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葉良和變成了葉子龍 黃公略“偏師”中的“娃娃兵” 到了鄧發領導的中央保衛局紅軍工作部

　　在瀏陽石灣鄉平安洲，丘陵疊聳，瀏陽河逶迤而過，可謂山清水秀。長久以來，這里的人們多數以自給自足的農耕謀生，而葉子龍家卻沒有土地，養家度日靠父輩經營日用雜品的買賣。

　　出生于1916年的葉子龍，原名葉良和。溫良恭儉、和氣生財，是本分商販的信條，當然這并不意味“良和”二字的全部涵義及父親的冀望。1926年夏季，北伐軍進入湖南，“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熱潮隨之波及到了瀏陽，10歲的葉良和，同其他年齡相仿的孩子們，都被動員起來參加了革命宣傳。他們走街串巷，呼口號，撒傳單。同伴們相繼為自己起了新的名字，他們也提議葉良和改個新名：“你叫子龍吧。”“那怎么成，趙子龍可是大英雄。”可同伴們還是“子龍，子龍”地叫開了。

　　1930年6月，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錯誤估計形勢，認為革命的高潮已經來臨，命令各路紅軍脫離原根據地，向武漢迫近，實現“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目標。為此，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一軍團，與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于8月23日，在長沙以東的瀏陽會合，組建紅一方面軍。

　　“在毛澤東‘補充整理軍實’的號召下，許多瀏陽男兒應征入伍，就在那時，13歲的我，當了個‘娃娃兵’。我加入的是紅六軍，就是毛澤東詩詞《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中提到的那個‘偏師’，總指揮是黃公略。不久，紅六軍改為紅三軍。”“時隔多年了，您還記得那么清?”“嗯，瀏陽出了本縣志，前不久我看過，其中有關于我的記載。”“參軍后第一次正規作戰的情形您還記得嗎?”“第一次直接參戰的印象是難以忘懷的，那是第一次反‘圍剿’殲滅國民黨第18師的戰斗。當時我剛參軍4個月，在機關槍連，我們紅三軍承擔的是正面阻擊的任務。那一仗打得非常艱苦，但最后我們勝利了，打掉了敵人一個師部兩個旅，活捉了敵師長張輝瓚。毛澤東對這勝利興奮不已，寫下《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其中有‘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一語。”

　　“紅軍中的報務工作，好像就是那場戰役以后才有的吧?”“是的，1932年，我在學習了一段文化后，調到紅一軍團司令部從事譯電工作。但在長征前夕，我又到了鄧發領導的中央保衛局紅軍工作部。”

　　2.半夜緊急出發 紅一方面軍機要股股長

　　“說到長征，我印象中您到毛澤東身邊就是長征期間的事吧。”葉子龍思索了片刻說：“那還得從1935年年初的遵義會議談起。在五次反‘圍剿’時，毛澤東被剝奪了軍事領導權，直到遵義會議才當選為政治局常委，進入三人指揮小組，負責軍事。從此，扭轉了剛剛撤出中央蘇區時頹敗險惡、老打敗仗的局面。”

　　遵義會議剛結束，紅軍就取得了婁山關大捷，經過四渡赤水，巧襲金沙江，擺脫了蔣介石的圍追堵截。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在四川懋功達維橋，和紅四方面軍會合。本來兩支隊伍會師，紅軍的力量更壯大了。可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見自己人多勢眾，政治野心急劇膨脹，覬覦中共最高領導職位，同時反對中央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決定，主張向川、康、藏邊界少數民族地區逃跑。張國燾的主張遭到中共領導層大多數人的反對，中共中央決定將紅軍分成左右兩路，繼續北進。8月底，毛澤東及中央機關率領的以一方面軍為主的右路軍，抵達四川巴西班佑地區，等待左路軍前來會合，可張國燾拒不向右路軍靠攏，還暗中謀劃分裂中央甚至企圖以武力危害中央。

　　當中央得悉張國燾的這一意圖后，毛澤東隨即與張聞天、博古、周恩來、王稼祥緊急磋商，決定中央機關和原一方面軍人馬連夜北行，脫離危險區域，避免紅軍內部沖突局面。那一段日子里，葉子龍正打擺子、發高燒，連夜開拔時別人把他扶上了馬背，可在漆黑的夜間匆忙行走中，他暈暈乎乎地從馬上摔了下來，掉在溝里，弄得滿身泥水，爬起來后又跌跌撞撞地跟著走，十分狼狽。“經這么一折騰，我久病不愈的瘧疾，竟奇跡般地消失了。”后來寫黨史的時候，有人認為葉劍英送電報是杜撰的情節，葉子龍感覺應是確有其事，他說：“否則我們怎么會連夜匆忙行動呢?”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吳起鎮，新組紅一方面軍，葉子龍又回到了機要工作崗位，擔任了一方面軍機要股股長。那時毛澤東直接指揮著一方面軍，并一直隨一方面軍行動，葉子龍也就到了他身邊。當時毛澤東的參謀是黃有鳳，實際從事的就是機要秘書的工作。

　　3.毛澤東提議，機要股升格機要科。黃有鳳不管轉交電文了，我們那時用的密碼稱“豪密” “馬克思的在天之靈” 毛澤東批評一方面軍的山頭主義

　　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決定向山西發展后，整個紅一方面軍隨毛澤東東渡黃河，葉子龍自然也跟隨而行。在山西作戰3個月。殲滅國民黨7個團，俘虜4000余人，繳槍4000余支;紅軍擴軍8000余人，籌款30余萬元;并使進入陜西威脅陜北根據地的部分閻錫山軍，撤回山西。

　　也就是在山西作戰期間，毛澤東感到機要股已經不適應戰事和形勢發展的需要了。因為股長的地位太低，不能直接和軍事領導人接觸，機要電文的發送還要轉經幾道，容易貽誤戰機或出現差錯，所以他建議一方面軍機要股升格為機要科。于是葉子龍由機要股長升為機要科長。

　　“那時我們的報務通訊用的是一種叫作‘豪密’的密碼。這套密碼的編制者，就是周恩來。他在上海領導地下斗爭時用的化名叫‘伍豪’，‘豪密’便因此而得名。”

　　機要股剛改機要科，葉子龍即收到一封急電，他還按老習慣，把電文交給毛澤東的參謀黃有鳳。可這次黃有鳳沒有接，而是笑著說：“你現在是機要科長了，應該自己把電報送給毛主席。”

　　葉子龍聽黃有鳳這么說，就自己把電報給毛澤東送去。他走到毛澤東的住房前喊了一聲報告，就聽見里面答應讓他進去。他進門后，看到房間里只有毛澤東和賀子珍兩人。初次和毛澤東面對面在一起，而且毛澤東看了他半天不說話，使他更感到局促，把電報交出后，就準備馬上退出去。這時，毛澤東開口了。也許由于聽出了葉子龍的湖南口音，所以問他是哪里人，葉子龍回答說是湖南瀏陽人，毛澤東聽后笑了，說：“我們還是老鄉嘛。”就又和他拉了幾句家常。那時葉子龍不認識賀子珍，毛澤東又給他們倆互做了介紹。從那以后，再發送電文，就無須過別人手，都由葉子龍親送毛澤東了。

　　本來，毛澤東擁師東渡的意圖，是在山西謀求發展，威脅北平。但取得一系列戰果后，蔣介石任命陳誠為山西“剿匪”總司令，調集數路國民黨軍合擊紅軍。此時河西的軍事壓力已經減輕，中央遂決定返回陜北拓展。

　　回撤時形勢緊急，天上有飛機，地下有追兵。然而在紅軍集結渡河的三天三夜里，一直是云遮霧罩，飛機根本無法偵察紅軍的行蹤，實施阻礙紅軍的行動。但紅軍一過黃河，頓時云開霧散。葉子龍回顧當時的情景說：“大家議論紛紛，都說是馬克思的在天之靈保佑著紅軍。”

　　一進陜西的延川，紅一方面軍在大相寺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幾次到會講話，批評一方面軍存在山頭主義，說一方面軍的干部調不動。會上還決定成立紅軍大學，一方面軍的許多干部都調出來了，林彪出任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就在這次會后，黃有鳳調往一方面軍當機要科長;而葉子龍調到中央軍委擔任機要科長，從此正式來到毛澤東身邊。

　　當時中央的電臺收到的電報，均立即送到機要科譯出，經謄抄由葉子龍送給毛澤東;毛澤東決定電文傳閱的范圍，葉子龍再轉交中央其他領導人。而中央及軍委對各地或前線各部隊有何指示，亦交予葉子龍，經機要科送給電臺發出。

　　毛澤東在起草電文時，葉子龍通常就站在他的身邊等候。有的電文短，等幾十分鐘或一個小時，就能拿走。有時電文比較長，也不太容易回復，葉子龍記得等三四個小時的情況也不在少數。

　　4.“西安事變”前夕，曾收到張學良、楊虎城發來的密電 毛澤東拿著葉子龍看不懂的電報說：要有好事了 毛澤東把自己的窯洞讓給了張國燾

　　據葉子龍回憶，西安事變前夜，中共曾收到張學良、楊虎城從西安發來的密電。

　　說到西安事變，人們印象中張學良、楊虎城最早發出的電文，大概要算是12月12日張、楊的通電。這份通電提出八項政治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然而在12月11日，葉子龍他們機要科還收到張、楊給中共發的一封密電。電報是用文言文寫的，并不太長。收到后，因有兩個關鍵字不解其意，葉子龍他們琢磨了半晌也沒搞清整個電文內容。

　　從紅軍大學調到軍委當秘書的童小鵬，和葉子龍住在同一個窯洞，和機要科的人員都很熟，是他們中公認的“秀才”。葉子龍就讓童小鵬幫助翻譯一下電文，可當時文化底子也不算很厚的童小鵬看了很久，依然沒說出名堂。

　　葉子龍沒辦法，用同音字替代那兩個字后，把抄好的電文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看完電報笑了，對葉子龍說：“要有好事了。”繼而讓他把電報送給其他中央領導人閱看。

　　第二天，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逼迫蔣介石抗日的消息就傳來了，葉子龍這才明白所謂好事指的是什么。不久，周恩來等前往西安，和平解決事變，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有些黨史研究者認為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前夕得到密電的說法不甚可靠，然而作為直接負責機要工作的當事人葉子龍的回憶，還是應該記錄一筆，以備再加仔細推敲的。1937年1月13日，葉子龍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從保安遷往延安。毛澤東先是住在鳳凰山麓的一個石窯洞中，這是座比較好的窯洞。后來張國燾來了，毛澤東就把這石窯洞讓給了張國燾。葉子龍住的地方與毛澤東的住所相距不遠。從此以后，作為中央軍委機要科長的葉子龍總是跟隨毛澤東行動。

　　5.共產國際給毛澤東派來了一位參謀 賀龍對毛澤東說：“你還不請我們吃飯?” 王若飛一個勁兒罵機會主義

　　1937年年底，時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的王明，從蘇聯回國，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康生、陳云。他們還帶來一部電臺，電臺的工作人員都是蘇聯人。同來的還有一位姓金的朝鮮人，他被指派給毛澤東當參謀。

　　王明到來不久，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個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的勝利呢?》的報告，批評洛川會議以來中央的正確路線，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主張，否定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由于他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因而迷惑蒙蔽了一些人，使其錯誤意見一度占了上風，并在黨內造成了相當嚴重的思想混亂。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以肅清右傾思潮的影響，更好地領導抗日戰爭。

　　會議期間，中共在各地的領導、各軍的將領們大都來到了延安。會議結束后的一天，賀龍對剛和江青結婚的毛澤東說：“你還不請我們吃飯?”“哦，為什么要請你們吃飯?”“你結婚了，還不該請吃飯嗎?”“好!我請你們吃。”毛澤東叫來了葉子龍，說：“你給我們辦兩桌飯。”

　　也不知從什么時候起，葉子龍這個機要科長，就兼任了部分生活秘書的職責。有一段葉子龍病了，住到了延安城里，毛澤東身邊沒了人，感到很不方便，當葉子龍病好后，立即把他調回身邊。葉子龍聽了毛澤東的吩咐，當晚就辦了兩桌飯菜，請了朱德、周恩來、劉少奇、賀龍、王若飛等人。王若飛喝得有些醉意，一個勁兒罵機會主義。

　　幾天后，葉子龍又替毛澤東承辦了幾桌飯菜，請上次未請的人。這次來的人更多，張聞天、李富春、滕代遠等也來了。這一次把葉子龍忙得夠嗆，準備飯菜，組織車子接送……還碰上了敵機來轟炸。

　　朱仲麗在《女皇夢》書中，將毛澤東請客一事說成是江青逼迫的，與葉子龍的回憶有很大的差異。另外，葉永烈根據第二次毛澤東請客吃飯的參加者徐明清的回憶，將毛澤東與江青結婚的日子，確定在第二次吃飯的1938年11月20日，看來也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吃飯在結婚之后，并非與結婚同時;如果要以吃飯為結婚標志，似乎也不該以第二次請客吃飯為結婚日，況且徐明清本人也說結婚約在吃飯前后，并未以其吃飯那日為結婚日。

　　6.毛澤東正式提出設秘書 領導人有秘書嗎?大葉參謀長和小葉參謀長 毛澤東說：軟禁倒不怕，正好要在那里辦點事

　　據葉子龍回憶，也就是在1938年末至1939年初，毛澤東正式提出了設秘書一事。身為中央軍委機要科長的葉子龍，又多了個頭銜，軍委主席秘書。

　　在筆者向葉子龍問起他剛當毛澤東秘書時，其他中央領導人是否有秘書時，葉子龍說：“哦，這我記不太清楚了，但我可以肯定王明有秘書，是廖魯言，我們打過多次交道。”“周恩來呢?后來的五大書記呢?是否都有自己的秘書?”筆者又問道。“五大書記那時差不多就都有像我這樣的機要秘書了。跟著周恩來的是康一民，跟著劉少奇的是吳振英……不過那時都叫參謀。我還被稱過參謀長。噢，解放戰爭時有兩個姓葉的參謀長，大葉參謀長是葉劍英，小葉參謀長就是我。”

　　當筆者詢問葉子龍，在那一段時期，在毛澤東身邊印象比較深的是什么事情，能否講一兩件事時，葉子龍說：“剛到陜北時，戰事仍頻，整天都能聽到槍炮聲。但我們跟著毛澤東，就仿佛感覺不到危險，從未想過革命會失敗。毛澤東的樂觀、幽默、大智大勇，感染著我們。正像我前面講過的，從山西回陜西渡黃河時，我們說，得到了馬克思在天之靈的保護。”

　　記得知名人士柳亞子在一首詞中，曾稱頌毛澤東的膽略為彌天大勇。葉子龍說要談彌天大勇，就不能不說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的事。當時解放區的干部戰士，葉子龍也一樣，都認為毛澤東不能去。“西安事變我們都經歷過，記憶猶新，誰能保證蔣介石不像當年扣張學良那樣，把毛澤東扣下呢?”

　　可毛澤東卻出人意料地提出接受蔣介石的邀請，親自去重慶。毛澤東向黨內高級干部們說，去可以爭取主動，要充分估計蔣介石逼我簽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簽不簽字在我。在不傷害雙方利益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做些讓步，第一步是廣東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如果這還不行，就城下不盟了，準備坐班房。我們黨的歷史上，除了何鳴事件外，還沒有隨便繳槍的事。如果是軟禁，那倒不怕，正好要在那里辦點事。毛澤東提到的何鳴事件，發生在1937年7月16日。當時中共閩粵邊區游擊隊領導人何鳴，對國民黨利用談判改編之機消滅紅軍的陰謀缺乏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隊被國民黨175師包圍繳械。

　　赴重慶前，毛澤東說得那么輕松，可根據地所有的人都捏著一把汗，懸了很久的心，直到毛澤東返回延安，葉子龍說他懸著的心才放下。

　　7.毛澤東強調反對“左的浪花” 葉子龍說：這份電文您已經看過了。毛澤東不悅地說：我根本就沒看過 葉子龍發明了圈閱制

　　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離開了延安，與陜北、山西之敵周旋，并指揮著全國各地戰場的戰事，那是葉子龍他們收發電文最頻繁忙碌的一段。葉子龍說：“那一時期電文往來的確密集頻繁，而且由于當時電報、文件發送的制度沒有形成規范，還出現過一些小差錯。然而也正因為發現了差錯，我們設法防范，又建立了一些好的制度。”

　　當筆者要他舉個例子時，他說：“我就給你講講電稿、文件傳閱過程中，領導人署名畫圈制度是怎樣形成的吧。”自1947年下半年，隨著戰事的發展，解放區一天天擴大，鞏固后方，對舊的土地制度進行改革的工作日顯緊迫。進入晉綏解放區的那段時期，整個戰局趨于平穩，因此，毛澤東有較多的時間和精力思考土改問題。

　　還在從陜北至晉綏的途中，毛澤東就特別注意沿途了解土改的情況。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頒布了《土地法大綱》，明確宣布廢除一切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剝削制度，平分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這對調動廣大農民的革命和生產積極性，鞏固解放區，支援戰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可在此后不久，卻產生了“左”的偏頗，中農的利益受到侵害，中小商業遭到破壞，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亂打亂殺的情況。

　　這些問題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在當年中央12月會議上，他強調要在土改工作中反對“左的浪花”。1948年2月，毛澤東親自主持擬訂了《中共中央關于土地改革中各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隨即讓新華社電臺拍發全國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求各地認真討論，并將意見迅速匯報中央。此后，毛澤東就等候關注著各地的反映。

　　3月里的一天，毛澤東突然問起東北方面調查土改和討論規定的材料來了沒有。擔任秘書的胡喬木告訴他說早就來了。毛澤東追問道：“來了為什么不及時送給我看?”葉子龍說：“大概還沒有來吧。”可胡喬木說他清楚地記得電文已經來了。

　　葉子龍連忙去找，結果從文件堆里翻了出來。他見電文上畫了許多勾，當時領導人閱看電報、文件后，就在頭一頁上畫個勾，所以葉子龍說：“這份電文您已經看過了。”毛澤東聽了有些不悅，說：“我根本就沒看過!”由于上面只有勾勾，從勾勾上的確看不出究竟是誰畫的，所以到底誰看過，誰沒看過，誰也分辨不清。

　　這時，還是胡喬木替葉子龍打了一下圓場，說是畫勾這種方法有缺陷，許多人看了都打勾，勾一多，誰看了誰沒看，就分不清楚了。沒記準誰看了，誰沒看，責任不全在葉子龍。毛澤東聽了胡喬木的解釋，覺得有道理，就沒再深究。

　　為了改變這種誰看了誰沒看搞不清的狀況，葉子龍新想出了個辦法，從此他在送傳電報文件前，先在電報文件上署好各位領導的名字，哪位領導看過了，就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一個圈。這樣一來，誰看了誰沒看一目了然。領導人傳閱電報文件在署名上畫圈的制度，就這樣形成了，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8.中央一級的機要部門有三個 成立了中央書記處秘書處 周恩來的機要秘書康一民、朱德的機要秘書潘開文、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吳振英陸續來到中央辦公廳機要室

　　作為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第一任主任，葉子龍卻記不太清楚機要室是什么時候組建起來的了，他說大概是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后至向北平進發期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央機關和軍委的機關都很難截然分清，因為黨的最高領袖，也是軍事的最高指揮者。軍委有機要部門，中央書記處也有機要部門，這兩個機要部門都為中央書記處服務。

　　據部分老機要人員回憶，原延安中央一級的機要部門有三個：一是中央機要科，一是軍委機要處，一是中央情報部的機要科。1943年，中央機構精簡，三個部門合并為中央機要科。科長是后來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辦機要局局長李質忠，協理員是后來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檔案館館長曾三。后來，這個機要科又提升為機要處。

　　轉戰陜北時，中央分了前委、后委、工委。中央機要室分為兩部分，一小部分機要人員組成臨時機要科，科長辛心寬，由葉子龍負責，跟隨毛澤東和前委;但大部分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包括機要處的大部分人員，都與后委、工委先行離開了陜北。

　　當時前委的全班人馬統稱“三支隊”，后變更為“九支隊”，“昆侖縱隊”。昆侖縱隊下設四個大隊，臨時機要科屬第三大隊。三大隊的大隊長最初是龍飛虎，后來歸縱隊參謀長葉子龍直接領導。

　　1948年春，前委、后委、工委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會合后隨之合并。四五月間，中央機關進行調整，成立了中央書記處秘書處，伍云甫，也就是原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的父親任處長;葉子龍任副處長，兼機要科科長;副科長是李金德。

　　隨著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已成定局，工作量越來越大，為中央領導服務機關的擴大、細化、規范等工作提上日程。也就是在從西柏坡到北平那段時間，中央重組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任辦公廳主任。

　　“當時的辦公廳下設機要室、警衛處、特會室、行政處等單位。”筆者向葉子龍問道：“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難道不是同時成立，也隸屬于中央辦公廳嗎?”“這我就沒印象了。”

　　“此時的機要室人員開始多起來了吧?”“是的，當初我在一方面軍、在軍委當機要科長時，手下也就兩三個人，后來增至十來個人。后來，直至來到河北的中央前、后、工委合并，中央機關重新調整后，人才漸漸多了起來，工作也開始有了分工。”“周恩來的機要秘書康一民、朱德的機要秘書潘開文、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吳振英等都是那時候來的吧?”“他們是陸陸續續到機要室的。加上原來的賴奎、徐業夫、羅光祿等，和新調來的年輕點的機要人員，一下子像個大機關了。”

　　9.初到北平，毛澤東發火 中央領導都住進了香山

　　1949年3月23日，葉子龍跟隨毛澤東一同從西柏坡出發，前往北平。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途中關于赴京趕考的對話，至今已廣為流傳。毛澤東在那一段日子，曾反復強調我們不能做李自成，要適應新的情況和環境，要謹防糖衣炮彈的襲擊，葉子龍還都記得。

　　25日凌晨，毛澤東一行在河北涿縣乘火車赴北平。上午到達北平清華園火車站，然后改乘汽車先到預先安排的頤和園。誰知一到頤和園，園子里冷冷清清，空空的。

　　原來是因為怕國民黨潛伏特務行刺，園子里的人，都被社會部長李克農派去打前站的人趕走了。結果已過午飯時間，飯也沒得吃，水也沒得喝，而下午還有重要活動。“人都哪去了?”毛澤東發火了。

　　社會部的人解釋說為了安全，把人都趕走了。毛澤東說：“你們做蠢事!老百姓是水，我們是魚，你把水全排干了，魚還有什么安全?安安全全干死，餓死吧!這是到了目的地，不然的話，全部開除你們的黨籍。”那是葉子龍第一次見毛澤東發那么大的火。隨后，葉子龍他們趕快和社會部的人到頤和園外面，四處尋覓，總算找到了飯館，買了些飯菜，帶回來給毛澤東，馬馬虎虎對付了一頓。

　　飯后，葉子龍他們陪著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林伯渠等在北平西苑機場，與前來歡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余人見面。接著，又檢閱了部隊。這時，毛澤東午飯時的怒氣全消，顯得十分興奮。他就是這樣，不太掩飾自己的情緒，日常偶遇不滿，有脾氣就發泄出來。然而，發完就完從不耿耿于懷。晚上，毛澤東和葉子龍他們沒有再回頤和園，而是住進了雙清別墅。與毛澤東同住香山的，還有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負責人。在雙清別墅北邊，有個較大的院子，所以他們都集中住在那里。由于毛澤東住在香山，因此，服務的機關也在香山，如機要室和新組建的政治秘書室在那里工作了相當長一段時間。

　　10.在返回香山的途中，司機發現路當中有一顆手榴彈 毛澤東搬進中南海和葉子龍在同樓辦公的，還有代總參謀長聶榮臻

　　人民解放軍攻克南京后，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組建新的人民政權成為頭等重要的大事，一些民主黨派領袖和無黨派知名人士被邀請到北京。他們都住在城里，同這些人會面交換意見，是毛澤東當時的一項重要工作。他通常在下午進城，半夜以后方回雙清別墅就寢。周恩來等人則整個白天都在城里辦公。

　　有一次，毛澤東等人進城辦完公回香山，汽車在途中突然停了下來。傳來話說是行駛在前面的周恩來的轎車司機，發現路當中有一顆手榴彈。葉子龍說他也不知道是如何排除的，反正過了一會兒車子又開動了。自從發生了這件事后，毛澤東每次出行，車隊前便增加了“開道車”。1949年入夏以后，為了保障毛澤東的安全，同時也是為了工作的方便，經中央其他領導人的勸說，最后通過組織決定，毛澤東才搬到了中南海，住進了豐澤園菊香書屋。葉子龍隨之搬進了豐澤園西北側的靜谷。葉子龍住的是一幢兩層的小樓，樓下是辦公室。當時在靜谷同樓辦公的，還有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毛澤東進中南海后，中央辦公廳的幾個主要部門也陸續搬進了中南海，機要室是分批幾次才全部搬進中南海的。當時中南海在騰房子，清理房子，弄好一部分，就搬進一部分。最初進中南海的，在西八所辦公。后來靜谷附近又騰出幾間房子，又有人搬到那里辦公。約莫在1951年初，機要室才全部搬進西樓。進中南海前前后后那段時間，主要工作是為新政協會議服務。收發轉送電文，準備文件，做會議記錄，超出了過去機要科所承擔的工作范圍，而此后機要室的基本工作，就是這些內容。但當時中央機關有些重疊，工作亦有交叉的情況，從事這些工作的不光是機要室一家，還有曾三領導的中央秘書處。這種情況又延續了幾年才理順。后來，上述工作全歸屬機要室統管。

　　11.胡喬木在毛澤東的身邊不容易 《為人民服務》一文是怎樣誕生的 胡喬木的作用超過了陳伯達

　　筆者曾問葉子龍：“您和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這幾位秘書，同為毛澤東工作多年，能否談談對他們的印象?”“我們雖都為毛澤東工作，但具體工作有些差異，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三人的工作比較相似，也經常合作，相互間了解的多些。我和他們接觸多少有些公事公辦的意味，沒有太深的交往。”

　　“那么多年了，總有些感覺吧?”筆者窮追不舍。葉子龍說感覺不能說一點沒有，對陳伯達，他不能給其一生做什么評價，但他同陳伯達打交道感覺陳襟懷不夠磊落，心胸比較狹隘。

　　與對陳伯達的印象相反，葉子龍對胡喬木卻頗有好感。“抗戰后期和轉戰陜北那段，我們有時住得很近，見面總要打打招呼。”

　　葉子龍還記起，1947年8月中旬的一天，在黃河邊，毛澤東和任弼時就過不過黃河爭論得很激烈。當時劉戡的7個旅，緊逼著只有數百人的中共中央機關，形勢十分危急。任弼時主張過黃河，毛澤東堅決不過。他要通過中央依然在陜北使人民建立必勝的信念，而任弼時則從中央機關和毛澤東本人的安全考慮，力主過黃河。就在那晚，下了很大的暴雨，胡喬木住的窯洞坍塌了，幸虧他當時不在窯洞里。

　　“胡喬木平時不茍言笑，很少說話，像總在思考著什么。他在毛澤東身邊很不容易，毛澤東想到什么，要講什么，布置一下，胡喬木就得連夜趕出來。警衛部隊的班長張思德在安塞燒炭，因炭窯坍塌而犧牲。部隊要開個追悼會紀念他，我將此事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參加了追悼會，并講了話。毛澤東事先沒有準備講話，是即興漫談。事后胡喬木把講話整理了出來，就是那篇著名的《為人民服務》。”

　　葉子龍還說：1947年12月底，毛澤東在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央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當時沒有稿子，后來為了向下面傳達，急需把講話整理出來。可當時誰也沒做記錄，結果胡喬木憑一個簡單的講話提綱和他對講話的記憶理解，把這篇重要講話整理成文字。但筆者查閱了有關資料，毛澤東在那次會議期間就講了兩次話，一次是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一次是會議結束時的講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經過了反復征求意見才定的稿;而會議結束時的講話，是江青的詳細記錄。因此葉子龍的記憶可能有誤。

　　但此類的事顯然還有過，葉子龍說正是因此而很欽佩胡喬木。他說：“毛澤東有許多文章和講話，是胡喬木執筆或整理的，他有很深的理論修養，可他從不居功、不自傲。我認為，作為毛澤東的秘書，他的作用超過了陳伯達。”

　　12.朝鮮希望得到蘇聯和中國的有力支援 毛岸英在志愿軍中的角色和當年的葉子龍差不多 周恩來說：這份電報的內容暫時不要告訴毛主席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第二天，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駐遠東的空軍、海軍，支援南朝鮮李承晚的軍隊。第三天，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指責北朝鮮南侵的決議案，直接介入朝鮮戰爭。9月5日，美軍在朝鮮仁川登陸后，形勢明顯地不利于北朝鮮。

　　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之際，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相樸憲永，帶來了金日成給毛澤東的親筆信。朝鮮希望得到來自蘇聯和中國的有力支援，中、蘇亦就抗美援朝之事進行過多次磋商。10月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經反復研究、權衡利弊后，毛澤東拍板出兵入朝作戰。

　　11月8日中國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國人民志愿軍在彭德懷司令員帶領下，渡過了鴨綠江，參加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毛澤東把他寄予厚望的長子毛岸英也送上了前線。

　　毛岸英在志愿軍總部，除了做俄語翻譯外，還擔任機要秘書，同葉子龍原來的角色差不多。中共中央給志愿軍的重要電文，都是由他接收、譯出、轉交的;志愿軍總部發回國內的重要電文，也是經他手發出的。然而，剛剛入朝一個多月，志愿軍總部就遭到敵機轟炸。葉子龍說他聽到的消息是，別人都躲避起來了，可毛岸英卻非要返回去取個東西，結果一顆燃燒彈落在指揮部，他被燒死在里面。

　　毛岸英犧牲后，彭德懷立即給黨中央、毛澤東發來了電報。羅光祿、高智把電文交給葉子龍時，葉子龍感到十分震驚，拿不定主意是否直接交給毛澤東。于是他拿著電報先找到周恩來，請示如何處置。周恩來要他暫不要交給毛澤東，這樣瞞了一段時間，沒向毛澤東透露。但是隔了一段，彭德懷來了一份關于在朝作戰的重要電報，使葉子龍感到無法再對毛澤東隱瞞岸英犧牲的事情了。彭德懷的電文說：前次電文機要秘書譯電有誤，因而要求中央對作戰重新給予指示。譯錯電文，屬重大失誤，因此必須向毛澤東解釋。葉子龍又向周恩來請示，如若毛澤東詢問如何回答。周恩來說：“告訴毛澤東此時的機要秘書已經不是岸英了，同時把岸英犧牲的消息也告訴他吧。”

　　葉子龍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把岸英犧牲的消息告訴了毛澤東。當時房間里只有毛澤東和葉子龍兩人。毛澤東聽后久久沒有說話，葉子龍也不知說些什么好，靜靜地站了有近20分鐘，他聽到毛澤東自言自語：“打仗嘛，怎么會沒有傷亡呢?”聽毛澤東這么說，葉子龍連忙從房間里退出來了。

　　“當時只有您和毛澤東兩個人嗎?”“只有我們兩人。”“這就是說，只有您一個人目睹了毛澤東以極其堅強的意志，忍受了得知愛子犧牲噩耗時悲痛的場面?”“是的。在他身邊工作過的戰士犧牲，騎過的馬死了……他都會很難過，何況愛子。我們聽到噩耗都很難過，他的內心能平靜嗎?可他硬是沒有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后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岸英的遺體被埋葬在朝鮮。我想任何一個了解此事經過的人，都不能不對毛澤東的胸懷、意志肅然起敬。”

　　13.毛澤東最初只提出四個秘書，結果卻出了“五大秘書” 毛澤東不想當國家主席的念頭是何時生出的 葉子龍、薄一波、林克得知的時間各不相同

　　這些年來，回憶毛澤東的書籍出版了不少，許多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都在這類書籍中，被稱為毛澤東的秘書。于是筆者向葉子龍詢問：“毛澤東究竟有過多少秘書?”“能稱作毛澤東的秘書的，嚴格地說一個也沒有，因為我們黨沒有某一個人的秘書。”“那么人們常說的毛澤東的五大秘書呢?”“五大秘書是1953年由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的，為此還下發了正式的文件。”“是不是1953年秋季，毛澤東從北戴河避暑回來之后，當時任命的有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田家英、江青?”筆者又問。“是這樣排列的，但任命寫得很清楚，我們是中共中央主席秘書，而不是毛澤東的秘書。人們還不知任命過程中的細節。最初，毛澤東提名的只有4個人，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我。周恩來接著提議加進江青，中央同意了，所以文件下發時就成了5個。”“那么，其他也被稱為毛澤東秘書的人呢?”他們是中共中央主席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人們也稱他們為秘書。”“是不是徐亞夫、羅光祿、高智、林克等人?”“是的。”“您的意思是人們習慣把你們都稱為毛澤東的秘書，這也沒什么不可，但嚴格地講不夠規范?”“是的。”

　　說到這些人，筆者想起了一件與他們相關的事。在前兩年行銷一時的由張聶爾寫的《中國第一人毛澤東》一書中，寫到高智曾告訴作者，1958年11月，毛澤東突然對他說不想當國家主席了，高智聽后十分吃驚。張聶爾接著列出毛澤東生出不當國家主席念頭的種種說法，兩次提及“大躍進”出了亂子，最后的點睛之筆是毛澤東的意念“發生在‘大躍進’之后，不可說只是偶然的巧合吧”?毛澤東究竟何時生出不當國家主席的意念，是不是因為“大躍進”的失誤，他才想到要辭去國家主席，這是事關毛澤東生平的一個重要片段。而據筆者看到的材料，早在這年春，中共已經向蘇聯、東歐就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之事打招呼了;剛剛入夏，又向西歐吹風。毛澤東此念的形成，無疑要更早些，而那時“大躍進”剛剛提出，其間的失誤尚未被實踐證明。

　　筆者因此專門詢問了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12年、側重于國際政治問題的秘書林克。他告訴筆者據他的記憶，不當國家主席的問題，毛澤東在1957年就提出了。林克說當時聽了感到十分突然，摸不透毛澤東內心究竟是怎么考慮的。因為當時共產黨國家的元首都是由黨的最高領袖擔當的，而且沒有人在生前主動退出。他曾就此與田家英交談過，田家英也說不清毛澤東為何提出這一動議。當筆者把上述情況對葉子龍講后，他未加絲毫遲疑地說：“他們講的都晚得多了，我聽到毛澤東說不想當國家主席，是在1953年。這一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幾天后，毛澤東到蘇聯駐華使館吊唁，在返回的路上，車子行到長安街府右街口時，毛澤東突然說他不想再任國家主席了，想盡早從這個位子上退下來。”

　　“他當時就這個話題還說了什么沒有?“沒有。因為向來是毛澤東給我們指示，我們就照著去做，我們從不打聽什么，問什么。毛澤東當時雖然那么說了兩句，但我感到他并沒有要和我談論此事的意思，我就沒答腔。后來較長時間里，他也沒再提此事。”

　　14.毛澤東本想讓高崗當個省委副書記，可一開槍，性質變了 毛澤東給了葉子龍300元錢 到許昌3個月，葉子龍的皮帶縮進去五個眼兒

　　1955年，葉子龍在離家20年后，第一次重返故里。也是在這一年，中共黨內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揭露批判了高崗、饒漱石聯盟。

　　早在1953年夏秋之際，高崗串通饒漱石積極活動，企圖拱倒劉少奇，使自己成為黨的第一副主席、毛澤東的唯一助手。

　　高崗、饒漱石的不正常活動引起中共許多負責同志的警覺，并向中央反映，毛澤東也有所察覺。他在那年12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對高、饒提出了警告。然而高、饒執迷不悟。毛澤東遂建議召開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揭露批判高、饒。

　　前些時候筆者看到一篇文章，說是高崗夫人說當年高崗事件中間有些誤會，便向葉子龍打聽有關情況。葉子龍說：“我記得很清楚，毛澤東當時跟我講過：對高崗不是徹底打倒，還要讓他繼續工作，讓他當個省委副書記。可在開會期間，高崗開槍自殺。一開槍，矛盾性質就變了，毛澤東不理他了。結果，他在8月，又服安眠藥自殺。”

　　1955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就在這之后，葉子龍隨毛澤東去了廣東。從廣東返回時，葉子龍回了一趟湖南瀏陽老家。

　　毛澤東從他的稿費中，拿出300元錢，給葉子龍作探親補貼。桑梓的鄉親見到久別的故人，分外熱情。他們向葉子龍介紹了家鄉的變化，訴說了眼下稼穡和生活的情形，使葉子龍對農村的變遷生出良多感觸。回到北京后，葉子龍把在家鄉的所見所聞，向毛澤東做了匯報。他看出，毛澤東對他講的內容很感興趣。從那以后，毛澤東身邊的人再回家探親，毛澤東便囑咐他們要兼搞調查研究，漸漸地形成了制度。康一民、李銀橋、孫勇等回家，毛澤東都要他們去做調查，而且每次毛澤東都要從他的稿費里拿出一部分錢，給搞調查的人。

　　重視調查研究，是毛澤東的一貫作風。在他青年時期，在井岡山時期，直到解放戰爭時期都是如此。新中國成立后，他每年都要到各地走一走。后來，中央從保證領袖的安全出發，制定了一些保安規章，使得他接近群眾不像當年那么方便了，但他還是千方百計設法聽取到來自最基層、來自最普通的群眾的聲音。讓身邊的人利用回家探親時，兼搞調查研究并向他匯報，就是一個新渠道。

　　1960年毛澤東67歲壽辰前夕，他把身邊工作的9位同志召到一起，共進午餐。他隨興致所至，追溯起早期從事革命的歷歷往事，道出了他之所以注重調查研究最深厚的根由。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基于多年的與社會底層的接觸和調查，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因而對中國革命的任務、對象、依靠力量，有了清晰的認識;并親眼目睹了因不了解中國國情、缺乏清晰認識導致的右傾路線給中共帶來的血的教訓。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同樣是基于調查研究，毛澤東形成了正確的中國革命方式、道路、戰略觀;并再次感受到因對中國革命環境和現狀隔膜，而幾度出現的左傾路線，使中共蒙受慘重損失。

　　然而毛澤東的正確認識，卻受到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負責人的打擊和壓制，被撤了職，“兩三年一個鬼都不上門”，還被戴上許多帽子。他們認為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城市里才能出馬列主義。而毛澤東認為他恰恰是因為從城市走進了山溝、鄉村，多了一番調查研究，才找到了中國革命勝利之途。聽了毛澤東的回顧，葉子龍更理解了毛澤東為什么把調查研究看得那么重，以至提出“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的論點。

　　那頓飯吃了兩個小時，主要是聽毛澤東撫今追昔。飯吃完了，可毛澤東的心情卻沒有平靜。當晚，毛澤東又給參加吃飯的人寫了一封信，要他們全都下到基層去，說是鍛煉，但同時要他們每周寫文字匯報，3個月后回京當面匯報，反映情況。這也就等于了解民情，調查研究。

　　“那么您下去了嗎?”“當然下去了。我去的是許昌地區，雖說還不是最艱苦、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但生活依然相當艱苦。吃的是棒子面、紅薯葉子攙和在一起的窩頭或餅子，就這還吃不飽，剛三個月，我的皮帶就縮進去五個眼，差不多有5寸。”每天與社員同勞動，種莊稼、施肥，自己砍柴、做飯。這樣的生活，使葉子龍常常回憶起轉戰陜北，和毛澤東一起吃黑豆、甚至吃馬料的艱苦歲月。這種鍛煉、這種了解民情的方式，對黨和政府那些日常坐機關的干部來說，實在是十分有益的。

　　15.陪同出行的官員一次次降格 南寧會議的準備工作 會議氣氛緊張得沒人去跳舞了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經常在全國各地巡視，每年在京、在外的時間幾乎各占一半。最初，為了保證新生政權最高領袖的絕對安全，毛澤東每次出行，都由有關方面的主要負責人陪同。

　　如果是乘火車的話，鐵道部部長、公安部部長是必陪的;如果是乘飛機的話，空軍司令、公安部部長是必陪的;如果是乘軍艦的話，海軍司令、公安部部長是必陪的……然而毛澤東每次出行的時間不等，有時時間較長。有些部門、軍種的第一把手，不可能長時間脫離工作崗位，后來就逐漸降格了，由副部長、副司令員陪同。再往后，有時連副的也不一定陪了。

　　葉子龍也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陪毛澤東出行多一些，后來也不是每次必陪了，但逢有重大會議或比較重要的外出，葉子龍還是要一同前往的。很多時候，毛澤東想上什么地方去，會親自指示讓葉子龍先去看一看，或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動日程，也由葉子龍同各方面聯系、安排。

　　例如，1958年1月召開的南寧會議。“那是1957年底，隆冬時節，北方天寒地凍。毛澤東要我先到南方轉一轉，說是看看各處的房子，以便安排開會。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廣西的南寧等地轉了一圈。在南寧，發現也有可用于開會的房子，就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毛澤東決定在南方開會，南寧也是一個開會地點。”

　　這樣，葉子龍又為在南寧開會做了許多準備工作。當時南寧沒有暖氣，可若逢陰雨天，室內還挺冷，葉子龍就同上海方面聯系，從那里弄來了電水暖器。

　　筆者從一些材料和書籍中了解到，那次南寧會議氣氛比較緊張。從1957年下半年始，毛澤東就對1956年中共部分領導人提出的反對經濟冒進的意見展開批評。12月在杭州、上海等地開會時，指名道姓批評了周恩來等人。到南寧后，更把批評反冒進推向高潮。

　　在南寧會議上，印發了22份參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屆三次會議報告中反冒進的部分言論，《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的社論，周恩來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關于1957年計劃的報告》的節錄……都是作為供批評反冒進的材料用的。毛澤東在會議期間幾次講話，在聽匯報時幾次插話，都是批評反冒進的，且言辭激烈。

　　據有關記載，毛澤東對柯慶施《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一文非常欣賞，視為反冒進的鮮明對照。甚至拿著該文質問周恩來，能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周恩來回答寫不出來后，毛澤東進一步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這種情況自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內，似乎還是第一次。

　　葉子龍回憶說：“由于毛澤東批評了好幾位領導人，而且話說得很不客氣，南寧會議的氣氛的確顯得緊張。以往開會期間，為了松弛、調節一下，時常安排一些活動，跳跳舞。可這次大家會上會下都不怎么說話，舞廳也沒有人去了。”

　　16.南寧會議上，毛澤東不讓錄音 毛澤東勃然說道：查一查人是誰派的，誰派的就開除誰的黨籍 中央沒有就錄音工作作過專門的規定

　　筆者聽說也是在南寧會議期間，毛澤東還對會議錄音發了一通火，不許錄音，就問葉子龍是否確有其事。“是有那么回事，本來錄音的工作都布置好了，線也拉好了。毛澤東生氣后，趕快全撤了。”

　　說到錄音的事，筆者想起“文革”期間在中央辦公廳五七干校，有幾位所謂“黑幫”的罪名之一就是對毛澤東搞“竊聽”。“文革”后是非得到澄清，所謂竊聽，實際上就是正常的錄音，但沒有事先向毛澤東請示。然而“文革”期間，很多人以“竊聽”的罪名挨了整。

　　經筆者向部分知情人詢問，得知之所以有人能利用此事做文章，是毛澤東確實因錄音而發過火。那是1961年，毛澤東出巡南方，在湖南時，他發現自己這一行人中有機要室負責會議錄音的人員，就面露不悅。

　　當他問汪東興是誰讓帶錄音人員時，汪東興未向毛澤東說明錄音人員是他打招呼帶的，他沒做周詳的解釋，結果毛澤東勃然說道：查一查人是誰派的，誰派的就開除他的黨籍。

　　電話打到北京中央書記處，是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接的。后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經書記處討論決定：今后開會不再進行錄音，并將以往的錄音全部銷毀，只留下極少部分內容涉及黨內一些未做定論問題的錄音材料。很多了解內情的老人，都覺得這樣處理非常可惜，損失了我黨許多珍貴資料。“文革”期間不少人還因這被演繹成的“竊聽”事件，蒙受迫害。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情況，人們就比較容易理解毛澤東為什么會因錄音而發火了。毛澤東很長時間一直對錄音和做記錄不太習慣。不光是毛澤東，還有許多中央或地方高級領導都對此不習慣。有時開會發言，搞錄音的同志把麥克風放到他們面前，他們就毫不客氣地將麥克風推到一邊去。

　　葉子龍說：“我是1956年在山東，第一次聽到毛澤東對錄音流露不滿的。1958年南寧會議，毛澤東親自提出不擴音、錄音。1959年在杭州開會，毛澤東一上來就講：這次談蘇聯問題，不做記錄。柯慶施布置后告訴毛澤東，沒有安排記錄人員到會。毛澤東順嘴說了一句：不光有用筆記的，還有用電記的呢。”那么，中央開會做記錄究竟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呢?當初這樣做時，毛澤東是如何表態的呢?葉子龍說他也搞不清楚，雖說這些事情后來都歸他領導的機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戰爭后期，卻并非由他負責。自從陳伯達、胡喬木擔任毛澤東的秘書后，中央開會，毛澤東的講話有時就由他們做記錄;有時江青也做記錄。顯然那時還沒有固定的、專職的記錄班子。

　　據一些機要室的長輩們回憶，他們從事會議記錄工作大約是在西柏坡時期，采用速記的方式記錄，這項工作屬中央秘書處管，當時的處長是曾三，副處長有裴桐、王仲山、王凱。用器材記錄，則是在進北京之后了，許多人回憶是始于中共七屆四中全會。

　　器材錄音最初是由廣播事業局負責的，后來才歸機要室。那時如果開會需要錄音，有關負責人就會通知廣播事業局派人到會錄音。錄好后，將磁帶交給中央辦公廳。筆者問葉子龍：“對做記錄一事，中央是否作過明確的決定，或者要求?”葉子龍說：“我對毛澤東是否專門就此作過什么指示沒有印象。盡管毛澤東對記錄、錄音有時流露不滿，但除了個別場合提議不記錄、錄音外，并未正式決定取消錄音和記錄。所以，負責記錄和錄音工作的人員，每當接到開會的通知，就前往會場錄音、記錄。直到湖南那次會議，毛澤東對錄音之事發火了，書記處作出正式決定，才停止了錄音。”

　　17.在毛澤東發表自己的意見后，一般沒有人提出相左的意見 毛澤東確實有很固執的時候 “葉子龍，當心你的黨票子!”

　　“您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年頭最長的少數幾個人之一，想來也是對毛澤東與其他中共領導人、中央政府和各地高層負責人接觸場面目睹最多的人之一，您能談談他們過往的一些情景嗎?”

　　“他們的過往主要是工作性質的，而當他們談論工作時，我多數不在他們身邊逗留。毛澤東的活動、與人交往，幾乎沒有能同公務截然分離的。例如1960年他生日前夕的聚餐，本應是輕輕松松地吃飯，結果他滔滔不絕還是談與工作相關的問題。”“我想問一句，您是否看到過這樣的場面，當毛澤東談了自己的主張后，有些領導人有不同意見，毛澤東認真聽他們充分陳述己見，最后放棄自己主張的情況?”“我剛才說過，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共商政事的時候，我很少在場。你說的這種情形也許發生過，但我沒有見到過。我見到的情況不多，但一般都是，毛澤東說了自己的主張后，基本上就定下來了，沒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毛澤東是不是有時對自己的觀點、主張、看法很執拗，不會輕易改變?”“這很難做定論，毛澤東有時很能采納別人的合理建議，但確實也有很固執的時候。我記得大約是在50年代后半期吧，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表揚了外交部，而對當時軍隊的工作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說軍隊‘黑了半邊天’。此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又開常委會，毛澤東決定不邀聶榮臻列席。我想聶榮臻從50年代初就代表軍隊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毛澤東不同意他列席只是暫時的，后來幾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我仍然把聶榮臻列入通知到會的名單中，可毛澤東卻幾次把聶榮臻的名字從名單上勾掉了。”

　　“請恕我冒昧，我想問一下，毛澤東是否也跟您發過火呢?”“在毛澤東身邊20余年，毛澤東跟我發火印象深的有那么幾次。一次是關于東北來電的事;還有剛到北平在頤和園發火，當然那次在場的人較多，并不是針對某一個人……毛澤東有時很嚴厲，但并不一定發火，可這種嚴厲比發火給人的印象更深刻。例如，毛澤東有一次對我說：‘葉子龍，你要當心你的黨票子!’”

　　“毛澤東怎么會突然對您這么說呢?您能否詳細講一講?”“那是在廬山會議之后。廬山會議前夕，我的身體不太好，住了一段時間的醫院。因此在南行前，毛澤東對我說：你的身體不好，廬山開會就不要去了。”

　　正由于此，第一次廬山會議期間，葉子龍留在了北京，沒有上山。當時的許多人都沒有料到，廬山會議會自反“左”始，而以批右終。從廬山回北京后，羅瑞卿告訴葉子龍，要將彭德懷的警衛班調開，怕出事情。但過了一段時間，又調回來了。接著，就是中央機關和軍隊開會，批判彭德懷。毛澤東要葉子龍去聽會，聽完向他匯報。可聽了兩次，毛澤東并沒向他詢問。而葉子龍因為沒有參加廬山會議，對當時的情況不了解，見毛澤東沒詢問，就不太重視此事了，后來的會議就沒去聽。偏偏在幾次后，毛澤東突然向葉子龍問起聽會的情況，葉子龍講不出，只好如實說沒去。毛澤東質問他為什么不去，葉子龍自然說不出有說服力的理由。毛澤東隨即說：“葉子龍，你要當心你的黨票子!”使葉子龍感到問題很嚴重。

　　“據您所知，中央各部門或地方的領導人，同時也包括您自己，有時在受到毛澤東很重的批評時，是否會感到委屈，想不通，或者有些抵觸情緒?”

　　“沒有，我覺得當時我們大家都是習慣于從自己這方面找原因。”“這就是說大家對毛澤東的批評，都很服氣?”

　　“誰會不服氣呢?毛澤東的威信太高了，大家對他太尊重了。因為我們這些從槍林彈雨中走過來的人，都看到了這樣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每當毛澤東處于受排斥的地位，軍事斗爭就受挫敗，武裝力量就被削弱，黨和軍隊的生存就岌岌可危;而反之則相反，就會轉危為安，就會由弱變強，就會充滿信心地感到岌岌可危的是我們的敵人。從大革命，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戰，到解放戰爭，這一點，被一次又一次地證實了，誰會懷疑毛澤東會領錯路呢?”

　　毛澤東確是我們這個世紀的偉人，是這一時代中華民族精神、意志、情感和文化的化身，他的歷史功績是不會因時間的推移和某些思潮的沖刷而消逝，也不會因他曾有缺點甚至巨大的政治失誤而褪色，這就是人們至今仍然緬懷和紀念他的深層原因。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因此放棄對他的過失的深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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