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幾天就是中國人民的圣誕節了，每年的12月26日我都給親友們發送短信：“今天是中國人的圣誕節，祝您圣誕節快樂!”今年還會一如既往地在這一天祝賀中國人的圣誕節。

　　“實事求是”這幾個字出自于《漢書》。據說毛主席早年寓居岳麓書院時看到書院講堂正檐牌匾上的“實事求是”幾個字頗受啟發，1938年10月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做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其中一部分以《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為題收入毛選。報告中，毛主席第一次在正式公文中使用了“實事求是”這個概念：“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只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1941年5月毛主席對“實事求是”作了科學闡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推陳出新，從而在哲學高度賦予了“實事求是”科學的含義，“實事求是”也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毛主席是實事求是的提倡者，也是踐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模范。正是在“實事求是”思想的引領下，中國革命才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輝煌的成就。

　　幾十年來，從學生時代起就被灌輸一個概念：毛主席是有巨大錯誤的。這幾個月，反復學習了毛主席著作，通過這幾個月原原本本的學習，我發現根本不是這么回事。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原原本本學習，原原本本學習太重要了。如果你從“二傳手”處得來，往往是錯誤的，特別是人云亦云、積毀銷骨的時候，危害更大。通過學習毛劉周陳鄧的著作，特別是《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文選》，我的體會是毛主席一生都在踐行實事求是的路線，考慮問題、安排工作都是從實際出發的。這就是為什么黨史上每一次左傾錯誤盛行時，毛主席都被做為右傾的典型批判，而當右傾錯誤泛濫時，毛主席又被指責為極左。實際上，毛主席終其一生既沒有過極右，更沒有過極左。

　　本文是一篇心得體會，是幾個月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正面人物的歷史評價中只有毛主席是“一分為二”，既有優點又有錯誤，其他人只有優點只干好事沒有錯誤。這個問題很多網友也提出過，我有同感，算作引子;第二部分討論官方認定的毛主席犯了哪些錯誤;第三部分討論官方定論以外那些肆意潑污毛主席的怪事;第四部分討論毛主席到底有沒有過重大錯誤;第五部分回顧毛主席開創性的一生，實事求是的一生。除了第四部分是我學習毛著所得以外，其他部分沒有新意。文章有點長，語言也不優美，但是卻是我真實心聲的反映，希望志同道合者耐著性子看完。

　　一、偉人中只有毛澤東有錯誤？

　　我這個歲數的人，學生時代的教科書幾乎一直貫穿著對毛澤東的批判，他的功勞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錯誤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導致三年困難時期，他錯誤地發動文化大革命把國家推入幾乎崩潰的邊緣。一直是這種教育，一直到現在，現在的學生們從教科書中得到的仍是這種教育。我們對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一般都是這么得來的。長久以來，很多中國人形成了一個習慣，提起“毛澤東”三個字時馬上想到三年自然災害餓死多少人、文化大革命整了多少人。

　　很多人注意到，在對正面人物的歷史評價中，從中國的孫中山、孔夫子，到外國的華盛頓、丘吉爾，都是只講其豐功偉績而不涉及犯過的錯誤。這好理解，中國人向來為逝者諱。這種現象，從黨的正式文件，到工具書、教科書，再到文學作品，幾乎都是如此。除了少數幾人以外，黨的老干部都是與“肅反”擴大化斗爭、都是與“大躍進”錯誤斗爭、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我們?？吹降膶χ芏鱽淼臍v史評價中，無論是官方的、還是文學作品的，幾乎找不到一個貶義詞，即便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時他是核心人物，如今也是諱莫如深，即便提到，也是如何與錯誤路線做斗爭。“大躍進”期間和文化大革命中堅決與左傾錯誤做斗爭，在極困難的情況下支撐大局，都是好詞。當然，周總理人品確實高尚，信仰堅定、理想崇高、高風亮節、勤政愛民、嚴謹細致、人民公仆、顧全大局、光明磊落等等好詞用在周總理身上都恰如其分，一點不為過，甚至都不能概括總理一生。但是，如果說周總理一生沒有錯誤，那是不可能的。

　　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小平等的歷史評價中也找不到他們一生都犯過什么錯誤，不僅官方評價，即便文學作品也鮮有表現他們錯誤的，都是在跟錯誤路線作斗爭，都是遭受迫害的。比如當年在建軍原則上，朱總與毛主席發生意見分歧，直到古田會議前，才認識到毛主席建軍原則的正確性。現在提到當年這段歷史時都說劉安恭如何如何，其他所有人朱德、陳毅、彭德懷、林彪等都在維護毛澤東，這肯定不是歷史事實，一個劉安恭哪有那么大本事?在當時紅四軍的高級領導中，有史可查的，是林彪首先看到了毛澤東建軍原則的正確性。第三次左傾路線犯錯誤的只有博古李德和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任弼時、劉少奇、陳云等等都在與博李斗爭，更不可能。就連胡耀邦、李先念、楊尚昆等人的歷史評價中也都是豐功偉績，總是在與錯誤路線做斗爭。給人的印象，中共歷史上這些正面人物沒有犯過錯誤，都是在糾正毛的錯誤。

　　有網友說，他看過的“幾乎所有版本的名人簡介和名人快讀，包括世界名人，甚至在其中有一本書中，前后2500多年的歷史，介紹了309位中國名人，除了提到毛主席一個人犯過錯誤外，別的都是對錯誤只字不提的正面評價。”不僅名人傳記是這樣，其實黨史教科書和工具書比如《辭?！返纫彩侨绱恕６以跀⑹龇绞缴弦埠芷婀?，在出現錯誤時都是點名“毛澤東如何如何”，在糾正錯誤和工作向好時都是“黨中央如何如何”或其他人如何如何。似乎毛澤東一人在屢次三番地犯錯誤，每次他的嚴重錯誤導致局面難以收拾時，總是他的戰友們出來力挽狂瀾糾正他的錯誤，然后他又犯錯誤，別人又糾正他。30年前上學時，政治老師給我們講課時就是這么講的。對此，我從來沒有相信過，因為從邏輯上說不通，一幫一貫正確的人擁護一個一貫犯錯誤的人當頭，說不通。還有，一說文化大革命，就是這個也受迫害、那個也受迫害，除了那幾個人以外，幾乎人人都受迫害，幾乎人人都在與那幾個人做斗爭，這也說不通。

　　學生時代，憑著樸素的認知能力，感覺對毛主席的評價肯定有問題。但是，由于知識和信息的局限，始終找不到答案，于是常常把自己的疑問向政治老師提出來，結果被老師冠以“杠頭”的名號，直到今年夏天，已經多年沒見、已經高齡的老師還拉著我的手笑瞇瞇地說：“你很調皮，愛抬杠。”

　　二、官方認定的毛澤東的錯誤

　　這里回顧一下中國官方認定毛主席犯了哪些重大錯誤，為我們重新認識毛主席是不是犯了這些嚴重錯誤做個鋪墊。

　　30余年來，中國官方對毛澤東的評價集中體現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學生時代我們曾反復學過這個決議，中學學，到了大學還學。那時印象比較深的就是，新中國三十來年道路非常曲折，沒有幾天不曲折，毛主席有嚴重錯誤。但是，隨著閱歷、知識、信息的增加和思考能力的提高，今天重讀這個決議，感覺大不一樣。

　　《決議》有27處提到毛澤東思想，另有84處提到毛澤東?！稕Q議》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這樣概括的：“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也就是說概括地講，《決議》認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

　　具體地講，毛澤東犯了哪些方面的錯誤呢?

　　1956年至1966年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決議》認為毛澤東重大錯誤有三個：第一個，“1958年，……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于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第二個，“廬山會議后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這場斗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這兩個錯誤的后果，導致“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第三個，“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文化大革命十年。《決議》認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毛澤東同志……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毛澤東同志……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一句話，文化大革命從理論到實踐、從上到下、從里到外，沒有一處不是錯誤。這樣反而好算，就算一個錯誤。

　　由此可見，《決議》認定毛主席有四個嚴重錯誤：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以及文化大革命。

　　《決議》認定的這四個錯誤，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在過去的30多年來一以貫之地做為毛主席的嚴重錯誤灌輸給人民群眾，包括今天的70后、80后、90后都是接受的這種教育。

　　今天，胡德平們對這個決議越來越不滿，幾次開會研討要推翻這個決議，只是，這丫的覺得乃父當年仍不夠極端罷了。

　　三、野心家對毛澤東的栽贓

　　從前文所述我們看到，官方對于毛澤東是非功過的認定是兩方面的，功勞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但是，這些年，有些人的腦子里，毛澤東的所謂錯誤在越來越放大，他的豐功偉績卻在越來越淡化。今天，中國有一批人不顧客觀事實、顛倒黑白、編造故事，居心叵測地以“還原歷史”、“觀點創新”為借口歪曲歷史，以爆料、揭秘為幌子吸引人們眼球，扯著懷疑、理性和自由的“大旗”潑污毛主席，更有一些人采取污蔑、造謠、篡改歷史、編造歷史或歷史數據、美化民國或國民黨、無中生有制造話題等手段以達到他們丑化毛主席的目的。這些年，這類文章大行其道，《炎黃春秋》是這種污泥濁水匯聚地之一。

　　（一）近些年對毛主席潑污的話題

　　為了潑污毛主席，這些年，野心家們無中生有地制造了很多話題。他們的目的就是通過這些話題不停滴給人灌輸，從而達到他們矮化、丑化毛主席的目的，這就是所謂頭腦風暴法。雖然他們也知道大多數人不信，但是時間長了，說不定就有鑠金銷骨的效果，沒準真能糊弄一些人。不可否認，野心家們的目的達到了，因為確實有些人信了他們的謠言，即便不信的很多人對毛主席也產生了負面心理。

　　造謠者的目的就是造謠，他們并不指望有很多人相信，只要讓極個別人心中打個問號他們就滿足了。以下是一部分野心家們制造的話題：

　　1.億元稿費說。有人編造毛主席有1億元稿費，甚至有人煞有介事地確認是“1.3121億元人民幣”，胡說“文化大革命時期全國不讓任何人拿稿費，就他一人拿稿費”!造謠者睜眼看看今天李敏、李訥的樸素生活，還那么忍心地胡說八道，不覺得自己心靈十分骯臟嗎?

　　2.身高“拔高”說。說什么毛澤東是個矮子，身材被“拔高”，實際只有1.72米左右，人們通常所說的毛澤東1.83米的身高是被人為“拔高”和“造神”造出來的。

　　3.餓死X千萬說。這些年關于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人的話題被不斷翻炒，三千萬、五千萬、七千萬，數字一再放大，老賊茅于軾甚至說餓死一億。但是，對于這樣一個沉重的話題，沒有一個拿出嚴肅的證據來證明。即便有人拿出似乎是證據的東西，但是禁不住推敲。比如前段時間南方報業集團旗下的一個叫“八分齋”的小公知做了一期節目，題目居然叫做《不要放屁》，攻擊那些質疑餓死X千萬說法的人。在他們眼里，誰不同意他們的謠言誰就是“放屁”。節目里，八分齋講到，他們那個村子餓死了好多人，隔壁村子12戶人家餓死5戶。說這話時這小子眼睛都不眨，言之鑿鑿，誰不信、誰不跟著他們瞎說餓死多少千萬似乎都是在挖他家祖墳。但是，造謠者往往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八分齋這小子，為了讓別人相信他的謊言，說別人家餓死多少多少人，卻惟獨不提自己家餓死了誰。我們可以肯定，他們家當時一個也沒有餓死，因為如果他們家當時有餓死的，比如他爹或他娘當時餓死了，肯定在節目中說這件事，他沒有說則說明他們家當時沒有餓死人。那么問題來了，當時的糧食是統一按標準分配的，每個人分配到的糧食都是一樣的，男人一個標準、女人一個標準、小孩子一個標準，別人家全家都餓死了，他們家一個沒死，請問他們家是怎么過來的?別人死那么多，他們家一個沒死，肯定是多吃多占，他們家的糧食哪來的?是不是他們家偷吃了別人家的糧食才順利度過難關而別人家卻餓死了?其實，八分齋先生既然想造謠，還不如干脆就說那時他爹也餓死了他娘也餓死了，全家都餓死了，就算是為公知事業的一點投資吧!

　　4.毛澤東的著作不是毛澤東所作。有人發文稱《沁園春·雪》是胡喬木的原創，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劉少奇為了包裝宣傳毛澤東，讓胡喬木把自己的《沁園春·雪》送給毛澤東，毛只修改“原弛蠟象”四個字，把創作日期倒添為1936年。謠言傳起來后，胡喬木的女兒胡木英專門為此辟謠說這首詞肯定不是自己父親所作，她說父親的文風根本不是那個文風。于是然后公知們轉移目標，繼續造謠說哪個文章或詩詞不是毛澤東所作。比如《炎黃春秋》登載了莊重的《淮海戰役日記摘抄》，說《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是莊重之作，卻被毛澤東“抄襲”了去。后來有人拿出確鑿證據駁斥莊重的謊言，也不見莊重和《炎黃春秋》承認錯誤。然后公知們繼續轉移目標。如果你細心統計一下，從《炎黃春秋》這種正規刊物，到網上的帖子，幾乎把毛主席的著作不是毛澤東所作都熱炒過。

　　5.湘江慘敗與博古無關，中央縱隊遲緩因毛澤東。6月23日，鳳凰網轉載了《黨史文苑》2010年2月[上]黎辛文，文中暗示是毛澤東不允許扔掉輜重等造成的隊伍遲緩。故此文聲稱：“湘江慘敗與博古無關，中央縱隊遲緩因毛澤東”。這些人胡說八道無恥到什么地步?

　　6.毛岸英上前線是為了鍍金。近年有人熱炒這個話題。我要反問這些人，你為什么不送自己孩子去鍍金?有人說毛岸英不是去前線而是在志愿軍司令部，很多糊涂群眾也持此看法。我要正告這些人，在中朝方面沒有海空軍的情況下，整個朝鮮半島乃至中國東北邊境都是前線，志愿軍司令部多次遭到美機轟炸難道不是鐵的事實嗎?以毛主席的聰明睿智、身經百戰難道不清楚這點?實際上，抗美援朝戰爭初期，美軍一直在尋找志司尋機轟炸，志司的處境實際上比二線部隊都要兇險。

　　7.毛澤東在建黨早期貢獻很小。說什么毛澤東在建黨早期的地位并不高云云，還說什么周恩來一直是毛澤東的上級領導，直到1935年長征途中才進入領導核心。如果你駁斥他的觀點他就說你貶低周恩來，多惡毒!我認為持這種觀點的人有兩種：一是無知，對黨史知之甚少便人云亦云，這種人數量可能還不少;另一種人是無恥，這種人有一定的社會知識、歷史知識，故意貶低毛澤東。去年中共中央黨校一個叫柳建輝的教授到我單位輔導胡錦濤在建黨90周年上的講話，姓柳的說：在上海一大會址有毛澤東站立講話其他代表靜聽的畫像，事實根本不是這樣，當時毛的地位很低，不可能他講別人聽。當時如果不是黨委書記在場，我會問問柳大教授，你姓柳的又沒參加一大，怎么知道當時沒有毛講大家聽的場景?一大在上海前后開了9天，十幾個人開9天會，作為湖南共產主義小組代表的毛澤東為什么不能講話?他講話別人為什么不能聽?……。其實，說毛主席建黨初期地位低是一種故意的矮化，僅舉一例駁斥這種說法：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毛澤東應孫中山之邀參加了會議，并在會上發表了講話，這個時候，還未出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只有坐在臺下認真聽的份。

　　其他謠言，如毛澤東自我神化、“為人民服務”是蔣介石首先提出的、西安事變不除蔣是由張聞天首先提出的、毛澤東說“感謝日本侵略”、毛澤東沒有提出過“游擊戰十六字訣”、毛沒有參加一大等等。尤為令人憤慨者，大肆炒作說毛岸英是為了煮面條才被炸死。如此侮辱一個共和國烈士，真是禽獸不如?？傊彩呛檬露疾皇敲珴蓶|的，所有壞事都是毛澤東干的。這幫反毛小丑真是無恥之極。

　　（二）公知、精英的反毛污毛行為

　　除了前述比較典型的話題被瘋炒以外，很多公知還赤膊上陣，甚至一些名人或小有名氣的人也以潑污毛澤東為樂，比如楊瀾、任志強等，把潑污一個去世幾十年的老人做為樂趣，其心靈是多么骯臟、人品多么下流。據著名學者王小東講，有學者曾對他說，大家都在罵毛，你跟著罵一罵怎么了?王小東說，我不能罵。也許那位學者覺得罵毛就像喝杯酒、釣個魚、插科打諢一樣是件好玩的事，把罵一個逝去幾十年的老人當成一種時尚，可見某些知識分子是多么骯臟。王小東比較斯文，本人可沒有那么好的脾氣，如果哪個人敢這么在我面前反毛，一定一個大耳丫子搧他娘的。

　　按照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對于一位逝去多年的老人，應當給予應有的尊重，即便涉及錯誤時也應當采用委婉一些的口吻，這才是中國人的道德觀。

　　即便如此，仍有覺得不過分者，比如老賊茅于軾、小丑袁騰飛更是置文人身份于不顧，以滿嘴噴糞罵大街方式咒罵毛主席，從來沒有聽說有關部門請他們“喝茶”。當有愛國、愛毛人士義憤填膺時，有關部門反而為其提供保護。極不正常。

　　一個叫馮客的荷蘭人寫了一本書叫《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書中有大量饑民的照片，十分慘不忍睹。國內一些公知像得到寶貝一樣大肆散播。但是，經過網友核對，這些照片全部是民國時代的照片，因為這些照片都是在當時國內外報刊雜志上發表過的，其中很多是美國《生活》雜志記者拍攝的。還有那個李志綏，為了讓別人相信他的謊言，胡說自己是毛澤東私人醫生這種根本不存在的身份。

　　正當人民保釣游行懷念毛主席期間，鄭州有4個人，經網友確認分別叫姬來松、藺其磊、程帥帥、曹曉東，一人拿一張毛主席像撕毀。這是什么意思?當地應該怎么處理這幾個人?

　　對于人民在保釣大游行中打出毛主席像，公知們也非常不舒服。一個網名“五岳散人”有67萬粉絲的大V在9月19日下午發微博說：“毛粉們，你們成群結隊、成砣結塊的沖過來是沒用的。中國無論怎么走，暴君也不會還魂、僵尸也不會再次走在這片大地上。汝等的召喚術不過是鬼畫符、自慰術罷了。”

　　共青團十大中央委員賀延光也是一個積極的反毛者。一個叫王佩的網友發微博說2012年7月24日，法國南部城市蒙彼利埃世紀廣場樹立了毛澤東雕像。賀延光跟帖評論說：“也連帶著把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斯大林、波爾布特、齊奧賽斯庫、金日成的雕像一起弄去吧。有網友“英特那雄納爾”看不過去，發微博指責賀延光不應該公開侮辱毛澤東，認為應當開除其黨籍。賀延光回帖說：“操，要專政了。”一副流氓嘴臉。像賀延光這樣對共產黨、對毛主席懷有刻骨仇恨的人高居共產黨的官位，讓人實在無語。

　　以上只是從不同方面擷取了一些反毛污毛分子對毛主席潑污的典型事例，比他們實際上的潑污程度還差得很遠。比如《炎黃春秋》，其反毛污毛文章比比皆是，各種卑劣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實在難以用很小篇幅道盡。

　　多年來，如此大規模地、長時期地造謠污蔑這個國家的開創者，居然沒有任何人受到追究，這不是很奇怪嗎?我想請教當權者：如果毛澤東是他們污蔑的那個樣子，你們算什么?要知道，他們污蔑一個逝去幾十年的老人，其實是為了否定你們的合法性。

　　（三）正義人士對反毛污毛的評價

　　物極必反，對毛主席的污蔑，引起了人民群眾的憤慨，這些年來反毛者有點錯打了算盤，他們以為自己任意潑污毛主席，中國人民就會隨著他們的指揮棒拋棄毛主席、拋棄毛澤東思想，他們錯了。這些年，越來越多的開始反彈，自動加入到維護正義，維護毛主席尊嚴的行動之中。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反毛者的無恥行為引起了我探究真相的興趣，使我自動站在維護毛主席、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與一切潑污毛主席的行為開展斗爭。

　　除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對反毛污毛行為越來越警醒以外，很多學者也加入到維護正義的行列中，比如出生在臺灣、在美國上學并多年在美國工作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郎咸平就公開批判一本反毛的書說：連你都明白的事，毛澤東能不明白?你有什么資格指手畫腳?

　　李敖大師也講：“中國的許多‘精英’成了西方列強的走卒和幫兇。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力量主要是精神的力量，丑化毛澤東就可以瓦解中國人的精神，國內很多人對毛澤東的仇恨，在客觀上完成了西方列強一直想做卻無法做到的，很多不明真相卻自以為是的人，事實都成了西方列強的走卒和幫兇。”

　　連許多外國人都看不過去了，比如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問題專家托尼·賽奇教授認為，目前中國對毛的肆意丑化已經超越了一個民族應有的理智界限。……一個民族的長輩，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象中國這樣受到惡意謾罵。托尼·賽奇教授認為：無論我們承認與否，在我們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個不帶“有色眼鏡”的人都尤其尊重你們中國的毛，他是一個值得所有對手尊敬的偉人，他將他和他所有親人都獻給了這個民族的勞苦大眾。無論是過去、現在或將來，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們西方世界研究、學習和尊重，更應該值得你們中國人了解、尊重和學習，因為他是你們中國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財富和基石。托尼·賽奇說，我很遺憾，在我們西方世界，將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種戰略的高度來進行研究和學習的時候，在你們國內卻出現了大量忽略、詆毀甚至是造謠中傷毛先生的事情。在我們的世界里，覺得這簡直是不可思議……否定“毛澤東”是當代中國困局的癥結。連天天圍堵中國的美國人都這么氣憤，可見反毛、污毛多么嚴重。

　　一個把自己和全家都奉獻給了這個國家的人、一個帶領中國人民再次站立起來的人、一個連西方列強都覺得精神和思想都值得尊敬的人，難道我們中國人不應當給以更多的尊重嗎?這樣的人，中華五千年歷史上有幾人?當然，如果賀延光、任志強、楊瀾、茅于軾、袁騰飛、李銳、杜導正等等不是中國人則另當別論。

　　（四）反毛污毛形成原因分析

　　還是那位網友講：“為什么對所有人的錯誤，任何人的失誤，官僚和文人都能諒解和寬容，甚至對罪惡滔天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漢奸，他們都開始挖掘他們的優點和閃光點，讓當代都市白領麗人都愛上漢奸、崇拜漢奸，卻唯獨對毛主席的‘錯誤和失誤’，他們卻永遠的揪住不放，永遠的不依不饒，永遠的血淚控訴呢?為什么呢?”

　　為什么?確實應該問問為什么。當今世界對待毛主席的態度，一方面是外國包括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毛主席的崇敬，另一方面是國內大規模、長時期地反毛污毛，從各個方面、各個時期沒完沒了地潑污毛主席，這是為什么?而且，所有反毛污毛行為都從來沒有受到過處理，我懷疑中國國內的反毛污毛一定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定有野心家在搗鬼。

　　國內反毛、污毛的氣氛是怎么形成的?我覺得跟當權者的縱容甚至說支持有極大關系。我這么說，拿不出什么直接證據，比如哪個大人物安排茅于軾公開辱罵毛主席，哪個大老爺許諾只要小丑袁騰飛辱罵毛主席就捧紅他，哪個高層人物支持笑蜀等給惡霸地主翻案，哪個大領導欣賞李銳的造謠文章，等等，拿不出這樣的直接證據，因為我們普通百姓沒有獲得資訊的渠道。但是，我們幾乎天天接觸主流媒體，從主流媒體的態度可以做出我們的判斷。本人對八卦小報向來不感興趣，曾經一直相信官方媒體，特別是中央媒體，比如《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國中央電視臺、《中國青年報》等，但是從這些媒體這些年的所作所為看，我懷疑它們已經全部被掌握在了華爾街手里。

　　1.《中國青年報》的立場

　　先說團中央旗下的《中國青年報》。9月18日，在抗日保釣游行時，一個老頭在這樣特殊的日子里混在隊伍里辱罵毛澤東、歌頌汪精衛、攻擊保釣。韓德強教授與其理論，雙方發生沖突。對此，《中國青年報》應該站在什么立場上?如果《中國青年報》站在中國人民立場上，應該支持韓德強;如果《中國青年報》站在反毛對立面，應該支持韓德強;如果《中國青年報》站在支持保釣立場上，應該支持韓德強。但是，我們看到《中國青年報》居然兩次發文攻擊韓德強。難道那老家伙是《中國青年報》派去的?要么是共青團中央派去的?

　　《中國青年報》除了在反毛污毛問題上支持、縱容乃至赤膊上陣以外，還對一切有利于中國人民的東西都看不順眼，只要有礙于全盤西化的都反對，也許他們最難過的事是生在中國，痛恨親生父母的是給了他們一雙黑眼珠。《中國青年報》2012年12月5日發表文章《民粹主義已成當今中國一害》，開宗明義就說：“民粹主義亦稱平民主義，歷史上曾有多種表現形態，其基本精神是以維護平民的利益為由而反對權威，為此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在19世紀的俄國，民粹主義者即民粹派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試圖發動農民推翻沙皇制度。”看到沒有，多么赤裸裸，在他們眼里“維護平民”利益也錯了，“到民間去”也錯了，“推翻沙皇制度”也錯了，他們到底要干什么，還需要別人回答嗎?他們自己已經給出了答案。

　　順便說說團中央，團中央到底混進了多少賀延光這樣的中央委員，我們不知道，不知道就不能多說，但是我對他們有懷疑，這種懷疑還來自于其旗下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這個學院本來是培養黨的干部的，起碼政治教育應當比普通院校強得多。但是，似乎情況正好相反。2011年11月19日，司馬南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進行了一場關于《文化強則中國強》的演講報告。司馬南被公知們稱為“大五毛”，是一個毛澤東思想的堅決捍衛者，自然大力宣揚毛澤東思想。但是，一些學生在提問環節不僅按照網上公知們貶損毛澤東的謠言貶低毛澤東，還幾乎形成圍攻司馬南之勢。11月21日，美國之音還對青年學生們進行了聲援。由此可知，青年政治學院在毛澤東思想教育和維護毛澤東方面做得及其不夠，不然學生們怎么會用道聽途說的謠言來質問司馬南，攻擊毛主席呢?

　　從團中央旗下成員的做為來看，我覺得不應該稱為“共青團中央”而是叫“三青團中央”或“反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比較確切。

　　2.中國中央電視臺的立場

　　我幾乎天天收看中國中央電視臺，但是這幾年越來越覺得味道不對。央視很多節目明顯是維護美帝國主義的，明顯是與中國利益相背離的。在手法上，有時央視明目張膽，有時卻又比較講究策略。于是，我在去年開始總結央視禍國殃民的手法，原來打算總結個七法八法的，結果后來一直總結出18種手法，于是取名叫《CCTV禍國殃民十八法》，陸續發表在新浪博客，包括歐米立場法、附和造謠法、看人點菜法、含沙射影法、胡說白咧法、無恥之極法、嗲聲嗲氣法、暗渡陳倉法、捧紅癟三法、仇視國企法、八卦狗仔法、自愿帶路法、坑蒙拐騙法、粗制濫造法、偽造民意法、義務廣告法、如喪考妣法、裝聾作啞法等。義務廣告法不是為中國人民義務廣告，而是為西方敵對勢力義務廣告，如喪考妣法也不是真的他爹娘死了，而是把米歐日的喪事當成他自己的喪事。

　　在反毛污毛方面，央視大概礙于自己的身份不敢太過分，但是卻一直在處心積慮地邊緣化毛澤東，試舉幾例：

　　其一，《遠方的家——邊疆行》第54集《七彩風情——聶拉木》說到國旗老阿媽次仁曲珍，記者問老阿媽為何幾十年堅持升國旗，老阿媽說是毛主席派解放軍救了農奴，她們才翻身解放。這時，做為共產黨的電視臺本應把這做為一個宣傳的好素材。但是，接下來對畫面和聲音的處理明顯是想盡力回避毛主席解救農奴這個話題。

　　其二，4月19日，走基層欄目，《我在基層當干部——一個村子的“南水北調”》報道河南省鞏義市北莊村的村支書楊小周帶領全村百姓開山取水的故事。記者隨楊小周等進入一個房間，一群人研究工作。電視畫面上的時間是4月19日星期四09：44，記者隨楊小周進入房間時墻上掛著一本毛主席畫像的掛歷，等鏡頭再次搖過來的時候，這本毛主席畫像的掛歷被摘走了。央視編導和記者看來到底是一種什么心態不難猜度。也許支書楊小周正是在毛主席自力更生精神的感召下為了村民喝上自來水才“南水北調”的，但是，央視卻覺得別扭。我們看到身邊很多人對毛主席是充滿深厚情感的，但是這些年我們從央視的報道中很少看到，這一次北莊村的這個報道，可能是央視沒有處理干凈。

　　其三，11月29日新聞聯播報道十八大中央七常委參觀復興之路展覽。誰都知道，是毛主席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中國人民才站起來了，復興之路怎么可能繞開“毛澤東”這三個字，應該是大書特書最重頭的一部分。但是電視畫面上其他人物的畫面不斷出現，只是在報道臨結束時毛主席的畫面迅速閃了一下不到1秒鐘。

　　其四，天津京劇演員劉桂娟不斷發表侮辱毛主席、諷刺挖苦雷鋒的微博，最近聽說央視邀請劉桂娟加盟春晚跳騎馬舞。如果央視真的支持劉桂娟這樣的演員，說明這是它捧紅袁騰飛等人的延續，即禍國殃民十八法中的第九法“捧紅癟三法”。

　　央視如此邊緣化毛澤東，說明它有一條反黨反中國人民的路線。這里捎帶說說《CCTV禍國殃民十八法》，限于本文篇幅和主題僅舉兩例。第一例，偽造民意法。“九一八”大游行中，那個老頭破壞紀念“九一八事變”和保衛釣魚島活動，這肯定是一種漢奸行為，全國人民紛紛譴責這個老頭時，但是白巖松坐不住了，9月26日晚“新聞1+1”專門做了一期節目“犯罪：別披著‘愛國’的外衣”。白巖松說“因為只有強國，才是真正的愛國”。按這丫的說法中國從1840年起到1949年沒有一個愛國者。白巖松還說：“漢奸這個詞，滿天飛，似乎成了想要拿出來攻擊別人的時候最有力的一個武器，其實這也是一種語言上的暴力。誰是漢奸呢?你的行為，當你作為一個大學的教授，去打80多歲的老人兩記耳光的時候，其實，是另外一種漢奸，因為你讓所有的中國人感到蒙羞，你也讓很多的教授感到蒙羞。”滿嘴胡說八道。明明對韓德強的支持率在90%以上，明明是90%以上的中國人為韓德強叫好，白巖松憑什么說韓德強“讓所有的中國人”如何如何?這就是“偽造民意法”。滿嘴胡說八道，這么容易驗證的數據都敢作假，你還能相信CCTV嗎?白巖松占據中國最高話語權天天向國民灌輸普世價值，動不動就是國際上是怎么做的，天天忽悠中國人民。對于正義人士對反毛污毛的譴責，白巖松們動不動就給你扣上大帽子，為反毛污毛行為護航。什么樣的單位用什么樣的人。央視重用白巖松這樣的人，說明什么?第二例，如喪考妣法。日本“311”地震一周年，美國“911”紀念日，央視如喪考妣一般高調紀念，連底色都變成了暗色調，估計央視編輯爹媽忌日他家里也不會這樣。普世價值派總是辯解說，這是人類的災難，如此紀念是有普世情懷、是與國際接軌?？墒?，“911”之前兩天是毛主席逝世紀念日，央視卻從來連個消息也不發，更不要說紀念了;“911”一周后就是“九一八”紀念日，央視在做什么?央視什么都沒做，似乎中國根本沒有發生過日寇蹂躪中國14年這事似的，普世情懷呢?國際接軌呢?普世價值派就是一幫見了美日歐比見了親爹還親的不孝之子，普世價值就是認賊作父的代名詞。

　　3.《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立場

　　限于篇幅，《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就不多說了，僅說說對待“罵街”的兩種截然不同態度。2010年春，小丑袁騰飛利用自己被央視捧紅的人氣，在多個場合公開辱罵毛主席，甚至罵毛主席是“人渣”，感謝美軍把毛岸英炸成掛爐烤鴨，其喪心病狂無與倫比，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憤怒，紛紛要求懲辦袁騰飛。但是人民不僅沒有等來對袁賊的懲辦，相反卻等來了5月25日《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能否包容不同意見檢驗社會的開明與自信》。把袁賊的辱罵稱為“不同的觀念、不同的見解、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意見”，把人民群眾的聲討稱為“相互對罵、攻訐”，要求“各級領導尤其需要包容不同意見”，冠冕堂皇地說什么“你可以不同意他人的觀點，但你應該尊重他人表達的權利和自由。缺乏這種胸襟和氣度，只能‘順毛摸’，不能觸‘逆鱗’，這實際上是狹隘、虛弱的表現”等等。如果拋開特定對象，但看這篇文章多么冠冕堂皇!只是，在后來數十家媒體因雞毛蒜皮小事圍攻孔慶東教授時，再也見不到《人民日報》出面呼吁包容。

　　2011年4月，老賊茅于軾公開辱罵毛主席，同樣引起了人民的憤怒，全國各地自發掀起了聲討茅于軾的運動。但是4月28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社論《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把茅于軾的謾罵稱之為多元表達產生的“異質思維”，稱人民群眾“討論中容不下異見，相互對罵、攻訐，動輒給對方扣上嚇人的帽子，用意氣之爭代替真理追求”，污蔑人民對茅于軾的聲討是“扣帽子、抓辮子的辯論方式，‘不同即敵對’的思維模式，本質上都是狹隘虛弱的表現，無助于社會和諧的構建、健康心態的形成”等等。也是冠冕堂皇，每當反毛污毛者犯下累累罪行，中國人民要求懲辦時，《人民日報》都這么冠冕堂皇，出來打圓場。

　　在《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眼里，謾罵、侮辱毛主席只是不同意見，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誰認為《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對待“罵”的態度一貫如此，你就大錯特錯了。

　　2011年11月7日，北大教授孔慶東不堪南方系一個小記者的打擾，罵了他幾句。這下不得了，捅了馬蜂窩，一時之間新華社、新華網、《法制日報》、《新京報》、鳳凰網、《解放日報》、《齊魯晚報》、《東方早報》幾十家媒體開始圍剿孔和尚，無限上綱上線，似乎孔慶東干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如果不嚴辦孔慶東，中華民族就要亡國滅種似的。人們再也看不到主流媒體對辱罵毛主席、歪曲黨的歷史的包容，而且一絲一毫的包容心態都沒有。比如，11月10日，新華網發表新華時評《“教授罵人”豈能把粗魯當個性》，“缺乏對公德的基本尊重，缺乏學者基本的表達理性，不僅有辱作為教授的節操和尊嚴，而且缺失起碼的公民素質，令人汗顏”，并造謠說“北大宣傳部回應稱已經找孔慶東了解情況，事件正在調查中。”“頂著教授的光環，孔慶東借罵人挑起輿論事件，已經不止一次。”“作為教授，理應‘為人師表’，傳播先進文化;作為公眾人物，也有責任遵守公德，維護公序良俗;作為媒體，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絕對不能混淆，堅持什么、反對什么，倡導什么、抵制什么，必須旗幟鮮明。否則，刻意炒作將有悖媒體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有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說得跟個人似的，罵個小屁記者幾句有這么嚴重嗎?對待袁騰飛、茅于軾，你們怎么做到的“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絕對不能混淆”?原來你們“堅持什么、反對什么，倡導什么、抵制什么，必須旗幟鮮明”。新華社11月11日發表《孔慶東爆粗口犯眾怒，北大正調查》，也加入了圍剿的行列。新華社這篇討伐孔慶東的文章雖然不長，但用詞煉句是非常考究的，顯然是出自老手。除了重彈其他媒體的老調、參與造謠以外，威脅說“北大即便能夠包容‘罵人教授’，也決不應縱容無視公德的‘教授罵人’現象。”仍是冠冕堂皇，總是冠冕堂皇，只不過在冠冕堂皇之下，這些主流媒體支持什么，打擊什么是如此地鮮明。當袁騰飛在講臺上口沫飛揚，用骯臟下流的語言咒罵毛澤東，咒罵共產黨，咒罵中華民族，咒罵社會主義，怎么從來沒看見身為共產黨喉舌的新華社“作為媒體，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絕對不能混淆”?

　　去年“九一八”紀念日，南都周刊執行主編許慶亮在微博上赤裸裸地侮辱中華民族，一時間中國社會群情激奮，數不清的網友在網上憤怒討伐這位“西門不暗”。這次，新華社、《人民日報》又一次沒看見。曾幾何時，南方周末替自己人用臟話罵人的行為自辯，“罵也是一種表達”，這分明已經承認，假如說臟話是為了表達自己的觀點，那么說臟話就是合理的行為?？墒乾F在我們看到的事實卻完全變了，這種表達權力只屬于他們自己，而不是屬于社會大眾?！度嗣袢請蟆纺?，似乎沒有加入圍剿孔慶東行列，但是它的“包容”社論呢?有選擇的支持和旁觀也是一種鮮明的態度。

　　袁騰飛、茅于軾的罵，不但用盡了世間最惡毒的言詞，而且還捏造“事實”造謠誹謗。面對著這兩人對共和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破口爛腮痛罵，《人民日報》卻充當了大肚彌勒佛的角色，將他們的罵聲和謠言誹語，美化成“不同意見”、“異質思維”，一會兒喊著要“包容不同意見”、一會兒又喊著要“包容異質思維”。不但自己包容了他們的罵詈與禍心，而且還振振有詞的要求全國人民包容他們的罵詈與禍心!好像這兩個還沒罵夠似的，全國人民都必須為他們大開綠燈，讓他們罵個“盡興而休”才行!

　　孔慶東罵的只是《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位普通記者，但是卻捅了新華社的馬蜂窩，把幾句罵語當成一件捅破天的大事，竟然糾集數十家媒體，萬炮齊轟，對孔慶東展開了一次大圍剿!在新華社的討孔“檄文”中，不但把兩個人的私事升格成了“公共輿論事件”，而且把孔慶東的幾句罵語上綱到違背道德和觸犯法律的高度，并“引法據律”地提出應該對孔慶東進行懲處，非欲將他置之死地而后快?！度嗣袢請蟆纺?啞吧了，“包容不同意見”沒有了，“包容異質思維”也沒有了!

　　《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哥倆分工明確，一個負責保護袁茅二賊以便他們放開手腳辱罵毛主席，一個惡毒攻擊孔慶東不堪小記者騷擾的罵。多么巧妙，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全明白了!原來，在今日的中國，罵共產黨、罵毛主席，只管罵，怎么罵都行;但是，罵記者、罵漢奸、罵賣國賊，那就不行了。

　　這就是官方媒體!

　　4.官方對歪曲黨史、污毛反毛是怎么處理的

　　沒見任何處理?。?！

　　野心家們反毛污毛越來越猖狂，變本加厲，這還不夠，十八大前有一種論調甚囂塵上：黨章中取消毛澤東思想。我等普通黨員對此十分擔心，有人說如果黨章取消毛澤東思想就退黨，對這個問題我也動過心思?？梢灶A料的是，如果黨章取消毛澤東思想，美國對中國的最后一擊也為時不遠了。在王府井打醬油的事將很快到來。

　　現在，矮化共產黨歷史、拔高國民黨抗日、努力塑造日寇光輝形象，極力把舊中國塑造成自由、民主、繁榮的樂園，把新中國前三十年塑造成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的人間地獄，這樣的作品充斥著主流媒體。比如在央視反反復復播放了無數遍的電視連續劇《小兵張嘎》，就是一部樹立鬼子仁愛形象的電視劇，這樣的影視作品有很多，與其說在表現嘎子的機智勇敢還不如說是歌頌鬼子的心慈手軟。

　　這些年，主流媒體弘揚了什么?鼓吹奢侈享樂，引導腐化墮落意識，這就是主流媒體。

　　小悅悅身邊走過18名冷漠的路人，沒有一人伸出援手，直到拾荒者陳賢妹出現。為什么陳賢妹出手援救小悅悅?因為她是一個撿破爛的，生活在最底層，為了討生活，她沒有多少時間接觸電視、報紙，沒受污染，所以保留了樸素的道德觀念。小悅悅事件發生后，主流媒體挖這根源、挖那根源，就是不挖自己承擔什么責任。朋友們可以總結一下這些年的道德模范，比如合肥市新店區磨店鄉沿河村送不出去的賠償款、山東煙臺招遠市貧窮老人劉盛蘭等等。為什么這些道德模范都來自社會最底層?就是因為他們未被主流媒體污染，還保留著樸素的道德觀念。

　　主流媒體在宣揚奢侈腐化方面，那是相當地賣力。僅舉一例，2011年春，兩個英國小青年結婚，CCTV興奮了，終于又找到一個大肆宣揚奢侈腐化的機會。4月中下旬，CCTV連續多天大幅報道英國王子結婚的事，前后大概連續報道了半個月。在報道中，播音員說用了很多感染力很強詞詞語，比如“大家關注的xxxx大婚……”，似乎大家都在關注，這樣容易使沒有關注的可能隨大流。其實只是它關注英國小爹，硬是偽造民意說“大家關注”。4月29日中午，CCTV4的中國新聞繼續長篇報道這場婚禮，時長約15分鐘，從兩個人的求愛到蛋糕的樣式、新娘禮服裙擺的長度等等諸多細節不厭其煩，最后播音員說：要想知道新娘禮服裙擺的長度案今晚XX點揭曉。標準的狗仔隊“CCTV禍國殃民十八法”之“八卦狗仔法”。那么多中國人民的苦難，它不去關注，對它的英國小爹結婚卻這么熱衷。

　　孔和尚有句話說得對：“中國的主流媒體已經全面淪陷。”

　　5.有人還嫌對毛澤東的否定不夠

　　就像托尼·賽奇教授所講，中國的反毛污毛程度已經超出了一個民族的底線。但是，有人嫌反毛污毛力度還不夠、還不徹底，還必須從所有方面徹底否定毛主席才滿意。

　　2011年8月27日，胡德平等召開研討會，“紀念《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胡德平說：今天看來《決議》只有說的不夠的地方，沒有說過頭的地方。沈寶祥說：《決議》中有些話，就說的不夠充分，“宜粗不宜細”嘛。有些話，也不是那么很符合實際，如對華國鋒的評價。《決議》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蔡霞說：盡管《決議》從政治上徹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對“文革”悲劇缺乏理論上思想上的深刻反思檢討與剖析。這個問題到今天為止都還沒能夠解決。丁東說：對毛澤東過于維護，對華國鋒又過于苛刻，尺度不一。張曙光說：但是決議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否則，我們今天的問題也不會這么嚴重。……總之一句話，《決議》對毛澤東的貶低還不夠，所在才造成了今天社會上的嚴重問題。在他們看來，農民工討不到工資、富士康十三跳、黑煤窯、轉基因食品、豆腐渣工程、黑社會拆遷、五名流浪兒被悶死、18名路人冷漠地走過小悅悅身邊、遍地貪官、老無所養、幼無所教、病無所醫、孩子沒錢交學費父親被逼自殺，以及賣淫、吸毒泛濫都是因為《決議》對毛澤東的貶低不夠。他們想突破局限性，怎么突破?恢復歷史原貌對毛澤東給予充分肯定?絕對不是，他們的所謂突破局限性實際是不滿足于對毛澤東的造謠誣陷，要求官方徹底否定毛澤東，這樣達到了他們這些年造勢的目的。這次會議的一個基調就是認為必須守住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誰不“徹底”也不行。胡德平、高尚全、周為民、王長江、于建嶸、張曙光、張維迎、陳有西、章立凡、何兵、吳稼祥、張鳴、胡舒立這些人天天民主自由喊的震天響，然而此時他們嘴上常說的“言論自由”、“尊重不同觀點”、“包容異質思維”哪去了?這些人骨子里其實是一幫極端專制獨裁分子，你與他們同流合污，他們什么民主自由都給你，你不與他們同流合污，甚至對他們附和的不“徹底”都不行，赤裸裸的獨裁嘴臉暴露無遺。

　　最近，胡德平又跳了出來，11月30日，在北京舉辦了“依法治國與重慶教訓”的座談會，表面上是為李莊站樁助威，實際上劍有所指。重慶有什么教訓?我們從中央文件中看不到。經濟發展速度多項指標全國第一、老百姓安居樂業、黑社會銷聲匿跡，這難道是重慶教訓?如果這是教訓的話，這只是黑惡勢力的教訓，只是權貴階層的教訓，卻是人民的福音。無論李莊是否很冤，就憑李莊醉心于為黑社會和貪官洗脫罪行的行為看，他肯定不是什么好鳥。這段時間，主流媒體發起了一波又一波聲援李莊的浪潮，這也說明這些主流媒體已經成為黑社會和貪官的保護傘。

　　6.反毛污毛不會得逞

　　有網友講，反毛者對毛澤東越來越瘋狂的污蔑使我更加堅定了對毛主席的熱愛。這話也是我的心聲。我身邊的絕大多數人并不像我一樣關心時事政治，也并不像我一樣常年胸帶毛主席像章、每逢誕辰和忌辰都要紀念一番。但是，絕大多數人卻有相同或相似的心路歷程，前些年很多人對那些還原歷史、觀點創新、爆料、揭秘還不怎么懷疑，但是隨著這些年反毛污毛的程度加深，人們開始覺悟了，這些年毛澤東熱的程度有增無減。尤其是最廣大的普通群眾，對毛主席的崇拜越來越強。這是陰謀家們始料不及的，他們原以為把白的說成黑的、黑的說成白的，人民就會隨聲附和，就會達到他們變天的目的。可是，情況正好相反，階級敵人教育了人民群眾，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這個道理。

　　為什么反毛污毛力度越大，人民群眾越熱愛、崇拜毛主席?因為毛主席始終是與人民大眾心連心的，毛主席一生都是站在人民大眾之中與一切壓迫人民的行為作斗爭。誰想讓人民忘記毛主席，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更加關心人民群眾。否則，人民永遠熱愛毛主席，少數精英的反毛污毛陰謀不會得逞，也必將被人民拋棄。

　　可以這樣說，對待毛主席的態度是衡量我們黨的領導干部是否走群眾路線的一把現成的尺子，是衡量干部是否為人民服務的尺子。中國共產黨的黨章規定，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建設必須堅決實現”的四項基本要求之一，“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領導干部必然是熱愛毛主席的，反對毛主席、潑污毛主席的肯定缺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因此，誰熱愛毛主席我就擁護誰，誰反對毛主席我就反對它。

　　除了中國人民對毛主席的熱愛有增無減以外，在國外也是這樣，老人家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仍然巨大。兩個卡斯特羅和查韋斯在菲德爾·卡斯特羅的病房里舉著毛主席像，似乎告訴世界他們才是毛澤東思想的正宗傳人。今年7月6日，勞爾·卡斯特羅訪華時當著中國的總書記用中文深情地唱起《東方紅》，我們的總書記只是站在旁邊沒有什么表情地聽。美國轟轟烈烈的占領華爾街行動中，很多人高舉毛主席像或在文化衫中印上毛主席像。不僅社會主義同路人崇拜毛主席，連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法國南部城市蒙彼利埃市樹立了十尊名為“20世紀偉人”的雕像，其中之一是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在談到為毛澤東立像的原因時，城市官員喬治·弗雷切表示，這是因為“毛澤東為中國重樹了尊嚴”。11月20日，溫家寶在金邊會見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杰拉德送了一張1973年毛澤東會見澳大利亞前總理惠特拉姆的照片當禮物?？梢娫诎拇罄麃喨诵哪恐杏X得見到毛澤東是一件多么光榮的事。盡管中國總理的笑容很尷尬。

　　我們熱愛毛主席，有責任把強加在他頭上的不實之詞拿掉。

　　四、毛主席有沒有重大錯誤

　　每個人都會犯錯誤，這是個常識，不必爭論，毛主席也有過錯誤，他自己曾不止一次地公開羅列自己的錯誤，比如在八大預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到中央委員會選舉時，為了保護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他說：“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臺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在井岡山時我提的那個土地法很蹩腳，不是一個徹底的土地綱領。”這些錯誤在我們今天看來都不是什么重大錯誤，幾十年中經歷大小千百次戰役戰斗，出現個把微不足道的小敗仗在所難免。事實上，連那些反毛污毛者也不認為這是什么嚴重錯誤，否則早就放大若干倍作為話題炒起來了。

　　我們討論毛主席一生中有沒有重大錯誤，不能循著李銳、杜導正、茅于軾、袁騰飛、胡德平、章立凡、李志綏們的思路走，更不能順著他們的話題來討論，因為他們造謠污蔑的目的就是“讓謠言飛”。茅于軾、袁騰飛、章立凡、賀延光那些謾罵用在他們祖宗身上較為合適。

　　我們看毛主席有沒有重大錯誤，應該根據官方的定論來討論。前文說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歷史評價進行了清楚的闡述，對他的錯誤進行了認定，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反右、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文化大革命四項。毛主席到底是不是犯過這四項所謂“嚴重錯誤”，不能憑人信口一說，應該以事實為依據。不是都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我沒有辦法查閱有關檔案，也沒有很多的精力翻閱公開的、浩如煙海的報紙、回憶錄等。而且，所有回憶錄都是二手材料，都摻雜著個人感情和認識在里面。我覺得，有一個既省事又權威的辦法幫助我們還原那段歷史，這就是當時中央領導們的著作。以下就是本人學習偉人著作的一些心得體會。

　　（一）“大躍進”期間哪個主要領導人使“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個運動是不是錯誤，或者說是錯誤為主還是成績為主，近年有不同觀點，本人認為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這期間的成績和問題，而不是一概否定。不過我們暫且按照《決議》的說法認定為錯誤，即“‘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那么，是誰造成了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是不是《決議》說的“更由于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我們來翻一翻1958年——1960年中央幾個主要領導人這一時期的著作看看他們說了什么來判斷判斷。

　　1.劉少奇說了什么

　　劉少奇在“大躍進”期間是中央一線工作第一位的領導人?！秳⑸倨孢x集》兩卷，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上卷收錄1926年5月——1949年9月的重要文章;下卷，1985年12月出版，收錄1950年——1965年6月重要文章，其中大躍進期間的只有1958年5月30日《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一篇文章。

　　結論：從《劉少奇選集》中我們無法判斷劉少奇對“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是推波助瀾還是抵制，不能斷定他對此負有多大責任。但是，從1985年這個出版年份，我們就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劉少奇此一時期有反對或糾正“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的著作，肯定會收入《劉選》;而如果此一時期劉少奇的文章明顯地表現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則不一定入選。

　　2.周恩來說了什么

　　《周恩來選集》兩卷，上卷收錄了1926年12月——1949年9月的重要文章;下卷1984年出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收錄了從1949年12月——1975年的重要文章?！吨苓x》收錄了“大躍進”期間的文章三篇，《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1958年1月10日)、《把知識和經驗留給后代》(1959年4月29日)、《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1960年7月14日、15日)。

　　結論：從《周選》中也看不出周恩來對“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是推波助瀾還是抵制，也不能斷定他對此負有多大責任。但是，從1984年這個出版年份，我們也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周總理此一時期有反對或糾正“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的著作，肯定會收入選集;而如果此一時期周總理的文章明顯地表現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則不一定入選。

　　3.鄧小平說了什么

　　有人認為鄧小平在這一時期實際上是中央一線第二位的領導人，后來實際上也是“劉鄧”并列的。鄧小平沒有選集，他的重要著作收錄在《鄧小平文選》里，《鄧選》共三卷，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1993年11月在全國公開發行。第一卷收錄了1938年至1965年的重要文章，第二卷收錄1975～1982年中共十二大文章，第三卷收錄1982～1992年期間的重要著作。《鄧選》在“大躍進”時期的文章兩篇，《辦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1958年4月7日)、《正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1960年3月25日)。

　　結論：從《鄧選》中同樣看不出鄧小平來對“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是推波助瀾還是抵制，同樣不能斷定他對此負有多大責任。但是，從1993年這個出版年份，我們也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小平此一時期有反對或糾正“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的著作，肯定會收入文選;而如果此一時期的文章明顯地表現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則不一定入選。

　　4.陳云說了什么

　　陳云建國前長期負責組織工作，是中共“五大書記”之外的第六大書記，比鄧小平的地位高得多，建國后陳云一直主持全國經濟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共高層最有經濟才干的領導人。陳云一生重要文獻收錄在《陳云文選》中，《陳選》共三卷，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編輯，1984-1986年出版，至1995年5月再版，收入1926-1985年的著作一百五十三篇，其中“大躍進”時期的重要文章六篇：《總結經驗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1958年12月23日)、《保證基本建設工程質量的幾個重要問題》(1958年12月26日)、《給中央財經小組各同志的信》(1959年4月)、《落實鋼鐵指標問題》(1959年5月11日)、《就鋼鐵指標問題給毛澤東同志的信》(1959年5月15日)。前三篇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沒有什么關系，主要看看后三篇說了些什么。

　　（1）給中央財經小組各同志的信

　　1958年6月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財經小組，陳云任組長。這封信主要談了兩個方面的問題，“最近就市場問題和計劃方法問題，想了幾點意見”。

　　“先說緩和市場緊張狀態問題”，“一、糧食要省吃儉用”，“二、組織豬、雞、鴨、蛋、魚的供應”，“三、要專門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產”，“四、壓縮購買力，認真精減去年多招收的工人”，“五、運輸緊張，要優先安排供應市場物資所需要的運輸力量，特別是要安排好短途運輸所需要的勞動力”。“再說編制1960年計劃的方法問題”，講了兩個方法，即編制計劃時誰加上誰等于誰，別忘了還要考慮什么什么因素。從這封信中看不出有急于求成的情緒，但也沒有一句防止急于求成的話。

　　（2）落實鋼鐵指標問題

　　人們在批判“大躍進”時，一般都揪住畝產萬斤和大煉鋼鐵說事。很多人說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如何如何，我們看看陳云在1959年怎么說的。

　　1959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陳云在會上就鋼鐵指標問題做了長篇發言。

　　“鋼材的可靠指標和爭取指標的問題”。陳云認為1959年鋼材指標900萬噸、鋼產量1300萬噸是比較可靠的，全年鋼產量1500萬噸也是可能的。

　　在生產組織上，陳云對土法上馬是支持的，“洗煤是提高鐵和鋼的質量的關鍵。……解決焦炭質量的問題，首先是要解決洗煤問題。洗煤能力的情況是：大型的機械化洗煤廠今年大約可以生產一千九百五十萬噸，新建的洗煤廠(大部分是簡易洗煤廠，設備正在專案解決)可以生產五百五十萬噸，兩項合計是二千五百萬噸。另外，還要用土法生產洗煤二千萬噸。”洋法土法幾乎各占一半。“煉焦方面的建設規模……加上發揮原有的煉焦能力，也只能滿足需要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即一千萬噸，仍然需要用土法生產來解決。自然，洗過的煤，用土法也可以煉成好焦，但是還要掌握好技術。對此，必須有足夠的重視。”“關于耐火材料。……這些原料，用機械化開采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開采和搬運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陳云并要求，“即使政治局同意把鋼材產量初步定為九百萬噸，鋼產量初步定為一千三百萬噸，也請政治局再給財經小組一些時間，考慮一下冶金部的同志提出的把鋼產量定為一千五百萬噸的意見。”

　　今天人們對1958年土法大煉鋼鐵頗多微詞，但是當年人們并不那樣看，起碼陳云到1959年5月對土法大煉鋼鐵還很支持，這其實也說明當年土法大煉鋼鐵確實解決了不小的問題，遠遠不是今天人們認為的那樣，一說土法就全是缺點，誰主張土法誰就是極左，完全不是這樣。

　　1959年中國實際完成鋼產量1122萬噸，沒有完成陳云主張的爭取指標1500萬噸，也沒有完成可靠指標1300萬噸，這說明1959年的鋼鐵指標確實定高了。

　　但是從整篇講話看，陳云對于1300萬噸的鋼產量是經過全面考慮、認真計算的，聽取了冶金部六次匯報，還綜合了國家計委重工業計劃局、國家經委冶金局的意見，財經小組經過了研究，“富春、一波、趙爾陸同志”也都意見一致，鄧小平為總書記的書記處也開會進行了討論，然后提交政治局。應該說程序上是十分完備的，絕對不是今天某些公知想象的那樣某人拍拍腦袋就定了的。

　　（3）就鋼鐵指標問題給毛澤東同志的信

　　1959年5月15日的這封信，基本內容是堅持前文的觀點，大意是鋼材指標900萬噸、鋼指標1300萬噸，冶金部認為指標太低了，有分歧。于是陳云給毛寫信“希望同財經小組的幾個同志，包括鶴壽同志，一起向你匯報一次。請你有空時找我們。”

　　結論：陳云對1959年于鋼鐵指標估計有點高，但不能因此斷言說陳云“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對于“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承擔什么責任，當然也無法證明陳云沒有責任，起碼是“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從《陳選》的出版年份也可以做這樣的判斷，如果陳云此一時期有反對或糾正“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的著作，肯定會收入文選;而如果此一時期的文章顯示有比高估鋼鐵指標的錯誤更大的話，則不一定入選。

　　不過，八、九十年代對毛澤東的否定甚囂塵上，對“大躍進”全盤否定之時，陳云還同意把前面兩篇鋼鐵指標的文章收入文選，可見陳云是實事求是的。同時，也讓我感到，陳云的這種錯誤可能在當時與他人相比可能是十分輕微的。

　　綜前所述，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幾位主要領導同志除了陳云有關于鋼鐵指標文章以外，其他人在這期間關于經濟建設說了什么，我們從他們的公開發表的著作中找不到答案。我們沒有辦法憑他們的著作集來斷定他們是不是“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但是。同樣，也絕對不能排除他們“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

　　5.毛澤東說了什么

　　我們都知道，1958年——1960年這幾年是中國發生大事比較多的年份。這一時期美蔣勾結演出一幕幕陰謀劇，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阻止臺灣獨立陰謀;西藏發生叛亂;中印戰爭;與蘇聯決裂等等。經濟建設僅僅是毛澤東考慮的一部分工作。那么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說了些什么呢?我們來翻一番毛主席著作。

　　《毛澤東選集》曾經公開發行過五卷，前四卷收錄了從1925年12月1日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到1949年9月16日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中國革命時期的重要著作，其已經不再發行的第五卷也只收錄到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發言節錄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從《毛選》中我們看不到1958年及以后的重要著作，但是1999年6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八卷《毛澤東文集》填補了這個空白，其第七卷、第八卷時間跨度為1956年1月至1975年7月。這兩卷收錄了毛澤東在1958年至1960年的文章、講話、信函、批示等69篇，其中經濟方面的或涉及經濟工作的29篇。如果按照《決議》的基調，我們可以做這樣的假設：如果毛主席此時期明顯“左傾”的文章，肯定會入選，不然怎么呼應《決議》呢?

　　通過反復學習《毛澤東文集》在“大躍進”期間的著作，我從其中沒有發現一個字能顯示出來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是“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相反，每一篇都充滿了理性，都是在懷疑高指標，從1958年起就開始糾正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而其他主要領導到1959年甚至到1960年末還在刮浮夸風和“共產風”。

　　1958年1月毛主席親自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他在這個草案的第六十條要求“今年九月以前，要醞釀一下我不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先在各級干部中間，然后在工廠和合作社中間，組織一次鳴放辯論，征求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取得多數人的同意。這是因為去掉共和國主席這個職務，專做黨中央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請向干部和群眾解釋清楚，免除誤會。”他希望自己少做點實際工作，多做點理論研究。從中可以看出，毛主席當時是有一些樂觀情緒的。但是這種樂觀絕對不是驕傲自滿、急于求成，而是對戰友們的信任。也許，在大好經濟形勢面前，老人家覺得可以靜下心來干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比如考察黃河、研究哲學等。隨著他退居二線不久，今人所說的急于求成的錯誤在經濟領域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泛濫開來”。從毛主席這一時期的著作中，我們看到，到1958年冬，毛主席發現了經濟工作中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等左傾問題，開始糾正這些左傾錯誤。以下摘錄了這期間的部分文章：

　　(1)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他在會上多次講話，批評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毛澤東講話中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的內容以《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為題收入文集。這篇文章通篇都在大力提倡大力發展商品生產、鼓勵商品交換、反對急于求成。例如，“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度嗣袢請蟆纷詈靡潇o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F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現在我們的經濟學家……不贊成商品生產，以為蘇聯已經是共產主義了，實際上還差得很遠。我們搞社會主義只有幾年，則差得更遠。”“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

　　這多年來，有人說毛主席只提倡糧食生產，反對商品生產，純粹胡說八道。其實毛主席早在1956年6月14日在譚震林等人的報告中給“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批示中就要求《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注意多種經營》。

　　(2)記者頭腦要冷靜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21日與新華通訊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談話時說：“我對隱瞞產量是寄予同情的。”“瞞產，除了不老實這一點以外，沒有什么不好。隱瞞了產量，糧食依然還在。瞞產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對發展生產沒有大不了的壞處。”“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

　　瞞產和虛報都是錯誤，但性質有不同，瞞產是為了多照顧農民利益，虛報是急于求成，在這兩者之間，毛主席旗幟鮮明反對急于求成，連著說了三個“危險性”或“危險”。對于瞞產，毛主席卻給予了同情，說明他是站在農民角度考慮的。其他領導人對瞞產和虛報的態度，我們從他們的著作里找不到，是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還是今天有什么不方便?

　　(3)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1958年11月23日毛主席《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中央十二個部的同志寫了十二個報告，……所提指標和根據要切實研究一下。報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標根據不充分，只講可能，沒有講根據，各部需要補充根據。比如，講十年達到四億噸鋼是可能的，為什么是可能的，就說得不充分。”

　　“報告總要有充分根據。要再搞得清楚一些，說明什么時候可以過關。比如，鋼鐵的兩頭設備——采礦和軋鋼沒有過關，究竟什么時候可以過關?是否明年三月、四月、五月?為什么那時候可以過關?要說出個理由和根據。又比如，機械配套為什么配不起來，究竟什么時候配得起來，有什么根據?”寫報告要有依據這是再普通不過的道理，今天一個科長拿著沒有依據的報告給處長看，處長肯定扔出去。但是，當年黨中央主席看到的十二個部的十二個報告卻連基本的依據都沒有。

　　“(四)作假問題。鄭州會議提出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初稿，現在要搞成指示，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F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有一個公社，自己只有一百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二百頭大豬，參觀后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么?……人心不齊，我看還是有點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實。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接著，老人家對掃盲、綠化、除四害三個方面的急于求成斬釘截鐵地說不信。“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真有那么多嗎?又比如糧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先說九千億斤，后來又壓到七千五百億斤到八千億斤，這是否靠得住?”對這一段筆者有三點說明：一是從下到上造假很嚴重;二是對于下面的造假，中央有人信，誰信不知道，反正毛主席不信;三是1958年鋼產量1100噸，老人家不信。

　　“搞評比，結果就造假；不評比，那就不競賽了。要訂個競賽辦法，要檢驗，要組織驗收委員會，像出口物資那樣，不合規格不行。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有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巢湖怎么端得起來?即使檢查了，也還要估計到里頭還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來，人家開了會，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三七開，十分中打個三分假，可不可以?這樣是否對成績估計不足，對干部、群眾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計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種是值得高興的造假。比如瞞產，干部要多報，老百姓要瞞產，這是個矛盾。瞞產有好處，有些地方報多了，上面就調得多，留給它的就沒有多少了，吃了虧。再有一種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對付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的。中南海有個下放干部寫信回來說，他所在的那個公社規定要拔掉三百畝包谷，改種紅薯，每畝紅薯要種一百五十萬株，而當時包谷已經長到人頭那么高了，群眾覺得可惜，只拔了三十畝，但上報說拔了三百畝。這種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說，他的家鄉河北某地，過春節時，要大家澆麥子，不讓休息，老百姓有什么辦法，只得作假。夜間在地里點上燈籠，人實際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見遍地燈光，以為大家沒有休息。湖北有一個縣，要群眾日夜苦戰，夜間不睡覺。但群眾要睡覺，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見干部來了，大家起來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覺。這也是好的造假?？傊?，一要干部有清醒頭腦，一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不要受騙，不要強迫命令。不然，人家起來放哨怎么辦?現在有種空氣，只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就臉上無光，講實話沒有人聽，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后面，沒有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要進行教育，講清楚，要老老實實，幾年之內能做到就好。我看經過若干年，上了軌道，就可以比較踏實。”從這一段看，毛主席的心與群眾是連在一起的，對于群眾抵制上級亂下命令的“造假”是支持的，但是官僚階層卻是他們對立的，這對于王明理解老人家發動文革也許有幫助。

　　(4)一個教訓

　　1958年11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云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關于腫病死人情況向中央的檢查報告上長篇批示，其中一段：“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干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干，少干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余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明顯是反對省委給縣鄉下達的指標太高，提醒他們下任務不要超過群眾的承擔能力，同時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哪里有絲毫的驕傲自滿、急于求成?相反是批評他們把指標定得太高，“千鈞重擔壓下去”。

　　(5)1959年3月15日《黨內通信》

　　這期間毛主席有三篇《黨內通信》，越過中央辦事機構越級向下呼吁。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毛主席這么做?搞不懂。

　　第一篇，1959年3月15日的《黨內通信》是寫給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的。針對當時把公社甚至縣做為基本核算單位等“共產風”做法，毛主席要求把小隊做為基本核算單位。也許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不同意見，可能別人嫌他進入共產主義的腳步太慢，他只好要求聽聽群眾的意見。“我感覺這個問題關系重大……一定要得到基層干部的真正同意”，對于已經做了決定的河南“仍請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開的縣的四級干部會議上征求基層干部意見，如果他們同意省的決定，就照那樣辦，否則不妨改一改。”“總之，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么辦法，只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久是行不通的。”結尾處是“究竟如何辦，請你們酌定。”

　　(6)1959年3月17日《黨內通信》

　　這一篇也是寫給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的，討論“關于縣和公社的會議問題”，要求各地一定要充分聽取群眾的意見，一定要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與群眾打成一片”，“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志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結尾處是“以上只是當作建議，究竟如何處理較為適宜，請你們考慮決定”。

　　以上這兩篇通信通篇都是探討的語氣，沒有哪一句有絲毫的驕傲、武斷。在討論具體工作方法時就像一個老師手把手教學生寫字那樣耐心，甚至叮囑“縣開會時，公社各級都要留人領導生產，或交替到會，不誤農時。”由此可推斷當時的“熱度”有多高，這位黨的主席不得不潑潑冷水降降溫。

　　(7)1959年4月29日《黨內通信》

　　這第三篇《黨內通信》是1959年4月29日寫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六級干部的，直接寫給小隊級干部是不是反應了他對糾正左傾錯誤的無奈，不得而知。通信中他“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一共六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三十年前我上中學時，政治老師講大躍進時畝產多少萬斤如何如何，說毛主席出身農民居然還信畝產萬斤。當時我雖然不相信毛主席那么糊涂，但是也十分困惑。現在明白了，老人家連畝產八百斤都不信，怎么會相信畝產萬斤?如果全黨，甚至黨的其他主要領導也像他老人家一樣這么冷靜，后來的饑荒可能要好很多。在這里，毛主席允許下級“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只管現實可能性”。也許，高指標從中央到省、縣一路壓下去，毛主席很無奈，只得號召基層群眾對抗高指標。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人“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記得曾看過批判“大躍進”期間無限密植的文章。由此可見，密植錯誤不能按在毛主席頭上。毛主席反對的態度多么堅決：“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哪些人主張“愈密愈好”?不知道，但肯定是高層領導，而且不在少數。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年年儲一點”，“經過十年八年奮斗”，能說這是急于求成嗎?如果這能形成黨內共識，后來餓死人的事會少很多。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講真話本來不是個問題，但是從黨中央主席苦口婆心地強調講真話來推斷，當時“浮夸風”是多么嚴重。

　　通信最后，老人家講“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如果我錯了那是最好的，語氣中流露出了無奈和焦慮。后來的事實證明了老人家的正確，證明了老人家的擔心不是多余的，證明了老人家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而是實事求是的典范。就像所傳朱總說的那樣，“每次大家反對他(毛主席)，每次事后都證明大家是錯的，他是對的”。革命年代是這樣，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仍是如此。是誰在一直唱高調，導致后來的問題，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我不敢妄下斷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絕對不是那個唱高調的人。

　　(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的著作)

　　(8)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節選）

　　1959年2月27日在鄭州會議上，毛主席一再強調人民公社要有一個發展過程，不能一成立人民公社就可以消滅生產隊所有制，批評了“共產風”。與他主張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反對“一大二公”、“一平二調”是一脈相承的。隨后，他還親自起草了《鄭州會議紀要》，“規定了”“十四句話作為當前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今天全國2000多個縣長不知有哪個還親自起草會議紀要。

　　(9)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

　　1959年3月30日在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1959年3月29日關于山西省各縣五級干部大會情況的報告上寫的批語，批評“共產風”是“劫財”。把“共產風”說成是“劫財”，意思是誰刮“共產風”誰就是劫匪?？梢娎先思覍?ldquo;共產風”是多么痛恨。

　　(10)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

　　1959年6月11日同秘魯議員團談話時說道：“我們現在提出了‘多、快、好、省’這個建設經濟、文化的口號?？梢钥煲稽c，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們不會相信，我也不相信。”可見，毛主席壓根就沒有什么急于求成思想。

　　(11)糧食問題

　　1959年7月5日在廬山政治局會議期間為印發糧食部副部長陳國棟7月4日《關于1959年至1960年度糧食分配和糧食收支計劃調整意見的報告》寫了長篇批語。其中一句：“恢復私人菜園，一定要酌給自留地。”以前總聽說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事，這事跟毛主席肯定沾不上什么邊。

　　(12)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分別組織了讀書小組。毛澤東組織的讀書小組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這個讀書小組從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廣州，采取邊讀邊議的方法，通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毛主席發表了許多談話。文集里收錄的這篇文章就是毛主席談話的一部分，這些談話中，毛主席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系統的、全面的闡述，對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都有指導意義。文章很長，建議朋友們讀一讀。比如其中說到“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這話我們聽起來好像很耳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比如“‘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這個提法好”，這不就是特色理論嗎?

　　(13)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

　　1960年3月23日，毛主席看了山東省六級干部會議秘書處編印的《會議情況》第二期后，針對當時重新刮起來的“共產風”、浮夸風，專門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寫了長篇批示：“山東發現的問題，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區都有，不過大同小異而已。問題嚴重，不處理不行。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黨中央主席五次三番都制止不了“共產風”、浮夸風。對比毛主席1958年起糾正浮夸風和“共產風”的語氣，起先是商量的口氣，后來越來越嚴厲，到1960年春開始比較嚴厲了。其實毛主席是一貫民主的，不愿意采取家長制作風武斷命令，從這幾年糾風態度的對比我們不難得出這個結論。至于到1960年春開始有些“不處理不行”的語氣，絕對不是武斷。

　　(14)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

　　1960年3月30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指出當時的消極方面“突出的表現是‘五多五少’”：“會議多，聯系群眾少；文件、表報多，經驗總結少；人們蹲在機關多，認真調查研究少；事務多，學習少；一般號召多，細致地組織工作少。”“關于中央方面，我們將采取處理辦法?？磥硪荒暌獙@個‘五多五少’問題談兩次，至少談一次。中央幾年前曾對這個問題發過指示，后來沒有再過問(主要指‘五多’中的會議多，文件表報多)，自己也有官僚主義，不能只怪別人。本文及附文，應登黨刊。”一個退居二線的黨中央主席，親自起草這樣的文件，從這個文件中可以明確無誤地看到“中央”對幾年前要求“克服‘五多五少’”的指示“后來沒有再過問”，“自己也有官僚主義，不能只怪別人”，顯示出毛主席對于“中央”克服“五多五少”不力的官僚主義不滿。

　　(15)徹底糾正“五風”

　　1960年11月15日給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批示，要求徹底糾正“五風”，“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到1960年底，“五風”還是很嚴重。毛主席關于糾風的語氣也越來越嚴厲，但這不是野心家們說的“武斷”，而是一種“焦急”。

　　這個批示中有這樣一段：“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干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這里說的中央指示是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內容共十二條：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三、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四、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六、少扣多分，盡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七、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八、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九、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十、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十一、認真實行勞逸結合。十二、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中央這個糾正浮夸風、“共產風”等“五風”的指示信可能不是毛主席起草的，我的依據是沒有收入《毛澤東文集》，但肯定不是劉周陳鄧主持起草的，否則肯定收入他們的著作集。我估計應該是毛主席主持下制定的，因為不僅他在督促十二條的落實，這十二條與他這幾年對“五風”的態度也是一脈相承。

　　接著，在11月28日，他又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發出指示信《永遠不許一平二調》?？梢娎先思壹m正“五風”之迫切。

　　(16)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

　　1960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取匯報時毛主席有很長的插話，其中一部分以《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為題收入文集。指出“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一定要堅決退賠”。稱公社從農民手里拿來很多東西是“‘黑手’起家”。指出“‘五風’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究竟哪些是生產瞎指揮風要搞清楚，不然就會變成無指揮、無計劃。”“一九六〇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刮了。”“有幾條經驗教訓：一、‘共產風’必須反，不能掠奪農民，這是馬列主義不許可的。二、幾個大辦又刮起了‘共產風’，一說老風占的多，一說新風占的多，不管哪個多，總之是大刮，看起來只能中辦、小辦。三、抽調了大批勞動力，縣以上工業就調了幾千萬。這三條經驗教訓，是主要的。要承認這些經驗教訓，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萬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壓下去是有困難的，但一定要壓下去。”

　　從1958年起，毛主席一直在糾正浮夸風、“共產風”、瞎指揮的錯誤?？墒牵?960年底“五風”仍然很嚴重。這個時候，國家已經很困難了。那么到底是誰一而再、再而三不斷地重復1958年的錯誤?如果按《決議》的說法，到底是誰在“嚴重地泛濫”“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呢?這個問題，我沒有答案。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絕對不是毛主席在“嚴重地泛濫”“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我們看到，到1960年底，毛主席糾風的語氣，已經十分嚴厲了。這難道叫武斷?

　　(17)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

　　對于中央工作中的錯誤，他總是勇于承擔責任，包括很多他一直在糾正的中央的工作錯誤他也承擔下來，從來不推諉。在1960年6月14日至1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毛主席寫了《十年總結》，其中的一部分《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收入文集。“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本文作者按：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本文作者按：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本文作者按：1959年4月2日至5日）同意了一六五○萬噸。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主張對一平二調問題的賬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賬。”對于經過那么多部門研究、那么多決策機構討論確定的1959年完成1650萬噸鋼的責任，他毫不猶豫地承擔下來。如果說毛主席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需要承擔什么責任的話，最多是承擔一點領導責任，在一線主持經濟工作的，或者直接擬定經濟計劃的應該承擔主要責任。這些年，“大躍進”式思維充斥各個領域，比如 中央電視臺大肆宣揚奢侈腐化思想、為美歐欺壓第三世界人民鼓與呼，國家統計系統一級一級虛報數字，黑礦山和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中國人民被當成小白鼠做轉基因實驗，兩房債券3760億美元打水漂連個聲響都沒有，凡此種種導致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也沒見哪個領導人承認錯誤。難道現在的領導同意胡德平的觀點，也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源是《決議》對毛的否定不徹底?

　　據《環球時報》披露，“兩房”破產，中國就損失了3760億美元，相當于中國四五年的軍費開支。2011年，全世界190多個國家中，全年國民生產總值超過3760億美元的國家也只有20來個個，象南非、阿根廷這樣的G20國家都沒有達到3760億美元。有誰向中國人民做個解釋?去年夏天，外管局居然聲稱，這些外匯儲備跟中國老百姓沒有關系，繞口令似的說什么借方、貸方、資產、負債，再他娘的哪一方也是損失了，怎么跟中國老百姓沒有關系?大領導怎么看，不知道，大概也是這個態度，要不怎么跟沒事人似的，吭都不吭一生呢!真是救美國就是救中國。

　　另外，毛主席這一時期的著作中，要求儲備一點糧食的文字比比皆是。如果各級干部真按毛主席的要求儲備一點糧食，后來的饑荒可能要輕得多，甚至不至于餓死人。還有一些與經濟問題無關的文章也可以證明毛主席在“大躍進”時期根本沒有驕傲自滿情緒，比如1959年2月21日同喀麥隆人民聯盟代表和幾內亞、肯尼亞、馬達加斯加青年代表談話時，諄諄告誡：“整個非洲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跟著帝國主義走的人，而不是反對資本主義，不是建立社會主義。在非洲提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要犯錯誤。……目前非洲這種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一般說來，整個非洲的斗爭還是長期的。一不要以為馬上可以勝利，明天早上就勝利，要準備長期斗爭。如不作長期斗爭的思想準備，而帝國主義那么強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為主，爭取外國援助為輔。”(《非洲當前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反對資本主義》)如果像有人以為的那樣，毛主席此時已經狂熱了，應該向非洲人民提出趕快建設共產主義才對呀，怎么會叮囑他們“要準備長期斗爭”呢?

　　從以上這些文章來判斷，“大躍進”期間，毛主席的頭腦一直是非常冷靜的，根本沒有因為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而忘乎所以。毛主席在“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根本沒有重大錯誤，絕對不是《決議》上說的：“更由于毛澤東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相反，是他在一直糾正別人的錯誤。正像他自己在1959年4月說的那樣，“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事實證明，毛主席不是什么保守主義者，也不是急于求成，而是實事求是的。

　　就連《決議》也不能否認毛主席糾風的作用：“毛澤東同志在領導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提出了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主張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只不過《決議》隨后很巧妙地把其他領導人也拉了進來，“劉少奇同志提出了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行流通和社會主義社會要有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觀點;周恩來同志提出了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陳云同志提出了計劃指標必須切合實際，建設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必須兼顧，制定計劃必須做好物資、財政、信貸平衡等觀點;鄧小平同志提出了關于整頓工業企業，改善和加強企業管理，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等觀點;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的觀點;鄧子恢等同志提出了農業中要實行生產責任制的觀點。”好事大家都有份，可是我們從這些人的著作里找不到他們是什么時候、什么場合下說了這些話，對糾正“五風”有什么意義。即便如此，對照《決議》所謂毛劉周陳鄧朱鄧糾正錯誤的說法，我們看到毛主席是全面的、系統的，而其他人則是局部一點或幾點，不可同日而語。

　　學習了這些毛主席著作，還有一個感覺，老人家一直與廣大人民群眾一起與整個官僚集團做斗爭。這對于我們理解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很有幫助，這也是為什么當下的權貴階層害怕“文革”的原因，誰不順著這些官僚階層誰就是“文革余孽”。

　　除了找不到劉周陳鄧等人反“左傾”的言論外，本來也想找一找胡德平的老子胡耀邦的著作看看當時是什么觀點，但是走了幾家書店都說沒有，在網上搜也搜不到。最近，胡德平在新浪微博發表了很多紀念“耀邦”的帖子，一口一個“耀邦”這樣，一口一個“耀邦”那樣，就像老子稱呼兒子似的，讓人搞不清誰是爹、誰是兒。請胡德平曬曬耀邦在“大躍進”期間的作為讓我們看看。

　　（二）回頭再看看《決議》是怎么說的

　　學習了毛劉周陳鄧在1958年至1960年期間的著作，我們再對照看一看《決議》對這一時期的描述：

　　“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于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廬山會議后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錯誤是毛澤東的，其他人只是“不少領導同志”有錯誤。“不少領導同志”這個詞很絕妙，給人的感覺是“少數同志”，“更由于毛澤東同志”放在“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前面的搭配更絕妙，很容易給人只有“毛澤東同志”犯錯誤，其他人沒錯誤的感覺。

　　出現困難怎么辦?需要克服，需要糾正錯誤。接下來的一段更妙。“一九六〇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并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由于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劉周陳鄧主持下收拾殘局，糾正錯誤，又好起來了。我就納悶，“大躍進”期間誰主持的?

　　接下來，按照決議的說法，由于劉周陳鄧等人正確和果斷，剛剛好起來的形勢又讓毛給整壞了。“但是，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并未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給人印象，毛一人錯誤，劉周陳鄧凈干好事，沒犯錯誤。決議實際上也是這么說的：1956年至1966年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功勞是集體的，錯誤是個人的。“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毛的成績都是虛的，錯誤都是具體的。其他人的錯誤都是捎帶腳的，成績都是具體的，都是一直在同毛的錯誤作斗爭的。歷史真的是一個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嗎?非著名相聲演員郭德綱說：“誰活到最后誰就是藝術家。四個說相聲的，你把那三個熬死，你就是藝術家。”誠哉斯言!

　　其實，我覺得毛主席的“個人專斷作風”不是來早了，而是來晚了，如果早一些專斷、早一些“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的左傾錯誤可能早就糾正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狀況可能好得多。

　　（三）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是什么

　　按照《決議》的說法，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今天看來，當年毛主席看得多準。如果拿這些觀點對照今天的中國，預見性多強。正像王震將軍臨終所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決議說這些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今天看來，這其實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第一個論點，“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難道今天不是這樣嗎，我們且不說誰用轉基因食品拿全國人民做實驗，也不說中央黨校教授反黨，更不說那些中國共產黨的喉舌如何為美日搖旗吶喊、天天譴責“愛國賊”保護賣國賊，單說那遍地的貪官難道是馬克思主義者嗎，難道他們代表人民群眾嗎?難道不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嗎?堂堂中國中央電視臺，擁有中國最大的話語權，卻把愛國者稱為“賊”，古今中外未之聞也。這與岡村寧次、汪精衛、還鄉團用“賊”“匪”之類的詞污蔑八路軍，如出一轍，央視的領導權掌握在誰手里?

　　第二個論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幫助歐洲就是幫助我們自己、以改革名義瓜分國有企業挖空社會主義基礎、主動讓外資控制我們各個要害領域，難道不能說明有一條明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嗎?佐利克的世界銀行出臺的《2030年的中國》開出的藥方明明是放之四海而皆壞的毒藥，同一個藥方坑害了拉美、坑害了東歐、坑害看蘇聯、坑害了東南亞，甚至連美國人民也坑害了，現在又原封不動地用到中國。連外行人都明白的事情，可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卻視若珍寶，說明什么?

　　第三個論點，“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么做肯定是權貴階層最害怕的，老百姓在公園里唱一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東方紅》、《社會主義好》、《歌唱祖國》，他們就說是“文革余孽”在搞“文革復辟”。因此，指望權貴階層反腐、揭露陰暗面，把權力主動交給人民群眾，主動為人民群眾謀幸福，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難道不應該“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嗎?

　　第四論點，“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大家說呢，對不對?毛主席這么偉大的人，把文化大革命作為他一生中兩件大事之一，絕對是有道理的。

　　據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果按照這個標準拿今天的實踐來檢驗，毛主席關于文化大革命的這些主要論點全部是正確的。

　　這些年，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對毛主席的懷念越來越熱烈，他們每逢毛主席誕辰和忌辰都自發地舉辦各式各樣紀念活動，在今年保釣大游行中，各地還旗幟鮮明地打出毛主席的旗號，這點令那些反毛污毛者十分想不通：我們都已經把毛妖魔化到無以復加了，怎么老百姓反而更熱愛他了?于是，他們動不動就給人扣上文革余孽的帽子，你在公園里唱一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他們就說你搞文革。今年3月份居然有很高的領導在記者招待會上也這么認為，這才使我進一步看清看他們。本人在《我不是文革余孽》一文中曾經論述過，今日中國14億人，88%在文革期間年歲尚幼或者根本沒有出生，對文革沒有一點感性認識，怎么可能是文革余孽?哪里有那么多文革余孽?如果這些沒有經歷文革、從小一直接受否定文革教育的老百姓都是文革余孽，大領導們，你們還不應該反思一下嗎?難道反思的結果就是胡耀邦的兒子所認為的對毛澤東的否定不徹底嗎?還要怎么徹底?如果再徹底，老百姓可就忍不住了，官老爺們!不要以為中國人民始終是待宰的羔羊。

　　（四）毛主席一生沒有犯過任何嚴重錯誤

　　通過學習毛劉周陳鄧等人在“大躍進”期間的著作和對文化大革命論點的檢驗，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決議》認定的毛主席的嚴重錯誤都不符合事實，毛主席一生從來沒有過重大錯誤。

　　五、一生中一直在創造奇跡的毛澤東

　　有人說毛澤東不是神，我們承認，但是如果你不帶任何色彩地審視毛主席一生的豐功偉績，你會發現任何神也比不了毛澤東，你不信，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宗教的神與毛主席來對比。

　　(一)毛主席是人類歷史上繼承和創造的巔峰

　　毛主席是公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戰略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他的詩詞大氣磅礴，歷史上只有蘇辛或可比肩但是毛主席詩詞很強的革命的樂觀主義，這點蘇辛卻無法比擬。他的書法瀟灑奔放，自成一家，大開大合，無拘無束，書法作品渾然天成，顯示了他的坦蕩胸懷。毛澤東的一生是開創性的一生，是為99%探索的一生，他始終深入實際，深入群眾，是最實事求是的，因此才創造了中共黨史乃至中國歷史上的多個第一，古今中外無人能比。對老人家豐功偉績進行全面評價，絕對不是我這樣一個沒有多少墨水的平頭百姓能夠做到的，這里僅就幾個方面談談我的認識。

　　1.卓越的工人運動領袖

　　中共歷史上涌現出很多杰出的工人運動領袖，蘇兆征、鄧中夏、林偉民、李立三、劉少奇、項英、林祥謙等。但是，很多人對于毛主席也是中國工人運動最杰出的領袖可能認識不深。其實，毛主席早年在長沙就領導過多次工人運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領導的第一次有全國影響的大罷工——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就是毛主席醞釀、發動和領導的。中共早期杰出的工人運動領袖蘇兆征、林偉民等領導的香港海員工人大罷工雖然早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但那時林偉民和蘇兆征都還不是中共黨員，這次大罷工也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稍晚一些的“二七”大罷工、省港大罷工同樣影響很大，但都失敗了。在第一次中國工人運動高潮期間，雖然發生過百余次罷工，但是影響力都比不上這幾次。更重要的是，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取得了完全的勝利，為中共領導工人運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還為中國革命鍛煉了一大批干部。

　　1921年秋，毛主席親自到安源路礦工人中開展工作，他開辦工人夜校教育工人，深入礦井與工人談心，為后來的大罷工奠定了群眾基礎。之后又派李立三、劉少奇、肖勁光、林育英、陳潭秋、滕代遠以及后來成為黃埔軍校第一杰的蔣先云等去安源工作，從而在組織上形成了堅強的領導。1922年9月，毛主席再次來到安源，經過認真調查研究，認為舉行罷工斗爭的條件正在逐漸成熟，于是決定組織路礦工人進行罷工。他提出了“哀而動人”的策略，為大罷工確立了思想路線。

　　這次大罷工取得了完全勝利，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高漲，鍛煉了一批領導干部。中國革命史上很多響當當的人物都參加過這次罷工，除了前面提到的諸位以外，后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的上將楊得志，中將丁秋生、劉先勝、晏福生、唐延杰、韓偉，少將王耀南、吳烈、羅華生、羅桂華、幸元林、熊飛，以及獨臂將軍蔡樹藩，“中國的保爾”吳運鐸等或參加過這次大罷工，或受這次大罷工影響走上革命道路。

　　2.最杰出的農民運動領袖

　　中共農運史上，最杰出的兩個領袖人物非毛澤東和澎湃莫屬。澎湃是中共早期農民運動領袖，但是，他的影響僅限于海陸豐，與毛主席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相比，無論規模和影響力都不可同日而語。據《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到1927年1月，湖南“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甚至很多地主、富農也想方設法加入農會，農會還要看看他的表現才決定是否吸收入會，這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未曾有過的。湖南農民運動為大革命高潮、為北伐軍打敗吳佩孚貢獻極大。更重要的是，湖南農民運動為推翻封建主義這座大山貢獻極大，是中國歷史上翻天覆地的一個大事件。正像毛主席所說這場運動“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領導中國人民推翻封建主義這座大山。

　　“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一切權力歸農會”，“地主政權既被打翻”。“農會勢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管人不敢再壓迫族下子孫，不敢再侵蝕祠款。壞的族長、經管，已被當作土豪劣紳打掉了。從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殘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來了。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族權也被打倒了。“神權的動搖，也是跟著農民運動的發展而普遍。許多地方，農民協會占了神的廟宇做會所。一切地方的農民協會，都主張提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行。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儺神)游香……”“在農民勢力占了統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農民和婦女，青年和壯年農民都不信了。”

　　“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們的面前，一直鉆進他們的腦子里去，又從他們的腦子里流到了他們的嘴上。”連小孩子的口頭語都是“打倒帝國主義”。

　　“孫中山先生的那篇遺囑，鄉下農民也有些曉得念了。他們從那篇遺囑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義’、‘不平等條約’這些名詞，頗生硬地應用在他們的生活上。……現在，農民可找到武器了，這武器就是三民主義。當警察打罵賣菜農民時，農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義以相抵制，警察沒有話說。……”“農民便把他們所不喜歡的事禁止或限制起來。最禁得嚴的便是牌、賭、鴉片這三件。”

　　“什么盜匪，在農會勢盛地方，連影子都不見了。”“原因：一是農會會員漫山遍野，梭鏢短棍一呼百應，土匪無處藏蹤。”“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里面，最大多數是農民。農村里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

　　“沒有農會以前，鄉村的道路非常之壞。”“農會起來了，把命令發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徑所宜，分等定出寬狹，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號令一出，誰敢不依?不久時間，許多好走的路都出來了。……塘壩也是一樣。無情的地主總是要從佃農身上取得東西，卻不肯花幾個大錢修理塘壩，讓塘干旱，餓死佃農，他們卻只知收租。有了農會，可以不客氣地發命令強迫地主修塘壩了。”

　　多么壯觀的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村教育運動和農民翻身運動啊!這場運動發展下去，“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多么大的力量。

　　這場湖南農民運動，為抗戰時期根據地的農村教育和組織工作、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積累了經驗、鍛煉了干部，為黨制定正確的農村工作政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這才有解放戰爭時期的瓜熟蒂落，迅速蕩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蔣介石之所以發動全面內戰，以為自己必贏無疑，就是因為沒有看到中國農民打倒老蔣的積極性。等常公看清的時候，已經不得不落荒而逃了。到了臺灣后，常公照搬中共的土地改革，立馬站穩了腳跟。

　　3.開創了獨特的中國革命道路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唯一適合中國革命的道路。在開辟這條道路的過程中，他經受了太多的磨難：他參與創建的黨說他是要做山大王把他開除出黨(后來才知道是訛傳，而是開除出政治局)，幾次前往井岡山批判他的人都曾是他的老部下;當他打出一片廣闊天地時，第三次左傾路線把他趕出領導崗位，斷送了他開創的根據地，他親手培養出來的紅軍干部眼睜睜地看著犧牲或者被殺;他的妻子、堂妹和許多鄉親被殺，兒子成為流浪兒沿街乞討，甚至祖墳都被國民黨挖掘……

　　幾十年的革命實踐中他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提供了正確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軍事路線，以及正確的經濟政策、文化政策等，他的一篇篇光輝著作是一盞盞中國革命的指路明燈：“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做出了很好的回答;農民運動“糟得很”還是“好得很”，《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給了你清楚的答案;中國革命能不能勝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怎樣打敗日本鬼子?照著《論持久戰》去做;怎樣堅持敵后抗日游擊戰爭?認真學習《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怎樣認識世界，樹立什么樣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實踐論》《矛盾論》;……按照他的指引去做，革命就會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勝利，否則就會遭受慘重失敗。這一點，他同時代的領袖們早已經是共識，無論今天的反毛污毛者如何造謠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4.建立了新型的革命軍隊

　　一介書生，而且始終是拿筆桿子的，在大革命遭受失敗后，清清楚楚地告訴全黨“須知政權是從槍桿子里取得的”，不等八七會議開完，毅然投身武裝斗爭。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克服了單純軍事思想、克服了絕對平均主義、克服了舊軍隊不良習氣，明確了紅軍三大任務，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從而建立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這些原則八十多年后仍是人民軍隊的靈魂。為了建立一支新型人民軍隊，他的態度是堅決的，意志是堅定的，思想是明確的，在大家不理解、反對他、剝奪他的領導崗位后，他仍是堅決的、堅定的、明確的，在鐵的事實面前，大家不得不請他回來繼續領導。沒有他的堅決、堅定、明確，人民軍隊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蘇聯紅軍、南斯拉夫人民軍，以及東歐諸國軍隊沒有這樣的靈魂，所以沒有肩負起保衛人民、保衛社會主義的使命。古田會議后，朱德等一大批優秀將領，堅定了跟隨毛主席的信念，直到終生。了解中共黨史的人，都應該有這樣一個感覺，中共第一代的領袖們幾乎每一個人都走過反對毛主席到跟定毛主席的歷程，毛主席確實高出同代人一大截。

　　5.最杰出的軍事家、戰略家

　　在這方面似乎沒有什么人否認。

　　有的人一談論將軍就是巴頓如何如何，其實巴頓這樣的將領在人民解放軍中數不勝數。巴頓打仗，一般先是利用空中優勢狂轟濫炸、再利用優勢炮火猛烈轟擊、最后用優勢兵力開著坦克沖過去。如果少一樣，巴頓們就玩不轉了。阿登反擊戰中，幾輛德軍坦克就把美軍打了個稀里嘩啦，如果德軍有足夠的油料，幾百萬盟軍真有可能到英吉利海峽洗海水澡。美軍這一套戰法，到朝鮮戰場就不好使了。還是有制空權、還是有優勢炮火、還是有制海權，但是在小米步槍的中國人民志愿軍面前幾次戰役就被打退數百公里，從鴨綠江邊一路狂退到三八線。美軍中被譽為“攻勢權威”和“守勢權威”的第八集團軍司令“虎頭狗”沃爾頓·沃克中將，本來杜魯門已向國會提名他晉升上將，結果也在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打擊下車毀人亡。這是美國建軍史上犧牲的最高軍階將領。如果志愿軍的彈藥能夠運得上去，十幾國聯軍早就到日本海喂王八了。為什么是這樣?原因有很多，但是與人民軍隊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關系極大。而這些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都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1956年授銜的將帥幾乎各個都是毛主席的優秀學生。

　　在軍事上，我最佩服毛主席的就是轉戰陜北。身邊只有四個警衛連，就敢于同胡宗南幾十萬大軍轉圈圈，古今中外還有誰人有此膽魄?有人說毛主席敢于轉戰陜北是因為有熊向暉的情報，此話大謬矣!不可否認，熊向暉的情報對于西北野戰軍戰勝胡宗南、掩護黨中央轉戰陜北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是，情報工作僅僅是勝利的保證之一?，F在果粉們把軍統局吹得神乎其神，怎么常公沒有膽量去跟日本鬼子轉圈圈?況且，熊向暉早在1947年7月就赴美留學，且在這之后不久胡宗南就知道了熊向暉的真實身份。而黨中央轉戰陜北直到1948年3月達到牽制和消滅胡宗南有生力量的目的后才東渡黃河。情報是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超人的膽略和過人的能力。

　　毛主席之所以成為古今中外第一軍事大家，與他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拘泥于戰法是有很大關系的。面對不同敵人采用不同戰法，既有理論又有實踐，古今中外無人可比。這都源于他一貫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在戰略上，毛主席的地位是公認的?！吨袊t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都是在戰略層面指導土地革命戰爭的?！犊谷沼螕魬馉幍膽鹇詥栴}》、《論持久戰》在戰略層面指導了中國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戰略布局和戰略指導，現在影視劇很是津津樂道。其實，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在國際舞臺上的戰略思想更加光芒四射。比如已經成為國際共識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打破了帝國主義國家幾百年來弱肉強食的國際法則，成為中國團結被欺壓國家和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有力武器。再比如三個世界的劃分，寥寥數語就把兩個超級大國置于孤立地位，第三世界人民像過節日一般歡呼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地位。這才是“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這種一出手就能撥動地球的力量，誰人能有?

　　6.領導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

　　現在有人否認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作用，無限夸大國軍抗戰，這些都不值一駁。還有一些人覺得，蔣介石是二戰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是常公領導了抗日戰爭。這種認識是一種官本位思想，誰官大誰就是領導。如果從行政角度，可能是這樣。但是如果是思想、路線角度，往往并不是這樣。什么叫領導?誰來領、誰在導?所謂領導不是比誰官大，官再大，跟著別人走，也是被領被導。鄧小平在第二代集體中排名從來不是第一位，經常是第三位，這就是一個旁證，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是中國共產黨提倡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主張并推行全民抗戰，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毫不動搖地抗擊日寇，是毛主席的《論持久戰》指明了中國抗戰的道路，是毛主席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創造性地在大而弱的情況下把游擊戰史無前例地提升為戰略層面從而死死拖住并消滅了大批日寇有生力量，是毛主席帶領中國共產黨人和抗日軍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至于蔣介石及其國民黨，一會兒亡國論，一會兒速勝論，搖搖擺擺，沒個準主意;既無明確的戰略思想也無明確的組織路線，既不相信人民更不敢發動人民抗戰;八年抗戰，國軍損失很大，但卻沒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戰績，屢戰屢敗，潰散的潰散，投降的投降，要么就是偷襲抗日軍民，搞反共摩擦。即便常公自己也始終沒斷與鬼子勾勾搭搭，武漢會戰后常公開始動搖，到1939年上半年，國民黨各級干部和軍隊投敵如潮。要不是鬼子開價太高，常公就與汪精衛合流了。汪精衛1938年底叛逃，到1940年3月才成立偽國民政府，就是等蔣介石呢。因此，1946年4月，江蘇高等法院上，陳璧君講，汪精衛與蔣介石是一樣的，她沒有罪，“蔣介石明里言戰，暗里也在乞和，同意德國大使陶德曼調停一事，足可佐證。”“蔣介石屈從英美壓力，又害怕打不過日本，出爾反爾，時而言戰，時而謀和，汪先生認為不足與謀。”連汪精衛這樣的頭號漢奸都因蔣介石時戰時和難以共事，蔣介石這樣的人能是中國抗戰的領導者嗎?

　　果粉們常常大肆吹噓國軍N次會戰，其實除了個別戰例取得了些戰績外，幾乎所有會戰都是一敗涂地，喪師失地。公平地說，全面抗戰伊始，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還是很賣力的，淞滬會戰、臺兒莊戰役、忻口戰役等犧牲巨大，也殺傷了一些日寇。但是抗戰初期國軍犧牲巨大，蔣介石的決策應該承擔主要責任，如果決策者高明，本來不至于犧牲這么巨大。比如淞滬會戰，他把全國最精銳的部隊派到海邊任由日軍航空母艦戰機轟炸，絕對是愚蠢之極。

　　遠征軍。中國那么多的國土尚在日寇手中，蔣介石最精銳的部隊跑到緬甸去干什么?救英國人。有人說是為了打通滇緬公路，其實第一次遠征時滇緬公路并未失守。如果遠征軍是為了滇緬公路，應該是防守態勢，以遠征軍的優勢兵力和以逸待勞，防守滇緬公路綽綽有余。但是遠征軍為了拯救英國人，采取了進攻態勢。此其決策錯誤一。錯誤二：當時遠征軍十數萬部隊，裝備并不差，鬼子兩個師團區區3萬人，裝備也并不比遠征軍強，遠征軍仍然因指揮失誤導致局部失利。錯誤三：局部失利后倉皇撤退，人說敗仗撤退能檢驗將軍是否高明，這次撤退說明杜聿明并不怎么樣。錯誤四：撤退時選擇了野人山這種最糟糕的路線，致使數萬中華好男兒包括戴安瀾這樣優秀的將領葬身原始森林。即便用最笨的方法與鬼子傻拼，也不見得犧牲這么多人。戰役結果，滇緬公路被徹底截斷，與其他歷次會戰一樣喪師失地。

　　昆侖關戰役。當時國軍兵力人數多于日軍，第五軍裝備已經遠遠強過日軍，國軍還有陳納德的空中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擊退了日寇進攻，站在領導者、指揮者的角度，實在乏善可陳。

　　常德會戰。這次會戰余程萬的57師打得異常慘烈，57師因此獲得虎賁軍的稱號，作家張恨水因此創作了小說《虎賁萬歲》。這次戰役是國軍整個抗戰期間在劣勢情況下打得最好的一次(臺兒莊會戰國軍兵力10倍于日軍)。但是，常公不這么想，戰役結束后馬上命令槍斃余程萬，在常德數萬民眾簽保情況下，余程萬才免一死。余程萬在香港晚景凄涼，女兒不得不出演三級片謀生。這就是蔣介石對待堅決抗戰的態度。

　　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1944年，日軍海上交通線被盟軍切斷后，組織了從華北到華南的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此時日軍早已不像抗戰初期那么精銳。此時，全世界各個反法西斯戰場都在反攻，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也開始了局部反攻收復大量失地，我家鄉有一首民謠：“1943年唉，全民大改編，白洋淀的炮樓端了大半邊。”我們村老人很多都會唱。但是，在十幾萬強弩之末的鬼子面前，擁有空中絕對優勢(果粉贊揚陳納德語)與絕對優勢美械裝備(果粉贊揚美國幫助語)、兵力十倍于鬼子的國軍仍被鬼子打得望風披靡，“幫助”皇軍順利完成了戰役意圖，從河南一直打到廣西。如果中國抗戰是在這樣的人領導之下，中華民族早就滅亡了。

　　抗戰勝利后，何應欽代表中國戰區受降。受降儀式上，岡村寧次十分傲慢，派參謀長遞交投降書，何應欽畢恭畢敬地從鬼子手里雙手接過投降書。每次看到何應欽向投降的鬼子們鞠躬的照片，我就增加一分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不屑。這樣的國民黨能是抗戰的領導者嗎?

　　當然，對于那些流血犧牲的國軍將士，我們必須給予同八路軍、新四軍一樣的崇敬，因為他們都是民族英雄，都是為抗擊日寇而流血、流汗、犧牲。但是，正是國民黨、蔣介石錯誤的抗日路線和無能的指揮，才導致了那么多的國軍將士流血犧牲。

　　今天，粉飾國民黨，矮化共產黨甚囂塵上，如果你敢質疑對國民黨抗戰的無限拔高，有人就說你是侮辱犧牲的國軍將士;如果你歌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抗戰，就有人嘲笑你，這些人中不乏在中共身居要職者;如果你說是共產黨領導了抗戰，立即遭到有組織的圍攻。有時，真搞不懂，自己身在紅區還是白區。但是，真正的共產黨員，真正有實事求是精神的中國人不要畏懼，要勇敢地告訴大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近代以來反抗外侮的第一次徹底勝利。國民黨、蔣介石充其量只不過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部分而已。

　　毛主席的一生，始終致力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為勞動人民是幸福而奮斗。站在人民群眾立場上，應該懷念他、擁護他。站在權貴立場上，你可以批判他，但是希望你們這些批判者尊重事實，也來實事求是地評判，一味地潑污是適得其反的。

　　（二）毛主席創造的N個第一

　　毛主席在光輝的一生中，始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創造了無數個第一，這些第一在別人身上有一個、兩個就已經很偉大了，但是毛主席卻創造了N個。

　　1.建立了中共第一個省級組織和農村基層組織

　　中共一大后，毛主席回到湖南，于1921年10月10日籌建了中共湘區委員會，自任書記，這是中共第一個省級黨組織。

　　1924年12月毛澤東回到故鄉韶山沖，先是創辦夜校對農民進行啟蒙教育，秘密組織農民協會，并在此基礎上，發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黨員。1925年6月，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軒任支部書記，中國農村第一個黨的基層組織——中共韶山支部。

　　2.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1927年9月底，他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到達江西省新縣三灣時，通過“三灣改編”，在部隊中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事實證明，肖克的連隊和羅榮桓的連隊由于很好地落實了“連有支部，班有小組”，在撤退途中做到了一個士兵也不損失，而其他沒有很好落實這一做法的連隊，往往很容易潰散。正像毛主席《井岡山的斗爭》所講：“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3.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毛澤東在我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思想，1927年他在漢口召開的黨的“八七”會議上指出：須知政權是槍桿子中取得的。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十年土地革命戰爭。

　　4.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1927年10月他率領秋收起義的隊伍到達位于湘南、江西交界的羅霄山脈中段，建立了工農政府，創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根據地，領導中國革命走上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5.第一個系統提出游擊戰爭戰術原則

　　1929年4月5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信中，最早最完整地闡述了游擊戰爭的戰術原則，其中就包括十六字訣。按照毛主席的闡述，游擊戰爭戰術原則一共五句話：

　　“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

　　“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群眾。”

　　人們熟知的十六字訣僅僅是游擊戰術原則的一部分，是專指作戰的。而這五句話，包括了發動群眾、根據地建設、作戰指揮等等，是系統的。“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

　　今天有些人總是打著“還原歷史”的幌子說“游擊戰術十六字訣”不是毛主席的創造，沒有意義。

　　6.第一個明確提出了中國革命道路

　　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他寫的《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1929年4月5日《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等著作，闡明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戰略思想。

　　中國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第一，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第二，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種并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第三，小地方民眾政權之能否長期地存在，則決定于全國革命形勢是否向前發展這一個條件。……所以，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所以‘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第五，紅色政權的長期的存在并且發展，除了上述條件之外，還須有一個要緊的條件，就是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

　　“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文采飛揚!

　　7.最早提出了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思想

　　1930年5月，毛澤東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寫了《反對本本主義》。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而叫它做“本本主義”。明確指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任憑什么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因為你未出門時腦子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了解決問題的各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了。”“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另外，毛主席有很多個第一，比如在1927年末創辦了中共第一個培養紅軍基層干部的訓練機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教導隊;領導了中共黨史上的第一次黨員登記，1928年的永新、寧岡兩縣的黨組織開展的黨員登記工作，為加強黨的建設創造了成功的經驗;起草了我黨第一個土地法，1928年12月主持起草了由湘贛前委發布的井岡山土地法;第一個明確提出無產階級思想教育和思想領導放在第一位的思想，1929年12月，他在為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決議案》中，提出了提出無產階級思想教育和思想領導放在第一位的思想，為人民軍隊的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確保了人民軍隊成為一個堅強的戰斗堡壘;提出中國共產黨“三大法寶”，在1939年10月4日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主席第一次提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等等。

　　（三）毛澤東的路線是實事求是的路線

　　了解中國現代史的都知道，在長期的中國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遇到過無數挫折，每當生死存亡關頭，總是毛主席在大家還處于迷茫時找到一條坦途，把中國革命帶出困境;每當中國革命順利發展時，總是毛主席順勢而為英明果斷地帶領中國革命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為什么這樣?

　　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毛主席經歷了數不清的困難，應對了一個又一個的新老問題。事實證明，毛主席有著極其準確的預判力。今天有些人拿這些精準的預言來神話毛主席，其實神話也是一種褻瀆，沒必要。毛主席的預言，決不是臆測，也不是巧合，而是建立在豐富的閱歷、淵博的學識基礎之上的，再加上超凡的洞察力、深入的調查研究、縝密的分析判斷，從而得出合乎客觀規律的結論。

　　毛主席一生都是深入實際的模范，不坐大機關，不做大官，專注于做大事，因此才能比同時代的人高出一大截。當年無數以救國圖存為己任的仁人志士或東渡扶桑，或西赴歐美，或求學蘇俄，而毛主席卻認為自己對中國還不夠了解，解決中國的事情還需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于是他深入土木工人中間、深入煤礦工人中間、深入農村走到農民中間，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當很多人留在中央工作時，他卻以一介書生深入軍事斗爭一線，黨的締造者之一卻接受湘贛區委的領導，從而開創了獨特的中國革命道路;……這些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源于實事求是的態度。正像老人家《反對本本主義》中所說：“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么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因為你未出門時腦子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了解決問題的各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了。”

　　通觀毛主席一生，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態度和力度都是最好的，他的一生都是實事求是的，他是實事求是的楷模。他從來都沒有脫離過群眾，從來都沒有脫離過實踐。站在中華民族的的角度，站在中國人民的角度，乃至站在全世界勞苦大眾的角度，他從始至終從來都沒有過什么嚴重錯誤。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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