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改編八路軍的艱難歷程

　　張家康

　　1936年1月，國民政府駐蘇武官鄧文儀受蔣介石指派，與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就國共恢復合作、共同抗日等問題進行談判。這其中就主要包括有紅軍改編國民革命軍的內容。這種談判后來又艱難地進行了多次。直至1937年8月18日，蔣介石親自發布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八路軍正副總指揮的命令，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談判，終于有了一個圓滿的結果。

　　毛澤東：蔣介石的策略是最后瓦解紅軍

　　1935年12月31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本年驅逐毛澤東主匪于川滇之外，使西南不受其害，川中朱(德)、徐(向前)殘匪雖未肅清，然已封鎖于川康大金川不毛之地，不使竄擾寧遠，而鄂西肖(克)、賀(龍)亦不能負隅老巢，窮竄湘西黔東，此皆剿匪勝利之特點也。至陜北之匪，雖猖獗未殺，此乃東北軍不行之故，決非赤匪強也。總之，今年中心工作為剿匪，可說已達到七分成功，明年則可以抗倭為中心，對匪僅著力于清剿可也。”

　　這個“七分成功”的“剿共”戰果，在蔣介石看來，已基本達到“攘外必先安內”的效果，1936年就要“以抗倭為中心”。中日兩國相比，國力懸殊，要以弱國戰勝強國，必須求得國際援助。蔣介石最先想到英、美西方大國，可是，英、美大國卻隔岸觀火，采取所謂中立策略。蔣介石這才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蘇聯，況且，蘇聯當時也受到日本的軍事威脅。除此之外，蔣介石還想借助蘇聯影響中共。

　　1936年1月17日，鄧文儀與王明會談。鄧文儀給王明開出了國共合作的路線圖，那就是中共取消蘇維埃政府，其領導及工作人員可參加國民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抗日必須要有統一的軍事領導;國共兩黨可以恢復到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鄧文儀承諾，國民政府可以在經濟上幫助紅軍度過目前的困難，但是，紅軍改編后應即赴內蒙古，以擔負抵抗日本進攻的任務。鄧文儀還希望中共能夠促使蘇聯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

　　此時，遠在陜北的紅軍正在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那就是怎樣與處在“剿共”前線的東北軍達成相互理解的互不侵犯條約。

　　早在1935年夏，中共執行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其核心內容是抗日反蔣，主張成立各黨派、各軍隊參加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無疑，這與蔣介石要將蘇維埃政府、紅軍納入國民政府體制的改制、改編相距甚遠。王明不在國內，中共和紅軍的情況，他亦不甚了了，所以，沒有貿然應允鄧文儀，而是讓他去國內談，并說凡涉及共產黨和紅軍的命運，“必須去和毛澤東及朱德同志談”。

　　紅軍改編，共同抗日，本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可是，蔣介石卻借改編的大旗，兜售其收編的私貨，這在他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談話中暴露無遺。蔣介石說，蘇聯政府應施加這樣的影響力，就是促使紅軍承認中央政府和總指揮的權威。又說，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允許一個政黨擁有自己的軍隊。

　　中共當然清楚蔣介石的真正動機和用心，“改制”也罷，“改編”也罷，在蔣介石都是巧言如簧，意在欺騙，真實的目的是以招安的方式將共產黨及其武裝完全地融入到他的體制之中。這一點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2月21日，張聞天、毛澤東和彭德懷以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的名義，在給與張學良談判的李克農的訓令中說：“蔣介石策略，即取消蘇維埃紅軍，納入三民主義的軌道，引進共產黨代表于國民大會，在共赴國難口號下取消蘇維埃制度與暴動策略，接受南京節制，以最后瓦解紅軍。”

　　陜北紅軍在與東北軍秘密達成諒解后，勝利地完成東征，橫掃山西十多個縣，兵逼河北和綏遠，這使蔣介石更加擔驚受怕。他調集中央軍進行追剿，紅軍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下，又于5月初退回陜北。這時，蔣介石又讓國民黨談判代表曾養甫給中共傳遞四項具體條件：一、停戰自屬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陜北紅軍經寧夏趨察綏外蒙之邊境。其他游擊隊，則交由國民革命軍改編;二、國防政府應就現國民政府改編，加入抗日分子，肅清漢奸;三、對日實行宣戰，全國武裝抗日隊伍自當統一編制;四、希望黨的領袖來南京共負政治上之責任，并促進聯俄。

　　這四項具體條件不乏積極的態度，但問題癥結在于，國民黨的談判代表在解釋這四項條件時，明確表示“勢難贊同”中共所提“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之組織”，至于談到中共與改編后的紅軍的關系，這位代表盡管閃爍其詞地以“全國武裝抗日隊伍自當統一編制”，“惟黨與軍之行動，或須有所分別”相搪塞，其實質內容卻是要中共放棄對改編后紅軍的領導。至于紅軍的出路則“最好另辟新土”，這個“新土”就是外蒙邊境。此時，外蒙已成日蘇的軍事關注點。蔣介石在日記中說：“倭俄之戰爭，以理測之當在眉睫矣。”把紅軍發配到“當在眉睫”的火場外蒙，其用心已是不言而喻。

　　蔣介石：我想還是送他們到外蒙古去吧

　　毛澤東在給前線的彭德懷的電文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蔣介石“滿紙聯合抗日，實際拒絕我們的條件，希望紅軍出察綏外蒙邊境，導火日蘇戰爭。”剛剛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且仍在被國民黨追剿的紅軍，不愿向國民黨興問罪之師，只得巧與周旋。針對國民黨的四項條件，中共北方局也向國民黨談判代表提出應對的方案，在國民黨沒有“停止圍剿與封鎖紅軍和蘇區”的情況下，中共“在今天無意考慮取消蘇維埃組織及紅軍之提議”。

　　話是說絕了，但是這里有個前置詞“在今天”，換句話說，一旦明天國民黨放棄剿滅紅軍的軍事行動，真正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和紅軍有了公正的定位，那么，中共也定會服從全民抗日的全局，同意放棄蘇維埃和紅軍的名稱和形式。

　　其實，中共中央已經¬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放棄“抗日反蔣”的方針，也不再進行策動反蔣的事變。中共中央還向國民黨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以期“兩黨重新合作共同救國”。9月1日，周恩來致函陳果夫、陳立夫：“國共兩黨猶存敵對，此不僅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國力，自速其之。”表示愿意外出商談兩黨兩軍相關問題，并希望陳氏兄弟敦勸蔣介石“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

　　蔣介石在順利地解決兩廣事變后，對紅軍的態度又強硬了起來。在他看來長期以來威脅南京政府的兩廣勢力，現在都已被他摧毀得土崩瓦解，收拾偏處陜北彈丸之地的疲憊之師紅軍，更是不在話下。曾養甫十分明確地告訴中共代表張子華，國共兩黨達成妥協的基礎是陳立夫所提的四項條件，而這四項條件的核心是“實現指揮與編制之統一”，中共“應于此時放棄過去政治主張，并以其政治軍事全部力量置于統一指揮之下”。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已根本不是原先意義上的改編，而是貨真價實的收編。

　　民族危機，大敵當前。中共惟一的選擇只能是妥協和讓步。毛澤東說：“照蔣介石處理廣西的辦法，我們是可以接受的。這也就是紅軍基本不動，服從中央，改叫國民革命軍，只調個別人(如白崇禧等)去南京做官。這與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表面上不同，但表面上得不到，我們應準備重實際，應該承認現實。”毛澤東所說的“現實”，就是敵強我弱。照“廣西的辦法”解決，雖與“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相去甚遠，但是，畢竟我們還可以爭取一個“實際”，即“紅軍基本不動”。

　　紅軍三個方面軍會師后，為了求得蘇聯的援助，紅軍發動了寧夏戰役。在國民黨軍的強大軍事壓力下，紅軍連連受挫。紅四方面軍三個軍共二萬一千二百人雖成功地西渡黃河，控制了一條山地區，但是，這一帶的自然環境極不利于大部隊的長期停留和生存。徐向前、陳昌浩在致中央的電文中說：“此方人稀、糧缺、水苦，大部隊難以作戰。”這便是西路軍。紅軍的兩支部隊被阻隔在黃河兩岸，互相不得照應馳援，軍事形勢變得十分嚴峻。

　　紅軍為了生存和發展，再次作出讓步。11月12日，毛澤東致電中共駐東北軍聯絡代表劉鼎，表示可以接受陳立夫所提四條，即共產黨公開活動，蘇維埃繼續存在，蘇區派代表參加國會，紅軍改名照國民革命軍編制及待遇，但不變更原有人員。同時委派潘漢年為正式代表，迅速重開談判。沒想到陳立夫在會談時，竟然以發通牒的口氣，要求立即取消對立的政權和軍隊，紅軍可保留三千人，師長以上領導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后按才錄用。潘漢年當即予以拒絕，并拿出《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要求以此為基礎談判。

　　這個草案就國共合作有著重要的前提條件，其中就要求國民黨停止進攻紅軍，停止取消根據地，紅軍參加全國抗戰時，服從“統一的指揮與統一的編制”，但“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國共代表會談已接近核心的問題：紅軍改編、蘇維埃改制，以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后兩個問題都可以具體磋商，惟獨紅軍問題最為棘手。蔣介石對馮玉祥說：軍隊問題，“這是最不易解決的問題，誰敢去領導他們的軍隊呢?何況現在他們不答應改編，我想還是送他們到外蒙古去吧!”蔣介石舊話重提，用的是借刀殺人之計，仍要將紅軍發配到外蒙邊境，讓其自生自滅。

　　潘漢年曾當面揭穿：這怕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吧，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蔣先生有如此想法，是不應該的。這樣磋商合作，恐怕不太合適。陳立夫也承認，在目前的這種情況下，談判是不會有什么結果的。

　　國共就軍隊問題，談了那么久，根子仍在紅軍的獨立性和共產黨的領導。蔣介石費盡心機，就是要將這支軍隊從共產黨那里剝離出來。這當然不能為共產黨所接受，況且，共產國際也給中共明確指示：談判的結果必須是“保存我們的絕對領導、組織系統和軍官成分，并且絕不允許國民黨干涉紅軍內部任何事情。”中共中央致電潘漢年，讓其轉告陳立夫，這種條件，使我們“無法接受”。

　　周恩來：我們并未從西安事變中索取什么

　　紅軍發動的山城堡戰役，全殲胡宗南部丁德隆師的一個多旅。蔣介石從胡部的失利中改變了態度，又伸出了橄欖枝，指示陳立夫告訴潘漢年，原¬先只允紅軍三千人，現在可以保留到三萬人，不是編遣，而是改編。與此同時，蔣介石又親率眾多軍政要員飛赴西安，要傾其全力把紅軍趕到外蒙邊境。他在日記中寫道：“欲使匪渡河北竄，則非余進駐西安不可!蓋形成緊張，增進局勢，匪自不敢久踞矣。”這樣，“將計就計，待其詐降以后較易消滅乎”。

　　蔣介石雖將紅軍人數擴大了十倍，可卻附加了苛刻的約束條件，蘇區和紅軍必須改制改名，統一行政和軍事組織于南京政府領導之下，更否認中共與其談判的平等，仍然擺出一副招安的態勢。中共中央在接受潘漢年的來電后，立即回電：談判顯然無速成之望，“我們愿以戰爭求和平，絕不作無原¬則讓步”。12月10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紅軍在彼方忠實地與明確地承認其參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在這些上面我們并不堅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須用兩個政府(國民政府、蘇維埃政府。作者注)出面談判，但是必須兩黨(不是兩政府)平等地簽訂抗日救亡之政治軍事協定。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而且須要擴充之。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之任務，無任何商量余地。”

　　此時距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也就兩天的時間。西安事變的爆發，突然中止了蔣介石的更大規模的“剿共”戰爭，他所希望的把紅軍趕往外蒙邊境的設想，再也不能實現。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三位一體的公開結盟，使原¬本處于逆勢的紅軍有了明顯的轉機。氣勢洶洶的蔣介石實際上已成了階下囚。一切都來得那么的突然，那么的出乎意料。幾乎是在事變的第一時間，張學良給中共中央拍去電報，要求參與事變的善后，中共中央立即派周恩來等來西安協商。

　　蔣介石被扣，南京以何應欽為首的一幫人，別有用心地以冠冕堂皇的名義興兵討伐，西安和南京一時形成軍事對峙。更令中共中央感到為難的是，蘇共和共產國際都公開指責張學良，而且措詞極不恰當。中共中央這時必須審時度勢，謹慎從事。事變后六日，延安還是一片“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審判”的聲音，這時就不得不放棄這種宣傳，公開以第三者的身份，盡力做著和平解決事變的工作。周恩來于事變后的第五天到達西安。蔣介石的姻弟宋子文也來西安善后。

　　經¬張學良安排，宋子文與周恩來于23日會談，沒想到會談取得意料不到的結果。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電文中說：“蔣暗示宋，改組政府，三個月后開救國會議，改組國民黨，同意聯俄聯共。”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向蔣介石提出了六項條件，其中首要的是：“停戰、撤兵至潼關外。”關于紅軍，則是：“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據張學良轉告，蔣介石同意停戰，“令東路軍退出潼關以東，中央軍離開西北。”“聯紅容共，蔣主張對外，現在紅軍蘇區仍不變，經過張暗中接濟紅軍，俟抗戰起再聯合行動，改番號。”

　　周恩來與宋子文的會談，引起蔣介石的興趣，25日上午，蔣介石接見了周恩來。蔣、周會晤的當事人宋子文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周見了委員長，解釋說：一年來，中共一直在力圖避免內戰，以保存國家實力。他們并未從西安事變中索取任何資本，所提建議措施與數月前之主張并無二樣。現在他們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證：(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許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釋其主張。

　　委員長答曰：紅軍北上抗日一直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們愿意停止一切赤化宣傳，聽從他的指揮，他將視其軍隊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歲月里，他一直記懷中共之領袖，他們許多人皆曾為其部下。既然他能對桂系施以仁懷，那他對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對待。他已委托張來改編紅軍，若紅軍對其效忠，他們將享受胡宗南軍隊一樣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親赴南京，繼續討論。”

　　當日，蔣介石在張學良的陪同下，由西安飛往洛陽再到南京。國民黨代表張沖代表蔣介石對中共作了三點確認，其中就有：紅軍駐地“延川、延長、膚施、?縣、慶陽、西峰一帶及涼州以西，除陜南外，蔣先生一概承認。給養問題，蔣先生已答應與中央軍同一待遇，以軍隊之多少決定軍餉的數目。”“關于保障和平，解決后不再攻打紅軍，已由宋子文先生向貴方代表直接聲明，代表蔣負責保證。”

　　中共中央很快作出回應，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潘漢年，告之需向蔣介石表明：“我們的政策是與蔣一道團結全國(即反對分裂與內戰)共同對日，以后許多事情均愿與蔣商量。一切有利日本與漢奸而有損國力與兩黨合作之事，均當與蔣一道反對之。”毛澤東和周恩來還讓潘漢年向蔣介石轉達這樣的意愿：和平解決后，不再有戰爭;不再“剿共”，并保證紅軍的最低限度之供養等。蔣介石倒也同意了上述的意愿，于1937年1月31日電告顧祝同：紅軍駐地陜北，南京每年給20萬至30萬的經¬費。兩黨聯合抗日，紅軍可在西安設立聯絡處。

　　朱德、彭德懷：立即自動改編向全國公布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中共為表示合作抗日的誠意，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文中明確保證：“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在此政治保證的前提下，周恩來向張沖就紅軍改編，正式提出意見，紅軍應改編四個軍十二個師以組成一路軍，照中央軍待遇，如果遲緩改編，每月對紅軍的接濟至少百萬。

　　蔣介石在順利地解決了東北軍、十七路軍問題后，以為紅軍問題已有章可循¬。他仍不把共產黨放在平等的位置，甚至認為紅軍不是改編而是投降。至于紅軍改編為一路軍的意見，斷然被他拒絕。他在給顧祝同的電報中說：“今則時移情遷，……中央準編其為四團制師之兩師。照中央編制，八團兵力已在一萬五千人以上之數，不能再多，……¬各師之參謀長與師內各級之副職，自副師長乃至副排長人員，亦皆應由中央派充之。”

　　蔣介石料到中共不會接受這個數字，2月27日，張沖又帶來蔣介石的新意見，紅軍可改編為三師九團。此時紅軍三個方面軍加上地方部隊，大概有六七萬之數，除卻失利的西路軍，也有四萬多人，如果接近這個數字，多少還是可以接受。3月1日，中共中央給周恩來發來電報，指出：“紅軍編五萬人，軍餉照國軍待遇，臨時費五十萬，以此為最后讓步限度，但力爭超過此數。”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電，周恩來與張沖交涉談判，并達成這樣的協議：“(一)將現有紅軍中之最精壯者選編為四個步兵師，計容四萬余人，四師并設某路軍指揮部;(二)將現有紅軍中精壯者選編為兩個工兵師，計容兩萬余人，指定工程，擔任修筑;(三)原有紅軍軍委直屬隊，改為統帥四個師的某路總指揮部的直屬隊;(四)原¬有紅軍的地方部隊改為地方民團、保安隊及特別行政區的警衛隊，經費另定;(五)原有紅軍學校辦完這一期結束;(六)原¬有紅軍的醫院、學校保留;(七)編余老弱病殘由中央負責解決，給資遣散;(八)以上各項經費由中央統籌。”

　　紅軍改編后的建制和人數，雙方一直在磋商談判之中，很難最后決定，而這并非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蔣介石所孜孜以求的是要取消中共對改編后的紅軍的領導，這在他的日記中暴露無遺，“只可收編其部隊，決不許其成立軍部或總指揮部”。深得其要領的賀衷寒，竟然對會談形成的、并將送達蔣介石最后決定的草案，擅自作了重大改動。

　　這些改動是：將“陜甘寧行政區”改為地方行政區，直屬各省政府;改編后的紅軍定員，被裁減為三個師，二萬七千人;將紅軍改編后“服從統一指揮”，改為“服從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進攻紅軍。這些改動不僅使周恩來深感不滿，就是張沖也覺得這個草案對中共太苛刻。

　　中共對此迅速作出反應，3月11日，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指示避開顧、賀，直接去南京或廬山與蔣介石談判，“現在問題非與蔣談不能解決。如果承認賀衷寒所提各點，不但非常危險，而且過幾天有可能連賀案亦被推翻，因此決不能同意。”中共中央書記處還就此定出最低限度：(一)三個國防軍組成某路軍領導不變，副佐不派，學校必須辦完本期，政工人員不變，每師人數一萬五千人，編制表自定，服從國防調動，西路軍立即停戰。(二)蘇區完整，堅持民選，地方部隊不能少于幾千人。并且聲明：“紅軍改編后之總人數，不少于四萬三千人。”

　　蔣介石此時也急于要根本解決共產黨問題，所以立即電約周恩來面談。3月和6月，周恩來在杭州和廬山與蔣介石談判。蔣介石對周恩來交談所堅持的中共幾項原¬則，其中尤以改編后的紅軍人數等問題，似乎并不十分在意，十分爽快地說：這些小節不成問題。他所反復向周恩來講的是“要求共黨改正組織，決定政策，并承認誰¬為領導者”。6月8日，蔣介石在廬山與周恩來會談后，在當日的日記中寫道：“共黨必欲將收編部隊設一總機關，自為統帥，此不能允許，應嚴拒之。”

　　盧溝橋事變的爆發，全民抗戰的興起，蔣介石本應順應抗戰大局，降低與中共的談判條件，以便紅軍早早完成改編，奔赴抗日戰場。可是，蔣介石仍然堅持紅軍改編后，“各師須直接隸屬行營，政治機關只管聯絡。”就是不讓設立總指揮部，以取消中共對改編后的紅軍的領導。朱德、彭德懷等紅軍將領對此表示出最為堅決的態度，他們認為：“蔣介石對紅軍改編所提條件，超過我們統一戰線最低限度原¬則，如果接受其條件有瓦解危險。我們改編三個國防師一軍部及若干地方武裝，是最低限度的原則與要求，否則拒絕談判。”他們主張，不論蔣介石同意與否，我們“立即自動地改編為三個師一個軍部，向全國公布”。

　　戰事的發展已由不得蔣介石，8月18日蔣介石親自發布命令，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為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25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周恩來根據國共談判協¬議，發布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根據戰斗序列，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下轄115、120、129三個師，將近五萬人。10月，中共領導的南方8省11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也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69期，摘自2012第2期《黨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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