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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一篇講中國近代史的舊作，作于今年四、五月間，在箱底壓了半年多，寫作的目的是為了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故在十月間，放在博客上，供大家閱讀批評，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回顧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走過的歷史進程，還是富有歷史和現實意義的，這一百多年如果以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分界的話，前面我們是在民族危機和災難深重中跌跌沖沖地慢慢跋涉過來的，49年以后的歷史，我們同樣也是摸索中不斷前進的，鄧小平說過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換一句話，我們是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摸索著前進的，現在人們喜歡說中國的崛起，換一句話說從49年起，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逐漸擺脫別人的指揮可以自主地選擇自己要走的道路，當然，這個過程我們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也吸取了不少教訓，但畢竟走過來了，中國也就是中華民族在國際上的地位影響，已是舉世矚目的對象了，我們并不諱言，我們還存在許多問題，無論政治、經濟、文化那一個方面都有許多不足之處，但我們可以站著摸索著走自己的路，同時我們又是與世界各國人民最友好的國家和民族，總結這一百多年的歷史所經歷的種種考驗和教訓，都是為了使我們走得更堅實、更有力。我們不會忘記先烈們的犧牲和功勛，不會忘記從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留給我們豐富的遺產，也不會漠視前進途上還有不少艱難困苦需要我們去努力戰勝，這一百年來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真理，那就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所需要的是時刻保持清醒的認識，沿著先輩們的足跡，不屈不饒地繼續奮勇前進！我們深信將來會更加美好！前途更加光明！由于文章是為了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全文的重點只能放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全文較長，我準備分五次刊載。全文共有十一小節。

辛亥革命前前后后與近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結論

朱永嘉

目    錄

一．導語

二．關于辛亥革命的不同認識

三、清廷頒布的《憲法大綱》的“最精之大義”究竟是什么？………………

四、清廷《憲法大綱》的歷史背景、制訂過程及其頒布后的影響……………

五、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形勢……………………………………………………

六、孫中山的讓位于袁世凱是出于“道德光輝”嗎？…………………………

七、民國初年的多黨制試驗………………………………………………………

八、走馬燈似的三次內閣改組……………………………………………………

九、國會的選舉與宋教仁被暗殺…………………………………………………

十、孫中山的二次革命與國會的無疾而終………………………………………

十一、近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結論…………………………………………………

一．導語

       明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是一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是以暴力的形式，推翻清朝統治為其宗旨，它的政治遺產便是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起草的《臨時約法》，它是照搬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同盟會的宋教仁是道道地地的議會迷，他正是為了國會選舉被袁世凱暗殺的，為了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歷史進程，值得我們重新回顧一下辛亥革命前后這一百多年來風風雨雨的日子，然后給它一個比較客觀的歷史的評價。當然，辛亥革命不是突然從天而降的，許多問題我們得從清末的種種狀況說起。

二．關于辛亥革命的不同認識

前一個時期我讀到李澤厚與劉再復二位先生關于《孫中山評說》的對話，李澤厚先生認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可以有二種選擇，一是康梁主張君主立憲之路，一是孫中山主張‘暴力革命’之路，現在看來，當時如果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好得多，就是說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劉再復跟著發表妙論說：“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等等政治強人就缺乏孫中山那種道德光輝。”所謂孫中山的道德光輝，也就是辛亥革命后南京建立臨時政府，孫中山把總統寶座讓給了袁世凱，也就是把國家權力交給了袁世凱。今天劉再復說這個話，是要中共把權力交給誰呢？怎樣才能發揚“孫中山那種道德光輝”呢？

我記得杜光先生也有過一段非經典的話，他說：

“袁偉時教授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大學歷史系做報告時，曾經說過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極端，又非常深刻的話：‘我們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體上是繼續做光緒皇帝、宣統皇帝的未竟事業。’什么是光緒皇帝和宣統皇帝的未竟事業呢？就是憲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九〇八年，清政府頒布《憲法大綱》，而且擬訂了實施這個大綱的逐年籌備事宜的清單，列出君主立憲的九年規劃，但這個進程被辛亥革命打斷了。袁偉時這句話的意思，我想無非是說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不過是要實現清朝皇帝沒有實現的憲政民主，繼續民主革命的未竟事業。改革開放所要達到的目標，就是民主革命所要達到的目標，那就是：取代國家政權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全面壟斷，實現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價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價值，拒絕民主自由，實質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義性質，否定民主革命。”

從這一大段話，我們可以知道杜光先生的意思是，整個一部中國現代史應該重新評價，應該遵循清末憲政運動的路走下去，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革命運動，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一切都走錯了道路。

這里應該弄清一些最基本的歷史事實，清政府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背景是什么？是誰打斷了立憲運動的進程？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孫中山讓出臨時大總統的寶座給袁世凱僅僅是“道德光輝”嗎？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究竟在那里？這一百年的歷史是怎么走過來的？我們有沒有走錯路？這一百年歷史，中華民族究竟是前進，還是倒退了？只要把歷史事實客觀地擺清楚，其中的是是非非自然也就清楚了。

袁偉時、杜光、李澤厚、劉再復等先生的二篇文章所提出來的問題，都是涉及中國現代歷史帶有根本性質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依照杜光的說法，袁偉時教授報告提出的問題是“非常幽默，非常極端，又非常深刻”的問題，連用三個非常作為疊詞，那我們也應該非常非常認真地思考一下，他們所提供的結論，究竟是否正確。對任何事物的認識，都應該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所以我們應該先認真地講一講當時的歷史事實究竟是什么狀況，應該怎么來認識從清末以來中國的歷史發展軌跡。歷史、現實、未來這三者的關系總是環環相扣的，正確地看待歷史，是為了正確地評估今天并明確未來前進的方向和道路。歷史是客觀存在，是任何人也無法篡改的，篡改歷史，無非是為了依照他們的意圖欺騙不明真相的青年，從而達到他們改變歷史方向的目的。當然，這只能蒙騙一部分人，他們永遠不可能改變歷史繼續前進的步伐和方向。

三、清廷頒布的《憲法大綱》的“最精之大義”究竟是什么？

清廷頒布的《憲法大綱》原文還在，不是光緒皇帝，而是慈禧太后懿旨頒布的，這份《憲法大綱》“最精之大義”，“不外數端，一曰：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曰：君主總攬統治權，按照憲法行之；三曰：臣民按照法律有應得應盡之權利義務而已。其余節目皆以此為根本。”這就是清廷所頒布《欽定憲法》的宗旨，具體在憲法大綱一章，“首列大權事項，以明君為臣綱之義，次列臣民權利義務事項，以示民為邦本之義。雖君民上下同處于法律范圍之內，而大權仍統于朝廷。”故“君上有統治國家之大權，凡立法、行政、司法皆歸總攬。而以議院協贊立法，以政府輔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關于君上大權，其云：

“一，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君上神圣尊嚴不可侵犯。一，欽定頒行法律及發交議案之權，凡法律雖經議院議決，而未奉詔命頒布者，不能見諸施行。一，召集開閉停展及解散議院之權，解散之時，即令國民重行選舉新議員，其被解散之舊議員，即與齊民無異，倘有抗違，量其情節以相當之法律處治。一，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之權，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院不得干預。一，統率陸海軍及編定軍制之權，君上調遣全國軍隊，制定常備兵額，得以全權執行，凡一切軍事，皆非議院所得干預。一，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派遣使臣與認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一，宣告戒嚴之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一，爵賞及恩赦之權，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專。一，總攬司法權，委任審判衙門遵欽定法律行之，不以詔令隨時更改，司法之權操諸君上，審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詔令隨時更改者，案件關系至重，故必以已經欽定法律為準，免涉紛歧。一，發命令及使發命令之權，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議院協贊奏經欽定時，不以命令更改廢止，法律為君上實行司法權之用，命令為君上實行行政權之用。兩權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廢法律。一，在議院閉會時，遇有緊急之事，得發代法律之詔令，并得以詔令籌措，必需之財用，惟至次年會期，需交議院協議。一，皇室經費，應由君上制定常額，自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

以上是關于君主權力的規定，總之決策、司法、行政、外交、軍事、人事、財政、戒嚴幾乎所有國家的權力，都集中在君王一人手上，這里哪有什么三權分立，什么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杜光稱之為普世價值的東西呢？

關于臣民的權利義務，《憲法大綱》也有規定，其云：

“一，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資格者，得為文武官吏及議員。一，臣民于法律范圍之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準其自由。一，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一，臣民可以請法官審判其逞訴之案件。一，臣民應專受法律所定審判衙門之審判。一，臣民之財產及居住無故不加侵擾。一，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納稅、當兵之義務。”

總之，關于臣民的權利與義務都限定在君王欽定的法律范圍之內，這哪里有什么天賦人權的概念？

關于議院組織的相關條文，其云：

“一，議院只有建議之權，并無行政之責，所有決議事件，應恭候欽定后，政府方得奉行。一，議院提議事件，須關乎全國共同利害者，不得以一省尋常地方之事提議。一，君上大權所定，及法律上必需之一切歲出，非與政府協議，議院不得廢除刪削，其細目另于會計法內定之。一，國家歲入歲出，每年之預算應由議長協贊。一，行政大臣如有違法情事，議院只可指實彈劾，其用舍之權仍操之君上，不得干預朝廷黜陟之權。一，議院所議事件，必須上下議院彼此決議后，方可奏請欽定施行。一，議院有上奏事件，由議長出面具奏。一，議員言論，不得對朝廷有不敬之語，及誣蔑毀辱他人情事，違者分別懲罰。一，議員開會之際，議長有指揮警察整飭議場之權，如有違議院之法律規則者，議長得禁止其發言，或令退出議場。一，議員如有不合選舉資格者，由議長審查得實，隨時立予除名。”

這些關于上下議院議事的種種規定，最根本的是議院沒有決策權，只有建議權，決策權集中在君王手上。可以彈劾大臣，但沒有罷免權，用人權仍操于君王之手。一年的財政收支狀況，議院可以協贊，但沒有否決權，最終由君王定奪。議員在議院發表言論，亦受限制，那就是不得對朝廷有不敬之詞，更不用說對君王的非議了。總之，上下議院的議員只有參議的權力，這個參議也是有限的。至于議員的選舉，在選舉法上，對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亦有種種限制。

我們只要認真客觀地分析一下，這樣一篇《憲法大綱》，它追求的決不是公民之間自由、民主、平等的權力和權利，它的宗旨是為了鞏固君權需要服務的。中國近現代特別是二十世紀初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目標只能是，對外反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和瓜分中國的陰謀，對內推翻封建專制主義的清王朝，怎么能以這樣一篇《憲法大綱》作為它的出發點呢？認真讀一下這份《憲法大綱》，其中的是非應該不言自明了。所以，那些朋友要紀念這份大綱發布的一百周年，究竟能紀念它什么呢？

　　四、清廷《憲法大綱》的歷史背景、制訂過程及其頒布后的影響
　　
　　 也許我們應該了解清廷出籠這份《憲法大綱》的背景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制訂的，這份《欽定憲法大綱》頒布以后，對國內的政局究竟產生過什么實際的影響。弄清這些基本情況，或許有利于我們能夠對它比較客觀和正確地作出適當的歷史定位。
　　 欽定《憲法大綱》頒布于一九〇八年八月，我們只要排一下一九〇〇年以后的國內重大事件，便可知道欽定《憲法大綱》頒布的歷史背景了。我們都知道一八九五年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對日本的喪權辱國，促發了康梁戊戌變法的運動。一八九八年百日維新失敗，于是一九〇〇年發生了來自民間對抗列強侵略的義和團運動，結果是八國聯軍占領了北京，慈禧與光緒皇帝一起逃難到陜西的西安，清政府處于搖搖欲墜的狀態，聯軍占據北京整整一年，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一九〇一年清政府被迫簽訂了《辛丑條約》，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這一年我們面臨著列強瓜分中國的危險，如何救亡圖存這一最為迫切的問題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緊接著一九〇四年，在中國領土上爆發了日俄戰爭，日俄戰爭的目的是爭奪對我國東北地區的控制權，而清政府卻無奈地表示中立，聽任日俄雙方在中國東北屠戮中國人民。對于這場爆發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日俄戰爭，當時大部分人認為日本無法抵御疆域遼闊的俄羅斯，結果是日本取得勝利，俄國成為戰敗國。這在中國士紳中就形成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為日本之所以能以小克大戰勝俄國，是因為它經歷了明治維新，中國要自強也必須走變法的道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在于政制的改革，這樣立憲運動的起點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迫使清政府考慮政制改革的起因，還有國內的各種因素，一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不斷起義反抗的影響，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他在檀香山的華僑中成立興中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其宗旨。一九〇三年以后，在上海的愛國主義知識分子開始建立革命組織，如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等，最終成立光復會，在湖南則有黃興、陳天華等人組織的華興會。一九〇五年七月，孫中山到日本，各個地區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成立同盟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其政治綱領。海內外青年知識分子中革命勢力的興起，對清政府而言也是一種威脅和壓力，特別是革命黨人在內地發起的各次起義活動，對清廷的統治產生直接的威脅。如一九〇六年湖南萍、瀏、醴起義，一九〇七年廣西的惠州起義，光復會徐錫麟在安慶組織的安慶起義，廣西鎮南關起義等，正是這些風起云涌的群眾斗爭，促使清政府思考如何改革政制，避免被革命黨推翻的命運。另一個變化是在統治集團的上層，地方上的督撫大臣和上層知識分子在直接面對種種險象和危局時，也不得不考慮如何救亡圖存的問題。一九〇六年上海成立了憲政研究會，以馬相伯為總干事，其成員有張謇、鄭孝胥、湯壽潛等，以《憲政雜志》為其輿論陣地，梁啟超在一九〇七年發起建立政聞社，楊度在日本辦憲政講習會。這是清代上層知識分子企圖借憲政來達到自救的運動，這些人的活動也必然影響到那些地方上的督撫大臣，如當時的張之洞、袁世凱都受到這方面的影響。一九〇五年張謇與袁世凱有過一段對話，袁世凱的幕僚張一麐回憶張謇對袁世凱“力言各國潮流均趨重憲政”，“吾國若不改革，恐無以自列于國際地位，且滿漢之見，深入人心，若實行內閣制度，皇室退處于無權，可消隱患。”當時袁世凱未為所動，次日，又召張謇入見，“囑將預備立憲各款作說帖以進。”張謇這份說帖，就是后來北洋諸大臣奏請預備立憲的奏稿，實即張謇所擬，未易一字。在此之前，清政府高級官吏中已有駐法大使孫寶琦改革政體的奏文，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議請立憲之奏疏，兩廣總督岑春煊更是兩次奏請立憲。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慈禧太后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決定派人出國考察何謂憲政。請注意這件事是慈禧太后決定的，那時光緒被軟禁在贏臺，故此事與光緒無關。于是在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公元一九〇五年七月十六日）下詔派五大臣出洋，同時設立政治考察館。一年之后，五大臣考察歸來，連折敷陳各國憲法，認為必須立憲。這取得了慈禧的認可，她認為“只要辦妥，深宮初無成見”。這里有一點可以肯定，清末的憲政是從外面被動地移植過來的。那時光緒還處于軟禁狀態，清末的立憲新政與光緒皇帝風馬牛不相及，怎么能說繼承光緒皇帝、宣統皇帝的未竟事業呢？次年七月下達仿行憲政詔，光緒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七月，改政治考察館為憲政編查館，由其具體負責起草憲法大綱的工作。光緒三十四年，也就是一九〇八年的六月，由憲政編查館及資政院會奏，確定各省咨議局的章程及咨議局選舉的辦法，根據慈禧的懿旨，在八月頒布《憲法大綱》，確定九年之后召開國會，并頒布逐年具體籌備的事宜。這一年也就是九年計劃第一年的事宜，包括各省督撫籌備咨議局，頒布城鎮鄉的地方自治章程，同時還頒布了調查戶口的章程，清理財政的章程。從這個頒布欽定《憲法大綱》的歷史過程，可以知道它是清廷國勢日蹙，在外患和內憂的逼迫下，為了自救而被動地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那么清廷是否真有誠意來實施這個《憲法大綱》呢？
　　 我們知道《憲法大綱》頒布后一個多月，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相繼去世，而且光緒皇帝早于慈禧一天去世，現在通過檢驗證明光緒是被砒霜毒死的。為什么慈禧要在她去世前一天把光緒毒死呢？因為這份《憲法大綱》是把權力集中在君王手上，慈禧及后黨們怎么能讓光緒在她死后為戊戌變法翻案呢？怎么能讓流亡海外的康、梁這些帝黨重返朝堂呢？從這一點上也足見慈禧及其黨羽沒有真正實施憲政的決心和愿望。九年籌備事宜的規劃，實際上是清廷拖延立憲時間的一種手段。慈禧與光緒帝去世以后，清廷立溥儀為帝，由其父即光緒之弟載灃為攝政王。那時的宣統皇帝還是未成年的幼童，是隆裕太后抱在手上即位的，他對憲政又能知道什么呢？要后人來繼承宣統皇帝的未竟事業，不覺得可笑嗎？那時清廷實際執掌國家權力的是攝政王載灃。
　　 宣統元年二月，清廷宣示朝廷一定實行預備立憲維新圖強之宗旨。這一年各省的咨議局陸續成立，按照《憲法大綱》的規劃，要九年后才能召開國會。從宣統二年起各省咨議局以請迅速召開國會為中心開展了請愿運動。一九〇九年的十二月三十日，以張謇為首，十六省的五十一位代表在上海召集會議，通過了請愿書的文本，于一九一〇年一月十六日赴京，向都察院呈請愿書。從速召開國會的理由，是有了國會，“政府有催促之機，庶政始有更張之本。”在財政上，有了國會，人民能與聞政治，外交得以公開，人民能在財政上增加支持，以紓國難。這次立憲派的請愿活動還是得到部分地方督撫和駐外使節的支持，第一次請愿，攝政王載灃表面上肯定代表們愛國熱情，但仍認為民智程度不一，擔心速開國會，反致糾擾不安，故加以拒絕。同年六月，立憲派又發動了第二次請愿，請愿書的言詞更加激烈，表示若一日不開國會，法律必無效力。清廷仍然拒絕請愿者的要求，堅持“九年預備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議院”。于是請愿代表團預定在宣統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二月，進行第三次請愿，張謇建議在宣統二年宣政院開會時陳情。這次請愿團電告各省，“謂抵死請愿，無論如何危險，皆所不計。”清廷在各方面迫促之下，縮減預備立憲年限為六年，預定宣統五年召集國會，同時下令解散請愿團體，不許續請。大家還是不滿意這個結果，是否能即時召開國會成為請愿團與清廷之間的矛盾焦點，而由各省咨議局代表組成的請愿團背后有各省督撫的支持，這實際上是一個權力再分配的問題，請愿團代表的是各地在咨議局成立過程中興起的士紳及官僚資產階級，是他們對爭取自身權利的覺醒。張謇就是這樣一個代表人物，他既是一個實業家，又是一個官僚政客。清廷則是代表皇室至高無上的權力。三次請愿說明清廷對立憲運動召集國會議事基本是抱一個拖延的態度，皇室并不甘心讓出自己至高無上的國家權力。所以從三次憲政請愿運動失敗，究竟說明了什么問題，這一點應該是很清楚了。清末新政的憲政運動的失敗，難道真是被辛亥革命所打破的嗎？顯然不是，它的失敗，有其內在無法克服的原因。
　　 那么，這里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辛亥革命與清末的立憲運動究竟是怎樣的關系，立憲派在辛亥革命前后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客觀的歷史事實完全可以明確地回答李澤厚與劉再復二位先生在《孫中山評說》中所提出的問題。
　　
　　 五、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形勢
　　
　　 李澤厚先生說：“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那我們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還有必要嗎？只要想一想，一九〇八年清廷的《憲法大綱》并沒有挽救清廷的滅亡，但辛亥革命則開拓了共和國的新紀元。我們該紀念什么？這個問題已經很清楚了，辛亥革命也不是哪一位思想大師選擇在哪一天舉行的，是那時各種力量互動的結果，所以分析一下辛亥革命前后的國內形勢，看一下各個勢力集團如何推動這一事變的發生，及事后又如何推動它哪個方向發展。不管最終結局如何，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結束了至少在形式上結束了帝制，誰要公開復辟帝制，誰就一定失敗。新的歷史道路不是康梁開辟的，是孫中山和同盟會那樣的革命派開辟的，所以我們兩岸的同胞都不會忘懷辛亥革命的巨大歷史意義。為了弄清辛亥革命的本相，我們還是從辛亥革命前后的國內形勢說起，看看李澤厚先生究竟說得對不對？
　　 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去世以后，從形式上講還有一個宣統皇帝，那是一個幼童，清廷再也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人物，能夠掌控國家權力的全局，再也沒有凝聚力了，實際上出現了一個權力真空的短暫時期，這個時期不可能持久，權力再分配必然會通過各種事變演繹開來。從當時的形勢看，無非是這么幾股力量，一個是一部分地方督撫有武裝力量在背后支撐著他們，在北方也就是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南方則是各地的地方實力派。另一部分是憲政運動中崛起的各地立憲派，各地的咨議局是他們活動的基本地盤。這二股力量之間既有矛盾，也有互相依靠的因素。還有一股力量，那就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有同盟會，在內地則有華興會、光復會這些革命組織，他們有的與各地的會黨結合，有的則滲透在新軍中。清廷權力結構的存在，離不開武裝力量的支持，清代建國時靠八旗這支軍隊，以后靠綠營，再以后是靠湘軍和淮軍，以及李鴻章建立的北洋海軍。甲午戰爭以后這些武裝力量都已沒落，不足支撐大清王朝的危局，于是模仿西法，訓練新軍。這支新軍武器的配置和訓練方法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而這支軍隊的管理還是傳統的，士兵、軍官與將領之間存在著濃厚的人身依附關系。袁世凱通過小站練兵，及保定軍官學校扶植和培養起來的北洋六鎮，本質上沒有改變“兵為將有”的基本格局。攝政王載灃感覺到袁世凱的存在，北洋軍這支軍隊的存在，對清廷皇室的權力是一個威脅。慈禧與光緒皇帝去世以后，清王室實際上再沒有人能夠制衡袁世凱了，載灃想殺掉袁世凱，得不到奕劻和張之洞的支持，只能在一九〇九年一月發下上諭勒令其開缺回籍養疴。袁世凱雖然下臺，北洋將領卻仍然聽命于他，載灃實際上仍然沒有一支可靠的軍事力量來支撐清廷，這是辛亥革命后促使清廷迅速垮塌的一個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的導火線應該是四川保路運動的興起，孫中山曾經說過：“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要推遲一年半載。”一九〇九年咨議局在各地陸續成立以后，四川咨議局議長是蒲殿俊，副議長是羅倫、蕭湘，他們成了四川地區立憲派的領袖。蒲殿俊是進士出身，與湯化龍、譚延闿等兩湖地區立憲派的領袖同年，私交甚篤。蒲留日歸國以后，曾在郵傳部供職，短期參加北京憲政編查館工作，回四川以后，在成立咨議局的過程中，自然成為當地立憲派的領袖人物。當時郵傳部宣布鐵路國有政策，中央準備借款修路。清政府由于財政狀況緊絀，向外借款成為籌款的一個重要辦法，以路權抵押向外國銀行借款成為通行的辦法。蒲、羅等咨議局的成員反對鐵路國有化，自行組織川路公司，咨議局五人當選川路公司的董事會成員，爭路權一是爭咨議局的政治權力，二是爭筑路的經濟利益，這樣與四川當地的地方利益也結合起來，故護路運動迅速成為四川的群眾運動。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會成立，在成都發起罷課罷市抗議路權國有。九月五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設法誘捕蒲、羅等人，群眾齊集督署請愿，要求釋放所捕人員，趙下令開槍鎮壓，三十二人死亡，結果全川大亂，四川的護路運動成了群眾性的革命運動，四川局勢失控。
　　 武漢地區的新軍，由于革命力量和思想的滲透，新軍中先后出現了振武學社、文學社、共進會這些革命團體，參加這些社團活動的多達三千人。對新軍的失控是清政府的致命傷，四川因護路運動而局勢不穩時，準備從湖北調軍隊進川鎮壓，為武昌新軍起事準備了客觀條件。湖北新軍中，有組織的革命黨達二千余人，同情者達四千余人。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密謀起義的機關及其領導人孫武，因制造炸彈意外爆炸被捕，起義計劃暴露，同時被捕的有二十多人，革命黨人被迫在十月十日提前起義，新軍工程八營攻下楚望臺軍械庫，迅即占領武昌，次日漢口、漢陽亦相繼光復。湖北武漢三鎮的起義，撕開了清廷統治的缺口，到十一月下旬，清廷所轄的二十四個省區，有十四個省宣布獨立，脫離了滿情政府的統治。這個過程實際上是各省的立憲派與革命派共同行動的結果，如武昌起義以后，是咨議局的議長湯化龍支持促使局勢迅速穩定，是他促使黎元洪接受都督的職位。湖南的獨立，最早是革命黨人焦達峰任總督，他被殺以后，是咨議局局長譚延闿任總督，革命黨與立憲派的聯合，穩定了湖南的局勢。廣西的獨立是革命黨人與咨議局議長德藩等說服巡撫沈秉坤、巡防營統帶王芝祥一起同意宣布獨立，這是兩派聯合與當地執政者協商解決的。廣東、福建、浙江的情況基本相似。江蘇的情況有些特殊，江蘇咨議局的議長是張謇，武昌起義當天，他在漢口料理大維紗廠的事務，他離開武昌到安慶去時，正是武昌起義的時候，他立即直奔江寧，要求鐵良出兵鎮壓武昌起義，鐵良沒有同意。他于是到蘇州找巡撫程德全商議，去電北京，要求速開國會，改組皇族內閣。武昌起義后十多天內，他還想著挽救清政府的崩潰，到了十一月中旬，眼看大勢已去，他又轉向革命派，贊成共和了。在一個月之內，張謇的政治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一方面出于立憲運動三次請愿對清政府的失望，而與革命派聯合，又寄希望掌握兵權的各地實力派能一起維護時局的穩定。故立憲派成為搖擺在南方實力派及北洋軍閥與革命派之間的中間力量，他們幻想依靠實力派的武裝力量，真能與革命派一起在中國走議會政治的道路。而南方實力派與革命派走得比較近，北方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則以清廷作為籌碼，與革命派討價還價，謀取自己在全國權力的支配地位。他們追逐的是如何“合理合法”地攫取國家權力、地方權力，至于政治主張那都是他們用來忽悠百姓的一種手段，他們與立憲派、革命派之間的周旋，實際上是玩弄權術，尋找機會擴大自己的地盤和實力。
　　 對清廷最致命的一擊是上海和蘇州在十一月四日和五日相繼宣布獨立，與湖北的革命運動相呼應，十二月二日，革命軍光復江寧，這樣出現南北對峙的局面，清廷能依靠與南方對峙的力量就只有掌握北洋新軍的袁世凱了，而袁世凱又是騎墻的態度，把清廷作為與南方討價還價的籌碼。革命派在這次武昌起義以后，他們的政治主張是什么呢？宋教仁很快抵達武漢，十一月九日，他在武漢起草了《中華民國鄂州約法》，在這部約法中規定了由都督任命的政務委員、議會、司法機關，規定了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論、集會、結社、信仰、居住、私有財產和自由營業的權利，百姓有選舉與被選舉、納稅、當兵的權利和義務，法律由議會制定，議會的議員由民選議員組成。《鄂州約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多地反映所謂民主、自由、平等這些帶有普適性的價值取向，那是清廷《憲法大綱》所無法比擬的。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十一個省的二十三位代表召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十二月三日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這部組織大綱規定共和國實行總統制，臨時大總統由都督府代表選舉，參議員由各省都督府所派的參議員組成，參議員的職權包括立法、表決每年財政上的預決算、議決稅法、幣制、公債等事項。大總統負責對外宣戰、媾和、締約，任用各部長、外交專使。中央分設外交、內務、財政、軍務、交通等部。國民大會由大總統負責。漢陽失 守以后，各省留滬代表決定以江寧作為臨時中央的所在地，江寧改稱南京。十二月中旬，十五個省的代表抵達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自國外回到上海，二十九日來自十七省的四十五位代表組成各省都督府聯合代表會，在討論政府制度上，宋教仁主張內閣制，孫中山堅持總統制，大家傾向于美國式的總統制，總統是國家的象征，在非常時期應由總統獨攬全局。十二月二十九日選舉臨時大總統，一省一票，孫中山得了十六票，當選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的一月一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就職時，提出了五個統一，即民族、領土、軍政、內治、財政之統一，定國號為中華民國。一月三日，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一月二十八日，由各省代表成立臨時參議員，成員包括來自十七個省的三十八位代表，會上決定起草《臨時約法》，三月八日由臨時參議員一致通過。三月十一日，由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的身份正式對外公布，共七章五十六條。它宣布“主權在民”，即中華民國的主權屬于全體國民，中華民國的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臨時約法》規定了中華民國的人民享有七項自由權，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之住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享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有言論、著作刊行及其集會、結社之自由；有書信秘密之自由；有居住遷徙之自由。這次《臨時約法》將總統制改為內閣制，大總統雖有總攬全國政務的權力，但必須受制于內閣。大總統頒布的法令，必須得到內閣總理和相關國務委員的副署。《臨時約法》所以由總統制改為內閣制，如果南北和議，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讓位于袁世凱后，以便借助于內閣制限制袁世凱專權。如果把《臨時約法》與清末的《憲法大綱》作一比較，究竟哪一部憲法，在人民民主、平等、自由這些價值取向上更向前邁進一步，已經不言而喻了。我們怎能把辛亥革命后產生的《臨時約法》置于一邊，而去繼承一九〇八年的《憲法大綱》呢？在這件事上的是非難道還不清楚嗎？杜光在文章中所說的要我們現在還要去繼承光緒皇帝和宣統皇帝的未竟事業不顯得荒謬和滑稽了嗎？問題是這些人民民主的權利，不是有了法制規定，就能完全付諸實施的。

六、孫中山的讓位于袁世凱是出于“道德光輝”嗎？

李澤厚與劉再復把孫中山讓出臨時大總統給袁世凱說成是“道德光輝”，那僅僅真的只是道德的“光輝”嗎？是不是不主動交出權力的人，“道德”就不“光輝”了嗎？這些事還得放在當時歷史的具體情況來分析。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凱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孫中山回國以后就任臨時大總統時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同盟會內部處于怎樣的狀況，立憲派在革命陣營內部處于怎樣的狀況，清廷為什么會遜位，要弄清楚這些問題，才能理解孫中山為什么把臨時大總統讓給袁世凱，讓給袁世凱以后結果究竟如何？那又是一回事。從歷史發展看，這樣的“道德光輝”究竟要得還是要不得呢？這在我腦海里都是一連串疑問，不回答這些疑問，我怎敢對李澤厚和劉再復所贊賞的“道德光輝”表示茍同呢？

我們不妨先觀察一下袁世凱這個人當時的地位和狀況。我們知道袁世凱是一九〇九年一月被載灃下令“回籍養疴”的，其實他根本沒有什么病，要他下臺是剝奪他的權力，讓他在家閑住，然后把他在朝廷的親信逐個除去，如趙秉鈞休致，唐紹儀被迫乞休，王士珍以病自請開缺。問題是袁世凱在清廷的人脈關系太深太廣了，地方督撫和帶兵的將軍很多皆為其私屬，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鏟除的。至于北洋各鎮管帶也不是清廷滿洲親貴所能隨便插足的，他們又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一旦有事，這些親貴們便驚慌失措了。四川保路運動的興起，清廷便如驚弓之鳥，慌不擇路，端方便奏請啟用袁世凱代替四川的趙爾豐。清廷還沒有來得及考慮端方的建議，武昌起義使清廷更加震驚，朝廷內外都認為非袁世凱不能收拾殘局。而袁世凱則把時局動蕩看作自己東山再起千載難逢的機會。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十一日是他五十二歲生日壽辰，正是雙喜臨門，他在那里大擺壽宴，親信聚集，冷眼相看清廷危機四起。他裝模作樣地停辦壽宴，表示“此亂非洪楊可比”，“收拾殘局舍我其誰。”東山再起的時機到了，現在是如何向清政府要價的問題。清廷要袁世凱出任湖廣總督，直接鎮壓武昌起義。然而清廷給他的這點權力，并不能滿足袁世凱的勃勃野心，拿武昌起義來要挾清廷給他更多權力，啟用那些被開缺的舊屬，為此他把已開缺的王士珍、張錫鑾、倪嗣沖、段芝貴以及仍在位的舊部馮國璋等都找到彰德來商量對策。于是袁世凱向清廷提出明年開國會，以拉攏立憲黨人，組織責任內閣，以便自己獨攬大權，并保證足夠的軍費。故武昌起義本身給袁世凱東山再起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逼迫清政府把全部軍政權力交給袁世凱以平定南方的革命運動。到了十月三十日，他方才決定南下，進駐湖北孝感，親自督促北洋軍猛攻漢口。十一月一日攻占漢口，既給革命軍一個下馬威，同時又迫使清廷解散皇族內閣，授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這樣他回到北京，重新組閣，閣員皆是他的黨羽和舊屬，又請在南方的張謇做工商大臣，以分化南方革命陣營，謀求立憲派對他的支持。以梁啟超為司法副大臣，表示愿與流亡海外的立憲派合作，從而分化南方的革命力量，以便在南北和議中，進而分化瓦解南京臨時政府。由此可見，辛亥武昌起義前后，袁世凱充分利用這次機會，以北洋六鎮的實力作后盾，要挾南北雙方，謀取國家的最高權力。故陳伯達講袁世凱是竊國大盜，此話并不為過。

講了袁世凱的表現，那我們不妨再觀察一下革命陣營內部立憲派的態度。那個時期立憲派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過于張謇了，張謇是清末最后一個狀元，在江蘇他是工商界新興的實力派人物。，他在清末政界的各個方面都有深厚的人脈關系，他與袁世凱早有交往，二人私交頗深，他又與贊助立憲的江蘇巡撫程德全是知己好友。所以他自然成為江浙一帶立憲派的中心人物，武昌起義以后，他從反對轉為參預，那是由于看到清廷大勢已去，他希望通過南北和議犧牲清廷來幫助袁世凱收拾殘局，從而在全國避免兵亂，盡早出現一個安定的局面。十月十五日，張謇曾在趙鳳昌的私宅惜陰堂與袁世凱親信趙鳳昌、沈思孚等商定從擁袁開始，先促成袁為內閣總理，然后再在南北和議中，擁戴袁世凱為共和國的總統。為此張謇既可以通過趙鳳昌與袁世凱聯系，也可以與袁世凱密電往來。而江浙的立憲派在南京臨時政府中又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南北和議的過程中，張謇的密電明確告訴袁世凱，“甲日倘退，乙日擁公”換一句話說只要清政府遜位，南方的臨時政府立即推選袁世凱為臨時政府大總統。張謇的這個態度，幾乎是革命陣營中所有立憲派成員最基本的態度。南京臨時政府內部立憲派的態度既然如此，那么革命派內部的狀況又如何呢？

武昌起義以后，是黃興擔任湘鄂聯軍的總指揮，漢陽一戰，南方的革命軍被北洋軍打敗，漢陽失守，黃興迫于漢陽龜山上北洋軍的炮火，主張放棄武昌，而且武昌都督府也因中炮起火，武昌處于一片混亂之中，但袁世凱并不下令渡江，提出南北和議。各省代表到達南京以后，準備組織臨時政府，這時代表們認為大總統的位置應該留給袁世凱，選舉大元帥代行總統的職務，先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此議被黃興拒絕。十二月十八日，唐紹儀作為北洋軍的代表，伍廷芳作為民軍的代表，在南京簽訂停戰協議。伍廷芳聲明，談判必須以承認共和為前提，同時暗中告訴唐紹儀，只要袁世凱逼迫清朝宣統皇帝退位，南方一定將大總統的位置留給袁世凱。在這個背景下，孫中山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國，二十九日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這一政治姿態實際上是用來向袁世凱施加壓力的手段，所以孫中山宣誓就職以后，立即電告袁世凱，只要他贊成共和，便立即讓位于他，請他來南京當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為什么那么軟弱，一是因為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作后盾，在軍隊的戰斗力上不如袁世凱的北洋軍。二是革命陣營內部陣線復雜，既有立憲派在內部與袁世凱遙相呼應，革命派內部在組織上亦無法統一。如在江浙的章太炎、蔡元培等光復會成員，與同盟會合作得很好，而同盟會內部卻無法做到團結一致、齊心協力。在沒有強大軍事實力支持的背景下，孫中山能做的只是希望臨時約法能牽制和制衡一下袁世凱，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是南京各種力量共同確定的方針。孫中山在辭職的咨文中提出了三項條件，一是臨時政府設在南京，二是參議院選舉新總統到南京就職時，孫中山與國會才正式辭職，三是新總統必須遵守臨時政府的約法，臨時政府已經頒布的政策法令袁世凱必須遵守。孫中山想用這三條來約束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時，不至于過于出格。這樣一紙文書，能約束得了以北洋軍作為后盾的袁世凱嗎？顯然不可能。袁世凱只要稍微玩弄一下手腕，這些約定很快就煙消云散了。一九一二年的二月下旬，南京政府派蔡元培等人為專使，前往北京迎袁世凱南下就職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搞了一次兵變的游戲，就迫使蔡元培等接受袁世凱在北京就職了。故孫中山辭讓臨時大總統并不是什么“道德光輝”的高尚行為，而是袁世凱陰謀的步步得逞，迫使孫中山不得不讓位于他。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后盾，什么“臨時約法”，內閣負責制，召開國會，制定憲法，說到底都是一句空話，都無法改變袁世凱竊取國家權力的既定方針，人民在掌控國家權力的問題上，從來不是個人有沒有什么謙遜的道德光輝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如何掌控國家權力的問題，歷來都是由階級和階層力量對比所決定的，今天來宣講孫中山的“道德光輝”究竟要誰來謙遜地讓出國家權力呢？這個問題李澤厚和劉再復沒有明說，但人們也可以意會得了。行文至此，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孫中山辭讓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就職之后，中國的政局究竟一步一步走向何方呢？

七、民國初年的多黨制試驗

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袁世凱在北京致電參議院，表示愿遵照參議院所定的辦法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次日參議院復電承認，并為此通電布告全國。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由蔡元培代表參議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孫中山致祝誓。依照《臨時約法》的規定，由袁世凱提名總理人選，然后組織責任內閣。袁世凱提名唐紹儀為內閣總理，孫中山代表同盟會表示不能接受，因為那時同盟會是參議院中第一大黨，經立憲派代表趙鳳昌協調，采取折衷的辦法，由唐紹儀加入同盟會解決這個矛盾。表面上是同盟會這個多數黨組閣，實際上是北洋實力派在組閣。于是唐在二十五日到南京組閣，三十日發表內閣人選，外長是陸征祥，內務部長趙秉鈞，陸軍部長段祺瑞，海軍部長劉冠雄，財政部長熊希齡，司法部長王寵惠，教育部長蔡元培，農林部長宋教仁，工商部長陳其美，交通部長由唐紹儀兼任。在組閣過程中，革命黨人要黃興擔任陸軍總長，袁世凱怎肯放棄兵權，改為黃興擔任南京留守，統率南方各省陸軍。這樣一個內閣，袁世凱把持了外交、陸軍、內務、海軍四個部門，財政亦在立憲派手中。這樣一個內閣是混合內閣，袁世凱北洋軍系及立憲派在內閣中占了優勢，天然注定了這不可能是一個穩定的內閣。三月間解決了內閣成立的問題，四月上旬南京臨時參議院遷到北京，依照《臨時約法》議員由民選，每省五人，議員總額為一百二十六人，實際只選出一百十八人。二十九日舉行開院典禮，到會的僅七十一人，五月一日完成了新舊議會的交替。這樣一套參議院的班子，這樣一個內閣組織，民國初年在袁世凱手下能不能走上正規的民主議會政治道路呢？答案顯然不是依靠理論上邏輯推理所能成立的，因為這一套從法國移植過來的議會和責任內閣制度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實在是水土不服。不妨去看一下民國初年政黨的情況，看看作為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是如何控制內閣和操縱各個黨派在參議院活動的情況。

民國初年的政黨組成狀況，在參議院無非是兩大派，以同盟會為代表的激進派，以原立憲派為代表所組成的各黨為保守派，但兩派之間的陣線并不清晰，當時由于各派勢力不斷反復重組，所以那些頭面人物跨黨的很多，有的出于本人的意愿，有的不過是被一些政黨派別拉去裝點門面而已。如伍廷芳、黃興有十一黨籍，黎元洪、陳建章有九黨籍，熊希齡、趙秉鈞有八黨籍。后來那個曾任國務總理的趙秉鈞說過：“我本不曉得什么叫黨的，不過有許多人來勸我進黨，統一黨送什么黨證來，共和黨也送什么黨證來，同盟會也送得來。”可見那時政黨活動混亂的狀況。趙秉鈞原來就是袁世凱的心腹，其實趙秉鈞心里只認一個主子，那就是袁世凱，什么黨不黨的問題，在他心目中，只不過是參議院里玩的政治游戲而已。

臨時參議院到了北京以后，在參議院的黨派組成上，激進派的同盟會自然成了第一大黨，由唐紹儀組閣，他參加同盟會，形式上也就成了政黨內閣。同盟會本來是一個秘密的革命組織，辛亥革命以后，其本部由東京遷至上海，孫中山是同盟會的總理，任臨時大總統時，由汪精衛擔任總理。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后，仍由孫中山為總理，由黃興和黎元洪擔任協理，由汪精衛任主任干事，理財部是居正當主任干事，政事部是宋教仁當主任干事。孫中山卸任臨時大總統以后，熱衷于國家的鐵路建設，撰寫《建國大綱》，那時表示自己“不廁身政界，專求在社會上作成一種事業”。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向袁世凱表示，“十年之內，大總統非公莫屬。”并且說：“孫中山十年之內負責造二十萬里鐵路，大總統練兵百萬，必能使中國富強起來。”袁世凱微笑地說：“辦鐵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練精兵百萬，恐非易易耳。”于是袁世凱委孫中山全權籌劃全國鐵路，組織鐵路總公司，每月給孫中山三萬高薪，而且孫中山與黃興都主動勸袁世凱加入國民黨，被袁世凱所婉拒。從孫袁之間的交往，可以知道孫中山對袁世凱的本質缺乏認識，對即將面臨的政治危機毫無思想準備。那時汪精衛出國考察，同盟會的政事都由宋教仁操辦。宋教仁清末流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法，醉心于西方的議會制度，認為只要把西方的議會制度和政黨內閣搬到中國來，中國的政治就會走向正軌了。他認為這是國家在政治體制上最理想的設計，所以他努力要把同盟會、后來重組的國民黨發展成為第一大黨，爭取在國會選舉中取得多數席位，然后真正實現責任內閣。要實現權責能三位一體的責任內閣，必須有強大的政黨作為后盾，所以民國初期激進派中最活躍的政治家，反而不是孫中山和黃興，而是從事黨務活動的宋教仁。他接替汪精衛擔任同盟會總務部主任干事后，與那些小的黨團，若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黨團組織合并成立國民黨，出任代理理事長，到處拉人入黨。孫中山與黃興想拉袁世凱參加國民黨便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怪現象，他們一點也認識不到決定這些政治游戲命運的是袁世凱直接掌握的軍警實力。選舉和松散的黨派組織不可能形成政黨活動強大的實力后盾，民眾參預政治活動的積極性，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高，表面上的轟轟烈烈，掩蓋了中國議會道路極端虛弱的本質屬性。

在國民黨成為參議院第一大黨的過程中，原來保守的立憲派也在努力合并小黨，以便在參議院形成能夠與國民黨抗衡的第二大黨。江浙地區原來光復會的章太炎和立憲派張謇在民國初年發起成立統一黨，以章太炎、張謇、程德全、熊希齡為理事，以黎元洪為中心的民社。國民協近會、國民公會合并改組為共和黨，這二個黨派一度在參議院中的勢力和影響幾乎與同盟會并駕齊驅。此外還有共和統一會、國民共進會聯合在南京成立統一共和黨，以蔡鍔、王芝祥、孫毓筠為總務干事在參議院成為第三大黨，占有二十議席。梁啟超也在幕后設法操縱把小黨合并成大黨，經過一陣湊合，國民協會、共和統一黨、共和促進會、共和建設討論會、國民新政社這些小黨合并為民主黨，以第三黨自居。民國初年那么多林林總總的黨團，經過不斷的分化組合，這樣在參議院便形成國民、共和、民主三大黨鼎立的局面。這樣組成的政黨，缺乏明確的政治綱領和嚴密的組織紀律，跨黨的人很多，這樣組合起來的政黨，由于缺乏足夠的群眾基礎，很難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一旦遇到重大的斗爭，在軍警的壓力和沖擊下，便會頃刻瓦解。袁世凱讓他們充分表演以后，當群眾厭倦了議會政黨中的政治游戲時，也就是他從根本上收拾政黨政治，恢復帝制的時刻。

八、走馬燈似的三次內閣改組

民國初年除了在參議院有熱鬧的政黨游戲之外，還有一個走馬燈似的政黨內閣的問題。《臨時約法》規定：“臨時大總統任命文武職員及外交大使、公使，須得參議院同意。”那就是內閣的任命必須是總統與參議院雙方協調的結果，而總統重大人事任命又需內閣附署，才能生效。北京臨時參議院時期，先后有唐紹儀內閣、陸徵祥內閣、趙秉鈞內閣走馬燈似的更換組閣。唐紹儀是袁世凱北洋系的心腹，是袁世凱一手提拔培養起來的，所以袁派他作為代表與南方代表伍廷芳談判南北和議的問題。他組成的內閣是混合內閣，參加同盟會，使其內閣多少具有政黨內閣的色彩，盡管兵權、財權、外交權都在北洋系手中，而在唐紹儀內閣中還有四名同盟會的代表。迫使唐紹儀辭職的原因主要有二條，一條是財政預算上的問題得不到參議院的支持，另一條是原來的直隸總督王芝祥，雖然不是同盟會的成員，是統一共和黨的人，但與同盟會在思想觀念上比較接近。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酣睡，袁世凱反對王芝祥任直隸總督，未經唐紹儀附署便發出任命馮國璋為直隸總督的委任狀，把王芝祥調往南方。這當然侵犯了唐紹儀的行政權力，為此唐紹儀出走天津，唐內閣倒臺。

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袁世凱任命前外交總長陸徵祥為總理，當時共和黨表示支持，同盟會也不反對，故陸徵祥總理的職務，在參議院表決時，有七十四票同意其出任總理，并著手組織內閣。但是陸徵祥在參議院發表施政演說時，一口吳語，講得猥瑣支離，引起議員們的廣泛不滿，他提出六個內閣成員，周自齊、章宗祥、孫毓筠、王人文、胡惟德、沈秉堃，在參議院投票表決時，沒有一個人能超過半數四十九票，結果內閣被參議院推翻了。議員倒閣是成功了，但六總長被否決的消息傳出后，輿論一片嘩然，參議院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參議院反而成為被民眾責問的對象。輿論認為議員受委托而不盡職，不能聽任議員專制之惡習，甚至如同盟會的《民立報》也對此次倒閣抱批評的態度，袁世凱也通過這次倒閣事件取得了輿論優勢，各地的地方實力派紛紛表示支持袁世凱設法壓服參議院。袁世凱表示此次提出閣員，能勝任閣員的人還有很多，參議院再不通過，政府可以再提。同時袁世凱還約見參議員進行疏通，軟硬兼施。沒有院外群眾和社會輿論支持的參議院只能屈服于袁世凱的壓力之下，七月二十六日參議院再次投票時，換了一些人，陸徵祥內閣總算順利通過。這件事說明紙面上法律條文，如果沒有相應的實力作后盾的話，它不可能給參議院帶來任何力量，他們不得不屈服于來自地方實力派和社會輿論的壓力，加上袁世凱以北洋陸軍作為后盾，他們對袁世凱無可奈何，這就是這個時期議會道路最為悲哀的地方。西方的那套議會政治，到了中國只能中看不中用。陸徵祥內閣就職時，發生了張振武案。張振武是武昌起義的元勛，與黎元洪之間存在矛盾。張振武到達北京時，黎元洪致電袁世凱請求逮捕張振武和方維，張、方二人遭逮捕后被秘密殺害。此事本與陸徵祥無關，但在連帶責任聲中，陸徵祥宣布辭職，八月二十日，由趙秉鈞代理總理。參議院責問袁世凱，而孫中山主張以大局為重，應該繼續信任袁世凱，履約與袁世凱面談，幫助袁世凱度過了這次信任危機。黃興勸趙秉鈞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支持趙秉鈞組閣。九月二十五日，趙秉鈞出任總理，名義上出現了所謂國民黨內閣。同時趙秉鈞又是袁世凱的心腹，所以也能得到共和黨的支持，參議院與內閣之間暫時出現了比較融洽的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這三次內閣改組名義上是同盟會或者國民黨的內閣，實際上內閣總理都是袁世凱的人，內閣大臣掌握軍政實權的也都是袁的人，這是袁世凱能夠容忍在參議院玩組閣游戲的根本原因。到了一九一三年，面臨著國會大選，接下來尖銳的矛盾和沖突都是圍繞國會的選舉展開的。為什么會有更尖銳的矛盾爆發呢？因為國會選舉結果，如果一黨獨大，勢必出現以執政黨為主的責任內閣，那袁世凱大總統的權力勢必被架空，這是袁世凱無法容忍的。另一方面當時參議院是根據《臨時約法》由各省推選產生的臨時機構，所以他這個大總統的位置也是臨時的，大總統要由臨時轉為正式，必須經過國會選舉產生。所以袁世凱要鞏固自己總統的地位，離不開國會的大選。

九、國會的選舉與宋教仁被暗殺

《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規定：“本約法實行后，限十個月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其國會之組織及選舉法，由參議院定之。”因此根據這項規定，應該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以前召集國會。要召集國會，必須要有《國會組織法》，國會包括眾參二院，眾議員由人民直接選舉，參議員由各省議會選出，這樣需要有《眾議院議員選舉法》、《參議院議員選舉法》，因而要規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選區的劃定，二院之間權限的劃定。一九一二年八月四日，參議院才完成這三部法律的制訂，八月十四日，袁世凱公布了這三部法律。這是中國直接從西方引進的現代選舉制度，選民的資格雖有種種限制，直接選民也有四千萬之多。這樣一個當時全世界最大規模之一的選舉，連必須具備的人口普查也沒有，故實際選舉的過程便很難規范了。這次選舉是在一九一二年底到一九一三年初進行的，每個選區包括若干個縣，而具體的投票站設在鄉村的集市。選舉分初選與復選二次，初選當選的候選人集中到區內中心縣市參加復選，選出眾議員和省議員，各省的省議員大體上有一百余人，眾議員全國共五百六十九人，而參議員則由每省選出十名參議員為全國的參議員，加上蒙古、西藏、青海及華僑所選參議員，法定的人數為二百七十四人。從選舉的過程看，各地具體選舉的過程當然會出現各種舞弊的現象，在競選中也會出現肢體接觸和碰撞動作。四千萬選民的選舉從當時講畢竟是一件盛事，各政黨發揮了巨大的組織作用，孫黃與袁世凱有過十三次談話，給民眾產生了良好印象。對國會選舉最為重視的還是國民黨，宋教仁全力以赴地去各地投入競選演說，希望通過這次國會選舉取得多數席位，利用政黨內閣真正掌握國家政權。他竭力使國民黨保持溫和的形象，消除過去那種反對現政府的激進的反對派色彩，適應了多數選民的要求。一九一三年的這次選舉，選出的國會議員，只有國民黨和立憲派的進步黨，但北洋派和地方實力派沒有積極參預這次選舉，所以在國會里他們沒有相應比例的代表，因而選舉結果產生的政治格局與當時各派政治力量的實際狀況并不一致。袁世凱在選舉結束后發現國民黨擁有國會大多數席位，完全可以憑借多數議席組織政黨內閣，合法地從自己手中奪取政府權力。北洋軍人集團是一個家長制的軍政集團，一切唯袁世凱馬首是瞻，在袁世凱心目中，怎么能容忍宋教仁來組織國民黨單一的政黨內閣？怎么肯把軍政大權拱手讓出呢？這個時候的宋教仁勢必成為袁世凱的眼中釘、肉中刺，非除之不可。暗殺宋教仁便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組織暗殺的是應桂馨，實際在背后指使的是洪述祖，洪是內務部的秘書。這樣往深處追究的話，總理趙秉鈞也脫不了干系。策劃暗殺是在上海進行的，宋教仁遇刺時間是在一九一三年三月三十日，地點是在上海火車站，黃興與其同行，宋教仁身中三槍，被刺身亡。當時國務院總理趙秉鈞獲悉宋遇刺身亡時，大驚失色，當即離座，自言自語：“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哪能算人？”可見那時趙秉鈞的第一反應是覺得對這件事難以擺脫干系。洪述祖是內務部秘書，過去是趙的下屬，國民黨直覺反應這是袁世凱下令干的。這樣大局急轉直下，國民黨與袁世凱走向決裂，國會形勢也開始發生急劇變化，議會政治、政黨內閣的幻想破滅了。

宋案發生后，各方呼吁調查事實真相，應桂馨、洪述祖先后被捕，趙秉鈞無法擺脫干系，他背后的主使者當然是袁世凱。黃興追悼宋教仁的挽聯寫道：“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趙秉鈞，我說是袁世凱。”在那樣情緒激動的情況下，孫、黃堅決主張非去袁不可，于是發動挽救共和的“二次革命”。盡管如此，宋教仁案的真相還等待調查，國會還得照開，國民黨還不能與袁世凱公開決裂，還得在國會中爭取多數。宋教仁被刺以后，國民黨在國會中失去了有力的領袖，國會議員中的國民黨員，脫黨退黨的很多，一方面害怕袁世凱的進一步迫害，另一方面害怕孫中山、黃興的過激反應，使孫、袁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國會選舉結束前，從袁世凱講，他這個大總統還是臨時的，要轉正需要通過國會的選舉，同時國會還要制訂正式的憲法，所以還得盡量維持國會運行。袁世凱開始分化瓦解國民黨在國會中的多數，扶植立憲派三黨合并，使他們成為國會中的多數黨。在袁世凱心目中，這一切都是形式，只是政治游戲而已，他依靠的始終是北洋系的軍事實力，如果國會走過場的活動一切依照他的意圖完成，他就會撕破臉面一腳踢開國會，開始上演恢復帝制的鬧劇了。袁世凱一味依靠手中的軍事實力，不把民心民意放在心上，這也是他最終走向失敗的根本原因。

國民黨在兩院選舉中占據優勢的形勢明朗之后，國會中立憲派又是如何思考和應對這個局面的呢？他們如何挽回自己敗局的呢？他們從哪兒去尋找支持自己的力量呢？那時立憲派在國會中的共和、民主、統一三黨便在醞釀合并以便將來在國會中與國民黨抗衡，因為議員五百九十人中，國民黨有二百六十余人，共和黨有二百四十余人，民主黨有三十余人，統一黨有六十余人，三黨合并為進步黨，那么在國會中還可能與國民黨抗衡，他們希望袁世凱也加入進步黨，梁啟超在三月十五日的信中，便曾講到“黨事大有進步，項城入黨已決”。這說明立憲派需要袁世凱的支持，才能在國會黨派斗爭中有所作為，而袁世凱也需要立憲派在國會中制衡國民黨的優勢。宋教仁案發生后，袁世凱為了避免過于刺激國民黨，參加立憲派共和黨的打算只能暫時擱淺。國會開幕以后，立憲派的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并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四月八日國會開幕，在兩院的預備會上，國民黨與其他三黨圍繞如何選舉議長的問題發生激烈爭吵，輿論焦點在議長選舉究竟記名還是不記名上，國民黨主張記名投票，可以監督本黨的議員，而三黨主張不記名投票，可以分化國民黨的議員。四月下旬的十天中，由于部分國民黨議員的叛離，國民黨在眾議院失去了多數的優勢地位。四月二十五日參議員進行議長選舉時，國民黨的張繼得到一百二十九票，王正廷得到一百二十七票，二人順利當選參議院的議長和副議長，而眾議院投票的方法通過三黨的無記名投票，經過二輪的對決，至四月三十日，三黨的代表湯化龍當選為議長，國民黨的代表吳景濂少了數票而未能當選，說明這個時期十多名國民黨的眾議員被袁世凱收買而倒戈。

四月二十六日，眾議員選舉議長，國民黨公布了宋教仁被刺案的相關證據，把矛頭直指袁世凱，南方國民黨控制的報紙已經公開號召推翻袁世凱，并且派人到各地動員軍隊，為起兵作準備。各地支持袁世凱的軍官也早已把這方面的信息傳遞給袁世凱，告訴他國民黨準備起兵的圖謀。因為南方實力派中，有一部分還不是袁世凱所能完全控制的，袁世凱為了應對南方軍事力量的威脅，拋開國會，以鹽稅為擔保，直接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了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借款合同。雙方劍拔弩張，都在等待合適的時機，立憲派三黨夾在中間，形勢促使他們加快了三黨合并的步伐。五月二日，進步黨在《亞細亞日報》上公開指出“國民黨確有謀叛民國之陰謀”，在輿論上給予袁世凱公開支持。五月三日三黨發表了合并宣言，十三日發表進步黨的黨章，二十九日召開成立大會，選舉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啟超、張謇、伍廷芳、孫武、湯化龍、蒲殿俊等為理事，立憲派著名人物皆名列其中，實際上主持黨務的是梁啟超和林長民。袁世凱面對這樣的形勢，也一度企圖建黨，從而在國會中擁有北洋系實力派的代表。刺殺宋教仁案的問題還停留在司法層面，國民黨二次革命還處于醞釀階段，國會議論的焦點自然集中在《善后借款合同》上。四月二十九日，參議院經過激烈辯論，通過了否認大借款合法性的提案，五月五日眾議院也決議退還政府關于大借款的《中國善后借款合同查照備案》，這等于否認了大借款的合法性。立憲派三黨雖然在議長選舉中獲勝，取得了眾議院多數席位，但在大借款的問題上仍然無法給袁世凱政府幫忙，因為進步黨議員對袁世凱無視國會權威擅自簽約也深表不滿。盡管袁世凱的北洋系實力派對國會已完全失望，但袁大總統的選舉，憲法的制定還離不開國會，所以還只能隱忍與國會周旋。這種狀況也決定了從西方移植過來的議會制度和政黨內閣，在中國不存在它生長的土壤，它的枯萎消亡只是時間問題了，宋教仁的被刺實際上已宣告了在中國實施西方議會制度和政黨政治的死刑。

十、孫中山的二次革命與國會的無疾而終

孫中山為了發動二次革命，在南方聯絡各地督軍，結果并不成功，實際上大多數中下級軍官并不支持孫黃反袁的計劃，反而把相關情況報告給袁世凱，這迫使革命黨人提前起事。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宣布獨立，十五日黃興入南京，就任江蘇討袁軍司令，接著安徽、廣東、上海、福建、重慶等地相繼宣布獨立，這就是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但這次革命只是曇花一現，前后不到兩個月，袁世凱一方面發動軍事進攻，另一方面對南方軍人進行收買，各省的抵抗很快煙消云散。實際上只有江西、南京進行了抵抗，其他地方都是國民黨自行瓦解崩潰的，如福建、廣東就是自行取消獨立的。二次革命失敗以后，孫黃等革命黨人再次逃亡日本，孫中山在日本重建中華革命黨來代替國民黨。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成功，借戰爭勝利之機，更換了一批南方不聽話的都督，國內政局由此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袁世凱認為自己“兵威既振，則國會政黨不復足為輕重”，但他還需要國會來選舉他作正式的大總統，所以他還沒有到需要立即解散國會的時刻，當時身處北京的國民黨國會議員則處于進退兩難的窘迫狀態。七月十八日眾議院開會，國民黨議員采取拒不出席的辦法表示抗議，結果眾議院由于出席者未達到法定人數而無法議事。進步黨在這種狀況下，一面通電反對二次革命，譴責南方的國民黨，一面還表示現政府若有失職或違法者，不使貽誤國家，以示與袁世凱政府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們只是在反對二次革命的問題上一致，但并不是袁世凱的仆從。七月二十二日，參議院的議長張繼呼吁議員離開北京擇地開會，聲討刺宋元兇。七月二十五日國民黨議員蔣舉清提出八月八日以后制訂憲法，憲法起草委員會未將憲法草案提交大會之前，不妨休會以待，這樣可以使國民黨留在北京的眾議員回避來自袁世凱所派軍警的騷擾。休會以后，進步黨的活動也受到限制，進步黨的策略是盡量設法使留京議員保持三分之二以上，并瓦解國民黨的議員，以便乘機擴大進步黨的勢力，達到國會第一大黨的目的。國會是進步黨理想之本，所以眾議院議長湯化龍、陳國祥謁見袁世凱，要求保證議員的安全，梁啟超亦致信袁世凱，要求維持國會的正常運行，他表示：“使議員知政府之對于國會，并未改前度，則人人安心，而吾黨亦得有辭以聯絡疏通，則兩院多數之轉移或非難也。”國民黨的議員則進一步提出《請袁大總統辭職以平大亂建議案》，而且在七月三十日，由副議長王正廷列入議事日程，整個眾參二院處于亂紛紛的狀態。從南方實力派的情況看，響應孫中山二次革命的只是江西、廣東、湖南、安徽四督，然而南方實力派的黎元洪沒有響應二次革命，反而支持袁世凱，他公開通電為袁世凱政府辯解，成為南方抵抗二次革命的中堅力量。袁世凱在湖口事件以后，派段芝貴率領北軍進攻江西時，由黎元洪節制，并由黎兼江西都督。梁啟超的得意門生蔡鍔聯合滇、黔、川、貴西南四督通電反對二次革命，支持袁世凱政府，與湖北黎元洪遙相呼應。

國民黨與袁世凱的北洋系進行決斗時，由立憲派轉化而來的進步黨處于左右逢源的中間地位，立憲派在南方實力派中仍擁有不可忽視的力量，袁世凱對進步黨在國會中的活動，不得不表示支持，還得讓進步黨有上臺組織內閣的機會，于是有意讓熊希齡出來與進步黨一起組織內閣，暫時維持國會。七月十七日，袁世凱與議院商議組閣人選時提出了熊希齡和徐世昌二人，議員多數贊成熊希齡為國務院總理，進步黨則以總部名義致電熊希齡，促其啟程進京。那時國民黨在兩院中的地位，由于南方二次革命而受到攻擊，在國會中亦難以有所作為，所以《擬任熊希齡為國務總理咨請同志案》得以在兩院順利通過。熊在梁啟超的催促下，八月九日致電吳鼎昌表示接受總理的任命，即日自熱河赴京履任。熊希齡亦有非常明確的責任內閣觀念，他希望成立一個志同道合的內閣。內閣成員經過眾、參兩院通過后，袁世凱正式以臨時大總統令公布，任命梁啟超為司法總長，張謇為工商總長（兼農林總長），汪大燮為教育總長，孫寶琦為外交總長，周自齊為交通總長，財政總長由熊希齡兼，前內閣留任的是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梁啟超是這一屆內閣在思想上的領袖，協助總理統籌全局，司法部的事務幾乎全部交托給次長江庸處理。這一屆內閣可以說是立憲派與北洋派合作的產物，袁世凱仍然把持著軍事、外交、內務的大權，除了梁啟超以外，如張謇、汪大燮都是當年立憲派的頭面人物。清末以來，這次似乎是立憲派真正掌握了部分中央國家權力，其實這一切在袁世凱心目中都是暫時的過渡而已，北洋派的權力怎能容許他人分享呢？袁世凱的圖謀是穩住參、眾二院，組織內閣為他轉為正式大總統服務，這個使命完成以后，什么議會道路、政黨內閣，這些東西都應該丟到垃圾桶里去了。這一點也正是立憲派最大的悲哀，他們從西方移植過來的議會道路、政黨內閣制度無法在中國推行，因為中國的傳統權力結構建立在兵權的基礎之上，他們不懂得中國的歷史形式上是文官政治，實質上始終是槍桿子里出政權這個最基本也最簡單的道理，而熊、梁的這次組閣，實際上是為國會無疾而終準備了條件。熊梁內閣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屆國會組成以后，既有國會的支持，又有大總統袁世凱的信任，一致獲得輿論界的好評，那時候的梁啟超好一個春風得意啊！但袁世凱心中的圖謀，最終使熊、梁內閣只能以悲劇結束。歷史證明他們的移植說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完全行不通。

國會在完成組閣以后，繼續面臨的二大任務，便是選舉大總統和制訂憲法。按理應該先制訂憲法，有了憲法作為依據才能選舉大總統，國會將來會制訂怎樣一部憲法，袁世凱是否愿意接受憲法的約束，這些問題都實際存在。按照臨時約法，總統是虛位的，在議會政黨政治基礎上建立責任內閣。袁世凱顯然不愿放下依靠北洋軍閥支持所掌握的實際權力，進步黨為了討好袁世凱，建議先選舉總統，然后制訂憲法，這個方案受到國民黨議員的斷然抵制。于是黎元洪致電進步黨的領袖梁啟超，要求先選舉總統，再討論憲法的問題。當時大家都知道無論先選還是后選，總統都會是袁世凱，這是既定的格局，所以先選還是后選并沒有多少區別。九月五日，眾議院通過先選總統的方案，九月八日參議院也以高票通過先選總統的方案。但是如何先選總統也需要法律上的依據，于是先把憲法中有關選舉總統的部分提前議決，然后依此具體進行總統的選舉。九月十六日，憲法起草委員會通過了大總統選舉法草案，接著在九月十七日、十九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兩院合會逐條議決了憲法會議規則，以便正式討論憲法的一部分，即大總統選舉法，十月一日和四日，兩院合會正式通過了大總統選舉法。進步黨在五日召開黨內的議員會議，建議以袁世凱為總統候選人，黎元洪為副總統候選人。十月六日兩院合會正式選舉袁世凱為大總統。從法定程序講，袁世凱這個臨時大總統到這時才轉為正式大總統。十月十日是國慶日，正式舉行袁世凱就職典禮。

接下來眾、參兩院的議題，就是如何完成憲法起草的任務了。《臨時約法》明確規定：“中華民國之憲法，由國會制定。”所以政府無權參預憲法的制訂。六月三十日，眾參兩院選出六十名起草委員，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憲法起草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處理議會和行政權力之間的相互關系。實際掌握國家行政權力的一方，包括北洋系和地方實力派，他們考慮的是由國會單方面制定憲法，難保不偏重政黨議政決策這一方面，從而束縛行政首長的權力，致使國家統治力量的削弱，所以他們都主張應有行政權力方面的代表參加憲法制訂工作。在這個問題上，袁世凱與地方實力派的代表人物黎元洪、蔡鍔等意見完全一致，他們強調要有統一、集權、強有力的政府才能伸張國力，所以袁世凱提出建立憲法研究會，作為起草憲法的預備，同時還聘請了美國人古德諾和日本人有賀長雄為政治顧問。這樣袁世凱提前將他們起草的憲法大綱及各處關于憲法的意見書八十余件交給參議院，作為憲法起草的參照。然而兩院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抵制了袁世凱對制訂憲法活動的干涉，拒絕依照袁世凱送來的憲法大綱作為討論的基礎，而是自行起草，并且拒絕袁世凱派員參加討論。憲法起草委員會確定了議事章程，以過半數通過為原則，選舉了委員長和理事，分十二項，逐章討論憲法的相關內容。袁世凱與憲法起草委員會爭執的焦點是國務院總理的任命必須經眾議院同意通過，這就限制了袁世凱掌握內閣的權力，為政黨內閣開辟了道路。其次雙方爭論的問題是總統有沒有權力解散眾議院，爭論的結果是總統必須經過參議院同意，才能解散國會。接下來爭論的是總統的任期和能不能連任，討論的結果是任期六年，不得連任，但可以再任，最后在袁世凱施加的壓力下作出讓步，改成五年一期，可以連任一次。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凱當選大總統以后，國會內的政治氣氛發生變化，兩院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內國民黨與進步黨的分歧開始縮小，而是一致對抗袁世凱干擾憲法起草的工作。袁世凱如愿當選大總統，開始不把國會兩院當回事了，他既不到國會就職，也不到國會發表政見。他在保和殿就任大總統時，把兩院的議員安排在朝房內，既看不到也聽不到他宣讀誓詞的內容和過程，國會兩院的議員感受到被藐視，明白袁世凱不可信任。十月，在天壇起草的憲法接近完成，袁世凱與國會在憲法制訂問題上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因為制憲權在國會，袁世凱不便直接干預，轉而采取批評《臨時約法》的辦法來供給憲法草案，袁世凱派了八名代表出席憲法起草委員會，要求陳述意見。憲法起草委員會認為《臨時約法》規定制憲權在國會，總統并無提案之權，故拒絕八位代表參加會議。這樣國會兩院與袁世凱在憲法起草問題上的矛盾尖銳起來，兩者之間處于公開決裂的狀態。于是袁世凱決心推翻國會，他借著攻擊國民黨二次革命，攻擊兩院憲法起草委員會中的國民黨員，稱：“其所擬憲法草案，妨害國家者甚多。”他在十月二十五日通電各省都督，攻擊“國會專制”，“將使行政一部，僅為國會附屬品，直是消滅行政獨立之權。”同時攻擊各省之議會“依照國會專制辦法”，“將盡天下文武官吏皆附屬于百十議員之下。”求得各省總督的支持。沒有相應的實力或者群眾基礎，議院要限制行政權力的專斷，實際上是一句空話。通電次日，袁世凱通過機要秘書密電各省軍政長官，要他們通電要求解散國會，各省軍政長官果然迅即復電響應，一致攻擊《天壇憲法》。袁世凱于是經內閣總理熊希齡副署，悍然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這樣國會兩院議員只剩三百多人，不可能達到召開國會之法定議員人數，國會無形中癱瘓了，也就等于解散了國會。袁世凱還下令三日之內將國民黨本部及各支部一律解散，在這樣的背景下，進步黨議員單獨召集會議，商討如何維持國會，兩院議長與政府進行交涉，熊希齡提出實行五年軍政的問題，要議會對總長負責。這樣國會與袁世凱的矛盾，逐漸轉移到熊、梁內閣身上。因為是熊副署以后才造成國會解體的狀態，袁世凱借此把解散議會的責任推在熊希齡身上，進步黨由此分裂為內閣派和國會派，那時剩余的國會派進步黨議員大都屬于議會民主派。二派爭論的焦點，國會派主張取消解散國民黨的命令，內閣派主張補選議員以維持國會。由于國會派不肯屈服于袁世凱的壓力，于是熊內閣設法召集行政會議，各省派二名代表，中央各部門派一部分代表，共八十人，商討迫切的行政事務。會議開幕時，全國二十二個省的都督、民政長、護軍使共三十九人聯名通電表示擁護袁世凱，電文宣稱民元以來的議會政治完全失敗，在立法方面一事無成。實際上政治會議取代了國會，解散了眾議院。政治會議的議題，一是解散國會，二是修改憲法。次年一月十日，袁世凱根據政治會議的呈復，發布命令，宣布停止兩院的各項職責，另行組織約法會議，增修約法，實際上否定了臨時約法和憲法草案。國會兩院正式解散，進步黨陷于解體。接下來袁世凱迫使熊希齡主動請辭，進步黨解體，熊梁內閣跟著解體。從清末到民國四年初，中國立憲派在全國推行立憲運動，經過四年實踐，議會道路走不下去了，它不適應中國的國情，沒有它順利成長的土壤。國會的解散，進步黨的瓦解，共和國的政體也處于搖搖欲墜的境地，袁世凱走向復辟帝制的道路，從而引發軍閥內戰，共和國重新陷入長期混亂的狀態。

十一、近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結論

袁世凱所以能在清廷與革命派之間縱橫捭闔，靠的是手中擁有這支自小站練兵起家的北洋新軍，這支軍隊在形式掌握了一些近代軍事技能，軍官經過武備學堂訓練，有近代化的軍事裝備，但在思想觀念上根深蒂固的封建家長制仍沒有變化，軍官之間的袍澤關系依然存在，大家生死相依，對袁世凱惟命是從。袁世凱正是依靠自己在北洋軍中這一層封建關系，通過軍人干政，迫使清帝遜位，迫使革命黨人交出自己的權力，迫使孫中山讓位于他，采用軟硬兩手，以欺騙和不斷兵變的方式竊取國家政權，最終解散國民黨，解散國會，直到恢復帝制，最終還是自己手下實際掌握兵權的段祺瑞、馮國璋反戈一擊，使袁世凱落得一個眾叛親離的下場。記得毛澤東曾說過：“如果我們搞得不好，歷史走點回頭路，這還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頭路，革掉了皇帝，又來了皇帝，來了軍閥，有問題才革命，革了命又出問題，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國性的大亂子，那時總會有群眾和他們的領袖人物來收拾時局，也許是我們，也許是別人。”（《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辛亥革命以后走回頭路，固然有革命派自身的不足，亦還有帝國主義的外來干涉。民初那幾年的政治斗爭，盡管讓人眼花繚亂，最終還是讓人們懂得軍事實力決定勝負，不能處理好軍隊干政的問題，就沒有辦法讓政治走上穩定的軌道。

民初這幾年的政治實踐也證明了議會政治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從而為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準備了條件，在頭破血流的絕望過程中，孫中山慢慢懂得在中國只能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道理，要鞏固革命的軍隊，必須對軍隊進行堅強的政治領導。這才孕育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才建立起黃埔軍校，確立黨軍制度，才懂得要用三民主義來統率軍隊，要在軍隊內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在軍隊內設立政治委員和建立政治部，才有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革命運動，才有北伐戰爭，才有共產黨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才有黨指揮槍。有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才能在武裝斗爭中打敗新舊軍閥的統治，才能建立人民政權。經過二十八年的武裝斗爭，才能從根本上打擊和消滅帝國主義與軍閥在中國的統治。

如果回顧一下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四九年，中華民族從災難深重之中走出，軍閥統治下的國家分裂，帝國主義侵略下亡國滅種的危機，使中國人民慢慢覺醒，拿起武器捍衛國家的獨立和統一，中國人民正是在這五十年與各種災難作斗爭中逐漸站起來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中華民族走上了復興道路，面對朝鮮戰爭那樣大的軍事壓力，我們沒有屈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我們也沒有屈服，政治上孤立我們的圖謀也沒有得逞，中華民族從此走向獨立自主、國家富強的道路。現在怎么能重新拾起一九〇八年《憲法大綱》這個破爛，作為我們新的起點呢？時代的背景大不相同了，難道我們還要重新走民國元年梁啟超、宋教仁所堅持的那條議會政黨政治的那條道路嗎？什么軍隊國家化，那時可是袁世凱最早提出的口號，他是為了吞并南方實力派提出的借口。什么聯邦制，那是民初地方實力派為了地方割據提出的口號。這些早已被歷史否定的東西，難道我們還要重新在中國大地上試驗一次嗎？什么議會道路，什么多黨制的政黨政治，在民國初年我們都嘗試過，那些政治實踐已經證明它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民主、平等、自由從來不是一個抽象的口號，問題是不同時期不同的人們在這些口號的背后究竟要求的是什么？這個問題要說清楚，現在我們究竟應該在哪些方面繼續發揚人民民主制度，在哪些方面給予工農大眾更多的平等權利，應該怎樣地更多地開放言論和出版的自由，如何加強輿論對權力的監督。總之內容要說具體，目的要說清楚，否則只是空喊口號，卻隱蔽自己的真實意圖，它只能忽悠人們于一時。如果高喊西方式政治口號，真是要我們如清末新政那樣接受直接移植西方議會制度到中國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事實已經證明此路不通。記得，當我還在念小學的時候，學校每周要集合學生舉行紀念周活動，學生都集合在禮堂內，禮堂上掛著孫中山的總理遺像，旁邊更有他的兩句遺言，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須努力”，老師的訓詞反反復復講的也是這兩句話，孫中山講的也就是期望后人繼續革命。從做小學生起，我接受的就是這樣的教育。49年取得勝利，有了政權，不等于革命成功，我記得毛主席曾經說過，他從西柏坡到北京只是進京趕考，取得政權，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為民族的振興，為工農大眾謀福利，為國家的富強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如果打江山是為了坐江山，那不成了改朝換代，把自己蛻化為新的貴族官僚資產階級了嘛，為此毛澤東講要繼續革命也就是這個道理，不能拿了政權，丟了革命，滿腦子我就是執政黨，就應該當官做老爺，個人發財致富了，那樣的結果必然是再讓工農大眾受苦受難啊！辛亥革命以來這一百年的歷史，就是革命史嘛，怎么能告別革命呢？那當初參加革命又為了什么呢？為了國家的富強，那么國家的富強又是為了什么呢？是為了人民大眾過上幸福的生活，人民大眾不是抽象的，是占人口極大多數的工農大眾，所以形勢好了革命的精神和傳統不能變，現在有一股思潮就是把革命妖魔化，把共產黨九十年的存在丑化、妖魔化，他們只準壓迫，不準反抗，不準革命，如趙老爺不準阿Q革命那樣。李澤厚與劉再復對話的主題就是《告別革命》嘛！這怎么行呢？他們究竟要我們走向哪里啊！沒有辛亥革命、沒有49年的勝利，那有今天，保持革命的傳統和精神仍然是我們的歷史使命。是它會為中華民族開辟出全新的天地，路還長著哪。

毛澤東一九四一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那篇文章中，說過那么一段話，他說：“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這些話今天讀來仍然值得我們警省，近年來認真研究我們自己近百年歷史的氛圍、認真研究中國歷史的氛圍確實是不濃厚的，那時言必稱希臘的是指王明這些教條主義者，今天許多學者則是言必稱美國，言必稱西方的經典，什么都拿西方的尺子來衡量，好似我們革命勝利以后這幾十年完全錯誤了，這不荒唐嗎？所以類似杜光那樣鼓吹清末欽定的《憲法大綱》的荒唐事會登堂入室，會迷惑我們許多正直的知識分子。懂一點中國近代史，他們怎么能到處行騙呢？這個教訓值得吸取。

毛澤東還告誡我們：“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我們過去搞革命應該這樣，現在搞現代化的建設也是這樣，我們當然要了解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歷史經驗，還有他們的教訓，但這畢竟是外國的東西，中國怎么辦應該根據中國的狀況，那就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這些年來我們關注自己歷史的氛圍不濃，所以大學歷史專業畢業的學生找工作最困難，為什么我們那么漠視自己的過去呢？甚至把某些別有用心的外國人故意歪曲地講中國歷史的種種謬論奉為至寶，這實在是一個非常糟糕和令人痛心的現象。這一百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學習外國的東西，但上百年來我們學習外國的歷史教訓，非常深刻地告訴我們，他們總是要求我們依照他們指揮棒所指的方向轉變，但中華民族現代化的進程，只能摸索著走適合自己的道路，決不能自卑自賤，并非什么都是西方的好。我們不是不要學習國外一切先進的東西，即便是先進的好的東西，那也總得經過自己的選擇、消化、吸收才能轉化為自己的血肉；更不能忘記那兒有不少消極的東西，蒼蠅蚊子不少，甚至血淋淋坑人的東西也不少，可得防范一些。

歷史證明無論你完全照抄照搬哪個國家的東西，總是行不通的。過去照搬西方的議會道路，民初的歷史證明了此路不通，后來照抄照搬蘇聯的模式，幾十年的實踐同樣證明此路不通。只有了解我們自己的民族長期歷史形成的特色和風格，揚長補短，才能走上光明大道。只有懂得中國自己的歷史和現狀，才能為未來指明前進的方向。根據這一百多年的經驗教訓，要保持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始終保持健康向上的狀態，那么軍隊的思想政治建設，軍隊的黨建工作，堅持支部建在連隊，堅持黨指揮槍，軍隊永遠保持艱苦奮斗的精神，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和常備不懈的戰斗精神，也許是最根本的一條，有了它才有國家的穩定，才有政治的進步和經濟的繁榮，沒有這一條，什么也談不上。要動搖中國穩定的大局，第一條是動搖軍心，如果軍隊思想建設削弱了，軍事院校的教官們信邪了，如國防大學那個辛子陵那樣的人物，到處胡說八道，如果真讓他如此放肆，把我們軍官們的思想都搞混亂了，對共和國而言，那才是最大的威脅。必須牢牢地掌握軍隊的政治大方向，無論從正面還是反面，都是近百年來我們必須牢記的最大歷史經驗和教訓。我想杜光所講的那些胡言亂語的是非，到此也應該很清楚了。向大家介紹一下欽定《憲法大綱》以來的中國歷史進程，也許可以使我們知道現在那些朋友再來鼓吹《憲法大綱》的事，在它的背后究竟包含有什么內容了。

有的朋友最近在《文匯報》上講把握歷史主義，必須把握好當代意識，才能把握歷史。我們有些同志喜歡玩一些新名詞，什么“把握當代意識”，其實我們的老祖宗早就講了，還不就是博古通今，毛澤東說過的古為今用而已，這個今，只能落實于中國的現實，可不能把西方那些時髦的詞兒來偷換成什么“當代意識”啊！其實這些概念也不新了，也是一些陳舊的老套了。所謂歷史主義，也就是從發展的眼光，恢復歷史事件的本來面貌，指出它的真實相，揭示它的來龍去脈，說明其何以會有如此的發展趨勢，講清楚它的所以然，從現實需要出發，領會其中的經驗教訓，以得到有益于今天人們的認識和社會實踐。而不是依照自己個人的需要來胡編歷史，如袁偉時、杜光之流，明明是慈禧太后懿旨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偏要說成這是光緒皇帝與宣統皇帝的東西，那不成了騙人的東西了嘛，明明是皇權至高無上，偏要說成是民主制度的開創，這樣用當代西方意識來闡釋中國的歷史，豈不荒唐嘛！當然從文藝作品講，又有所區別。一部《三國演義》與三國的歷史是兩回事，它是故事新編，一個時代有它崇尚的觀念，依照它的需要借歷史事件來編故事，從而達到它所想往的目的，這畢竟是娛樂性的東西，是從話本演化而來，如果研究三國的歷史，沒有史學家會引用《三國演義》來講那個時期的歷史人物和事件，那么我們要觀察的是那個故事大體應有一點根據，它究竟想給人什么，對社會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

總之，歷史與現實是緊密相連的，現實生活始終留有歷史的痕跡，因為我們是從那兒走過來的，反之，我們讀歷史時，往往會感覺到現實，因為現實生活中的矛盾不可能完全擺脫歷史的印記，加深這二者之間的聯系，可以使我們得到許多啟發，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對我們如何處理現實生活的矛盾也是有益的，問題是要我們把握當代生活的價值取向究竟是什么？我們該拿什么去反思當代生活中的種種矛盾？有許多朋友喜歡抽象地談論民主、平等、自由、公正和正義，以及人性或者全人類，其實這種概念都是很抽象的，在不同時空，它們實際的含義是不同的，還是應該具體地講，對大多數人民，工農大眾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在共同的社會生活中是提高了，還是下降了，不僅是絕對數字的提高，而且還要包括相對的地位，諸如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相對關系、官與民之間的關系、老板與工人之間、商人與農民之間、所謂的“知識分子精英”與直接生產者的政治經濟文化上相對應的地位和關系，在與過去比較上，究竟是提高還是下降了。說到底還是要不要為人民服務的問題，也就是為什么人的問題？從誰養活誰的視角想一下，我們所做的一切，究竟是為貴族老爺們服務的專制政治還是為工農大眾服務的人民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這個問題上，要講具體的實質，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問題的實質是工農大眾能否在各個方面實實在在的當家作主，各級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是對上面領導，還是對下面群眾負責，官員們能否真正俯首甘為孺子牛。既要整治官風，也要改善民風，提高民眾主人翁意識。所以把握當代意識，可不能趕時髦，如果要講價值取向，那就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大前提，社會主義說到底就是保護絕大多數人，那也不是抽象的，也就是具體地講占人口大多數的工農大眾的利益，把社會的整體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離開了這個大前提去看待歷史和現實，那我們只會重犯辛亥革命前后犯的錯誤，說不定跟著別人屁股后面為全球化唱了贊歌，最終帶來的還是殖民地化呢？哪兒會有你立足的一席之地啊？現在美國的議會給我們搞匯率戰，美國海軍遠渡太平洋在我們領海身邊的軍事演習；東亞與東南亞的事，中國與鄰國的關系，干嗎由你遠渡重洋來插上一手呢？將心比心，如果中國的海軍到你美國太平洋岸邊搞軍事演習，你會做何感想呢？而且他們還不斷地在給中國上“人權”課，他們那么一次又一次地給我們指手劃腳究竟為了什么呢！這可是美國佬送給我們的一帖很好的清醒劑。我們希望有一個良好的中美關系，但這不決定于我們的主觀愿望。還得希望美國尊重一點中國的民族感情，正由于美國這一時期的所作所為，所以我們還得強化一點維護民族尊嚴和愛國主義的情懷。千萬不要把愛國主義說成是民粹主義。這里既有感情的問題，更有民族立場和國家的利害關系問題。

最近我與不少朋友就中國的現狀和前途交換意見時，許多朋友對目前思想混亂的狀況，都有一種憂心忡忡的感覺，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最近一個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好像馬克思主義時興了一陣，現在就不那么時興了。”現在的狀況，比五七年那時嚴重多了，不僅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而且我們一些黨員干部的思想也混亂得很啊！至于所以會出現這些思想混亂的現象，那是由于一些刊物報紙和出版物，專門夸大陰暗面，甚至無中生有，造謠生事地惑亂群眾，同時這也是由于我們的一些朋友只看問題，只看消極面，不看基本面，看不到成就的結果。我則不然，我始終是一個革命的樂觀主義者，中國這條大船，經歷幾千年的考驗，什么風浪都經歷過，沉不了。中國共產黨也是一條大船，也有快九十年了吧，中華人民共和國剛過六十年，他們都還年輕力壯著呢！蘇聯和東歐垮了，我們還堅挺地舉著社會主義大旗，作為一條在大洋上航行的大船，當然還會遇到風浪和險灘，我們是一條大船，它自穩的性能特好，什么艱難險阻都不可能阻擋我們奮勇地破浪前進。隨著洋流的變化，時而打左舵，時而打右舵，那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時而速度快一點，時而放慢一點，這也是正常和必要的，船的航行總有需要它隨機應變的情況，而這個變化，亦還是為了使我們這條大船能繼續乘長風破萬里浪，勇往直前。雖然自己在三十多年前，連黨籍也被“開除”了，而且還被關押了十多年，當我想起介紹我入黨的陳仲信，在勝利解放時就犧牲在敵人的子彈下，我無怨無悔，關就關吧，反正我的信仰沒變吧，蹲監獄反而可以給我一個機會好好靜下心來讀書了。一以貫之，表里如一，這是我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則，與人為善則是我待人的基本態度。這一點我與那些自稱所謂“老共產黨員”的那幾個諸如辛子陵、杜光、胡績偉之類民主革命派不同，過去他們本來就是黨的同路人，現在認為機會來了，跳出來表演自己本來的面目了，什么“兩頭真”，恐怕不對，前面一頭是假的，壓根兒你們從未真心為黨的事業奮斗過，現在的言行，才是你們真實的本來面目，你們也是一以貫之，不過你們宣讀入黨誓言時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吧了，這樣做也太缺德了吧！我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對于你們那樣以“老共產黨員”自稱的人實在恥以為伍，歷史會給你們立傳的，放在那一欄，那你們自己去對號入座吧！不用我言了。現在我人也老了，去日苦多，來日苦短，能做的事不多了，盡管現在我不是共產黨員，但作為一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對黨、對國家、對民族的前途始終既忠心耿耿，又充滿信心；中華民族前途無量，故仍然是“慨當以慷”。當然，看到這些所謂的“老共產黨員”的所作所為，那就仍要“憂思難忘”，但這既不能是杞人憂天傾，更不能自己嚇自己啊！他們就那么幾個人，能量有限，所以千萬不能丟掉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否則的話反而不僅害苦了你自己的心情，還傷了神。當然，對于現在流行的種種錯誤思潮，要敢于大喝一聲，并直言相告，這就是我寫這篇文章最基本的出發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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