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恥叛徒的自供狀——評《炎黃春秋》對戈爾巴喬夫的熱捧

    

    《炎黃春秋》今年第七期最末一篇“收官”之作，為“戈爾巴喬夫與蘇聯解體”一文。這是一篇為戈氏高唱贊歌，給戈氏臉上抹油彩、頭上加光環的諛文。這篇文章顛倒歷史、顛倒事實、混淆黑白，混淆是非，使人難以容忍。
    戈爾巴喬夫是什么人物？在一切有良知正直的世界人民、蘇聯人民，包括當下的俄羅斯以及獨聯體各成員國的人民和共產黨人眼里，他是一個可恥的共產主義的叛徒，傾伏爾加河之水，也不足以洗凈他對蘇共、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人民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愆。但是，在《炎黃春秋》編輯部和作者看來，戈氏是改革的先驅、是功臣。而這也正是西方世界一些頭面人物以及世界上一切反蘇勇士們的共識。《炎黃春秋》的先生們和作者先生同這些頭面人物和反蘇勇士們是靈犀相通的。
    讓我們在本文開頭先來引述一些西方頭面人物對戈氏的評價。1994年，前美國國務卿貝克說：“近40年內，為了獲得‘冷戰’的勝利、戰勝蘇聯，我們耗資數萬億美元。結果偉大的人民和我們一起實現了夢想……。最主要的是我們找到了叛徒。”美國人稱戈氏是主要的叛徒、美國政壇名流斯考克羅夫特堅信，以前是美國人準備自己“去尋找解決悲劇的最佳方式，但是戈爾巴喬夫無疑是結局的主角”，“他使國家消亡”。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具有一雙“慧眼”。為使蘇聯遭致厄運，她認為，“有一個人可以確保達到目的，這個人就是戈爾巴喬夫”，“戈氏是一個行為不謹慎的人（即是一個冒險分子），易接受暗示的人（即不是獨立自主的人），虛榮心極強的人（即為了自己所喜歡的一切可以奮不顧身）。”事實證明，西方世界的頭面人物沒有看錯了眼，戈氏早就成了共產主義的叛徒：他削尖腦袋，百般鉆營，爬到了蘇共最高領導層的位置，然后他親手埋葬了蘇聯和蘇聯共產黨，他真的無愧于共產主義叛徒的稱號。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是一場給全球帶來嚴重后果和世界性政治悲劇，造成這場悲劇原因很多。戈氏的背叛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炎黃春秋》卻盡全力為戈氏涂脂抹粉、評功擺好。讓我們把這種吹捧比照一下已經發生了的冷酷事實，看看應該得出什么結論。
    文章把戈氏譽為改革先鋒，稱戈氏這種改革意念來自于“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理念越發堅定”。文章作者說，戈氏的“徹底改革不是突發奇想，而是既定思維和價值觀念決定的。”戈氏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就曾經說過：“到了一定的階段，屆時穩定的民主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事實正是這樣，戈氏早就起了使蘇共迅速滅亡，蘇聯迅速解體的賊心。戈氏早年就親口供認過，他從政治生涯一開始，就決定“去除（埋葬）共產主義。”當著他坐上了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寶座，他就一步步地使出了“殺手锏”，完成了他自己作為共產主義叛徒的角色。
    戈氏在改革中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部委機構、大幅地削減中央直屬機構公務員的編制數量，大幅度縮減投資、破壞各部門之間的平衡、不斷提升消費品價格等措施，蘇聯經濟倒是沒有“計劃”了，但同時也沒有了“市場”。其結果是國內局勢急劇惡化、通貨膨脹，消費品市場陷入絕境，居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國際金融系統嚴重癱瘓，進口飛躍上升，財政赤字增加，債務危機增長。1985年，戈氏登上權力最高峰之際，蘇聯的外債約300億美元，到1991年，蘇聯解體之際，外債竟高達1200億美元。蘇聯的黃金儲備減少到原有儲備量的1/10。蘇聯經濟陷入了深度危機。這就是戈氏改革帶來的實際結果。這就是《炎黃春秋》熱捧的戈氏改革政績。
    《炎黃春秋》還說，“戈爾巴喬夫非常重視干部隊伍建設……大膽調整和整頓干部隊伍”。戈氏一上臺，就迅速免去了一些政治局委員的職務，提升了另一些人與政治局委員（當然被提升的人中間也是良莠并存的），大批更換了部長會議主席、副主席、黨中央和政府部長和各共和國州委第一書記。這一點也不奇怪。戈氏當然要任用他信得過的人員作為自己的左臂右膀和各方面的得力助手。他重用臭名昭著的雅可夫列夫就是典型一例。人們永遠不會忘記，正是戈氏的導演下，1990年，蘇聯憲法宣布取締蘇共在蘇維埃社會政治體系中的領導作用和指導作用的第六條。這是令一切蘇聯內外反蘇勇士們喜出望外、歡欣雀躍的事件。戈氏把蘇共黨員驅逐出了各級領導機構，安插了自己的親信，組織好自己的班子，正如戈氏自己說的那樣：“我國的最高權力機構（自然也包括各級領導機構）也就可以易手了。”本文作者說：“戈爾巴喬夫的調整和整頓干部隊伍的措施，為推行改革創造了重要條件”。這句話也算說到了點子上，戈氏正是既靠著自己信得過的班子，又把蘇共統統趕出各級領導班子，瘋狂地加速了使蘇聯解體、蘇共滅亡的步伐。
    文章特別鐘情于戈氏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強調公開性和解除輿論控制。文章說：戈氏的政治改革“是以公開性拉開惟幕的。他說‘蘇聯共產黨堅決讓黨和人民知道一切，公開性的原則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質所決定的’”。公開性的推行，名義上是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打破所謂輿論控制，實際上幫助戈氏操縱社會輿論的機制。一時間，各種政治勢力包括具有西方自由化傾向的報章雜志如同大雨后林中成片成片冒出來的各種色彩斑斕的蘑菇一樣出現在蘇聯的輿論陣地上。這些自由化的報刊只承擔著一項使命：就是組織強大攻勢，竭力搞垮蘇聯社會的思想基礎。他們編造各種謠言，抹黑蘇聯70余年來的各項建設偉大成就，抹黑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抹黑蘇共，抹黑列寧、斯大林，攻擊蘇聯的社會主義是十惡不赦的，斯大林是劊子手，十月革命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場政變……。而美國和西方的成就則被吹捧到直上云天的地步。許多善良的蘇聯老百姓的思想被徹底搞亂了，完全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公開性成為蘇聯迅速解體，蘇共迅速滅亡最重要的催化劑。它所帶來的極為嚴重的惡果是言詞難以言狀的。而這一切也正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和戈氏、葉利欽、雅可夫列夫等所夢寐以求的。公開性也帶來了另一個惡果，即蘇聯境內各種反蘇反共的組織蜂起，大批反蘇反共著作開禁。本文作者為這種公開性熱烈歡呼：“公開性的實行，使蘇聯人民第一次有可能了解自己國家的真實歷史”，“蘇聯歷史上出現了從未有過的言論自由和社會輿論”。事實上，這種言論自由和彌漫在當時蘇聯社會的五花八門輿論，最后只證明了一條中國人都熟知的真理：“要滅其國必先滅其史”。蘇聯的歷史被徹底改寫了。正確的歷史結論被打翻在地，一批歷史垃圾、渣滓迅速浮到水面。戈氏說什么公開性原則是“讓黨和人民知道一切”。什么是一切？那些泛起的沉渣和垃圾就是“一切”。公開性排斥下的自由化噪音終究成為敲響蘇聯亡黨亡國的喪鐘，后人必定將為此做出正確的結論。作者對戈氏的熱捧也只能證明作者和戈氏如同合穿一條褲子一樣的無恥。
    蘇共28大是蘇共黨史上的最后一屆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實現了戈氏的夙愿：即規定蘇共“放棄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壟斷權”。蘇共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指導地位從此畫上了句號。率領反對蘇共的人正是蘇共自己的最高領導人。他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他是蘇共的敵人。大量事實表明，無論是戈氏，還是葉利欽的反蘇反共行徑不僅得到美國的支持，而且實際上是在美國的指使下進行的。無論是戈氏還是葉利欽，在蘇共滅亡和蘇聯解體的節骨眼兒，都分別去過華盛頓，接受美國方面面授的各種機宜。戈氏還為自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興奮得飄然若仙。而這正是美國對他的犒賞和發給他的一枚勛章。在整個蘇聯亡黨亡國的過程中，美國在蘇聯境內安插了大量的“第五縱隊”，找到了為數不少的向蘇聯公眾灌輸西方意識形態，貶低共產主義思想的盟友。應該承認，正是由于打從斯大林逝世以后蘇聯共產黨自身的許多致命弱點和錯誤，為美國留下了無數的空隙和漏縫，導致了美國等西方勢力在蘇聯進行顛覆、破壞活動的成功。美國沒有發動一兵一卒，取得了對它的頭號敵人顛覆和演變的成功，“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怎能不為此額手稱慶呢？所有這些歷史真相，現在已經大白于天下了。全世界一切真正的共產黨人、一切有良知的進步人士都為此感到無比痛心、扼腕。而只有像《炎黃春秋》和本文作者，站在西方的立場上，卻如同打了一針嗎啡一樣感到無比亢奮。戈氏近年來不時為自己的叛逆行為自吹自擂，說什么內心無愧，恰恰暴露了戈氏心靈深處的空虛。西方作者則吹捧“戈爾巴喬夫不用良知做代價追求權利和地位，而是顛倒過來用這些去追求良知”。這是因為戈氏現在無職無權，作者的話流露出一股酸意。而他的所謂“良知”，只能是一個叛徒的“良知”，是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良知”，而絲毫也不是億萬勞動人民的“良知”。作者還說：“戈爾巴喬夫的行為留給世人諸多警示”。什么“警示”呢？無非是“警示”我黨以及這個地球上一切真正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的共產黨都像蘇聯和蘇共一樣，走上亡黨亡國的道路。其用心之毒，使人吃驚，也使人越益清醒。
    今年是中共建黨90周年，也適逢蘇共亡黨20周年。《炎黃春秋》憑著它的本能和嗅覺，分別在兩下里下手。本期《炎黃春秋》一頭一尾，一組筆談和一篇文章，都把矛頭直指西方引為不共戴天的宿敵：社會主義制度。頭部的筆談，借中共成立90年之際，獻了一大堆顛覆社會主義中國的策，尾部的文章是為已被顛覆的蘇聯總結如何顛覆的經驗，為叛徒樹碑立傳。首尾相銜，就是抱定一個宗旨：抓住一切時機，同西方敵對勢力站在一起，為反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效勞、賣命。《炎黃春秋》對于西方敵對勢力來說，是一份十分有用的刊物，有了這樣一份刊物在中國土地上一期一期地出版，不知勝過多少支毛瑟槍！？近日，社會上有一種輿論，說《炎黃春秋》似乎有一點收斂。看來，具有這種想法的人是過于天真了。（2011年7月15日）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