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不惜夸大事實，偽造歷史，攻擊、抹黑黨的領袖，否定黨的歷史，進而歪曲馬列，毛澤東思想，以全面顛覆黨的理論基礎。
謊言豈能掩蓋歷史的真實
黃 植
來信
尊敬的《中華魂》編輯部老師：
最近，我看了辛子陵給中央某部離退休老干部的報告稿，在這之前也讀過不少他的這一類大同小異的文章。在這些文字中，他都是用夸大事實，甚至捏造事實的辦法，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功績，把他說成是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是錯誤路線的代表，搞的是“專制獨裁”，說得一無是處；他無限夸大我們工作中的失誤，完全否認毛澤東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成就；他雖然無法抹煞改革開放新時期所取得的成績，但又說這不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表現，而是什么民主社會主義、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勝利，說中國應該走民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道路。讓人難以理解的是，辛子陵在自己的言論中，已經明白無誤地表示自己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背棄，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向往和追求，但在他的講話和文章中，又常常夸耀自己是共產黨員，甚至用老黨員的身份來聲明自己是在“救黨”。我想他這種兩面派的做法，無非是使他的這一套謊言更能夠欺騙青年，更能夠生效。我作為一個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者，深深感到當前社會上像辛子陵這一類言論太多、太泛濫了，對青年思想的影響和誤導太大了。所以很希望通過能夠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來澄清事實，幫助青年分清是非，不上這類人的當。謹致
崇高的敬意！
青年共產黨員 程明清
復 信
程明清同志：
《中華魂》編輯部轉來你的來信，希望我能就辛子陵的觀點談點自己的看法。
如你所說，近些年來，作為共產黨員、退休軍人的宋科，以辛子陵的筆名在《炎黃春秋》一類的刊物、網站和某些沙龍式的講座上，在所謂“救黨”的名義下，發表了大量言論，毫無顧忌地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要求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道路。從他的言論中明顯地看到此人的思想軌跡：從攻擊、抹黑黨的領袖入手，繼而否定黨的歷史特別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再到從根本上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全面顛覆黨的理論基礎。為此，他不惜夸大事實，偽造歷史，“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而其用詞之尖刻、陰毒，達到了令人難以復述的地步。對于這位還頂著共產黨員招牌的人來說，如此踐踏自己的入黨誓言，背棄黨的綱領和章程，違反國家憲法的行為，是不能簡單地看作是某個人的罪孽，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一種歷史現象：是在社會主義低潮情況下要另找出路的一種社會思潮，是表達了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始終存在著的逆向發展的要求。但問題在于，這類人在已經背棄共產主義理想的同時，又不斷用炫耀自己是所謂“老黨員”的身份來進行說教，確實有很大的欺騙性和危害性，這就值得我們加以重視和辨別。當然，對于這類問題，我們仍然愿意本著“百家爭鳴”方針的要求，通過討論的方式來澄清是非。這里僅就你來信提出的涉及人民共和國60年歷史的幾個基本問題，談點自己的看法。
一、全面否定新中國頭30年的成就，為其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制造歷史根源。這是辛子陵妄談新中國歷史的一個突出的特點。我們知道，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對歷史的評價就會有截然相反的、甚至是完全對立的結論。因而對歷史研究的絕對要求，就是要全面地、客觀地把握歷史材料，從歷史的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正確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只有這樣，才能尊重歷史發展的辯證法，才能真正反映歷史的真實面貌。
在辛子陵的言論中，無限夸大黨和國家工作中出現的失誤，把新中國頭30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說成是一連串錯誤的疊加，帶給人民的只有禍害和災難。這種歷史的謊言是完全經不起歷史的檢驗的。它首先是有意隱瞞了新中國是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下起步的，制造了新中國不如舊中國的假象。應當指出，這一時期的新中國建設，不能不受到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其一，舊中國留下的是滿目瘡痍的爛攤子，給我們留下的東西太少了。其二，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受到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軍事上的嚴密封鎖。中國不僅不可能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那里得到什么援助，而且連通常的貿易和交往都很困難。特別在建國初期，只有社會主義國家和戰后爭得民族獨立的國家同情和支持中國，只有蘇聯能夠援助中國。其三，我們還缺乏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毛澤東說：“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正因為這樣，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犯一些錯誤，出現曲折，在一定意義上說是難以避免的。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國經濟建設面臨的巨大困難，才會真切體會到我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貴。
同時，這種歷史的謊言還否定了成就是這個歷史時期的主流和主體。新中國的建立和它的歷史發展，使中國人民真切體會到“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這句話的含義和分量。百年以來備受西方列強凌辱和欺負的中華民族，從根本制度上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和人民翻身解放。在舊社會掙扎于死亡線上、毫無民主權利保障的工農大眾和廣大人民，受盡歧視和壓迫的少數民族和百萬翻身農奴，難道會同意說在新中國受到的只是禍害和災難嗎？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黃浦灘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民族恥辱，外國軍艦是怎樣在中國的領海和內河橫沖直撞，外國強盜可以任意屠殺中國人；我們也不會忘記，在近代中國，從西太后到北洋軍閥政府，再到蔣介石國民黨，哪一個不是跪在地上辦外交的？而在新中國，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得到了真正的維護，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兩次戰爭，使世界頭號帝國主義強國現出了紙老虎的原形；兩彈一星的偉大成就，顯示了新中國的綜合國力，進一步增強了她的國際威望；在新中國的頭30年，同當時130多個獨立國家中的110個建立了外交關系，使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中華民族毫無愧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否定了這一切，而醉心于向西方拋媚眼，數典忘祖，也就失掉了做一個中國人的起碼人格。
把新中國頭30年的經濟建設說得一無是處，是辛子陵一類人慣用的手法。我們還是讓事實做出回答。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內，初步建立起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結束了解放前長期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的狀況，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大多數超過解放前最高年份（1936年），以鐵路運輸為主的交通運輸業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與此同時，文化教育衛生事業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人民生活獲得明顯改善，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嚴重失業現象正在逐步消滅，人民政府還以最快的速度蕩滌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倡導了良好的社會風氣。這一切，創造了二次大戰結束后醫治長期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和形成社會穩定的一個奇跡。
在往后10年的經濟建設中，盡管有過“大躍進”的失誤，付出過很大代價，但這仍然是取得巨大成就的10年。在這10年中，初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到1966年，建成并投產的限額以上的大中型項目1198項，初步形成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興建了一批新興的工業部門，我國的電子工業、石油化學工業、原子能工業等等，大多是在這個時期打下基礎的，填補了我國工業的許多空白。工業布局有了明顯改善，內地和邊疆地區都建起了不同規模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運輸業，基本上改變了舊中國工業畸形發展的局面。10年中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有了巨大的增長，1966年同1956年相比，鋼鐵、煤炭、石油、發電量、機床分別增長了245%、129.9%、1154%、397%和112%。同時，農田基本建設初具規模，效果明顯；科學技術水平有了顯著提高，高新科技得到一定發展。我國人民繼續保持和發揚了良好的社會風氣和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使黨和國家經歷了重大挫折，經濟建設也受到嚴重損失。但應該看到，在這一歷史時期，由于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活動，特別是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力挽狂瀾的艱苦努力，經濟建設在總體上也得到一定的發展，基本上保證了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穩定。
總之，從1953—1978年，連續執行了四個半五年計劃，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1.4%，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2.7%。這是偉大的歷史性成就。這種歷史性的成就，是任何謊言都不能抹殺的。
二、任意夸大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借以攻擊人民民主制度，為其企圖把新中國拉向后退制造政治依據。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和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是某些人企圖把新中國拉向資本主義道路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所以他們竭盡全力集中攻擊、誣蔑這位歷史巨人。這是并不奇怪的一種歷史現象。改革開放30年來，這種噪音可以說是不絕于耳，而辛子陵則是后來居上，集其大成。他無限夸大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說成從新中國成立的一天起，就是“錯誤路線的代表”，就是要“搞黨天下家天下”，就是“專制”、“獨裁”等等，無所不用其極。這種謾罵除了說明謾罵者的無恥造謠和人格低下外，絲毫動搖不了毛澤東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毛澤東的一生，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無私奉獻的一生。他的一生，是為爭取人民主權、捍衛人民主權的一生。他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時候，對于如何實踐和發展巴黎公社原則進行了認真嚴肅的思考。他畢生為徹底實現人民民主而奮斗，反復強調我們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務員，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早在延安時代他就引用魯迅的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勉勵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者，都要以魯迅為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新中國成立后，他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系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氣。”他對那種依仗權勢、高高在上、貪贓枉法、草菅人命等官僚主義的惡習深惡痛絕，鼓勵廣大人民要敢于挺身而出反對官僚主義。毛澤東是這樣要求全黨的，而他自己也首先做到。正如老一輩革命家謝覺哉所說，中國第一個在制度上打破“官國”傳統的人是毛主席。同時，毛澤東也是我們黨內較早認識到社會主義民主還不完善，一再強調擴大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性。他說：“沒有集中和統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統一對我們有利，使我們在短期內能實現工業化，能對付帝國主義。但這也有缺點，就在于使人不敢講話，因此要使人有講話的機會。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慮這些問題。”因此，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法制，成為他在這個時期探索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之后，黨面臨著“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新的歷史課題。對這個歷史課題的回答和解決，不能不經歷一個從不完善到逐步完善，從不成熟到逐步走向成熟的過程。在這期間，由于缺乏經驗，會遭遇到難以避免的失誤和挫折，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歷史過程。但在辛子陵的筆下，是不容許有任何錯誤，一有錯誤就加以任意夸大、全盤否定，甚至連毛澤東迫切希望盡快改變國家“一窮二白”面貌的愿望，也成了他諷刺挖苦的對象。當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并不否認在諸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些錯誤中毛澤東的個人因素。在毛澤東的晚年，也未能擺脫他早在延安時期就十分警惕的“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的毛病。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巨大勝利之后，毛澤東等一些領導人開始不那么謹慎了，并逐漸滋長了驕傲情緒和個人凌駕于集體之上的專斷作風。歷史經驗表明，驕傲是錯誤產生的重要根源，驕傲情緒的出現，必然會導致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夸大個人主觀意志與作用的錯誤，這就會導致領導工作上的失誤。這是深刻的歷史教訓。但即使這樣，對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的毛澤東的錯誤也需要加以審慎的、具體的分析。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他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承認“文化大革命”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錯誤；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對江青等人也進行過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些都對后來我們黨順利地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
正如薄一波在回顧重大歷史事件中所說：毛澤東帶頭犯了錯誤，又帶頭糾正。在領導新中國的建設中，毛澤東曾多次就已經覺察到的一些錯誤做過自我批評。如在1962年1月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突出地強調和比較系統地闡述了民主集中制和在黨內發揚民主的問題。在講話中，毛澤東首先對幾年來黨和國家工作中發生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他強調：“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劉少奇、周恩來等都在會上談到民主集中制的問題。鄧小平特別指出：這幾年，我們黨的民主集中制有了很大的削弱，“有許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過去民主，但在實際上，命令主義、少數人或個人獨斷專橫的現象卻是十分嚴重的。”這些認識，對于當時糾正“大躍進”以來經濟工作“左”的錯誤，克服經濟困難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上可見，把毛澤東晚年滋長的個人專斷作風無限夸大，甚至誣蔑為“帝王思想”、“專制獨裁”，是違背歷史實際的。毛澤東晚年的悲劇，在于他犯了像“文化大革命”這種全局性、長時間的嚴重錯誤的時候，仍然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捍衛人民主權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在這里，重要的是總結和吸取歷史的經驗。而像辛子陵那樣，以幸災樂禍的態度對待黨經歷過的挫折，并用以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只能說是別有用心的。
三、任意誣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和理論，稱頌西方普世價值，為實現其政治訴求制造現實依據。近年，辛子陵在網上發表了一篇《挑戰兩報一刊，推倒劃界理論》的文章，表示：“就是要從根本上推倒‘劃界論’，粉碎‘劃界論’。”其氣焰之囂張，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所謂“劃界”，就是指黨中央提出要劃清“四個重大界限”，他把“要劃清兩種不同性質的民主”，說成是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本能抗拒”。這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此人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訴求。事實上，辛子陵本人的政治界限是劃分得十分清楚而明確的，這就是：反對社會主義，誣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稱頌西方普世價值，要求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他一方面把改革開放30年來取得的成就，說成“這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走了修正主義道路，或者干脆說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結果”；另一方面又利用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諸如兩極分化、腐敗現象滋生等問題，借以誣蔑和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和理論。這真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可以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但是，一手難以遮天，謊言是見不得陽光的。
這里，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究竟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和理論的結果，還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結果？這是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出現并延續不斷的帶有根本原則性的爭論。對此，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作了堅定而明確的回答：我們的改革必須是社會主義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而決不能是資本主義的改革，走資本主義道路不但不能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不能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且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導致國家的四分五裂，重新淪為某個大國的附庸。在新的歷史時期召開的歷次黨的代表大會都堅持了正確的發展方向，在理論和基本政策上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十七大總結改革開放以來黨在理論和實踐上創新的經驗，提出了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及其理論體系，并對它們給以科學的定位。指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又使之在中國在當代的運用中得到創新發展，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這個科學定位，體現了我們黨一貫堅持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同時又從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蘊含著黨的最高綱領和階段性綱領辯證統一的思想內涵。這個科學的表述，不僅寫在黨的旗幟上，而且還貫穿在改革開放以來黨所制定的有關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一系列基本政策上。也正是因為這樣，我們堅持了社會主義方向，正確吸取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才取得了今天這樣的成就，這難道不是鐵的事實嗎？
我們在肯定上述事實的同時，并不否認在改革開放中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問題。對這些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才能找到解決的正確方法。比如這些年來兩極分化的加劇，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在經濟發展中如何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在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如何加強必要而恰當的國家宏觀調控，如何更多地關注民生，建立起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等等，我們還缺乏經驗，還需要在經驗積累的基礎上加以完善。但也不能否認兩極分化雖是一個分配中出現的問題，而分配卻是同所有制問題緊密相關聯著的。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一再強調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這兩個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就深刻說明了所有制和分配的不可分割的關系。這些年兩極分化的出現和加劇，就不能不和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也就是說，是因為近些年來公有制的比重在不斷下降，一些地區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發展非公有經濟之上，而不是按照中央“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辦事。這種情況的出現，不能不看到是由于一些領導干部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誤導，在所謂“產權明晰”、“改制”的名義下，行私有化之實。這些問題只要認識到了，加以恰當的引導，教育和要求干部全面貫徹黨的相關方針政策，是不難解決的。但是，像辛子陵這樣的學者，卻指鹿為馬，把這些問題一古腦兒推到公有制的身上，誣蔑公有制是“壟斷”、是“權貴”，成了“萬惡之源”，借以攻擊和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知道，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是支撐人民共和國大廈的物質力量。以1991年為例，當時國有企業所得稅率為55%（后來降為33%），鄉鎮企業為33%，外資企業一般為15%，非國有企業還有各種減免稅優惠。即使在這種并不平等的起跑線上，國有企業仍然為國家做出了最大的貢獻。在當年國家財政收入中由國有企業稅收提供的占到77.9%，鄉鎮企業提供的占15.8%，而包括外資在內的非公有經濟提供的只占6%左右。即使在公有制所占的比重明顯下降的情況下，2009年國有企業上繳稅金達到22795.5億元，占當年國家財政收入33.3%，仍然為國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貢獻。由此可見，國有企業作為共和國“長子”的重要性。
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對同一個問題就會有截然相反的態度。鄧小平晚年仍關心黨和國家的命運，退休后曾先后六次談到分配問題，敢于直面現實坦言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實事求是的高尚風格。他指出：“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多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多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億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國只能搞社會主義，不能搞兩極分化。”這是他從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角度指明了兩極分化的嚴重后果，正因為這樣，他提出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說，要堅決拒絕由此而“落到資本主義去”，始終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
相反，有些人則從他們所代表的利益出發，對此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斷。上海有一位理論家說：“中國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基尼系數不適用于中國。用這個來炒作，是反對改革”。甚至完全不顧事實地說：“毛澤東時代中國貧富差距最大，那時貧富懸殊遠超過現在”。北京有位著名經濟學家則說：“中國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中國窮人為什么窮，因為他們有仇富心理。我要為富人說話，殺富濟不了貧”。他還說：“只要把企業財產經營權改為法人財產權（即私有化），國有企業的一切難題就迎刃而解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三千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的巨大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在這里，無需多加一個字的解釋，就能夠通過他們冷酷的話語透視他們的利益用意。現在，辛子陵則更加變本加厲，把我們在前進中出現的問題，作為投向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匕首，公然要求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走所謂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果讓這些人來主導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將會把中國拉向何處，這是可想而知的。
一個共產黨員墮落成為黨的反對派，資本主義的狂熱鼓吹者，應當怎樣看待這種歷史現象呢？在社會主義運動處在低潮的情況下，一些短視者往往會把革命運動中出現的危機，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想的危機，以為天下未可樂觀。列寧就曾經把這二者作了嚴格的區分。他認為，社會生活條件的異常劇烈的變化，反映到革命運動內部“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亂、各種各樣的動搖，總而言之，就是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極端嚴重的內部危機”。第二國際后期，由于資產階級策略的變化，出現了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列寧把它看作是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的一次危機，但如果把這種運動的危機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危機”，正像列寧所斥責的，這“不過是重復資產階級下流文人無聊的議論，他們想把社會黨人之間發生的任何爭論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會黨的分裂。”列寧在這里，也算是為中國的辛子陵們畫了一幅惟妙惟肖的“尊容”。
以上一些看法，供你參考。祝你
在工作中不斷取得新的成就！
你的老年同志 黃植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85期，摘自2011年第6期《中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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