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當然應有新的反思。大家常說武昌起義一聲炮響，摧毀了反動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可很少有人問：自秦代構建中國大一統以來的歷代王朝難道是經典理論歸納的西方中世紀那種封建制嗎？

　　辛亥年前的清末，無論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還是后來被人戲劇化處理的慈禧，都想搞西制工業化。如果說大臣們只提出了 “師夷長技以制夷”，即今天所說的 “對國外技術引進消化吸收”，那么包括慈禧在內的中央統治者在洋務運動后期就已經開展了 “師夷長制以制夷”，亦即令人所說的“制度引進”。所以，在經濟基礎的洋務運動和上層建筑的戊戌維新之后，中國已在教育、軍事乃至政府體制上采行西制。大量派留學生出國，也是這一時期的現象。

　　后來我們知道．引進西制及人才沒能救活被內外戰爭搞得財政崩潰、地方弄權的清王朝。

　　接著探討一下蔣介石政府為什么失敗。上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全面采行西制的民國有個很重要的現象，叫“黃金經建10年”。當時大局甫定，重歸一統，地方經濟隨之恢復，于是出現民間資本和自由市場加快工業化的10年。但1929-1933年爆發西方資本主義大危機打斷了這一進程，當時，包括白銀在內的貴金屬價格飛漲，與今天濫發美元造成通脹帶動黃金價格飛漲類似。而中國那個年代還是白銀幣制，民間交易中流行的是銀元，袁大頭、孫大頭、鷹洋，官府稅收和富商財富都用白銀。這個銀本位的國家突然遭遇世界銀價大幅度上漲，接著遭遇美國單方面取消白銀協定，并且從1934年開始提價收購白銀，日本為摧毀民國經濟，也抬價收購白銀，致使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同時，西方通脹危機在中國造成“輸入型通縮”，迫使民國政府在1936年宣布取消銀本位，改發紙幣，民國隨之在 1937年進入長達11年內外戰爭疊加、高額通脹的全面危機。

　　二戰后，民國幾乎沒有硬通貨和貴金屬儲備，惟靠美援維持政府，也只維持到1948年美援停止，有的地方已經發行數十億票面單位的紙幣。此時，這個國家最具現代化西制內涵的財政金融體系崩潰了。

　　所以說，民國先亡于無儲備之西制財政金融崩潰，后亡于無軍餉之西制軍事失敗。天可憐見的，西制也沒能救民國。

　　而1950年新中國能夠從民國遺留的高通脹經濟危機走出，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土改剝離了85%的農村人口使之與現代西制經濟無關，于是乎鄉土中國相對穩定：二是朝鮮戰爭打來了依賴外部投資的軍事重工業，讓中國戰時經濟陡然起飛。

　　實際上，世界上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管理制度的構建，都要滿足于得殖民主義巨額利益之先手的西方國家提出的利益需求。如今，國內很多人更加認同西制之“普世價值”，把西方政治看成是人類要普遍實現的現代化體制。對此得提個醒：如果是一種理念或信仰，則無所謂對錯：應該尊重不同的信仰自由。但當我們剛想接受這個很美好的’“普世價值” 時，歐債危機、美債危機，以及北非和歐洲的城市騷亂爆發：雖然被西化意識形態冠以不同名義，但仍證實了這種“被普世“的西制實質上是一個高成本導致高負債的制度體系。

　　有鑒于此，關鍵要看認同者是否打算負擔西制需要支付的巨大制度成本。任何西方來源的現代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下的治理體制，都是要花大錢的。能否有效運作的關鍵，還不僅是得看成本高低：更要看到底由何種利益集團支付成本。

　　有個現實需要承認：辛亥逾百年，中國至今仍是不得不承擔西方轉嫁過來的制度成本的后發國家。如果沒有另辟蹊徑的創新能力，則難逃玉石俱焚之宿命。

　　諸君，辛亥百年之際的中國，面臨的已經不是上世紀的資本短缺，而是新世紀的資本過剩。在產業、金融、商業這三大資本過剩條件下，執政者若試圖靠過剩的資本構建信用社會、形成穩定契約關系的努力，往往會適得其反地帶來較高的制度成本和因這種勢力不奏效而帶來的較高的治理成本。時過境遷，當一些人還在講著如何構建市場制度、如何自由契約萬歲的時候，這些早已是那“童年的阿嬌唱著過去的歌謠”。

　　回顧辛亥以來中國走過的百年歷程．歸納成一個還不很確定的提法叫做：“告別百年西制崇拜”。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