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作者為“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我們人民共和國締造者毛澤東主席誕辰120周年日即將來到。

　　這是國人盡皆矚目的一個時刻，真誠擁護毛和他的革命理想、事業的人，決心詆毀毛、摧毀共和國革命事業、投奔海內外反共反華勢力的人，以及關心國家和民族命運、又在左右兩種思潮激蕩交鋒中徘徊不定的人，都在關注局勢、推動輿論走勢、追求自身理解的未來。

　　我在這天翻地覆的百年國史里僅僅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分子、原子。但我聆聽過毛澤東奮斗建國史，親眼見證過、經歷過毛澤東時代，也親自經歷過毛澤東之后的鄧小平時代。

　　從小，母親給我講述：清末民初的湖湘新思潮、“五四”，毛澤東和“湘江評論”，那都是她的國文老師周世釗(毛的同窗摯友)在課堂上公開說的。周老先生也真不容易，他給學生講故事之時(1929、30年)，毛澤東正在井岡山上艱難的鬧革命呢!長沙城里在反共“剿匪”殺頭呢。他還自嘲道自己沒潤芝的理想和大志，不習慣“落草”革命，貪圖個人安定和家庭生活……母親也給我講湖南自修大學、留法勤工儉學活動，外公負責把留法湘人送到上海碼頭，但毛澤東和這一些人沒有出國。大革命的事實我無緣看到，但我看到了他的尾聲——毛澤東的人民軍隊攻入蔣記國民黨大都市，就在解放軍威懾性的炮火下，國軍如鳥獸散，潰軍甚至臨敗搶劫商鋪，第二天，滿城都是解放軍了，押運來大批早準備好的人民幣，在銀行、主要街頭兌換已一錢不值的舊幣，共產黨秩序井然地接管了大城市。我親眼看見一個政權的垮臺。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國人的多數是向往革命和左傾的，他們付出了巨大的鮮血和生命的代價，父母一輩自然就參加了抗戰、民族民主解放戰爭。這是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可以說，毛澤東和他的民族解放事業，革命的共產黨，就這樣深深印入我的腦海，再沒法接受謠言詆毀和被迫退色了。

　　前些年和當前，非常時尚的話語說，我們二戰中、二戰后出生的一代，是“喝狼奶長大的”，出言者之意——這頭“狼”就是毛澤東和他的革命了!因為我們堅持唯物史觀者，都是熱愛這個革命事業和他的領袖毛澤東的，都是受教于真實歷史和毛澤東的共產黨的，我們認可這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歷史，因此被逼迫要懺悔。但我要問：為什么真實中國歷史中實實在在殘害人民的“狼”——帝國主義者、官僚資本家、土豪劣紳，你們不看成是階級斗爭中的“狼”，相反地，反對、反抗和戰勝這些豺狼的革命者，卻非得被誣蔑為搞階級斗爭的“狼”?這是當前十分尖銳的兩種根本對立歷史觀的沖突，雙方爭論中最自覺者，基本上都跟自己過去和今天喝過什么樣的“奶”有關。我們銘記這一段歷史，風云再變幻，帝、官、封再冠冕堂皇地喧囂，也無法摧毀我們的見聞、記憶和信仰。因為我們沒有喝過一口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土豪劣紳的奶，現在也拒絕服用修正主義的奶。

　　從新中國成立，到毛澤東去世，整整27年。這也是我們學文化、懂事、長大，在毛澤東親自教導下投身革命與建設的一段時間。有一首歌“我們走在大路上”，唱詞有“毛主席領導革命的隊伍，披荊斬棘奔向前方……我們獻身這壯麗的事業，無限幸福無上榮光”，現在大家已經不多唱了，但我相信那一代人的多數，今天心底仍然洋溢著那份意氣風發的豪情——在毛主席親自指揮下無私奉獻國家與民族的真誠豪情。今天，中國人還有那份真情嗎?中國人民的真誠革命情感被修正主義大復辟糟蹋了，鎮壓了。我不是那種“左傾”幼稚的人，在社會大轉型、建設大發展、體制大改革的毛時代，我也不是那種什么都理解、簡單去擁護的人，我有時也是思想右傾的人。我看到農村組織形式，短短兩年，從初級社，到高級社，到公社化，也覺得走得太快，生產關系變動太快，偏離了客觀規律;看到大建設，出現大轟大嗡傾向，不講質量不講規律不講客觀效果，干部瞎指揮，我也非常不贊成;一些政治運動被投機革命的人利用，擴大化傷害了一些自己人、親人和朋友，我也覺得非常遺憾。在革命與建設過程中，確實出現了一些并非人意的問題，我也很痛心。但我并不把這些曲折歸罪于毛澤東和他的共產黨，理解這一段歷史，認準集體化、總路線、社會革命深入。這是毛主席和我們黨在一窮二白、前無古人的條件下，摸索四個現代化的道路、摸索建設區別于其他社會體制的新型國家制度、黨群關系的一個階段。今天你可以鼓吹摸石頭過河，全國超前胡“躍進”、大試驗大工地，為什么1950、60年代就不允許老一輩摸索呢?!也許，當時也可以選擇略微改良一些、緩進一些的措施、方針、政策。但共產黨沒有像現在一些右派朋友說的那樣，把一切事都弄糟了。我不得不認真提出來，在文化革命中我們認真地觀察和剖析了各級領導干部，在大躍進時期鼓吹浮夸搞極“左”、搞冒進的，恰恰是文革運動中受到革命群眾沖擊、千方百計抵制文化革命的人。而認真掌握路線和政策、糾正極“左”錯誤、踏踏實實為人民群眾干實事的領導干部——如河南的劉建勛，正是在文革以后為了打翻毛澤東的文革，被形“左”實右者和翻案復辟者置之于死地，中共中央對于這樣的好干部不能做出客觀正確的評價，實在是黨的悲哀!

　　而且平心靜氣地分析和思考，毛澤東時代，共產黨那樣去發展國家和生產，是歷史的必然。不能去苛求前輩。60、70年代我們的衛星、火箭升空，戰略核潛艇下水;我在部隊時，附近就有建設中的軋鋼廠，據說軋的就是400、600多毫米的厚鋼板，就是重型裝甲、航母甲板鋼，毛主席早就講了我們也要有航母，也可以到東太平洋去游弋嘛，毛、周時代開始了遠程大飛機設計、試驗……那是一個構建全方位國際戰略的時代。有人罵我們“窮過渡”，罵我們“窮兵黷武”，殊不知，虎視眈眈、窮兵黷武者包圍中國確實有之，加強國防——那是一個新興大國和民族，要崛起于民族之林的一個必然過程，沒有毛澤東的豪氣蓋世，哪有幾十年和平發展的局面?他們是吃飽了飯、過足了養尊處優的和平日子，卻投帝國主義之需，去咒罵父輩打天下、維護民族生存，沒有毛澤東的戰略眼光，沒有開國一代的奮斗，自尊崛起，中國人很可能今天還不得不仰洋人鼻息，中國不知成為哪一勢力的新殖民地呢!

　　1950、60年代，以農為國的我們，首先得解決養活人、民族生存的問題，得依靠農業的基礎走工業化現代化的路。民之不存、國之不存，吾將焉附?只要不是信口開河，真正研究懂了幾千年中國史，就會認識到這是那時唯一的選擇，毛澤東共產黨沒有錯。我們的五億農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上大學時，教育我們：是五個農民培養了一個大學生。這是言簡意賅的比喻。銘記這個今人可能恥笑的教導，我永遠記得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是根本的問題，知識屬于國家還是個人私有?是世界觀的根本問題。這些毛澤東對青年人的基本教育，在非毛反毛喧囂的今天，已被右翼文人打得粉碎。

　　我看了世界上許多國家，沒有一個國家和民族，對自己的開國領袖和民族英雄，能如當今中國那樣允許進行無休止的謾罵、詆毀、造謠。國家干什么去啦?法律在干什么?!

　　在紀念毛澤東，還是詆毀毛澤東的交鋒中，當今最成斗爭焦點的就是毛澤東晚年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我們是經歷過文化革命的一代，過來人最有發言權。我覺得，文化革命現象紛繁復雜，但有一根本問題，左右翼知識界在激辯中都沒有講透：文革是為了所謂的“毛澤東封閉的集權”，和“世界潮流相悖”，還是為了人民群眾真正參與國家管理，創見一個更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集中制度?為了探索出面向世界的現代化道路?我的一個同學，大學時學工業科技的，他理解過“文革”也投身于“改革”，最后官至省廳級。退休后他與我談當前的種種思想混亂和工作困難，他老實的講，我們把民主革命的口號宣傳過頭了，把社會主義理想宣傳過頭了，現在老百姓就拿共產黨的宣傳要民主，要兌現民主，結果共產黨反而被動了。不需要給這個同學貼什么左右標簽，他代表了許多依附于剝削體制、修正主義體制的官員、知識階層的思潮，他們內心里是要高于民眾甚至高居于民眾之上的，他們要首享革命和改革的成果，他們要走出毛澤東時代才行，現在，他們后悔共產黨對群眾的革命性宣傳“太認真”了，他們想拋棄和擺脫百姓，而底層民眾還在留戀走出“埃及”前的“紅豆湯”啊!20年前，一個日本環境科技工作者，參與我們的課題，他私下告訴我，他曾是中國紅衛兵的同齡人，他參加過日本極左的“赤軍”活動，讀過列寧、毛澤東的著作，他理解毛澤東為了保持革命政黨永遠來自人民、為了人民的青春，發動了文化革命;但后來，另一些參加過革命，但不愿意和人民永居同樣平等地位，甚至要更享有革命資源、占有國家資源，自然不愿意再革命前進了。10年前，一個“讀賣新聞”的左翼記者，對我說：1950年代日本左翼思潮占上風，日本人好羨慕中國，贊揚中國社會主義追求的平等，企業家也學習中國，什么什么模式，其實都是學社會主義來的，日本大企業也有了職工福利、終生制。結果中國的改革，最先放棄了世人敬仰的社會主義探索，中國人都退下來了，企業家、中間人士都叫喚：“中國人都不干了，我們還‘社會主義’干什么”!日本又跌回壟斷資本、保守的自由主義。這兩個日本人大概都還有左傾認識和記憶。我們國家的進取與倒退，實在是右世界影響的，我們“告別革命”，重新崇尚權貴、資本、階級分化，甚至崇拜巧取豪奪、無償占有，對自己國家、人民群眾，對海外，都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后果。

　　文革中，確實也出現了不盡人意的種種事情，反映出我們自己隊伍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潮的影響和表現。我們不是文革的“凡是派”，凡是文革時期的任何事情就是好(或“就是壞”)，那種一刀切，是形而上學的。我想，還是需要用當年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者怎樣正確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的原則，來觀察、分析文革實際。絕不相信種種造謠、謊言。許多在文革運動里受到沖擊，乃至受到不公正對待的老同志，現在越來越多地研討文革，真心擁護文革的理論和路線。我覺得左翼、右翼的學者談論和辯論文革，往往都忽視了實際的歷史過程、不屑于研究許多真實的和深刻的階級博弈細節。這真得“感謝”鄧小平的“不爭論”提倡，和“徹底否定”，使得大家幾乎都遺忘了：當年是哪些人和哪些事，企圖把對走資派的嚴肅斗爭，引入一次又一次的對革命群眾的鎮壓?哪些有政治城府的或投機的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分化革命隊伍、離間自己人，制造內斗，擾亂革命大方向?在華國鋒、鄧小平用“文革”的方式“結束”文革之后，是文革的真誠擁護者，還是自覺不自覺的反對者，主導了對文革的所謂“否定”，主持著鄧氏的“改革開放”?

　　有人說，1978年以來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遠遠超過毛澤東時代。我個人作為公職人員，自己和周圍部分人，扣去價格因素，全部收入確實比1976年有較顯著增長。但是，在這個令人咂舌的打破“平均主義”的通貨膨脹中，所有的經濟風險和危機、改革的成本，都轉嫁到弱勢群體身上，社會底層的普通勞動者因可支配收入下降、下崗、福利取消被邊緣化，絕對貧窮發生，相對貧窮迅猛增加。最關鍵的是，作為勞動者的個人尊嚴，遠遠不能和毛澤東時代相比。我這37年，真正體驗到了勞動地位的急速下降，資本和權勢地位的飛速上升，人民群眾的個人尊嚴江河日下，普通工人、農民尤是，也包括普通的國家公職人員在內。為何老百姓的氣不順?為何大家懷念毛澤東?分配收入的不公平僅是表象，我想根本原因在此。同時，信仰危機出現、道德倫理空前滑坡，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的腐敗、荒淫空前發展，社會治安堪憂，世界第二經濟實體呈現出一派“金玉在外，敗絮其中”的光怪景象，這是一批人刻意崇尚、追求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現象。我們黨和政府的階級基礎也空前薄弱，群體性的與政府對立事件層出，群眾深知，政府沒有代表人民，這是一個權貴和資本決定一切的社會。這些，在毛澤東時代簡直是無法想象的。

　　毛澤東在世時，毛澤東思想如日中天時，我們擔心過，毛去世后左右中間都打著毛的旗幟，怎么辦?現在好了，右翼公開打出反毛的旗幟，中間派看不出方向，但不愿意中國迷茫和大亂，有的人也打著毛的旗或懷疑的旗，見人說人話，見鬼附和鬼話。我說個實話，我們在文化革命中從來就主張旗幟鮮明，但旗號僅僅是一個符號和號召，關鍵是要看一個人一個階層，一個集團一個政黨的實際行動。要看你的行動、客觀效果，是否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要反對毛澤東道路的，或者僅僅利用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資源，實則走逆毛道路的，就一定違背廣大人民意愿，做人民群眾最痛恨的事情。在自稱舉旗的人中間，也是形形色色，什么樣的人都有。還是毛澤東在文化革命里的老話，左派不是自封的。

　　要反對毛澤東的國際戰略，企圖到西方勢力那里尋求其階級或個人利益的，就必然投靠海外敵對勢力，成為敵對勢力打入中國的“第五縱隊”，我們身邊這樣的人，是有的，政界、經濟界、文化界、科技界，都有。民眾必然鄙視、痛恨他們。中共如不認真驅逐和清洗這些蠹蟲、癌變體，必然被他們徹底推翻。

　　毛澤東離開我們久遠了。37年來，我確實一直有大革命失敗后，他老人家在武漢聯想“此地空余黃鶴樓”的凄涼情感。不過，我們對千年圣賢、一代偉人，對他思想的深邃、光輝的意義，總感到是和時間距離的多次方成正比的，時間越長，體驗越深越醇厚。人們在歌頌或貶低毛澤東時，我越來越感覺到他就是自己家里的一個人性化的、實實在在的老人。

　　1968年毛主席接見五大學生領袖時，北航學生韓愛晶曾冒失且純真地問道：“毛主席，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國出現了分裂，你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他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局面那我們怎么辦?”毛主席說：“這個問題問得好，韓愛晶你還小，不過你問我，我可以告訴你，出了也沒啥大事嘛，一百多年來，中國清朝初二十年，跟蔣介石不也是打了幾十年嘛，中國黨內出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博古、 張國燾，什么高崗、劉少奇多了，有了這些經驗比馬克思還好。” 林彪插言說：“有毛澤東思想。”毛主席接著說：“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比沒文化大革命好，但我們保證要好些，你們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產者在一起，把他們消滅干凈，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滅，全國人民是滅不掉的，不能把中國人民都滅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脫離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生產者，脫離實際，對修正主義警惕性不夠，不修也得修……”!

　　45年過去了，每當我看到或者想起毛主席這些政治遺言，熱淚就禁不住流淌下來。現在真是老了，每每看到歷史紀錄片毛澤東的形象和豪邁演說，看到歷史照片，甚至看到失真的模擬演出，也總是雙淚長流。類似毛主席這樣的話，斯大林在列寧去世時就講過，他說，領袖來覆去，人民卻留下來了。只有人民是不朽的。(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時代》所記述，未查對俄文原文)今天，毛澤東的思想路線和政治架構，雖然如他預測的那樣，被別有用心者打的粉碎，但他的思想實質被更多的人真正認識到，經他教育出來的一代又一代，一定會把他的事業繼承下來，堅持下去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