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年代毛澤東愛看哪些書報
作者王香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編審）
讀書，看報，對今天的人們而言，是稀松平常、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的活動。然而在延安時期，生活在被封鎖的陜甘寧邊區的人們，若想求購自己希望閱讀的書報雜志，不僅不能隨心所欲，有時甚至費盡周折。《黨的文獻》本期刊登的毛澤東等在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間關于訂購書報給周恩來、董必武的七封信件，不僅從一些細微處真實生動地記錄了那個時代的印跡，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書信背后那段艱苦卓絕的不尋常歷史。
首先，從所購書報類型看，以毛澤東平時較少關注的經濟類書籍為主，反映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面臨的經濟形勢之嚴重。
七封書信中，除了1942年1月的信件是叮囑關于訂購書報的事務性工作外，其他六封書信的郵購內容，均涉及同一個主題，即郵購經濟類書籍。如，重慶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的《四川經濟參考資料》、《貴州經濟》、《日本對支經濟工作》、《中外經濟年報》、《中外經濟拔萃》和商務版的《中國工業資本問題》，還有《四川工廠名錄》、《中華民國統計提要》、《西南實業通訊》等。另外，信中還多次提到搜集或訂購其他經濟類書籍，“囑人將商務、中華及其他書局出版有關中國經濟書籍即由郵掛號寄來”，“重慶所有的經濟書籍望盡力搜集寄來”，“關于各種統計公報及經濟書籍……以此類較多為好”，訂購“時事經濟各種刊物各一年”，等等。
毛澤東是讀書大家，一生涉獵廣泛，博覽群書，但也并非不分主次，不顧興趣。他最重視、最喜歡讀的書是馬列理論、哲學著作和文史古書，至于經濟類書籍，除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外，其他的涉獵較少。這組書信集中反映了毛澤東對經濟類書報的關注，讓人耳目一新，由此也不難推斷，這種重視與當時所面臨的客觀環境和經濟形勢密不可分。
這組書信的形成日期大都在1941年。1941年，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軍民來說，是經受嚴峻挑戰和極端考驗的一年。
在抗日戰爭轉入戰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不斷制造摩擦，挑起事端，連續掀起兩次反共高潮。1940年秋，國民黨停發八路軍軍餉，并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再加上日本侵略軍的殘酷掃蕩和陜甘寧邊區遭受的自然災害，邊區和抗日根據地出現嚴重的經濟困難，到1941年進入極端困難時期。用毛澤東的話說：“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1940年和1941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磨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響亮地發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并下決心研究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問題的方針和措施。而要研究經濟問題，考察、研判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搜集、閱看經濟類書籍和時事經濟類報刊、雜志無疑是必不可少的。延安時期曾負責毛澤東圖書報刊管理工作的史敬棠回憶說：“主席對經濟是有興趣的，他搜集國民黨統治區域的經濟材料，同時對陜甘寧邊區經濟的發展和存在的問題也非常關注，因為現實問題擺在那里嘛。……主席當時抓經濟，是因為那時經濟問題很緊迫，問題不解決，我們的革命軍隊就要餓死，或者解散。”【史敬棠：《毛澤東在延安閱讀批注書刊的一些情況》，《黨的文獻》1997年第2期。】
毛澤東具體閱看了哪些經濟類書報，目前已無從查考，但他對經濟問題的鉆研程度和研究成果卻是顯而易見的。1941年8月6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近日我對邊區財經問題的研究頗感興趣，雖仍不深刻，卻覺其規律性或決定點似在簡單的兩點，即(一)發展經濟；(二)平衡出入口。”【《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頁。】一句“頗感興趣”，足可見毛澤東對經濟問題的鉆研深度。通過扎扎實實地研究經濟，毛澤東不僅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經濟建設總方針，還提出“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的中心”【《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68頁。】的著名論斷。關于毛澤東領導戰勝邊區經濟困難的成就，曾兼任西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賀龍這樣評價：毛澤東“真正實際解決了邊區當前最重大的問題（假若沒有飯吃，一切工作都無從說起），他比我們負責領導財經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邊區情況（因為他有正確的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他解決了摸索幾年的眾說紛紜的許多財經問題上的原則問題，實際問題。他明確地指出了邊區經濟與財政的大道，提高了全體人民的信心”【賀龍：《整財問題報告大綱》，《陜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308頁。】。通過對實際問題的探索、鉆研和解決，從實踐到理論，由具體而抽象，毛澤東在1942年撰寫了總結經濟建設經驗的長篇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其第一章后來以《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由此，有人評價說：1941年至1942年是“建國前毛澤東深入研究經濟學和經濟建設規律、指導陜甘寧邊區經濟建設取得卓著成就的時期”【高路：《略述延安時期毛澤東指導經濟工作的經驗》，《黨的文獻》1992年第3期。】。
其次，從重復出現的書信內容到言辭表達的字里行間，不僅流露出毛澤東求購書籍的急迫與焦慮，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陜甘寧邊區被嚴密封鎖的隔絕狀態。
所購書名的重復出現折射出書報郵購之艱難。比如，毛澤東在1941年3月1日的信中提出代購重慶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的《四川經濟參考資料》等書籍，5月5日的信中，把完全相同的書名再度一一列出，說明歷經兩個月時間所購書籍尚無音信；關于商務版方顯庭的《中國工業資本問題》一書，1941年3月1日的信中就提到“前托購”，5月5日的信中又提出“前托購尚未收到，請查是否購得”，說明毛澤東至少三次提出購買此書；5月5日的信中還提到“《西南實業通訊》已久未到”等。可見，今天看來極其平常的書報郵購，在當時并非輕松容易的日常小事，而是需要三番五次地叮囑、問詢和催促的不尋常之事。
關于郵購的方式方法，毛澤東多次提出建議或要求。如，關于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的書，提出“請妥托該所直寄”；《中國工業資本問題》則“請掛號郵寄”；關于商務、中華等書局的書，“請辦交涉是否可先運來”；一種書能買到兩部或三部的，“可將一部托人帶來”；為了不影響郵購運送，信中還專門強調，“普通小冊子及延安出版之書可勿寄來”，“左翼書可暫不運，以免被阻”，等等。他不僅把盡可能達到目的的寄送方式基本上考慮到了，還把可能影響郵購速度的干擾因素也進行了排查。對郵購方法的周詳考慮和細致安排，逼真地體現出毛澤東等希望盡早看到這些經濟類書報的滿心期盼與焦急等待，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國民黨蔣介石對中共領導的陜甘寧邊區實行嚴密封鎖而導致全面隔絕的狀態。
書信的行文措辭也直觀、鮮明地體現了毛澤東求購書籍的急迫心情。如，“請即向”，“望即代訂”，“請即妥人”，“急切需要”，“很需要”，這組書信幾乎每一封都有此類用語，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陜甘寧邊區當時面臨形勢的嚴峻。面對這種被嚴密封鎖的隔絕狀態，毛澤東不僅提出“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方針，而且希望通過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了解分析和經濟理論的學習研究，著眼大局和長遠，從根本上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其三，書信中還提到訂購其他時事報紙、雜志以及政府公報等，反映了毛澤東對國內外時局的強烈關注，以及閱看報章雜志的工作習慣和閱讀興趣。
毛澤東等在1941年3月1日的信中提出訂購“《中央日報》、《掃蕩報》、《新蜀報》、《新民報》、《時事新報》、《新中國日報》、《華光日報》、《國家社會報》及云南各種報紙”；1941年3月的信中提出“訂購各種政府公報、雜志、報紙”以及“各黨派集團及昆明、桂林等地報紙、雜志”；5月5日的信中提出訂購“云南出版的書報及桂版《大公報》”；1942年1月23日的信中提出訂購“全國各地日報”等。
毛澤東一直十分重視讀報，早在青年時代就養成了每天讀報的習慣。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后，毛澤東參加了湖南新軍，每月軍餉七元錢，“在這七元之中，我每月花兩元在伙食上。我還得買水。士兵必須到城外去挑水，但我是一個學生，不屑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買。剩下的餉銀，都花在報紙上，我成了一個好讀報紙的人”【《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21頁。】。后來在湖南一師求學期間，毛澤東總共花了160元錢左右，其中約有1/3用在訂閱報刊和買書上面。由于他對國內外大事了如指掌，同學們送他一個“時事通”的外號。從那時起，每天閱看報紙雜志，就成為毛澤東了解國內外時事大勢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成為他堅持一生的一個重要習慣。
實際上，關于延安時期毛澤東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渠道搜集書報，除了這幾封有據可查的信件外，還有很多材料和回憶文章可以證明。創辦了《讀書》和《新華文摘》并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副社長的著名出版家范用，1939年入黨后就在重慶讀書生活出版社工作。據他回憶：“讀者郵購來信有從延安寄來的，寫信人李六如，地址天主堂。李六如后來寫過一部長篇小說《六十年的變遷》。當時他大概是毛主席的秘書。每次來信都附有一張購書單，用毛筆寫在油光紙上。同事告訴我，從筆跡看，這書單是毛的字。那時在國統區還沒有叫‘毛主席’的習慣，直呼其名其姓。也沒有把毛主席的手跡視為墨寶。事情辦完，這些信件、書單保存一個時期就處理了。”【范用：《給毛主席買書》，《文匯讀書周報》2003年第8期。】
透過這幾封字數并不多的書信，我們可以看出，越是在形勢艱危復雜的革命斗爭時期，毛澤東越是重視讀書看報，從中了解時局、把握形勢。當根據地和邊區面臨重大經濟困難，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他帶頭鉆研經濟理論，分析經濟大勢，提出經濟政策和方針，為戰勝邊區經濟困難、開展經濟建設，鞏固抗日根據地，作出了卓著貢獻。毛澤東善于讀書看報、始終堅持不懈的學習精神不僅為全黨樹立了楷模，這種著眼于對實踐問題的理論思考，扎扎實實研究問題，以用促學、學以致用、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和作風也永遠是黨的領導干部學習的典范。
（責任編輯：劉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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