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愛國，要愛得正確，愛得執著　　

(　1989年12月6日　)　　

　　北大研究生學生會，約我參加紀念“一二·九”座談會。我想講點親身經歷的事情。　　

　　我這個家，和北大有點緣分。五四運動前后，我的大哥從北大經濟系畢業。1950年，我的一個侄女考上北大，不久抗美援朝，參軍去了。六十年代，我的一個參加抗美援朝的侄子轉業，考入北大歷史系，一直讀完研究生。我的兒子“文革”時在農場插隊，1977年恢復高考，考進北大經濟系。我自己是1936年秋天考進北大經濟系，讀了半年去延安了。一家有5個人在北大讀書，前后60余年，同北大建立了歷史的聯系。北大的情況好，我們跟著高興，北大的情況不太好，我們也跟著發愁，甚至難過。在大的問題上，同北大是心心相印、感情相通的。　　

　　今年從學潮到動亂，從動亂到暴亂，從暴亂到平息暴亂，北大的同學們，除了王丹等少數幾個人以外，據我了解，其他的同學，都有愛國的愿望、愛國的感情。這當然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愛國要愛得正確，很不容易；愛國要愛得執著，更不容易。今天我的發言，就是想用我的親身經歷及我的家庭的一些情況，來跟同學們談談這個問題。　　

　　我大哥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之一。他參加了許德珩同志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他作為國民黨的左派，同當時在北大的陳毅同志、鄧潔同志，親密合作，共同戰斗。他畢業以后，當了《國民周報》、《國民新聞》的總編輯，宣傳愛國民主運動，反對段祺瑞政府，被列為通緝要犯之一。在北平呆不住了，1925年到了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廣州。寫信回來，要我三哥、姐夫、侄子、叔叔，到廣州參加革命軍官學校訓練。我的侄子和姐夫，吃不了苦，又怕死，開小差回家了。到北伐時期，我的三哥當了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的見習排長，他所在部隊作為先遣隊，在經過湖南桂東時，他回了一趟家。母親、嫂子哭哭啼啼，要他留下。那時，他滿腔熱血，認為自己責任在身，只吃了一頓午飯就走了。在戰斗中，作戰很勇敢，不怕犧牲，奮勇當先。我大哥不久也從廣州回到家里，住了幾天，經長沙到武漢，轉到馮玉祥的部隊負責政治工作。1927年，北伐軍打到江浙，我們黨領導的上海武裝起義取得勝利。不久發生“四·一二”慘案，蔣介石和馮玉祥在河南會師，我大哥轉變成為統治營壘中的一員。1930年，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爆發中原大戰。同年，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在北平召開國民黨的擴大會議，我大哥作為改組派骨干之一，參加了這些活動。“九·一八”事變以后，汪蔣合作，他當上了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做了國民黨的大官。1934年蔣汪矛盾重新激化，他的官做不成了，就到英國留學去了。直到抗日戰爭爆發，他同陳銘樞組織一個反法西斯侵略的組織，回國參加抗戰。國民黨政府退到重慶，汪精衛出走到了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汪出走前曾再三勸他一起行動，在投降還是抗戰，賣國還是愛國這樣的緊急關頭，他選擇了留在重慶、堅持抗戰的道路。在這以前他先后任河南、云南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后來又參加了馮玉祥領導下的一些活動，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之后到南京，當上了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他幫助程潛競選總統。程競選失敗，回湖南當省主席，要他回湖南當省民政廳長。解放戰爭中三大戰役取得勝利，我軍百萬雄師過大江，程潛在湖南舉行和平起義。他參加了這個起義，并聯絡一批立法委員通電起義。1951年我見到他，他說，這一二十年來，你走毛澤東的道路走對了，我走蔣介石的道路走錯了。一九五一年他當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全國委員會委員，并兼任民革武漢籌備組的負責人之一。1953年去世。蓋棺論定，從愛國開始，經過幾十年的曲折，又回到了愛國的立場。盡管可以說是愛國的，但歷史證明，他愛得不那么正確，曾是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一名重要成員。但最后還是回到了愛國的立場，立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我的侄女，在北大時是一個熱血青年，滿腔熱情參加了抗美援朝。停戰后，轉到地方學俄文、學技術。畢業后分配到湖南冶金學院當技術員，當助教。到“文化大革命”，造反相當積極。她丈夫的父親是個香港的小資本家，1975年去世，她要和丈夫一起去香港繼承遺產。我勸也勸了，罵也罵了，但她還是要去。他們做的是國貨生意，從親身經歷中體會到，要賺錢還得靠祖國。在這次北京發生動亂、暴亂期間，她態度堅決，要同北京搞動亂的人站在一起。寫信回來很荒唐地說：我的叔叔幾年受壓，也一定會同她站在一起，反對政府。其實，我們家里在北京的人，都是反對動亂的。到現在為止，究竟她的立場轉過來沒有，還要經過實踐的考驗。　　

　　我的侄子也參加了抗美援朝。以后考上北大，讀研究生畢業后，在中華書局當編輯，入了黨，政治方向一直不錯。不能說他多年中間沒有錯誤和缺點，但是可以說，他從參軍那天起，到北京這場風波，政治方向對，識別能力比較好，工作勤懇、努力，業務能力達到了高級編輯的水平。　　

　　我的兒子，1966年初中畢業，不滿18歲，就下鄉勞動，在農村將近十年。林彪事件以后，他曾到五七干校看過我，說了兩句親身體會的話：“不了解農村，就不了解中國；不了解中國農民，就不了解中國革命。”他當過生產隊長，勞動肯干，同農民的關系比較好，交了一批農民朋友。在農閑時，登名山，臨大川，訪問古戰場，憑吊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還抓緊時間讀了書，結交了一批在農村鍛煉并且立志獻身農村建設事業的青年。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受到牽連。回到北京，我讓他認真閱讀了《資本論》等經濟方面的經典著作，做了詳細的讀書筆記。1977年恢復高考，靠他自己的成績，考上了北大，讀的也是經濟系。1980年，北京幾個高等學校的學生進行競選活動。大家知道，北大最活躍的一個是胡平，一個是王軍濤。他沒有受到他們的影響。這與他對中國農民和農村的了解，以及平時的學習是分不開的。他曾和我說過，在這次北大的競選活動中，沙健　孫等　老師主動出來設講座，回答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幫助不少同學提高了在很多問題上的認識。他在經濟系學習的過程中間，意識到搞經濟不懂得數學不行。所以在北大幾年，不僅讀完了經濟學的課程，還讀完了數學系大部分課程。畢業以后，他同一批立志服務農村、服務農民的青年，在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當了研究人員，也入了黨。到1983、1984年，這些人中間發生了分化，有幾個人離開社科院，到了國家體改委的體改所。在這次動亂、暴亂中，他和一些同志經受住了考驗。在接觸實際、研究理論的過程中，堅定了信念：中國要堅持公有制，不能實行私有化；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搞資本主義化。　　

　　說到我自己，我想說一說“一二·九”運動以前的事情。我的家庭是富農成份，父親是前清的秀才。戊戌變法前，湖南興起新學運動，屬全國之先。他同幾個人在我們鄉里辦了桂東第一個洋學堂。他當過教員，也當過校長。這里順便說一個故事。1933年，王震同志領導的紅軍，到我們縣里打游擊，籌款，做群眾工作，去抓一個大地主。沒想到我父親正在他家做客，地主跑了，他卻沒跑掉，結果被抓去。這支部隊里負責政治工作的袁任遠，是我大哥在河南馮玉祥部隊里工作時認識的朋友。那時馮玉祥同蔣介石對付共產黨的辦法不一樣，蔣是屠殺，“寧肯錯殺一千，決不漏網一人”，馮是禮送出境。他就是被禮送出境的一個。當他知道是我大哥的父親時，還特加優待，家里交了三百塊光洋就給放回來了。1933年5、6月間，父親到了南京。這個時候，南京有幾個大貪污案被揭露，鬧騰了一陣子，不了了之。那年暑假我回南京；他跟我講到，一個多月在紅軍部隊里的生活，使他認識到紅軍官兵平等，為國為民。相比之下，他得出結論：救國救民，要靠共產黨，國民黨沒有前途。一個前清的秀才，又是被紅軍抓過的人，得出這樣的判斷，在我腦子里留下不能忘記的印象。　　

　　現在回過頭來說我的思想變化過程。北伐勝利后，湖南掀起了廣泛的農民革命運動，我那個桂東縣是1926年開展起來的。我在小學受過國恥教育，那時參加了兒童團，唱打倒列強的革命歌曲。土豪劣紳被戴上高帽子游行，農民進駐地主的院子，分他們的糧食，砸偽善人的牌匾。在村里領導農民運動的是兩名小學教員。“四·一二”后，他們一個被國民黨軍隊抓住剖腹，把他的心肝炒了吃，一個跑到長沙，也被抓住殺害了。鄰村一個小學教員，也是積極分子，被抓起來五花大綁，押送途中跳到河里，被打死了。當時到處反共清鄉，陷入白色恐怖。在這個時候，參加北伐的我的哥哥和叔叔，先后回家了。他們都講，他們打仗時出生入死，沒想到舊的軍閥打掉了，新的軍閥又上來了，他們不愿意再為蔣介石賣命。這使我認識到，蔣介石是個劊子手。毛主席1927年領導秋收起義，帶領部隊上了井岡山。紅軍多次經過桂東，沿途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群眾特別是窮人說，紅軍官兵平等，紀律好，心向窮人。但是瞿秋白實行盲動路線，一些“左”傾分子提出的有土皆豪、無紳不劣，也使人們產生一些疑慮。　　

　　我1929年夏天到長沙，在原由國民黨左派主辦的一個中學上學，開始閱讀左傾的文學作品。讀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鴨綠江上》，深受感動。另一方面，我們的校長、教務主任是國民黨改組派的成員，每逢紀念日或學生集會，他們大講汪精衛這個人，講汪精衛的事，使汪精衛成為我崇拜的一個偶像。汪當時的口號叫做“夾縫中間的奮斗”，這在我的頭腦里形成一個印象：救國靠蔣介石不行，只能靠汪精衛。這一年蔣桂戰爭爆發，廣西軍隊經過長沙，進軍武漢，不久敗下陣來。后來閻馮反蔣，但很短的時間，被蔣瓦解了。對汪、馮、閻打敗蔣的希望，也從此幻滅了。　　

　　1931年夏天，我從長沙經過南京到北平。那時長江正發大水，從報紙和傳說中知道，幾百萬人被淹死，上千萬人逃荒。上了北平匯文中學，開學沒多久，就遇上了“九·一八”事變。沒幾天，東北三省完全被日本侵略者占領。學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貨，有些學生到南京請愿，“失足落水”，被捕被殺。我總希望汪能堅持抗戰，但很快汪蔣合作，既不再反蔣，也不抗戰了。由此，寄希望于汪精衛救國的幻想也破滅了。很短一段時間里頭，我情緒消沉，熱衷于讀張資平的三角戀愛小說。到1932年，上海抗戰失敗，熱河也失守了。　　

　　這個時候，在北平的一個表哥，引導我看左翼小說，閱讀外國革命文藝作品，還看一些淺顯通俗的社會科學小冊子。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一些救國救民的主張。　　

　　1933年，發生了長城事變，同共產黨合作的馮玉祥在察哈爾組織的同盟軍向日軍反攻，在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的默契配合下，遭到失敗。　　

　　在這期間，日本飛機經常在北平上空盤旋偵察。我們的學校是個美國教會學校，聽說校方為了保護美國的財產，在教學樓的樓頂上鋪了美國的旗幟。在中國讀書，竟然要頂著美國的旗幟上課。受到很深的刺激。感到莫大的污辱。走出校門不遠的地方，有個日本隨營妓院，外國兵經常酗酒鬧事，辱罵毆打中國人。再往前走，就是東單廣場，不準中國人入內。經常見到外國兵在那里武裝操練，向中國人示威。緊接著的是東交民巷，有外國的使領館，各國的駐軍，享有治外法權，完全是“國中之國”。外國駐軍不僅在這里面耀武揚威，而且常常到北平郊區實彈演習。國土被踐踏，民族受凌辱，令人無法忍受。這些東西，在四十年前已被革命的鐵掃帚掃除干凈，可是今天回憶起來，仍然歷歷在目，心情很難平靜。這年夏天，我的表哥知道了我的思想傾向和救國熱情，正式跟我說，準備讓我參加一個組織。不幾天，他在東單市場撒革命傳單，被捕了。他的一個朋友讓我去取表哥留下的東西。我正式向他提出，要求參加革命組織。他說，你還年輕，不必忙于參加組織。沒想到不久他也被捕了。表哥通過他坐牢認識的一個獄卒帶來一封信，告訴我他被關在草嵐子胡同軍人反省院。我去探監，走到很高的圍墻底下，就聽到里面當啷當啷的聲音，簡直叫人心碎。見面時看到他帶著腳鐐手銬，情不自禁，大哭一場。每探一次監，加深一次印象，加深一次思考。蔣介石國民黨自己不救國，不抵抗，還對愛國救亡分子抓的抓，殺的殺。賣國有功，愛國被殺，這是一種什么世道？無數的刺激，多次的思索，使我更加堅定了追求真理、追求革命、參加革命組織的決心。找不到革命組織的線索，只好在同學中找志同道合的人，形成一個讀書小組，閱讀中外革命文藝作品，閱讀社會科學著作，有體會就記在日記上。　　

　　1934年的年底，去南京過寒假，我大哥要看我的日記，發現我的思想傾向，非常嚴肅地跟我談了一次話。他說，你信仰共產主義，不反對，但是絕對不能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各種政治活動。他說，紅軍已經被國民黨的軍隊打敗，離開江西，前堵后追，全部被消滅已為期不遠。跟著共產黨只有死路一條，不是坐牢，就是被殺。他還說，五四時期他也是滿腔熱情，參加了救國救亡運動，也曾經相信共產主義，甚至曾想加入共產黨，有些共產黨的朋友同他的關系也很好。為什么沒參加？因為想到他曾經向父親承諾一個責任。父親用全副力量供他讀到大學畢業。他有責任使他的弟弟們接受教育。也由于這個關系，他不得不轉入政治活動。應該公正地說，他確實對我們這幾個弟弟盡了他允諾的責任。他還深情地說，他本來也想做學問，就是因為這個關系，他不能不從政，直到現在。不能做學問，是最大的遺憾，希望我能專心做學問，彌補他這個遺憾。不但希望我上大學，還準備供我留洋。黃河有百害無一利，如果能學好知識，能夠致力于治理黃河的事業，而且做出成績，不但國民黨需要這樣的人才，就是共產黨當政了，也需要這樣的人才。應該說，我沒有懷疑他說這些話的真誠。可是，種種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民族被污辱、人民被欺凌、國土被踐踏的事實，使我對他的話，再也聽不下去了。讓我個人成為水利專家的美好前程，再也沒法打動我的心了。　　

　　1935年春節前回到北平，日本侵略者在滅亡滿蒙之后，加緊了準備滅亡華北的步伐，指使漢奸殷汝耕成立冀東自治區，可以說是第二個滿洲國，緊逼北平。在日本侵略者政治和軍事的壓力下，陰謀策動華北五省自治。蔣介石繼續不抵抗，同日本人達成“何梅協定”，拱手讓出大批主權。國難當頭，亡國滅種已經成為現實的危險。確實像“一二·九”宣言所說的那樣，華北之大，再也不能安穩地擺下一張書桌了。讀書難以救國，救亡圖存，才是一切先進分子的歷史選擇。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救國救亡的先進分子，展開活動。這時傳來共產黨的八一宣言，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得到愈來愈多人民的響應。長征紅軍沒被消滅、勝利到達陜北會師。這些消息不脛而走，鼓舞了一批又一批擁護抗日救亡的青年。在　1935年12月9日　，終于爆發了著名的學生救亡運動。　　

　　　1935年12月9日　這天的游行示威我沒參加。中午吃飯的時候聽說學生上街了，被水龍沖了，被警棍打了，有些學生受了傷，有些學生被捕。到了11、12號，我們正上物理課，聽到緊迫的鐘聲，隨著呼喊同學們都到體育館集合。這時候，有燕京大學的幾位同學，介紹愛國游行被鎮壓的事實，講到抗日救亡的愿望，號召同學們參加救亡的行列，痛哭流涕，慷慨激昂，群情振奮，匯文同學一致決定參加救亡行列。大會上我們讀書小組有位同學，提名我做非常學生自治會的委員。從即日起，宣布罷課。到　12月16日　，參加了北平學聯組織的游行示威活動。“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經過曲折、迷悟、探索、追求，從此我執著走上了愛國救亡的道路。　　

　　以上，我說的是我們這個家庭在北大當過學生的幾個人的情況。我今年七十四歲了。從“一二·九”算起，到現在已經54年了。看到的、聽到的更多更多的事實，說明愛國要愛得正確，是不容易的；愛國要愛得執著，更不容易。有愛國的愿望、愛國的想法、愛國的感情，是好的，但光有這些還很不夠。有了愛國的愿望、愛國的感情，一個人也好，一個團體也好，一個民族也好，也可能犯錯誤。小錯誤必不可免，大錯誤則應力求避免。問題是犯了錯誤怎么辦？有的人犯了錯誤，就沿著錯誤的道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反動的道路，甚至于賣國的道路。問題在哪里呢？犯了錯誤，能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認真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正確的道路。有人說，愛國有心，報國無門。門在哪里？就在于你誠懇地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只要這樣，錯誤甚至于失敗，確實可以成為寶貴的財富，使你更加成熟，更加真誠。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接受錯誤的教訓，正是進步的新起點。愛國愛得正確尤其重要。我家里的人也好，或者我的同志和戰友也好，有些人在一個時期、一個段落，甚至一二十年，都是愛國愛得正確的，都是跟著正確的道路前進的。可是到了一個時候，一個關鍵時刻，有的人動搖了，有的人轉向了。就拿前面我說過的表哥來說，他引導我走上了救國的道路，坐牢一直到1936年同薄一波等同志一起出獄，整整三年，一直很堅強，一直表現很好。出獄以后，他見到我，說想回家看看，他家里人也希望他回去看看。沒想到一回家，就不出來了。抗日戰爭爆發，他重新參加了抗日救亡的活動，但是不是來找黨，而是找到蔣經國，在贛南公署干了好幾年，下場很不好。　　

　　還有延安馬列學院，一個經過長征的老干部，畢業以后分配到國民黨區做地下工作。被國民黨抓起來后，叛變了。還有，一個在馬列學院院長領導下的黨總支五個常委之一的人，被派回家鄉做工作，被國民黨抓住以后，也叛變了。　　

　　相反，有些人原來走錯了路，經過歷史的教訓，最后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其中包括當了戰犯的，后來成了愛國的將領。另外我還可以說到陶峙岳將軍，他曾經當過新疆綏靖區總司令。到1949年，響應黨的召喚，并受到張治中將軍的影響，在五十七、八歲的時候，和包爾漢領導了新疆的和平起義。從此以后，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搞愛國事業，屯墾戍邊，保衛邊疆，建設邊疆，做出了很突出的成績。一直到198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實現了最高的愿望。　　

　　我們北大的同學，有些人在今年那幾個月里，也可能做錯了事，說錯了話，原因很多，但總的來講，只要認識了，接受了教訓，都沒有什么不好。黨和政府是理解的，人民也會諒解。怕就怕固執錯誤，堅持錯誤，不愿意改正錯誤。　　

　　至于愛國要愛得執著，愛得堅定，愛得徹底，堅持到死那天為止，確實是個艱難的過程，要隨時準備接受考驗。這里核心的問題，是國家命運和個人命運、國家前途和個人前途、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可以說是難以愛國愛得執著的重要原因或者說唯一原因。換句話說，就是個人利益、個人命運、個人前途的位置擺得不妥當，就不可能愛國愛得執著。　　

　　現在流行一種說法：要以個人為中心，進行自我設計、自我完善。堅持這樣的觀點，堅持這樣的立場，他口頭上也說是愛國，實際上很難說是真愛國，即使一時一事愛國，也不可能堅持到底。在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如果把個人利益、自我完善擺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個人主義思想膨脹到極點，不惜損害國家利益、踐踏民族尊嚴，還不知悔改，就難免不走到賣國的道路上。這已經為很多的事實所證明。每個人的一生都會經常遇到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個人前途和國家前途的矛盾。遇到這種矛盾，特別是在這種矛盾尖銳的時候，必須自覺自愿地把國家利益、國家命運、國家前途放在第一位，把個人利益、個人命運、個人前途放在第二位，甘心情愿地、真心實意地以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甚至于犧牲個人利益。我們成千成萬的先烈不正是這樣做的嗎？不正是因為他們這樣做了，我們的國家才有今天嗎？　　

　　或者流芳千古，或者遺臭萬年，關鍵的一點，是把個人的利益、命運、前途，放在什么位置上。據說曹操說過，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這話是否真的說過，需要歷史家去考證。但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執著的愛國者來說，無論如何不能負國家、負人民，絕對不能時時刻刻想的是國家負我什么，沒給我什么，而應該時時刻刻想著我為國家少做了什么，少貢獻了什么。對我們這樣一些六七十歲的人來說，解放后四十年，和舊中國相比，確實是天翻地覆的變化。用毛主席的一句話來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我們走到大陸的任何一個地方，再也看不到帝國主義侵略者像過去那樣污辱、欺凌我們的事情了。但是從歷史發展的前途來講，還是需要我們奮發圖強，勵精圖治，艱苦奮斗，甘于奉獻，使我們的國家更加繁榮，更加富強，更加進步。為此也就需要我們年青一代，不止一代，還要下幾代，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的民族，繼續做出貢獻，繼續做出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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