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　壯懷激烈農民王

　　廣東夸農王有奇男兒，起自海豐；農運偉業，開拓首功。毀家救千

　　是你不知想！不是命不好！農夫呀！醒來！農夫呀！勿戇！

　　地是天作！天還天公！你無分，我無分。

　　有來耕，有來食！無來耕，就請歇！

　　在黨的早期農民運動史上，彭湃與稱為“湖南農王”的毛澤東齊名，是著名的“廣東農王”。彭湃本人出身大地主家庭，他卻走出家庭尋找救民的革命真理，以此發動農民創建海陸豐根據地，直至英勇犧牲。其壯麗的一生，在近代革命史冊上寫下獨特的篇章。

生　平

　　■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留學日本時接受社會主義，回國后先任教育局長，接著在中國首開農民運動的先河

　　■彭湃在海陸豐建立了中國最早的蘇維埃政權，戰斗中他們夫婦帶頭沖鋒，妻子中彈犧牲

　　彭湃于1896年出生于廣東海豐縣有名的大地主家庭，自述其家況是：“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他在家鄉讀了小學，又到海豐縣城和廣州上中學，后赴日本就讀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在那里，他讀到河上肇翻譯的馬列著作，受到啟發，曾拜訪這位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想啟蒙者當面求教。因他積極組織愛國學生活動，受警視廳監視并一度被捕。1921年，彭湃回國后即在廣州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又回縣被任命為教育局長。他上任就組織縣城學生高舉寫有“赤化”的紅旗，舉行五一勞動節游行。海豐的官紳大感驚駭，縣政府馬上罷了他的職。彭湃不在乎丟官，難過的是貧苦農民并無反應，認為是“洋學生”趕熱鬧。此后，彭湃下鄉，于1923年初在海豐組織起中國革命史上第一個縣總農會，并 擔任會長。同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還擔任了國民黨廣東省黨部農民部長，被公認為“廣東農王”。

　　1925年，彭湃首次發動海陸豐農民起義，反抗軍閥陳炯明，在當地建立起農民自衛軍。1927年春，他到武漢參加中共“五大”，當選中央委員。后隨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于10月間領導海陸豐農民配合起義軍發動起義，占領了海豐、陸豐兩縣城，建立了蘇維埃政府，開辟了地跨兩縣的革命根據地。不過，在“紅色恐怖”的口號下，海陸豐的肅反政策有過火之處，面對強敵圍攻又采取硬打硬拼，加上背靠大海沒有回旋余地，根據地于1928年春基本失陷。在艱苦的斗爭中，彭湃總是身先士卒，打仗時帶頭沖鋒，他的愛人許玉慶也丟下吃奶的孩子跟著沖殺，并在戰斗中犧牲。當時在那里的徐向前元帥曾回憶彭湃說：“他個頭不高，身著普通農民的衣服，腳穿草鞋，不論走到哪里，都能和群眾談心、交朋友……飯碗上沾著雞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就吃。這一點確是難能可貴的，我很佩服他。彭湃也有弱點，主觀、急躁，有時‘左’一些。這同革命初期經驗不足有很大關系。”

　　1928年5月，在海陸豐根據地危急之際，黨中央將彭湃調到上海，中共“六大”上缺席選舉他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任農委書記。翌年8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六天后即被殺害于龍華。

背　景

　　■彭湃背叛家庭為農民利益奮斗，并非出于“菩薩心腸”，而是接受世界上先進革命理論的結果

　　二十年代在海陸豐乃至整個廣東，“彭菩薩”這一貧苦農民的稱呼如雷貫耳。其實，彭湃能與地主家庭決裂而自覺投身革命，是社會環境和新思想結合的產物。他的家鄉海豐縣，是近代廣東社會矛盾尖銳之地。這里是軍閥陳炯明的老家，因其任用私人，使海陸豐“縣長多如狗，司令滿街走”。官紳橫行不法，魚肉百姓。自小生活在這里的彭湃，目睹了巨大的兩極分化，帶著對社會的不滿和困惑，到東洋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當時，日本在參加一次大戰后正值傲氣沖天，一些街頭車夫、中小學生都嘲罵中國人“支那馬鹿”（發音為“西那叭嘎”），使彭湃受到極大刺激。他組織中國留學生抗議日本侵華，曾被“刑事”即便衣警察逮捕。因憎惡日本人的偏狹的愛國主義，他一度研讀《圣經》，希望以基督教的博愛精神解決社會階級矛盾。后來，他從河上肇等日本的社 會主義者那里了解到馬列主義，才找到了解決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鑰匙。他認定，只有進行民族和民主這兩重革命，才能解放中國的社會，而中國革命最雄厚的力量又在于占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

　　中共最早的發起人中，相當一部分是與彭湃同時留學日本的青年，不過多數人回國后都在知識界和工人中活動。彭湃最可貴之處，在于他是農民運動的先行者。最早在海陸豐升起的紅旗雖然沒能飄揚多久，卻從此開辟了中國革命以農村為基地走向勝利的道路。

故　事

　　■彭湃到鄉下宣傳革命，先穿洋服，農民以為來收租討賬；后著粗衣，又被認為發瘋，嚇得農民四下逃避。直到分了田地，才贏得農民的擁護

　　1921年，彭湃被罷免教育局長后，便到鄉下去向農民宣傳革命。開始，他穿著一身講究的衣服，鄉下人以為他來收租討賬，見了后急忙鞠躬哈腰，諾諾連聲而退。隨后，他換上農家粗布衣服，戴著斗笠，赤著腳板。沒想到出門后人們反而嚇得四下逃避，還紛紛說：“彭家四少爺發瘋了！”當地豪紳也紛紛登門“探病”，并嘆息說：“彭家老四是讀過大書，喝過洋水的富家子弟，放著官不做，整日里去與滿腳牛屎泥巴的田仔稱兄道弟，竟弄成這般模樣！”

　　雖然屢遭挫折，彭湃還堅持去接近農民，用通俗的語言來講地主剝削的不合理。據他記載，開始一天能有四五個人與他談話，以后發展到每天幾十人上百人。當時家里人驚呼，真是“祖上無德”，養出這樣的“逆子”！據彭湃自述：“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殺我而甘心。”為怕老四“敗家”，家中兄弟分產自立，彭湃就此把自己分得的田契親自送給佃戶。佃戶不敢要，彭湃就把他們召到自己家門口，將田契全部當眾燒毀，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這一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實行以來未聞之奇事，迅速傳遍海陸豐。日后，彭湃走到哪里，都有大批農民眾星捧月般地簇擁過來。在農會成立大會上，彭湃有意問：“農友們！天下怎么才會太平呢？”臺下眾口一詞地大呼：“我們的彭湃當皇帝，天下就太平了！”面對舊式農民這種期盼救世主的自然心態，彭湃用生動的語言向他們灌輸新思想，解釋說：“彭湃不能當皇帝，天下從此不能有皇帝，我們農友真正當家做主，天下才能太平！”

　　彭湃能對社會起到巨大作用，正在于他不是搞施舍的“菩薩”，也不想當“玉皇”，而做了“大鬧天宮”的主使。雖然他為發動群眾給農民實利，但最終目標還是讓農民自己去爭取本身利益和解放。革命的共產黨人與社會慈善家的區別，恰恰就在于此。

　　■彭湃被捕后，連遭毒刑，幾次昏厥。臨刑前砸翻“送終餐”

　　■周恩來流著淚起草告人民書，下令“紅隊”出擊，嚴懲出賣烈士的叛徒

　　1929年8月24日，彭湃同楊殷等五同志在上海新闡路軍委秘密機關開會時，突然被闖進來的警特逮捕。告密者是曾在海陸豐作戰又借故逃離的原紅四師的團長白鑫，這個黃埔生因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加之貪圖富貴，擔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后就向過去的校長蔣介石寫密信，報告了軍委碰頭開會的時間地點。正巧，周恩來當天因事未到，才免于被捕。

　　彭湃被押入上海市公安局后，大義凜然地對審問者厲聲說：“似你們這班反革命黨，我們在海陸豐不知殺了多少，你現在不必再問，將我槍斃好了！”周恩來當時決定出動特科全部會打槍的人，在敵人押送彭湃的途中截車，可惜負責運槍的人用車將手槍送到時，槍上的潤滑油沒有擦去，大家用煤油將其洗凈后，再裝扮成拍攝電影外景的隊伍前往預定地點，卻已經錯過了時間。彭湃因連遭毒刑，腿部骨折，幾次昏厥，醒來仍堅貞不屈。

　　1929年8月30日，蔣介石親自下令，在龍華警備司令部內槍殺彭湃和其他三人。臨刑前，彭湃砸翻了獄警端來的“送終餐”,將上衣脫下送給難友.赤膊就死.

　　得知彭湃、楊殷等同志犧牲，周恩來流著淚水起草了告人民書，并提出“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同年11月，專殺叛徒的“紅隊”在霞飛路擊斃了白鑫和保護他的特務。法醫檢查尸體時，發現白鑫腦后所中來自不同方向的三槍竟是從一個彈孔中打進！“伍豪之劍”的威力，使叛徒特務們喪膽，此后很久不敢隨便上街活動，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在一段時間內得到保障。

陳喬年: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              
　　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楓林橋英勇犧牲。

　　陳喬年等人被捕后，獄外的黨組織曾多方營救。

　　與喬年同時被捕的鄭覆他、許白昊等商議準備利用敵人不認識喬年，使周之楚頂替喬年的身份和職務，以瞞過敵人。

 
 
　　周之楚也愿以自己的犧牲來保護喬年。

　　周之楚父親是華僑大商人，他在國外得知兒子被捕，趕來營救。

　　結果，敵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實姓名和身份，喬年也因此暴露。

　　敵人為了得到更多的機密，對喬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終咬緊牙關，堅貞不屈。

　　最后，敵人準備殺害陳喬年、鄭覆他、許白昊三人。

　　在將他們押走前，陳喬年對大家說：“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

　　同志們問喬年：“你對黨、對家庭有何遺言?”陳喬年回答：“對家庭毫無牽掛，對黨的盡力營救表示衷心感謝！”

　　去年6月26日，29歲的哥哥陳延年在龍華被刀斬，弟兄倆犧牲時間相差不到一年。

　　姐姐筱秀從安慶趕到上海，料理弟弟后事，見到弟弟犧牲的慘狀，筱秀傷心刺激過度，不久病逝，年28歲。

　　后事由汪孟鄒幫助料理。

　　陳喬年犧牲時，愛人史靜儀已懷孕在身。

　　后生下遺腹女。

　　（注：1969年史靜儀去世時，曾囑家人函告其妹和妹婿楊纖如幫助尋找。）一日，潘贊化到陳獨秀家串門，正逢高君曼在家大哭，面前有兩垛正在燃燒的表紙。

　　高君曼抽泣地說，“為延年兄弟家中設位，剪紙招魂啦。

　　陳獨秀見潘贊化來，忙讓坐。

　　他望著高君曼背影，搖搖頭說，“迂腐”。

　　潘贊化不贊同，說，“人應有情，是該如此。

　　陳獨秀一年內走掉三個兒女，但他不愿輕易在人前流露悲哀。

　　女兒病危期間，不能去探視，死后不能見遺容，加上大革命失敗，“六大”的落選，國民黨的通緝，50歲的老頭子東躲西藏，陳獨秀悲愴欲絕、欲哭無淚，身心在悲憤、驚嚇和惡夢中煎熬。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我們從巴黎北站出發，身上帶的中國領事館護照，說是經過西比利亞鐵路回國去，其實我們是去慕斯科進東方大學的。周恩來和我們同行，他是從法國回歸德國去。此次一起派遣十二個人，熊雄和王圭本在柏林，袁慶云先到柏林接洽俄國入境護照，我們從巴黎車站出發只有九個人，連周恩來在內十個人。

    趙世炎，他是我們的領袖，他剛交卸下“少年共產黨總書記”職務，現在做我們這個旅行團團長，對外交涉大部分是他辦的，尤其當需要英語時候，因為其他的人都不能說英語。他是四川人，一個大家庭子弟，全家住在天津或青島，學北方人說話，但脫離不了四川口音。我在法國認識“川老鼠”很多。一個川老鼠，不僅可以從說話口音和字匯辨別出來，而且可以從性格辨別出來。這個性格是什么?我想，凡外省人交過四川朋友的，都會知道，但要拿言語形容出來，則是很困難的。我第一次聽世炎說話，就知道他是四川人，可是相處一個時候以后，覺得他的性格與我過去認識的四川人全不像。他確具有領袖能力：能調和大原則下種種不同的傾向，能量才使用，機警，有急智，是個好演說家，主持會場和辦理外交，他是最適宜的了。關于他缺乏四川人特有性格那一點，我曾有一次向他提過。他說，他是四川某縣人，這個縣份在四川邊境，同外省生活比同四川腹地生活更接近些；此外，他又生長在外邊。

    這一年，他約有二十三四歲。在火車上，他指著頭上戴的新呢帽告訴我們說：這是走遍巴黎好多帽子店才買來的。普通尺寸的帽子，他不能戴。但他的面孔和他的身體，與那顆大頭不很配稱。比起頭來，面孔是小的，而且漸漸收束成一個尖下巴，有點像后來葉淺予漫畫中的“王先生”。我未曾見他戴過眼鏡：眼睛，鼻子，雙頰，都很平板，不能說他漂亮，但演說時自有可愛之處。雖沒有病，身體也不強壯。他到法國以前的生活，我不知道；似乎是北京某中學學生，在五四運動中出過風頭，與當時北大學生領袖鄧仲懈，許德珩等人有交誼。

    陳延年和陳喬年兩兄弟，外表毫不像兄弟。一九二七年，吳稚暉演說大罵陳獨秀兼及他的兩個兒子，其中有幾句話道：“他的兒子陳延年，還有一個陳什么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見過他們的都一定說，像他們這樣的尊容再丑也沒有了。他們就是穿一件漂亮的紡綢長衫，人家也要說他們是小偷。”(見文明書局出版的《吳稚暉白話文鈔》)這是胡說。陳獨秀并不丑，沒有見過他的人，可以看看《實庵自傳》單行本封面上他的照片(亞東圖書館出版)。有一個女同志曾說他的眼睛是特別可愛的。喬年是個美男子，不僅是我們十二個人中最美的，而且是我所見的莫斯科中國同學中最美的，連顧影自憐的李鶴齡也比他不上。他身體強壯，皮膚很白，兩頰同蘋果一般紅。他的哥哥則與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兩條腿比常人細，皮膚黑而粗，濃眉毛，斜眼，近視，有時你以為他在看你，其實他看的是你旁邊的人，動作緩慢，表面上有點萎靡不振的樣子。到莫斯科后袁慶云給他一個綽號：“腐敗”。但他并沒有吳稚暉所形容的那種丑相。總之，我們十二個人中還有比他更丑的哩!這兩兄弟，除了相貌以外還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愛說話，愛講故事，關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幾個人會聚一起時，總能聽到他的低音。喬年則一聲不響。開會時不說話，多人閑談時也不說話，只有同王若飛鬧著玩時才有說有笑的，后來漸漸練習也能克服靦腆而在會場中演說了，而且說得相當好，雖然不及他的哥哥。這兩兄弟感情很好。兩人一起脫離家庭，不僅脫離他們的舊官僚家庭，而且脫離他們的父親。他們的父親已經是有名的家庭叛徒了。那幾年全國正在宣傳他主張“萬惡孝為首”，宣傳他組織“討父團”。一九二一年陳炯明問陳獨秀關于傳說的組織“討父團”事情。陳獨秀回答道：“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個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見《實庵自傳》)他的兒子雖未曾組織“討父團”，但未出國前對于父親的態度，正不減于父親對于嗣祖父的態度。這是政治思想的沖突。父親是民主主義者，兒子是無政府主義者。后來父親在中國前進到共產主義，兒子在法國也退回到共產主義來，于是父子間的隔閡就完全消失了。喬年完全跟著延年走。延年在法國的轉變，在無政府主義者中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影響到南洋群島和美洲的無政府主義者。

    這兩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壞，穿得壞，絕口不談女人。延年死時還是童男子。喬年后來在北京與史靜儀同居時，我第一次從延年口里聽到他不滿意“弟弟”的話。在此以前我也未曾聽到別人說過不滿意“弟弟”的話。他是我們所有的人的“弟弟”，因為我們都跟著延年喊他做“frere”(法語——弟弟，第二個e上面有二聲丿)。到莫斯科，他還有一個綽號叫做“яблоке(俄語——蘋果)，是為了他的雙頰顏色呢，還是為了其他的故事，則不記得。這一年，延年二十五歲，喬年二十二歲。

    王若飛年齡是最難確定的，驟然看，他似乎同我們一般年紀，即二十五歲上下，但仔細看他臉上的皺紋，牙齒的顏色，尤其生活經驗和習氣，則顯然比我們老得多，這一年應有三十歲，至少也有二十八歲。他從舅舅黃齊生及其他貴州政客學會了許多斗爭本領，但他能干，而且忠實于共產主義，并不減于我們這些初出學校的青年。這是一個矮子，頭頸短，手指肥，鼻梁微歪而曲，皮膚白凈，滿口貴州官話。他愛喝酒，同我一樣。他愛說笑話，頑皮，好鬧。他是十二人中最有趣的。

    次有趣的是袁慶云。他也頑皮，好鬧，可惜同我一般，是口吃的。這是標準的川老鼠，具有一般四川人的優點和缺點。他是趙世炎的朋友，跟著趙世炎走到共產主義來，我想不是由于同鄉的關系，而是由于政治思想的關系。他是一個高個子，活動，廣交游，尤愛接交外國朋友，雖口吃卻不怕說話，到莫斯科后他比我們更早會說俄國話。“少年共產黨”第二次大會會場就是他尋覓的：警察局里一個大廳。但是旅莫支部小組會中他受人批評最多。

    袁慶云的同鄉王凌漢更是標準的川老鼠。他是一個跛子，跟隨世炎參加一切組織，最后加入“少年共產黨”。開會時愛發言，但令人有不著邊際之感。成立大會后，某次蒙達爾支部開會，尹寬說出他對于大會的感想，曾有一點說：代表中有些人并沒有明白我們現在這個組織同過去種種組織有什么不同。尹寬就舉王凌漢做例。

    趙世炎，袁慶云，王若飛，陳家兄弟，出發前本在巴黎居住，我到巴黎去時會面多次，大家廝熟了。王凌漢不住在巴黎，但成立大會時我已經見了他一面。

    以下三個人則是新會面的，他們從外省來。不錯，出發以前，我已經在第二次大會上會見他們了。

    佘立亞，一個湖南人，高而大，熱情而強悍，這方面具有湖南人性格，但另一種湖南人性格，如蔡和森，李維漢，汪澤楷所代表的，則在他身上找不到蹤跡。他開會時很少說話，因為沒有什么自己的系統的意見可說；他誠心實意接受他人領導，奉了使命時是很忠實執行的。

    高風，也是湖南人，也是熱情而強悍的，但與佘立亞不同，即愛談理論問題，從宇宙起源起至人生哲學止都愛提出來同人討論，可是我們對于這類問題都沒有興趣，他于是感覺了某種失望。我未曾看到他以前，就記得他的名字，因為內部刊物曾發表他的一篇文章或一封信，主張我們現在就規定一個日子向統治階級宣戰，到了那一個日子大家都要起來暴動的。

    與高風形影不離的，是陳九鼎。他是河南人，這是十二人當中惟一的北方人。這兩個人同在一個工廠做工，為了喜歡討論宇宙觀和人生觀問題，遂結合極堅固的友誼，不僅生活分不開，連名字也是分不開的。我們常說“高風陳九鼎”，仿佛這不是二個人的名字，而是一個人的名字。高風是個強壯的農民模樣，陳九鼎則是瘦。而矮，而且生了雞胸。

    以上八個人(袁慶云在柏林等我們)，連我九個人，連周恩來十個人，從巴黎北站坐車向德國去。我們買的是去柏林的車票，這個車票有三天效力，即是說我們路中可以下車游玩，只要不過三日，仍舊可以坐車去柏林的。比利時查理魯亞城勞工大學有我們一個支部，那里的同志預先有信來，要我們路過時下車去看他們。我們去了，那里的同志，劉伯堅，熊渭耕等開會歡迎我們，領我們參觀大學和城市，又到郊外去拍了一照。不記得是否在查理魯亞城過夜，但是次日早晨到科倫，下午換了車就走了，確是未曾在科倫過夜的。科倫離比利時邊境不遠，我們一下車仿佛到了另一個世界。首先言語不通。我們在法國旅行以及此次經過比利時，都說法語，并不覺得困難，到德國則沒有一個人懂得德語。周恩來雖是柏林寓公，但他說德語并沒有我們說法語好，他幾乎只會交涉極簡單的事情，例如吃飯付賬之類。我們在科倫吃了一餐飯，共付五萬或六萬馬克，這也令人驚訝。此時是德國通貨膨脹初期，到了十月間更不得了。可是到了莫斯科，一只小面包也要賣七百萬盧布哩!我們參觀了有名的科倫大教堂。

    到柏林，我們分開幾個地方居住。我住在熊雄寓所里，在夏洛登堡，康德街。復洛登堡一名新柏林，到老柏林去時須經過一個森林，但有地道電車和架空火車可坐。我在法國未曾住過如此漂亮的房子；不僅我，勤工儉學生和半官費生或自費生，據我所知，都未曾在法國住過如此漂亮的房子。房東是個軍官寡婦，有個少女待嫁，天天在客廳彈鋼琴。她們為了貼補生活，把家里最好的房間高價租給外國人，不記得房租每月幾個馬克，但折算為佛郎，在法國也只能租一間恰配勤工儉學生住的房子罷了。熊雄自己燒飯，生活很儉樸，同他住的房子不很配稱。他原來住在法國，為了與李鶴齡同謀暗殺陳篆，供給李鶴齡手槍原故，事發出走德國，但李鶴齡口供里并未牽連了他。這件事含有浪漫的，無政府主義的意味。我到柏林時，熊雄已經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了，他向我津津樂道這件事業。他并不知道馬克思主義是反對個人恐怖的，實在說他至死還不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這是一個天真的人，同小孩子一般天真，即是誠實，無邪，純潔，熱情，而又幼稚的。他追求一切新的革命的事物，結交一切激烈的勇敢的革命的朋友，但沒有判斷力，分不清楚什么是馬克思，什么是克魯泡特金。他永遠是一身獵裝，長靴，房間里掛著馬鞭，每日臨帖練習大字和小楷，好書岳武穆滿江紅詞，早起，下雪，天未亮，一個人到柏林郊外很遠地方踏雪去。可是，無論那一國文字和語言，他都學不好，說中國話也夾雜了很多江西土音。后來在莫斯科上課或開討論會時，問他問題，他常常站起來目瞪口呆，最后聲明：“忘記了”。

    袁慶云和王若飛住在王圭寓所里。王圭是湖南人，德國話說得很流利，他是我們惟一的翻譯，沒有他，我們只好做啞子。趙世炎聽了德國話，說他有一點聽得懂，因為許多地方同英國話一樣，他想學德文，別人則對于德文毫無興趣。我們是路過德國的，在柏林停下來，是為了辦理去俄國的護照。當時法國尚未承認蘇聯，巴黎沒有蘇聯外交官，柏林才有。王圭認識第三國際人員，那是張伯簡，蕭子暲，遺留下來的關系。護照辦了許多日，我們閑著無事，由王圭和周恩來帶著游玩柏林博物館，動物園，名勝，古跡，有一次去游博茨坦，那是仿照維爾塞造的離宮，但不及維爾塞多多了。

    周恩來又帶我們去吃中國菜。菜館不是臨街的店，而是人家寓所，出來招待的是幾個德國姑娘，菜單上每樣菜都有中文和德文名字，又編了號碼，點菜時只消告訴號碼就夠了。那里，我們遇見幾個中國留學生，又看見中國寄來的報紙，我們緊張地讀著其中關于吳佩孚屠殺京漢路罷工工人的記載。

    周恩來是帶我們來中國萊館開會的。他到柏林來，張崧年夫婦不理他，也不肯同我們見面。周恩來召集青年團德國支部開會，解釋他在第二次大會開除張崧年案中的態度。德國支部沒有幾個人，也許有幾個在外省，但在柏林的，張崧年夫婦，周恩來，王圭，熊雄之外，只有一個人，可惜我忘記了他的真名和假名。那日，他到會，很遲，一聲不響。周恩來竭力為自己辯護，熊雄和王圭自然諒解他，另一個同志，提出幾個簡單問題，就不再說話，顯然是不諒解他。我們離開柏林以后，這個同志也就退出“少年共產黨”了。

    從柏林到莫斯科去有兩條道路：一條陸路，經過波蘭走廊，立陶宛，列多尼亞，從什么地方入境，直到莫斯科；一條水路，到斯忒丁上船，彼得格拉登陸，從那里坐車去莫斯科。我們選擇了陸路。到柏林住滿十天后，又繼續向東去。經過波蘭，立陶宛，沒有停，直至列多尼亞的里加才停下來。我們是上午到的，須待下午或晚上才有車去俄國。這時已是春天，巴黎和柏林都是綠葉滿樹了，里加還是冬天氣象。我們站在大河鐵橋上，看見大冰塊在河里緩緩流著。這里，法國話不通行，德國話也不通行，俄國話我們又沒有一人懂得，倒是英國話比較通行一點。因為我們在一個咖啡館吃中飯時，趙世炎能夠同仆歐說英語，旁邊兩個舞女也懂得英語，她們立刻同世炎親熱，要世炎和她們跳舞。世炎臉紅了，這件事后來好久成了我們嘲笑對象。如果換上王若飛是不會臉紅的，可是王若飛也不懂得跳舞。

    到俄國邊境上，車停下來，行李都搬下來檢查。這是第一次遇著檢查，以前經過許多國境，雖看護照，卻未曾檢查行李。檢查員知道了我們是東方大學學生，似乎未曾檢查下去。我們第一次看見紅軍：粗麻布大衣，粗麻布尖帽子，帽子前面有一個紅星。別的旅客又坐車去了，我們不能走，因為剩余的錢不夠買車票。車站有人殷勤招待我們，允許減費或免費，但須請示什么機關，當日不能動身。我們打了一個電報給東方大學中國同學。這一晚就在車站上空車廂內過夜。

    中國同學，在莫斯科車站迎接我們。其中有蕭子暲，他是從法國去的，他是我們的親人。此外都是從中國去的，有好幾個，我只記得一個是任弼時，用高音說話，一個是王一飛用低音說話。出車站，王一飛同我一路走，不僅挽著臂，而且挽著腰，這種走法是在法國，德國時未曾見的，在中國也未曾見，但在俄國則很常見。

    旅行生活告終，新的生活開始了。我們不僅從資產階級國家初次到無產階級國家來，而且從工廠生活過渡到學校生活。從沒有系統的自己研究到有一定課程的讀書和求學。我們知道，前面等待我們的并不是什么博士，碩士學位，而是革命生涯。前面等待我們的，是斗爭，是暴動，是革命，是監獄，是流血，是犧牲。

    十二人!但是哪里去了呢，這十二人?

    袁慶云，一九二六年隨北伐軍出發，過湖南郴州時，傳染虎列拉死去了。

    高風，同年在保定被捕，被北洋軍閥槍斃了。

    熊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后，從黃埔軍官學校出亡，途中被捕，被李濟琛槍斃了。

    陳延年，同年四月底或五月初，在上海被楊虎捕去槍斃了。

    趙世炎，于陳延年被殺之后不久，也被楊虎捕去槍斃了。

    佘立亞，也是這個時候死于楊虎手里。

    陳喬年，一九二八年在上海被捕，被熊式輝槍斃了。

    王凌漢，一九二八年在無錫工作失蹤，傳說被土豪劣紳暗殺了，后來才發現他拋棄工作逃回四川去。

    陳九鼎沒有消息。

    王圭，我曾于武漢時代見過一面，做了什么軍官，后來沒有消息。

    王若飛，一九三七年尚在延安，不知還在人世否?

    最后，我在這里寫我對于十二人的回憶。

    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中時，我以為王凌漢，陳九鼎，王圭都已死去，而傳說王若飛為了左派反對派嫌疑又被斯大林充軍于西比利亞，曾于回憶中發生比現在更多的感慨。那時，我想，我們仿佛是一班小兵，趙世炎是班長，我們并肩作戰，結果一個個中彈死去了，只剩下一二個成了俘虜。現在做俘虜的恢復了自由，而有幾個人雖然失蹤，卻無確定死訊。確實戰死的只有七個人，但也是超過半數以上了。

賀龍之女賀捷生：今天談信仰為何變得沉甸甸

　　■我們的前輩在90年前，為什么能像雄鷹一樣“飛”到歐洲去傾聽大革命的余音流響，“飛”到蘇俄去領受工農革命的風暴？為什么會有一批又一批熱血青年拋棄殷實富裕甚至毀家紓難而走進山林建立革命武裝？為什么一批纖弱的知識分子能組織起千萬民眾用熱血托起沉淪的大地——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89周年，明年我們將迎來黨的90誕辰。回首往事，我有很多話想和青年朋友們聊一聊。

　　最近，利用住院體檢的閑暇有機會讀了一本名為《講壇隨筆》的書，作者是部隊的一名將軍，名叫蔡多文，長期在部隊從事政治工作。作品以散文隨筆的形式談理想道德話題，對這樣一本談信仰說勵志的書，有人可能覺得不合時宜，我卻捧讀在手，欲罷不能。

　　理想、信仰，今天忽然成為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擺在全社會的面前。社會發展了，時代進步了，信仰何以成為人們精神生活中的問題？這確實很值得研究。《講壇隨筆》中談到電視劇《潛伏》的一個情節，國民黨天津情報部門的李涯諷刺用情報換美元的謝若林“沒有信仰”。謝若林回答很干脆也很無恥：“我有信仰，我信仰生存主義。”這就是說，我為生存活著，只要能活著，其它通通無所謂。無疑這種觀點丟掉了一個人的社會屬性（責任），剩下的只是自然屬性，為活著而活著。讓我不可思議的是，我在網上竟然看到了對這種無恥論點的贊同。我在讀蔡將軍對信仰的分析時，思緒回到50年前,那時我在北大讀書。那時我們也談理想，也談信仰，當時我們的中心話題是：報效國家，盡快完成學業投身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中國。我們的青春同朝氣蓬勃的新中國一樣，時時都充滿向上的活力。而50年后的今天再談信仰，為什么突然覺得沉甸甸的？是的，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信仰變得多元，甚至更趨功利化，因此，這種討論也更具特別的意義。

　　正如蔡將軍書中所說，在有些人看來，在今天這樣一個價值多元的年代，我們談理想談信仰，似乎很不合時宜。而在我們這代人看來，信仰不僅是理念和精神，更是人生的指南和人生的最高追求。不論社會怎么發展，不論經濟怎么繁榮，即使到了我們成了世界頭號經濟強國的時候，如果放棄了對理想對信仰的追求，我們的社會同樣會走向沉淪和沒落。不談信仰，我們的先輩拋頭顱灑熱血的犧牲精神就無法理解。

　　我是研究軍史的。蔡將軍在書中談信仰時，以較大的篇幅談了犧牲的話題，讀后我很有同感。其中有一篇《高山蘆葦》還寫到我的父親賀龍和賀家英烈，更讓我感動落淚。在中國革命史上，毛主席一家為革命犧牲過6位親人，是社會上都知道的，徐海東大將的家族有70多人犧牲就少有人知了，我也想起我家的歷史，從我父親投身革命直到新中國成立，賀龍宗親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父親賀龍在世時，認為滿門忠烈，都是為國家獻身，那是戰爭和革命事業需要，不必要常提我們自己，所以很少有人知道。3年前，我女兒為緬懷先輩業績，自費出版了一本賀氏宗親英烈名錄，社會上才知道這件事。我常想，前輩們這種不惜生命代價的精神為了什么？是為了理想，是為了他們堅守的信仰。可能當年千百萬的普通士兵只是為了有飯吃有田種的最低目標，然而，作為共產黨和軍隊的領袖們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在中國徹底推翻黑暗的舊制度，實現民族解放和人民的徹底翻身解放。所以他們可以舍家紓難、英勇獻身。

　　去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前夕，為緬懷英烈，我不顧74歲高齡，特意回了一次故鄉，重訪了一個又一個英雄的犧牲地，憑吊了一座又一座烈士陵園，那里有我的先輩和親朋，我想了很多很多，理想信仰的問題再次撼動我的心靈。

　　我的叔叔賀文掌，大革命年代，他因參加武裝斗爭遭敵人逮捕，敵人要我父親賀龍送5萬大洋便可放人，送信人遭到我父親一頓怒斥，敵人隨即將我15歲的叔叔放在籠屜里活活蒸死。我的姑姑賀滿姑，是一個聞名湘西的雙槍女英雄。1928年桑植起義后，在當年5月的一次作戰中，賀滿姑被敵人包圍，彈盡糧絕，她同她的二子一女同時被捕，敵人對這樣一個年僅30歲的女紅軍用了極刑，我的姑姑在敵人五馬分尸的慘烈手段下英勇就義。至死她都頑強不屈。我的大姑賀英（《洪湖赤衛隊》韓英原型）、二姑賀五妹，她們倆犧牲在同一次戰斗中，她們的犧牲同樣英勇悲壯。他們為了什么？為了國家的獨立和全民族的徹底解放。

　　有一段記載今人或許無法理解，1927年我父親率兵赴南昌起義前，蔣介石得知消息開始拉攏他，以500萬光洋，外加一個漢陽兵工廠和武漢衛戍司令的頭銜送他，企圖收買賀龍一顆效忠心。但這絲毫不能動搖賀龍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脫下皮鞋穿草鞋，毅然決然率領包括三千湘西子弟兵在內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浩浩蕩蕩開赴南昌參加起義，從此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一支革命武裝。起義之后，敵人出于對賀龍的仇恨，對我的家鄉洪家關進行了瘋狂的燒殺屠戮。在“誅滅賀龍九族，雞犬不留”的叫囂聲中，“鏟共”義勇隊和“清鄉”隊所到之處，十室九空。賀氏族人那一次就被殺害達80多人。

　　我重提這些歷史，決不是要重溫家族的光榮，而是要說明信仰的力量和理想精神的旗幟，如蔡將軍所說，先輩們如若沒有信仰，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就沒有今天。信仰永遠都是鼓舞我們奮發進取的精神號角，有了信仰，我們的事業才能發展，我們的國家才能進步，我們的軍隊才能立于不敗之地。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我們的前輩在90年前，為什么能像雄鷹一樣“飛”到歐洲去傾聽大革命的余音流響，“飛”到蘇俄去領受工農革命的風暴？為什么會有一批又一批熱血青年拋棄殷實富裕甚至毀家紓難而走進山林建立革命武裝？為什么一批纖弱的知識分子能組織起千萬民眾用熱血托起沉淪的大地？包括我的父親在內，他們中的許多人當時可以說都有比較殷實的家庭生活，但他們投身革命義無反顧，為什么？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信仰，在人的生活里金錢是重要的，但僅有金錢是不行的，拜金主義只會讓人墮落，金錢的泛濫能使信仰沉睡，官場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逐利的失信能使社會畸形，值得注意的是，蔑視理想的拜金主義已經開始并且正在損害著我們社會的健康肌體。在全社會中張揚理想，重塑信仰，建立和倡導一種高尚的社會道德，去和一切腐朽的低俗東西作斗爭，是擺我們面前的任務，所有中國人都應當為此努力。

　　不久前，央視播出了一個名為《老大的幸福》的電視劇，去年，還播出過《潛伏》、《人間正道是滄桑》等一批好作品。我認為，這些作品都是在更寬泛的意義上討論理想話題的。這說明一個現象，我們的社會有一大批正直的藝術家、史學家、文學家已經發現了我們社會信仰危機的問題，他們用先輩的光榮歷史在拷問自己，也在拷問所有中國人。

　　我以為，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是不能“死機”的，它應當被激活。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應該有更宏偉更高遠的目標，我們應該循著這個目標奮發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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