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1月2日電 據臺灣“中國時報”2日報道，有兩百多部傳記問世，被當作無數書籍、電影甚至漫畫主題的天才科學家愛因斯坦，在后人眼中始終是個慈祥又充滿童心的老人；然而，他在世時卻曾經被列為頭號“危險反動分子”，遭到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長年抹黑與獵殺，其中原委是什么？

　　為了揭開聯邦調查局對愛因斯坦的秘密斗爭，美國資深記者佛萊德-杰羅米(Fred Jerome)出版《愛因斯坦檔案》一書，通過一九八○年代后解密的調查局檔案、大量政府文件，以及對許多前調查局官員的訪談，事無巨細地陳述案件始末。

　　美記者出書 訪談前調查局官員

　　愛因斯坦曾說：“我的生活分成方程序和政治兩個部分。”杰羅米指出，愛因斯坦是個反種族歧視、反法西斯、反戰的和平主義者，但其激進的政治立場卻在他死后被美國當局給抹去。

　　杰羅米回溯自一九三三年初，愛因斯坦與夫人從德國抵達美國，至一九五五年逝世為止，在美國超過二十年的時間內，始終被擔任調查局局長的胡佛列在首要黑名單之上，并透過線民、竊聽、放話中傷等各種非法手段，對愛因斯坦執行嚴密監控和丑化。

　　書中提到，愛因斯坦在一次大戰前從任教的瑞士搬回德國，四年的戰爭歲月讓許多德國科學家成了超級愛國狂，堅定反戰的愛因斯坦成了學界少數。戰后他繼續參與和平組織的工作，更以他的聲望號召全民對抗政府高壓。

　　一九三三年愛因斯坦受邀到美任教，不久希特勒掌權，納粹沒收他所有物產，成了永遠的流亡者，沒想到卻在美國見識到調查局不亞于納粹的一面。

　　扣他紅帽子 被胡佛監控

　　在調查局厚達千頁的愛因斯坦檔案中，詳細記載了愛因斯坦的政治關系，指稱他與數以百計的親共團體廣泛牽連，被胡佛為首的美國右派扣上紅色大帽。

　　但杰羅米指出，愛因斯坦為了幫助反法西斯分子以及受迫害的移民、弱勢等族群，常將他的名聲借給許多左翼辯護的組織使用，而檔案中更充滿線民提供虛實混雜的情報。

　　被評論家南方朔稱為“穿西裝流氓”的胡佛，手中握有大量名流、政治領袖的“黑檔案”早已不是新聞。包括影界天王卓別林、作家海明威、黑人精神領袖馬丁-路德-金等人，都曾被他建檔列管，種種不擇手段的作法，使美國聯邦調查局遭致前所未有的惡評。

愛因斯坦與FBI的秘密戰爭

2009年11月03日  第一財經日報
　　鐘天陽

　　被列為監視對象、被從擬參與原子彈研制的科學家名單中刷下、被非法檢查……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科學家之一的愛因斯坦，曾飽受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非難”

　　《愛因斯坦檔案》中譯本日前在中國臺灣地區出版，這本書的副題為“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當時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負責人）和世界最著名科學家之間的秘密戰爭”。恰如其副題所示，這本書詳細解答了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科學家之一的愛因斯坦，與FBI之間的“戰爭”。

　　該書的作者弗雷德·杰羅姆是一名報道民權運動的記者。他在2000年時憑借《信息自由法案》的庇護，查閱了FBI關于愛因斯坦的機密檔案，并在書中詳細敘述了其中的信息。在胡佛主持的這個計劃里，FBI通過非法手段檢查愛因斯坦的垃圾、監視他的郵件和電話，嘗試將他與蘇聯間諜聯系在一起，甚至試圖取消他的美國居住權。

　　據悉，這份由FBI授權弗雷德查閱的愛因斯坦檔案共有11個部分，共1800頁，包含了自1932年愛因斯坦登陸美國開始直到1955年去世的23年間幾乎所有的信息檔案。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愛因斯坦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倡導和平以及裁軍的組織名單中，這一切引起了某些人的高度重視。1932年，一個名叫“婦女愛國者團體”的組織寫了一封16頁的長信給美國國務院，信中說，愛因斯坦不應被允許進入美國境內。該信被FBI列為1932年愛因斯坦檔案的第一條。

　　據《愛因斯坦檔案》透露，1940年，美國軍方向FBI遞交了一份擬參與原子彈研制的科學家名單，愛因斯坦當然榜上有名，但后來他卻被刷了下來，主要原因是FBI局長胡佛推測：“此人在短短的時間內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忠誠的美國人，看來是不可能的。”

　　“二戰”后，FBI對愛因斯坦的監視并不限于愛因斯坦本人。在愛因斯坦位于普林斯頓的住宅里，住著自1928年起即為他工作的秘書，愛因斯坦的姐姐馬婭，還有他的繼女馬戈。她們也都受到了監視。

　　直到愛因斯坦去世，FBI也沒有得到能證實愛因斯坦是間諜的確切證據，但胡佛對愛因斯坦的“興趣”一直不減。1955年4月18日，愛因斯坦因病去世，享年76歲。數日后，胡佛便封存了愛因斯坦的相關檔案。
 

附文1：

作為社會主義者和計劃經濟擁護者的愛因斯坦
 
作者：葉勁松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6-4-24      熱      【字體：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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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英國廣播公司和路透社分別通過互聯網在西方國家政界、商界、學術界、藝術界知名人士中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評選“千年思想家”和“千年風云人物”。馬克思在“千年思想家”的評選中高居榜首；在“千年風云人物”評選中愛因斯坦居第一，馬克思一票之差居第二。

愛因斯坦當選為“千年風云人物”是因為他是最著名的科學家，然而，不太為人所知的是，作為偉大科學家的愛因斯坦還是一位社會主義者。

“愛因斯坦從大學開始，就自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盡管他對無產階級專政有不正確的看法，說過不認為列寧的方法‘是切合實際的’。還說過：‘不要讓復仇的情緒把我們引誘到這樣一種致命的觀點：以為暴行必須用暴行來對付；以為要把自由的概念灌輸給我們的同胞，就必須暫時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暴力只能產生痛苦、仇恨和反抗。’但他對社會主義還是持肯定和贊揚態度的。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不久，他即表示：‘我尊敬列寧，因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犧牲精神、全心全意為實現社會正義而獻身的人’，‘象他這種類型的人，是人類良心的維護者和再造者’。在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下，德國工人和士兵于1918年11月發動起義，推翻德皇威廉二世的統治，愛因斯坦立即歡呼這是‘偉大的事變’，對能親身經歷這個事變而感到榮幸。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他抗議帝國主義列強對蘇俄的侵略和封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支持和贊揚蘇聯的反法西斯斗爭。1950年3月16日，他在寫給紐約大學的信中說：‘我曾努力去了解俄國革命所以會成為必然的原因。’信中肯定了‘蘇維埃制度在教育、公共衛生、社會福利和經濟領域內的成就無疑是偉大的 ，而人民已從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的益處。’他經常抨擊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敗和不合理現象，1949年5月，他發表了《為什么要社會主義》一文”。（《外國歷史名人傳》現代部分上冊第45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在資本主義社會，常有一些社會改良主義者揭露資本主義的黑暗，但他們還是相信資本主義民主，認為只要搞好法制建設、政治民主就能消除這些黑暗，這反映了這些改良主義者無意摧毀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只愿在政治上層建筑進行局部修補的改革愿望。

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有許多小資產階級改革者痛恨壟斷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為所欲為，并對此加以揭露，但他們并不反對產生壟斷資產階級罪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

而愛因斯坦對資本主義的抨擊和批判卻不同，他明確指出，要消滅資本主義罪惡，必須要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教育制度。

曾在加利福利亞大學等多所美國大學任教的勞倫斯.肖普在談到“由公眾對經濟運行民主管理的必然性”時寫道，“有關這個問題，20世紀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艾伯特.愛因斯坦（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社會主義者），曾在簡短的聲明中作過最明確、最精辟的論述。愛因斯坦在1949年寫道：

我認為，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況，是真正的罪孽之源……。

私人資本傾向于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既是由于資本家之間競爭所致，也是由于技術發展和分工愈來愈細，因而鼓勵了犧牲較小的生產單位而組成大型生產單位所致。這些發展的結果是，對于私人資本壟斷組織及其巨大勢力，即使靠民主地組織起來的政治社會，也無法予以有效的控制。的確如此，因為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主要受私人資本家資助或者影響的那些政黨所挑選的，而這些私人資本家實際上把選民和立法機關隔離開來了。

此外，在現有條件下，私人資本家不可避免會直接或者間接地控制著消息的主要來源（報刊、電臺、教育）。因此，個別平民要得出客觀的結論和明智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利，是極其困難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確實也是極不可能的。

進行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利潤而不是為了使用。又無明文規定，凡能夠而且愿意工作者就能找到工作，因而幾乎總是存在一支‘失業大軍’。由于失業者和收入低微的工人不能提供有利可圖的市場，消費品的生產因而受到限制，結果是生活資料嚴重不足。技術進步的結果，往往不是減輕了人們的工作強度，而是失業增多。無限度的競爭，造成勞動力大量閑置，也使得人們的社會意識受到戕害。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了。

我認為，人們受到這種戕害，是資本主義最大的罪孽。我們的整個教育制度也深受其害。向學生反復灌輸一種超乎常人的競爭精神，培養他崇拜功名利祿，以為未來生涯作準備。我相信，要消除這些罪孽，只有一條辦法，那就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以及一套以社會主義目標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這種經濟下，生產資料歸社會本身所有，并以有計劃的方式加以利用。計劃經濟使生產適合社會的 需要，使能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并將保證每個男女和兒童的生活。對個人的教育，除發揚其天賦才能外，還將試圖培養他對同胞的責任感，以代替我們社會中對權力和成功的崇拜。”（肖普《卡特總統與美國政壇內幕》第286、287頁時事出版社1980年版）

正如愛因斯坦指出，資本家控制著“報刊、電臺、教育”等“消息的主要來源”。這些機構的活動必然是作為實現資產階級利益的工具來發言的，它們必然從資產階級利益出發來對事物進行報道或評價。愛因斯坦在1948年10月回答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切尼記錄報》的提問時，就對美國的新聞機構表示出悲觀的看法。“擁有經濟和政治權力的那些人”他寫道，“擁有制造為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服務的輿論的手段”。因此愛因斯坦認為人們極不易“得出客觀的結論”。有一位鄭衛平教授,最近講,我國應走西方的多黨制,新聞自由的道路。也就是說,鄭教授希望被愛因斯坦批評,讓資本家控制著“報刊、電臺、教育”等“消息的主要來源”，使資本家“擁有制造為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服務的輿論的手段”,從而使人們極不易“得出客觀的結論”的“新聞自由”在我國出現。而我國的一些“精英”，樂于充當資本家控制下的西方的“報刊、電臺、教育”這些維護資產階級利益機構的傳聲筒，將不客觀真實的有關西方“民主”、“自由”、以及自由市場經濟的“學說”、“理論”在我國大肆兜售，企圖使我國人民不能對事物作出正確的判斷，不能“明智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利。”

愛因斯坦根據自己身處實地的對資本主義的觀察分析，得出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經濟的無政府狀態，使人民利益受到損害，是造成罪孽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提出，“要消除這些罪孽，只有一條辦法，那就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以及一套以社會主義目標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這種經濟下，生產資料歸社會本身所有，并以有計劃的方式加以利用。”但是，一些“精英”卻與愛因斯坦的上述要求相反，以“向國際接軌”為名義，要我國拋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教育制度，以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教育制度靠攏，變社會主義制度為資本主義制度。而一些“精英”以“明晰產權”之類的理由，要求將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變為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前蘇聯、東歐地區私有化后果從反面證明了愛因斯坦的判斷的正確。而照那些“精英”要求去做，只會使曾在我國消滅的罪孽重新產生。

愛因斯坦指出，“私人資本壟斷組織及其巨大勢力，即使是靠民主地組織起來的政治社會，也無法予以有效的控制。的確如此，因為，立法機構的成員是主要受私人資本家資助或影響的那些政黨所挑選的，而這些私人資本家實際上把選民和立法機關隔離開來了”。愛因斯坦從經濟基礎決定政治上層建筑，以及資產階級統治的實質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作出準確判斷。指出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實際上是資產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方式，因而實際上是把人民排斥在外的。而我國的一些“精英”、“專家”在喋喋不休地談及多黨制、民主政治時，從來不敢涉及問題的階級實質。他們也否認資產階級經濟上的霸權，決定了資產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他們不敢象愛因斯坦那樣指出,西方的多黨,就是“受私人資本家資助或影響的那些政黨”（除共產黨以外）；也不敢象西方有的學者那樣指出這些不同政黨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不同面具,不同的政黨執政,都是資產階級執政。因此，他們關于民主政治的“社會科學”必然只能是欺騙人民的偽科學。

愛因斯坦身處市場經濟典范的美國（按我國的一些經濟“精英”的說法,美國的是好市場經濟,我國市場經濟中出現群眾不滿情況,是我國是壞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應是搞成好市場經濟）,他認為, 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造成“社會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況，是真正的罪孽之源”。他認為“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利潤”的市場經濟給廣大民眾帶來嚴重損害：總是存在失業大軍；許多勞動大眾工資低,消費能力低（即存在貧富懸殊）,限制消費品生產；科技進步不是為人民利益而實施,因此,很多情況下科技進步是作為人民對立面出現（加大勞動強度,增加失業等）；市場經濟敗壞了社會意識,“使得人們的社會意識受到戕害”,形成“培養他崇拜功名利祿”和“ 對權力和成功的崇拜”（也就會形成對普通勞動大眾的輕視）。猶如他不相信美國民主制度能限制經濟上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對社會的控制一樣,市場經濟給人民帶來的損害,他不相信通過法制建設之類的上層建筑改良能消除的。也就是說,他不相信有好的市場經濟。愛因斯坦掌握了正確的方法論,他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決定屬于上層建筑的法制和道德。所以他不會在存在人剝削人的經濟關系時,去講屬于上層建筑的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他認為,經濟關系的問題,需用建立新的經濟關系來解決。即要消除市場經濟給勞動大眾和社會帶來的危害,應該是消除市場經濟,實行以滿足社會需要為目的的計劃經濟。而吳敬璉則提出建立不是“官僚市場經濟”的、好的市場經濟。

總之,如果仔細地閱讀，就會發現，幾十年前的愛因斯坦的短文,是對當今“精英”的正確地批判。在立場上,愛因斯坦是站在勞動大眾一方,所以他痛斥資產階級私有制、市場經濟給勞動大眾的苦難；“精英”們是站在企業家（即資本）一方，則大講私有制、市場經濟這種自由經濟（自由剝削勞動者）的好處。“精英”為極少數人剝削大多數人的經濟制度辯護,是見不得人的,只能用欺騙。所以,在講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方面，比起現今我國的“精英”的眾多長篇大作，愛因斯坦在50多年前寫的這篇短文，告訴了我們更多的真理。

附文2：

愛因斯坦：為什么要社會主義？

譯者：鄭國棟 

　　愛因斯坦創立“相對論”，推倒了主導西方科學二百余年的牛頓古典力學，人類的宇宙觀為之丕變，物理學自此開啟了新的紀元，舉世無不推崇他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但較不為人知的是愛因斯坦自青少年時期始，終其一生都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他除了孜孜于科學研究，對人類的命運也無時或忘。尤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他深為憂懼在科學昌明下，戰爭恐有毀滅人類文明之虞。1932年7月30日他致函著名的心理學家佛洛伊德商討消弭戰爭之道。信中痛責各國壟斷政治、經濟權力的一小撮統治階級利欲薰心，為了一己的私利與權位而不惜發動戰爭，以萬民為芻狗。二戰期間，他旅居美國，卻因他思想左傾并參與了左派的反戰和平集會，美國聯邦調查局自1940年始，便嚴密監視他的言行。到他逝世，FBI監視他的檔案材料累計達數千頁之多。1947年，當愛因斯坦知悉他遭到FBI監控后，深表失望地說：“我之所以選擇美國，是因為我聽說這個國家有充分的自由。我選擇美國作為自由的國度，實際上犯了一個錯誤。這個錯誤，我終生無法彌補。” 
　　本文是愛因斯坦在1949年為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刊物《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的創刊而作。文中詳述了他主張社會主義的理由，后收入1950年出版的晚年文集：《Out of My Later Years》。1992年五月與1994年五月，《每月評論》又兩度重刊本文。在半個多世紀后，衡諸當世，再讀斯文，仍有足多發人深省之處，爰加移譯，以饗讀者。——譯者

 　　以一個并非經濟與社會問題專家的人來表達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恰當嗎？我有許多的理由認為這并無不當。 
　　我們先從科學知識的觀點來思考這個問題。天文學與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看來似乎沒有根本的差別：這兩個領域的科學家都試圖從特定類別的現象中發現普遍認可的規律，使這些現象的相互聯系盡可能明白易解。但實際上，兩者的研究方法確實存在差異。被觀察的經濟現象經常受到許多很難分開評估的因素的影響，這就給發現經濟學的普遍規律造成困難。此外，眾所周知，自所謂文明時期開始，對人類的歷史經驗有重大影響與限制的，絕不僅僅只是經濟因素這一項。例如，歷史中的大國多半都由武力征伐而來。征服的民族在被征服的國家中，從法律上與經濟上都自居為特權階級。他們壟斷了土地所有權，從本民族中任命教士。這些教士掌控了教育，使社會的階級劃分歷久不變，并創造一套道德規范，使人民的社會行為不太自覺地循規蹈矩。 
　　科學無法設定目標，最多能提供達成目標的手段 
　　但歷史傳統是關乎所謂昨日之事；至今我們仍未克服凡勃倫【譯按：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國制度經濟學派創始人，著有《有閑階級論》等名著】所說的人類發展的“掠奪時期”。我們可觀察到的經濟事實屬于那個時期，而且就算我們能從那個時期的經濟事實得出一些規律，也無法應用到其他時期。由于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正是要克服并超越人類發展的掠奪時期，當前狀態的經濟科學對闡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實在沒什么幫助。 
　　再者，社會主義是由一個社會——道德的目標所指引的。然而，科學無法設定目標，更無法把目標浸潤于人類心中。科學最多能提供達成某種目標的手段。但目標本身得由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人設想出來，如果這些目標沒有夭折，而是生機勃勃，充滿活力，被許多人奉行不輟，這些人在半知半覺中就會推動社會緩緩演進。 
　　基于這些理由，我們必須警惕，在對待人的問題時，不要過于高估科學與科學方法；我們切莫以為，對于影響社會組織的問題，只有專家有權表達他們的看法。 
　　近些時日來，斷言人類社會正遭逢一場危機而岌岌不保的說法甚囂塵上。這種情況特有的表現就是個人對所屬的群體，不論大小都漠不關心，甚至懷有敵意。這里且記述一段個人經驗，以闡明所言之意。最近我和一位與人為善的才智之士論及恐怕有再爆發一場大戰之虞，就我看來，果然成真則人類得幸存者幾希，我提到只有建立一個超越國家的組織可保人類免遭此大禍。一聞此言，我的訪客隨即冷冷地對我說：“你為什么這樣極力反對人類滅絕呢？” 

　　我確信，僅在一個世紀前，不會有人這么若無其事地說出這種話。這種話出自力圖達到內在平衡卻不可得，終乃或多或少灰心喪志的人。這表示這些日子里許許多多的人正飽受孤獨與寂寥的痛苦煎熬。何以致此？可有出路？ 
　　提出這樣的問題容易，但要回答卻難有把握。我深知我們的情感與企求常是矛盾、含混不清的，無法言簡意賅地表述。 
　　個人的生存依附于社會 
　　人同時既是獨個的存在物，又是社會的存在物。作為獨個的存在物，他力圖保護自己和最親近的人的生存，設法滿足個人的欲望，發展天生的能力。作為社會的存在物，他力求獲得同胞的認可和喜愛，共享他們的歡樂，撫慰他們的哀愁，增進他們的福祉。只有人心中這各不相同而又往往沖突的企求才能說明人的特性，保己與愛群、私利與公義之心的結合方式決定了個人的內在平衡能達到何種程度，對社會的福祉又能有多大貢獻。這兩種驅動力的強弱對比極可能大體上是與生俱來的。但最終呈現的人格卻大部分是由他身心發展時所遭逢的環境、成長于其間的社會結構、那個社會的傳統及其臧否行為的標準所塑造。“社會”這個抽象概念對個人來說，意味他與同代人及前世代所有人的直接、間接關系的總合。個人能夠自己思考、感覺、努力與工作，但他的身體、知識與情感無不深深依附于社會，因此要在社會框架之外，思考一個人或了解他，根本不可能。正是“社會”提供人食、衣、住家、勞動工具、語言、思考的形式與大部分的內容，是古今隱身于“社會”這個小字眼后的千百萬人的勞動與成就才使他得以存活。 
　　因此，很明顯，個人依賴于社會是個無法泯除的自然之事——就像螞蟻和蜜蜂一樣。然而，螞蟻與蜜蜂的整個生命歷程鉅細靡遺都完全由遺傳的本能所確定，人類的社會型態與相互關系卻是多種多樣且易于變遷的。記憶，重組的能力，口頭交流的天賦使人能不受生物的必然性的支配而有所發展。這樣的發展顯現在傳統、制度與組織，在文學，在科學與工程的成就，在藝術作品上。這說明了人怎么能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他的生活，也說明了有意識的思考與要求怎么能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作用。 
　　人從出生就經由遺傳具有固定不變的生物結構，其中包括人類特有的自然沖動。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還通過交往與其他類型的影響，從社會中獲得一種文化結構。正是這個文化結構會隨著時光推移而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現代人類學通過調查研究，比較了所謂的原始文化，教導我們說，人類的社會行為依據盛行的文化形態與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組織類型，可以有極大的不同。那些為改善人的命運而奮斗的人正是把希望建立在上述的基礎上：人類并不會因生物結構使然就注定要互相毀滅或無法擺脫自殘的殘酷命運。 
　　罪惡之源在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政府狀態 
　　如果我們自問，為了使人的生活盡可能的滿足，社會結構與人的文化觀點該怎么改變，我們必須時時意識到有些情況我們是無法更動的。如前所言，人的生物本性實際上是不會變化的。再者，過去幾個世紀的技術與人口發展已經造就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以人口之相對密集與維持人類生存所必需的產品而論，細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產機構是絕對必要的。那個回顧起來閑適宜人、個人或較小的群體可以完全自給自足的時代，已經一去永不復返了。若說人類目前已構成了一個生產與消費的全球共同體，并非太過甚其辭。 
　　現在我可以簡單陳述，就我看來，造成我們時代的危機的根本原因何在。這涉及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個人已比以前更察覺到他依賴于社會。但他覺得他對社會的依賴并不是一項有益的資產，他與社會不是唇齒相依的關系，社會也不保護他的生存，這種依賴關系反而威脅他的自然權利，甚至危及他的生計。更有甚者，他本性中自私自利的欲望因所處的社會位置而越來越強烈，而本來就比較微弱的社會公益之心則越來越消沉。所有的人，不論他們身居何種社會地位，都遭到社會公益之心日趨消沉的禍害。他們毫不自覺地陷于私欲橫流中無法自拔，惶惶不安，孤獨寂寞，享受不到純真、簡單、質樸的生活樂趣。人生短促又多險，只有獻身于社會，方可尋得生命的意義。 

　　依我之見，真正的罪惡之源就在于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無政府狀態。我們看到一群龐大的生產者，相互之間不停地力圖剝奪他們集體勞動的成果——不是憑借暴力，而是一起格遵法律制定的規則。就此而論，認識到這點很重要，就是生產資料（即生產消費產品及追加的資本品所需要的生產能力）在法律上可能是（大部分而言其實也是）個人的私有財產。 
　　為了簡單起見，以下的討論我會稱凡不擁有生產資料的人為“工人”，雖然這樣并不完全符合這個詞的一般用法。擁有生產資料的人有能力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工人使用生產資料生產出新商品，歸為資本家的財產。這個過程的緊要之處是，工人生產出的商品與付給他的工資之間的關系，兩者都依據真正的價值來衡量。只要勞動契約是勞雇雙方“自由”訂立的，工人所得到的報酬就不是由他生產的商品的實際價值來決定，而是既取決于工人維生的最低需要，也取決于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與競求工作的工人數量之間的關系。即使在理論上說，工人的報酬也不由他的產品的價值來決定，了解這一點很重要。 
　　私人資本支配下的民主有名無實 
　　私人資本傾向于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部分由于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部分由于技術發展與分工日趨細密促使較小的生產單位消失，形成較大規模的廠商。結果是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其權力之大連民主社會也制衡不了。這絕非虛言，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政黨挑選出來，政黨的經費則大部分由私人資本家資助，要不然就深受資本家的影響，資本家實際上從中隔開了選民與國會議員。結果，人民的代表事實上并不能充分保護勞苦無告的下層人民的利益。更有甚者，在現存條件下，私人資本家必然直接或間接控制報紙、廣播、教育等資訊的主要來源。這樣一來，個別的公民就極難做出客觀結論并明智地運用他的政治權利，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非常不可能的。 
　　在私人資本為基礎的經濟常以兩大準則為特征：第一，生產資料（資本）是私有的，依資本家的意志支配；第二，勞動契約依勞資雙方的自由意愿訂立。當然，就此而論，沒有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特別直得一提的是，工人經過長期而艱苦的政治斗爭，已經獲得了成果，使某些行業的工人的“自由勞動契約”有了些許的改善。但總體而言，目前的經濟型態與“純粹”的資本主義并無多大的差異。 
　　生產是為利潤而開工，而不是為生產有用的產品來滿足人的需求。沒有條款規定所有有能力且有意愿工作的人都能就業，一支“失業大軍”幾乎總是存在。勞工老是惴惴不安地害怕失業。由于失業與低薪的工人沒有足夠的購買能力提供有利可圖的市場，消費品的生產也就受到限制，結果就滋生深重的貧困。利潤的動機及與之俱生的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造成資本的積累與運用波動不定，導致越來越嚴重的經濟衰退。沒有限制的競爭令工人失業，浪費了大量勞動力棄置不用，也造成我前已提及的對個人的社會意識的斫傷。 
　　社會主義是唯一的出路 
　　我認為資本主義的罪大惡極之處就在于對個人的這種戕害。我們整個的教育制度都深受這種罪惡之害，學生都被灌進了過份強調競爭的想法，訓練他們崇拜名位利祿以為未來生涯之資。 
　　我深信要清除這些深重的罪惡只有一條路，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同時建立一套導向社會目標的教育體系。在這樣的經濟制度中，生產資料歸社會本身所有，并制定計畫來使用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調整生產以適應社會需要的計劃經濟會把工作分配給所有有能力勞動的人，也會確保每個男人、女人、小孩的生計，對個人的教育，除增進他天生的能力外，還要培養他對同胞的責任感，使他不再陷于我們當前社會崇尚權力與功成名就的習氣。 
　　然而，必須記住計畫經濟并不就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也可能同時發生個人完全的奴化。要實現社會主義必須解決一些極為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鑒于政治與經濟權力集中的范圍極為廣泛，怎樣才能避免官僚體系專權跋扈？怎樣才可以保障個人的權利從而確保反制官僚權力的民主力量？ 
　　在我們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厘清社會主義的目標與問題具有最重要的意義。由于在當前的環境下，自由而沒有阻礙地討論這些問題被懸為厲禁，我認為這本雜志的創刊對公眾是個重要的貢獻。

愛因斯坦：為什么要社會主義？

本文選自許良英等編：《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

一個既不是專門研究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人,卻要對社會主義這個題目發表意見,這是否適當呢?從一些理由來看,我相信是適當的。

首先讓我們從科學知識的觀點來考查這個問題。天文學同經濟學好象并沒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論上的差別:這兩個領域里的科學家都企圖發現對一類范圍有限的現象普遍適用的規律,盡可能地弄清楚這些現象的相互關系。但實際上,這種方法論上的差別還是存在的。在經濟領域里,由于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時常要受到許多很難分別開來估計的因素的影響,使得要發現普遍規律就很困難了。此外,從人類歷史上所謂文明時期開始以來所積累下來的經驗—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決不是完全由經濟性質的原因所影響和制約的。比如,歷史上多數大國都靠征服別的國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經濟上自封為被征服國家的特權階級。他們奪取土地所有權的壟斷,并且從自己的隊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會的階級分化成為永久的制度,并且創立一套社會倫理準則（a system of values）,從此以后人民在他們的社會行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覺地遵守著這套準則。

但是歷史的傳統可以說是昨天的事；無論在哪里,我們實在都還沒有克服索爾斯坦·月,布倫(Thorstein  Veblen)所說的人類發展的“掠奪階段"（the predatory,phase）。可觀察到的經濟事實都屬于這個階段,甚至我們能從這些事實推導出來的規律,也不能用到別的階段上去。既然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克服并且超過人類發展的掠奪階段,所以處于目前狀況下的經濟科學就不能說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 

其次,指引社會主義方向的是一個社會-倫理目的。可是,科學不能創造目的,更不用說把目的灌輸給人們；科學至多只能為達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卻是由那些具有崇高倫理理想的人構想出來的,只要這些目的不是死胎,而是有生命的,并且是生命力充沛的,它們就會被許多人所采納并且向前發展,這些人半不自覺地決定著社會緩慢的進化。

由于這些理由,在涉及人類的問題時,我們就應當注意不要過高地估計科學和科學方法；我們也不應當認為只有專家才有權利對影響社會組織問題發表意見。

前些時候以來,曾有過無數這樣的論調,說人類社會正經歷著一種危機,它的穩定性已遭到嚴重的損害。這種情況的特征是:個人對于他所屬的集體,不論大小,都漠不關心,甚至有敵對情緒。為了說明我所講的意思,讓我在此講一件我親身經歷的事。不久以前,我同一位有才智的并且是好脾氣的人討論下一次戰爭的威脅,我認為下次戰爭會嚴重危害人類的生存,我說,只有超國家的組織才能防止那種危險,我那位客人卻無動于衷,而且冷言冷語地對我說:“您為什么要那樣強烈地反對人類的絕滅呢?”

我深信,在短短一個世紀以前,還不會有人那么輕率地講出這樣的話。說這話的人,他曾努力想達到自己內心的平衡,但無結果,并且多少已失去了成功的希望。這表示了在這些日子里多少人所遭受到的痛苦的寂寞和孤獨。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難道真沒有出路嗎?

提出這樣一些問題是容易的,但卻難以給它們作出有任何把握的回答。不過我還是要盡力去試試看,盡管我非常明白,我們的感情和努力時常是有矛盾的,模糊不清的,不能用簡易的公式把它們表述出來。

人既是孤獨的人,同時卻又是社會的人。作為孤獨的人,他企圖保衛自己的生存和那些同他最親近的人的生存,企圖滿足他個人的欲望,并且發展他天賦的才能。作為社會的人,他企圖得到他的同胞的賞識和好感,同他們共享歡樂,在他們悲痛時給以安慰,并且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只是因為存在著這些多種多樣的、時常相互沖突的努力,才能說明一個人所獨有的性格,而且這些努力的特殊結合就決定了個人所能達到的內心平衡的程度,以及他對社會福利所能作出貢獻的程度。這兩種傾向的相對強度很可能主要取決于遺傳。但他最后表現出來的個性,它的形成主要取決于人在發展中所處的環境,取決于他所成長于其中的社會的結構,取決于那個社會的傳統,也取決于社會對各種特殊行為的評價。對于個人來說,“社會"這個抽象概念意味著他對同時代人以及以前所有各代人的直接關系和間接關系的總和。個人是能夠自己進行思考、感覺、奮斗和工作的；但在他的肉體、理智和感情的生活中,他是那樣地依靠著社會,以至在社會組織以外,就不可能想起他,也不可能理解他。是“社會”供給人以糧食、衣服、住宅、勞動工具、語言、思想形式和大部分的思想內容；通過過去和現在億萬人的勞動和成就,他的生活才有可能,而這億萬人全都隱藏在“社會"這兩個小小字眼的背后。

因此,個人對社會的依賴,顯然是自然界的一個不能抹煞的事實—螞蟻和蜜蜂也正是那樣。可是,螞蟻和蜜蜂的整個生活過程,甚至在最微小的細節上也都是由遺傳下來的不變的本能所決定著的,而人類的社會型式和相互關系卻是非常不固定的,容易改變的。記憶力、重新組合的能力、口頭交談的才能,已在人類中間造成了一種不聽命于生物學上的必然性的可能發展。這種發展表現在傳統、制度和組織中；表現在文學中；表現在科學和工程成就中；表現在藝術作品中。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在某種意義上說來人能夠通過自己的行動來影響生活,為什么自覺的思考和愿望能夠在這種過程中起著作用。

人在出生時,通過遺傳已得到了一種生物學上的素質,我們應當把它看作是固定的和不變的,這種素質包括那些作為人類特征的自然沖動。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也得到一種文化上的素質,這是他從社會中通過交往以及其他許多類型的影響而取得的。這種文化上的素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起變化,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個人同社會之間的關系。近代人類學通過所謂原始文化的比較研究告訴我們:隨著主要的文化型式和社會中占優勢的組織類型的不同,人類的社會行為可以相差很大。那些企圖改善人類命運的人就可以以此為根據,建立起他們的希望:人類不是由于他們的生物學的素質而注定要互相毀滅的,或者要聽任那殘酷的、自作自受的命運來擺布的。

如果我們問自己,社會結構和人的文化面貌應當怎樣改變才能盡量使人類生活感到滿意,那末,我們應當經常意識到,有些條件我們是無法改變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的生物學本性實際上是不會變化的。此外,最近幾個世紀來技術和人口的發展所創造的一些條件,也已扎下根來。在定居人口比較密集的地區,要為他們繼續生存生產必需的物品,極細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產設備都是絕對必要的。個人或者相當小的集團完全自給自足的時代—回顧起來,它似乎多么地有田園風味呀—己一去不復返了。只要稍微夸張一點,不妨說:人類甚至在目前就已經組成了一個生產和消費的行星公社。

現在可以扼要地說明我們時代的危機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牽涉到個人對社會的關系。現在的個人比以往都更加意識到他對社會的依賴性。但他并沒有體會到這種依賴性是一份可靠的財產,是一條有機的紐帶,是一種保護的力量,反而把它看作是對他的天賦權利的一種威脅,甚至是對他的經濟生活的一種威脅。而且他在社會里的地位總是這樣,以致他性格中的唯我傾向總是在加強,而他本來就比較微弱的社會傾向卻逐漸在衰退。所有的人,不論他們的社會地位如何,全都蒙受這種衰退過程。他們不自覺地做了自己的唯我論的俘虜,他們感到憂慮不安、孤單寂寞,并且喪失了天真、單純和淳樸的生活樂趣。人只有獻身于社會,才能找出那實際上是短暫而有風險的生命的意義。

照我的見解,今天存在著的資本主義社會里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是這種禍害的真正根源。我們看到在我們面前一個龐大的工商業界,它的成員彼此在不斷地拚命剝奪他們集體勞動的果實,這種剝奪不是通過暴力,整個來說,而是嚴格按照法定的條例去進行的。在這方面,重要的在于認識到生產手段—那就是生產消費資料以及附加的生產資料所必需的全部生產能力—可以合法地是,而且大部分已經是個人的私有財產。

為了簡便起見,我在下面的討論中,將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產手段的人統統叫做“工人”—雖然這并不完全符合于這名詞的習慣用法。生產手段的占有者有條件來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工人使用生產手段生產新商品,而這些商品就成為資本家的財產。這個過程的關鍵是在工人所生產的東西同他所得的報酬(兩者都用實際的價值來計量)之間的關系。在勞動合同是“自由刀的情況下,決定工人的收入的,不是他所生產的商品的實際價值,而是他生活的最低需要,以及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同就業競爭的工人數目的關系。甚至在理論上,工人的報酬也不是由他的產品的價值來決定的;了解到這一點,是很關緊要的。

私人資本趨向于集中到少數人的手里,這部分是由于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部分是由于技術上的發展和不斷增長的分工促使更大生產單位的形成,從而犧牲了較小的生產單位。這些發展的結果造成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它的巨大權力甚至連民主組織起來的國家也無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實的確如此,因為立法機關的成員是由政黨選出來的,而這些政黨要不是大部分經費是由私人資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們影響的,他們實際上把選民同立法機關隔離開來了。結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實上不充分保護人民中無特權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條件下,私人資本家還必然直接或間接地控制情報和知識的主要來源(報紙、廣播電臺、教育)。因此,一個公民要達到客觀的結論,并且理智地運用他的政治權利,那是極其困難的,在多數場合下實在也完全不可能。 

因此在以資本的私人所有制為基礎的經濟中,最常見的情況是以兩條主要原則作為其特征:第一,生產手段(資本)是私人所有的,所有者以他們認為是最恰當的方式來處置它們；第二,勞動合同是自由的。當然在這個意義上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尤其應當注意到,通過長期艱苦的政治斗爭,對于某些行業的工人來說,他們已取得了形式上多少有點改善的“自由勞動合同”。但從整個看來,今天的經濟同“純粹的”資本主義并沒有多大差別。

經營生產是為了利潤,而不是為了使用。并沒有這樣的規定:凡是有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人總有就業機會。“失業大軍”幾乎一直存在著。工人經常受到失業的威脅。既然失業的和報酬微薄的工人提供不出有利可圖的市場,消費品的生產就受到限制,結果造成巨大的經濟困難。技術的進步經常產生的是更多的失業,而不是使勞動負擔普遍有所減輕。追逐利潤,加上資本家之間的競爭,使資本的積累和利用不穩定,從而導致日益嚴重的不景氣。無限制的競爭導致勞動力的莫大浪費,也導致個人社會意識的消沉；這我在前面已提到過了。

這種對個人的摧殘,我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最大禍害。我們整個教育制度都蒙受其害。人們還把夸張的競爭姿態教給學生,訓練他們對好勝喜功的崇拜,以作為他們未來生涯的一種準備。

我深信,要消滅這些嚴重禍害,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同時配上一套以社會目標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這樣一種經濟制度里,生產手段歸社會本身所有,并且有計劃地加以利用。計劃經濟按社會的需要而調節生產,它應當把工作分配給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應當保障每一個人,無論男女老幼,都能生活。對個人的教育,除了要發揮他本人天賦的才能,還應當努力發展他對整個人類的責任感,以代替我們目前這個社會中對權力和名利的贊揚。      

然而應當記住,計劃經濟還不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本身還可能伴隨著對個人的完全奴役。社會主義的建成,需要解決這樣一些極端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鑒于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怎樣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員變成權力無限和傲慢自負呢?怎樣能夠使個人的權利得到保障,同時對于行政權力能夠確保有一種民主的平衡力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