、航天等尖端國防工業，也實行軍民結合，提出了一個所謂的新思路，“東部帶動西部，先富帶動后富”。曾幾何時，美總統尼克松對記者說“如果說在死之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繼尼克松訪中的轟動效應，日首相田中角榮就職當天就聲明，要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就是這個東洋島國，幾十年后狼子野心再現，在釣魚島造勢，我這個第二經濟大國，只要人家承認存在爭議，“人家一點面子都不講”。南海諸小國對我海島哄而占之。國內民眾聚會游行，抵制日貨，為了裝點門面凝聚民心，無可奈何地提出了一個毛主席的軍事思想，主席的軍事思想是人民利益的守護神，是鎮國之寶，軍事方略不打無把握之仗，不打無準備之仗，基礎是“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想來可悲可嘆。

　　(三)

　　他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思想家。

　　讀書知天下，讀書識古今。他學問高深，知識淵博，他所取得的一些成就，都是和他一生刻苦讀書和投身革命實踐(是謂讀大書，無字之書)分不開的。少年時背著父親讀，學堂上背著老師讀。在戎馬倥傯中，從國民黨郵局中找書，從地富家中找書，在稍為安靜的延安借同事的書，要周恩來從重慶買書。少年時讀的書是當時視為禁書，造反的書。成人后，以馬列書籍和歷史書居多。他最喜歡的是現代作家魯訊，一本《魯訊全集》從孤島道上海轉送到陜北根據地，直至北京。建國初去蘇聯訪問挑了幾本魯訊的書，新中國出版的十卷本《魯訊全集》，放在床上反復閱讀。晚年后無法坐著看就躺著看，用放大鏡看。他曾說“讀書是智慧的事”，“一天可以不吃飯，一天可以不睡覺，但不可一天不讀書”。他老人家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直到離開我們的幾個小時前還在讀書。書陪伴了他一生，他說：“有了學問，好比站在高山上，可以看到很多很遠的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里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一部《紅樓夢》看過不下五遍，曾有不讀《紅樓夢》只是半個中國人之說，窯工大將徐海東、少林將軍許世友為此努力堅持讀。一部《資治通鑒》競然看過十七遍。他是一位俯瞰看宇宙的政治家，讀書時運用哲學思維，用階級斗爭的眼光看，在一般人看來，他的讀書方法有些“刁鉆”，充滿了顛覆性，他把《水滸傳》當做政治書看，把《紅樓夢》《聊齋志異》當歷史書看，聯系自己的實際，聯系中國共產黨的實際，聯系中國革命的實際。充實的讀書生涯，使他讀透了中國，讀透了世界人類史，化作了智慧，化作了領導藝術，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他的著作百煉成鋼，在某些領域給予充分的闡述和創造性的發揮。他曾這樣說過“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常的事，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者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通的東西，并能掌握住他，這才叫領導”。正是這種智慧，使他成為一個走在時間前面的人，領導中國人民少走了很多彎路，從勝利走向了更大的勝利。

　　馬克思講，共產黨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就是消滅私有制，列寧講，社會主義就是消滅剝削。毛澤東思想這一理論命題就是馬列主義的中國化，成名至今，在這個占人類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度里，經過了七十多年的實踐檢驗。早年到陜北不久，主席就寫出了哲學史上的名篇《矛盾論》、《實踐論》，同時把《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幾篇文章以學生禮送閱共產國際，并成為了主席戰勝黨內對手的有力武器。建國后出版《毛澤東選集》，主席曾讓斯大林派黨的理論專家來幫助，看可否成集。此人(尤金)回去后對斯大林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曾說“《毛選》什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是群眾教給我們的”。從游擊戰、持久戰到兩彈一星、大小三線建設;從田間地頭、柴米油鹽到鞍鋼憲法、哲學理論，不僅內容重要，思想深邃，從文字上說也是上乘之作，很有文學大家的風范與藝術性，既有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氣勢，又有行云流水，議論風生的韻味，還有嬉笑怒罵皆文章的幽默、諷刺，剛柔相濟，情文并茂。當專業作家的理想沒有實現，但卻誕生了最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孔子的思想統治中國兩千多年，主張“三綱五常”，“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剝削階級的丑惡嘴臉暴露無遺，吃著農民的，用著工人的，反過來視之為奴才，百般虐待。“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封建社會的歷史就是一種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歷史，私有制社會的歷史就是奴役勞動人民的歷史，一版又一版的天下財富到吾家的“蔣宋孔陳”，勞苦大眾夫打工，妻打工，子打工，子子孫孫無窮盡焉地打工。主席有一句名言，“馬列主義千頭萬緒，歸根到底一句話，造反有理”，可以肯定地說，他毛澤東的歷史就是造反的歷史，造孔子的反，造剝削階級的反，造帝官封的反。主張公有制，走社會主義道路;如今，勞動人民要做天下的主人。

　　也說“人民公社”

　　農業、農村、農民，貧窮、落后、愚昧，這幾個詞是常常連在一起的，同是一方天，還是這片地，在毛澤東時代，卻是活力四射。人民公社，一個久違了的名詞，已漸行漸遠，這又成了一個中國農民的夢。然而，他卻是毛澤東思想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我們的方向，應當逐步的，有次序地把工農商學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最基層單位……”，幾十年以后，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公社，每個公社都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科研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這就是毛澤東對人民公社的構想。其實，早在1919年，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就有類似的設想，社會的發展進入了其預設的軌道。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是農民世世代代最寶貴的財富，是毛主席使他們第一次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但這遠遠不夠，1943年時其就指出，經過了土地革命，打破了封建剝削關系，這是第一次革命，而從個體勞動轉到集體勞動，生產力就可大大提高，進一步推動農村生產關系和生產制度，是第二次革命。

　　山西是革命的老區，土地改革走在了革命的前列，五一年夏天向中央寫了一份報告，“隨著互助組的發展，……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主張向初級社發展。劉少奇否定了這份報告，認為這是“一種空想的社會主義”，主張采取蘇聯模式，任其發展，十幾年后，城市工業強大了，就發動一個運動，一舉走向集體化。而主席肯定了這份報告，認為資本主義也可以發展生產，但那是一條痛苦的路，這不僅是一場社會革命，而且是一場技術革命，“從農民是勞動者這種性質所發展，……可以引向社會主義;是私有者和農產品出賣者這種性質所發展，……趨向是資本主義。我們的政策是在于積極地而有謹慎地經過許多具體的、恰當的、多樣的過度形式，把農民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引到互助合作的積極性軌道上來”。

　　作為一個農家子弟出身，且長期領導農民革命斗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他的心、他的感情總是同廣大貧困農民息息相通，緊密相連。合作社運動實行統一經營，統一組織勞動，能夠合理利用土地，興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種，采用新技術等許多單干農民難以辦到的事情，特別在抵御自然災害面前，顯示出了自己的優越性，為實行機械耕作，機械排灌，科學種田創造了有利條件。在這場深刻的社會改造運動中，沒有引起社會動蕩，相反，糧食連年增產，農業總產值從49年的326億元增加到了57年的604億元，“一五”的增長率是4.5%，看到農村翻天覆地的發展，看到農村的勃勃生機，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曾說“很高興，1949年全國解放都沒有這樣高興”，1958年豐收在望，情不自禁的贊嘆“人民公社好”。1958年全國糧食大豐收，而1959年，全國的很多地方發生春荒，一個“瞞產私分”使主席發現問題的癥結所在，那就是黨的許多干部否認了生產隊的重要性，否認了按勞分配，否認了等價交換，他不僅沒有批評當事的干部與群眾，還說道“瞞產私分極其正確”，為此把上述三項作為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春耕在即，他憂心如焚，寫下了一封《黨內通信》，從省委書記直插到生產小隊長，講生產、講密植、講機械化，點睛之筆的是講真話問題，通俗的語言，特有的風格，就像是和廣大干部和農民群眾談心似的，南方正在插秧，北方正在春播，如春風、似春雨，潤澤到了祖國的角角落落。

　　1960年，連續的干旱使新中國進入了最艱苦的時期，面對蘇聯的逼債，面對各地糧食的吃緊，從10月開始他也不吃肉了，他說：“國家有困難，我也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渡難關，吃素不要緊，省下來換外匯。”身材高大的毛澤東，這時體重下降到了75公斤，一個“信陽事件”，對毛澤東震動極大，一些干部蛻化變質，違法亂紀，摧殘人命，這些地方已經不是共產黨人的天下了，這個問題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為他后來發動“四清運動”的重要起因。對暴露出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生產瞎指揮風，進行了堅決的打擊。同時發現很多干部不懂得按勞分配，不懂得價值法則與等價交換，一個浙江省只有一個縣委書記能說得清楚，為此，他痛心疾首，怒斥那封《黨內通信》為放屁，硬性規定“生產隊(初級社)為核算基礎”“規模以二三十戶”“至少三十年不變”的規定。薄一波回憶，“如果不是毛主席從紛繁的事務中，找出人民公社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的事業就可能被共產風所葬送”。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毛澤東傳》記載從能查到的文獻看，到這時為止，還沒有哪一個中共領導人，包括負責農村工作的人在內，像毛澤東這樣重視生產小隊的地位和權力，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總是盯在生產小隊這一級，盯在農業生產的最基層。從59年春他就提出的“三級核算，隊(高級社)為基礎”，直到62年春的硬性規定，整整三年時間，毛主席認識上的變化來源于實踐，來源于深入系統地調查研究，他曾有一句令國人難忘的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看到大平均主義六年沒有解決，現在迎刃而解了，他猶如久病初愈一般，“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

　　人民公社的發展階段可為一波三折。1962年，主持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對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大刮“黑暗風”“單干風”，當時，黨內首屈一指的經濟專家陳云向主席反映意見說：“分田到戶，不會產生兩級分化，不會影響征購。恢復只需要四年，否則需要八年。”可以包工到組、到戶、到人，而分田到戶是他老人家最不能容忍的，他講到：“如果那樣講，就是說我們的政策都不靈，或者說我們的政策要長期才能見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在他看來，兩年都不要，一年多以后就會出現兩級分化，干部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貧苦農民破產，賣地，這是在重走回頭路。其時，一主抓農業的副總理勸主席試一試，主席發出了響徹千年的一問：“中國兩千年來就是如此，還用再試嗎?”實際是僅僅二年，到1964年底，中國的國民經濟就全面恢復了，62-66年，糧食每年增產260億斤，棉花增長600萬擔。

　　他老人家的最后十年，早已被說成是“十年浩劫”。讓人絕沒有想到的是，就是在這段時間里，黨卻為人民辦了兩件“改開盛世”也辦不到的大好事——醫療衛生與“五小”企業的大發展。建國以后，醫療衛生事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長期危害國人的鼠疫、天花等傳染病相繼消失，但因為一線領導人的偏差，1964年的統計顯示，高級衛生技術人員69%在城市，在為占中國15%的人群服務，用于830萬享受公費醫療人員的經費(30%)比五億農民(27%)還多，為此，主席痛斥衛生部為“老爺衛生部”“城市老爺衛生部”，發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六二六”指示，所以才有了農村1965-1979年的衛生醫療事業的飛速發展，合作醫療覆蓋率超過90%，到1975年，農村的衛生經費占到65%。有人說主席不懂得經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實他恨透了剝削勞動人民的資本主義經濟，終身為之奮斗的是建設社會主義經濟。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認為，生產關系包括所有制、人與人生產中的相互關系與分配，生產關系一旦建立起來，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勞動熱情，生產積極性就會完全解放出來，所以創造了人民公社的體制，創造了“赤腳醫生”這樣的新生事物，赤腳醫生以三土(土醫、土藥、土藥方)、四自(自采、自種、自制、自用)為特點，開辟藥園，種植易用常用藥物。“荷鋤扶犁，耕地種田”，社員稱為“養得起，用得動，留得住”被那些金發碧眼的洋人稱為奇跡，作為中國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推廣。中央支持強調地方上五小(小礦山、小煤礦、小鋼廠、小水泥、小化肥)企業的發展，到1970年，90%的縣建立了農機修造廠，小水泥、小化肥的產量占到全國的40%，以小煤窯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產量增長70%，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改變了農村的經濟結構，為80年代后鄉鎮企業的崛起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富漁。三十年來，建成了八萬多座大中小型水庫，五千多處萬畝以上的灌溉區，面積達七億畝，比1949年增長兩倍，糧食產量51年是2870多億斤，到1978年已超過6000億斤，當時，有四十萬臺大中型拖拉機，并正以年增七萬臺的速度遞增。在這段中國人口增長最多最快的時間內，人均壽命由35歲提高到了65歲，小學、中學免費，大學有工資，沒有上不起學，沒有看不起病，沒有空巢老人，沒有留守兒童，沒有背井離鄉的農民工，沒有礦難黑磚窯。安居樂業，從來就是一種神話，一種傳說，但是在毛澤東時代成了現實，從山川到平原，從窮鄉僻壤到內地心臟，天更藍，水更綠，鶯歌燕舞，生機盎然。

　　現在的黨史宣傳是，大寨與紅旗渠是那個時代的杰作，其實，不能忽視的還有袁隆平的雜交水稻。陳永貴從老少組、初級社到人民公社，1964年開始宣傳;林縣的紅旗渠從開建到配套網渠建設，歷經十年，大力發威的時七十年代;袁隆平培育的雜交水稻品種，1973年秋育成，74年種了20畝，75年發展到5000畝，真正的大推廣是七十年代的中后期。八十年代末，有人指責國人“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國人不是不懂得感恩，而是也知道，前人栽樹，后人乘涼，懂得“桃三杏四梨五年，想吃核桃等九年”，何時掛果，何時盛果，何人栽樹，何人刨根。歷史發展到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顯示，在全球191個國家中，中國農村的衛生經費下降到了15.9%，公平性為188位，是倒數第四，又是一個15%，一個懸殊不盡然的15%，這是偶然的嗎?2011年的一場大旱，電視畫面上出現消防車灑水澆地的鏡頭，當說道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水利工程在起作用時，那些當年餐風露宿，戰天斗地的老社員的心都碎了。

　　淺議“文化大革命”

　　有一個并非虛構的場景，而且也不止一次看到。廣場上，一位青年拉著他蹣跚走路，呀呀學語的孩子。孩子指著一尊雕像，稚氣童聲地問：“這是誰?”這位青年蹲下身來，摟著孩子，語氣是那樣地親切，“這是毛爺爺。”他已離開我們三十多年了，盡管他的身上背負著很沉很重的、無可奈何的，也只能算是“錯誤”了，然而，他的人民，對這些好像并不存在，也看不到一點的陰影，隨著時間的增長，晚輩人又有了自己的稱呼。

　　(少年時)他挽著雙腿，在稻田里插秧;在黃土高坡上，騎著大青馬，臉上滿是征塵;他站在高高的天安門城樓上，廣場上“毛主席萬歲”的喊聲山呼海嘯，喇叭里傳出了他的聲音“人民萬歲!”這是他發自肺腑的心聲。他的心，他的感情，他的立場，始終同身上沾滿泥漿，手上滿是油污的勞動人民在一起。在戰斗的間隙里，進行“整風”，進行“三反”“五反”，在和平的環境中，開展社教(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城市稱五反)，推動文化大革命，他的槍口，他的筆鋒，始終對著兇惡的敵人，對著剝削階級。

　　1965年5月，毛主席來到了井岡山。他已經36年沒有回到這個當年艱辛開創革命事業的故地了，沿路所看到的變化和勞動人民的熱情，是這位革命導師心潮更加澎湃，寫下了兩首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與《念奴嬌.井岡山》，其實當時主席的心境并不輕松，詞中表達若隱若現，他內心正在醞釀著要發動一場“氣勢磅礴”的“風雷”，已實現“久有”的“凌云”之“志”，期待著能做到“一聲雞唱，萬怪煙消云落”。這就是他一生要干的第二件事。

　　事情的起源來自七千人大會，這次大會是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會議，主題意識就是“鼓足干勁，統一思想”。會議的第一項，就是聽取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的報告，也是會議的主要議程，預備會議上，中央對劉的報告，進行了反復的討論，可劉在會議上，把國內的經濟形勢突然說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在緊接下來的“西樓會議”上成了“漆黑一周”。四個月后，對形勢的估計更為嚴峻：“這樣下去，無產階級要垮臺，我現在一天也不敢離開北京。”于是，提出了“分田到戶”的主張，鄧小平拿出了“黃貓、黑貓”的論斷(連續幾個月的“黑暗風”，使幾個中央局負責人也意見紛紛，彭真提出：“講困難到此為止，轉為積極方面”。)

　　劉對形勢的看法，特別是大會后對形勢的估計同主席在各地所見到的、聽到的是那樣的不同。這股鬧單干的風越到上層越大，越到北京越厲害。“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事隔十年，劉再次提出如此的主張，主席感到非比尋常，在他看來，代表什么階級，走什么樣的道路，這才是問題的根本。聯系到大多數干部不懂得按勞分配與等價交換，想到了“信陽事件”，從反修、防修的戰略出發，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斗爭，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社教”運動的初期，主席就有了清晰的思路，用家史、村史、社史、廠史教育青年群眾的方法;用各種文藝形式，進行階級、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緊緊依靠貧下中農，進行“四清”和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的方針。他指出“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的確實保證”。希望三年后，“使我們的干部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干部”，“出現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

　　這場運動最初并沒有引起一線領導人的響應，在主席的一再督促下才開展起來，仔細品味這段歷史，充滿了那么多偶然性，那么多的戲劇性。主席的指導思想是先搞豺狼，后搞狐貍，并引用杜甫的一首詩，“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警覺中央高層和高級干部，劉則眼光向下，認為黨內高級干部經過長期革命戰爭考驗，還是可信任可倚重的，對基層干部明顯表現出政治上的不信任;江青推出了“樣板戲”，王光美試點出了“桃園經驗”;主席認為當時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方法上不要大量的把工作隊員集中到一個點上，劉則認為當時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主張搞“大兵團”作戰，省工作隊員分到地委、地縣工作隊員集中到地委，一個縣一個縣地搞，結果如主席批評的“一個新城縣，二十八萬人口，下去一萬五千人，還說人少了。學習文件四十天，不進村，你只依靠工作隊員，為什么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這是“形左而實右”。

　　由于主席與劉少奇之間，從運動一開始就有著不同的指導思想，不同的思路，道不同，謀亦不同。問題不僅沒有解決，相反愈來愈嚴重，一部分干部，特別是老干部，黨的高級干部嚴重脫離人民群眾，為所欲為，“靠老爺，不靠人民”，“以其昏，使人昭昭”，歸根到底不行。

　　從一些他老人家的談話中，可以看到他清晰的思路與邏輯。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的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業所有制的基礎一變，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身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我們是黃昏的時候了，......趁著還有一口氣......，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那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露我們的黑暗面，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它不僅能解決中國當前所存在的問題，而且對于中國的發展“意義深遠”，“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七八年后再來一次”。

　　如果從理論上總結主席一生的兩件事，那就是“革命，繼續革命”，通俗一些用主席的話就是“過去是軍隊打江山，現在是工農自己打江山”。學習主席的軍事思想，出類拔萃的就是林彪，而政治思想上則非張春橋莫屬，毛主席眼中的“思想家”，一些人眼中的“狗頭軍師”。還有一些人說他“有著魯迅一樣的錚錚鐵骨”。從《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到《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反對洋奴哲學》等一系列文章的宣傳，是那一代人的思想中都融入了他的精神!

　　“安亭事件”，現在的黨史稱之為張的一次政治賭博，我們就來認識一下張押的是什么“寶”，又押在了何方?也有助于我們更清楚地認識這場運動，轟轟烈烈的文革開始后，上海的工人階級聞風而動，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1966年11月9日召開成立大會，希望市主要領導出席，市長認為這些人都是“有嚴重問題的社會渣滓”，拒絕出席。當晚9點，群眾舉行游行，要求市長接見，仍被拒絕。于是，工人于10月凌晨5時強行登上北去的列車，“非法上訪”。8時被攔阻于安亭車站。中午12時，工人臥軌攔車，造成滬寧鐵路全線中斷。11日晚10時，張乘軍用飛機飛抵上海，行前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陶鑄交待，“把這件事處理好”，“方針是不能妥協”。一下飛機，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爺安坐官邸，還在等待張與他們見面或通話，張置之不理，徑直趕往安亭。張到后發現，那是什么“安亭車站”，工人被阻于距安亭車站幾里遠的一處運煤岔道上。已有上千名工人加入聲援的隊伍，初冬的午夜，天下著霏霏細雨，工人淋在雨中。年老體弱者已饑寒交迫，疲憊不堪。看到中央來人，有的人哭了;有的人大罵，甚至指著張的鼻子罵;更多的是控訴上海市委的腐敗。經過了十六個小時的艱難對話，張批評了工人的做法，答應工人，“這次來上海，一定要把問題解決”。

　　回到上海，一方是聚集到文化廣場上的上萬名工人，一方是要與他統一意見的上海市委，張過去曾長期在上海工作，市長對他以往的“陰陽怪氣”就有所警惕，并再次讓他接聽陶鑄的電話。張春橋，這位早年曾大段大段背誦主席語錄的人，善于“揣摩”主席思路的人，毅然把“寶”押在了工人一方，主席稱之為“先有事實，后有概念”。

　　從《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到“全國山河一片紅”，已有很多不脫產的工人農民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九大”時(中央委員會)，八大的老人還不占五分之一，到“十大”時，工人、農民、現役軍人及其它勞動人民合起來，比例已占到67%，其中就有王洪文、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等人。

　　整個毛澤東時代，勞動光榮，懶惰可恥;推崇自力更生，獨立自主，反對洋奴哲學，“借雞生蛋”，為人民服務成為時尚，成為風氣，而追求個人主義、貪圖享樂的意識卻少有;勞動人民揚眉吐氣，資產階級灰心喪氣。有人把那個時代稱之為“激情燃燒的歲月”，那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啊!“常香玉劇社”義演捐獻了一架戰斗機;雷鋒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車;鐵人王進喜身跳進了水泥池，用身體加快攪拌，制服井噴;焦裕祿“活著沒有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延安農民孫萬福深情地擁抱著毛澤東，“沒有你，我們這些窮漢趴在地下，一輩子也站不起來啊!”昔陽農民陳永貴，搓搓手上的泥，拍打一下身上的灰土，從虎頭山直飛中南海，共商國事。從井岡山、黃土高原到首都北京，五十年長盛不衰，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人類歷史上可曾有過第二個這樣的時代嗎?

　　用常規俗理看，他是一個好兒子嗎?父母晚年，是大弟毛澤民盡了主要責任;是一個好丈夫嗎?楊開慧犧牲了，賀子珍病了，江青被判了刑，哪一個是因為嫁了他毛澤東而享福?是一位好父親嗎?毛岸英犧牲了，毛岸青病了，毛岸龍丟了，紅色公主與常人一樣吃不飽(三年困難時期)，一樣蹲“牛棚”。他曾經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掌握著全中國最大的財富，然而，他竟沒有半點資產，沒有一分錢的存款。堂前沒有盡孝，那么他的忠又獻給了誰，他究竟為了些什么?難道就是為了所謂的中國特色，是為了少數特權者先富，是讓勞動人民的女兒再次淪為白毛女?(摘自李德生前的講話)

　　他是一面鏡子，一面照妖鏡;他是一座碑，一座人格思想天人合一的豐碑;他是一座山，一座使人仰止令走資派逾越不過的一座山。

　　在他離我們而去的三十多年來，牛鬼蛇神死灰復燃，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私有化浪潮。社會矛盾尖銳，“群體事件”頻發。一方春潮熏醉，歌舞升平，一方“開胸驗肺”，“連十三跳”，相對應的是一拔又一拔的毛澤東熱。

　　瀘定橋上，22名突擊隊員手攀鐵索，冒著槍彈，面對著熊熊的烈火勇往直前，紅軍總政副主任李富春要蔡暢向后續部隊介紹。蔡暢，這位共和國婦女運動開拓者，心情激動地說：“我要為勇士們歌唱。”便雄糾糾，氣昂昂地走上瀘定橋頭，面對過橋的隊伍，盡情高歌《國際歌》，高唱《馬賽曲》。

　　紅歌，代表了工農兵的心聲，是信念，是旗幟，是方向，是力量的源泉，她孕育于井岡山，誕生于瑞金，成長天寶塔山，于是從太行山唱到了齊魯大地，從松花江畔唱到了天涯海角。

　　當歷史的車輪轉到了共和國四十周年的時候，四十不惑，久違了的紅歌在華夏大地再次唱響!六十華誕跚跚來遲，甲子輪回，“唱紅打黑”成為一道最亮麗的風景顯現在世界的東方。

　　那里樹有主席像，那里就香煙裊裊，何時紅歌唱響，何時的人民就看到了新升的曙光;哪里有真自由，衛國權的人群，毛澤東的旗幟就在高高飄揚!

　　無可奈何花落去，無可奈何花已開。

　　參考書目：

　　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毛澤東傳》

　　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出版的《黨史博覽》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