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一天，筆者聽劉松林講述了與毛岸英之間鮮為人知的往事。打開記憶的閘門，她暢談自己與毛岸英的相識、相知和相愛的傳奇，并披露了真實的紅色家史。整個采訪，筆者和劉松林一樣噙著淚水。老人深情地說：“岸英是我一生的痛，也是我一生的驕傲!”

　　劉思齊的紅色身世和紅色情緣

　　1938年春節，劉松林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扮演描寫烈士遺孤的話劇《棄兒》中的小主角。劉松林當時在延安幼兒園讀小學，她很活潑，喜歡唱歌、跳舞，于是被選中扮演這個角色。加上劉松林與劇中小女孩有類似的經歷，為此她演得非常投入，因而也非常感人。

　　當演到一對革命夫妻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一個衣衫襤褸的小女孩在寒風中奔走呼喊著“媽媽!媽媽”時，被劇情感染的毛澤東想起了自己的孩子，他的3個兒子在楊開慧犧牲后曾流落街頭，其中最小的兒子岸龍再也沒有回到他的身旁。看著這樣的劇情，父愛的情懷在毛澤東心頭鼓蕩，他目不轉睛地盯著臺上的小演員，腦海里不斷幻化出兒子們饑寒交迫流落街頭的慘狀……

　　劇終之后，毛澤東仍沉浸在《棄兒》劇情的氛圍中，他建議把最后一幕再演一遍。于是，劉松林衣衫襤褸，又一次在舞臺上奔走呼號：“媽媽!媽媽!”

　　謝幕后，毛澤東接見演員，撫摸著劉松林的頭問：“你叫什么名字呀?”她靦腆答道：“我叫劉思齊。”毛澤東問：“你的爸爸、媽媽是誰呀?”她指向繼父和母親：“那是爸爸媽媽。”毛澤東先是一愣，那不是戰友陳振亞和張文秋夫婦嗎?繼而嚴肅地向兩人交代：“這是烈士的后代，我們有責任好好教育她。”毛澤東彎下腰來問她：“你不是‘棄兒’，是革命的寶貝，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兒，好不好呀?”此后，劉松林就成了毛澤東的干女兒。

　　毛家與劉家有著深厚的淵源。劉松林的母親張文秋是湖北京山人，北伐時期與第十一軍政治部宣傳科社會股股長劉謙初在武漢相識、相戀，并初識毛澤東。1927年1月，劉謙初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年4月的一天，劉謙初帶著戀人張文秋去武昌都府堤41號毛澤東的住處，拜訪毛澤東。毛澤東當時主持設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劉謙初和張文秋向毛澤東請教了有關國內形勢和農民問題，彼此談得很投機。

　　剛產下第3個兒子的楊開慧，聽說有客來訪，便在保姆攙扶下從臥室來到客廳，端出花生和栗子招待客人。聽說這對正處在熱戀中的男女即將舉行婚禮，風趣的毛澤東便對他們說：“別人會祝你們早生貴子，我則希望你們早生、多生千金。如果你們生了女兒，我們就要‘對親家’，我有3個兒子吶!”

　　張文秋羞澀地逗著依偎在她身旁的5歲的毛岸英、4歲的毛岸青玩。她壓根兒沒有想到，毛澤東不經意的一句玩笑話竟成了事實——不僅劉松林與毛岸英喜結連理，而且后來邵華與毛岸青也組建了家庭，自己竟然真的先后成了這兩個孩子的丈母娘。

　　不久，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大革命中心的武漢三鎮局勢也開始動蕩。劉謙初和張文秋于1927年4月26日舉行了婚禮。這時，撕下了國民黨左派偽裝的蔣介石、汪精衛大肆屠殺共產黨人。新婚第3天，劉謙初即接到緊急命令，隨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伐。新婚后的張文秋，仍回京山縣，從事黨的秘密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出賣，張文秋被捕。

　　1929年8月6日，劉謙初經青島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途中，也不幸被捕入獄。1930年1月，在山東省委多方營救下，張文秋作為“懷孕的嫌疑犯”獲釋出獄。離開監獄前，在她的一再要求下，監獄長答應讓她和劉謙初見一面。

　　劉謙初問妻子：“你出去后到哪兒去?”張文秋茫然地搖了搖頭。劉謙初意味深長地說：“你還是回上海‘娘家’吧。”張文秋當然明白丈夫所指的“娘家”是什么，會意地點了點頭，接著說：“謙初，你給我們還沒出世的孩子起個名吧。”劉謙初蒼白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脫口而出：“不管是男是女，就叫‘思齊’吧——山東自古為齊魯之地，我們曾在這里工作過，意思是要孩子記住這個地方，記住這里的人民和自己的父母……”

　　出獄后，為了張文秋的安全，中共地下組織迅速派人把身懷六甲的張文秋送往上海，并安排她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1931年4月5日，劉謙初與鄧恩銘等21人被殺害于濟南八緯路刑場。年僅34歲的劉謙初沒能看上女兒一眼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后來，中共中央機關遷往江西中央蘇區。在白色恐怖下，張文秋服從黨組織安排，帶著幼小的劉松林在上海、香港、南昌、北平等地長期從事地下工作。1937年9月，張文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最高人民法院、抗屬學校和魯迅小學工作。在此期間，經林伯渠介紹，與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二大隊四隊學員陳振亞結成革命伴侶，建立新的家庭。

　　陳振亞是湖南石門人，早年在紅軍中歷任連長、大隊長，曾在毛澤東、朱德的直接指揮下作戰，經歷大小戰斗數十次。在一次激烈戰斗中，陳振亞身負重傷?？祻蜌w隊后隨軍征戰，再次重傷而左腿致殘。張文秋沒有想到，在到延安后的第二年初春的一個夜晚，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聚精會神地觀看由女兒主演的話劇《棄兒》時喜愛上了自己的孩子，并高興地做孩子的干爸爸。當時，張文秋告訴毛澤東，她當年和劉謙初在武漢時曾去過他家，并笑說起當年毛澤東所說的“對親家”的玩笑話。

　　演出結束后，毛澤東牽著劉松林的小手，領著張文秋、陳振亞夫婦去了他住的窯洞。第二天，毛澤東又派人把劉松林接到自己家里。從此以后，劉松林就成了毛澤東家的小?？?。當年，毛岸英還在蘇聯。誰都沒有想到毛澤東這位8歲的干女兒，后來竟成了他的長媳。

　　與“岸英哥”是“一根藤上的苦瓜”

　　1938年秋天，張文秋又生下一個女兒，取名“少華”。1939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送一批高級干部去蘇聯治療養傷，其中陳振亞被安排去蘇聯治療、安裝假肢。當時，陳振亞偕同張文秋并帶著兩個孩子同行。不料，途經迪化(今烏魯木齊市)時被新疆軍閥扣留，后死于新疆。從此，這位南國赤子長眠在西北邊陲天山腳下。

　　1942年秋，劉松林和母親與其他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被捕入獄。在獄中，張文秋生下了三女兒張少林。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張文秋含辛茹苦地帶著3個孩子度過了這段艱苦歲月。

　　抗日戰爭勝利后，經中共代表和國民黨談判，多方營救，被關押在新疆監獄的130多位革命者和孩子們終于在1946年6月獲得釋放。應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的要求，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張治中將軍派軍隊將這一大批人集體護送到了延安。

　　過了4年鐵窗生活的劉松林，回到延安后又見到了毛澤東，見面的地方仍是中共中央黨校禮堂。那是在她們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專程前往看望這批出獄的同志。

　　毛澤東一眼就認出了張文秋，深情地說：“你回來了，不容易啊!我的干女兒呢?怎么沒見到她?”張文秋便把站在身后的劉松林拉到主席跟前，要她向主席問好。毛澤東拉著劉松林的手高興地說：“七八年不見，都長成大姑娘了，我都認不出來啦。你還是我的干女兒，記得嗎?”劉松林點點頭，說：“我記得，媽媽常提起您呢!”晚年，劉松林動情地回憶說：“我們出獄回到延安，延安的天好藍，陽光好明亮，獄中的生活多是陰暗漆黑的!”到了延安，劉松林還是有新疆監獄中的陰影，總覺得有人跟蹤她，覺得極不自在，毛澤東得知后對她說，“延安都是你的親人，有什么就和組織講。”當時，毛澤東經常派人把劉松林接到家里去玩。

　　接受采訪時，劉松林回憶說：“我們結婚后，岸英曾一次帶我去西四勝利影院看電影《三毛流浪記》。當時，他觸景生情，非常激動。電影結束了，影院里的人都走空了，他還沉浸在電影的情節中。他告訴我，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的經歷與三毛非常相似，說自己與三毛相比，除沒有給資本家當干兒子和沒有偷東西兩點外，三毛所吃的苦他都吃了?；丶业穆飞希恢蹦蛔髀暎麘撚窒肫鹆俗约涸谏虾２豢盎厥椎?年流浪生活，我沒有打攪他。”1946年1月，毛岸英隨蘇共派往延安的醫生一同乘飛機回國，回到闊別19年的父親身邊。在延安，16歲的劉松林遇到了大自己8歲的毛岸英。晚年，劉松林對兩人的第一次見面記憶猶新。

　　那一天，劉松林到主席家里玩?；貋淼穆飞希瑒⑺闪终屠钤G(小名嬌嬌)手拉著手沿著延河玩耍。忽然，李訥看到迎面走來的哥哥毛岸英，便甩開劉松林，跑了過去。隨后，李訥向哥哥介紹了劉松林這個干姐姐。

　　接受采訪時，劉松林說：“第一次見面也就只簡單說了幾句話。岸英穿著一身灰軍裝，因為瘦，也可能是軍裝太寬大了點，晃蕩晃蕩的——他剛回到延安，沒衣服，穿的是主席的舊衣服。過去聽說他是從蘇聯回來的，喝過洋墨水，很洋氣，看到他時感覺就是個一般干部，很樸實，就像個‘土包子’。后來，又碰到過幾次，也沒有什么特殊的感覺，交流不是很多。后來岸英說：記得最深的就是我那雙大眼睛，亮亮的。”不過，當年劉松林注意到，毛岸英骨子里是一位英俊的小伙子。從此，劉松林把毛岸英當成了大哥哥，喊毛岸英為“岸英哥”。

　　毛澤東考慮到毛岸英在國外太久，不了解中國國情，于是就讓他自帶口糧，到延安城南15里的吳家棗園，跟一個勞動模范學習種田，平時難得回家。劉松林回憶，那時毛岸英從蘇聯剛到延安，沒吃幾天小灶，主席就要求他到大灶去吃。“那時解放區吃飯分大、中、小灶，小灶是領導吃的，大灶是普通士兵吃的，基本上是小米干飯煮點蔬菜。遵照父親的囑咐，岸英去鄉村勞動。”劉松林說，毛岸英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上山下鄉的知青。那時，毛岸英每天要幫住所的老鄉家把水缸水挑滿，劉松林記得，毛岸英的雙手長滿了繭。

　　1947年3月，胡宗南率20萬大軍進攻延安。正在延安中學讀書的劉松林參了軍，隨部隊離開延安，過黃河進入山西。而毛岸英此時也離開延安，參加中央土改工作團，前往晉綏解放區臨縣郝家坡參加土改工作，后來又參加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康生領導的土改工作團，前往山東渤海地區繼續土改工作。

　　采訪中，劉松林一連用了好幾個副詞強調印象中的岸英：“岸英非常熱情、非常真率，很上進，嚴格要求自己，學習非常專、非常努力、非常用心，感情就像一團火。”

　　“最高規格的婚禮”和“最貴重的禮物”

　　1948年5月27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前委離開陜甘寧邊區，到達了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從山東來到了西柏坡，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擔任編輯助理。

　　這年初夏，劉松林因事到西柏坡。“當時，少奇同志告訴我，主席的住處就在他家隔壁，并帶我到了主席家。那是個兩進院，院門非常窄，又很矮，在進門時好像少奇同志的頭都撞到門框上了。前院只有一棵樹，在通向里院的門旁邊，房子是土坯的，院子很小但很干凈。我在西柏坡住了20來天，那段時間我就住在主席家。”“岸英的住處離主席家還有一段距離，大約要走十幾分鐘后，有幾排平房，那是中央機關的后勤部門蓋的、作為宿舍用的房子，岸英住在比較靠一頭的一間。屋里有兩張單人床、一把椅子，在印象中好像連桌子都沒有。”期間，劉松林再次遇見了毛岸英。接觸中，彼此產生了感情。“在那段時間我們雙方都是敞開心扉，相互之間談了許多過去的經歷、現在的想法等等，我們之間的這種溝通也就自然而然地發展成了愛情。這也算是緣份吧。”開始，劉松林總覺得兩人之間有一些差距，曾直截了當地問毛岸英：“岸英哥，你為啥不找一個女大學生做朋友?”毛岸英看著劉松林，無限感慨地說：“你還沒出世就同媽媽坐牢，我是8歲和媽媽坐牢;你的父親為革命犧牲了，我的母親為革命也犧牲了。其實咱倆沒有差距，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啊!”

　　相似的遭遇使得毛岸英和劉松林的眼淚流到了一起，他們在相處中產生了愛情，確立了關系。劉松林回憶說：“那個時候，年輕人特別在意自由戀愛的，對父母贊成我們的戀愛，還是感到很欣慰的。”當時，劉松林已經結束了山西北方大學的學習，應該回部隊工作，但是毛澤東堅決反對：“我們就快要勝利了，國家以后需要人才，尤其是自然科學方面。”他建議劉松林重新去讀中學。劉松林心里不舒服，但是還是聽主席的話又進了中學。這期間，毛岸英跟她一直保持通信聯系。由于當時他們談戀愛的事在西柏坡傳開了，劉松林不想讓更多的人知道，于是將自己的名字“思齊”自作主張改為“松林”。

　　1948年7月，毛澤東發現自己的長子愛上了自己的干女兒劉松林，自己很滿意。于是，他邀張文秋見面，跟她商量這樁親事：“聽岸英講，他和你的大女兒思齊很要好。他說，他很愛思齊，他們要求訂婚，我很同意，現在就看你對這個女婿滿不滿意。”張文秋笑了笑，說：“他們通了很久的信，我是知道的，現在他們要求訂婚，主席既然同意了，我非常高興。不過，我擔心思齊年輕幼稚，配不上岸英。”

　　毛澤東說：“我看思齊比較懂事，她年紀雖輕，但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她是烈士的后代，是我的干女兒，我很同情她，也很喜歡她。”張文秋應道：“將來思齊和岸英能結合在一起，做主席的兒媳婦，經常在主席身邊受教育，會非常幸福的。”于是，毛岸英和劉松林正式訂了婚。

　　1949年3月，時任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組織科長兼司法部黨支部書記的張文秋隨黨中央進入北平。10月1日，她參加了在天安門舉行的開國大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北京街頭到處洋溢著節日的喜慶氣氛。這時，毛岸英和劉松林也在緊鑼密鼓地籌備自己的喜事。

　　這年10月15日晚，中南海豐澤園，喜氣盈盈。這一天，是劉松林和毛岸英大喜的日子。毛澤東欣喜地拉起劉松林的手，慈愛地說：“你今天是新娘子，成了大人，不是小孩子了。你過去是我的干女兒，現在成為我的大兒媳婦，我祝愿你和岸英和和美美，共同進步……”

　　這場婚禮后來被特稱是一場最高規格、最低場面的婚禮。劉松林回憶說：“當時正好要開一個政治局常委會議，毛主席就在會議前給我們舉行了婚禮，政治局常委全部參加了。但是要說場面，就辦了兩桌，一桌是常委和他們的夫人，還有我和毛岸英等;另外一桌就是一些小朋友。菜是湖南風味的臘肉、臘魚、辣椒等等。”她記得，蔡暢和康克清送的是一對枕頭套?；槎Y簡單、樸素、大方。在劉松林印象里，“儀式比較簡樸，好像是沒有誰特別主持，可能是周總理講話講的比較多一點”。他們沒有婚禮服，毛岸英穿的是在外事場合當翻譯時的制服和一雙半新的皮鞋，劉松林身著燈芯絨上衣、半新的褲子，穿一雙新買的方口布鞋。但是，這兩個從小受苦受難的孩子都很滿足，因為他們畢竟有了穩定的生活，有了屬于自己的家。

　　宴會后，毛澤東拿出一件半舊的黑呢子軍大衣，遞到毛岸英手里，說：“我沒有別的禮物送給你，這是我赴重慶談判時穿過的大衣，后來未曾動用，現在送給你。”毛岸英接過大衣，毛澤東這時看了看劉松林，覺得好像新兒媳沒有禮物，就補充道：“這樣吧，白天岸英穿在身上，晚上蓋在被子上，思齊也有份了。”劉松林一笑，深情致謝。毛澤東接著說：“爸爸欠你們、欠親人的太多了，只要你們幸福，我也就別無遺憾了。”

　　結婚后，劉松林仍在北京西單上學。毛岸英則忙忙碌碌地投身于工作之中，先是在中央社會部工作。“結婚以后也沒有過什么蜜月，岸英還沒有休息，我大概就有一個禮拜沒有上學。婚后，我們在一起很少，我基本上住校，所以除了寒暑假，實際上就一個寒假一個暑假生活在一塊……”

　　后來，毛岸英要求到基層工作，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并由周恩來親自出面安排他到北京機器總廠任黨總支副書記。劉松林記得，1950年8月中旬，毛岸英僅帶了一床軍被、一床褥子和實行供給制發給他的兩套單衣服，騎上他那輛破舊的自行車，到機器廠上班去了。毛岸英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對工廠的工作充滿熱情，與工人工人師傅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工廠里除少數幾個領導外，一般人并不知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

　　一聲哭喊解開三年鬧心的謎團

　　1950年9月30日晚，劉松林突然得了急性闌尾炎。“在舉國準備歡慶建國后第一個國慶的前夜，我痛得要命，被哨兵發現了，叫葉子龍和主席的保健醫來了。后來，我被急匆匆地推進了醫院手術室，沒人簽字，但又不能不做，最后是醫院院長簽字了。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國慶節的下午，岸英參加完活動趕到醫院來看我。他為我手術時他不在我身邊而道歉。10月2日下午，他又來了一次。從此，一連10多天就沒有了蹤影，我知道他忙。”結婚后，兩人因為工作和學習，聚少離多。

　　這年6月，美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10月上旬，黨中央決定派出志愿軍入朝作戰，毛岸英主動請纓去前線，并得到了父親的批準。對此，劉松林并不知情。隨后，毛岸英等隨彭德懷飛往了沈陽。臨行前，毛岸英托毛澤東辦公室的一個同志轉告劉松林，說組織上派他出差去了。

　　10月14日晚上9點多，毛岸英突然來到醫院，似乎有什么話對劉松林要說而沒有說，劉松林覺察到了，也沒有問。許久后，毛岸英才說：“我明天將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出差。我走了，通信不方便，如果沒有接到我的信，千萬別著急。”劉松林問：“你到什么地方去呢?”毛岸英沒有正面回答，只是強調“要到很遠的地方去”。劉松林當時也沒有過多的“在意”，接受采訪時，她說：“我也不便多問，因為在戰爭年代，分離是經常的，保密也是革命的需要。不知不覺地，他將話題繞到朝鮮上，問我知不知道有個朝鮮半島，我猛地一愣，反問岸英：‘知道，那兒正在打仗。怎么?’但是他話到嘴邊又忙改口，笑著說：‘我是在考你的時政嘞!’”

　　那天夜深了，毛岸英向劉松林告別。“我穿上醫院的長大衣送他到病房大樓的入口處。秋夜的風已經是冷颼颼的了，他勸我回病房，我堅持要目送他走出醫院的大門。他拗不過我，無奈而留戀地向大門的方向走了幾步后又突然轉過身來，向著我深深地、深深地彎下腰鞠了一躬，當時我吃驚得呆住了。”劉松林記得當時毛岸英慢慢地伸直腰，倒退了幾步，幾次欲言又止，兩眼癡癡地望了自己一會兒，然后急切地轉過身匆匆地走出了大門，再也沒有回頭。“我當時什么都不知道，木呆呆的，根本不理解他為什么會那么激動。每當回憶起這個情景，我都非常痛心和內疚，他抱著這種心情告別，而我就淡淡的，什么也不懂……其實就算我知道他去打仗，也不能改變什么，留是留不住的，但至少我能對他多表達些，不至于帶著如此強烈的內疚生活了。”這年10月15日，是劉松林與毛岸英結婚1周年紀念日。就在這天清晨，毛岸英又隨彭德懷飛回了沈陽。4天后，即10月19日，他隨志愿軍先頭部隊跨過鴨綠江，在中國人民志愿軍總部擔任俄語翻譯兼機要秘書。

　　1950年11月25日下午，美軍偵察機在大榆洞上空盤旋了1個多小時，情況異常，志司首長決定馬上進洞隱蔽。毛岸英和高參謀為處理電報、搶救作戰文件而滯留在志司指揮部，4架美軍戰斗轟炸機突然飛臨，投下上百個凝固汽油彈。頓時，熊熊烈火奔騰涌起，眨眼間蔓延成一片火海，毛岸英和高參謀壯烈犧牲。

　　岸英走了，但沒有一個人告訴劉松林，“沒有一個人通知我，我還一直在等待著他的歸來。我思念著他，等待著他”。在懷疑毛岸英犧牲后的那段時間，劉松林留心觀察主席的表情，但什么也看不出。接受采訪時，劉松林十分激動：“主席一直忍受著老年喪子的悲痛，一邊一刻不停地處理國家大事，一邊以極大的愛心和耐心，先是隱瞞我，后是安慰我和勸導我，很不容易，實在難為他老人家了。”

　　1953年7月27日，戰爭雙方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至此，歷時2年零9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基本結束。此時，不少志愿軍戰士陸續回國，而劉松林遲遲不見毛岸英回來，“后來我覺得不對勁了，一些從朝鮮戰場歸來的老首長、戰斗英雄見了我以后都特別客氣，又相當謹慎，經常是談幾句話就趕快躲開。我實在忍不住了，想打聽情況，就到主席辦公室里去問”。

　　看到毛澤東正在批閱文件，劉松林也顧不了那么多，劈頭蓋腦就問：“爸爸，岸英為什么這么長時間沒來信?”毛澤東一下子怔住了，拿煙的手開始顫抖起來，聲音很低：“岸英已經犧牲了!”聽到毛澤東蒼老而悲痛的聲音傳入耳中，劉松林只覺得腦子里一片空白，心都被擊碎了，撕肝裂肺般嚎啕大哭。這時，毛澤東又說了一句：“我也是過了很長時間才知道的。以后，你就是我的親女兒了!”

　　不知過了多久，有人拍了拍她的肩，原來是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在勸自己別哭了，并說：“你爸爸的手已經冰涼了。”這時，劉松林終于從巨大的悲痛中醒了過來，只見主席呆呆地坐在沙發上，兩眼直視著前方，雙手無力地搭在膝上。劉松林吃力地站起身來，哽咽著走向毛澤東，無言地握住他那雙大手，那雙在她的印象中一直是溫暖而柔和的大手，但是此刻這雙手卻是僵冷的。

　　一位慈父的良苦用心

　　劉松林說，為了讓自己能夠接受岸英犧牲這個嚴酷的事實，主席做過許多鋪墊工作、掩蓋得很好，滲透了一位慈父的愛心。“我當時都沒很在意，事后才知道主席的用心良苦。自己的孩子走了，卻要隱瞞事實，總是以很正常的口吻回答自己的兒媳，乃至強顏歡笑。作為孩子的親人，真的太難太難了。但主席做到了。我也是太不懂事了，一直稀里糊涂的，在他面前多次與他談起岸英，一次次折磨他，很對不起他。他一直隱忍著巨大的悲痛，陪著我笑、哄著我笑。”采訪中，劉松林講起這些，忍不住流下了激動淚水。

　　為了幫助兒媳擺脫痛苦，毛澤東讓劉松林到蘇聯進入莫斯科大學，讀的是數學專業。漸漸地，劉松林覺得學數學很難，怎么也學不進去。她想轉專業，學文科，便寫信給毛澤東。毛澤東很理解她，給她回信，支持她。

　　在毛澤東的不斷鼓勵下，劉松林終于從失去毛岸英的陰影中掙脫出來，修完了大學的全部課程，被分配到軍委工程兵科研部工作。

　　1960年1月15日，毛澤東曾給劉松林寫過這么一封信：“思齊兒：不知你的情形如何?身體有更大的起色沒有，極為掛念。要立雄心壯志，注意政治理論。要爭一口氣，為死者，為父親，為人民，也為那些輕視仇視的人們爭這一口氣。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父字”。這封信，她至今珍藏著。劉松林說，當年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她一直感到岸英就站在自己和主席之間，他一只手緊緊地拉著自己，另一只手緊緊地拉著主席，他使自己和主席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為此，主席給予了她無盡的關愛。

　　劉松林年歲漸長，毛澤東很替她操心，多次勸她再婚，也曾多方托人為她物色對象：“思齊，你還年輕，前途還很遠，你不能這樣過一輩子。我知道你對岸英感情很深，但你年紀輕輕的，就這樣孤苦伶仃地生活，爸爸心里不安，你就再找個對象吧!”自毛岸英犧牲后，“我的感情轉不過彎，從來沒想到改嫁——主席剛提出來的時候，見了任何人我沒感覺。就好像一個女孩子正在談戀愛，你突然又給她找一個對象，根本不可能的，有那種感覺。再說我也不愿離開這位慈愛的爸爸。主席就一直把我當作大女兒，常給我寫信。主席一次次的做工作，后來我也覺得一個人還是要活下去，還是要有生活，而且還有一種壓力，就是覺得我一天不解決我的個人生活，對主席是一種很大的壓力，他總覺得有一件未了的心事”。

　　1962年2月中旬，劉松林和空軍學院楊茂之組織了一個幸福的家庭，她開始從毛澤東的兒媳變成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一直過著低調而平凡的生活。她和楊茂之養育了4個子女，皆學有所成，讓她十分欣慰。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14期，摘自2012年第6期《黨史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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