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勞動黨建黨之初的復雜至極的情況：朝鮮共產黨本在1925年就已經建黨，但因為內部紛爭不斷難以控制，因而在1928年就被“共產國際”解散，蘇聯紅軍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以后進駐朝鮮后，在1945年10月10日才得以由金日成重建新的朝鮮共產黨，之后在1946年8月，新的朝鮮共產黨，跟曾經在中國延安和太行山地區跟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八路軍高級領導人一起活動的政治性組織“朝鮮獨立聯盟”（這個政治組織是于1940年，從與國民黨蔣介石政府一起抗日，最終退避重慶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中脫離而出的，這個政治組織在延安成立了一個軍事組織：“朝鮮義勇軍”）的后繼者----“朝鮮新民黨”，在北朝鮮的蘇聯紅軍占領區內合并，組成新的并且是統治北朝鮮的執政黨，既“北朝鮮勞動黨”；而那些當年沒有前往蘇聯或者中國，而是選擇留守在日本帝國占領下的朝鮮半島，繼續進行地下黨一般的思想傳播和工人反抗活動的共產主義者，尤其是大量聚集在朝鮮半島南部的老舊朝鮮共產黨黨員，在樸憲永領導下，于1946年11月，與朝鮮人民黨和南朝鮮新民黨合并，在南方韓國的美國軍隊占領區內組成新政黨“南朝鮮勞動黨”。南朝鮮勞動黨因為受到美國駐軍和韓國李承晚政府鎮壓限制，于是集體轉移到北朝鮮投奔金日成，1949年6月30日南北兩個“朝鮮勞動黨”合二為一，建立起一個完全統一的整體的朝鮮勞動黨，金日成成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

朝鮮勞動黨建黨后一段時間內黨內各個不同的相互斗爭的內部派別的分布情 況： 由于朝鮮勞動黨本來就是由許多不同派別、不同背景、不同活動區域和不同的外部支持者們幫助建成的各自大大小小的共產主義組織和社會主義政黨，在經過不斷的整合、統一、合并、聯合，最終慢慢的組建而成的合并型政黨。因此在其建黨之初存在許多派別。

蘇聯派：這一派中的相當一部分是當初在1919年“三一運動（1919年“巴黎和會”期間，朝鮮半島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期望通過和會“結束日本帝國對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恢復朝鮮半島的獨立自主狀態”的抗議示威活動）”失敗后，以及同時期在中朝邊境地區進行游擊活動的范洪圖的“義兵運動”（1910年，日本帝國把“大韓帝國”--這一原本是朝鮮李朝，后來在1895年甲午戰爭中擊潰滿清后被改造成為日本傀儡政權的“大韓帝國”政府在1910年被日本帝國正式吞并不復存在，朝鮮半島完全成為了日本帝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史稱“日韓合并”！“日韓合并”后，范洪圖在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接壤的邊境地區組織“義兵運動”，堅持了數年的游擊戰斗，1919年支持不住被迫徹底離開朝鮮半島，一部分南下前往中國內地，一部分北上前往蘇維埃俄國的“遠東共和國”，即后來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遠東地區）失敗后離開朝鮮半島前往蘇聯的那些愛國志士或者那些愛國志士的子孫后代們所組成，另一部分則是在后來的幾十年里不斷前往蘇聯留學深造或者尋求政治避難或者接受軍事訓練的朝鮮半島上的新一代愛國志士。這些“蘇聯派”中有當年親身參與過反日運動的愛國志士們，但他們到了1948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年紀都已經很大了，在“蘇聯派”中所占比例已經較小，“蘇聯派”中當年“義兵運動”和“三一運動”的參與者們的兒子們較多，也就是“三一運動”和“義兵運動”的第二代們較多，他們本來就是在蘇聯遠東地區出生，生來就具有蘇聯國籍，被稱為是“蘇朝人”。還有一部分“蘇聯派”成員則是在后來的幾十年里不斷前往蘇聯留學深造或者尋求政治避難或者接受軍事訓練的朝鮮半島上的新一代愛國志士。他們中大多多年在蘇聯留學深造接受系統的政治和軍事上的高等教育，大多都曾經是蘇聯的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聯共布）黨員，說的一口非常流利的俄語，很多都曾經是蘇聯紅軍中層干部，很多都參加了抵抗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德國的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的戰斗，這派的前期領袖是許哥而，后期領袖是樸昌玉、許嘉誼，成員還有李相朝等等。

國內派：這一派以在日本帝國占領朝鮮半島時期沒有選擇離開朝鮮去中國搞游擊戰爭，或去蘇聯學習并且參加對抗納粹德國的衛國戰爭，而是選擇繼續留在朝鮮半島國內，繼續秘密的搞地下宣傳和堅持地下反抗活動的原老朝鮮共產黨（1925年建黨，1928年解散）黨員為主，首領是樸憲永和李承燁。

延安派：這一派中的一部分人很早就來到了中國內地，前面我們所說的當1919年范洪圖的“義兵運動”和學生與知識分子的“三一運動”失敗之后逃離朝鮮半島的朝鮮人中，有一部分南下前往中國內地，這些來到中國的朝鮮人，他們一開始主要活動于中國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區，依附于北洋軍閥皖系，也就是“安福俱樂部”的段祺瑞、徐樹錚、盧永祥，他們也同時與一些南方軍閥關系密切，避免只靠一家過活，比如云南的唐繼堯，就收留了一些朝鮮學生作為昆明講武堂的學生，他們在上海的華界區成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以金九為最高領導人。從1925年開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開始認為依靠皖系或者中國南方的軍閥勢力是不可能對自己的事業的成功有巨大的推動力的，于是轉而投向當時已經與陳獨秀、李大釗的中國共產黨聯合起來的孫中山和他的后繼者們的中國國民黨的“廣州國民政府”，從1926年開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開始協助和參與到國共合作主導下的第一次北伐戰爭，他們甚至成為了國共合作的“廣州國民政府”及以后出現的“武漢國民政府”的政府官員。很快，到了1927年，當蔣介石在上海進行了“請黨”運動，與中國共產黨徹底斷絕關系，開始逮捕和處決國民黨政府中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并且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很快響應之后，這些跟隨著國共第一次合作進行北伐的在中國的朝鮮人，也被迫作出歷史性的選擇，是跟隨國民黨還是跟隨中共，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難題，有相當一部分人選擇跟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比如樸一禹、崔庸健和武亭（原名金武亭），有一些則選擇跟隨著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比如金九，比如李青天、崔德新和李范奭（附注1）。武亭等這些選擇跟隨中國共產黨的朝鮮人在1920年代末便開始跟著毛澤東等人搞武裝革命暴動，崔庸健參加過1927年12月份的廣州起義，武亭（金武亭）參與過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義。他們在1930年代初就已經成為了在江西瑞金建立起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中高層領導人（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后來崔庸健在1932年離開中國的紅都江西瑞金，被派遣前往被日本帝國主義者通過918事件而強行占領的東北三省，也就是偽滿洲國境內搞抗日游擊運動，成為隸屬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聯軍的管轄下的，由在東北的朝鮮人所組成的，由金日成所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路軍，也就是金日成在內部宣傳中所說的朝鮮人民軍的最高前身--“朝鮮人民革命軍”的領導者，崔庸健在1932年便在日本占領下的東北三省成為金日成的副手。所以說，崔庸健雖然參加過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革命武裝斗爭，但卻并不是朝鮮勞動黨內的“延安派”的成員，事實上，他從來都沒有去過延安。他是金日成所屬的“游擊隊派”的成員，也就是朝鮮勞動黨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進行的黨內斗爭的最終勝利者的“游擊隊派”的第二把手，后來也成為了全朝鮮境內僅次于金日成的第二把手），而武亭則與中國共產黨黨內其他的朝鮮人，比如樸一禹、方虎山、崔仁等等一起參加過著名的史詩性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一直抵達陜北延安，在延安的陜甘寧邊區生活和戰斗著經過了八年抗日戰爭，在太行山脈和整個河北、山西，他們與彭德懷、賀龍、聶榮臻等中共高級將領一起摸爬滾打，搞“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1940年，跟隨著國民黨蔣介石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屬下的“韓國光復軍”的部分成員，在已經在延安居住數年的武亭的策動和鼓勵下，出于對金九、李青天等人不滿，同時更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抗戰能力充滿了蔑視和嘲諷，于是決定離開陪都重慶，前往陜北延安，宣布脫離在重慶跟隨著蔣介石政府的金九等人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一個新的政治組織----“朝鮮獨立聯盟”，其帶來的原屬“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韓國光復軍”的軍人，被八路軍和延安陜甘寧邊區政府改組為“朝鮮義勇軍”，歸武亭領導，他們在山東、河北、山西等抗日敵后游擊戰場，大多從事破譯和翻譯日本軍隊電報、對日本士兵（尤其是跟隨日本帝國軍隊一起侵略進攻中國的日軍中的朝鮮人部隊）進行“心理戰”宣傳和勸降，審問和處理戰爭俘虜等等。在幾年的與日本軍隊的不斷戰斗中，跟隨著毛澤東的中共抗日的這支朝鮮人部隊，不斷吸收前來投降及被俘的日本軍隊中的朝鮮籍官兵加入，到1945年，延安的“朝鮮義勇軍總隊”已經達到了數百人的規模，華北的山東、河北、山西等省的一些抗日根據地也有了朝鮮支隊，并且形成了單獨對駐扎縣城的日本大隊或中隊作戰的能力。這些從國民黨重慶政府脫離出來的以前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員，也成為了后來朝鮮勞動黨內的“延安派”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說，“延安派”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領導的各支軍隊（“八路軍”即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新四軍”即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即前身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國共產黨就在東北三省建立起來的“東北民主聯軍”），他們全部都都參加了抵抗日本帝國軍隊的八年抗日戰爭，有很多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對抗蔣介石國民黨的三年國共內戰（解放戰爭），他們大多在1945年至1950年分幾批相繼回國（樸一禹等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日本帝國剛投降便回到了朝鮮。武亭、方虎山和崔仁等則繼續留在中國東北，所帶的朝鮮人所組成的部隊都成為了林彪領導下的“東北民主聯軍”，即后來的“東北野戰軍”和“第四野戰軍”的師一級部隊。他們參加了1946----1948年間在中國東北進行的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多場血腥戰斗，比如四保臨江血戰四平，一直到后來的遼沈戰役徹底擊潰國民黨在東北三省的軍事力量為止，他們才在1949年1月份經毛澤東同意，帶著他們領導下的朝鮮人組成的部隊離開中國，回到金日成領導下的，已經于1948年9月成立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他們所帶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內由朝鮮人組成的部隊，原封不動，直接成為了“朝鮮人民軍”的正規作戰部隊，比如李德山和崔仁帶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164師”，直接成為了“朝鮮人民軍第5師團”，方虎山帶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166師”，直接成為了“朝鮮人民軍第6師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156師”和“第47軍”中由零散的朝鮮人組成的部隊，直接成為了“朝鮮人民軍第7師團”。這些曾經在中國的國共內戰血拼了三四年的朝鮮英雄漢們，人還是那些人，槍還是那些槍，只是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胸標扯掉，換上朝鮮人民軍的帽子，幾乎是按原建制，原封不動的照搬過去成為了朝鮮人民軍的主力師團！），他們都說得一口非常流利的漢語，有很多還會多種漢語方言。“延安派”的主要人物包括武亭、樸一禹、金斗奉、崔昌益、方虎山、李德山、崔仁等等，前期領袖是樸一禹，后期領袖是崔昌益和金斗奉，他們中大多數人與毛澤東、林彪等人在私人交往和私人感情方面也都非常密切。

游擊隊派：這一派以在朝鮮半島北部和滿洲（即中國東北三省）地區，堅持進行抗擊日本帝國軍隊的斗爭的原東北抗日聯軍（前身是1933年5月創立的東北人民革命軍，1936年2月更名東北抗日聯軍，宣稱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其高級領導人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周保中等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堅持抗擊日本十年，1942年才因實在難以支撐因而退往蘇聯避難和接受訓練，東北抗日聯軍的干部將士加入蘇聯紅軍，獲得蘇軍軍銜）中級軍官金日成為核心。金日成的父親金亨稷是日本殖民朝鮮半島期間的著名知識分子，1919年3月1日金日成的父親金亨稷參加了由日本殖民朝鮮時期的知識分子和大中學生參加的，著名的為了向當時正在法國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的“國際聯盟”提出請求申請結束日本帝國在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而被日本駐朝鮮總督府血腥鎮壓的“反日三一運動”，因而被迫帶著當時年僅7歲的金日成（金日成1912年出生）離開日本占領下的朝鮮半島，前往奉系軍閥“東北軍”張作霖統治下的中國東北吉林省吉林市。金日成被安排在吉林省吉林市內的育文小學上學，1925年13歲時金日成又進入了育文中學，因此他會講一口非常流利的漢語，又因為他1942年退到蘇聯遠東地區避難和接受蘇軍訓練，因此他也講得一口較為流利的俄語。金日成在吉林省吉林市育文中學上學期間，年僅十幾歲的他便在學校中組織起了一個政治組織----“打倒帝國主義同盟”（育文中學中參加此組織的成員主要是像金日成那樣的離開日占朝鮮半島的朝鮮中學生，也有一些東北當地的漢族中學生）。1931年918事變之后，日本關東軍兵不血刃，在東北軍堅持“不抵抗政策”的情況下，輕輕松松的在十幾天內占據了遼東、吉林兩省所有大中城市，張學良東北軍中一些中高級軍官，如馬占山、李杜、王德全、黃顯聲、榮臻等組織起各類諸如“東北人民自衛軍”“東北人民義勇軍”之類的反日抵抗組織，但從1932年2月以后就開始迅速的相繼被日本軍隊擊敗。此時還僅僅龜縮在江西瑞金的中國共產黨，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宣布對日本宣戰，雖然中共在江西省完全看不到一個日本人，離日本占領區也差了十萬八千里，但是中共的宣戰也并非是毫無意義，一大批中共黨員被派到東北三省受命組織反日抵抗的游擊隊，比如趙尚志、楊靖宇、趙一曼、周保中、李兆麟等人（其中還有曾經在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呆過的朝鮮人崔庸健，他1932年離開江西前往東北三省搞抗日游擊活動，跟金日成開始長期合作，他沒有參加過之后在江西進行的“反圍剿戰斗”和更晚的中共從江西撤往陜北延安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他從來沒有去過陜北延安，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他是跟金日成一起在東北三省度過而不是跟毛澤東在延安度過，因此我們說他是朝鮮勞動黨內最終獲得黨內斗爭徹底勝利的“游擊隊派”的代表而不是“延安派”），這些中共黨員一方面組織起農民建起新的軍隊培養新的兵源，另一方面又收編馬占山、李杜等人留下的前“東北人民自衛軍”“東北人民義勇軍”的成員，同時還聯合不愿意被日本人改編的盤踞在東北各地的“胡子”（山賊土匪），中共因此在東北三省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在1932年中共組織起“北滿反日聯軍”，1933年又組織起“東北人民革命軍”，1936年2月改名為“東北抗日聯軍”，簡稱“抗聯”。此時在吉林省吉林市育文中學剛剛畢業的還不滿20歲的金日成，便早在1932年就加入了“北滿反日聯軍”，并且以不到弱冠之年的青春歲月，在整個東北三省范圍內到處拜訪、勸說和煽動流亡中國東北的朝鮮人起來發動起義抵抗日本帝國，組織起了隸屬于“北滿反日聯軍”管轄下的完全由朝鮮人組成的“朝鮮人民革命軍”，后來，這支“朝鮮人民革命軍”又先后隸屬于“東北人民革命軍”和之后的“東北抗日聯軍”的管轄下，金日成長期跟周保中一起搞游擊，接受周保中的命令，是周保中的下屬，同時也曾經跟楊靖宇、趙尚志等一起搞過突襲活動，接受過楊靖宇的命令。1940年楊靖宇死后東北抗日聯軍越來越困難越來越難以支撐，1942年抗聯失敗退往蘇聯，金日成隨之退往蘇聯。作為東北抗日聯軍軍官的金日成也跟著其他東北抗聯軍官一起加入蘇聯紅軍，成為由“東北抗日聯軍”中的中國人、朝鮮人，與蘇聯遠東地區的一些黃種少數民族所構成的“蘇聯遠東紅軍步兵獨立國際第88特別旅”，成為營長，獲得蘇軍的大尉軍銜（在“蘇聯遠東紅軍步兵獨立國際第88特別旅”中一共有一千來人，其中周保中、李兆麟帶的那撥中國人叫北野營，金日成帶的那撥朝鮮人叫南野營）。1945年金日成跟崔庸健帶著金一、金策、安吉等幾百名蘇軍第88特別旅的朝鮮人成員，跟隨著發動目標是摧毀日本帝國在東北三省和朝鮮半島兵力的“1945年八月風暴”軍事行動的蘇聯紅軍大部隊，向駐扎在偽滿洲國，也就是中國東北三省的日本帝國關東軍發起攻擊，并隨之繼續向南前進，一路打回重新進入闊別已久的祖國朝鮮的北部。雖然“游擊隊派”勢力最為弱小，但因為斯大林以為金日成年紀這么輕（金日成1912年出生，比斯大林小33歲，比毛澤東小19歲，金日成20歲開始進入抗日游擊隊，跟隨蘇聯紅軍打回朝鮮時的1945年，他僅僅是33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建國的1948年，他僅僅36歲），必然在政治經驗、政治人脈和政治威信等等方面都必定會嚴重嚴重缺乏，金日成既然是這么年輕，那么他必然不具有足夠強大的政治手腕，他必然是朝鮮所有的共產主義者中最容易會被蘇聯完全徹底控制的一個（事后幾十年世界歷史的發展和變遷證明了斯大林的估計是完全出現了大偏差，斯大林去世后沒有幾年，金日成就徹底的不可逆轉的擺脫了蘇聯共產黨對其的控制和管制，同時也徹底的不可逆轉的擺脫了中國共產黨對其的控制和管制，將朝鮮建立成了一個完全徹底的根本不受任何大國和任何強國控制管制的“微縮迷你型世界超級大國”），所以當時蘇聯政府在朝鮮勞動黨內對金日成最為信任，對金日成最為不加防范和限制，所以朝鮮勞動黨內的游擊隊派，最早便首先得到蘇聯紅軍占領軍的支持，因而占有政治上的先天優勢。1946年6月，由金日成的蘇軍第88特別旅的朝鮮人官兵組成的保安隊在朝鮮價川新成立了第一保安訓練所，在新義州、定州與江界分別成立了第一、第二與第三分所；同時，在羅南成立第二保安訓練所。同年7月，負責培養軍事指揮官的“朝鮮中央保安干部學校”于平壤郊外成立，另外也開設了炮兵技術訓練所，實際上就是軍官學校和新兵訓練營，一年以后，“中央保安干部訓練所”就改名叫“朝鮮人民集團軍”，崔庸健被任命為集團軍司令官。過去的“第一保安訓練所”就改編為第一師，第二保安訓練所叫為第二師。第三保安訓練所改編為第三獨立混合旅。這兩師一旅，就是朝鮮人民軍最初的基干部隊。 1947年5月17日，朝鮮引進蘇聯式的軍事組織編制與軍銜制度，結合一點朝鮮特色，軍隊序列從大到小分別為軍團、師團（旅團）、聯隊等，軍銜從上到下分別有帥、將、佐、尉、士、兵幾個臺階，尉官以上，次帥以下每階又分大、上、中、少四個級別，政治宣傳的工作人員的設置稍微有別于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各級沒有政治主官，但設了一個文化副職，實際上也就相當于政委、教導員或指導員之類（不明就里的人或許還真的以為“文化副職”就是專管讀書識字的官）。 1948年2月8日，“朝鮮人民集團軍司令部”改編為“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部”，崔庸健被任命為總司令，姜健任總參謀長，金一任文化部部長（即政治部主任）。于是，在東亞的土地上，一只全副蘇式裝備的黃種人蘇軍——朝鮮人民軍便橫空出世了。“蘇聯遠東紅軍獨立步兵第88旅國際特別旅” 的朝鮮人官兵回到朝鮮后全都平步青云，入相拜將，蘇軍的大尉營長金日成，一步登天當上了朝鮮勞動黨中央總書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首相（即后來的國家主席）和朝鮮人民軍元帥，成為了朝鮮黨政軍的一把手，與金日成職務差不多的大尉金策、安吉、姜信泰（姜健）、上尉金光俠、崔賢、崔勇進、樸德山（金一）、崔明錫（崔光）、李永鎬等，回國后，一并都直接跳過了校（佐）這一臺階，大尉變大將、上尉變上將。稍微委屈一點的就是崔庸鍵，在蘇聯遠東第88特別旅就他是特別旅中的朝鮮人里面唯一的“團職干部（少校，旅參謀長）”，論資歷，中國共產黨十大元帥里面至少有五個和他有淵源，朱德是他同在老滇軍唐繼堯辦的“云南昆明講武堂”畢業的同門師兄弟，黃埔軍校畢業的徐向前、林彪都得管他叫老師（孫中山和中國共產黨搞“國共合作”成立黃埔軍校，蔣介石任校長，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特聘了不少中共黨員做教師，當時已經是中共黨員的崔庸健便被特聘為軍事教師），1927年12月中共廣州起義時和葉劍英、聶榮臻在一起指揮過街壘戰。就因為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崔庸健還兼管著中共在東北三省的組織關系等一攤子事，需要向從關內（山海關以內）來的中共干部們搞移交，而沒有與金日成等蘇軍第88特別旅的干部們一起入朝鮮，等到中共的彭真等人從關內過來辦理完交接手續后，那邊金日成早已坐上朝鮮黨政軍的第一把交椅，但金日成后來也一點沒有虧待崔庸健老前輩，他的意思很明確：我當元帥，您老就屈就當個次帥吧，在我一人之下，眾人之上。 朝鮮勞動黨內的“游擊隊派”的中心代表人物就是后來的朝鮮人民軍元帥和次帥金日成和崔庸健，核心人物還有金策、安吉、金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