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誕辰114周年紀念日，全國人民的大多數，以及世界各地的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人，都發自內心永遠地懷念他，歷史仿佛沒有移動，但想到周總理的對手之一基辛格去年到重慶聽紅歌，歷史畢竟是動了。我們緬懷周總理的治績和歷史地位，學習周總理的堅強黨性和深刻歷史觀。在我們心目中，主席里可以稱之“偉大”，只有毛澤東。總理里可以稱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只有周恩來。　　

　　

中外對周恩來的評價資料、汗牛充棟，這里不再作更多補充和評議。只想強調一點，如同井岡山時期的朱毛一樣，建國后十七年的毛周，已無法再被任何別有用心者拆開。中國崛起，實際上在1972年由毛周帶起。該年2月28日公布的《上海公報》行文巧妙，構思精心，周恩來和基辛格獨辟蹊徑，找到了促進中美聯手防止蘇聯霸權主義的辦法，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格局。文革發動伊始，雖然由中央文革強勢主導，但由于他（她）們對內政、經濟、外交的相對經驗欠缺，毛主席仍讓周總理扮演極其重要角色。只是在文革路線走向、方針及口號制定上，周就難以著刀。在輔佐毛主席因應革命運動衍生的動蕩，乃至局部危機事態，周總理不時擔當潤滑劑、甚至滅火器的能量，例如處理英國代辦處被燒事件。協助毛主席帶領國家屢過驚濤駭浪，成績斐然，周恩來在黨和國家已留下典范，是中國近代史及中共的寶貴資產之一。　　

　　

呼喚“周總理，您在哪里？”仍然有巨大現實意義。如今，像周恩來這樣期許自己兩袖清風，要求親屬與平民無異的政治人物越來越少，垂涎先富、極富生活的官員卻越來越多，臺上者并未切割下臺者貪腐印記，導致那1%權貴、富豪和利益集團們極大地揮灑舞臺及平臺更華麗合法。一時掌控權利的人，何時也會拾起自己消逝已久的經世濟民之心，不是眼淚，不是作秀，真正像周恩來那樣去改善社會諸多不公正正義之處？真正像周總理一樣，對平民百姓時誠心傾聽，對財團巨商則應警戒以對。周恩來其操守，應變能力無懼質疑。做人做到周總理那樣，很不容易喲。當然，人無完人，周恩來在這篇講話中，有些是值得商榷的，例如對賀龍的評價。但周總理有承擔責任的勇氣，見之于他在賀龍平反后的言與行。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周恩來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他。　　

　　

對比周恩來的清廉，反腐在民眾眼中看成不夠給力，乃這些年在決策搖擺時錯過若干極有利時機和機遇。人民尤其無法忍受官員與富商過于親密的政商關系。官方“中金公司”是央企，“發展研究中心”是領導智囊，它們和佐利克、索羅斯這些富豪代表人物過從甚密，民眾疑慮國家和人民的財富被揮霍掉，當然有道理。看國外，英國前國防大臣因其密友和軍火商糾葛不清而引咎下臺，至于意大利民眾踢掉前總理貝盧斯科尼，不是怒他性派對、性嗜好，而是老貝的治國路線有問題。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中國還有那么多民眾認可王立軍的打黑業績，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其心或可責，其罪未必成。官方也說王還是全國人大代表，“請假”不開會。人民更在乎官員的惠民實事，不完全在意個人品行出身背景。美國總統是半個黑人，冰島總統是女同性戀者，蘇格蘭保守黨魁不僅是女同性戀者，還是職業拳手，英國首相出身貴族公校。一句話，天底下統一的社會規范并不是太多。　　

　　

經過30多年變遷，中國政治在意識形態、黨章教義與治理現實之間出現了鴻溝，甚至危機。工農大眾對改革的期待，已逐漸消失殆盡，他們發現黨和國家和路線突然之間成為民生好壞的決定因素。自由派制造恐慌，說中國經濟硬著陸就有大麻煩，改革是良方，不搞就攸關執政合法性，死路一條，聽來莫測高深。眾多省市“領導拼經濟，親屬做生意”，形成對比是村鎮居民抗拆遷，復退軍人求福利。再形象地比喻一下，一個人外表固然重要，但生命更甚之。有的人為整形而丟命，很二。人體內部出毛病的部分，絕對遠多于“外形欠佳”。“救丑不救命”，這樣說不僅適用于醫學，也適用于黨的路線。體制內外那些“改革”呼吁，說的是大家都知道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饑之事，反襯出掛“南巡”之羊頭，賣“胡趙”之狗肉的模糊遮掩，活生生就是國王沒有穿衣的翻版。　　

　　

廟堂某些人沉迷于過去九年GDP亮眼，如今當“跛鴨”心慌意亂，與人民常識脫節久矣，求助于世界銀行只是一個表征。因此，某些人雖點出經濟停滯，但是歸咎于沒有政改，某種程度是挑小放大，且南轅北轍。廟堂點石成金，親朋紛成巨富。對比周總理嚴于律己及親屬，有些黨員就是不汗顏？！　　

　　

針對某些人熱捧“笨蛋，問題在經濟”這并不盡然屬實的話，須回之以“笨蛋，問題在路線”。執政黨的修辭學，有時確實需要重整。希望周恩來的講話提供給大家許多省思。　　

　　

周恩來同志輔助毛澤東同志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2012年將迎來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中華民族行進風雨，仍屹立世界東方；中國共產黨多災多難，仍存在振興希望。“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時至今日，仍然如此。當年，毛澤東同志以及無人能及的洞察力和高瞻遠矚，指出中共黨內有資產階級，有走資派。他的許多預言，在他逝世36年后仍被驗證是正確的，是貼切歷史脈動的。新年伊始，神州大地各種思潮的碰撞，各種事件的發生，說到底，是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在延續，絲毫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　　

　　

回顧1971年5月10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周總理百忙之中親自出席，向中央、各省市、各部門負責人講述黨的兩條路線斗爭歷史。現在讀起來，仍然感到很親切，感到總理還在我們身邊，他的光輝形象跟隨日月，行走致遠。今天，將這篇關于路線斗爭講話公布于眾，更有啟發性，更有現實意義，就作為對敬愛的周總理誕辰日最好的紀念物吧！　　

　　

　　

周恩來講話內容　　

　　

講幾句黨的路線斗爭。上次沒有詳細講。五十年紀念文章不好寫、寫成黨史太長，現在成立一個專門小組在起草。毛主席說：路線問題“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我們黨是多災多難，千錘百煉才形成光榮、正確、偉大的黨，才形成以毛主席為首的正確的領導。無產階級的江山確實來之不易。年老的剩不多了，不要忘記過去。特別是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包括我在內，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北伐勝利以后，是兩次右傾、三次“左”傾。從第一次大革命講起，我們黨是從十月革命、“五四”運動以后誕生的，是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統一戰線的群眾運動中生長的。這時，中國已經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名義上是孫中山領導，實際上是我們黨領導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共產國際派人來了，鮑羅廷執筆，我們黨參加了，我也參加。是按我們黨思想寫的。但是黨還年輕幼稚，沒有成熟到能勝任領導革命到勝利。雖然國際有指示，那是人家的經驗，但自己沒有經驗。雖然已經形成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但是沒有被黨所公認。陳獨秀當時最多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左派，不懂得馬克思主義。說起來好笑，北伐戰爭他就反對，實際上北伐戰爭起來以后，從廣州打到武漢，群眾運動迅速發展，當時起主要作用的是葉挺那個團。共產黨員很多，前赴后繼，英勇犧牲，所向無敵。可是陳獨秀卻不承認黨能領導土地革命，認為最多只能搞減租減息，武裝斗爭他也反對。陳獨秀對創黨是有功的，但是比俄國的普列漢諾夫還不如，十九世紀普列漢諾夫還是把馬列主義介紹到俄國的，他的有些著作現在還要讀。陳獨秀什么像樣的東西都沒有，《共產黨宣言》等幾本書不是他翻譯的。所以到了關鍵時刻就不行了，離開黨就搞托派。“八七”會議也有缺點，本來應該找他，但是沒有找他。他這個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也不去，只有聯系。一九二八年春在莫斯科開“六大”，請他也不去，以后變成了托、陳取消派，由極右變成了極“左”，認為中國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成功了，等資本主義發展了，再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他不贊成搞農村武裝斗爭，反對搞農村根據地，這個思想現在還有。不要看托洛茨基死了好久，但是在亞非拉和工業發展的國家，也還有極“左”思潮。例如亞非拉不搞民族民主革命，要搞社會主義革命。不反美怎么搞社會主義，等于幫助美帝。“八七”會議毛主席參加了，但不是毛主席主持，是瞿秋白主持的，毛主席代表正確路線，領導秋收起義，部隊和武漢獨立團上井岡山。在這以前，有“八一”起義，毛主席說：“八一”起義打響了第一槍，所以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節。“八一”起義參加的共產黨員特別多，方向是對的，但是路線、政策有錯誤，一是以城市為中心，不在江西農村打游擊，要打廣州，打汕頭；二是依賴外援，不是自力更生，就地搞武裝斗爭，而是依靠外援。當時共產國際也有指示，當然主要還是算我們自己的賬。那時蘇聯也的確派了船來，送了五百萬美元，幾千條槍。但是國民黨派了中山艦監視，根本無法聯系。中山艦還派了部隊登陸，只有一個排警戒，一沖就亂了。我本來要到前線去的，因為要等張太雷同志，等外國船，沒有去，好處是三河壩留了二十五師兩個團，師長周士第膽小，朱老總帶了第二軍一個營在那里，他是舊軍隊過來的，能打爛仗。他拍了胸部說：“跟我走”，不然，還沒有人帶。陳毅同志還是團黨代表。所以朱德同志還是有一功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到中南海貼了很多大字報，說他不是紅司令，是黑司令。毛主席看了很生氣，說這些年輕人不懂事。盡管他反對過毛主席，但以后還是跟了。張國燾搞分裂，他也反對。井岡山會師應當寫，選朱德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應當選的。古巴代辦到井岡山，沒有看到介紹朱德和八一起義剩下的部隊，提了意見，他說：不管他反對過毛主席，但是寫上去更能顯示毛主席的偉大，更能顯示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正確。毛主席看了，認為他比我們有些同志更有見解，不要以為卡斯特羅修了，就沒有好人了，古巴出了卡斯特羅，還是有很多同志要革命的。　　

　　

秋收起義到井岡山，還有方志敏同志在那里，今天黃知真同志在座，黃道同志（注：黃知真的父親）當時就參加了。他是不是農民運動講習所的（黃知真同志答：他不是）？在座的王首道同志是農民運動講習所的。還有韋拔群同志，他在廣西搞了紅七軍，閩西有鄧子恢、張鼎承同志，鄧子恢以后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但是打開閩西局面也是有功的。鄂豫皖是鄭位三，湘鄂西，真正的洪湖的頭頭不是賀龍，而是段德昌，武漢空軍傅傳作同志可以作證。“七·二O”事件我到武漢，找到他才弄清楚。段德昌同志后來肅反時被賀龍殺掉了，現在平反了。湘西是賀龍去搞的，他原來在那里當過土匪。但是基礎好的是洪湖。“洪湖水，浪打浪”，這個劇本否定了，但是今天洪湖的人民還想念當時的紅軍，想念段德昌，被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還有廣東、廣西，廣東是海陸豐，本來也好，但是有些盲目，產生了盲動主義。盲動主義是不依靠群眾，只靠幾根槍桿子。“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靠槍桿子是對的，但是不靠群眾，抓槍桿子也不行。那時有幾個口號：一是殺殺殺，二是燒燒燒。燒房子群眾也不贊成，殺人太多造成恐怖，地主也是勞動力嘛，有的地方群眾沒有發動，也燒房子，殺地主，出個布告成立蘇維埃政權，可是人沒有。盲動主義時間不長，主要是十一月擴大會議處分了一批中央同志。沒有占領大城市的都要給處分，連毛主席也處分了，傳到井岡山就說黨籍都開除了，不是黨員，不能當政委，當不了毛委員，就當師長，開除黨籍是記錯了的，但的確給了警告處分。“八一”起義失敗要給處分，連井岡山也要給處分。當時還有個理論，就是“不斷革命”。廣州暴動就提出要搞無產階級革命，成立蘇維埃決議上就有這個話。中國民主革命沒有完成，資產階級不能領導，要由無產階級領導完成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當時不理解，把托派的思想接受過來了，城市白色恐怖很厲害，大批黨員被殺，也有退黨的，帶頭退黨的是施存統，有的跑到第三黨去了，分化了，堅持的堅持，犧牲的犧牲，叛變的叛變。盲動主義行不通，站住了的就是接受了毛主席思想的。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時間結合最好的是毛主席，是井岡山。但是其他地方，只要埋頭苦干，積蓄力量，也有成績，那時各個根據地之間也沒有聯系。　　

　　

盲動主義也有現實主義，即所謂格瓦拉思想，格瓦拉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左派，讀了幾年馬列的書，同卡斯特羅一起，但是同卡斯特羅不一致，不贊成卡斯特羅同蘇修妥協，走的那么遠，又不愿分裂，于是跑到玻利維亞去單干。他是盲動主義，拼命主義。他的理論叫做“游擊中心主義”。這是我們翻譯的。按原文直譯是“游擊焦子”，就是放大鏡在太陽下聚的，那個焦點，意思是點起一把火可以燒起來。他把“星火燎原”的意思給完全歪曲了。放一把火也要有草，才能燒起來嘛！格瓦拉臨死前的日記，卡斯特羅還寫序言，講得最清楚，完全脫離群眾，他從古巴，從阿根廷搞了幾百人轉到玻利維亞，身在小山，到處碰壁，被反動的軍隊圍攻，甚至因為害怕群眾報告（群眾不知道你干什么的），把群眾扣起來作俘虜，脫離了群眾到了極點，他是阿根廷人在古巴打游擊，遇到一個機會搞成了，就迷信那一套，古巴也是有個群眾英雄的，同時當時美帝也缺乏警惕，所以有時客觀條件成熟了，主觀上也有偶然性第一次搞成了，第二次不一定搞成。格瓦拉思想在亞非拉還相當時髦，我過去不清楚，有一次同智利的代表談話，他說他兒子房里掛了兩張照片。一張是毛主席，一張是格瓦拉。他們驚奇，格瓦拉怎么有毛澤東同志一樣的威望，后來一打聽，農村也有這種情況。很多地方，美國情報局就利用格瓦拉的名義。比如錫蘭就是這樣，最近朝鮮駐錫蘭大使館被攆走也有這個原因。古巴在錫蘭沒有大使館，是駐印度大使兼的，古巴大使館就把關系轉給朝鮮大使館，朝鮮大使館不了解情況，同他們來往。錫蘭群眾也不滿現狀，但是這不是班達拉奈克夫人一個人負責的，主要是以前右派政府搞的，班夫人還有點民族主義，是中間偏左。因為他們打著偏“左”的旗號，參加的人不少，有上萬人，殺幾個就上山。據說現在已搞下來了不少，還有少數在山上。朝鮮大使館不懂，接上了關系。印度的馬宗達（（注：印共（馬列）領導人））也有這個危險，盡管他打著馬列主義的旗號，也要搞社會主義革命。其實，就是在錫蘭來說，還是要搞民主革命，不能超階段。這種情況，在亞非拉還可能出現，一是有托派思想存在，二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日本也有格瓦拉思想、托派思想，美國也有，有些地方極“左”思潮的頭子，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　　

　　

“六大”的決議，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糾正了盲動主義，這是對的。缺點是沒有對資產階級作具體分析，沒有分清買辦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未作足夠的估計，甚至上層小資產階級也不爭取，地主、富農一樣看待，表現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不是毛主席思想，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肥補瘦。當時“左”傾盲動主義，在湖北、江西都有影響。　　

　　

如果說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是大革命失敗以后的極“左”思潮，那么立三路線就是一九三O年紅軍取得勝利產生的極“左”思潮。立三路線不是外國來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也是國產，托派是外國來的。盲動主義也有本國的，也有外國的。立三路線是土貨，提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抗戰期間這樣提，建立根據地，推向全國勝利還有可能，可是當時沒有這個可能。立三硬要江西紅軍打下九江，截斷長江，會師武漢。正好碰到一個機會，打長沙打下了，立三就發了瘋，下令二方面軍，鄂豫皖紅軍打下宜昌、沙市，截斷長江上游，會師武漢。他有一句“名言”叫做：“爭取一省首先勝利，就是中國革命的總爆發，就是世界革命總爆發。”立三路線時間不長，只有三個月，但是損失很大。第二次打長沙就沒有打下，當時共產國際倒是不同意這樣做的。共產國際的指示是積蓄力量，還是比較對的。李立三說：“打下武漢再同共產國際算賬，”“武漢打下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來了，共產國際也得聽我的。”真是狂妄得很。可是后來又變得很軟弱了，糾正了立三路線，是他到莫斯科學習，斯大林審干的時候，把他抓起來了。“七大”之后，看到我們選他當中央委員，又把他放出。他的老婆是蘇聯人，可能給了他任務回來的。蘇修二十大的時候，我們同赫魯曉夫講過，斯大林找過一些中國人做情報，當時還不承認，現在中國革命勝利了，應該把這些情況說說，告訴我們黨，他就不肯。文化大革命中，立三自殺了，可能有鬼。我們曾勸他同他老婆離婚，他總是不愿意。瞿秋白被捕后，寫過《多余的話》，像李秀成的供詞一樣，戚本禹寫過一篇關于李秀成的文章，就是證明李秀成是叛徒。不能因人廢言，這篇文章還是對的。瞿秋白的這篇東西，一九六三年找到文本，北京解放后，因為同劉少奇無關，所以彭真沒有隱藏，很容易找到了，現在還在檔案館。開始有懷疑，以后證明是他寫的。登在香港報上。魯迅很謹慎，紀念瞿秋白出了一本《海口述林》，只搞了他的翻譯文，沒有用他自己的著作。　　

　　

共產國際糾正立三路線派人來了，但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一定要由共產國際派王明，博古是共產國際信任的人，硬要把他選進來。我也有責任，當時我也是中央常委，總書記是向忠發，這個人實在不行，向忠發當上總書記是在莫斯科開“六大”的時候，兩個大知識分子吵架，一個是瞿秋白，代表“左”的，一個是張國燾，代表右的，張國燾怎么代表右的？“八一”起義時，他反對起義，周士第這個師有一個團沒有趕到，他就不贊成起義，現在查明，他在一九二五年在武漢被捕，就供出一些人。他說要等到張發奎到了才起義，張發奎怎么能起義呢？他是汪精衛的人。蔡廷鍇參加了起義，他那個師是歸葉挺指揮的，當時葉挺有兩個師，二十五師、二十六師，是我們黨領導的，蔡廷鍇走到杭州就往東跑了，也是不能跟我們走的。那時我們同張國燾說張發奎是不能靠的，吵了一架，還是決定起義。“六大”的時候，算了這筆賬，兩個人對吵，你說我是盲動主義，我說你是機會主義，當時共產國際總書記布哈林就說：“你們兩個大知識分子吵架，我就派一個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這話也沒有錯，但是我們說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主要是黨的領導，要人民解放軍，那時沒有人民解放軍，但是要同農民運動相結合，在武裝斗爭中經過考驗嘛！當時沒有思想，布哈林也是不同意發展游擊隊的，他說過：“游擊隊多了會把農民最好的老母雞吃掉。”他就是自己不動手，三隊思想“戰斗隊、工作隊、生產隊，”所以最后選了向忠發，當時我們沒有頂住，“四中”全會之后，王明路線比立三路線還“左”，他批立三路線只批右，說他是形“左”實右。其實立三就極“左”的了，王明路線比他還“左”。延安整風時，看他寫的《為布尓什維克化而斗爭》就清楚了。還是提出“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一到江西就要打開局面，要打贛州沒有打下，四中全會我參加了，后來因為顧順章投敵叛變，上海保不住，我們統統不能出去，離開了。當時還消滅了一些人，主要是為了保存秘密黨。現在看來，單純依靠特種部隊殺幾個叛徒也不行，當然對危害很大的叛徒殺幾個是必要的，以后上海黨組織受到破壞也是這個原因。這個經驗還沒有很好總結。抗戰期間，白區采取單線聯系，就保存了一些黨員，審干時審查了一些假黨員，包括廿年代上海周揚他們的假黨員在內。下面這是有好的同志，有的同志沒有接上關系，比如江青同志從北方到上海，沒有接上關系，就是群眾隱藏起來的。　　

　　

四中全會是一月開的，到了九月發生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之后，應當號召抗日，但是不以抗日為主，還是提“保衛蘇聯”，真是離題萬里。在中東路事件，張學良同蘇聯打仗的時候，還可以這樣說。“九一八”以后，就不能這樣說了，不提抗日，還要提“武裝保衛蘇聯”。后來臨時中央撤到江西，請了一個外國人李德來了，就更“左”，打仗是更打更拼。毛主席的軍事思想粉碎碎了一、二、三、四次圍剿，第五次圍剿沒有打破。王明路線時間最長，從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整整四年。我有責任。當然他們得到了國際支持，但主要還是檢查我們自己。如果我們能認識、能有毛主席所說的不怕老婆離婚，他們也不會那樣順利，當然也可能把你開除中央，但是多有幾個堅持正確路線。結果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我們說長征是偉大的詩篇，二萬五千里走了一年，其實長征是被迫的，能在江西站住何必長征，而且開始也沒有打算到陜北，是中間才轉到陜北的。在長征途中又遇到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四方面軍的同志是好同志，是要革命的，但是張國燾搞分裂。會合時他問一方面軍有多少人，我老老實實地說只有二萬多人，他驚奇得很，那時他有八萬多人，看不起我們，首先就鬧，我們讓他，我的總政治委員讓給他做。他要改編，我斗爭，他反對北上，北上本來可以不過草地，打下松潘比較容易過，可是張國燾硬要過草地，走岷山川西。就是岷江水壩，都江堰那個岷江。草地是少數民族，同群眾的關系不容易搞好，二是胡宗南在松潘，到草地分開了，我們北上張國燾又想截斷我們。這件事葉劍英同志立了一功。他當時在張國燾那里當參謀長，看見電報，就在一大堆電報中，把這份電報抽出來揣在口袋里，立即跑來報告毛主席，毛主席下決心。當時拉出來的只有八千人，以后二、四方面軍（注：此段不清）……　　

　　

可是張國燾要到新疆去，同蘇聯取得聯系，在那邊稱霸。在河西走廊損失很慘，只剩下李先念的一部分幾百人了。一、二、四方軍會師的時候只有二萬五千人。抗戰開始報了四萬五千人，實際只有二萬五千人。而所以能保有這個力量，主要是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上批判了“左”傾路線，那時還沒有同張國燾會合，紅軍還有四萬人。蔣介石在貴陽，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接受了毛主席意見，所以選他代理了博古的工作。從軍事路線糾正后，實際上也糾正了政治路線。中間雖然有張國燾，最后還是北上了。張國燾以后跑到西安，投降胡宗南，他怕胡宗南，還是投降胡宗南，只帶了一個警衛員，胡宗南將他送到武漢，他要警衛員將槍交給胡宗南的副官，警衛員不干，跑到八路軍辦事處，連警衛員也沒有帶走。證明一個人只要離開黨，離開群眾，離開毛主席，就必然失敗。　　

　　

第三次“左”傾路線失敗最慘，我要負責。雖然那時主觀上革命，但是路線錯了，造成損失。我是主觀上也沒認識嘛，所以說錯誤路線，必然帶來錯誤的組織路線。陳獨秀的家長制，瞿秋白的處罰主義，王明的懲辦主義，只有毛主席的指導，經過延安整風，才將這風扭轉過來。　　

　　

抗戰起來了，又出現了路線問題，是獨立自主，依靠自己，爭取蔣介石抗日，還是依靠蔣介石。我們提“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是有條件的，就是抗戰到底，主要還是獨立自主發動敵后游擊戰爭。依賴蔣介石，還不是同蔣介石一樣，越打約少，開始就有爭論，但是毛主席起決定作用，毛主席一說話就解決了。一九三七年太原失守后，王明回來了，說他帶來了國際路線，其實根本沒有討論過，康生同志證明沒有討論過。也沒有詳細同斯大林談。他把共產國際的錯誤口號“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帶來了。一九三八年下八年，王明路線影響長江流域數省，武裝斗爭沒有很好發動，華北彭德懷、山東郭洪濤、新四軍項英，都受到影響。在這個問題上，陳毅同志是對的，他帶部隊過江，在敵后發動游擊戰爭，雖然他反對過毛主席，游擊戰爭這是一功。饒瀨石不是好人，皖南事變幾乎要投降，開始逃跑了，以后回來，要葉挺去談判。葉挺說：“去談可以，但是去了就回不來了”。結果葉挺被捕，直到是政協的時候才放出來。葉挺這個同志雖然脫離黨一次，但也不完全是他的錯誤，廣州暴動要他做紅軍總司令，事先又告訴他，要他當總司令，又不信任他，結果一氣跑到國際去告狀、國際不理他，不同他談，又一氣跑到法國，同第三黨發生了關系。長江流域，皖南的新四軍，是王明斷送的，華北也受他的影響。　　

　　

南昌起義我要負責，上海起義我也有責任，雖然主要是羅亦農負責，但我是指揮。上海起義了，奪取了武裝，但是受了騙，上了當。國民黨開始是劉峙，以后調走了，調來了一個叫周鳳歧的，是后來被蔣介石在臺灣殺掉的那個陳儀手下。還有一個姓習的，說是要談判與工人糾察隊合作的問題，一邊談，一邊把工人糾察隊的武裝解除了，當時領導人都不在家，回來的時候，只有十幾條槍了，要反擊，也沒有力量了。“四一二”事變受到慘重損失，教訓很沉痛。如果把工人糾察隊拉到農村去就好了。當然，工人到農村也有困難，但你留在城市里還不是繳了槍。南昌起義，上海起義，兩次王明路線，錯誤很多，從江西起，毛主席總是教育我，挽救我。革命快五十年了，我不是一九二一年入黨，是一九二二年入黨的。我入黨介紹人現在都還在，一個叫張審府，后來叛變了，一個叫劉清揚，這個也叛變了，還登了報。陳伯達這個人，對自己的歷史緊張得很，他跟我說，曾在天津被捕，到北京保釋就醫，說過多少次了。大家都知道了。我說你何必緊張？以后他同別人說：“周某人的入黨介紹人是兩個壞人。”其實，介紹人是好人也管不了你，我從來就承認他們是介紹人的，他們兩個也承認。盡管革命快五十年了，犯了錯誤，是嚴重的教訓。王明路線糾正以后，整風是受益最大的。如果說古田會議是建軍建黨的關鍵，那么整風就是更大的勝利。

　　 

　　

　　

更多精彩請登錄： http://blog.sina.com.cn/u/2374168395

　　 

　　

　　

參考資料：周恩來講話的時空背景（摘自《周恩來年譜》）　　

　　

1971年1月，得悉在內蒙古插隊的侄女周秉建參軍后，即委托工作人員了解此事，并與鄧穎超商量將周秉建送回內蒙古牧區，說：從哪里來還回哪里去，不許變動。華北會議期間，又向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詢問有關情況，告已將周秉建退回原地。　　

　　

2月18日，將外交部編印的《外事活動簡報》“古巴駐華臨時代辦加西亞訪問外地的幾點反映”送毛澤東閱。簡報第四條反映加西亞在井岡山參觀時，對講解員不提南昌起義和朱德率部上井岡山這兩段史實提出意見，認為這樣講外國人不容易理解。毛澤東閱后批：“第（四）條提的對，應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　　

　　

2月2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江青傳達了毛澤東對黃永勝等人的批評。周恩來以嚴于解剖自己的精神，聯系歷史上所犯錯誤的教訓，作了長篇發言，提出：在政治上犯路線、方向性錯誤，認識和覺悟總是要有一過程的，甚至是痛苦的過程。在周恩來引導下，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及其他政治局成員也作了檢討。會上海通過了中央轉發毛澤東十九日關于批陳整風批示的補充通知稿，經毛澤東批準下發。　　

　　

2月23日，致信毛澤東，匯報中央政治局幫助軍委辦事組成員“變被動為主動”過程，并告：黃永勝等都作出了檢討，正在寫書面檢查。　　

　　

2月26日，閱批北京外國語學院清查“五一六”情況報告，在“少數壞頭頭還交代了幾起妄圖謀害總理的陰謀”處加注：“這不過是談談而已，并未實行，不要作為重點去追查。”　　

　　

2月28日，就中央軍委辦事組二十六日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檢討報告致信黃永勝，提出：“如果軍委辦事組這個報告，不提在政治局會議上的檢查，事情的發展就好像接不上；而你不在這報告上單獨寫幾句，也對主席的幾次提示和批評，難以交代，時間也耽擱了。報告上還應寫幾句，在軍委辦事組開會后，各總部、各軍兵種都在繼續進行批陳整風，情況如何，也應寫上。”同日，黃永勝按周恩來信中要求，補充了有關內容。三月一日，毛澤東對該報告閱批：“很好。有了主動，力求貫徹。”　　

　　

3月2日，接見英國新任駐華代辦譚森。在談到一九六七年火燒英代辦處一事時說：英代辦處房子是被壞人燒的，中國政府是反對這種做法的。那天晚上，以我為首的幾個人聯名廣播勸包圍英代辦處的人不要沖、燒，但是那些壞人不聽。你們的代辦后來由解放軍保護起來了。我們祝賀你們搬回新居，修復費用應由中國方面負擔。在談到兩國升格大使級外交關系時，指出：障礙主要是英國在臺灣仍沒有領事館，以及英在聯合國關于恢復我合法席位問題上“腳踏兩只船”的態度。為什么英國沒有自己獨立的外交政策而一定要跟美國一致？結果法國走在前面了。又說：過去，我提出過在香港設官方代表問題，英方沒有答復；而現在英卻堅持在我臺灣省有一官方機構，這是矛盾的。　　

　　

接見日本藤山愛一郎及所率訪華團。在談到“左、中、右”問題時說：哪個黨都有“左、中、右”。總有進步的、落后的、介乎中間的思想和派別，這是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此外，還有一個變化問題。今天是左派，明天思想落后了，變成了右派；原來是右的，隨著時代潮流的前進，也可能變成左的。所以，人的思想也是要轉化的，這并不奇怪。　　

　　

3月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國黨政代表團訪越問題及國內有關省、市、自治區工作情況。會議商定，在周恩來出訪期間，中央日常工作分別由姚文元、李先念、吳法憲主持，需面商的要事向康生報告，重大問題直接向毛澤東請示。當夜，致信毛澤東匯報政治局商定的意見，毛批示：同意。　　

　　

3月2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李德生、紀登奎起草的在北京軍區直屬單位批陳整風會議上的總結講話稿。會后，致信毛澤東、林彪，告：李、紀二人的意見“是對的，符合主席歷來關于如何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的教導”，并可避免“造成層層點名的不良影響”。　　

　　

3月23日，收到毛澤東批來的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三人書面檢討。毛澤東通過江青轉告說，由周恩來、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給黃永勝等人創造一次機會，讓他們在一定范圍內作檢討，不要再失去機會了。下午，周恩來與康、江商定再召開一次中央批陳整風會議，進一步批陳，并聯系自我教育。回報毛澤東后，毛提出，此事應向林彪匯報。　　

　　

3月24日，毛澤東對黃永勝等三人檢討作出批示，認為“寫得都好”，“以后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下午，毛澤東約周恩來等談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檢討問題，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次事情就出在沒有調查。同時提出，吳法憲、葉群二人也需重寫檢討。次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談話內容。　　

　　

3月29日，致信毛澤東，告知準備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紀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處匯報。并說，現吳法憲、葉群也在重寫他們的檢討。又告：我們外出兩天，擬仍按上次外出規定，黨的宣傳組織工作由江青、姚文元負責，政府事務由李先念負責，軍委工作由劉賢權、閻仲川商辦。當晚，前往北戴河。　　

　　

4月1日，到毛澤東處開會，匯報北戴河之行情況。　　

　　

4月3日，約江青、姚文元、汪東興、紀登奎、李德生等人開會，討論中央關于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通知事。會后，為中共中央起草開會通知，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毛澤東批準后于五日發出。　　

　　

4月5日，就起草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五十周年文章事批示：主題就照毛主席常說的寫，即黨是在兩條路線斗爭中成長、壯大的。“代表這條使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路線的，全世界革命黨和革命人民都已公認的，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是他把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的毛澤東思想，是他為之奮斗五十年而始終如一的革命路線。”　　

　　

4月7日晚，接見全國旅游工作會議和援外工作會議代表，就對外政策等問題發表長篇講話。在談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工作時，指出：由于當時忙于對內，對外事注意不夠，出了一些亂子。有一些壞人鉆了空子，利用極左思潮，搞了極左行動，如“火燒英國代辦處”、外交部“奪權”等。此后即集中糾正強加于人的極左口號和極左行動。從一九七一年開始，開展了新的外交攻勢，首先從乒乓球隊開始。我今天請這么多人來，就是為了讓大家膽子大一點；但膽子大，不是搞極左。關于對外宣布問題，強調：要具體對象具體研究，不能千篇一律，一定要有的放矢。講話還以嚴于責己的精神介紹了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指出，黨的歷史應當經常講。　　

　　

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決定紀登奎、張才千二人參加軍委辦事組，為該組成員。　　

　　

4月10日、11日，同巴基斯坦總統派遣來華的巴外事秘書蘇爾坦舉行會談。十一日，致信毛澤東，匯報東、西巴基斯坦分裂后巴國內的政局，以及十日與外交部黨組成員研究的意見。　　

　　

4月11日，毛澤東將吳法憲、葉群二人重寫的檢討批轉給周恩來，告：“我已看過，可以了。”并要求連同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的檢討“向政治局會議報告，作適當處理”。次日及十四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按毛澤東批示意見，商定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的具體安排和會議文件，主要有：印發黃永勝等五人檢討及毛澤東有關批示；在參加會議人員中增加陳毅、徐向前、聶榮臻、鄧穎超等；印發陳伯達罪行材料及各地有關批陳文章。　　

　　

4月14日，接見參加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后應邀訪華的美國、加拿大、哥倫比亞、英格蘭和尼日利亞乒乓球代表團。在同以美國乒乓球協會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為團長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全體成員談話時，引“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古話，對他們表示歡迎。最后，周恩來請美國客人回去后，把中國人民的問候轉告給美國人民。　　

　　

4月15日，主持中共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第一次全體會議。在講話中回顧了自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來開展批陳整風的過程，說明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五人幾次失掉自我教育的機會，在毛澤東一再督促下，才作出檢討。針對軍委辦事組一直批陳不力的問題，主動承擔了自己督促、幫助不夠的責任，希望在廬山會議上犯有錯誤的同志，能夠聯系實際，搞好自我教育。指出：我們這個會議的目的，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會上，黃永勝、吳法憲作了檢討發言。　　

　　

4月21日，通過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轉告美國政府“周恩來總理給尼克松總統的口信”：“要從根本上恢復中美兩國關系，必須從中國的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只有通過高級領導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愿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二十四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將此口信轉達給尼克松總統，尼克松先后以口頭和口信方式回復周恩來，表示接受中方的邀請。　　

　　

4月26日，對外交部、衛生部關于廖承志修養問題的請示報告批示，同意廖回家休養，并囑告廖：“回家后務須按醫生囑咐定期檢查”；“我的心臟不好，就是靠節制飲食，減少壓力，活到今天。望承志同志早復健康，還可參加一部分學習和工作”。　　

　　

5月1日晚，出席首都人民歡慶五一勞動節煙火晚會，在天安門上向毛澤東引見病后初愈的陳毅。林彪在到場數分鐘后不辭而別。　　

　　

5月2日，出席四月二十九日在京病逝的李四光追悼會。當得知有關部門沒有為李準備悼詞后，嚴厲批評了有關負責人，并當場宣讀李四光女兒李林當天寫給中央的一封信，代作悼詞。　　

　　

5月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約陳錫聯、毛遠新、潘復生談黑龍江問題。會上，批評潘在黑龍江的錯誤做法，說：現在黑龍江都被你搞亂了，你還容不得對你有不同意見的同志，群眾能服嗎？九日，再與政治局有關人員約談黑龍江問題，要潘作深刻檢討，以取得大家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