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開始就出現、到結束也無法制止的斗爭轉移
十六條的第一條《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寫到——
“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
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從這個提綱挈領式的第一條可以看出，文革想要達到的目標是比較多的，包括：1、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2、改革教育；3、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4、“破四舊”，改革文藝及一切不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而這一切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國家”。
在實現第二個、第三個和第四個目標時，也會遇到抵抗，但這種抵抗相對而言是比較容易清除的。最大的抵抗，就是來自于本次文革最主要的目標，即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斗爭。因著這個目標是如此明顯地有指向性，自然也遭到了黨內當權派自發自覺的抵抗。
也正是由于文革除主要目標外還有不少附帶目標，使得這種抵抗變得比較容易，斗爭轉移也因此比較容易。
斗爭轉移的方式，部分在“四清”時就使用過了，比如說“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
除了這個手段外，還有諸如打砸搶、挑起群眾斗群眾、懷疑一切打倒一切、血統論、形左實右等等手段。而“十六條”里對“抓革命促生產”的強調，則讓某些志在轉移斗爭目標的人看到了一個“瓷器”，也看到了為了保護瓷器，貓兒放過老鼠的可能。實際上，這也使得在整個十年里，運動呈現出間斷態勢，同時也并沒有完成文革的主要斗爭目標。
文藝界不是雙方斗爭的主戰場，但每次運動必然文藝先行。文藝、文化界批判的轉移似乎也有跡可循，但我不是非常肯定，也希望大家指教。
《海瑞罷官》被目前研究者視為文革在文藝批判方向的肇始，但我看過姚文元的文章，也分析了當時上海的情況，更傾向于認為姚文元對吳晗該劇的批判并非江青或張春橋授權的，當然，這個問題目前我還看的不是很清楚，準備留到以后章節細論。
《人民日報》對《海》劇的批判在1966年3月12日之前，都是正反兩方面的文章皆有，比如說最后一篇比較中立的文章的，是3月12日的孫光萱、劉鈍文寫的《一分為二看“清官”》（孫是文革時期上海“魯迅傳編寫組”的，在前段時間和余秋雨就“寫作組”的事打過筆墨官司）。隨后，《人民日報》和北京的報紙不僅對吳晗的此劇大開殺戒，且批判擴大到鄧拓、廖沫沙、翦伯贊等人，而上海的《文匯報》則在66年4月11日依然刊登了楊復武的《應該肯定海瑞是清官》。在4月11日后，《文匯報》開始大量轉載《人民日報》批判文章，而《人民日報》的批判在3月19日就已經開始升級。對此的解釋有兩種：或者《文匯報》的“寬厚”是為了“引蛇出洞”；或者，《文匯報》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從來就不是有組織的。如果真的是“引蛇出洞”的話，我們可能會非常奇怪地發現，贊同吳晗《海》劇的，除了一個年輕人被槍斃外（這個年輕人是如此地有名，以至于現在成了揭露文革黑暗最“強大”的彈藥，可惜他的死，我認為與《海瑞罷官》無關），其他人不過是進了毛澤東女兒也進過的“五七干校”。
3月19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關鋒、吳傳啟的批判文章《評吳晗同志的道德論》。雖然該文將吳晗依然稱為“同志”，但在文中嚴厲地定義說，吳晗是“反社會主義的”。在3月25日后，對《海瑞罷官》和吳晗的批判不僅開始升級，批判范圍也開始擴大。
那么，關鋒、吳傳啟等人是不是江青等人的“打手”呢？
我在看這段時間的批判文章時，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在關、吳此文中有這么一段話：
“‘歷史意義’和‘語源意義’區別開。這也就是說，語詞、語言和它在不同時代、不同階級那里所代表的意義，不是一碼事。同一句語言，同一個語詞，它的意義，它的社會內容，在不同時代、不同階級那里，還往往是完全相反的。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在談到共產主義道德，談到共產黨員要有堅定的立場，要無條件地熱愛人民、為人民服務的時候，曾經引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毫無疑義，劉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的這句話，只是利用舊有的語言資料。范仲淹所說的“天下”，是地主階級的天下，是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而劉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這句話，從上下文看來，明明白白，是說明共產黨員應該把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群眾的利益擺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兩者的階級實質是完全相反的。有人用劉少奇同志引用了范仲淹的話，來論證共產黨員繼承了地主階級的道德，那完全是歪曲和欺騙群眾。我們要采用歷史上形成的為人民群眾熟悉的、今天還有用的語言資料，來豐富我們的語言，同時要堅決反對把語言資料的利用說成是繼承地主資產階級的道德。”
如果關、吳是江青用來打擊上至劉少奇，下至彭真等人的“棍子”，很難想象他們會在文中這樣寫劉少奇。隨后我找了找資料，發現了師東兵的《李雪峰訪談錄》鏈接出處。
李雪峰回憶道：
劉少奇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和資產階級的權威人物，重點應該放在吳晗一類人上面，他們就是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階級敵人。不管出現什么問題，不要轉移了這個目標和視線，也不要分散目標，要讓廣大群眾和吳晗、廖沫沙、鄧拓一類的黑幫劃清界限，明確政策。”
李雪峰的訪談我也不敢輕易采信，因為坊間流傳的他的回憶錄，也有不少問題，如對柯慶施活動時間記憶有誤。在這里拿出這個訪談，只是提供另一個可能。
不過，在8月8日后，對文藝界的批判里對《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主題批判幾乎看不到了，有也是在對周揚“國防文學”，也即“全民文學”的批判里的附庸罷了。
斗爭轉移最明顯的，是打砸搶，這方面的回憶錄非常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主要死亡事件的發生時間，如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的死亡，即發生在8月5日，而主要打手，為當時年方16的北師大女附中學生鄧榕。
打砸搶還表現在對“破四舊”的歪曲理解。在“十六條”里，明確地把“破四舊、立四新”定義為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樹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也就是說，破和立都是在意識形態上的。但在8月23日《人民日報》的報道中，“破四舊”被曲解成了“砸老牌子
”——“‘全聚德’烤鴨店的革命職工在北京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紅衛兵’的鼓舞下起來鬧革命，砸掉掛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三個字，正式換上了‘北京烤鴨店’的新招牌。”
在北京的代領下，其他城市也紛紛出現打砸老店、破壞文物的現象。相比而言，《人民日報》的報道謹慎得多，也因而有了更多飾非的可能。我們的報紙里，看不到太多打砸搶，只看得到少許痕跡。
應該公正地說，“十六條”定義不細也給了打砸搶一定的借口。雖然我們都知道，作為一個戰略性文件，“十六條”不需要也不可能細致地規定所有細節。而且對于成文法規，是一定不可能做到邏輯內洽的同時包羅萬象的。如果某些人的目的就是為了找漏洞就是為了轉移目標，總是可以找出來的。
“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和“形左實右”，是文革初期最常用的手段。其實在文革綱領尚未成型、文革意圖剛剛透露的5月底就出現了，即派駐工作組。派駐工作組有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呢？目前的回憶錄大多認為毛澤東是認可了，大多認為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向《人民日報》派駐工作組，和同時向北京大中學校派駐工作組是得到毛澤東首肯的，但在12月4日《人民日報》報道的江青于11月28日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的講話，則不支持這個說法：
“她在談到派工作隊的問題時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隊這個形式是錯誤的，他們的工作內容尤其是錯誤的！他們不是把斗爭鋒芒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反動的學術權威，而是對準革命的學生。斗爭的鋒芒對準什么，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問題！我們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間，就提出過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隊的問題，可是有的同志沒有請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問題不在工作隊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針、政策。有些單位并沒有派工作隊，依靠原來的領導人進行工作，也同樣犯了錯誤。也有一部分工作隊采取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并沒有犯錯誤的。這就可以說明，問題究竟在那里。”
從江青的發言可以看出，至少在6月，毛澤東依然不知道派駐工作組的事，也不支持派工作組。
工作組在文革期間激化了矛盾，很多老師、學生對立，已經學生之間的爭斗都發生在工作組進駐期間。
由于“十六條”里明言“抓革命是為了促生產”，因此攪亂生產也成為轉移斗爭的主要手段。從8月9日后的一系列社論、新聞報道要求各行各業必須抓革命促生產，必須搞兩套班子，不能讓生產停滯，就可以想見當時的生產其實已經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了。
生產受影響可以歸咎于對文革的抵抗和斗爭轉移，自然也可以歸咎于文革本身。第二種觀點即為目前的主流觀點。在此我必須標明態度，也是我理解的文革發動者的態度——生產是為了大眾百姓的福祉，如果沒有對生產關系和對分配原則的確定，則只會導致生產發展的成果被少數人霸占——金條真的是有高尚和齷齪之分。
至于對文革主要目標，即“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目標的抵抗，則表現得更明顯了，在1966年年底和隨后數年，以及文革后的清算時期，這個抵抗表現為對造反派的仇恨——其實紅衛兵只是潑向文革的污水，當權派最恨的是造反派，而不是紅衛兵。這也可以從運動中和運動后個人際遇和命運中看出來。
文革中出現的問題，大多可以在斗爭轉移中看到。這是否也說明文革的目標過于龐大，以至于最后不得不遭遇部分失敗呢？
文革是否失敗了？我認為只是部分失敗：
因為文革想要達到的目標很多，所以即便某些失敗了，也至少有部分目標達到了。
中國成為工業國，就是文革目標之一。在文革結束時，一個獨立自主的、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也確實形成了。這樣的體系，全世界只有三個國家有，即美中俄。目前俄國還在去工業化，美國也在去工業化，只有中國的工業體系是完整的，這是文革的功勞。
文革還有一個目標，即改變教育體制。在文革前，中國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是以文科為主的，文科生占7成甚至更高。但文革結束后，很顯然理工科教育成為重要甚至是主要組成部分。還有就是學制要縮短。文科前中國人民大學本科要學5-8年，清華本科6年，后來至少這個目標實現了。
另外，文革的“破四舊”被很多人詬病，因為不少人有意歪曲了“破四舊”的本意，即意識形態革命。經過文革后，不管支持的還是反對的，都必須承認，中國成為一個唯物論、辯證法最普及的國家，這種普及甚至到了我們自己都察覺不了的程度。同時，中國百姓也是最講方法論的，這一切，都是中國未來崛起的底氣，也都是文革的功勞。
文革最大的失敗，就是資本主義的復辟，但文革至少種下了種子。
六：兩個北京四中學生的回憶
余汝信在編輯紅衛兵“創立者”之一宋柏林的回憶錄時，這樣寫道——
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莫文驊中將，好寫回憶錄。他１９６１年底公開出版的《回憶紅七軍》及１９６４年內部重印的《紅軍第七軍簡史》，均提及紅七軍誕生不久、戰斗正酣之時，紅七軍政委鄧小平“即經龍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此一表面看來沒有什么不妥的表述，卻引致了已為中央核心領導的當事人相當不快。１９６５年３月，軍委辦公會議奉命宣布：撤銷莫文驊的院長職務。調總政保衛部部長蔡順禮中將任政治學院院長，原副院長孔石泉中將改任新增設的政治學院政委，調中共海南軍區黨委書記、軍區第二政委宋維軾少將，也就是柏林的父親，到京任政治學院副院長。
這一“利用回憶錄誹謗中央領導”的事件，不像李建彤的《劉志丹》“利用小說反黨”案般為人所知。今天，除卻極個別還在世的當事人外，想必已很少有人能記得起來。不料近些年莫文驊又出版了他的新撰回憶錄，上述鄧到上海事，自然就只字不提了，而１９６５年初遭撤職，被描述為是林彪要和他“攤牌”，整他。然而后文卻又寫道，１９６６年８月，葉帥電話告訴他：問題可以平反了。不久，經毛澤東批準，總政決定，撤銷原來對他的處分（《莫文驊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版，頁６７６－６７８）。
稍為了解黨史的人都知道，１９６６年８月正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之時。林彪在這次會議上被決定為黨內第二號人物，而莫文驊得罪了的鄧小平，正受到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嚴厲批評。如果按莫文驊所認定是林彪整他，為什么正當林彪地位冉冉上升之際，他反倒可以平反了呢？
可見，回憶錄通常很有些不太可靠之處，尤其是當今一些名人回憶錄。幾乎無處不在的“選擇性記憶”，使回憶錄往往極容易隱瞞了些什么，或又編造了些什么；可能隨某種需要刪除了些什么，或又增添了些什么。不知不覺，使人墮入了濃濃的歷史迷霧之中，以為真實，卻為虛假。
這其實也是我對回憶錄的看法。我的這個附錄里之所以選擇了兩個北京四中中學生的回憶錄，只是給大家提供另一個視角罷了。是否真實，有多真實，得靠大家來判斷。
在1966年的北京，最風光的不是大學——雖然清華大學的風云人物中也有陳云之子陳元，賀龍之子賀鵬飛，劉少奇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兒劉濤，人大副委員長劉寧一之女劉菊芬；也不是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雖然清華附中有時任解放軍政治學院政委的宋維栻之子宋柏林，胡耀邦之子胡德華，七級部某分部政治部主任、“小干部”卜文達之子卜大華。北大附中也有紅十字會副會長彭炎之女彭小蒙（現在有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肖夢）——而是北師大女附中，和北京男四中。
在當時著名的北師大女附中就讀的，有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劉少奇之女劉婷婷，鄧小平之女鄧榕，陳云之女陳偉華，劉仰嬌的女兒劉進，還有現在的名人吳曉靈、馬德秀等等。其中宋、劉、馬、鄧等人，對卞仲耘之死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北京男四中就讀的，有劉少奇之子劉源，還有現在非常出名的馬凱、孔原之子孔丹，秦力生之子秦曉，北京公安局副局長之子李三友，總后副部長唐天際之子唐雙津，薄一波之子薄熙永、薄熙來、薄熙成，彭真之子付洋、付亮，徐向前之子徐小巖，張愛萍之子張品，楊成武之子楊東明，張國華之子張小軍，阿沛阿旺晉美之子等等。
我們并不吃驚地發現，這上面有很多名字在現在如雷貫耳。對此最厚道的解釋是——風云際會，自然英雄百出，當年的湖南第一師范，不也出了很多名人嗎？不過，他們怎么能和湖南第一師范的名人比呢？難道他們現在風光，是因為在文革時出風頭多，或者讓別人吃苦頭多？所以，我們不得不陰暗地猜測，他們之所以接班，是因為他們是紅二代。
在北京四中還有兩個身世不那么顯赫的學生，這里收錄的就是他們的回憶錄。
一個是大校的兒子劉輝宣，自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原作者（這個尚有異議）；另一個是職員的兒子趙振開，他現在有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北島。
很明顯，出身的不同也深刻地影響了兩人回憶錄的色調。在劉輝宣的筆下，一切都顯得那么自得，那么神采飛揚，那么地真理在握，即便其回憶與“血統論”和打人有關。
劉輝宣在回憶錄是這么說的：
“血統論”還是有它的復雜性。按理說“血統論”不符合黨的政策，當然就是錯的。而事實上卻有另一套潛規則：“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學習再好也考不上大學，學問再大也發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強也擔任不了重要職務。在這個意義上，“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不過是用糙話概括了這潛規則罷了。歷來就有用糙話闡釋政治甚至哲學原理的傳統，比如“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無土不豪，無紳不劣”這類山溝版的馬克思主義，都曾是中國革命的經典句式，“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這套話語的濫觴。
這口號難道真的要欺負那些“反動派”的子女嗎？不。所謂“黑五類”即“地富反壞右”的子女老實著呢，經過多年政治運動的歷練，他們早就學得乖乖了。刨根問底，這口號是沖著另一幫人去的，他們既不是“紅五類”，也不是“黑五類”——他們代表著國旗上的兩顆星星，即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什么是小資產階級？其實就是一般的知識分子，當時我們管人家叫作“小職員”、“小市民”。他們歷來從未在政治上被欺負過，卻在紅衛兵手下遭了殃。
看到了吧？“血統論”的目標不是“黑五類”，而是不紅不黑的“兩顆星星”，小市民和小職員。
“血統論”在北京四中顯然是非常有市場的
從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到十月，關于“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口號，我們就辯論了整整三個月。一開大會人頭攢動，風起云涌，幾乎一邊倒擁護“血統論”。蠻不講理，拳頭加叫罵，就是紅衛兵的斗爭方式。開辯論會表面上還挺民主，誰想發言都行。但上了臺你得先自報“出身”。你要是說：“革命同志們，我出身貧農！”“我出身工人！”就會贏得一片掌聲。如果你說：“對不起，革命同志們，我出身資本家……”那就甭想再說下去，“在“狗崽子”的叫罵聲中被轟下臺。還有一種情況，你自報好出身獲得掌聲，要是接著說：“但我不同意你們的觀點。”那么“叛徒！敗類！”的叫喊聲照樣會把你轟下去。
但在劉輝宣眼里，四中卻是出奇的“理智”：
按理說，四中應該是個“階級斗爭”很激烈的地方，但情況恰好相反。“文革”中，四中的同學基本上分成了兩派，而北京別的中學往往分成三派——“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老兵派”就是我們這幫人，以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為主。“四四派”以所謂出身好的學生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四三派”則是以所謂出身不太好的學生為主，尤其是以“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弟為主，并非“黑五類”。而“黑五類”相當于“賤民”或“不可接觸者”，無論哪一派都不想沾他們，不然就會被對立派抓住把柄。四中幾乎沒有“四四派”，只有“四三派”和我們“老兵派”互相爭斗。但奇怪的是，高干子弟也有參加“四三派”的。有個高干子弟叫高中，是我們學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勢不兩立的派系爭斗，但絕無你死我活，絕無往死里整人。四中的理性是全面性，最初體現在孔丹秦曉這些“老兵派”的首領身上，后來則被對立面接了過去，體現在“新四中公社”的核心成員身上。
雖然他們呼嘯成群，惹事生非，特別是在群眾面前瞎折騰，展示優越感，引起極大的社會反感。他們一邊與“中央文革”對抗，一邊和普通群眾叫板，喪失了最起碼的紀律性。
但劉輝宣卻自辯到：
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兇的一個，但做為四中的學生，我也壞不到哪兒去。
和劉輝宣的回憶錄相比，早已功成名就的趙振開，在回憶時卻忍不住地流露出骨子里的怨恨和謙卑。
劉輝宣眼里天堂一般的四中，在趙振開眼里卻讓人非常不自在：
說實話，整個學校氣氛讓人感到壓抑，又很難說清來龍去脈，總覺得有什么地方不對勁兒。比如衣著，簡直樸素到可疑的地步：帶汗堿的破背心、打補丁的半新衣褲，露腳趾頭的軍用球鞋。可盡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學校。顯然有什么東西被刻意掩蓋了，正如處于潛伏期的傳染病，隨時會爆發出來。
現實的優越才能造出感覺上的優越，這就是“血統論”的土壤
有一天在教室，同學的裝束讓我大吃一驚。他們搖身一變，穿上簇新的綠軍裝，甚至將校呢制服，腳蹬大皮靴，腰系寬皮帶，戴紅衛兵袖箍，騎高檔自行車，呼嘯成群。讓我想起剛進校時那莫名的壓抑，原來就是優越感，這經過潛伏期的傳染病終于爆發了。
1966年底，“血統論”就被中央文革批判，但“血統論”透過幾千年的歷史，很有威力地照在那時，和現在，的大地上。即便在文革中，與“血統論”的斗爭也失敗了，“血統論”其實就是“當權派”之所以有資格執政，“紅二代”之所以有資格接班的不證自明的公理。趙振開回憶道：
1968年春，學校來了幾個不速之客，直奔原校長室小院東側盡南頭的“革委會教育革命辦公室”，門口還掛著“中學紅代會作戰部聯絡處”的牌子——這里也是北京中學“四三派”唯一的常設機構。
他們是北師大學生，因持有中央文革小組的介紹信而顯得驕橫，把桌椅弄出聲響。此行目的嘛，是為了調查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下的高考制度，即舊高考制度如何打擊工農子弟，保護黑五類子弟。
曾主管高考的前教導主任屈大同應聲而至，誠惶誠恐，但他心里有數——“文革”快兩年了，什么陣勢沒見過。讀罷介紹信后沉默片刻，他悠悠嘆了口氣說：“恐怕我得讓你們各位失望了。”事實是，四中高考升學率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但同在分數線以上，往往是出身不好的被篩選下來。他說：“告訴你們，每個學生的檔案袋正面是張表格，表格右上角就是中學政審意見，只要建議不錄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學。”
屈大同本人就是國民黨少將之子，熬到名校教導主任，深知其中奧秘。見來訪者滿臉驚色，他更加得意：“給你們舉個例子，知道錢偉長是誰吧，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兼教授，也是個大右派。他兒子錢元凱就是由于政治鑒定不合格，成績再好也沒用，哪個大學都沒錄取。這就是黨的階級路線。”
屈大同是錢元凱的高三班主任，曾對他發誓說出身問題絕不會影響升學。于是錢元凱報考了清華大學，雖獲華北考區總分第二名，竟沒有被任何大學錄取。1958年9月，他到石景山鋼鐵廠當壯工，兩年后改車工，他在勞動中堅持自學。由于愛好攝影，1968年他自制了照相機等攝影器材，后調到北京照相機廠，從技術員熬到總工程師，成為照相機技術理論的權威。
在趙振開的回憶錄里，我很開心但卻并不意外地發現了為什么北京四中要求取消舊升學制度的文章，可以和中央高考改革通知一起刊登在6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上。
6月某日，四中初二的學生劉源，把一封信放在當國家主席的父親的案頭。幕后策劃者是高三五的幾個高干子弟，他們從內部得知中央有意廢除高考，決定抓住這一歷史機會。6月18日《人民日報》分別刊登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廢除高考制度的倡議書。
這兩個回憶錄的全文鏈接在下面：
劉輝宣：昨夜星辰昨夜風鏈接出處 北島：那一代人的革命鏈接出處
七、《海瑞罷官》迷霧之——遇羅克
在翻看各大報紙關于《海瑞罷官》的評論文章時，我吃驚地發現了一個現在如雷貫耳的名字——遇羅克。
遇羅克的文章發表在1966年2月13日的《文匯報》上，標題為《和機械唯物論進行斗爭的時候到了》。在文章里，遇羅克激烈地反對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遇羅克全文在此：
和機械唯物論進行斗爭的時候到了
遇羅克
姚文元同志寫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給口碑傳頌的清官們判了死刑。他認為《海瑞罷官》中的海瑞是個假海瑞。他引征了幾頁史籍，并加以分析，說海瑞根本沒干過好事。無怪乎有的同志讀了這篇評論大搖其頭，深感有劃分清楚歷史唯物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的必要。
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頌
如果就劇論劇，吳晗同志的《海瑞罷官》其缺點絕不是因為把海瑞寫得太高大了，太英雄了，恰恰相反，吳晗同志多少還擔心遭受機械唯物主義觀點的攻擊，不客氣講，還有點怕，還不敢把海瑞寫得更英雄些，更高大些；還拘于史料的限制，還沒有把海瑞更理想化。讓人莫名其妙的是，竟有人在《北京日報》上發表大塊兒文章，作者看到劇中海瑞講了“何以對慈母、對皇上、對百姓”這么幾句話，就認定吳晗同志有意在宣揚封建道德觀!那不正是吳晗同志為了暴露海瑞的歷史局限性才加上去的嗎?
說假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頌，真海瑞有沒有可以贊揚的地方呢?姚文元同志既然把海瑞認定為地主階級的一員，認定他每時每地都是地主階級的自覺的忠實捍衛者，因此就無法解釋海瑞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績。在史實面前，他就采取了兩種手法:一是否認，二是貶低。姚文元同志真武斷得可以。他說平冤獄，那是惑人視聽；退田，那是為小地主服務；實行一條鞭法，丈田納稅，那是徒有其名；修吳淞江，這總是真的了吧?不，姚同志偏偏盯住史書的“一月竣工”四個字上。說一個月根本不能完工，想必是張冠海戴，記錯帳了；那么，或許海瑞死后“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這總不會太虛妄吧?姚同志卻說:窮人無錢著白衣，因此大不可信。我看，若說有一種人曾犯過考證癖，姚同志大概就犯了否定癖了。
海瑞做了叛逆本階級的事
封建社會中的道德觀、倫理觀是錯綜復雜的。封建正統觀念不管是多么膚淺，也會有一點兒本來屬于人民的東西，非如此就不能起到欺騙人民的作用。統治階級的絕大多數人是不會傻到自縛手足的。正所謂“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但也許這一套會騙住一兩個本階級的“癡子”，真的相信了仁義禮智信，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甚至連皇帝也看著不順眼了，上疏罵一罵，我們也不必非得說他是自覺地捍衛本階級的利益。因為他的階級觀念還不很明確，我們得原諒，他到底是四百年前的古人了。海瑞在當時正是被稱為“癡子”的。而這種癡子還是對人民有益的，對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有利的。他雖算不得天下的救星，倒也無愧于一方的護法。不過請姚同志放心:這種人是不會推遲農民起義的。在矛盾尚未激化以前，部分的改良總是無可非議的。不過，在漫漫長夜之中，在統治階級的泥淖里驟然出現一個有棱角的人物，并且肯為對立階級做一點事，哪怕只有個別人物吧，不也沒有基礎嗎?這在某些人看來真是不好理解。但不善于理解歷史的人卻無權擅改歷史。階級斗爭是尖銳的，階級關系也是復雜的。我們不能把某一個人看做是一個階級或是一個階級的絕對代表。我們既應該看到反動階級通過宣傳、利誘、欺騙、暴力會給革命階級出身的個別人物一些不良影響，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人數眾多的革命階級通過反抗、斗爭、磨擦、接觸會給反動階級出身的個別人物較好的影響。影響是相互的，盡管不是對等的。象海瑞這樣一個出身非豪貴，處世很清廉的官僚，從人民之中接受了一些好影響，做幾件叛逆本階級的事，我看是用不著全盤否定的。這用階級觀點分析滿可以說得過去，只不過使濫貼階級標簽的人感到困惑罷了。正因為海瑞有功于農民，所以才有怨于統治集團。他幾次被貶，一次幾乎掉頭，始終未成顯宦，被迫閑居達十六年之久，最后為了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影響，到古稀高齡才被起用，不久也就嗚乎哀哉了。我想:這只能說海瑞在某些方面是站在農民立場說話的，否則也太冤枉了。
人民和皇帝都紀念海瑞
姚同志或許會問:你說海瑞是屬于人民的，而皇帝卻說海瑞是他的，海瑞死后被謚為忠介公，這又如何解釋呢?難道人民不應該站在皇帝的反面嗎?姚同志在上述那篇文章里就象得了把柄似的，很發揮了一番。不過倒要請問姚同志:我們的標準何苦去以封建階級的標準為轉移呢?他說誰壞，我們就非得說誰好不可；他說誰好，我們就非得說誰壞不可，這不容易上當嗎?我們確認自己的分析方法是最科學的，我們的立場是最堅定的，那么我們自己要怎樣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就可以怎樣評價，何必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呢?其實，敵我兩方面都推崇一個歷史人物，這是常見的，并沒有什么矛盾。就以海瑞為例，皇帝一看自己的臣屬被拉到人民那一邊了，海瑞陡然一變，成了一個神話似的人物了。人民的海瑞和自己的官僚唱了對臺戲。放到明處一比較，人民的海瑞太高大了，自己的群僚也實在太污淖了。怎么辦呢?最好的辦法是把死去的海瑞奪回來，算在自己的名下。因為皇帝(也只有皇帝)認得真海瑞，他雖不大喜歡真海瑞，卻也沒什么太大的仇恨，海瑞生前已被人民神化，因此待其一死，趕緊加封，好乘機把假海瑞奪回來。他這時就忘記了當初排擠海瑞，想殺他的頭了。人民和皇帝都紀念海瑞，實際上紀念的是兩個海瑞。這兩個海瑞都不是真的，不過皇帝那個比較真一些。問題不在于皇帝怎樣講，史書怎樣寫。倒是我們今人該持何看法。一種是科學分析方法，一種是機械主義的方法。不分優劣，一古腦兒交給了皇帝，說這都是陛下的，我們不要了。我看這是賠本買賣。那樣一來，四千年來的歷史也就無一可繼承了。從未見先進階級有如此恨遺產者!也從未見不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而成為先進者!海瑞本人接受過人民的影響，史書上又夾雜著來自民間的傳說，海瑞的形象就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你偏說曲折的我不繼承，非要繼承直接的，那么，對不住，這樣的史書還不曾有過。
我們大家都講應該用階級觀點研究歷史和戲劇問題。姚同志說他是那樣做的，我在這篇文章里也試圖這樣做的。但是我絕不能和姚同志得出同一結論。因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機械唯物論的傾向。我覺得和這種傾向進行斗爭的時候到了。
我必須小聲地說一句，我真心覺得此文寫得很一般，遠比不上讓遇羅克出名的《出身論》。論說理，遇文比不上《人民日報》和其他報紙反復轉載的反駁文章，論聲氣，也比不上當年的其他反駁文章。甚至，這篇文章還不如當時只有17、8歲、第一個站出來反駁姚文元的中學生馬捷寫的《也談<海瑞罷官>》。
馬捷全文在此——
也談《海瑞罷官》
馬捷
姚文元同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吳晗同志的《海瑞罷官》作了全面的否定，認為它是棵毒草，并對《解放日報》和《文匯報》提出了批評。我們認為姚文元同志的許多觀點是錯誤的，為了達到自己否定《海瑞罷官》的目的，不惜斷章取義地引用他人文章。為了明辨是非，為了引起大家來注意《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我們愿意在此與姚文元同志商榷。
一、《海瑞罷官》中的海瑞
歷史劇《海瑞罷官》中的海瑞與歷史材料中的海瑞是有一定的出入，問題的關鍵在于劇中的海瑞是改成好樣了還是壞樣了，是改成為哪個階級所歡迎的人了。
姚文元同志口口聲聲抓住史料，以為海瑞①是作者“編造出來的假海瑞”。我們要問:明代史上有海瑞嗎?海瑞是否為當代人民做了些好事(不管是客觀地還是主觀地)?海瑞是否做過封建官僚不肯做的也不愿做的事呢?這些問題，姚文元同志經過研究史料當然是會給予肯定的回答。我們看到《海瑞罷官》中的海瑞確實比歷史中的海瑞高大得多，他能把徐階的兒子徐瑛處死。對于這一點，姚文元同志深感不滿地拉住吳晗同志的“力求其比較符合于歷史真實，不許可有歪曲、臆造”這句話，企圖使人相信，吳晗同志是為歷史而歷史的，根本沒有馬列主義的批判態度。令人遺憾的是，姚文元同志為什么不看見吳晗同志的“歷史劇寫歷史人物則必須有所夸張、虛構，使之更突出、集中、鮮明生動”②這句話呢?姚文元同志:這不是惡劣的斷章取義的人的手法嗎?
把上面所引的吳晗同志的兩句話綜合起來，我們認為這才是吳晗同志的真正的對待歷史的觀點，也是比較正確的對待歷史劇的觀點，也是對立統一的馬列主義觀點。
姚文元同志說，《海瑞罷官》中的海瑞“孤零零一個人，從經濟到政治，單搶匹馬搞了一場大革命”。這是一種赤裸裸的形而上學觀點。當劇中的海瑞將來作應天十府巡撫的時候，急的是貪官污吏，喜的是千萬鄉民，在后來海瑞處理問題時，高興的也是“眾鄉民”，我們都知道“群眾是我們的事業取得勝利的一個保征”這起碼常識，只要有群眾的支持(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我們的工作就會取得勝利。“眾鄉民”對海瑞感到由衷的高興，值不是支持嗎?姚文元同志不看這一點，卻認為海瑞是“孤零零 ”的，“單槍匹馬”的，這不是極其片面的嗎?姚文元同志的群眾觀點在哪兒呢?
吳晗同志說:“假如歷史劇完全和歷史一樣，沒有加以藝術處理，有所突出、夸張、集中，那只能算歷史，不能算歷史劇。”③他的《海瑞罷官》還是實踐了自己的觀點。《海瑞罷官》在基本上符合歷史的情況下，讓海瑞做出歷史上的海瑞不敢為的事情，他“敢把皇帝拉下馬”，值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嗎?姚文元同志對劇中的提高不滿意，除了說明他死死抱住歷史不放，還能說明什么呢?
二、關于歷史劇
姚文元同志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中不僅反對了《海瑞罷官》，而且還指責了《海瑞上疏》。他銳:“不論‘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們畢竟只能是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專政的‘清官’，‘好官’，而決不可能相反。”從這段話中，我們完全可以看出，作者不僅認為海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爪牙，還認為歷史上所有的“官”全是壞蛋，在他的眼里，什么越王勾踐，什么劉、關、張，什么諸葛亮，什么包公，什么岳飛，什么楊家將，什么林則徐，什么鄧世昌……他們統統是封建統治階級的爪牙和幫兇。那么請問:歷代人民對他們的尊敬，是不是全是受了封建階級的騙，也就是說，我國人民是上了圈套，全是愚味的?再請問，毛主席要求我們從歷史中吸收精華，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觀點，我們的歷史中又而什么精華可吸收呢?這不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歪曲嗎?再請問，我國所存的歷史檔案絕大多數寫封建官僚的，按照姚文元的邏輯，豈不是可以把所有的史書燒光嗎?姚文元同志何必費那么大勁看《明史》呢?
事實的根本在于，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具有頑強不屈的戰斗精神，當他們還沒有認識到拿槍桿子的重要時，就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宣傳與反動階級頑抗到底。《海瑞罷官》中的海瑞在這一點上是勞動人民感情的化身。歷代反動派總是把自己打扮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模樣。我們的祖先害所了嗎?不，他們經過各式各樣的傳說，包括海瑞的故事在內，傾注了自己要反抗要斗爭的信念。《海瑞罷官》中的海瑞之所以與姚文元同志所找到的海瑞兩樣，就是因為作者“加以藝術處理，有所突出，夸張、集中”，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愿望。
凡是我們所遇到的古代“清官“與“好官”，確是在歷史中不存在的，但在勞動人民的世世代代口中存在得很多。歷史劇則有權利也有義務把這些勞動人民口中存在的“清官”“好官”收集在劇本里，以達到“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這義不容辭的目的。
張真同志說得對:“我們寫歷史劇，并不是由于熱愛古人，倒是由于熱愛今人，不是要為古人作傳，而是當作革命文藝工作來做的，因此要求做到古為今用，”④我們之所以要引這段話，是因為，姚文元同志既然提到了歷史劇。我們就要向健忘的姚文元同志提醒:一九六一年期間，曾討論過歷史劇，當時的規模是很大的，請問姚文元同志在那次討論中吸取了一些什么呢?事隔僅四、五年，姚文元同志又提出了舊論題，說明姚文元同志不是太健忘，又是什么呢?
正是由于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面對各式各樣的史料，經過一個“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的實踐過程，才使我們的歷史劇重放光明，真正達到了古為今用的目的。被姚文元同志批抨的《海瑞上疏》作者曾說過:“思想一解放，才想到歷史事實雖然海瑞確不在場，但寫成一個歷史劇，又何嘗不可以讓海瑞到金殿上去和皇帝面對面展開合法斗爭呢?這一改動，戲的面貌就完全不同了，戲劇性和予盾沖突就大大加強了。”⑤除了姚文元同志外，還有誰反對這一大快人心的改動呢?這是不是說，《海瑞上疏》的作者反歷史呢?不，不能這樣說，歷史劇是要寫歷史的，但絕不能照搬，我們可以設想，姚文元同志在寫此劇時會照搬，而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就會做歷史上沒有此事的改動，以讓海瑞的眼中的皇帝更不在眼下，人民的思想感情(即不把皇帝放在眼下)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是場革命，這也是場階級斗爭。是墨守成規象姚文元同志所想的那樣，還是在歷史的基礎上加以新的發揮，更加有戰斗性，這兒就有資產階的級形而上學論和無產階級的革新論的尖銳斗爭。
姚文元同志責怪海瑞具有了先進思想，這兒我們可以用高爾基的話來反駁，他說:“我們寫人，不僅把人描寫成現有的模樣，而且描寫成將來所應有和必然會有的模樣。”⑥我們不是要聽高爾基的教導嗎?很明顯，姚文元同志同我們的革命文化導師的觀點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是反對高爾基的觀點的。海瑞是人民理想的化身，不與斯大林講的農民“反對地主，可是擁護好皇帝”一樣嗎?
三《海瑞罷官》教育了我們什么?
姚文元同志認為，我們向《海瑞罷官》學習，一學“退田”，二學“平民冤”，三學“反官僚主義”，他還講吳晗同志“明確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服歪曲歷史真實的《海瑞罷官》中到底能學習到一些什么呢?”關于這一點完全可以奉告。
文藝作品，特別是社會主義的文藝作品，要讀者從中吸取優秀人物的精神，要用作品中的優秀形像激勵自己為社會主義貢獻力量，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這是連小學生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姚文元同志偏不認識這小學生都懂的道理，以為戲中有“退田”，我們也“退田”；戲中有“平民冤”，我們也“平民冤”；戲中有“反官僚”，我們也“反官僚”……總之，文藝作品中的主人公干啥我們也干啥。按照這種荒謬絕頂的邏輯，我們讀《鐵道游擊隊》就要學劉洪等人飛車搞機槍；讀《紅巖》我們就要象舒低峰到敵人魔窟再斗爭，在臨死前要學江姐；看《李雙雙》我們的婦女同志，(而且只有婦女同志)就要勇敢地與自己不進步的丈夫斗爭，假如丈夫進步，那只好干瞪眼。作者的這種推理與“《霓虹燈下的哨兵》中的英雄人物和《紅巖》中的英雄人物當然是一脈相承的”⑦這句自己講的話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按照作者對待《海瑞罷官》的看法，《霓虹燈下的哨兵》與《紅巖》不僅是一脈不相承，而且連都連不上!
我們認為，看待《海瑞罷官》決不能持有姚文元式的依樣畫葫蘆的觀點。恰恰相反，馬列主義者看作品最主要是學習其中優秀人物的精神實質，而不是其他。
首先，我們從一九六一年的國際形勢可以看出，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結成了反華大合唱，他們從內部、外部進攻，企圖搞跨我的黨和我們的國家。其中特別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更是在經濟上給以我們的嚴重威脅。是懼怕；他們，不搞社會主義了，跟在修正主義屁股后面投降于帝國義義，還是敢于揭露修正主義，勇敢地與他們斗爭到底，我們的黨，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帝國主義要反，修正主義要斗，反動派也要斗，我們的社會主義也要搞，而決不是相反。
《海瑞罷官》的可貴之處也就是要求我們勇敢地與一切惡勢力展開斗爭，決不能懼怕貌似強大的惡勢力。此劇的戰斗性、革命性便在這兒，我們要不的也是這一點，正與當時出出的《越王勾踐》等戲配合“發憤圖強、自力更生”一樣。把姚文元同志在歷史上找到的海瑞搬上舞臺，試問，還有什么現實意義呢?姚文元同志的反對劇中的海瑞，是不是反對我國人民的偉大戰斗精神呢?對待惡勢力不象劇中的海瑞一樣去反對，請問眺文元同志想用什么來斗爭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呢?
其次，前邊已說過，當時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關于歷史劇的爭論，有些人認為歷史劇只能客觀地反映歷史，而不能有任何微小的改變(這也是今天姚文元同志的觀點吧)；還有些人以為歷史劇不受任何歷史的束縛可以放任自由；另外就是以吳晗等同志為代表的既要以歷史為基礎，又要給以一定的改動。⑧
有了理性認識就應該到實踐中去檢驗，吳晗同志就經過七次改寫，寫成了京劇《海瑞罷官》。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海瑞罷官》還是吳晗同志實踐了自己的歷史劇的看法，為自己的看法做了行動上的充分說明。這是《海瑞罷官》的第二條意義。
《海瑞罷官》的意義決不是姚文元同志的誣蔑、造謠和中傷所能抹煞的，這個劇本的主要的意義就是上述兩點，不是很清楚的嗎?
歸根到底，姚文元同志反對海瑞，反對歷史劇中的一切“清官”“好官”，反對了歷史上勞動人民把感情傾注于某個官吏，反對了當時出現的歷史劇。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姚文元同志斷章取義地引用他人文章，斷章取義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詫異的。從根本上看，姚文元同志還對毛主席關于從歷史中吸收精華的教導采取了反對態度，這正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的一個反映。不管是自覺重還是不自覺地。
雖然歷史劇的討論才過去四年，但姚文元同志還不當它是一回事，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再展開一次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的討論。這不僅是《海瑞罷官》的問題，而且是歷史劇的問題，是如何看待歷史，以求得古為今用的目的的問題。
當然，《海瑞罷官》與我們的革命的現代戲講，還是有不夠的地方的。海瑞畢竟不是李雙雙王剛⑨、丁海寬及其它優秀的人物。這一點是不允許混淆的。
我們希望大家對姚文元同志和我們的文章給予注意，踴躍參加討論，把問題弄個水落石出。注釋:
①本文中未特別指出的海瑞是指《海瑞罷官》中的海瑞。
②《關于歷史劇的一些問題》，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晚報》。
③《吳晗同志談歷史劇》，一九六一年第九、十期合刊《戲劇報》。
④《論歷史具體性》，一九六一年第五、六期合刊《劇本》。
⑤《海瑞上疏》的《前記》。
⑥《文學論文選》(高爾基)第一八一頁
⑦姚文元:《在前進的道路上》第二十一頁。
⑧可參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歷史劇論集》第一集。
⑨王剛是話劇《激流勇進》的主人翁。
在“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作者，即第一個將“血統論”通俗化的前北京四中學生劉輝宣的回憶錄里，是這么說遇羅克之死的：
人們普遍認為《出身論》導致遇羅克被槍斃的悲劇。據我所知，遇羅克之死恐怕與《出身論》并沒什么關系。這倒不是在推托責任。當年我和遇羅克屬于兩個陣營，我編了那首歌，遇羅克批判了我們，結果他卻被殺了。“伯仁非我所殺，伯仁因我而死。”
我與遇羅克當年近在咫尺。他的文章發表在《中學文革報》上，那正是我們學校的同學辦的，編輯部就在離我宿舍不遠的教研室小院。我有個同班同學叫史康成，也是他們一伙的。當年我們為這口號打得不可開交。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一九六八年遇羅克被捕，史康成受牽連。沒過兩天，我也被工宣隊關進學校，正好與史康成為鄰。我們倆，一個是因為鼓吹“血統論”，一個是因為反對“血統論”，殊途同歸。
“出身”這玩意兒今后的人恐怕會越來越難以理解了，但在那時候，卻是我們頭頂上的天空。“血統論”當時上至中央，下至群眾，全社會都反對——它本來就很爛。遇羅克的悲劇是他對文化革命的質疑，作為思想者和殉道者，他提出的問題遠比我們深刻得多。后來才知道他的死不是因為《出身論》，而是在“文革”前不久發表的反駁姚文元對《海瑞罷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他比我們站得高，其歷史價值和理論價值遠遠高于《出身論》。這絕非抹煞《出身論》的意義。那篇文章我看過，犀利，雄辯，知識廣博，文彩飛揚。他是出類拔萃的人，走在時代前面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劉輝宣很聰明地給遇羅克之死安了個理由——反對姚文元即反對文革。不過這個確乎是在嫁禍。因為沒有寫《出身論》只反駁姚文元的人，似乎都沒被槍斃。
讓我們看看第一個反駁姚文元的人——馬捷的命運吧。
馬捷，本名馬以鑫，出生于1948年4月21日，是上海敬業中學學生。撰寫此文時年方17歲半，文革爆發時則滿了18歲。寫完這篇文章后沒多久，就趕上高考改革，于是馬捷和大部分同齡人一樣，去了黑龍江嫩江農場。最有意思的是，馬捷撰文反駁姚文元一事居然在農場里傳開了，農場領導知道馬捷反駁文革紅人姚文元后居然沒有給他小鞋穿，居然還把他調到文藝宣傳隊發揮特長。更有意思的是，在1973年，馬捷居然被推薦上了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成為一名當時非常吃香也非常難得的工農兵大學生。現在的馬捷，即馬以鑫，是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博導。
如果遇羅克知道同樣撰文反駁姚文元的馬捷有這么好的命，他大概不會把自己的死歸咎于反駁姚文元吧？
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性，即遇羅克比馬捷年紀大，“夠年齡被槍斃了”，所以必須為自己的沖動支付生命的代價。是不是這樣呢？讓我們看看比遇羅克更老，但沒有寫“反動文章《出身論》”的其他贊成吳晗、反對姚文元的人的命運吧。
那時反對姚文元的文章并不少。中間有一部分文章或用的筆名，目前無法查證；或是集體創作的，現在也沒幾個出來認領。好在這樣的例子并不多，也只有“方史”、“樵子”、“鐘杰”數人，大部分還是有跡可循的。另外還有一個“亦鳴”我沒查到，由于巴金用過這個筆名，我有點懷疑是他，很明顯，巴金沒有被槍斃。
1966年2月1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徐肇慶反駁姚文元的文章《要用歷史的眼光看清官》。徐的觀點在2月28日即被署名黎晨的文章《駁農民起義無用論》反駁了，但徐肇慶在文革中并沒有生命之憂，文革后還擔任了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顧問。
金宏達在1966年2月10日在《人民日報》上，用筆名時漢人，發表了《對批評<海瑞罷官>的幾點異議》，該文在同年3月4日被《文匯報》轉載。時漢人，即金宏達，在文革后也活得好好的，是中國作協成員。
柯兆利于1966年1月9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海瑞罷官>有革命性》以支持吳晗。我們并不吃驚地發現，研究中國哲學的柯兆利，活到了文革后的1994年。
陸判以陸雨的筆名于1966年1月19日在《人民日報》上發文《<海瑞罷官>沒有積極意義嗎？》。雖然陸判喜歡說自己在文革時“九死一生”，但很明顯他活下來了，還活得很瀟灑，現在正忙著畫扇面呢。
在1965年12月31日的上海學術界座談會上，復旦大學教授周谷城、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主任李俊民等人也為吳晗辯護，或至少說了好話。很明顯，他們兩人也沒有被槍斃，周活到1996年，李活到1994年。
其實沒必要再羅列下去了，至少，我們知道遇羅克之死與《海瑞罷官》無關，只與《出身論》有關。
當然有人會說，據說遇羅克被槍斃，是因為他“私藏手榴彈，預謀暗殺毛澤東”。我只能笑笑——這也太戲劇了，太一箭雙雕了，即抹黑了遇羅克，也抹黑了毛澤東。至少這個傳言，或者，可能是實際的判決，說明了即便在文革中，反對“血統論”的遇羅克就為多數當權派所痛恨了。
在之前我說過，當權派最恨的不是紅衛兵，而是造反奪權的人，我也將在下個章節里細述。而遇羅克，則是從理論上論證了造反有理的正確性，自然會被“血統論”的奉行著痛恨，所以，他遇羅克不死，是沒有“天理”的。
[ 天煞穆玨 ]私藏手榴彈這個事，要看是不是事實。
如果現在能找到當時的搜捕記錄，證明遇羅克確實是私藏了手榴彈，那么按當時的法律標準，夠不夠得上死刑？如果夠得上，那就沒什么可說的，也不可笑。
至于他是不是要暗殺太祖，則是在‘私藏手榴彈’之后要判斷的事情。這個指證只能說明遇羅克可能要被判兩次死刑。就如同美國有的州把數罪并罰的罪犯判個300年的徒刑一樣。
按右派們的標準，過去都是不對的，所以法律也是不對的。如果以這個標準把遇羅克打造成悲劇英雄，其實是沒有道理的。
這其實說明右派完全沒有法治觀念。
如果認為過去的法律不對，那就修改，甚至去抗爭，去革命，但是在修改之前，必須遵守原來的法律。如果你革命了，你就要甘心情愿有一天會被這個法律殺頭，你期盼的只能是未來你希望的世界能實現，這才是守法的常識。
八：《海瑞罷官》迷霧之姚文元其人其文
姚文元素有文名。發跡前，他的主要活動區域為上海。1949年10月30日，《文匯報》報道了“上海國際青年節籌備會征文大賽”的選撥結果。征文詩歌類第一名的得主，就是時為上海滬新中學學生的姚文元。這個詩歌的題目很長——《粉碎敵人封鎖，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上海而斗爭》。
過了2年多，1952年1月6日的《文匯報》告訴我們，這時的姚文元在青年團（共青團）上海市盧灣區宣傳部任職，且在《文藝報》第90期上發表了一篇批判“庸俗、色情”滑稽劇《活菩薩》的戲劇評論文章。同年3月13日，《文匯報》又報道了1952年第五期《文藝報》的11篇文藝評論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姚文元寫的，其內容為對張友鸞的小說《神龕記》和林煥平的《文學論教程》的批評。從該消息的報道方式可以看出，當時姚文元的評論文章還是比較受重視的。
1955年年初，姚文元很可能已經是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了，并在理事會擴大會議上做了發言。發言時，他排在時任作協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唐弢之后、上海教育學院（目前的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劉衍文之前。在這一年，姚文元已經顯示出活躍的“青年文藝評論家”的范兒了，寫了很多批判胡風的文章。
1956年，姚文元又在《文匯報》上發表了很多文風大變的“散文詩般的”評論文章，如《碎貝集》、《未來集》、《回憶》、《時代的歌手在哪里》等等。這段時間姚文元的文章比較抒情，或者說，帶點“林妹妹”的小資情懷。在這一年，小資的姚文元，和“南社”發起者、1921年的老黨員邵力子打了一場有關蝌蚪的筆墨官司——到了“知天命”年齡的邵力子，突發少年情，居然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介紹“活吞蝌蚪避孕法”。是年9月25日，姚文元在《新聞日報》上發表了《談獵奇心理》駁斥邵老先生不講科學——呵呵，那時的姚文元有點方舟子的味道。最逗的是，同年10月22日，《文匯報》在“讀者意見”欄目里，刊登了署名王洪俊的反姚文章，曰“不是進了實驗室才叫科學”，讓姚文元“不要拿科學的把柄打人”。
在隨后的數年里，姚文元一邊發發抒情小詩，寫寫贊美文章，一邊批批姚雪垠、王若望、徐中玉、巴金、徐懋庸、周谷城等人，一邊地，還要撰文寫寫美學評論、詩詞評論，還出版了包括《沖霄集》在內的數本個人雜文結集。在1960年出版的《上海十年文學選集之散文雜文選》中，就選用了姚文元的文章。
在這段時間，姚文元的文章里不乏引用劉少奇語錄做正確與否標桿的例子。1963年，姚文元參加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會議上劉少奇做了重要講話，而姚文元和鄧拓都是大會的發言者。
在隨后的一年，即1964年，姚文元應該已經加入上海市委寫作組了。必須說一句，上海市委寫作組，和其他很多地方的市委寫作組、大學寫作組一樣，并不是為文革專門設立的。同為寫作組的吳立昌、戴厚英、高云等人，會經常幫助姚文元打擂臺。此時的姚文元，已經夠突出了，但真的還看不出主角光環。他似乎只是上海灘上一個有點大名、但在中國大地上最多算有點小名的文藝批評者罷了。
……，……
拉拉雜雜說這么多，只是想讓諸位看官知道，姚文元就是吃“捧人、罵人”這碗飯的，雖然他罵人比較多，但似乎也并未超出正常的文藝評論者的“捧罵比例”。
這是不是就表示，或暗示，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沒有其他背景、只是姚文元自發的呢？說實在話，我目前依然不知道，我只是覺得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讓我們首先看看姚文元的這篇文章寫了什么吧——
文章太長，就不全貼了，見鏈接鏈接出處
姚文元的這篇文章符合其一貫的文藝批評風格。在一開頭，就首先簡單敘述了他理解的京劇《海瑞罷官》的主要情節，包括戲劇沖突的矛盾所在，以及吳晗給予的解決辦法。之后，姚文元用大量的歷史材料證明吳晗塑造的海瑞是個“假海瑞”（實際上，這種做法也是直到現在的幾乎所有批評者對歷史劇的慣常批評手法，海瑞形象不符合歷史真實也是當時很多評論者的觀點）。
姚文元首先質疑劇中的退田。他認為明代官僚地主通過“投獻”兼并的土地，來自于中小地主、富農，而不是劇中所說的“佃農”。海瑞主持的退田，也只是退還受獻土地，土地只可能回到中小地主和富農手里，而不是劇中所說的貧農、佃農。而且據歷史記載，海瑞沒有反對過豪強對農民放債。也就是說，為了烘托海瑞高大形象的該劇前三場戲，完全沒有歷史依據。海瑞并非劇中描述的為貧農、佃農做主的“大青天”，其作為只是為了緩和地主之間的矛盾。
姚文元認為，不僅劇中對“退田”的描述是錯誤的，對“平冤獄”的描寫更是錯得離譜。歷史上松江知府、華亭知縣根本沒有被殺、被革，海瑞在蘇、松期間也沒有革過任何一個縣以上官員。劇里安排海瑞殺掉徐階之子徐瑛，在姚文元看來更是不應該，是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不惜改寫歷史”。
質疑了劇中海瑞的真實性后，姚文元接下來開始批判吳晗的“清官論”，認為即便清官也不能給普通百姓帶來福祉。在文章最后一部分，姚文元提到1957年某些人突然大喊“反對鄉愿，不做甘草”，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的事，并將其與《海瑞罷官》里“羞為甘草劑”等臺詞聯系起來，認為《海瑞罷官》有反對合作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嫌疑。
先給一個討論的背景資料吧——1957年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施蟄存在當年6月5日的《文匯報》上發表了題為《才與德》的雜評，批判當時任命國家干部有“任德不任才“的傾向，但與此同時，部分國家干部的德之敗壞，“駭人聽聞”，有父子離棄的，有漁色學生的。在文章中，施蟄存說
從歷史上來看，英俊有為之君，總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然而也必須是繼世之君方可。若創業開國之君，則天下離亂方定，如果無才俊之士，相與共治天下，單靠幾個拘拘于小德的鄉愿，那是打不開大局面來的。
單從文章來看，其實姚文元的聯想并不算過泛過奇。咒罵甘草、反對鄉愿，在吳晗此劇里，本就是一大特點，而且吳晗在寫就《海瑞罷官》京劇劇本后，又多次發文強調這個，也多次強調“要注意歷史劇的真實性和現實性”，因此，姚文元也就有把柄可抓了。和姚文元之前的文章比，我看不出此文有“過分上綱上線”的跡象。也就是說，這篇文章和其他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相比，太平和，也太符合姚文元一貫的寫作風格，看不出明顯的“被指使”跡象。
在此時還有一個問題，即文章出臺時間是否太巧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是不是太晚了？畢竟此劇已上演數年。我目前的研究對此沒有定論。不過，我看過之前姚文元對其他人的批判，也并非每個都是即時出目標即時批判的，而是有一定的時間差。比如說57年批判王若望42年的錯誤，同年批徐中玉“文抄公”時翻出8年前的事。而在1958年，姚文元更是批判了巴金的處女作、1929年寫的小說《滅亡》——這個對于文藝批評者來說似乎也很正常，沒有現實目標時，他們會翻翻故紙堆。
但是，但是，上面說的這些其實都不算重點，真正的重點是——
目前有關《海瑞罷官》出臺真相的回憶錄有幾個巨大的bug。首先就是關于柯慶施。甚至在左派寫作者中，也會出這樣的問題，如老田的文章。此謬誤的源頭，是科幻兼“史幻”作家葉永烈。
在這些文章里，一般都會提到“柯慶施和江青在1965，上瞞中央、下瞞上海市委，整《海瑞罷官》材料”，且把細節寫得有鼻子有眼、毫發畢現。可惜，1965年4月9日，柯慶施就死于成都，且在此之前最少有1年，罹患肺癌的柯慶施，主要工作是休養身體，很少抓具體工作了。由于柯慶施在死之前早已位列國家領導，上海的日常工作其實是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書記處書記兼上海市副市長曹荻秋主持的。柯慶施死后沒多久，陳丕顯就升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上海寫作組其實早在在60年代初，甚至更早的時間就已經存在。而文革期間活躍的寫作組班子，有的資料說是1964年由石西民創立的，有的說是60年代初由柯慶施創辦的。我比較傾向石西民這個說法，因為這個說法是原寫作組的人自己說的。在這些資料里都說明了一個問題，即寫作組直接歸屬上海市委領導，且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或位列第二位的人來領導。
寫作組選題是自擬還是有上面定？各處說法不一，有的說比較自由，有的說大的選題，特別是系列選題，需要上海市委定。如果是第一種情況，則姚文元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他自己的意思，如果是第二種情況，則該文代表了以陳丕顯、曹荻秋為主的上海市委的意思。此時在上海黨政軍排名中，張春橋不僅排在陳丕顯、魏文伯、韓哲一、曹荻秋之后，也排在馬天水、王一平之后。
還有更直接的證據，來自原載《新聞午報》繼而在各大報紙和網站上刊登的資料。鏈接出處該資料說：
市委領導陳丕顯、曹荻秋看到寫作班子成員夜以繼日，很辛苦，就要市委秘書長李家齊來關心，要“慰問慰問同志們”。怎么慰問呢？燒幾個好菜。當時大家不管在丁香花園或是在武康路二號，大部分人住集體宿舍，一日三餐都是從康平路市委伙房裝上黃魚車用棉被蓋住拖來，大家自掏腰包買飯票吃飯。李家齊覺得過意不去，就用上交的稿費，要市委伙房的大師傅做了三桌菜，什么松鼠鱖魚、脆皮鴨子等，送到武康路二號樓下大廳里，放在幾張乒乓球案上。徐景賢把各組人員都召集攏來，把姚文元也請來，共同聚餐，皆大歡喜。
很顯然，陳丕顯和曹荻秋不可能不知道姚文元的文章，也不可能出現姚文元背著陳、曹為江青或張春橋寫作而陳、曹被蒙在鼓里的事。
那么，我們就必須面對一個問題了——要么，陳丕顯是和江青直接聯系的人，或認同并牽線姚文元和江青直接聯系；要么，這篇文章本來就是姚文元自己寫的，上海市委寫作組認可該文章，并發表在上海本地的報紙《文匯報》。由于我目前沒有發現陳丕顯和江青的緊密聯系證據，加之改開后陳丕顯的地位和其子女的回憶錄，因此我更傾向于第二種情況。
文章刊出后，就不僅僅屬于原作者了，也同時屬于讀者和社會。姚文元的這篇文章，顯然是很容易獲得毛澤東認同的。
首先是對“清官論”的批判。我個人認為，在對吳晗此劇和姚文元文章的評論，剛開始走的其實是正道，是符合毛澤東意思的。毛澤東一向是反對“清官論”、反對“乞討、下跪論”的，這其實從對《武訓傳》的批判就可以看出來。毛澤東一向認為，人必須自己站起來，必須靠自己，而不是等靠清官。
其次就是對“退田”的批判。一來“退田給佃戶論”本就得不到史學家的認同，這個在整個批判的過程中就可以看出，《海瑞罷官》劇本也確實有很多史實錯誤。二來，由于該劇中提到了“鄉愿、甘草”，自然也就會讓人聯想到施蟄存的“鄉愿說”，而施蟄存文章的時間和本意，都有反對社會主義改造和集體化的嫌疑。
《海瑞罷官》的批判最后升級了，這是文藝批判通常會出現的問題，即擴大化、夸張化。但至少在前面，批判是比較理智的，這也包括姚文元的此篇批判文章。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姚文元
從一九五九年六月開始，吳晗同志接連寫了《海瑞罵皇
帝》、《論海瑞》等許多歌頌海瑞的文章，反復強調了學習海瑞
的“現實意義”①。一九六一年，他又經過七次改寫，完成了京
劇《海瑞罷官》，還寫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學習海瑞的
“好品德”。劇本發表和演出后，報刊上一片贊揚，有的文章說
它“深寓著豐富的意味”、“留給觀眾以想象的余地”，鼓吹
“羞為甘草劑，敢做南包公”②；有的評論文章極口稱贊吳晗同
志“是一位善于將歷史研究和參加現實斗爭結合起來的史學
家”、“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歷史研究的古為今用”，這
個戲更是“開辟了一條將自己的歷史研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
實、為人民服務的新途徑”③；有的文章還說：“人們在戲里表
揚‘清官’……是在教育當時的做官的，起著‘大字報’的作
用。”④既然《海瑞罷官》及其贊揚者提出了這么重大的問題，
并且廣泛地宣傳了他們的主張，我們就不能不認真地進行一次研
究。
《海瑞罷官》是怎樣塑造海瑞的？
在這個歷史劇里，吳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
大，他“處處事事為百姓設想”，“是當時被壓抑，被欺負，被
冤屈人們的救星”⑤，在他身上，你簡直找不出有什么缺點。看
來，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貧苦農民的“救星”，
而且是社會主義時代中國人民及其干部學習的榜樣。
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設計過的。安排這位青天
大老爺的出場，就用了九場戲中整整三場戲。第一、二兩場戲，
海瑞都沒有出場，劇本不惜筆墨地大寫徐府即曾經斗倒嚴嵩、當
過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階一家，如何霸占農民土地、強搶民女、
賄賂官府打死貧苦農民趙玉山，正當在公堂上農民洪阿蘭“滿腔
悲憤喚蒼天”之際，一紙緊急公文帶來海瑞將作應天十府巡撫的
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們如聞晴天霹靂，驚呼“這便如何是
好！”連“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來了，這可不得了！”第三
場戲海瑞穿便服上場了，作者安排他當面傾聽“心如油煎”的
“眾鄉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詞句，傾吐對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
頌他是“公正為官”、“明斷公案”、“口碑頌滿”、“美政多
端”……。雖然封建社會“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無錢莫進
來”，但呼冤的農民一致相信“海青天”這個官是一個例外，
“海青天一定能替我們作主！”這種烘云托月的手法，是為了使
觀眾強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農民的痛苦。它說明了《海瑞罷
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說的是寫什么“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斗爭”
⑥，而是千方百計地為我們今天的觀眾塑造一個決定農民命運的
英雄。
戲劇沖突圍繞著“退田”展開。雖然吳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稱
劇本“改以除霸為主題”，但實際上冤獄是從占田開始，“除
霸”、“平冤獄”的行動也是圍繞著“退田”進行。“退田”被
寫成是“幫助窮農民辦法的一種”⑦，作為戲劇沖突最高潮的
“罷官”，就是罷在“退田”這件事上。劇本通過“鄉民甲”的
口特別說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戶”；要觀眾記住：戲里寫的是
貧苦農民同徐階等鄉官、貧官之間的斗爭，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
家佃戶一邊的。“海青天”果然不負眾望，一上任就“為民作
主”，他不但咒罵“高放債強占田真真市儈”，鼓動農民去“告
狀”，而且在公堂上頗有民主風度地征求告狀的“父老們”的意
見。農民要求退還被徐家和“各家鄉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
爺作主”，于是海瑞一道號令，“發出榜文，限令各家鄉官，十
日內把一應霸占良民田產，如數歸還”。“退田”之后，尖銳的
階級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眾鄉民”向海瑞叩頭道：“大老
爺為民作主，江南貧民今后有好日子過了！”作者要貧農們“感
恩戴德，……朝夕禮拜”，欣喜鼓舞，齊聲“同唱”對清官的贊
歌：“今日里見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園，有土地何愁衣飯，好
光景就在眼前！”劇本告訴人們：盡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動，地主
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辦法去做，農民的
“土地”、“衣飯”就統統可以解決，“一片好光景”就在“眼
前”了！
劇本還著重刻劃了海瑞如何“為民雪恨”，大殺“貪官”。
劇本反復宣傳：“冤獄重重要平反”，海瑞決心“平民憤”，要
把“惡官吏都掃頸，“今日定要平民怨，法無寬恕重如山。”行
動是劇本中海瑞判華亭知縣王明友斬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
職囚禁，聽候朝命”，判徐階兒子徐瑛絞罪。據吳晗同志自己
說，為了不致讓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沒勁頭”，“下了決
心，把徐瑛處死”⑧。這樣，罷官而去的海瑞，便成為一個反抗
封建皇朝的勝利了的英雄。戲結束時，徐瑛被處死刑，徐階昏倒
下去了，新任巡撫驚惶失措，海瑞高舉大印，昂然挺立，口說
“大丈夫頂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還是勝利了！”作者塑
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務，也“勝利”完成了。
這個戲里，作為正面英雄人物出現的，只有海瑞一人。農民
只能消極地向大老爺喊冤，懇求“大老爺與我等作主”，把自己
的命運托給“海青天”。為了襯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
官吏，其他出場的主要官吏統統設計成壞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
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親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
個人，從經濟到政治，單槍匹馬搞了一場大革命。
看完這出戲，人們強烈地感到：吳晗同志塑造的這個英雄形
象，比過去封建時代許多歌頌海瑞的戲曲、小說都塑造得高大多
了。盡管吳晗同志在劇本的單行本前面特地寫了歷史說明，還在
“海瑞罷官本事”中摘錄了許多條史料，企圖使人們得到這樣的
印象：他是完全根據歷史事實來寫戲的；但是，人們仍然不能不
發出這樣的疑問：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當中，難道真的出現過這
樣的英雄嗎？這個“海青天”是歷史上那個真海瑞的藝術加工，
還是吳晗同志憑空編出來的一個人物呢？
一個假海瑞
我們不是歷史學家。但是，根據我們看到的材料，戲中所描
寫的歷史矛盾和海瑞處理這些矛盾時的階級立場，是違反歷史真
實的。戲里的海瑞是吳晗同志為了宣揚自己的觀點編造出來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年春這段時間內，任應天巡
撫的。當時，江南農村中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十分尖銳。從正
德到嘉靖、隆慶年間，隨著地主階級用各種方法瘋狂地掠奪農民
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來越高，農民受的剝削越來越重。《日知
錄》載：“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說明松
江一帶絕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顧炎武雖沒有指明確切年
代，據我們查到的材料，這個估計是符合明代中葉以后蘇、松一
帶情況的。掠奪土地最厲害的，是依仗政治勢力擴大“皇莊”的
皇族地主集團，此外就是一部分在鄉間的官僚地主，徐階就占有
大量土地，有的說二十四萬畝，有的說四十萬畝，大約相當于今
天上海市所屬松江縣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謂“華
亭鄉官田宅之多，奴仆之眾，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親眼所見
的階級斗爭尖銳化的寫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農民同地主階級
矛盾的尖銳化。農民大批破產逃亡，許多土地荒蕪，“無田者為
人傭工”（《華亭縣志》）。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矛盾是封建
社會的根本矛盾，階級斗爭的尖銳化，必然會影響地主階級內部
各個階層的相互關系。在土地絕大部分為地主占有的情況下，官
僚地主要繼續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對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
“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農”（又叫“上農”）身上，因
而地主階級內部矛盾也尖銳起來。同時，由于官僚地主隱匿了大
批不交稅的土地，獨占剝削果實，封建皇朝的財政十分困難，
“帑藏匱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斷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
莊”和其他莊田，限制繼續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這就引起
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團之間矛盾的尖銳化。而當時官僚地主兼并土
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對的所謂“投
獻”。
投獻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有勢力的豪強地主收買同原田主有
某種關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獻”給自己，使原有的“富
家”喪失土地，“獻田”的狗腿子就變成這塊土地的管家或二地
主。另一種是中小地主、富農、個別或少數自耕農為了逃避嚴重
的徭役和賦稅，把自己的田寄獻給官僚地主。因為《明律》規定
官僚可以根據品級的高低有減免徭役賦稅的特權，把田算在官僚
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機把想逃避徭役的中
小地主和富農、自耕農的土地強占為己有。由于土地絕大部分都
為地主、富農所占有，官僚地主通過“投獻”強占的土地主要是
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土地⑨。這是事情的本質。《海忠介公傳》中
記載：“以故富者輒籍其產于士大夫，寧以身為傭佃而輸之租，
用避大役，名曰投獻。故士一登鄉舉，輒皆受投獻為富人。而士
大夫既謝失勢，又往往折入于暴貴者，以兼并為固然。乃豪強大
有力之人，視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與。”
這里所說的“富者”，當然不是貧農，他們無田可“獻”；
而是指地方上“失勢”的士大夫或沒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
農。他們的“民田”不斷被“豪強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達
到“收之莫敢不與”的地步。既嚴重損害了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利
益，又嚴重影響了皇朝的財政收入。
正因為這樣，海瑞一到松江華亭一帶，就發現當地的“諸生
員”“鄉官之賢者”甚至某些“府縣官”，都“群聲”反對徐階
這類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對他們搞“投獻”。“鄉官之
賢者”對海瑞說：“二十年以來府縣官偏聽鄉官舉監囑事，民產
漸消，鄉官漸富”。后八個字不是活活畫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
地主的一幅圖畫嗎？海瑞下的結論是：“為富不仁，人心同憤”
⑩，這個“同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農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
知識分子對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態度。當戴鳳翔這個江南大
地主的代言人攻擊海瑞縱容“刁徒”時，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證明
他的“退田”是以這些人的呼聲為基礎的。看來，海瑞的話符合
事實。他的“退田”，反映了這些“民產漸消”的中小地主和富
農的共同要求，也為了緩和地主階級內部矛盾以及廣大農民同地
主階級之間越來越尖銳的階級矛盾，有利于增加賦稅收入，解決
朝廷的財政困難。
弄清楚這些歷史事實以后，《海瑞罷官》怎樣歪曲了階級關
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鄉官退田，是要地主向農民退還土地嗎？不是。《明
史》及幾個海瑞傳記都寫明，海瑞要求鄉官退田是退出“受獻”
的土地。“公嚴厲以治，下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回。”這是
削弱兼并，打擊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絕大
部分還是落到原來“獻田”的“弱者”、“富戶”即中小地主和
富農手中，實際上保護了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利益。貧雇農既無田
可“獻”，無錢去“贖”，“退田”當然不會退到他們手里。怎
么能夠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為貧農獲得土地而“戰斗”呢？
海瑞要徐階退田是為了“徐家佃戶”翻身嗎？根本扯不上。
海瑞在給李春芳的信中說明過要徐階“退田”的目的：“若不退
之過半，民風刁險，可得而止之耶！為富不仁，有損無益，可為
后車之戒。……區區欲存翁退產過半，為此公百年后得安靜計
也，幸勿以為訝。”這不是把海瑞的階級立場說得再明白沒有了
嗎？明明是為了“止”民風的“刁險”，是為了地主階級不致在
越來越尖銳的階級斗爭中被打倒，是為了徐階“百年后得安
靜”，哪里是什么征求貧農意見而解決“徐家佃戶”的土地問
題！
海瑞搞“退田”是“為民作主”嗎？海瑞自己在《督撫條
約》中告訴我們：他當巡撫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積弊于相安，
復祖宗之成法”。原來“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規定：
“若將互爭及他人田產妄作己業朦朧投獻官豪勢要之人，與受者
各杖一百，徒三年。”①①這不正就是海瑞所處理的矛盾嗎？明
皇朝早就規定這條反投獻的法律，是為了緩和本階級的內部矛
盾，防止兼并惡性發展，以利于鞏固整個地主階級專政。這個法
律后來成了一紙空文。海瑞不過在這個范圍內搞了一下反投獻而
已，怎么能夠把他寫成為江南農民“作主”呢？
海瑞為了“窮農民”而反對過“高放債”嗎？最好聽聽海瑞
反駁戴鳳翔攻擊他的話：“先年糧長往往于收糧時，先除還自己
平日私債，后算官數；富豪亦乘出米之時，伺逼償債，公私并
舉，錢糧難完。臣……謂待完糧后，方私下取償，非禁不許還債
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說明自己并
不反對鄉間的地主剝削，并不反對“放債”，只是為了解決皇朝
的財政收入問題，反對鄉間大地主獨吞剝削果實。
海瑞從來沒有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同地主之間的矛盾。他只
是想緩和這個矛盾。海瑞自己就說過：“以下奉上，義不可缺，
為之損益調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說明了他做的是“損益調
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剝削限制在不妨礙地主階級根本
利益的法定范圍之內，削弱農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
剝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農民服從封建統治，遵守“禮
義”，“毋作強賊”，對已產生的農民暴動，他主張雙管齊下，
“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對最反動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
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鞏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鞏固地主
對農民的統治，鞏固明皇朝政權。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各個集團、
各個派別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所在。把海
瑞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這是混淆了敵我，抹殺了地主階級專政
的本質，美化了地主階級。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對于皇帝忠心耿
耿，他給高拱的信中痛陳自己內心時說：“區區竭盡心力，正欲
為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上恩報知己也。”他怎么能夠做出動野
千百年基業”的事來呢？
對“退田”的描寫是假的。“平冤獄”的描寫是真的嗎？根
據我們查到的資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華亭知縣
根本沒有被殺、被革。海瑞任應天巡撫時，蘇、松一帶沒有撤掉
任何一個縣以上的官。徐階的兒子根本沒有死，曾被判充軍。這
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階罷相后，徐階政敵高拱再起時干
的，張居正上臺，這個判決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傳》是這
樣寫的：“階子弟頗橫鄉里，拱以前知府蔡國熙為監司簿錄其諸
子，皆編戍，所以扼階者無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階
列傳》中也有相同的記載。抓徐階兒子這件事，性質上是高拱乘
機報復，執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嚴嵩垮了之
后，徐階、高拱、張居正之間進行過長期的奪權斗爭。把內閣中
不同政治集團的傾軋，硬移到海瑞身上，變成海瑞“站在窮農民
一邊”去“平民憤”，這不是違背了基本的歷史事實嗎？吳晗同
志明明知道歷史上“徐階的兒子只被判處充軍”，但為了極力美
化海瑞，仍舊要這樣寫，這說明他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
不惜改寫歷史的！
海瑞也不是象戲里寫得那樣“民主”。相反，他認為“江南
民風刁偽”，“百端架誣，蓋不啻十狀而九”。他自言對付“刁
訟”的辦法是“衙門前嘗不絕七八人枷號，又先痛打夾苦之”，
認為這是好經驗。海瑞在《興革條例》中談到“疑獄”時還說
過：“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下有
小注曰：“鄉宦小民有貴賤之別，故曰存體。”為保護“貴賤之
別”可以“寧屈小民”，這是地主階級專政反動本質的表現。現
在硬說海瑞如何民主，甚至會向農民請求“指教”，這豈不是把
海瑞的政治立場給顛倒過來了！
看一看這些歷史事實，再看一看《海瑞罷官》中的海瑞，就
不難發現，這是一個編造出來的假海瑞。這是一個用資產階級觀
點改造過的人物。歷史劇需要藝術加工，需要再創造，我們并不
要求新編歷史劇的細節都同歷史一樣，但必須要求在人物的階級
立場階級關系上符合歷史真實。盡管吳晗同志曾經說過歷史劇要
“力求其比較符合于歷史真實，不許可有歪曲，臆造”①②，然
而事實勝于雄辯，這個新編歷史劇中海瑞的形象已經同合理想象
和典型概括沒有什么關系，只能屬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諷
今”的范圍了。
階級斗爭的進程告訴我們：無論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
吏，都無法使已經腐朽沒落的明皇朝恢復青春，更無法緩和農民
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農民依舊受著重重殘酷的壓迫和剝
削，兼并、逃亡繼續發展，階級矛盾繼續尖銳化。一五八七年海
瑞死，以后農民起義風起云涌，勢如怒潮。一六四四年明亡，離
海瑞死還不到六十年。在這樣歷史現實面前，劇本竟然要貧農對
“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歡呼“江
南貧民從此有好日子過了！”這不是荒唐到可笑嗎？
《海瑞罷官》宣揚了什么？
既然是一個假海瑞，我們就來看一看作者通過這個藝術形象
宣揚了什么。
我們知道，國家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
階級的機關。沒有什么非階級的、超階級的國家。這是馬克思列
寧主義對待國家問題的基本觀點。從這種觀點出發，就不能不承
認，封建國家是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專政的工具。封建國家的法
律、法庭和執行統治權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
內，只能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而決不可能是超階級的，決不
可能是既為統治階級又為被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當然，由于地
主階級內部存在各種階層和集團，由于階級斗爭形勢的變化，他
們之間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在對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農利
益的態度上，在壓迫農民的程度和方法上，會有區別，有斗爭。
但是，從根本上說，這種斗爭的實質決不可能超越維護地主階級
專政的范圍。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把這種地主階級內部斗爭歪
曲成農民同地主之間的階級斗爭。就拿“清官”同“貪官”的斗
爭來說，確實有過清官大老爺在地主階級的法庭上、根據地主階
級法律的某些條文，懲辦一些“貪官”的事；也有個別農民所告
的恰巧是某個“清官”所反對的派別或集團中的一員，出現個別
農民在這個“清官”面前“打贏”官司的事。這種現象迷惑過不
少沒有政治斗爭經驗的農民，使他們看不清“清官”的階級面
貌，看不清封建國家和封建法庭的階級本質，地主階級也經常利
用這種現象來麻痹農民的覺悟，把“清官”當作掩蓋階級統治本
質的工具，當作配合武裝鎮壓、對農民進行階級斗爭的重要手
段。《明史》上就記載過地主階級派出“清官”作為緩兵之計，
然后把起義農民一舉消滅的事①③。但是，從根本上說，不論
“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們畢竟只能是
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專政的“清官”、“好官”，而決不可能相
反。
《海瑞罷官》卻向我們說：不！“清官”不是地主階級專政
的工具，而是為農民階級服務的。你看，戲里的海瑞是一個封建
皇朝的欽差大臣，可是他卻代表貧苦農民利益向徐階展開劇烈的
斗爭。在這場斗爭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護“ 徐家佃
戶”和所有貧苦農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現，同所有執行地主階級專
政的別的官吏相對立，“清官”和“貪官”之間的矛盾竟被寫成
保護農民和鎮壓農民的矛盾、退還農民土地和強占農民土地的矛
盾，絲毫看不出“清官”在鞏固地主階級專政中的作用。另一方
面，所有農民都被寫得消極無為，沒有一點革命的斗爭精神，他
們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來向“海青天”告狀，哀求青天大老爺為
他們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顯然，在《海
瑞罷官》的作者看來，階級斗爭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清
官”才是推動歷史的動力；人民群眾不需要自己起來解放自己，
只要等待有某一個“清官”大老爺的恩賜就立刻能得到“好日
子”。這樣，戲中就把作為地主階級專政工具的“清官”和法
律、法庭，統統美化成了離開地主階級專政而獨立存在的超階級
的東西，宣揚了被壓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經過任何嚴重斗
爭，不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只要向“清官 ”卑躬屈膝地叩
頭，實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貪官污吏一掃而光，就能
求來“好光景”。
列寧說過：國家問題，這是一個“破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
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的問題”（《論國家》）。所謂“清官”
“平冤獄”之類，作為國家問題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資產階
級弄得特別混亂的問題，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種迷信。馬克思
列寧主義者有責任揭露這種假象，破除這種迷信。《海瑞罷官》
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這種迷信，而且在新編歷史劇的名義
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階級官吏、法庭、法律，加深這種迷信。農民
本來還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無錢莫進來”，海瑞一
出場就憤慨地問農民，地主惡霸“憑的是哪條王法？”教訓農
民：“這又是你們的不是了，為何不告？”在“平冤獄”的過程
中，又反復強調“王子犯法，與庶人同罪”之類掩蓋“王法”階
級本質的話，并且用“實際行動”證明：只要有海瑞這樣的“清
官”按“王法”辦事，就能使法庭變成保護農民的場所，就能
“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獄”，使農民獲得土地。這不是把
地主階級的國家機器統統當作保護農民的工具了嗎？這不是把地
主階級專政鎮壓農民的本質一筆勾銷了嗎？這不是在宣傳只要有
地主階級清官大老爺在衙門里“為民作主”，農民一“告”就能
獲得解放了嗎？這種大肆美化地主階級國家、宣傳不要革命的階
級調和論的戲，還談得上什么“歷史劇的創作也必須以馬克思列
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①④呢？
自從人類社會有階級和國家以來，世界上就沒有出現過“大
老爺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國，不但地主階級改良派，就是資
產階級民主派也從來沒有給農民帶來什么“好日子”。只有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偉大革命徹底打碎了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
立了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才解決了江南和全國農民的“土地”“衣飯”問題。這畢竟
是任何人都無法推翻的鐵的事實。
我們希望吳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過這個形象
宣揚的那些觀點，同毛澤東同志一再闡明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觀點對照起來看，就不難發現，吳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資產階級的
國家觀代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觀，用階級調和論代替了階
級斗爭論。在今天宣傳這些地主資產階級吹噓了千百年的陳舊觀
點，究竟是為什么？究竟是對誰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罷官》要人們學習什么東西？
海瑞是一個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看來，他是封建社會處于沒
落時期，地主階級中一位較有遠見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
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當時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尖銳矛
盾的某些現象，看到了當時本階級內部某些腐化現象不利于皇朝
統治，為了鞏固封建統治、削弱農民反抗、緩和尖銳的階級矛
盾，為了維護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
的某些集團或者某些措施進行尖銳的斗爭。在若干事情上，他同
中小地主和富農利益一致，抑制豪強地主，目的還是為了鞏固整
個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專政，維護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
這是被吳晗同志和許多文章、戲劇說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
也有人專門編演過新的歷史劇《海瑞上疏》①⑤，可是，正如他
在疏本劈頭就說的：他認為“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他
的目的是為皇朝“求萬世治安”。這個行動也只能說明他如何忠
君，而不能說明別的。所以嘉靖皇帝沒有殺他，他死后，皇帝很
難過，“贈太子少保，謚忠介。”禮部左侍郎祭悼時還說：“雖
強項不能諧時，而直心終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
階級利益忠心的保衛者。這是海瑞的階級本質，是海瑞全部行動
的出發點和歸宿。象吳晗同志那樣，把海瑞描寫成農民利益的代
表，說什么海瑞“愛護人民，一切為老百姓著想”，他是“為了
人民的利益”而斗爭①⑥，甚至把他說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勢
力”的英雄，這是徹底歪曲了海瑞的階級面貌的。明皇朝歌頌海
瑞“保民如子”，吳晗同志則說他“一切為老百姓著想”，請問
兩者到底還有什么區別呢？
歷來地主階級史書上，還曾經大書特書過許多材料來說明海
瑞如何“處處事事為百姓”，如海瑞在擔任江南巡撫時期，如何
大反徐階，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個月”就修好了吳淞
江，人民歌頌他是“海龍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罷
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這些
記載加上舊小說、舊戲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這種“官
書”上的記載，顯然包含著地主階級的夸大成份，我們應當用階
級觀點慎重地加以分析。“反投獻”，要徐階“退田”，是有過
這件事的，但徐階究竟退了沒有，退了多少，是真退還是假退，
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據談遷《國榷》隆慶五年七月記載，徐
階曾退出四萬畝田，但那十分明確是退給官府，“入四萬畝于
官”，根本不是退給農民。極而言之，就算“退產過半”吧，也
還是為了地主階級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過的事。徐階
在朝時，也干過“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載圳死時，“奏奪
景府所占陂田數萬頃還之民，楚人大悅。”①⑦如果不分析“還
之民”這個“民”是哪個階級，如果按照吳晗同志的觀點，誰敢
“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幾萬頃皇田的徐階豈不是比海瑞更大的
英雄了么？修吳淞江確有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
懷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現代條件下修一條江都不很容易，海瑞
難道能在那么短的時間內把一條江整治好嗎？據海瑞在《開吳淞
江疏》中自己說，他原來“議開江面十五丈”，從正月初三動
工，到二月間錢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要求動
用公款。可見至少這一個多月中連原計劃也沒有完成，而且困難
很大。吳晗同志彭吹什么“進度很快，不到一個月就完工了”，
這種夸大連海瑞自己的話也不符合。至于出喪的描述，我們只要
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廣大貧苦農民在地主階級殘酷剝削下，窮
得連衣服都穿不上，許多農民幾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
己家里死了親人都沒有喪服穿，就知道那時候能穿體體面面
的“白衣冠”來路祭的人，決不是貧農，決不是吳晗同志說的
“廣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農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
新編的歷史劇中，能夠真正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用階級觀
點，對這類史料進行科學分析，去偽存真，按照海瑞的本來面貌
去塑造這個人物，使觀眾看到他的階級本質是什么，用歷史唯物
論的觀點去認識歷史人物的階級面貌，也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
事。從破除許多歌頌海瑞的舊小說、舊戲的所散布的壞影響來
說，是有積極意義的。可是吳晗同志卻不但違背歷史真實，原封
不動地全部襲用了地主階級歌頌海瑞的立場觀點和材料；而且變
本加厲，把他塑造成一個貧苦農民的“救星”、一個為農民利益
而斗爭的勝利者，要他作為今天人民的榜樣，這就完全離開了正
確的方向。
吳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們向他塑造的海瑞“學習”。我們
到底可以“學習”一些什么呢？
學習“退田”嗎？我國農村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
制，建立了偉大的人民公社。在這種情況下，請問：要誰“退
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嗎？又請問：退給誰呢？退給地主
嗎？退給農民嗎？難道正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堅決前進的五億農民
會需要去“學習”這種“退田”嗎？（⑸⑹）學習“平冤獄”
嗎？我國是一個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如果說什么“平冤
獄”的話，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從最黑暗的人間
地獄沖出來，打碎了地主資產階級的枷鎖，成了社會的主人，這
難道不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平冤獄嗎？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學什
么“平冤獄”，那末請問：到底哪個階級有“冤”，他們的
“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學退田、學平冤獄，那么，《海瑞罷官》的“現實
意義”究竟是什么呢？
也許吳晗同志會說：就算學習退田、平冤獄都不對吧，學習
他“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對舊時代的鄉愿和今
天的官僚主義”，這總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罷官》的劇情
提要中說過，這個戲“著重寫海瑞的剛直不阿，不為強暴所屈”
的“堅強意志”嗎？我們今天在處理內部關系上不是也需要這種
“真男子”嗎？劇本中的確突出地寫了海瑞反對“甘草”，罵
“鄉愿”，而且還把徐階塑造成“鄉愿”的典型。
官僚主義確實要反。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人從來沒有放松過
反官僚主義的斗爭。但是，我們知道，今天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
官僚主義有它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長期的斗爭才能根本
肅清。至于說到“剛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
對鄉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確它的階級內容：為哪個階級？
對哪個階級？各個階級對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拋開它們
具體的階級內容而抽象化。地主階級所提倡的“剛直不阿”、
“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階級含義，根本不能同無產階級的
革命性、戰斗性混為一談。這里，我們想重復地引用一下毛澤東
同志解釋過的魯迅的兩句著名的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
為孺子牛。”毛澤東同志說：“‘千夫’在這里就是說敵人，對
于無論什么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里就是說無
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敵
人，是“橫眉冷對”，對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
果離開了這樣明確的階級立場階級觀點，抽象地說什么“剛直不
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為孺子牛”也叫做“鄉
愿”，把橫眉冷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叫做“剛直”，用這種
“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冤獄”，去“反對今天的官僚
主義”，去向勞動人民“罷官”，那會把人們引導到什么地方去
呢？
如果不健忘的話，我們還會記得：一九五七年，當生產資料
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對
于大反“鄉愿”產生了特殊的興趣。有人就曾用“反對鄉愿”、
“反對甘草”的口號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
左派，咒罵黨的領導是“拘拘于小德的鄉愿”，把跟共產黨走的
民主人士誣為“甘草主義”，這樣的語匯可以從當時的某些報紙
上找到一大堆。因為站在地主資產階級階級立場看來，從黨和人
民的最高利益出發，采用民主和說服的手段，用團結——批評
——團結的方法，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推動人們努力走
向進步，都是“鄉愿”，都是“甘草”；從地主資產階級利益出
發，敢于堅持錯誤到底，敢于做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對派，敢于把
不贊成他們的人一棒子打死，這才是“大丈夫”、“強哉矯”，
才是“羞為甘草劑”。這一套東西的實質早已路人皆知了，為什
么《海瑞罷官》及其評論者又要重新拾起來加以鼓吹呢？
吳晗同志頑強地宣傳過一種理論：歷史劇要使封建時代某些
人物的“優良品德”“深入人心，成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的
組成部分。”①⑧我們不在這里討論道德問題（這也是一個被資
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十分混亂的問題），但如果象
《海瑞罷官》這樣把海瑞的思想行為都當作共產主義道德的“組
成部分”，那還要什么學習毛澤東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
工農兵結合，什么革命化勞動化呢？
現在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上來：《海瑞罷官》這張“大
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么？對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
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產生
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
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
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
“單干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么“單干”的“優越
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
的臺，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制
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制造冤獄
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么“平冤
獄”，他們希望有那么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同無產階
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臺執
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斗爭焦點。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它必然要在
意識形態領域里用這種或者那種形式反映出來，在這位或者那位
作家的筆下反映出來，而不管這位作家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
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
級斗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如果吳晗同志不同意這種分析，那么
請他明確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從歪曲歷史真實的《海瑞罷
官》中到底能“學習”到一些什么東西呢？
我們認為：《海瑞罷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
草。它雖然是頭幾年發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頌的文章連篇累
牘，類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傳，影響很大，流毒很廣，不加以
澄清，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討論。在這種討論
中，只要用階級分析觀點認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現實的和歷
史的階級斗爭的深刻教訓。注：①吳晗：《論海瑞》，一九五九
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②《北京文藝》，一九六一年三月號：《羞為甘草劑，敢做
南包公》。
③《北京文藝》，一九六一年三月號：《評〈海瑞罷
官〉》。
④《北京晚報》，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從海瑞談到
‘清官戲’》。
⑤吳晗：《論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
報》。
⑥《海瑞罷官》單行本前的內容介紹，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
京出版社出版，第七頁。
⑦吳晗：《海瑞的故事》，《中國歷史小叢書》版，一九六
三年六月第二版，中華書局出版，第十五頁。
⑧吳晗：《海瑞罷官》序，單行本第Ⅵ頁。
⑨《二十二史札記》中記載了萬歷中嘉定、青浦間搞投獻的
例子，明顯地反映出這是地主階級內部矛盾。摘錄如下：“又有
投獻田產之例，有田產者，為奸民籍而獻諸勢要，則悉為勢家所
有。……萬歷中，嘉定、青浦間有周星卿，素豪俠，一寡婦薄有
貲產，子方幼，有侄陰獻其產于勢家，勢家方坐樓船鼓吹至閱
莊，星卿不平，糾強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懼而去。……此亦可
見當時獻產惡習。”（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七月版，七二一
頁）。
⑩《被論自陳不職疏》，見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
的《海瑞集》
九：海瑞罷官》迷霧之劉少奇
寫到這里，我必須先說一句，我非常遺憾地看到大家對《海》劇及其批判太重視了。我之前已經說過，我認為《海》劇及批判根本不是文革里主要的一環，甚至根本算不上一環，也完全談不上是文革的導火線。對《海》劇的批判時間、批判力度都完全比不上當年對《武訓傳》和胡風等的批判。實際上，這幾個完全不具可比性。在1966年的《人民日報》，依然會11次提到《武訓傳》，但在文革開始后（十六條發布后），對當時剛剛發生的《海》劇批判的關注已經下降到和多年前的《武訓傳》類似的地步了。
還是用1965年11月10日至1966年12月31日的報道數據來說明一下吧——
以“海瑞”為標題關鍵字檢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現次數，《人民日報》為43比1；《文匯報》為86比0，；《解放軍報》為9比0。
以“海瑞”為內容關鍵字檢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現次數，《人民日報》為204比11；《文匯報》為338比10；《解放軍報》為83比5。
以“吳晗”為標題關鍵字檢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現次數，《人民日報》為34比0；《文匯報》為20比0；《解放軍報》為12比0；《新民晚報》為4比0。
以“吳晗”為內容關鍵字檢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現次數，《人民日報》為242比12；《文匯報》為278比9；《解放軍報》為103比3；《新民晚報》為75比1。
在1966年8月9日之后，即使文章的題目或內容出現了海瑞、吳晗、三家村，也只是帶一筆，如《人民日報》報道、《文匯報》等其他報紙轉載的一篇講怎么學毛著的文章里，時傳祥提到吳晗、鄧拓，但只是提到，和文章主要內容沒甚關系。而《人民日報》在9月6日（即8月9日后唯一一篇在標題里提到海瑞）的《誰煽起了海瑞戲的黑風》，里面說的也是周揚而不是吳晗。
好的，開始說本章節的正題吧。本章節是關于《海瑞罷官》的最后一個章節，因為它和對它的批判真的不重要。
在看與《海瑞罷官》有關的評論文章時（這些文章也包括談明史的，談農民起義重要性的），我很吃驚地發現，1966年的報紙里有太多文章里提到劉少奇了，但這個“提”，居然都不是批判性的，而是以劉少奇的講話或文章作為正確與否的標桿。
1966年2月8日的《文匯報》，發表了署名韋格明（這個應該是筆名，取自“為革命”）的文章《海瑞“剛直不阿”的反動性》，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封建文人，總是把海瑞的這種所謂“剛直不阿”精神，披上一件“超階級”的漂亮外衣，歌頌他“愛民”呀，“保民如子”呀，等等。劉少奇同志說過:“所謂超階級的、一般的道德，只是騙人的鬼話，事實上這是保障少數剝削者利益的‘道德’。”(《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1966年2月21日的《文匯報》，發表了署名李雄豪的文章《鎮壓農民軍是史可法的本性》，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關于人的本質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是有過許多精辟論述的。劉少奇同志在《人的階級性》一文中說得很明白:“在階級社會中，人的階級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質。”史可法是屬于封建地主階級的，這一點林父同志也不得不承認。
1966年4月25日的《文匯報》，發表了署名朱理章的文章《折中主義的“清官”論必須反對——評星宇同志的<論“清官”>》，里面有這樣一段話：
所謂“愛民如子”一套信條，本來就是以“愛民”為幌子的吃人的東西，封建官吏接受這種信條，就是為了要在“愛民”的幌子下吃人。因此，他們并不是受騙，而正是在騙人。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中曾經指出:剝削階級代表人物所以崇拜圣賢，“目的就是要升官發財，用這些‘圣賢之道’去壓迫被剝削者，用滿口仁義道德去欺騙人民。”我們為什么不去揭露騙子，反而去說騙子受騙了呢?
1966年7月12日《文匯報》，發表了上海電影機械廠復員軍人團總支書記陳瑞祥的文章《不準瞿白音攻擊黨的領導》，里面有這樣一段話：
事實根本不象他所說的那樣，我們革命人民與黨的領導者之間有著最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沒有什么高低之分，尊卑之別。劉少奇主席在接見掏糞工人時傳祥時說:“你掏大糞是人民勤務員，我當主席也是人民勤務員。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當然，我們也可以理解為《文匯報》不重要，或文章作者對批判《海》劇的目的不理解。那么，讓我們看看某些重要的人物或寫作組在《人民日報》和《文匯報》上發表的文章吧——
1966年4月14日的《文匯報》發表了署名康立《<論“清官”>的質疑》，（4月16日《人民日報》轉載），里面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認為，要正確地解釋這些問題，就必須按照劉少奇同志在《人的階級性》一文中所指出的，“一切剝削階級，都要欺騙與壓迫被剝削者，都要互相爭奪被剝削者的剩余生產物或剩余價值；因此，就造成一切剝削者的欺騙性、對于人的壓迫性及互相爭奪性。”“清官”的壓抑豪強及反貪污等，不過是地主階級內部互相爭奪剝削果實的一場鬧劇，而“清官”則不過是這場鬧劇中戴著假面具的一個“二丑”(即小花臉)罷了。假如認為，這樣的理解便是“對復雜歷史過程過分簡單化的看法”；那么，是不是竟認為需要在人民的革命功勞簿上替這些騙子手記上一大功呢?
康立，是上海市委寫作組的集體筆名之一，取自武康路歷史組的諧音。
1966年3月19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關鋒、吳傳啟的文章《論吳晗同志的道德論》，里面有這樣一段話：
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在談到共產主義道德，談到共產黨員要有堅定的立場，要無條件地熱愛人民、為人民服務的時候，曾經引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毫無疑義，劉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的這句話，只是利用舊有的語言資料。范仲淹所說的“天下”，是地主階級的天下，是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而劉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這句話，從上下文看來，明明白白，是說明共產黨員應該把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群眾的利益擺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兩者的階級實質是完全相反的。有人用劉少奇同志引用了范仲淹的話，來論證共產黨員繼承了地主階級的道德，那完全是歪曲和欺騙群眾。我們要采用歷史上形成的為人民群眾熟悉的、今天還有用的語言資料，來豐富我們的語言，同時要堅決反對把語言資料的利用說成是繼承地主資產階級的道德。
關鋒被目前的官方稱為“林彪江青爪牙”，此時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關鋒在報紙上的社會活動排名在王力之后、戚本禹之前，更遠遠地在姚文元之前。
1966年5月3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丁偉志、王正萍的文章《剝開吳晗“民主斗士”的畫皮——評吳晗在解放戰爭時期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場》，里面有這樣一段話：
固然，就當時倡導中間路線的人士而言，情況也很復雜，動機并不盡同，需要具體分析。但是，從實質上看，提出這種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中間路線”的政治綱領，乃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反動。“因為他們既然堅持要使中國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就勢必要同帝國主義國家聯系起來，而帝國主義者卻不會讓中國成為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只會使中國成為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階級統治的殖民地。這正是蔣介石賣國賊所走的道路。”（劉少奇：《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
丁偉志當時是中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哲學組的成員，文革后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
1966年5月1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蕭前、李秀林、董新民、方克立的文章《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陰謀家》，里面有這樣一段話：
正當劉少奇同志在慶祝我們黨成立四十周年的大會上，號召我們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時候，鄧拓即刻起來，反對“把‘時文’當作八股公式”。他挖空心思地找到了宋代崇尚蘇氏父子文章時的諺語：“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他說：“歷代幾乎都有一些人擅長于‘時文’，這種人在當時往往很吃得開。另外有許多人，因為不喜歡‘時文’，就往往很吃不開。”
蕭前是艾思奇的助手，發表這篇文章是，他在人民大學工作，主要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而董新民是人民大學60屆哲學系畢業生，后留校；方克立為62屆哲學系畢業生，后留校，方克立在文革結束后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院長。
1966年7月29日的《人民日報》也報道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會議，并發表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憤怒聲討文藝界黑幫頭子周揚》的文章，在該文里也有這樣一段話：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是在中央直接關懷下召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同志在會上向代表做了重要講話，號召哲學社會科學工作人員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明確指示哲學社會科學必須以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為綱。陰險狡猾的周揚，一面剽竊黨中央的重要指示，在大會上大做反修報告，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一面又在小會或會外散布與中央指示精神針鋒相對的反革命黑貨，公開煽動學術界反對毛澤東思想，抵制反修斗爭，胡說什么“不能都去反修”，要“各得其所”，并且散布“讀書就是反修”、“考古也是對反修的貢獻”、“演《貴妃醉酒》也是配合反修”等等反動謬論。鐵的事實證明，周揚就是這樣一個政治盜竊犯，反黨的陰謀家，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如果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真的像目前所說的那樣是文革序曲，我很難理解為什么這個序曲在8月9日戛然而止？如果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是為了吳晗后面的大頭頭劉少奇，我更難理解為什么很多文章的作者，包括上海市委寫作組、關鋒、蕭前、丁偉志等等，要以這樣的口吻提到劉少奇？
目前我看到的回憶錄或訪談，大多不能很好地解釋這個問題，除了師東兵的《李雪峰訪談錄》。鏈接出處在這個訪談錄里師東兵寫到——
劉少奇也在會議上說：“你彭真到現在還嘴硬，你的個人主義膨脹我早就看出來了，你為什么要打著毛主席的旗號來騙我們？你就是一個陽奉陰違的兩面派，中央的修正主義就是你！”大家看到劉少奇這樣講，都跟起來了。”
李雪峰沒想到，這次會議能撤銷彭真的職務并讓他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他對我說：“當時，全國都在旋渦中，而北京是旋渦的中心。誰都不愿意來，但中央既然決定了，我只得硬著頭皮上任。”劉少奇說：“讓吳德當第二書記，你們倆搭班子，要保持團結。現在北京的情況比較復雜，等部隊調動完畢后，公開宣布這個決定。”
……
劉少奇對李雪峰說：“彭真這個家伙在歷史上和現實工作中都是反對我的。他總是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對我封鎖，不講真話。這一次把他揪出來也是我們黨多年來爭取黨內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對他的黑幫勢力的清理和斗爭。”
李雪峰說：“彭真過去是從來看不起我的，多年來我們對北京市的工作無法過問。名義上北京市屬于華北局領導，實際上是北京在指揮我們。”
幾天后，劉少奇又給李雪峰打電話：“我考慮很久，想讓王光美同志到清華大學蹲點，以便取得運動的發言權。最好讓她擔任清華工作組的一個領導職務，給她創造一個提高和學習的條件。你看怎樣？”
“很好，清華大學是北京運動的重點，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辦好這件事情。”李雪峰馬上作了部署。于是，1966年6月19日，王光美來到清華，正式參加了清華工作組的領導工作。
6月6日和8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繼續聽取李雪峰關于北京地區文化大革命的匯報，李雪峰提出：“這次運動，應該制定一個決定，明確打擊的重點是什么？黑幫和黑線的標準是什么？不然，群眾心里沒數，我們心里也沒數。”劉少奇當時還是很有把握的，他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比57年反右還要規模大，意義也深遠。現在還是要放手一些。我們要善于領導和敢于領導這次運動。首先要敢于領導，引火燒身，主動檢查自己的問題和錯誤，自己站在運動的前面；善于領導就是要避免被動，避免領導落后于群眾的那個局面。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和資產階級的權威人物，重點應該放在吳晗一類人上面，他們就是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階級敵人。不管出現什么問題，不要轉移了這個目標和視線，也不要分散目標，要讓廣大群眾和吳晗、廖沫沙、鄧拓一類的黑幫劃清界限，明確政策。知識分子有左、中、右三類，通過這次運動，要把他們劃出來。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確將來依靠誰，團結和打擊誰了。這樣便于我們對廣大群眾采取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方針……”
很少有回憶錄提到杭州會議時有“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內容，至少我沒有看到，但從3月下旬北京的布局可以看出，杭州會議應該提到了，且應該是主題之一。這才能解釋為什么之后各大報紙，特別是《人民日報》的報道內容是這樣的，這應該視為斗爭轉移的結果。
十：穿越時空的命運
雖然主看1966年，但我還是瀏覽了一下前后數年的報紙。在1975年年初至1977年年中的報紙上，我吃驚地發現了一個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名字——國務院副總理孫健——除了列入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名單外（《人民日報》1973年8月30日），在之前的報紙，這個名字找不到來處，在之后的報紙，這個名字從此消失。孫健，就好像一個來自平行宇宙的誤入者，不僅消失在前后的報紙上，也幾乎消失在“無所不知”的網絡里。
1975年1月19日《人民日報》刊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公告》上，孫健成為12個副總理中排名最后的那位。在隨后的兩年半里，國務院副總理孫健的單獨活動（視察、接見、出國訪問等），主要集中在1976年和1977年第一季度的對外交往上，如76年7月12日率代表團參加坦桑鐵路交接儀式并對贊比亞、坦桑尼亞進行友好訪問；76年10月22日會見芬蘭新任駐中國大使；76年12月8日會見日本高分子學者代表團；77年1月13日會見阿爾巴尼亞科學院代表團等等。在這些對外交往中，時任副總理的孫健，經常接見各國來華科學、學術代表團，我曾一度認為孫健必定出身于學術界。
1966年的報紙、197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名單和197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公告》上，也出現了一個我以前沒有聽說過的名字——李素文。在75年人大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公告上，李素文是22個人大副委員長中排名倒數第二位的，只排在另一個如孫健一樣神秘的人物姚連蔚之前。
和孫健、姚連蔚不同，李素文在《人民日報》和其他報紙上，其實經常出現（我個人孤陋寡聞而已）。63年和64年，李素文就是沈陽市商貿部門的勞動模范了。1966年，時任沈陽和平副食品商店副政治指導員的李素文，成為全國商業部系統樹立的三個標兵里唯一一個個人標兵，被授予“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稱號（《人民日報》1966年1月4日）。隨后，全國各行各業、特別是商貿部門，掀起了學習李素文的熱潮。在1966年的10月中下旬至11月上旬，李素文還作為中國阿爾巴尼亞友好協會代表團成員，訪問了阿爾巴尼亞。
在1966年的“突出政治”、學習毛主席著作、批判《海瑞罷官》、參加文化大革命、批判周揚、批判孫冶方、教育紅衛兵等等活動中，也出現了很多或者享有后來富貴，或者命運跌宕起伏的名字——時任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黨委副書記的張百發、北京永定機械廠工人工程師倪志福、先任北京第三建筑公司青年突擊隊長后任北京市建筑材料供應公司黨委副書記的李瑞環（李瑞環是當年樹立的幾個“工農兵哲學家”之一，在1966年第六期《哲學雜志》上發表了他的文章。《人民日報》在1966年5月14日也刊登了他寫的《痛擊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挑戰》）、山東省青島市國棉八廠副廠長郝建秀、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上海國棉一廠織布擋車工楊富珍、西北國棉一廠細紗擋車工吳桂賢、太原紡織廠細紗擋車工解悅，乒乓球國手莊則棟、全國勞模時傳祥等等。
這些人里面，有幾個在文革后依然位居高位。后來曾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張百發，在文革時升官并不算快，一直在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和北京市建工局，文革結束后任國家建委副主任；后來官至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環，文革時任北京建筑木材廠黨委書記、北京市建筑材料工業局黨委副書記、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文革結束時任“毛主席紀念堂”現場指揮部黨委書記，算起來是也在官僚體系里一步步走上去的；后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郝建秀，在文革時擔任青島國棉八廠副廠長、青島市革委會副主任、山東省省委常委等職，文革后任紡織部副部長，也算是按部就班升遷的。在文革前后都能保持高位的，應為“三朝不倒翁”倪志福。文革開始時，倪志福是北京永定機械廠工人工程師、全國勞模，毛主席逝世時，倪志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華國鋒上臺后，倪志福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鄧小平、胡耀邦上臺后，倪志福繼續留任。
這些人里面，跌宕起伏的更多。
時傳祥在文革期間的派性斗爭中卷入頗深，是30萬人“捍衛團”的領導人，他旗幟鮮明地支持老紅衛兵（即以高干子弟為主要代表的最早的紅衛兵組織）。在文革后，75年病逝的時傳祥，被作為文革犧牲者代表之一大肆宣傳，而文革中支持老紅衛兵導致與“四三派”、“四四派”紅衛兵、造反派的矛盾沖突甚至武斗，卻被淡化或被掩蓋了。
解悅在文革初即成為“山西省革命造反聯絡總站”副主任，后來成了省革委會常委。因為解悅在文革期間并非一帆風順，文革結束時并非大官，因此在文革后雖被視為“三種人”，被關押審查許久，但應沒受太多罪。
莊則棟的經歷很多人都知道了，這個乒乓球國手，在文革末期擔任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人民日報》1975年1月19日），文革結束后被關押4年。
吳桂賢，在文革開始時依然只是一個普通的紡織工人，68年即任陜西省革命委員會委員，69年成為中央委員，1975年年初成為國務院副總理，排名第8位，在華國鋒、陳永貴之后，王震、余秋里之前。很顯然，吳桂賢在文革期間升得太快了，因此文革結束后被擼官，被審查，之后直接退回國棉一廠。
陳永貴的經歷和吳桂賢比較類似，也屬于文革期間快速位至高官的人之一，在文革后也遭遇了和吳桂賢一樣的命運。陳永貴是幾個人中間最著名的，因此在審查結束后，“自愿”去了北京東郊農場。
姚連蔚和孫健一樣，都是突然冒出、突然消失的人物。1969年4月2日，姚連蔚第一次在《人民日報》上出現，就位列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主席團名單了，排名在范文瀾之后。73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人民日報》1973年8月30日），197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成為排名最后的副委員長（《人民日報》1975年1月19日）。1977年5月24日以后，姚連蔚不再在報紙上出現。姚連蔚是“工聯”造反派的頭頭，是鄧小平口里的“三種人”，因此被關進了監獄。
文章剛開頭提到的孫健，文革前不過是天津的一個翻砂工，文革末期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文革結束后，孫健也接受了關押審查，之后被送回天津機械廠。
文革后運數急變的還有參加了69年珍寶島戰役的戰斗英雄孫玉國。孫玉國的此戰結束后，即作為珍寶島反擊戰的代表參加了九大，74年成為沈陽軍區副司令員。77年被關押審查。審查了5年后，孫玉國以團職退伍。
更慘的是于會泳。于會泳在1953年就開始在《文匯報》、《新民晚報》等報紙雜志上發表音樂評論和音樂作品。文革開始前，于會泳在上海京劇團工作，參與了《海港》、《智取威虎山》、《杜鵑山》、《龍江頌》等現代京劇的音樂創作，是京劇改革的支持者和身體力行者。1975年擔任文化部部長（《人民日報》1975年1月19日）。文革一結束，于會泳就被視為“江青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之一而受到關押審查，審查期間服毒自盡。
命運跌宕的還有個出名的“小人物”錢浩梁。文革結束后，錢浩梁即被關進監獄，5年后才釋放，之后又被發配至石家莊。不過，和很多人相比，錢浩梁還算比較好命的。
穿越幾十年時空，再次看這些人的命運時，我發現了兩個有趣的事——
一來，在幾乎所有的回憶錄和講述文革歷史的文章中，這些文革中位居高位、文革后跌入深淵的人物，都會被描繪為“粗俗”之人，亦即所謂的“下愚”。
比如說姚連蔚、孫健、陳永貴、吳桂賢等人，在文革后刀筆吏的描繪下，簡直就是“二百五”或者“老憨”。這樣的描繪，也愈發加深了大家對“文革就是一場鬧劇”觀點的認同。雖然文革后的這些人，如姚連蔚、孫健、吳桂賢等，已經證明了即便在商業大潮中，也可以是很不錯的弄潮兒。
在騰訊網的一篇《珍寶島英雄孫玉國的沉浮：與蘇俄貿易獲利千萬》的文章中鏈接出處這樣報道孫玉國
孫玉國回到家鄉沈陽來了，他的家從一個普通群眾的住宅搬進了一所獨門獨院的日本式小樓。身居高位，宦途坦蕩，以往那個豁達、開朗、直率的孫玉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他越來越大的氣派。孫玉國的火氣也奇怪地大了，一旦忤逆了他的意志，他會毫不客氣地訓斥自己的下屬。
奇怪的是，這樣的“毛脾氣”，對亮劍中的男主角來說，是“夠男人”的表現；對許世友來說，是夠直率的表現；對彭德懷來說，是夠真誠的表現，但對“文革新貴”孫玉國來說，就成了他的罪狀。這似乎也說明在關押審查時，找不到發跡后的孫玉國的其他劣跡，只能拿脾氣說事。
第二個有趣的事，是大家在談論文革時，從來不說文革后的清算。
文革后的清算，一直持續到83年“嚴打”以后，在這7年左右的時間內，有不少人或被關押或被解職或被殺或自盡。這樣的事，如果發生在文革期間，就是文革罪證；發生在文革后的清算，就是撥亂反正；發生在改開期間，就是正常現象。
姚連蔚、孫健、孫玉國、吳桂賢等人的治國水平如何我不知道，不過于會泳確實有音樂和管理才能。（于會泳譜的曲子《幸福花開遍地香 ）
我個人認為陳永貴非常有才干。在1966年3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陳永貴的談話，內容是關于大寨大隊在勞動管理中如何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篇講話稿很有邏輯，也實事求是，即講辯證法，也講方法論。文章太長，給個鏈接吧鏈接出處
這些人（沒有包括上海革委會和“四人幫”成員的命運，因為他們的命運太跌宕了，不是此文可以涵蓋的）在文革前后為什么會運數有別？我想了很久。目前還未能得出一個定論，因為我不能盡知他們與文革中兩派的關系，但從這些人文革后的結局，也可以大致得到一些結論：
文革期間“坐直升機”的，文革后必一擼到底。因為這些人沒有正常地循官僚體系、走“正常升遷”之路。這是對官僚體系的挑戰，官僚體系自然也會“秋后算賬”。
文革期間走“造反起家”這條路的，文革后必被打入地獄，且萬世不得翻身。因為權柄必由上出，由官僚體系出。這就是為什么當權派最恨造反派的原因，同時也是1966年雖幾派紅衛兵爭斗但大局相對還是穩的，1967年后造反派興起，某些人就開槍的原因——對權力的挑戰，是一切官僚最不可容忍的。
姚文元如果只是寫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他還不需要將牢底坐穿。這從其他也批判吳晗的人的命運就可以看出來了。但姚文元參與了67年的上海1月奪權。因此他姚文元必須以自己的后半輩子為奪權“付賬”。
1976年至今的文化清洗，其實是非常有效的，所以現在我們才有這么多人這么地盼望清官——有清官多好，自己不必費心想事，不必以自己后半輩的生命押寶去做幾率甚小的奪權，不必糾纏什么銀行、國企私有化，只要企盼天上掉下個清官來，就可以打退妖怪，王子和公主、猥瑣男和市儈女就可以從此幸福地在一起了。
所以，反對造反派的不僅僅是官僚，也包括企盼盛世的百姓。所以，這些百姓非常開心地打倒攪局者，并踩上一腳，讓其永世不得翻身。
至于豪強兼并、百姓苦楚，也沒什么，幾千年不也這么過了么？只要不到典兒賣女的地步，就忍著，一邊忍一邊痛罵那樣敢于反抗的“山賊、強盜”。如果最后自己也不得不做強盜了，那更好，掙個江山出來，就可以自己在上別人在下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是承平時代說的話，真掙出個江山來，自然要再次請出孔老二來，讓細致的等級制度繼續存在下去。
毛澤東試圖推出一個真正的工農兵共治、民眾共享的中國，這種反歷史的行為自然是官僚和走資派極度痛恨并必須抹黑的。
這就是歷史。
突出政治的生動一課
陳永貴談大寨大隊在勞動管理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經驗
編者按：按照什么方向，根據什么原則，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這是一個是不是突出政治和怎樣突出政治的問題。陳永貴同志這篇關于大寨大隊改進勞動管理的談話，生動地說明了政治是統帥、是靈魂這一光輝真理，提出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經營管理的方向。
幾年來，大寨黨支部活學活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運用階級斗爭和唯物辯證觀點，從多方面總結勞動管理工作的經驗，提出了幾項重要的原則，可供各地參考。
大寨大隊的經驗說明，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經濟。集體經濟的內部充滿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的斗爭。經營什么？靠誰經營？怎樣經營？都有一個道路和方向問題。因此，每一項制度和辦法的制訂，都要從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出發，時刻抓緊興無滅資的斗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大寨大隊的經驗說明，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必須加強黨的領導，提高人的思想覺悟。集體經濟的各種制度（包括報酬制度）和辦法，必須有利于改變人們的自私心理，有利于發揚集體主義思想。
大寨大隊的經驗說明，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分配制度，必須正確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勞動報酬制度的確定，既要承認差別，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又不能使差別過于懸殊；既要反對絕對平均主義，實行多勞多得，又不要搞物質刺激；既要有一定的制度和辦法，又不要搞煩瑣哲學。總之，必須以充分調動廣大社員的勞動積極性為原則，而不是只調動一小部分人的勞動積極性。
陳永貴同志的這篇講話，也提供了在實踐中學哲學、用哲學的好經驗。人的正確思想從那里來呢？怎樣“一分為二”地看待一切事物、進行具體分析呢？讀一讀這篇講話，很可以得到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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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來，各地有不少同志來信要我談一下大寨的勞動管理工作，來訪問大寨的同志也想了解一下這方面的情況。現在我就這個問題大概說說，也算對以上同志的答復。我說的不一定對，不過我愿意和同志們共同研究，希望大家提出批評。經營管理必須堅持兩條道路的斗爭。
首先要抓住階級斗爭這條綱，用毛澤東思想為武器，作好政治工作，教育干部和社員提高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覺悟，提高政策水平；同時建立一套能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的管理制度，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
大家說經營管理工作重要，這話不假。那里的經營管理工作搞得好，那里的生產就好；那里的經營管理工作搞得不好，那里的生產也就難搞好，十有八九是這樣。這為啥？
毛主席告訴我們，過渡時期，我國還有階級，還有階級斗爭。這個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在咱農村大量地反映在經營管理上。經營啥？怎樣經營？靠誰經營？這些事可以說天天爭吵。為啥爭吵？就是因為里面有兩條道路、兩種思想的斗爭。我們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有的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主張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有的人要搞個人經營。他們的想法落空了，就要起來反對，有時鬧得黨的方針、政策貫徹不下去，群眾的生產勁頭就鼓不起來。最后，一些工作拖后，生產計劃落空。他們又說是集體經濟不好。這些情況擺在眼前，不斗爭當然不行。要斗爭離不開兩方面：最根本的方面，是要用毛澤東思想為武器，作好政治工作，也就是要教育干部和社員提高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提高政策水平，懂得階級斗爭是長期的，不是短時的，樹立起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大膽踏實、改天換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雄心壯志；另一方面還要有一套能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的管理制度，讓每個社員都能按照集體經濟的規章制度辦事。這兩方面工作做好了，也就等于堅持了政治掛帥，就不怕生產上不去，也不怕工作搞不好。大家說經營管理工作真個是重要，我體會道理就在這里。
怎么能把經營管理工作搞好呢？這又是一件不太好辦的事。就說勞動管理吧，它本身包括很多內容，牽扯的面也很廣，它同每個社員有牽連，同每件農活有牽連，同每天的時間有牽連。加上各家有各家的情況，各地有各地的條件，究竟采取啥辦法，也不能用一根尺子去量。不過無論那一種地區，盡管條件不同，有些原則我想應當是一致的，這些原則必須堅持。這就是：
第一、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防止資本主義影響，使集體經濟得到鞏固和發展。這是一切工作的綱，經營管理工作更是這樣。
為啥在經營管理上一定要堅持這條原則呢？前面說過，有階級就有階級斗爭，這從實際當中也看得清清楚楚。我們要求因地制宜，實行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方針；有人卻主張農商一起來，扔下種田去搞副業，還說啥：“吃糧靠集體、花錢靠自己。”我們要求發揮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改進集體經濟的管理制度；有人卻嚷嚷單干的好處，主張包產到組、包工到戶、牲畜下放、副業包干。我們要求依靠貧下中農；有人說土改靠貧農，生產靠中農，副業靠商人；又說地主沒地啦，富農不富啦，都是靠工分吃飯，人人都一樣。我們要求一切堅持政治掛帥，報酬上要承認有差別；有人強調工分掛帥，物質刺激，要求高工分。我們要求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有人強調分光、吃凈，過一天說一天。我們要求當老實人，說老實話，按國家政策辦事；有人主張多產少報，擴大災情，隱瞞糧食，搞自由買賣。這不是明擺著的階級斗爭嗎？所以，我們首先要抓住階級斗爭這條綱，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否則那就會象盲人趕瞎馬，冒打冒撞，就會離開正道，走上斜道。對一些人來說，資本主義是熟道道，不把他們向社會主義這方面領，他們自己就會向那方面去。
怎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呢？大家知道，過去資本家有資本家的章程，地主、富農有地主、富農的章程。但是，這些章程千條萬條總歸是為他們自己的階級服務的。我們現在是建設社會主義，所以我們的章程必須從維護社會主義的集體利益著眼，絕對不能再把資本主義制度的舊套套搬到我們社會主義的事業上來；要聽貧下中農的話，要為多數人的利益著想；要考慮到本單位，更要考慮到全國、全世界。如果不是這樣的章程制度，訂下也沒用，相反地會讓資本主義得勢。
第二、體現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進一步鼓起廣大社員的干勁。我們干啥工作，目的都是要鼓起廣大社員的革命熱情，搞好生產，發展集體經濟。所以我們訂啥制度也要有利于鼓起廣大社員的集體生產勁頭，有利于推動科學實驗和技術改革，有利于保證農活質量。這才能起到制度的作用，不然，就會白搭工。不能把制度和生產看成兩碼事，說的一套，作的一套。這樣群眾不信任，自己有時也沒辦法開銷。有人說要鼓起社員的干勁，就要靠物質刺激。我說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要堅持的，不能用絕對平均主義，絕對平均主義現在不能用，將來也不能用。但是不能搞物質刺激，也不能把多勞多得和物質刺激混在一塊。這就是說，差別是要承認的，但是不能差別太大。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調動起廣大社員而不是一部分社員的集體生產積極性，才能有利于搞好集體經濟。
第三、堅持簡便易行，有利群眾，作到有制度不煩瑣。如果制度過于煩瑣，實際上就等于沒有制度了。大家每天要干的是生產勞動，不是搬制度。勞動一天回來兩腿泥，誰有好氣去費那些腦筋呢？再說社員有不少人是老粗，弄得過細，反倒把他弄糊涂了。從效果上看，弄得再細也不見得能把所有矛盾都解決了，反而把社員養成了斤斤計較的習氣。有人認為，制度粗了就不能體現按勞分配，或者說越細越好。我看不能這樣認識好和不好。不能只從表面上看，應該用發展生產的眼光去看，從多數社員的要求去看，從社會主義方向去看，不要看見道道多就好，畫只老虎添上個翅膀，不見得群眾歡迎。
第四、堅持因地制宜的原則，訂出適合當地條件的具體辦法。這就是說，不要死搬硬套，不能脫離實際，不要光從腦袋出發。要按當地的實際情況辦事，要按生產基礎和社員的覺悟水平辦事，要按黨的方針政策辦事。當然也不能束手束腳，要敢創、敢干。只要合乎黨的政策，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有利于集體經濟的發展，簡便易行，有利群眾，就是好制度。
第五、堅持干部參加勞動的制度。有人認為勞動和工作有很大矛盾，要做好工作就不能參加勞動，要勞動就不能工作。我說不能這樣看，勞動本身就是做了一部分工作，你不參加勞動，就等于沒有作好工作，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事實也是這樣，那里干部勞動好，那里的生產就好，社員也好領導。
干部參加勞動，還不能只是跟在社員屁股后面“死勞動”，要是把自己降到一般社員的水平，只是埋頭生產，也不見得能把工作全部做好。怎樣才能“活勞動”呢？一個是要扛三活，就是要做重活、臟活、關鍵活，要給社員樹立好的榜樣。假設自己挑肥揀瘦，不只起不到好作用，相反地社員會對你不滿意。再說有些關鍵農活自己親手做出樣板，就容易搞好。二是要在勞動中進行科學實驗，摸透自然的脾氣，不然，就要吃自然的大虧。這方面我們的經驗教訓很多。三是要在勞動中，作政治思想工作，不能把勞動和政治工作分開。社員們除了吃飯、睡覺，每天都在勞動，這是很重要的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時間。在勞動中也最容易看出問題，看出了問題，就得及時解決。這樣，就能搞好管理工作，有利生產。
第六、堅持政治統帥管理的原則，把管理制度建立在群眾自覺的基礎上。這樣，制度才有生命力，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不要抓政治不管制度，抓制度不管政治。不要把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弄成兩張皮。在訂制度的時候，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揮群眾智慧，讓社員大家制定，大家執行。不要只是少數干部包辦代替。遇到違犯制度的問題，也要大家討論，大家處理。不然，即使好制度也不會得到好的結果。制度建立在社員思想覺悟的基礎上，標兵工分、自報公議等勞動管理制度，是在積累了生產、管理經驗，特別是在社員的思想覺悟提高的條件下產生的，是政治和管理相結合的辦法。既堅持了社會主義經營路線，體現了按勞分配的原則，更好地調動社員的集體生產積極性；又簡便易行，適合當前大生產的需要。政治和管理相結合的新制度標兵工分、自報公議。在大寨現在的勞動管理中，計酬辦法究竟是一種啥辦法呢？要說名堂，就是“標兵工分、自報公議”。具體作法是，在日常勞動中，記工員只記每個社員的工別和出勤天，分早上、上午、下午，誰做了啥活，到月底評比總結。方法是先看看這一段數那些社員勞動態度最好，出勤最多，干的活質量最高，就評他們為“標兵”，然后規定出標兵一天應得工分。有了標兵人和標兵分，就等于有了標尺，其余的人按照自己的體力強弱、技術高低、勞動態度，自報自己一天應得的工分。社員自報以后，讓大家評議。大家對自報的工分沒有意見，按自報記工。個別人自報的不合適，高啦低啦，由大家評議修正。
開初我們是隔一兩天評一次，后來改成十天、半個月、一個月一次。我們體會，時間過短了不好。因為時間短了，會增加好多麻煩，同時要衡量每個社員的勞動態度，在一兩天內是不容易看出來的。經過一段時間，也能和各段農活安排基本上結合起來。
為啥要評選標兵？因為有了標兵，不只在評工當中大家有了衡量自己的標尺，就是在平素勞動中也有了樣板，對標兵來說也是一個鼓舞。這樣，相互之間還可以取長補短，開展競賽，實際上也是一種政治和管理相結合的辦法。所以確定標兵，比按底分去評的辦法，好處多。
為啥不以底分作基礎呢？因為以底分作基礎，最容易給社員套上框框，會限制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個別不自覺的社員，還會鉆底分的空子，不好好勞動。有些勞動好的社員，本來可以多掙分，因為底分的限制，他會少報，評的人也因底分作怪作出不切實際的決定。我們現在不以底分作依據。現在社員也有底分，是作為評攤義務工、評攤非生產用工的依據。按底分攤義務工，使勞動力強的多攤一點，勞動力弱的少攤一點，是合理的。
為啥自報公議呢？自報公議，本身是一項很重要的政治工作。自報公議，實際上是一種自我檢查，自我教育，開展兩種思想和兩條道路斗爭的過程，也是思想革命化的過程。實行自報的好處，還能提高社員的自尊心，步步養成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同時，也是自己對自己的鞭策。從公議來說，更是有表揚有批評，本身就是一場大評比，這樣就把管理制度和突出政治結合起來了。實行定額不能解決的問題也解決啦。
標兵工分、自報公議的好處。按照我們幾年來的體會，這個辦法，既堅持了社會主義的經營路線，體現了按勞分配、等價交換的政策，調動了廣大社員的積極性；又簡便易行，適合當前大生產的需要；也能發揚共產主義的積極因素。好處我看能擺出這樣幾條：
第一、擺脫了煩瑣的定額制度，騰出了更多時間。廣大社員因為取消了每天晚上評工記分，可以騰出時間來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文化、學習技術。取消了定額，廣大干部更輕松，如同摘了一頂愁帽。過去天天評工記分和經常修訂定額，誤工很多，往往不是白天參加不了勞動，便是晚上十二點多了還沒有睡覺，有時把腦袋弄得暈頭轉向。現在，一兩個月評一次工分，只花幾十分鐘時間就完事，節省了時間，就更有條件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和考慮其它問題。干部社員都很滿意，他們說現在的方法是：“評工爭標兵，簡便不煩人，按勞記工分，報酬又公平。”
第二、報酬不懸殊，更好地實現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過去按包工記分，有的一天掙幾分，有的一天掙幾十分，高低差別很大。現在，不同勞力和不同技術，所得的報酬是有差別的，但是這個差別不大。拿去年來說，以各類勞動力的情況看，有技術的強勞力平均每天得十一分，中常勞力九點五分，半勞力七分，輔助勞力五分，最高和最低比較相差一點二倍。再拿畜牧業和副業人員說，工種不同，技術高低的要求和辛苦程度不一樣，報酬不一樣，可是差別并不大。象鐵匠、石匠，技術要求高，勞動量又大，所以比同等勞力的工分高百分之十九；飼養員（包括繁殖）高百分之十五；木匠高百分之十一；做粉條、放羊的只高百分之十。這樣就避免了高工分的出現，有利于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能更好地調動全體社員的集體生產積極性。
第三、逐步改變人們的自私心理，逐步樹立共產主義思想。首先，克服了搶爭工分的現象，注意了農活質量。在沒有執行這種辦法以前，人們總是爭工分，吵工分。實行了這種辦法以后，因為取消了定額的限制，社員們不怕完不成定額受罰了，也不怕有些取巧社員鉆定額的空子來多掙工分了。大家想的和議論的是：怎樣學習提高農業技術，怎樣保證農活質量，爭的是當“標兵人”、作“標兵活”，大家希望的是政治榮譽，而不是個人利益。我們粗粗地計算了一下，近二年來，全大隊有八十多人，做活質量好，當過標兵和五好社員，占到勞力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多。在農業行里能當全把式的社員有三十多人，比一九六二年以前增加百分之五十多。其次，自報的時候是按照所做農活的數量多少，質量高低，合理地來確定自己應報工分多少，所以每個人不得不考慮自己應該有一個什么態度。如果自私自利，光考慮個人利益，多報了工分，讓大家聽了以后，會說自己自私落后，所以他總要進行一番思想斗爭，都要和前后左右的社員比一比。通過這場評比，實際上是對每個社員的一次鑒定。再次，在評比的時候，不光是評某一個人做活多少，質量好壞，技術高低，最根本的是評了思想，評他的勞動態度。如果思想不過硬，就要幫助他，找根源，認危害，檢查原因。這樣就既教育了有缺點的社員本人，也教育了大家，可以從根本上提高廣大社員的政治思想覺悟。
第四、干部不包辦代替了，更充分發揚了民主。過去是社員勞動，干部驗收；社員勞動，干部記工；社員犯錯誤，干部批評。結果是干部出力不討好，發揮不了大家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了“干部是管人的，社員是人管的”這種壞現象。好多事情，因為沒有認真執行民主辦社、民主管理的原則，干部跑斷腿，磨破嘴，完不成任務。有些社員還說風涼話，放冷槍。實行這種辦法以后，工分多少，檢查驗收、社員勞動好壞等等，一切由群眾自己討論，自己處理。這樣，說話的人多啦，管事的人多啦，能看得見，聽得到，比靠少數干部管得更好。也克服了干部的包辦代替，發揮了大家的智慧，干群關系進一步密切了。同時把干部也放在了社員的監督下，干部和社員一樣勞動，一樣記工，一樣受獎受懲，可以使干部永不變質。
第五、檢查驗收也省事了。實行現在的計酬辦法，是不是還要進行檢查驗收？這道工序我們現在還用，不過比以往省事多啦！心里也覺得踏實。過去，實行的是事后檢查驗收的辦法，主要是靠干部。這種辦法弊病很多。首先，發現農活達不到質量的時候，已經錯過操作節令，成了馬后炮。其次，單憑干部檢查，作不到逐壟逐苗普遍檢查。大寨的土地分散，溝溝洼洼，圪梁坡，那里也是地，跑上半天，明活看清了，暗活只能看個大概，出力不小，效果不大。有時，有些一向勞動好的社員，偶然有一壟活沒做好，檢查出來了；可是有些一向勞動不好的社員干的孬活，卻沒有被發現。再次，干部誤工多，妨礙參加生產勞動。往往一到檢查的時候，干部東坡上去，西坡下來，受了累，誤了工，社員還不滿意，說是干部掙了“游蕩工分”。隨著計酬形式的改變，和黨支部對廣大社員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加強，現在的檢查驗收真正是貫徹了群眾路線，人人檢查，時時檢查，對不合質量的農活，作到了及時發現和及時糾正。比如社員賈成運有一次去鋤苗，他想下午鋤得快點，第二天就省得來了，可是鋤過后他又感到質量不算好，第二天起早又去自動加了工。有一次趙素小在鋤苗中鋤得快，質量差。賈來恒發現后，就隨時對他指導。在地頭休息的時候，還向大家講了提高農活質量的重要性，并組織大家開展了討論。時間長了，絕大部分同志都養成了習慣，做到了眼勤、耳勤、腦勤、手勤、腿勤、嘴勤。現在的檢查驗收，主要是干部在勞動中進行指導，社員在勞動中互相監督。干部專為檢查耽誤的工沒有了，農活質量比過去提高了。只要干部能提出要求，大家就可以按要求辦事。
新辦法是逐步在老辦法上發展出來的。
它是隨著我們大隊生產的逐步發展，隨著廣大社員的社會主義思想覺悟不斷提高，本著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原則，在老辦法上改進出來的。十多年來，我們大約經過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死分活評。在農業合作化時期，大寨的計酬辦法是簡單的“死分活評”。那時每天干完活以后，就根據每個人的底分和當天的工作量，在地頭評工。因為大家的思想水平還不高，加上方法不夠好，天天太陽還有一竿高就評開工了。評的分多了沒話說，評的分少了亂嚷嚷，常常是左評右評也評不下來。結果，還是隊長說，記工員記。他們形容這種評工辦法是：“干部圖省心，社員怕惹人，評工不吭聲，最后記底分。”
因為按底分記工，在當時有兩個矛盾不好解決。一個是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大家的勞動積極性，特別是有些尖滑社員，能多干也不多干，說什么“干多干少一樣分，誰也不是十傻十呆”。再一個是隊長不好派工，一遇臟活、重活，老實人好說，尖滑人總是挑三揀四，弄得干部實在沒辦法。
當時為什么民主評工評不好呢？為這事干部們尋找過不少原因，找來找去，最根本的一條還是思想問題。辦社時間不長，人們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還是一條生道道，有些富裕中農還思思謀謀想往單干發財的老路上爬。在這種思想支配下，自然就對集體經濟采取了自由主義和不負責任的態度。評工也就不能盡情合理了。
第二階段，實行定額管理，按件記工。一九五六年成立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后，大寨學習了武鄉縣窯上溝大隊“農活定額”的經驗。這就是把所有農活按照活輕活重、技術高低、責任大小、操作難易，分類排隊，實行“分級定額，按件計酬”的辦法。這種辦法，在當時倒很能調動社員的集體生產積極性，干多少活，記多少分，有一大部分農活也用不著再為評工記分爭吵了。實行了這個辦法，社員的勞動積極性高了，有些農活也好派工了，對集體生產起了推動作用。可是新的問題又產生了。
首先，是農業活計復雜，項目多。象大寨這樣的土地，一畝幾十塊，坡坡洼洼一塊一個樣，作起定額來真麻煩。就拿耕地說吧，這是農業行里很普通的一項農活，可是搞起定額來就有十個不一樣。你看，作物茬口不一樣；地塊大小不一樣；地遠地近不一樣；工具好劣不一樣；牲畜好壞不一樣；土質松緊不一樣；要求深淺不一樣；春夏秋冬不一樣；深耕翻耙不一樣；條件一變又不一樣。
正是這種差別，搞一次定額，要花費好多時間，費很大力氣，定出來一遇天氣變化，或者其它自然條件的影響，定額還得修改。為了這些，干部們誤工很多，往往不是參加不了勞動，就是半夜多了還沒睡覺。
還有一個問題是不能保證農活質量。在制訂定額的時候，雖然也規定了農活的質量標準，可是因為定額的限制，有的怕完不成定額受懲，積極趕工，忽視了質量。有少數社員為了多掙分，就只圖快，不顧質量。靠檢查驗收吧，一來土地分散，做活分散，沒有這樣多的時間；二來有些農活也沒法檢查。結果有的社員顧了質量，進度慢一點，倒少得了工分；個別尖滑社員只求數量，不顧質量倒多掙了工分。最后還是老實人吃虧，尖滑人沾光。
我們還體會到，用這種辦法，會助長人們的斤斤計較。有的人早上出勤問工分，到了地里吵工分，晚上回來爭工分，好象沒有工分就沒有命。在地里勞動是包到那里干到那里，和尚打家伙各顧各，鋤地不剜邊墻草，刨邊不管揀石頭。你問他為啥看著石頭不搬出去？他說：這塊石頭沒有號上工分。這種情況當然不是普遍的，但個別人往往影響到整個工作。所以定額管理有它的好處，也有它的缺點，象大寨這樣的地方，社員們就感到難制訂，難調整，難驗收，難執行。
第三階段，分項計酬。上述辦法實行了三、四年，只田間農活搞了一百三四十種勞動定額。老問題還沒有解決好，新問題又出現了。社員們越來越多地議論說：這種辦法不行。一九六○年大隊黨支部和管理委員會，為了解決上面說的矛盾，便和群眾商量，對以上辦法進行了修改，實行了“農活分項計酬”。這種辦法是對不同農活，采取了不同計酬辦法。對于明活，就是數量、質量容易計算和容易檢查驗收的農活，象擔糞、鋤草、擔莊稼等，仍然按照勞動定額，實行按件計酬；對于土地基本建設和一般農活，一律采取了評定標兵、自報公議的記分辦法。具體作法也就是現在這個辦法。因為初實行這種辦法，缺乏經驗，也出現過些問題。有的社員怕別人說自己自私，就少報工分，也有個別人故意多報工分。不過經過黨員、團員和貧下中農的各方面工作，一般還是可以作到公平合理的。
第四階段，標兵工分、自報公議。一九六三年夏天一場水災，房子塌了，地沖了，田里的莊稼沖的沖，淤的淤，歪的歪。這時候那里也需要人，那里也需要工。看到這種情況，社員們迫切要求向災害斗爭，再也等不得有什么定額，要什么工分了。白天干，黑夜干，男女老少一齊出動，能干啥就干啥，挨著干啥就干啥。有時一個人作兩個人、三個人的活。有時一個人一天做四、五種農活。干過一段后，應當怎樣記分？把干部難住了，怎么辦？最后決定讓社員討論，聽聽大家的意見，究竟怎樣合適。
在討論中，廣大社員說：“評工記分也好，按件記分也好，都是為了調動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把生產搞好。要是光為多掙工分，誰也會，可是不顧農活質量，生產怎么能搞好？怎么能保證農活質量？”看來單純依靠檢查是不行的，要緊的是依靠群眾自覺，用社員的話來說，就是“定額先定心”。一些復員軍人也對黨支部說：部隊上打仗，并沒有規定打死幾個敵人給多少報酬，可是大家也拼命地往前沖呀！沖！只要人人自覺起來，要不要定額都可以把農活做好。
從這里，大隊黨支部和管理委員會認識到，關鍵問題在于提高社員的思想覺悟，社員的思想覺悟不高，多嚴格的制度也難免出漏洞。我們就開始琢磨在勞動管理上既能按勞分配又不煩瑣的制度。決定把黨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加強對社員的思想教育。這樣，黨支部就反復向社員講清農活質量和產量的關系；產量和工分值以及社員個人收入的關系，使社員們普遍提高了思想覺悟，認識到要想增加個人收入，必須提高產量，要想提高產量，必須認真勞動，保證農活質量。在這個基礎上，又進一步和社員共同總結了原來的計酬辦法，從好壞對比中，決定實行“標兵工分、自報公議”的辦法。
不訂基本勞動日，只訂出勤天
基本投工制——就是原來的基本勞動日制度，是勞動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每個社員都確定了投工的數量，就能做到集體、個人心中有數，能有計劃的發展生產。和全國許多兄弟單位一樣，大寨從高級社時期起就執行了這一制度。但是，從一九六三年起，我們改為不訂基本勞動日，只訂出勤天了。
起初我們執行基本勞動日制度，最大好處是能促進社員多投工，可以把投工和完成定額結合起來。所以對加強集體生產責任制起了推動作用。但是這種辦法，我們逐漸感覺它有四個方面的缺點：一是在評的時候不好掌握，因為每個社員的體力、年齡、技術等等，都是千差萬別的，任憑你掛鉤呀，排隊呀，都很難掌握得公平合理。二是基本勞動日完成的多少，和定額包工、干部派活有很大關系。同等勞力，同樣勞動態度，干的農活不同，得到的報酬也不同，完成基本勞動日也就有了差別。有時同等勞力，同樣勞動態度，做同樣農活，山區的土地復雜，包工免不了一眼高一眼低，得到的勞動日也不一樣。這樣，有些社員想做工分高的農活，想做有包工的農活，給派工增加了好多麻煩。三是有些社員為了不受罰，趕工分，超額完成基本勞動日，有時就不顧農活質量。讓他返工吧，時間來不及；不返工吧，計劃落了空；扣他工分吧，他給你來個“羊群沒了羊群找”，有時干部也看不到。四是獎懲時不好辦，有些老實社員，顧了農活質量，少掙了工分，沒完成基本勞動日，最后得受罰；有少數取巧的社員，干的活質量不很好，多掙了工分，超過了基本勞動日，最后還能受獎。因為這事常常發生爭吵，后來就實行“雙定”，既訂出勤天，又訂基本勞動日，可是這也“卡”不住，反而更麻煩了。
怎么好？干部們在研究中，不少人這樣說：“干脆訂出勤天算了。訂上出勤天，能保證出勤，掙工分多少，要按他的勞動態度去評，又簡單，又利索。”大家思想一致了，就由訂基本勞動日，改為訂出勤天。這就是，不管你勞力強弱，只要有勞動能力，都要訂出勤天。至于誰訂多少合適，這比訂基本勞動日就好辦多了。除個別婦女有家庭牽扯，要按情況照顧外，其余的人只要除了必要的假期就能訂出來。
出勤天訂好以后，按期進行檢查、評比，同評工分一樣進行。出勤多的適當給以表揚和獎勵，無故缺勤的要分別情況對待，該批評的批評，該處分的處分。如果因為頭疼腦熱，特殊事假，那一個社員也不可避免，類似這種情況就不能過分計較。
在剛實行這種辦法的時候，有些人提出定工是不是可以分出忙閑？是不是和基本口糧、交納公共積累結合？經過考慮，大家認為用不著，反正忙月、閑月，沒有特別的事情每天都要勞動。冬天是農閑，農田基本建設任務更大。至于完不成出勤就要扣口糧，或者重獎重罰，更不是好辦法。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越冷越打顫，越熱越出汗。”最后還是自己作下自己吃。這在前幾年已經有了教訓，所以我們沒這樣作。
訂出勤天有點什么好處呢？我們認為首先是比基本勞動日簡便易行，可以大大減少過去訂基本勞動日的麻煩，節省了時間，少了人和人的爭吵。第二，出勤天因為和定額摘脫了鉤，就容易作到公平合理。第三，保證了農活質量。第四是獎懲更加合理。
勞動組織要跟上生產需要
要跟上生產需要，勞動組織也得不斷吸取經驗，逐步改進。一九五三年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剛建立的時候，我們是兩個生產隊。為了便于組織生產，每個隊分成三個作業組。當時，組長和組員都是固定的。有了固定的作業組，生產隊長安排好農活，就由作業組長領著組員去干。這個辦法，責任明確，包工方便。可是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強，活計復雜，作業組固定了，勞力配備就不靈活。有時遇到些特殊情況本來需要抽調勞力，可是抽調不出來，不是組長不同意抽，便是遇到重活社員不愿意干。還因為受固定作業組的限制，不能合理使用勞力，有時強勞力干弱勞力的活，有時弱勞力干強勞力的活；有時技術高的干粗活，技術差的干細活；有時兩個人就能完成的任務，可是去了三、四個人。這樣就不能人盡其才，有時窩工浪費很嚴重。這種矛盾一九五五年以前經常發生。有一次天下了雨，要抽調勞力打地埂，可是各組正在鋤地，組里不想把強勞力抽出來，結果打地埂沒有完成任務。又有一次，隊里要人鋤草，只需五個人就行了，可是作業組的十幾個人全去了，結果磨蹭了一天。社員們說：“出工一條龍，做活一窩蜂，浪費勞力真心疼。”
成立高級合作社以后，大隊向生產隊實行了“三包一獎”、“四固定”，作業組的形式也跟著進行了調整，實行了定額包工，建立了臨時作業組。作業組長固定，組員可以按農活需要臨時抽調。社員叫這種辦法是：“定將不定兵，人隨農活走”。這樣勞力服從農活，需要什么人抽什么人，要多少，抽多少，窩工浪費和調配不靈的矛盾解決了。但是又出了新的問題。一是干活的人多，關心生產的人少。一個生產隊除了三、四個作業組長，絕大多數社員叫干啥，就干啥，你說砂鍋能搗蒜，他就說是搗不爛。二是包工比原來麻煩了，包工定額天天搞，還趕不上做工用。
一九六○年以后，根據幾年來的經驗，除了對畜牧、副業采取常年固定、專人負責的辦法外，對大量的田間農活，本著勞力服從農活的原則，對以上兩種形式又重新作了修正。實行了“活兵、活將”，我們把這種作業組叫“三不固定，一服從”，就是作業組長不固定；作業組的成員不固定，作業組的勞力多少不固定，一切服從農活需要，需要組織幾個組就組織幾個組，組長由隊長按農活要求臨時確定思想好、干勁大、技術高的人擔任。
采取臨時作業組作為勞動組織的主要形式以后，過去存在的問題解決了。首先，生產隊安排農活可以因人制宜，根據需要多少人，有多少人，誰適合干什么活，就派誰干什么活，發揮了每個社員的專長，作到了各盡所能，人盡其材，提高了勞動效率，按質按量完成了各項任務。其次，領導統一，指揮靈活，適合了趕臨時重要任務的需要。生產隊可以根據農事季節、天時氣候的變化臨時組織勞力突擊主要農活，做到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既不耽誤生產，又不會造成窩工浪費。第三個好處就是在勞動生產中培養了干部，管事人增加了。我們叫這作法是“長干部，短干部，天天培養新干部”。因為作業組長是不固定的，大家都有機會當組長，這就培養了許多能當組長的干部。社員把這種干部叫“短干部”。幾年來，通過這種辦法，社員輪流當過“短干部”的有三十多人。這些人經過“長干部”（大隊、生產隊的主要干部）的幫助，在實際中鍛煉，逐步學會了領導生產的本領，不少人成了隊長和主要干部的得力助手。全大隊“短干部”加上“長干部”共有五十多人，占到全勞力的百分之三十以上。由于骨干力量的不斷增長，就形成了一個人人參加管理，個個指揮生產的新局面。
有些人一談到節約和浪費，往往光想到看得見、摸得著的。其實勞動力的浪費，常常是一筆最大的浪費。倒過來說，在使用勞動力的時候，也大有潛力可挖。一九六四年在任務重大、勞力不足的情況下，能夠完滿完成任務，我們認為，改進了勞動組織，是一個重要保證。
把農活的安排放到群眾討論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合理安排，是勞動管理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方面。只有做好這步工作，才能保證計劃落實，充分挖掘勞力潛力，發揮勞動效益，完滿完成各項任務。不然，就會心中無底，茫無頭緒。怎樣做好這一工作呢？我們的做法是：首先按照全年計劃要求，每月進行一次農活排隊，看看這段有那些農活，那些是當前的中心，那些需要圍繞中心分類排隊，確定先干啥，后干啥，然后對中心農活采取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辦法，保證按計劃完成任務。其次，對勞力使用也要排隊，技術勞力、強勞力、半勞力、輔助勞力，都要按照每段任務的輕重緩急，合理安排。能用半勞力完成的農活，不用全勞力，能用一個人完成的任務，絕不用兩個人。還在使用勞力上，采取了統籌兼顧、合理安排、保證重點的辦法。任務、時間、勞力發生矛盾的時候，作業組統一由隊里指揮，統一調配，首先保證重點農活。同時注意挖掘潛力，盡量作到使各項任務都實現計劃的要求。
在安排農活、安排勞力的同時，要認真交代質量標準，嚴格要求技術過硬。比如下種的遠近、寬窄、深淺、施肥多少，什么時間完成，都要嚴格要求，不準變動。干部跟班勞動，及時檢查，及時發現問題，及時進行指導。
為集中安排好每段農活，真正讓社員自覺遵守，必須堅持充分發揚民主的原則。在安排每段農活中都要把任務、時間、質量要求等交給社員討論，讓大家發表意見，提合理化建議，然后把大家的意見集中起來，進行分析。屬于思想問題，要靠思想工作解決，屬于實際問題，要采取有效措施解決。最后問題解決了，大家滿意了，就按大家規定的原則辦事。這樣把計劃安排放到了群眾討論的基礎上來。
由于采取了以上辦法，干部社員心中有底，全年計劃和小段安排緊密結合起來了，各項任務都可以按計劃完滿實現。回答幾個問題：
現在這個簡單辦法是從復雜的辦法中發展起來的，是在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基礎上產生的，是在生產逐步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
開始執行新的計酬辦法，遇到些什么問題呢？這樣和那樣的問題是有過的。有些說好，有些說不好。說不好的理由是：怕大家不發言，評不開，吃了“和子飯”，怕弄不公道，調動不起社員的勁頭來，等等。
究竟干勁高了還是低了？事實證明：實行這種辦法后，出勤的社員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勞動效率不是低了，而是高了。全大隊男女全半勞力和輔助勞力，能出勤的沒有一個不出勤，能做重活的做重活，不能做重活的做輕活，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沒有推脫的，也很少有不負責任的。所以投工一年比一年多。我們翻了一下投工賬，一九六二年，也就是實行這種辦法的前一年，男女全半勞力全年每人平均實做勞動日二百五十個，一九六三年平均二百六十個，一九六四年平均二百八十個。投工多了，效率怎樣呢？效率沒降低。往趙背峪溝地送肥，在一九六二年以前一天擔十一回，現在能擔十四回。上坡下灣一天能往返七八十里路，還要擔一百多斤的東西，要是沒有一股熱情能行嗎？再說深刨玉茭，過去是五寸深，現在是八寸深。就是這樣深，一個強勞力一天能刨半畝多，這能說社員不好好干嗎？我這樣說，不是說我們的成績很大，我們的成績還很不夠，缺點還很多，各方面都需要向全國各兄弟隊學習，我是想說明社員的干勁比過去提高了。
究竟評得開評不開呢？最初也確實有個別人打不開情面，有時不好意思把問題直截了當地擺在桌面上。可是絕大部分社員，隨著思想覺悟不斷提高，批評和自我批評還是能展得開。他們不只在會上能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最可貴的是在相互之間，誰發現了誰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能夠立即提出來讓他注意。有一次，女社員賈存鎖往家里擔山藥蛋，一不小心把剛泥的石灰墻撞了銅錢大一片。她的同伴趙素蘭見了馬上就批評她，讓她注意，不要顧東不管西。賈存鎖說：“我記下了，今后一定注意。”這本來是一件小事，賈存鎖也接受批評了，但是趙素蘭還給賈存鎖講了一番道理。她說：“撞了一點泥皮是小事。不過要重泥就得誤時間，我們必須時刻把心操在集體上。”象這樣的例子很多。
這種辦法太簡單嗎？我說，比原來的定額計件辦法是又簡單，又不簡單。理由四個：一是這個簡單辦法是從復雜的辦法中發展起來的。由簡單到復雜，再由復雜到簡單，這是一個過程。比如在土改時期打倒地主、富農，把土地分給了農民；合作化時期，又把土地集中起來統一經營。有些人說：“為啥當時不把土地集中起來統一經營呢？”我說，因為當時條件不成熟。以后，農民認定了集體化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經道路，所以就積極要求了。我們現在能實行這種辦法也是這個道理。大家的要求是從好壞對比中產生出來的。所以說，這個辦法簡單，但是來之不易。二是這個簡單辦法是在進行了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基礎上產生的。思想工作趕上去，許多復雜的辦法就可以簡化。不然就要妨礙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就要限制大家的社會主義思想覺悟的提高。三是這個辦法是在生產逐步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沒有一定的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這種辦法就比較不好執行。四是衡量一種辦法的好壞，應該看作用大小，是不是能促進生產發展。不能認為簡單的辦法就是好辦法，那成了取消主義了，我是不贊成的；可是煩瑣哲學，我也不擁護。有人說制度越細越好，我看不一定，如果細成麻團那樣找不到頭緒，也就等于取消了制度。這制度靈，那制度靈，離開政治掛帥什么制度也不靈。
實行這種辦法和過去的評工記分一樣嗎？有人說：這種辦法實際上是過去的死分活評。我說不一樣，它包括了過去民主評議的優點，可是又有好多方面的不一樣。第一，過去的死分活評是以底分作基礎的，正是這個原因，所以評來評去突不開老底分。我們現在的辦法根本不拿底分作依據。這就可以避免套上框框限制社員的勞動積極性；還可以充分發揚民主。第二，評比是按勞動態度、技術高低、勞力強弱和在這段農活中每個社員的辛苦程度四個條件進行的，實際上是吸取了定額管理中的一些長處，在死分活評階段是沒有做到這樣的。第三，實行自報的好處能提高社員的思想覺悟，逐步養成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同時也是自己對自己的鞭策。這在民主評工和定額階段是沒有的。第四，樹立標兵，不只在評工中使大家有了衡量自己的標尺，在平素勞動中也有了樣板。這樣可以互相學習，互相幫助，開展競賽。有些地方，推行大寨的辦法，把標兵樹成死的，我說還是活的好。活的不孤立，爭的人也有勁頭，也能切合實際。第五，過去的評和現在的評也有區別。過去的評，總是在工分上打圈子，不是不吭聲，便是亂彈琴。現在的評主要是評思想，他報的不合理，大家就要先端正他的態度，讓他認識了缺點，然后再說他的報酬。經過一次評，對他的思想覺悟確實是一次提高。我說現在的辦法和過去不一樣，理由就在這五方面。
取消了定額妨礙計劃嗎？有人問我：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取消了勞動定額，訂計劃拿什么做依據？我認為，取消了定額并不等于沒有計劃。定額的作用，要按我們的體會，它只能是在通常情況下，起一個衡量社員計酬多少的標準的作用，也就是說完成多少定額計多少報酬。就這點作用來說，也只是對于一些明活和計酬方便的農活有作用。至于它同計劃生產的關系，可以說沒有多大牽扯。因為不搞定額，有生產計劃，投工計劃，短期安排。搞定額，這些方面也不能缺少一點。我說，搞定額，搞得不好，還會限制計劃經濟。我看：計劃生產也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按定額計劃，先算有多少勞力，一年多少天，按定額能完成多少任務，然后才得出全年生產指標。另一種是按國家、集體、社員要求，需要完成那些工程，實現那些指標，同時，考慮自己的實際情況，包括有那些潛力，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訂出計劃指標。以上兩種辦法，我們認為前一種是消極的，后一種是積極的。我們這幾年社員投工多，任務能多完成，是和采用后一種辦法有很大關系的。
沒有定額，會不會使集體經濟形成自流狀態，滑向另一方面？我說，肯定不會。從大的方面說，有黨的堅強領導，有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有明確的社會主義方向；從具體的方面來說，有投工計劃，有短期農活安排，有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定期的社員民主生活會，所以，不會走在斜路上。是斜是正的決定因素不是定額，是黨的工作。毛澤東思想掛帥最重要
制度、辦法都是人制定出來的，要靠人來執行。人是有思想的，有思想就得做思想工作。因此，千條萬條，突出政治第一條；這重要那重要，毛澤東思想掛帥最重要。
我在上面談到我們大隊在勞動管理方面作了一些改進，也收到一些效果。這是不是說，有了這些管理辦法，政治思想工作就不重要了呢？不對！制度、辦法都是人制定出來的，也要靠人來執行。人和物不一樣，人是有思想的，有思想就得做思想工作，如果思想提不高，再好的制度也起不到應有的作用。這就是說：千條萬條，突出政治第一條；這重要那重要，毛澤東思想掛帥最重要。人們不是好說：“跟上好人學好人，跟上巫婆學跳神”嗎？這句話說明，人們不只有思想，而且你把他引向那里，他就會往那里去。我們是要建設社會主義，所以一定要堅持政治掛帥，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掛帥。
就說我們大隊所以能夠改掉一些舊的辦法，使用一些新的辦法，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我們過去在突出政治方面抓了幾件事。首先，從互助合作以來，從黨內到黨外，一直堅持使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武器，活做思想工作。這些東西對干部增長了本事，對社員提高了認識，為這步工作打下了基礎。其次，我們始終掌握了三樣東西：一是平素不斷對廣大社員進行思想教育，讓社員明確認識勞動工分和工分值的關系，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關系，使社員提高認識，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自覺地維護整體利益。二是骨干以身作則，事事起帶頭作用。這些骨干就是黨員、團員、貧下中農。這一大部分人，因為有較高的思想覺悟，所以他們事事從集體利益出發，在報分當中，誰多報他們也不讓，誰少報他們也不讓。三是樹標兵作榜樣。這些被評出來的標兵，為評工記分樹立了活的標尺，誰報的不合理，一比就把他們比住了。同時這些人，在勞動中對個別社員還進行了大量幫助，既幫思想，又幫技術。
再說，我們所以要不斷改進勞動管理，始終也是從政治上著眼。同樣的社員群眾，由于辦法不對頭，搞一些煩瑣的定額制度，天天爭論該給誰多評一分，該給誰扣除一分，就會在不知不覺中將人們的眼光引向小圈子里去。越是這樣辦，社員越計較，干部也就越相信死的制度，滿腦子都是章程、規定，看不見或者不相信活的人。相反，相信政治工作的作用，相信人的覺悟，把制度、辦法搞得簡單一些，也更合理一些，社員的眼光就不同了，不管是看別人還是看自己，都會首先想到日常的（不是一時一地的）思想怎樣，勞動態度怎樣，想到對集體的利害關系怎樣。就是為了多得報酬才想到這些，這和過去那種斤斤計較工分的思想水平也有很大不同了。
象我們現在實行的這些辦法，說它是制度、辦法吧，我說是，又不完全是。它有一套計酬的辦法，但是當中也包含了不少的政治思想工作。不提高社員的覺悟，不是大家起來做思想工作，這個辦法就不靈。
當然，光是改進了勞動管理，使用新的計酬辦法，還不能算是突出了政治。突出政治究竟抓些啥內容呢？我們大隊黨支部現在的認識是：主要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干部、社員的頭腦，調動人的積極因素，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具體來說，一是學習毛主席著作，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二是認真學習和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把黨的政策落實到群眾中，變成社員群眾的實際行動。三是加強階級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進一步提高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一代的階級覺悟。四是加強形勢和時事教育，培養廣大社員的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思想，樹立胸懷祖國、眼看全球的革命精神。五是不斷進行好人好事的宣傳教育，開展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超先進、幫后進運動，逐步實現后進變先進、先進更先進的目的。
干部思想革命化，是突出政治的關鍵。我們堅持了“教育者必須先受教育”的原則，在黨內堅持了黨課制度，嚴格了黨內的組織生活，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建立了經常聯系群眾、人人做思想工作的制度。通過這些措施，一方面提高了干部，有了做好工作的資本。另一方面，每個黨員干部，以身作則，事事起模范帶頭作用，給群眾樹立了好的樣板。
總起來說，對于政治思想工作，經常做，時時做，事事做，人人做，就會不斷提高干部和社員的思想覺悟，長期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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