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信

《中華魂》編輯部：
　　前些日子從《書屋》2010年第8期上讀到署名王宏任的一篇文章《地主——一個百年難盡的話題》，殊感大惑不解。該文徹底否定舊中國地主階級的存在，徹底否定土地改革這場偉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說：“‘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占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恒產者，始有恒心?！@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注意：這里不用“階級”而用“階層”——引者）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砥柱作用?！比绱舜蹬醯刂鳎瑢崒俸币姟６恋馗母镏械姆e極分子則被該文說得一無是處：“正是流氓、地痞、盜賊這些人在‘土改’中躋身‘干部’隊伍，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痹撐膽崙嵅黄降乜畤@道：“假如當時我們只是平分了地主的土地和多余的財產，不以‘階級斗爭’為綱對地主又打又罵地施以殘酷的斗爭，讓他們在新的條件下和貧下中農一塊勞動致富，不搞過左的階級斗爭和殘酷的專政，那么，中國早已進入發達國家之列，而我們的民族也不會有這么多仇恨、矛盾和創傷，我們的道德與文化不會遭到毀棄與破壞，那是多么好呀?！弊x了這樣的文字，我真有如聞癡人說夢的感覺。我是粗略學過中國近現代史的青年，對中國的歷史包括土地改革前后的歷史還是有所了解的，絕對不是如王文所說的那樣。事實恐怕恰好相反：如果沒有土地改革，便沒有中國六十年來的偉大變化，便沒有中國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便沒有中國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燦爛前景。為了證實我的這些看法是否有當，特寫信向你們請教，如蒙在百忙中給予指點，當不勝感激。
　　專此謹致
崇高的敬禮！

晚輩  李灝文謹上

復信

李灝文同志：
　　《中華魂》編輯部轉來了你的來信，附有《地主——一個百年難盡的話題》（以下簡稱“王文”）。我認真地讀了，現把我的看法寫在下面，供你參考。
　　“王文”指責歌劇《白毛女》的內容“不真實”，“偽造”了地主的丑惡形象，引起了對地主的仇恨。理由是劇中的地主黃世仁是一個大地主，不是地痞流氓，不會強奸喜兒這樣的貧賤丫頭；他們要“玩派頭、講排場、逞闊氣”，不會干出大年三十在祠堂強奸喜兒這樣只有地痞流氓才干得出的事來。這種指責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大地主與地痞流氓并不是兩個不能相容的概念。有不少大地主同時又是地痞流氓。即使黃世仁不是地痞流氓，也不等于他就不會強奸喜兒。因為剝削階級的貪欲，包括色欲在內，從來就是無止境的。在解放前的舊中國，像黃世仁這樣的大地主強奸像喜兒這樣的貧農婦女的事例，可謂舉不勝舉。以淮北（江蘇、安徽兩省淮河以北地區）為例，正如馬俊亞先生在《歷史研究》2010年第1期發表的《近代淮北地主的勢力與影響》一文（以下簡稱“馬文”，下面有關淮北的材料均來自該文）所說，地主對佃農的妻女常隨意侮辱霸占，地主下鄉收租，佃戶要獻上妻女供其淫樂。地主若看中佃戶妻女，常以服役為名召到家中奸淫。這與《白毛女》中喜兒的遭遇何其相似！鹽（城）阜（寧）大地主柏連聰的五個老婆有四個是強占的。他在柏姓農民家中吃飯，見其女漂亮，當眾抱到房中奸污。柏還說：“我只有生我的（指母親）不嫖，我生的（指女兒）不嫖?！闭媸呛耦仧o恥到了極點！淮安大地主管樂強奸吳秀堂的妻子，竟用槍強迫吳在旁觀看，完全是一副地痞流氓派頭?？梢姟巴跷摹闭f黃世仁這樣的大地主不會成為地痞流氓也是靠不住的。曹（縣）單（縣）一帶的大地主朱凱亭看中的佃戶家女性均被其奸淫。不僅世俗地主如此，就連本應“四大皆空”的宗教地主也是如此。宿遷極樂庵的和尚往往妻妾成群，圣壽寺的和尚幾乎個個尋花問柳。至于蘇南地區，著名的民主人士、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先生在1951年考察該地區土改后寫成的《蘇南土地改革訪問記》一書中記述頗詳，讀來觸目驚心。如無錫地主羅阿平，綽號“三十三個半”，就因為他曾強奸了三十三個農家婦女，另一個強奸未遂。武進地主楊遠芳曾強奸了十八個婦女，其中兩人當場因被奸而死。中共黨史出版社近年來出版的《開國大土改》一書中此類例子甚多，恕不—一列舉。“王文”斷言像黃世仁這樣的大地主不會強奸像喜兒這樣的貧賤丫頭，并由此斷言《白毛女》的內容“不真實”，實屬荒謬已極，根本不值一駁。
　　“王文”不僅否定了《白毛女》中對黃世仁描寫的真實性，而且否定了解放以來與黃世仁并列為舊中國地主典型的周扒皮、南霸天、劉文彩的真實性。限于篇幅，這里僅談劉文彩。
　　“王文”說，劉文彩并不像過去所說的那樣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惡霸地主，而是一個做過不少好事的“善人”。這樣說的依據是笑蜀的《劉文彩真相》一書。其實該書所說的并不是劉文彩的“真相”，而是假相。因而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多了解劉文彩真實面目的同志的極大憤慨。著名作家、解放前川西地下黨員馬識途等人聯名上書中紀委和中共四川省委，要求查處該書。當時的中紀委書記尉健行批示：“請四川省委處理?！毙侣劤霭媸饹Q定禁止該書銷售。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做出查處該書的具體措施，并支持匯集反對做翻案文章的《＜劉文彩真相＞批判集》問世。
　　應該說，任何人想要為劉文彩翻案都是徒勞的。因為歷史上的劉文彩確實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惡霸地主。正如劉氏莊園博物館原任館長安師呂先生所言，他是“集軍閥、官僚、地主、惡霸于一身的無可辯駁的反面典型人物”。過去對他的批判，盡管有個別地方（如現在被包括“王文”在內死死揪住不放的“水牢”問題）與事實有出入，但基本上是可靠的。
　　首先，劉文彩不僅是地主，而且是軍閥官僚，更是反共老手。他在1927年出任“敘南清鄉司令”，派兵捕殺了領導屏山縣六千農民抗煙重捐的農會負責人、共產黨員徐經邦；在1928年殺害了中共敘府城區區委書記李筱文和縣委候補書記李家勛，并鎮壓了他們領導的抗捐暴動，屠殺共產黨員和農會會員六七十人；在1929年又鎮壓了川南工農革命軍，殺害了革命軍領導人和戰士五六十人；1931年又制造了駭人聽聞的“五人堆事件”，槍殺了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梁戈、敘府縣委書記方新、交通員沈玉琪等五位共產黨員，將其遺體示眾三天，還把沈玉琪剖腹掏肝，然后埋在一個土坑里。這一慘案雖然已經過去了八十年，但宜賓人民至今記憶猶新，對英勇不屈、慷慨就義的烈士無限懷念，對劉文彩等反革命劊子手切齒痛恨。劉文彩即使在脫離軍政界后，在其家鄉也沒有忘記反共。他所創辦的文彩中學排斥共產黨員和進步師生，一度任該校校長的中共地下黨員吳德讓等人因此而被迫離開。直到解放前一年，亦即劉文彩死前一年，他還派武裝襲擊中共領導的西南武裝工作隊，致使回四川工作的八路軍連長朱英漢等人犧牲。同年9月25日，他還逮捕殺害了武裝工作隊負責人肖汝霖（中共地下黨員）和民盟盟員徐達人?？梢娖浞垂擦隹芍^至死不變，他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鮮血。
　　其次，劉文彩貪婪成性，殘酷壓榨人民的行為也十分突出。以收租為例，租種他土地的佃戶，不僅要交高額地租，而且是“鐵板租”，災年歉收不減分毫。他收租用的斗，比一般斗大半升，用的風谷機是六扇葉子，比一般風谷機多兩扇，好谷子也會被吹掉，因而實際上收的租谷比名義上的多得多。有一個農民，名義上交2．4擔租谷，實際上被收了3擔，多收了四分之一?？梢妱⑽牟蕜兿鲏浩绒r民比一般地主更為兇狠毒辣。至于他濫征苛稅、橫征暴斂、倚勢橫行、強占民田、販賣鴉片、毒害民眾等罪行，更是罄竹難書。
　　再說，劉文彩的私人生活也是荒淫糜爛，為人所不齒。他不僅販賣鴉片，毒害人民，而且自己就是一個整天離不開煙槍的大煙鬼，高峰時一年煙的消耗折合成大米足夠三百人吃一年。他家的煙槍多得夠裝備一個連，每支從材料到做工都十分講究，而且支支不同。他又是一個好色貪花的大淫棍，不僅納妾嫖妓，具有正式“名分”的妻妾就有五人之多，而且到處拈花惹草，連有夫之婦和未成年的少女也不放過。如他的五姨太王玉清，就以“繡花”為名，誘騙年輕漂亮的姑娘去“繡花”，讓劉文彩玩弄、奸污，懷孕后逼迫打胎，有兩位十七八歲的少女就因此打胎致死。未死者也留下無法彌補的身心創傷。被他奸污的女人，即使失寵也無法離開他的魔爪，要等到四十五歲以后才能走，終身的青春幸福都被劉文彩毀掉了。
　　以上所述，只是劉文彩的一部分罪惡，已足以證明劉文彩并不像“王文”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待人寬厚”的“大善人”，而是十惡不赦的大惡霸。任何人想要為之翻案都是徒勞的。
　　至于劉文彩興建學校，上千農民為建校從事無償勞役，一個鐵匠學徒被調去無償勞動兩個月，未得分文工資。為建校還強拆了很多家的房子，砍掉了很多樹木，同樣分文不給。農民說，建校是“劉文彩得名，老百姓受苦”，并要清算他在建校中的五條命債。這些都有檔案資料可查。這樣看來，劉文彩在建校中究竟出了多少錢，很值得懷疑。即使出了錢，也是來自橫征暴斂、巧取豪奪的不義之財，而且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王文”說，地主不會過分地剝削、壓榨農民，因為這樣做會引起農民以怠工等方式進行反抗，反而對地主不利。這種說法，無視地主貪婪成性、不計后果的剝削階級本性。歷史上的無數事實證明，剝削階級只要能滿足眼前的貪欲，什么后果都阻止不了他們的胡作非為。廣大農民在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壓迫下，不僅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而且隨時有可能被地主送去見閻王。1934年浙江有2000多萬畝田地受旱，災民只能吃草根樹皮度日。孝豐縣很多農民被迫用船載著自己的親生骨肉，運到城里賣給富人家當傭人。常山縣有一戶姓江的農民，眼看受旱以后，田里顆粒無收，生路斷絕，全家服毒自殺，死了七人。號稱“魚米之鄉”的嘉興地區，成批農民被逼走上“討飯船”，開出去載的是人，回來時已是一船船的死尸，大批農民活活餓死、病死。全國最富的江南地區尚且如此，別的地區就更不用說了。如民國史上有名的1942——1943年河南大旱災，就有五百萬人餓死，未死的也過著人間地獄般的生活。當時的重慶《大公報》發表了該報記者從災區寄來的通訊，揭露了河南人民受災的慘況。該報為此發表了題為《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評，指出：看了這篇通訊所揭露的災區人民妻離子散、賣兒鬻女、吃草根樹皮而死的慘絕人寰的情景，任何鐵石心腸的人都得落淚。在舊中國，這樣的慘劇時時處處不斷發生。與此同時，騎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地主階級卻過著驕奢淫逸、花天酒地的生活。以“王文”提到的劉文彩為例，他不僅荒淫好色，而且窮奢極侈。在他的地主莊園中，擺著上海造的大衣柜、寧波式的大花床、法國式的梳妝臺、英國產的搪瓷盆、進口鋼琴和各式各樣描金嵌玉的家具。還存放著金佛、金獸、金瓶、金杯、銀龍、銀獸，玲瓏剔透的象牙球等古玩。這些東西，不僅當時的貧苦農民做夢也見不到，就是現在，除了少數“大款”，也很少有人能夠擁有。劉文彩一家二十口人，常住安仁鎮家的有六個，可是伺候他家的奶媽、丫頭、雇工就有六、七十個?！皠⒐^”有二十九處之多，多數常年空關，以備他隨時“臨幸”。劉文彩每天喝燕窩粥，抽鴉片，還買了一顆價值一萬塊大洋的寶石來佩戴在身上。他的三老婆一人的衣服就裝了五十口皮箱。五老婆還很年輕就準備好一副花木棺材。而伺候他們的人則受盡虐待、折磨，甚至眼瞎身死。在舊中國，過著像劉文彩這樣奢侈生活的大地主并非個例。
　　面對如此殘酷的剝削壓迫和驚人的貧富懸殊，農民當然要起來反抗。但只要“印把子”（政權）和“槍桿子”（武裝）掌握在地主階級及其代理人手中，農民的反抗就很難得到真正的成功。眾所周知，舊中國歷代政權，無論是封建王朝、北洋軍閥或國民黨政權，都是代表和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鄉村基層政權更是幾千年來一直控制在鄉紳地主手里。地主階級不僅依靠反動政權的軍隊、警察等武力，而且本身就擁有強大的武裝。以淮北為例，僅徐（州）海（州）地區的十二個縣的地主武裝就擁有二十多萬支槍。如果聯想到正好發生在徐海地區的解放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淮海戰役，解放軍繳獲的國民黨軍的槍支也只有十五萬多支，由此可見這個地區的地主武裝勢力有多雄厚了。其他地區的大地主也大多擁有自己的武裝。如劉文彩便是這樣。
　　事實證明，農民對地主的階級仇恨并非像“王文”所說的那樣是由《白毛女》等文藝作品人為煽動起來的，而是地主對農民的殘酷的剝削壓迫所造成的。農民懷著滿腔怒火，時刻期待著有一天把那些“活閻王”、“吸血鬼”、“寄生蟲”打倒在地。經歷了無數次失敗以后，勞動人民終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了勝利，得到了翻身解放。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政府所發動和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不僅推翻了地主階級幾千年來的統治，把億萬農民從地主壓迫下解放出來，消除了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且打破了幾千年來鄉紳地主對農村的控制，把人民政府的法令、措施的權威推廣到農村基層，實現了國家的空前統一。其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無論怎樣評價都不過分。可是“王文”卻從其階級立場出發，全盤否定土地改革，實際上也就是否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土地改革既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內容，又是民主革命勝利的基本條件。沒有土地改革，民主革命就不可能勝利，而民主革命的勝利，又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像“王文”那樣否定了民主革命，也就等于否定了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的實質是土地革命，共產黨及其代表的中國人民與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革命集團之間的斗爭，其社會性質就是要不要以革命手段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問題，而國民黨反動派之所以那樣仇視共產黨，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土地改革，就不會有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及其勝利：而沒有民主革命的勝利，就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凡是擁護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人，必然也要擁護土地改革。事實也正是這樣。如著名作家聶紺弩在1948年寫了一篇題為《血書》的文章（見《聶紺弩雜文集》，三聯書店1981年版），該文用詩一般的語言熱情歌頌了土地改革，控訴了幾千年地主壓迫農民的滔天罪惡，陳述了農民為反抗地主剝削壓迫而流的無數鮮血，指出土改文件就是用這些鮮血凝聚起來的“血書”。該文用很多篇幅論證了土地改革的正義性和偉大意義，駁斥了反對土地改革的種種謬論。文章結尾指出，土地改革是霞光遍體的光明，擁抱和歌頌這種光明是每個革命者的任務。果然，很多革命作家都寫出了描繪和歌頌土地改革的作品，如丁玲寫出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寫出了《暴風驟雨》，馬加寫出了《江山村十日》，韓北屏寫出了《高山大垌》，王西彥寫出了《春回地暖》等。值得一提的是，很多黨外的民主人士不僅擁護土改，而且親身參加了土改的實踐，并從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自己的覺悟。在陽翰笙主編的《柳江怒潮——柳城縣土改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書中，很多當年參加過廣西柳城縣土改的知識分子，如作家馮亦代、葉君健等人的文章都表明了這一點。不少人還寫出了專著，如社會學家潘光旦的《蘇南土改訪問記》，作家蕭乾的《土地回老家》，民革中央委員李俊龍的《戰斗中的湖南農民》等。一些同情中國革命的外國友人在親身經歷了土改以后，也寫出了贊揚這一偉大革命運動的著作，如美國人韓丁寫出了《翻身》，貝爾登寫出了《中國震撼世界》等。這些著作的有些地方簡直就像是對“王文”觀點的直接反駁。如針對“地主靠勞動起家”的觀點，潘光旦指出：“根本在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下，勞動起家是不現實的；依靠自己勞動的積蓄來購買大量土地，更是夢想。”他還舉出兩個農民——江蘇傈陽的曹玉德和南匯的李阿林，幾代人辛勤勞動，到頭來還是立足無地，生活無著，身上只有兩件布衫和破棉襖的事實，指出：“在舊社會，這類曹玉德和李阿林何止千千萬萬。為什么偏偏地主一經勞動就可發家致富，‘良田萬頃’呢？真是所謂‘八字好’么？事實上絕大多數地主是從來不曾勞動過的。就算有些地主早年確曾勞動一番，因而有些積蓄，但全家過了三、五年，乃至三五十年的舒服生活以后，原來的積蓄也早該花費得精光了，又何能不斷的、‘積業累世’的享用呢？可見地主占有的土地，若非直接豪奪得來，便是經由累積的剝削巧取得來，是一個無可避免的結論了?！贬槍Α巴粮闹卸窢庍^火，使許多無辜、善良的地主受到冤枉”的觀點，李俊龍指出，在土改這樣翻天覆地的革命運動中，“兔不了要誤傷一些人，也許‘罰非其份’，也許‘無辜受罰’，但只是極少數的局部現象，就整個革命運動看，無寧是‘在所難兔’的。革命不是繡花或寫文章，兩千萬人民（指當時的兩千萬湖南農民）真正起來了，要他們爐火純青，絲毫不出差錯，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盡一切可能，要求少出偏差，不出大偏差，出了偏差就糾正。而且，事實上，真正出自群眾的斗爭，只要不是干部‘代替包辦’或壞分子操縱的，十回有九回是‘罰如其份’的，問題還是在深入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掌握這個懲罰敵人的武器。地主階級倒了下去以后，兔不了要叫喊一番，躲在城市里的逃亡地主或在意識上和地主一致的人，就會替這些叫喊當義務廣播員。我們如果不想上當，最好親自到鄉下看了再發言?！闭埧矗缭诋斈昃捅慌g得體無完膚的謬論，六十年后又被“王文”原封不動地搬了出來，這真是充當了被打倒的地主階級的“義務廣播員”。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寫過記述和歌頌土改的作品的作者中，不少人后來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如聶紺弩、丁玲、馮亦代、潘光旦、蕭乾、李俊龍等，在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蒙受了二十多年的冤屈；周立波也在“文革”中因在散文《韶山的節日》中提到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楊開慧而觸怒了江青，受到殘酷的迫害；等等。但是這些作者并沒有因此而后悔自己當年對土改的肯定，更沒有因此而否定自己當年寫的歌頌土改的作品。以蕭乾先生為例，他在晚年寫的《回憶錄》中，對解放后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的沖擊記敘甚詳，但對在土改中的經歷則引以為榮，并用充滿感情的筆調寫道：“我帶著對外宣傳的任務，到湖南去參加土改。那更是一次激動人心的革命壯舉。從訴苦會上，我懂得了‘封建’的含義，也目睹了擺脫幾千年枷鎖的農民的喜悅。燒地契那天，我拍下了平生最得意的一張照片。它在第一、二屆全國影展上展出過，還被印在美國《生活》雜志的封面上。有什么比隨著燒地契升起的黑煙，農民臉上泛出的喜悅，更能象征土改運動的呢！”（《蕭乾全集》第5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頁）。應當指出，蕭乾的這些話并不是在壓力下說出的違心之言，而是在已經可以暢所欲言的1988年說的真心話。當年參加過土改的知識分子，也大多與蕭乾一樣對這場“激動人心的革命壯舉”懷有深厚的感情，把自己的這段經歷當成自己一生中最光榮的一頁。
　　“王文”全盤否定了土改運動，實屬憾事，但他畢竟無法否認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壓迫及其根源——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應予廢除的，所以該文提出了這樣一種設想，那就是不像土改運動中那樣對地主展開激烈斗爭，而只是平分地主的土地和多余的財產，讓地主和農民一樣成為靠勞動致富的勞動者。該文還說，如果當年這樣做的話，現在的中國早已成為發達國家了。其實這不過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在實踐中是根本行不通的。原因很簡單：地主階級也和一切剝削階級一樣，不經過“激烈斗爭”，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這正如毛澤東所言：“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這樣一把大“掃帚”的掃蕩，“灰塵”即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絕不會自己跑掉的?？梢院敛豢鋸埖卣f，如果不在士改運動中對地主階級展開堅決斗爭，土改就不會成功，而如果土改不成功，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繁榮昌盛的中國，也不會有今天中國人民的安定富裕的生活。
　　“王文”既然全盤否定了土改運動，自然也要否定這一運動的骨干力量——土改干部和積極分子，把他們說成借土改逞其私欲的“地痞流氓”。其實這種說法并不新鮮。早在1926——1927年大革命的農民運動中，被農民造反攪動了酣夢的地主豪紳及其代理人——國民黨右派首領蔣介石、張靜江之流，就把農民運動中的積極分子稱為“痞子”，把農民運動稱為“痞子運動”，并以此為借口，殘酷鎮壓農民運動，瘋狂屠殺農民，特別是農運積極分子。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此作了有力的批駁，指出所謂“痞子”實際上是“革命先鋒”。著名作家蔣光慈在大革命失敗后寫了一首有名的詩《鄉情》，記述作者童年時代的朋友、轎夫的兒子黃牛，在大革命中積極參加農民運動，擔任農民協會的執委，領導農民對土豪劣紳展開堅決斗爭，自己則廉潔奉公、分文不取，因而觸怒了土豪劣紳，遂勾結反動軍隊加以殺害的故事，對這位農民積極分子寄予深情懷念。同樣的，把土改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說成“地痞流氓”，“王文”也不是第一個。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張愛玲在香港美國新聞處的美元資助下寫成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小說以及曾在國民黨湯恩伯部隊任陸軍上校的臺灣作家姜貴寫的反共小說《旋風》，就是這樣描寫的。但是這些小說，即使在當時也沒有得到人們的共鳴。因為張愛玲和姜貴都沒有親身經歷過土改，他們的描寫純屬無中生有的編造。以張愛玲為例，她的兩本小說雖然得到有反共偏見的人，如美籍華人、《中國現代小說史》作者夏志清的吹捧，但即使在當時的臺灣和香港，這兩本小說也沒有多少讀者。至于姜貴的《旋風》，雖然得過臺灣國民黨當局的獎金，也沒有產生多大影響，現在更是早己被人遺忘。而“王文”卻又重復了這些陳詞濫調，未免可悲。唐代文學家韓愈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信然。
　　以上是我對“王文”的一些看法，是否有當，歡迎批評指正。
　　專復順致
敬禮！

謝天明寫于上海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