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 言　　

對文革的興趣由來已久，也看過一些名人及非名人的回憶錄。從大多數人的回憶錄中，我沒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事實和文革脈絡，卻只看到了混亂邏輯，偏執言辭。某些回憶錄里如紀錄片、情感片、瓊瑤片甚至無碼A片般毫發畢現的描述實在令人捧腹。于是我知道所謂的回憶錄，其目的本不是記錄歷史，再現事實，而是為了或飾非，或嫁禍。于是，我將目光轉向了一介平民能夠接觸到的最可靠的一手資料——文革時期的報紙。　　

我看的報紙，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日報》、《文匯報》、《解放軍報》。以《人民日報》為主，對各式回憶錄則不敢輕易采信，只有當報紙內容不能提供足夠脈絡、而某篇或某些回憶錄能夠很好地鏈接事實時，才會采用，采用時會提供資料來源。在主體章節之外，也會提供一些或回憶錄、或其他來源的資料，以便串起主題。　　

文革研究，不能僅限于研究目前官方認定的文革十年的資料，而應包括前后數年甚至數十年的資料。限于時間、精力有限，我目前只完成了1966年《人民日報》全部報紙的閱讀工作，以及1966年及前后數年部分《人民日報》、《文匯報》、《解放軍報》的閱讀工作，因此，此帖將主要探討1966年中國發生的事，但不會僅限于“法定”的文革時期。

1966年，國際形勢風云激蕩——

始于1961年的美國侵越戰爭在1965年開始升級，至1966年年底，美國在越南的總兵力已超過37萬人（《人民日報》1966年12月21日）。為了解決征兵難的問題，美國國防部于5月14日始，在全美1200多所大學里，對近百萬適齡大學生進行為期一個月的“智力測驗”，成績較差者將被征召入伍（《人民日報》1966年5月17日）。　　

在這一年，美國國內的黑人反種族歧視運動進入新的階段——以毛澤東的“粉絲”、“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信奉者、美國黑人領袖羅伯特威廉為代表的黑人反種族歧視運動的參與者，在這一年開始以暴力反抗種族壓迫，拿起了石頭、木棍、刀子，甚至槍（《人民日報》多篇報道）。　　

在這一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出現分裂，1966年1月8日，戴高樂宣布就任法國總統，2月21日即重申要修改北大西洋公約、收回法國主權（《人民日報》1966年2月23日）、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一體化機構，并要求美國撤去在法國的基地、軍隊。3月12日，法國驅趕了“竊占中國在巴黎兩座建筑物里的蔣幫分子”，說這兩座“中華民國駐法大使館”建筑本屬“中國人的國家”，而對法國來說，那個國家就是北京（《人民日報》1966年3月14日）。　　

在這一年，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也在加深。此時《九評》已發表近1年半了，雖然中蘇每年都會繼續簽訂兩國本年度貨物交換協定書（據《人民日報》1966年4月20日報道，該年度協議于4月19日簽訂），但蘇方在一切可能的國際會議及其他國際場合批評中共，中國也在一切打得著、打不著的國際性事務上批評蘇修。8月中，北京紅衛兵將使館區“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人民日報》1966年8月23日），10月27日，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蘇達利柯夫約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館臨時代辦張德群，抗議紅衛兵貼大字報（大字報內容為抗議蘇聯無理趕走中國留蘇學生）和阻礙大使館道路。我外交部回復道“你們的臨時代辦夫婦和使館工作人員時常到“反修路”看大字報，并沒有受到任何干擾，根本不存在破壞大使館的正常工作的問題”，“蘇聯大使館的對外通路有幾條，來往蘇聯大使館的車輛原有其他道路可走”。　　

這一年，共和國年方17，正值血氣方剛的年紀，對內對外均持坦蕩無畏的態度。即便外交部，也遠沒有修煉出現在這樣穩重老成、挑不出錯的范兒。那時的中國，會“厚顏無恥地”組織在北京的外國專家學習《紀念白求恩》，讓他們學習白求恩全心全意地為人民（為中國人民）服務的態度（《人民日報》1966年12月22日）；會在對外援助時要求對方自力更生。那時的中國，在論戰時喜歡坦蕩地將自己和對方的觀點一同公布，且公布原文。此等做法不僅表現在中蘇論戰上、出版《赫魯曉夫文集》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上、儒法論戰上，也表現在中蘇論戰后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爭議或論戰中。　　

這一年，始于中蘇論戰的社會主義國家站隊現象變得愈發明顯。在搖擺后，古巴選擇偏向更有力量的蘇聯。古巴總理菲德爾卡斯特羅1月2日在哈瓦那紀念古巴解放七周年的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用很大的篇幅談到了古巴同中國的貿易問題。中國對外貿易部負責人9日做了回復，1月10日，在人民日報上全文刊登了卡斯特羅有關中古貿易的講話和中方的反駁。卡斯特羅說中國政府表示“目前不需要（糖）票買糖，因為他們已有足夠的糖滿足需要”，且要儲備糧食以防美國侵略，故大幅減少了對古巴的大米出口，造成古巴居民“大米供給不足”。卡斯特羅還用比較成本理論解釋為什么中國以大米和古巴交換糖是合算的。在2月22日的《人民日報》，再次刊登了2月6日卡斯特羅的講話全文，以及中方的反駁。　　

在這一年，中國加大了對包括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錫蘭（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坦桑尼亞等亞非第三世界國家的技術支援、援建（幫助建設）、無息貸款、低息貸款及免費援助。意大利在聯合國提出“六國提案”，美國提出“三分之二多數表決”提案，否決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柬埔寨、剛果布）、古巴、幾內亞、馬里、毛里塔尼亞、巴基斯坦、羅馬尼亞和敘利亞等十一國聯合提議的、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的提案。人民日報因此憤而刊登社論——《中國無求于聯合國》（《人民日報》1966年12月2日）。　　

這一年是中國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四個現代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提法至此已有3年（1963年1月27日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農業四化（水利化、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的提法也已出現（在1959年6月10日前已出現多次，但完整的提法是1959年的這一天出現的），但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現象還是非常嚴重。　　

這一年，雙雜交玉米開始推廣；“雜交小麥之父”李振聲的遠源雜交小麥研究已進行2年了，并在66年取得初步進展；農民育種能手陳永康、李呈桂、楊明漢、鄧炎棠等等很多人都已開始了雜交水稻、雜交小麥、雜交玉米研究，并出了部分成果；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也已進行2年多了。從這一年即1966年，全國各地開始為雜交水稻研究組收集數千個水稻品種，并在湖南、江西、廣東、廣西、新疆、福建等省開始進行數以萬計的雜交試驗（《人民日報》1976年12月17日）。　　

這一年，部分地區如湖北省委提出了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并在孝感縣金星大隊、新洲縣劉集公社、浠水縣望城公社等地取得初步成效（《人民日報》1966年4月9日）。在全國農業展覽館機械化館，也展示了機械化“六面紅旗”（山西省汾陽縣萬年青人民公社賈家莊生產大隊、湖北省新洲縣劉集人民公社、湖南省常德縣郭家鋪人民公社、廣東省增城縣新塘人民公社、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鄂溫克族自治旗錫尼河西人民公社西博牧業生產隊、四川省新都縣新民人民公社）的成果（《人民日報》1966年4月13日）。這些紅旗單位的糧食和棉花畝產都大大超過了農業綱要要求。很多地區的樣板社隊的糧食畝產超過了1000斤，皮棉畝產超過了100斤。　　

在這一年，不僅種子研究、農業機械化取得了進展，農業水利化和化肥生產也取得了顯著成績。50年代，中國開始大規模治理江河湖海，修建了一大批大型水庫，如1957年建成的三門峽水庫，1958年建成的十三陵水庫、丹江口水庫、紅崖山水庫，1959年建成的新豐江水庫（萬綠湖）、新安江水庫（千島湖），1960年建成的深圳水庫等等，在1966年，始建于1960年的河南林縣“紅旗渠”竣工通水（《人民日報》1966年4月21日）。除了大型水利工程外，水利建設最大的特點即是，在這一年開始了省內中小型水網的建設，而這些中小型水利工程，保證了水利工程的有效覆蓋，提高了各地的抗旱能力（不少地區的抗旱能力從20多天提高到上百天），也使得各地水稻種植面積大幅增長，黃淮以南地區兩季農作物（兩季稻或麥稻間種）和長江以南部分地區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三季農作物（三季稻或麥稻間種）的種植成為可能，種植面積大幅增長。　　

然而，在各地大量興建中小型化肥廠、化肥開始推廣的1966年，全國大部分地區依然主要以河泥、畜糞、綠肥做肥料；在機械化開始推行時，還有部分地區依然高度倚靠人力、畜力。有的山區、邊區的糧食畝產已比解放前翻了2番，但其畝產也不過只有不到400斤。由于糧食生產水平的相對低下，很多地區特別是干旱鹽堿地區，必須加種雜糧（小米、高粱等）以提高單位畝產。在那時，即便在江浙地區，大米也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主糧。　　

在這一年，工業生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一年，工業企業正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和工業設計運動，不少原為幾個人十幾個人幾十個人、只能生產簡單手工制品的小廠，開始規模生產具50年代甚至60年代先進技術水平的產品。這些產品大多具濃厚的中國特色味道，如在山區水稻田里使用的農機具。　　

這一年，我國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合成苯車間（《人民日報》1966年10月17日）；　　

這一年，我國建成第一臺一萬二千噸水壓機（《人民日報》1966年1月3日）；　　

這一年，在北京物理討論會全體會議上，中國物理學工作者汪容作了一篇基本粒子報告，提出“層子模型”理論，10年后，美國物理學家格拉肖提議將下一個發現的粒子命名為“毛粒子”（《人民日報》1966年7月27日）；　　

這一年，中國成為第一個人工合成結晶胰島素的國家（《人民日報》1966年12月24日）；　　

這一年，中國做了3次成功的核試驗（（《人民日報》1966年5月10日、10月28日、12月29日報道），其中第二次核試驗為導彈核試驗，第三次核試驗據傳言說實際上是氫彈。半年后，中國宣布氫彈爆炸成功（《人民日報》1967年6月18日）。至此，中國“搞了點原子彈，也搞了點氫彈”，成功地打破了美蘇核壟斷；　　

這一年，中國大地上爆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研究報紙特別是《人民日報》上的文革，首先應該解決3個問題，即：《人民日報》是否具代表性？文革到底是什么？文革何時開始的？　　

媒體從業人員都知道這樣一句話：報紙風格即總編風格。對于一般報紙，尤其是地方報紙，此話自是真理，對于《人民日報》來說，則不盡然，從北京市委到中央，都對《人民日報》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　　

1966年6月1日以前，《人民日報》總編輯乃吳冷西。在1966年5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決定向人民日報派工作組，工作組由陳伯達率領。很多回憶錄都說該決定事先請示了毛澤東，但據江青在11月28日的講話表明（《人民日報》12月4日），派工作組似乎并非事先請示，而是事后通知了毛澤東。　　

1966年6月1日至年底的《人民日報》總編輯為唐平鑄，而陳伯達率領的工作組代表當時的中央，對《人民日報》有相當的控制權。　　

很多我們現在公認的文革重要文獻，如“516通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等等，都沒有在1966年的《人民日報》上刊登。《炮打司令部》是1967年8月5日，即該文發表一周年后，才在《人民日報》上全文刊登。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則是首發在1965年11月10日的《文匯報》上。　　

雖然如此，和《文匯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相比，《人民日報》依然頗具地域廣度和話題廣度，因而也頗具代表性。雖然在某些時候會出現報道“時差”，但《人民日報》已基本足以反映當時的中國政事和經濟、軍事、科技狀態，特別是文革時期中國的全面狀態。

那么，什么是文革呢？

文革，從字面意義上看，即為在以文化領域為主的上層建筑領域里，滌蕩陳跡、圖謀新生的革命，以這個意義來說，文革一直在持續。　　

文化革命的字眼，在1947年即出現了（《人民日報》1947年5月6日）；文化大革命的提法，最早出現在1958年（《人民日報》1958年5月27日）；而在1964年7月15日的《人民日報》上，也已出現了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字眼。　　

但是彼文革非此文革。我們要探討的文革，其全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詞組第一次見諸報端為1966年6月2日。我們要探討的文革，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我看來，應始于1966年8月，準確地說，是1966年8月8日。具體分析詳見后面章節——《文革綱領》。　　

談文革離不開權力斗爭。目前的各式回憶錄也非常熱衷于對權力斗爭的討論，并將之視為丑陋污點。　　

然而，共產黨人并不恥于談論權力斗爭。在共產黨的詞典里，這個詞的準確表達應該為“政權斗爭”。列寧說過“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一點，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革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還說過“任何一個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都是國家政權問題。政權在哪一個階級手里，這一點決定一切。”毛澤東也說過“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非常有趣的是，“政權問題”這個詞組在1976年9月前頻頻見諸各大報紙，但在此之后，卻只出現在《人民日報》上出現過4次。

     二、1966年《人民日報》關鍵詞　　

1、 一月至三月關鍵詞：　　

a、突出政治。　　

突出政治其實不僅是1966年第一季度的關鍵詞，也是全年的關鍵詞。在大多數時候，這個詞表達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1965年初，林彪在部隊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要突出政治。65年底至66年上半年，突出政治和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運動拓展到全國各行各業，出現了學習毛主席著作和學習辯證法的高潮。1966年2月28日，《人民日報》就發表了的署名丁效潤的《辯證法教人聰明——從雙水內冷汽輪發電機試制工作中得到的啟示》一文；　　

b、清官。　　

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刊登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后，有關《海瑞罷官》的討論在各大報紙上展開了。在一月至三月下旬這個時間段，關于《海》劇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一、是否符合歷史事實；二、是否應該宣傳清官。姚文首先提出吳晗的《海》劇有很多地方不符合歷史事實，這個觀點也得到所有參與討論的歷史研究者的肯定。大家的爭論焦點在于——“歷史劇是否需要符合歷史事實”及“清官到底好不好，宣傳清官到底有沒有價值”。在這個階段的討論，大家也拿同樣宣傳“清官論”的《謝瑤環》做例子，正反兩方的文章都有。　　

c、春耕。　　

一至三月，正是春耕的準備階段和開始階段。《人民日報》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紹前一年即1965年各地的增產經驗。新年伊始，就開始在全國推廣比玉米良種還高產二成至三成的雙雜交玉米，高產雜交春小麥，從阿爾巴尼亞引進的冬小麥良種等等。也介紹了可以抗倒伏的農藥“麥稻立”。經過了1965年年底至1966年年初的農田基本建設（以平整土地、興修省內、縣內甚至社內水利工程為主）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部分地區開始規模使用化肥和機械化農機具。在2月下旬和3月的“農業展覽館”專題，介紹了各地發展機械化、副業的經驗。　　

d、學大慶、增產節約、產品設計革命。　　

這其實也是1966年全年的關鍵詞。1964年11月，毛澤東發出“開展群眾性設計革命運動”的號召，各地掀起了學大慶、增產節約、設計革命熱潮，特別是學習大慶“三老四嚴”、“四個一樣”和立足本國實際、自力更生的精神。在這段時期和全年的幾乎所有時期，都有介紹各地工業、手工業學大慶成果的報道。　　

e、焦裕祿。　　

2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穆青、馮健、周原采寫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該文堪稱長篇通訊、人物特寫的范文（還有一篇非常棒的長篇通訊范文《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該文刊出后，全國各地掀起了學習焦裕祿的高潮，同時，該文也契合了《人民日報》1965年10月開始的“縣委革命化”討論，各地縣長、縣委書記紛紛撰文表示要當好本縣的“好班長”。　　

f、印尼排華。　　

1965年“930事件”后，蘇加諾政府被推翻，有美國背景的軍事政變集團開始了大規模反共、反華，成千上萬的華人被屠殺。　　

2、 三月至五月關鍵詞　　

a、罷官、退田、翻案。　　

3月下旬，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始升級（注意這個時間點，此時杭州會議剛開完。改開后，輿論將批判升級歸咎于杭州會議，但據我分析其實另有它因，詳見有關《海瑞罷官》的分析章節），批判主題開始圍繞罷官、退田、翻案等，而批判范圍也擴大到鄧拓、翦伯贊等人和《兵臨城下》、《早春二月》、《抓壯丁》、《逆風千里》等影片。在這個時期不僅言辭變得更激烈（如《人民日報》4月17日王正萍、丁偉志寫的《請看吳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作者之一丁偉志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還刊登了不少工農兵批判文章。贊同吳晗的文章幾乎完全消失了，很多文革后位列高位的文化界、文藝界和其他行業（包括科研）人士也加入到批判行列。　　

b、半工半讀、半農半讀。　　

半工半讀的歷史很長，一定要追溯的話，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初。在50年代中期，半工半讀即成為潮流。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農業生產水平尚很低，農村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始于50年代的上山下鄉運動此時也在進行中，據1966年4月4日《人民日報》報道，長春市開展了半工半讀和半農半讀學校，組織城市閑散青年學習農業和工業知識，有計劃地把城市青年導向農村。1958年開辦的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現為江西農業大學，電影《決裂》講的就是這里發生的事）即為半農半讀的典范。　　

c、備戰。　　

1966年，越南戰事擴大，美國軍機、軍艦不斷入侵我國領海、領空，并在公海多次攻擊我方漁船，外交部全年共發出22次嚴重警告。66年5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個月前周恩來對巴基斯坦記者的一段談話，周恩來談到中國對美國政策的四句話：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指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反帝反殖民運動）；中國是作了準備的；戰爭打起來是沒有邊界的。　　

3、 六月至八月　　

a、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陳伯達率領的工作組進駐后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6月16日，該報又發出了《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的社論。北京各處開始出現打砸搶跡象。而6月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北大聶元梓等人寫的一張大字報后，包括《人民日報》、《文匯報》等多家報紙開始批判北京大學的陸平、彭佩云，南京大學的匡亞明等人。學生打老師、老師打學生的現象開始大量出現，8月5日，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打死（詳見后面章節的分析）。多數死傷發生在6月至9月。　　

b、報紙排版改革　　

1966年6月2日后，《人民日報》版面版式出現較明顯的變化。　　

c、改組；工作組。　　

6月4日，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李雪峰、吳德分別擔任第一、第二書記；6月7日，新北京市委決定改組《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同時《前線》停刊整頓。6月16日，共青團中央和新北京市委決定改組共青團北京市委。　　

6月4日改組北京市委的同時，當時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決定向北大、清華等高校以及北京各中學、機關派工作組（請注意這個時點，據有關資料透露，工作組人數達數千人甚至上萬人）。　　

d、高考改革。　　

6月18日《人民日報》刊出國務院高考改革通知，決定將1966年的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同日的《人民日報》第二版，刊登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要求廢除舊升學制度的文章（請注意高考改革通知發布時間和這幾篇文章發表的時點）。　　

6月22日，人民大學7位學生寫信要求改革文科大學，縮短學制，7月15日刊登清華大學電機系學生要求改革工科學制的文章（當時人民大學本科長達5年至8年，清華大學本科為6年）。　　

e、農業生產。　　

此時早稻早麥進入收獲季節。6月21日報道了“全國手工業支援農業展覽會”，號召全國工業、手工業支持農業夏收夏種。據6月15日《人民日報》報道，此時全國已經建成了上百座小型氮肥廠，但對大部分農村而言，至少8成以上的農田依然高度依賴綠肥，即使畜肥也供應不足。　　

這個時段也報道了3月8日發生大地震的邢臺地區恢復生產的事例。　　

f、大毒草、罷官、國防文學。　　

6月至7月初對《海》劇和吳晗、鄧拓、廖沫沙的批判開始升級，出現了諸如“叛徒”、“大地主”之類的字眼。　　

7月上中旬開始，批判主題移至對三十年代文藝路線的批判，強調文藝的階級性。同時，也開始對周揚“國防文學”（即全民文學、全民文藝）展開批判。如《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的批判文章。　　

在這個時段，也出現了多篇工農兵批判文藝界、文化界“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外國死人”現象的文章，要求工農兵形象出現在文藝作品上。　　

g、暢游長江　　

7月16日，毛主席最后一次暢游長江，次日返回北京。在此之前，毛澤東一直不在北京。　　

h、紅衛兵　　

1966年5月，清華附中學生駱小海、卜大華、鄺桃生、王銘、張曉賓、熊剛、張承志、陶正、高洪旭、袁東平（多為中級干部或部隊子弟，其父母少有中央級的，但在清華附中屬“高級干部子弟”）以“紅衛兵”的名義發表《從我校領導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看我校是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大字報，5月29日成為紅衛兵成立日。　　

4、 八月至年底　　

a、毛主席在1966年7次接見紅衛兵和革命群眾。　　

b、十六條。　　

8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央委員會8月8日通過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史稱“十六條”。在“十六條”里闡明了本次運動的斗爭目標、斗爭手段、最終目標等。該文獻成為整個文革最重要的文獻。　　

8月14日，《人民日報》報道了8月12日通過的八屆十一次會議公報。再次闡明文革目標、手段和最終目的。　　

c、破四舊。　　

8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報》多篇報道了紅衛兵給老店改名、砸爛文物事件，此時的報道為贊許式的。　　

8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求紅衛兵學習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求紅衛兵保護文物、保護古跡。　　

此后對破四舊的報道轉向以破除迷信為主。10月9日報道了珠江疍家船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事例。　　

d、抓革命促生產　　

《人民日報》在8月下旬開始，用多篇社論、多篇報道號召大家“抓革命促生產”。在9月7日、15日，11月10日等多日的社論都強調“生產是不能停下來的”，要求紅衛兵不要進入工廠、農村串聯。　　

e、防止斗爭轉移。　　

8月底至年底，多篇社論和報道強調，“為了防止轉移斗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斗爭群眾，挑動學生斗爭學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絕對不是斗爭一切領導干部，也絕對不是斗爭群眾”。　　

f、用文斗不用武斗。　　

9月6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各地紅衛兵和革命群眾認真學習“用文斗不用武斗”的重要政策，該文強調“堅信文斗就是堅信毛澤東思想能夠戰勝任何敵人，堅持文斗就能徹底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丑惡靈魂”。　　

g、農業工業生產。　　

8月下旬進入秋收季節。《人民日報》號召紅衛兵學工學農學軍，號召紅衛兵到農村幫助秋收。在10月至年底，還多篇報道了“步行串聯”經驗，號召紅衛兵步行串聯。　　

8月至年底，《人民日報》多篇文章報道了各地農業生產狀況。在這段時間，農業水利化、機械化樣板地區的經驗報道是農業領域主要關注方向。　　

此時段，每天都有多篇小消息報道各地工業生產狀況和新產品研制成果　　

h、科技國防報道。　　

多篇消息報道各地科研成果和國防成果，如人工合成苯、第一批十萬瓩水輪發電機組、純氧頂吹轉爐車間、人工結晶胰島素、核試驗等等。在9月30日報道了上海科研重大成果。如一萬二千噸水壓機、大型電子計算機、新型合成纖維、合成苯及其工業生產、人工合成胰島素等。　　

i、 周揚、孫冶方。　　

8月下旬至年底的批判類文章，主要集中在對周揚“國防文學”、孫冶方的經濟學理論的批判上，強調文學和經濟學的階級性。而對《海》劇及對“三家村”成員的批判幾乎完全消失了。　　

【天天向上A】三：文革綱領　　

在目前的文革研究和與文革有關的資訊里，提到的文革綱領有：“五一六通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等等。但實際上，任何一個看過當時文獻的人都知道，這些全部都不是文革綱領。真正的、在1966年即反復提及、一直貫穿整個文革時期的綱領，是1966年8月8日通過、次日在《人民日報》、《文匯報》、《解放軍報》等全國主要報紙上全文刊登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史稱“十六條”。　　

哪個是文革綱領，不僅可以在文革時期各大報紙的重要社論、重要新聞里體現，也可以在當時幾乎所有的國內外新聞以及群眾反映中體現。對這個問題的模糊處理，在我看來，是矯飾文革評價、抹黑文革形象的諸多舉措中最重要的一環。　　

那么，文革綱領——《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到底說了什么呢？這里是“十六條”全文——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　　

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　　

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舉行了進攻。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沿著這個大方向繼續前進。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大量事實說明，只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這種阻力就會迅速被沖垮。　　

由于阻力比較大，斗爭會有反復，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復。這種反復，沒有什么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特別是年青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　　

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　　

目前黨的各級組織，對文化革命運動的領導，存在著四種情況。　　

（一）能夠站在運動的最前面，敢于放手發動群眾。他們是“敢”字當頭、無所畏懼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們提倡大字報，大辯論，鼓勵群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時也鼓勵群眾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種正確領導就是由于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由于毛澤東思想領先。　　

（二）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于這場偉大斗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因而處于軟弱無能的地位。他們是“怕”字當頭，墨守舊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規，不求進取。對于群眾的革命新秩序，他們感到突然，以致領導落后于形勢，落后于群眾。　　

（三）有些單位的負責人，平時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他們更是“怕”字當頭，怕群眾起來抓住他們的辮子。實際上，他們只要認真進行自我批評，接受群眾批評，是會被黨和群眾諒解的。不這樣做，就會繼續犯錯誤，以致成為群眾運動的絆腳石。　　

（四）有些單位是被一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著。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借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采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邪路。當他們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時候，還進一步耍陰謀，放暗箭，造謠言，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擊革命派。　　

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改變那種處于軟弱無能的狀態，鼓勵那些有錯誤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參加戰斗，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里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　　

四、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　　

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那些是對的，那些是錯的，那些做法是正確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確的。　　

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在斗爭中提高覺悟，增長才干，辨別是非，分清敵我。　　

五、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　　

黨的領導要善于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這樣，才能夠在運動中，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最后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　　

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也不要把敵我矛盾當成人民內部矛盾。　　

人民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眾會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　　

在辯論中，必須采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于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準采取任何壓服的辦法。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里。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　　

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辯論中，每個革命者都要善于獨立思考，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　　

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布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　　

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斗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斗爭群眾，挑動學生斗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后期酌情處理。　　

八、干部問題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種：　　

（一）好的。　　

（二）比較好的。　　

（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　　

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開始涌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一種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系的最好的橋梁。它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　　

無產階級同過去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斗爭，需要經歷很長很長的時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于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于工礦企業、街道、農村。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復討論后，進行選舉。　　

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　　

在學校中，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革命學生為主體，同時，要有一定數量的革命教師職工的代表參加。　　

十、教學改革　　

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　　

在各類學校中，必須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學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斗爭。　　

十一、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　　

在進行文化革命群眾運動的時候，必須把對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傳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同對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結合起來。　　

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其中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　　

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準。　　

十二、關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的政策　　

對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里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于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作風，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的部署問題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的重點。　　

文化大革命使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加豐富、更加提高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各地區、各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部署。　　

在農村和城市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地方，如果原來的部署是合適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亂它，繼續按照原來的部署進行。但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的問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交給群眾討論，以便進一步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　　

有的地方，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帶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這樣做，如果那里黨委認為合適，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夠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的高質量。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十五、部隊　　

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十六、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在廣大工農兵、廣大干部和廣大知識分子中，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　　

各級黨委，在這樣錯綜復雜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須認真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反復學習毛主席有關文化革命和黨的領導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各級黨委，要遵守毛主席歷來的指示，貫徹執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先做學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和煩瑣哲學。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取得偉大的勝利。　　

從這個文革綱領，我們可以看出： 　　

本次文革的主要目的是：斗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斗爭走資派時，必須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種矛盾的性質。　　

本次文革的參與主體是：群眾。像巴黎公社那樣，通過全面選舉制選出群眾代表，成立群眾文化革命小組來領導運動。　　

本次文革的手段是：擺事實，講道理；用文斗，不用武斗。　　

本次文革的最終目標是：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抓革命，是為了促生產。　　

本次文革還應達到的目標：與過去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即在意識形態領域）做斗爭；改革舊的教育體制。　　

本次文革的可能出現的問題：有人會采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邪路；有些單位領導會把群眾打成“右派”、“反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會挑起群眾斗群眾。　　

本次文革可能發生問題的解決手段：防止轉移斗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斗爭群眾，挑動學生斗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后期酌情處理。　　

在評價文革時，最“忠厚”的批評者也認為，1966年的中國根本沒有什么“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更遑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但看過當時的報紙后，我必須承認，路線斗爭其實是非常激烈的。　　

在談論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解決一個問題，即走資好不好？對不對？是不是只要把生產搞上去了，就是成功的領導人？在毛澤東看來，走資顯然是不好、不對的，只抓生產顯然是不行的。因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走社派”認為，一個成功的國家，必須是“共同富裕”的國家，必須是消除了“三大差別”的國家，這個國家，必須不被少數人控制。這個控制，首先體現在經濟領域，而經濟領域的控制，必將導致教育領域、文化領域等一切上層建筑領域的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周期律”發揮作用也是必然的。　　

兩條道路的斗爭，在農業領域表現得最明顯。從文革期間及前后數年的報紙可以看出，毛澤東之所以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把農業領域私有化看得那么嚴重，是因為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實踐也顯示出，舍棄農業集體化，必然導致農業機械化、農業水利化、農業化學化和農業電氣化進程受阻甚至失敗。即便實現了農業“四化”，也是在廣大農村出現兩極分化的前提下實現的，而這和“共同富裕”理想是沖突的。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所謂農業大國，就是說這個國家還未能解決吃飯問題，還必須把主要的人力物力投入到農業生產中去。集體化就是實現農業集約化生產的基礎。同時，在文革期間倡行亦工亦農的“小而全”、“大而全”經濟模式，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使全國各地的經濟發展呈現出相對“勻質化”現象。往大了說，此舉可以達到快速消除中國地區發展不均衡現象，消除“三大差別”；往小了說，散布于全國各地的“五小”工廠和縣辦、社辦工廠，也使得產品種類豐富化了，這從報紙里關于各地新產品的消息里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　　

也就是說，毛澤東等人判斷，農業領域“走資”不僅會造成兩極分化，導致國強民富的目標不能實現，也會影響到工業生產。　　

而工業領域的路線斗爭，在那個時期更多地表現為對自力更生原則的堅持與懷疑。由于那時的中國是個農業國，工業體系還沒有完全成型，在領導和百姓心中，己不如人的想法根深蒂固。在66年全年的報紙，都有對立足本國實際、自力更生發展工業的成果報道，中間自然也隱約流露出某些人對這個發展方式的懷疑。這些懷疑，更多地表現在工業體系的領導人和產品的設計、研制人員身上。　　

在電視劇《潛伏》里，編劇、導演用謝若林的口講出了目前很多人對“社資之分”的疑惑，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嘲笑——謝若林問余則成：現在兩根金條放在這兒，你能告訴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齷齪的？　　

這個電視劇沒有給出答案，只是虛妄地談信仰的力量。也正因為沒有給出答案，余則成的堅持便顯得不甚可信。而“嘴里講的都是主義，肚子里想的都是生意”的評價也因而顯得可涵蓋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及政治人物了。　　

但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等人試圖告訴大家，金條其實也有高尚和齷齪之分。　　

【天天向上A】四：誰明了文革真意？　　

現在的宣傳告訴我們，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幾乎所有人都不理解——領導懵懂，百姓疑惑。在這樣的宣傳下，一個昏聵甚至癲狂的毛澤東形象就樹立起來了。　　

文革綱領如此明晰，真的所有人都看不明白嗎？　　

1966年8月26日上午，一群“紅衛兵”手持皮帶、鞭子沖擊《人民日報》社，勒令《人民日報》立刻停刊。這是《人民日報》第一次被沖擊，被沖擊的原因就是當日該報第二版刊登的、署名為“中直某機關紅衛兵”的文章——《致爸爸媽媽的一封公開信》。

致爸爸媽媽們的一封公開信　　

爸爸媽媽們：　　

兒女們都起來鬧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紅衛兵了！大家都稱你們為老革命。但是，我們要告訴你們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們想混到哪天才到頭呢？無窮的憂慮，無數的框框，纏在你們的腦子里，套在你們的身上。當年血戰沙場的英雄氣概，橫眉怒視階級敵人的凜然大義，現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看見你們現在這個樣子，孩兒們都感到很痛心。你們好好想想吧：你們的親密戰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里，有多少英勇就義在敵人的刑場上，又有多少因積勞成疾而不幸與我們長辭。想起這些，你們中間曾經有多少人暗暗落淚。“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難道你們不覺得可恥嗎？難道你們不覺得危險嗎？難道你們自己也不感到痛心嗎？難道你們還想這樣混下去嗎？“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到了你們起來造反的時候了！你們是我們的父母，但是，“永遠不要忘記，我們都是人民的兒子，都是勞動人民用血汗把我們養大的！千萬不要忘記這點。千萬要記得勞動人民是我們的父親，是我們的母親。”你們要是忘記了勞動人民，忘記了你們犧牲了的戰友，忘記了革命，你們就可能變成修正主義分子了。我們就要造你們的反！誰說兒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們“修”了，我們就要造你們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幾年來，你們當中有的人養尊處優，長期蹲在辦公室里，你們的“資本”早就花光了；你們的革命銳氣早就磨鈍了，你們和勞動人民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走出辦公室，到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中來，換下你們的頭腦，洗掉你們身上的污垢，灌進新鮮的血液，徹底改變你們這種精神狀態。不然，在這場大革命中就要被淘汰了。　　

想當年，你們跟著毛主席轉戰南北，打出了人民的江山。看今朝，毛主席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袖章，又帶著我們沖向文化大革命的戰場。我們跟上了。你們呢？難道你們要掉隊嗎？親愛的父母們，敬愛的老革命，你們千萬要永葆革命的青春呵！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和人民群眾在一道解決它，老革命就年輕了；一條是脫離人民群眾，在新問題上跌跤子，這樣老革命就真要老了，就要完蛋了。你們用你們的鮮血和汗水寫出了鮮紅的前半生，我們更衷心地希望在今天，還能緊緊地跟上毛主席，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不失無產階級的革命晚節。　 　　

中直某機關紅衛兵　　

這封信以“中直機關子女”的口吻寫就，說中直機關有些老革命是在“混革命”，革命資本早就混光了，很可能變成修正主義分子。老子修了，兒子就可以起來造老子的反。　　

很顯然，沖擊《人民日報》社的紅衛兵們，很可能就是真正的中直機關子女們，看懂了這篇文章，也明了了文革真意。　　

不僅這些紅衛兵看懂了文革綱領，上至中央領導人，下至相當一部分普通群眾，也都看懂了文革綱領，知道文革的目的，雖然可能有不少普通百姓并不真的認同“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判斷。直到幾十年后，他們才會明白。　　

理解文革綱領并不等于支持文革綱領。實際上，從8月9日各大報紙公布“十六條”后領導人、特別是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就可以看出文革綱領的出臺，顯然是中央高層激烈斗爭的結果。7月17日至8月上旬毛澤東回北京后明確表達文革目的和手段，很可能并沒有得到多數中央領導人的支持，或者說，至少沒有得到心底里的完全贊同。　　

“十六條”公布后，第一個在公開場合使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描述的人是林彪。在8月19日的報道里，林彪即提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說法。林彪的8月31日、9月15日兩次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和10月1日國慶慶祝會上，都多次闡明本次：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擊的重點，是鉆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定要掌握這個斗爭的大方向。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動手打人。斗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斗爭那些地、富、反、壞、右分子，也是這樣。武斗只能觸及皮肉，文斗才能觸其靈魂。只有文斗，進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徹底暴露他們的反革命面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斗臭，斗垮，斗倒。”　　

在11月28日展開的“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人民日報》12月4日），江青、吳德也都提到了本次斗爭的目標和斗爭應該采取的手段。但《人民日報》上的報道卻看不到周恩來提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周恩來文革講話集》里，可以看到該日周恩來其實是提到了，但我想《人民日報》可能認為發言重復，所以沒有錄用。　　

直到12月19日在接見解放軍、革命師生時，周恩來提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發言才第一次在《人民日報》上出現。周恩來說：　　

“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是很好的。它正在浩浩蕩蕩地向前邁進。但不是一帆風順沒有阻力的。事實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切牛鬼蛇神，不甘心失敗，總是拼命掙扎。我們要擦亮眼睛，在實行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同時，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把膽敢破壞文化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揪出來，把他們打倒。”　　

由于文革綱領清晰地指明了斗爭方向，即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而遭遇到很大的反抗。這個反抗，不僅來自中央高層，也來自全國官僚體系有意無意的自發抵抗，和官員子女們的自覺抵抗。甚至，在文革意圖開始泄露、文革綱領尚未成型時，這樣的抵抗和斗爭轉移就開始了。　　

貫穿文革十年的，不僅有對走資派的斗爭，更有從一開始就出現、到結束也無法制止的斗爭轉移。而這些斗爭轉移的惡果，最后都變成了潑向文革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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