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友，還是“同路人”？

毛澤東和劉少奇分歧的由來及最后關系決裂的歷史考察

                                  郭建波

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國際壟斷資本借助全球化的機會，重新構建被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沖跨的世界殖民體系，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中國在經歷三十余年的改革開放后，公有制在國家經濟的主體地位已經嚴重動搖，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社會發展的成果被少數人獲得，國際壟斷資本企圖控制中國經濟命脈，中國長期處于國際分工的下端，經濟發展的殖民化程度加重，這引起我們的深深憂慮和不安。這種嚴酷的現實，不僅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證據，而且也開辟了新的視角使得我們能夠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四十年前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揭示這場斗爭的政治、經濟內涵。他們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并不是什么權力斗爭，這種斗爭直接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前途和命運，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和模式。我們要從對當前現實問題的求索中來分析當年毛澤東和劉少奇爭論的原因，又從毛澤東和劉少奇爭論原因的探究中來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這樣做就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毛澤東和劉少奇實質性的分歧發生于一九六0年。以前毛澤東和劉少奇也存在不少分歧，但那時的分歧是工作分歧，導致他們矛盾激化乃至關系破裂的分歧則可以追訴到一九六0年。毛澤東一九六二年夏在北戴河會議上講：“1960年下半年，1961、1962年上半年，都講黑暗，越講越沒有前途了，這不是壓我？壓我兩年了，難道講一點光明都不行？”[1]由此看來，毛澤東對當時黨內對形勢的估計的不滿已有一段時間了。這種不滿既包括大區、省部級的高級干部，當然也包括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等領導人。因為劉少奇等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對當時形勢的看法代表了中央對形勢的判斷，直接引導著黨內對形勢的基本判斷，從而達到全黨對形勢的基本認同。因而毛澤東這段講話對當時黨內講黑暗的不滿應該包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等人。但是這種不滿具體是從什么時侯開始的呢？毛澤東在講話中明確指出是一九六0年。我們經過研究也認為這種不滿以追溯到一九六0年為宜。因為我國經濟的嚴重困難是到一九六0年才集中表現出來的，中央對經濟政策的實質性調整也是由此開始的，人們對三面紅旗的懷疑也是從這個時侯逐漸產生的。此前，雖然針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進行了某些調整，進行了糾“左”，但由于嚴重的經濟困難尚未出現，因而，人們對當時的形勢從總體上還處于一種樂觀的態度，認為形勢的發展是光明一片的人的觀點尚占上風。當時人們講黑暗的很少，因而毛澤東不會說你壓了我幾年了，不會是指對一九六0年前的形勢估計。由此可以斷定，毛澤東和劉少奇對形勢判斷的分歧出現于一九六0年。

                          一、關于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時的分歧

當一九六0年嚴重的經濟困難突然爆發的時侯，人們對經濟形勢的估計也就逐漸悲觀起來，講困難，講黑暗的觀點逐漸占了上風，這種觀點由于有嚴重的經濟困難作為例證，因而更顯得有理有據。當時處于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劉少奇等領導人，實際上贊成這種對經濟形勢的看法。毛澤東和劉少奇都進行了調查研究，劉少奇在家鄉進行了為期四十四天的調查，但他們卻對經濟形勢的判斷、造成困難的原因乃至解決困難的措施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這種政治上的分歧使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系出現了裂痕，這種裂痕并沒有動搖劉少奇在黨內的接班人地位。這種裂痕雖然由于毛澤東的斗爭和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的北戴河會議上做了檢討而暫時得到了彌補，但從歷史發展的過程看，其影響則是深遠的，是毛澤東和劉少奇由親密戰友到關系決裂的序幕。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時的分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如何看待當時的經濟形勢？

面對當時嚴重的經濟困難，毛澤東認為經濟面臨的形勢是嚴峻的。但通過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從一九六一年起經濟開始走出低谷，正在好轉，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這是毛澤東對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一九六0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七月五日開始，八月十日結束，共一個月零六天。毛澤東在會議上只講了一次話，他突出強調了要抓好糧食生產。他要求搞好田間管理，搞好秋收、秋種，盡可能地多打糧食，多種糧食。民以食為天，吃飯是第一條。針對農村人民公社急于過度和刮“共產風”的情況，他提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至少五年不變，搞一個死規定，五年以后再說。一定要有個人所有制的部分，給社員一點自留地，過去批轉貴州省關于食堂辦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個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體，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會議里寫了的，不要忘記這一點。他說，今天我講的這些，不是什么發明，也不是我個人的意見，而是我們過去共同決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復一下。毛澤東這次話只講了一個小時。在一個多月的北戴河會議期間，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這是以往所少見的。他的心情顯得沉重，常常一個人坐在沙發上長時間不語。睡覺也不好。他曾對值班人員說，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對他多照顧一下?？梢韵胂瘢瑖H上有來自蘇聯等方面的壓力，國內出現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難的局面，等待解決的棘手問題那么多，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毛澤東，在精神上承受著多么大的壓力。他在六月上海會議上提出爭取主動權的問題，并沒有實現，依然出在被動狀況中。如何克服當前困難，擺脫被動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著。[2]一九六0年十一月五日晨，毛澤東在看了抽調萬名干部下放基層的報告，寫信給周恩來，信中說：“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農村工作極為艱苦，要有堅定意志決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則不能去。”他還在對報告的批注中指出：“全國大好形勢，占三分之一的地區；又有大不好形勢，占三分之一的地區。五個月內，一定要把全部形勢都轉變過來。共產黨要有這樣一種本領，五個月工作的轉變，一定爭取一九六一年的農業大豐收，一切壞人壞事都改過來，邪氣下降，正氣上升。”[3]毛澤東認為，要正確認識農村的形勢，要對農村形勢的嚴峻性有清醒的認識，選派大批得力干部到農村去，全面落實黨的農村政策，力爭短時間內改變農村面貌，奪取農業生產的豐收，前途是光明的。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英雄氣概。毛澤東在一九六0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取匯報的說：“現在這個時侯不要講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總之，把問題弄清楚了，有多少，講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這幾句話是好的。把問題弄清楚了，群眾也清醒了，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也就明白了?！盵4]毛澤東認為，當時的經濟形勢是嚴重的，但出現的困難是發展過程中的困難，應該對困難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找到解決問題的對策。對困難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縮小，更不能回避困難。但一九六0年后，悲觀的思想占了上風，指責和抨擊之風漸長，這無益于困難的解決，因而是不可取的。要正確看待當時的經濟困難，這些困難是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過程中出現的，一味的批評和指責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同時，對困難形勢的判斷應和保護干部、群眾的積極性結合起來。第二次廬山會議，從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三日開到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共二十五天。毛澤東沒有在全體會上講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講了幾次話。關于經濟形勢，他認為，問題暴露出來了，將走向反面，現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達于極點，天下大亂，要轉向治了。困難是暫時的，會逐步好轉的。我們碰了釘子，有了經驗，這是最寶貴的，現在向好的方向轉化了。他說：“這次會議搞了幾個文件，如‘工業七十條’、‘高教六十條’等，證明我們的經驗比較多了。毛澤東認為，經濟形勢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從此一天一天向上。這是他對經濟形勢的基本估計，并且一直堅持這個估計。后來在這個問題上黨內發生過分歧。[5]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澤東在聽取江蘇、安微省委負責人匯報時說：對形勢要從積極方面去看，有困難要想辦法去戰勝它。缺點可以有幾千條，但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潛力是很大的，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侯了。關于農村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問題，毛澤東說：貫徹要快一點，一傳達下去可以調動積極性。有人認為這是倒退。這不是倒退，是前進。不是講底子薄嗎？主要是生產隊底子薄，要使生產隊由薄變厚，就要發展生產力，就要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要肥料就要養豬，要把豬養好，把牛養好，也是生產隊來管。要明確大隊干什么，生產隊干什么，不弄清楚，生產隊的積極性起不來。他特別指了一點：“包產到戶這事，不可干。”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澤東聽取河北、天津負責人匯報時說著重談了對形勢的估計問題。他說：今年比去年好，形勢已經在向好的方面轉。農村在向好的轉。工業有了七十條，也在向好的轉。商業也搞出了一百條。困難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要過去了，還是大有希望。要弄清總的形勢，開會時要講講形勢，恐怕需要。[6]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上，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時說：“形勢是好的，錯誤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農業有了六十條，工業有了七十條，教育有了六十條，商業也將有幾十條或一百條，這就有辦法?！盵7]由此看來，毛澤東認為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措施，通過對經濟的調整，經濟形勢開始好轉，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

面對當時嚴峻的經濟困難，劉少奇認為經濟形勢極為嚴峻，經濟方面面臨相當大的困難。特別是在七千人大會后當發現三十億元的財政赤字時，劉少奇更堅定地認為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尚未過去。這是劉少奇對當時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劉少奇在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現在，各方面的矛盾，如工業和農業的矛盾，文教和其它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現在糧食生產上?？偠灾?，人人都要吃飯?！盵8]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關于目前的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當前的困難表現在：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得也不夠，布太少了；用得也不那么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么不足？這是因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少，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一九六一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百分之四十，或者還多一點。一九六二年的工業生產也難以上升。這就是說去年和今年的工業生產都是減產的。由于農業生產、工業生產都是減產，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夠。這種形勢對于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認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一個大的馬鞍形。這種情況是不是應該承認呢？我想，要實事求是，應該承認事實就是這樣。”[9]“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么樣？我看，應該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一部分地區的經濟形勢比較好，但那是部分的?？偟膩碇v，是一種困難的形勢。這一點，我看要跟干部講清楚。講了這么多年的大好形勢，現在講沒有大好形勢，這個話是很難講。我們這回切實這樣講一講，你們回去跟省委書記講一講，然后大家才好講。我們這里不開口，人家是不好講的。我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這樣一句話：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這一句話，現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難的時期是不是已經過去了？恐怕應該說，有些地區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業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因為現在城市里要下兩千萬人，工業要繼續往下減，基本建設要原地踏步。所以對這個問題要有分析地講，干部才可以接受，對群眾才能講得通。只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有人還不服：既然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為什么你們還要減少城市人口，還要關廠，這是怎么搞得呀？這個問題要跟同志們說通，說不通就不好?！盵10]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二月的中南海西樓會議上說：“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愿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么？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斗爭的勇氣！”“現在處于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后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盵11]由此我們看到劉少奇并不贊成最困難的經濟形勢已經過去的看法，特別是在西樓會議上的這段講話更鮮明地表現出劉少奇對七千人大會認為“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這種對經濟形勢的判斷的不滿情緒，同時也在客觀上說明劉少奇和毛澤東對經濟形勢的認識不同在七千人大會前就存在，不過是在七千人大會上和隨后采取的經濟調整措施的實施才不斷激化而已。

人們不僅要問：在七千人大會上對經濟形勢的估計沒有發生尖銳的爭論，可在七千人大會后時隔半年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卻批評了對經濟形勢的悲觀估計—黑暗風，這又是為什么呢？毛澤東批評黑暗風，認為經濟形勢正在好轉，有無現實的依據？這種估計是不是想當然？當然不是。

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的北戴河會議上將對經濟困難的估計作為黑暗風來批判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1）毛澤東認為經過政策調整，農業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這是毛澤東對“黑暗風”批判的基本點。由以上我們引用的史料可知，毛澤東從一九六0年下半年起，經過調查研究，調整人民公社體制，制定相關的政策，農業生產正在恢復和發展。通過和地方領導人的談話，也了解到形勢在不斷走向好轉，因而在七千人大會上對形勢的估計是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但是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后由于發現三十億元的財政赤字，認為當時主要問題是對形勢的估計不足，最困難的形勢尚未過去，因而在這種狀況下通過召開西樓會議來制定相關政策措施進行調整。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認為最困難的形勢已經過去，而劉少奇則認為最困難的形勢尚未過去。這是他們對當時經濟形勢的主要分歧。當然，這種分歧實際上在七千人大會前就已存在，不過是在七千人大會后由于三十億元的財政赤字的發現才尖銳化而已。

（2）對經濟困難的認識要同鼓勵全黨全國人民的信心結合起來。過分地強調困難，不但無益于困難的解決，反而會消弱人民克服困難的信心和勇氣，會渙散人民群眾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激情和士氣。與其過分強調困難，倒不如在探索擺脫困難的方法上下功夫。對困難的認識要實事求是，要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出現的困難，并通過歷史地系統地周密地調查研究，找出解決困難的辦法來。毛澤東說：“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12]這是說克服困難的勇氣。又說：“我們在戰術上必須重視一切困難。對于每一個具體的困難，我們都要采取認真對待的態度，創造必要的條件，講究對付的方法，一個一個地、一批一批地將他們克服下去。根據我們幾十年的經驗，我們遇到的每一個困難，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種種困難，遇到共產黨人，他們就只好退卻，真是‘高山也要低頭，河水也要讓路’。這里就得出一條經驗。它叫我人可以藐視困難。這說得是在戰略方面，是在總的方面。”[13]這是說克服困難的方法。毛澤東一生遇到許多困難，但他具有強烈的挑戰困難的精神，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戰勝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取得了革命和建設的勝利。毛澤東認為，要在認識困難的基礎上，在全黨通過調查研究，找到解決困難的措施和辦法，帶領全國人民擺脫困難，使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對形勢的估計是制定政策的依據，而正確地判斷經濟形勢只有靠調查研究才能獲得。因而必須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弄清經濟形勢的真實情況，才能制之正確的政策。

（3）過分強調困難，有可能動搖乃至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而一旦否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也就實質上否定了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探索。而一旦否定了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中國的發展道路或者是照搬蘇聯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社會主義改造前，這兩條發展道路都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中國的社會主義有兩條發展道路：一條是獨立自主地探索有中國式的發展道路，一條是照搬蘇聯模式。不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實事求是地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而是照搬蘇聯模式，這不但違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使社會主義難以真正在中國生根發芽，展現出蓬勃的生機，茁壯成長，而且照搬蘇聯模式最終也使中國難以擺脫蘇聯的束縛，會危脅到中國的獨立和國家安全。同時，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照搬蘇聯革命模式的殘痛教訓就是前車之鑒。因而，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照搬蘇聯模式也同樣行不通，而且會后患無窮。東歐巨變的歷史悲劇也客觀上說明照搬蘇聯模式的嚴重危害，有力地驗證了毛澤東的判斷。既然照搬蘇聯模式走不通，那么就只有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發表的著作《論十大關系》，就是這種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一九五七年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提出了要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方式等問題，就是這種探索的進一步發展。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則是根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原理，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正確發展道路只有一條，而不可能出現多條發展道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是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當然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缺點要本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方針予以總結，但這種探索的方向是正確的。如果一旦否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必然否定了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探索。而一旦否定了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探索，中國的發展道路或者說是照搬蘇聯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社會主義改造前。這兩條發展道路都是毛澤東所竭力避免的。既然照搬蘇聯模式行不通，那么中國就極有可能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我們不幸地看到，在否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后，經過三十余年的發展，因聯產承保責任制的推行而導致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解體。伴隨著農村經濟所有制的變化，國有企業通過以股份化為標志的產權改革，開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進程，毛澤東竭力避免的另一條發展道路正在變為現實。

從后來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歷程看，毛澤東對形勢的判斷更符合實際。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北戴河會議中心小組會上談到農業恢復時間時，毛澤東插話說：“瞎指揮我們不干了，高征購改正了，農業恢復的時間會快一些，恐怕再有兩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兩年，六四年掃尾?！泵珴蓶|的這個估計，跟后來的實際情況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國的國民經濟就全面好轉了。[14]劉少奇在北戴河會議上承認對國民經濟的困難估計過于嚴重，作了檢查。應該說對當時經濟形勢估計的不同，屬于正常的認識的范圍。既使將困難估計的嚴重一點，也是為了使經濟及早擺脫困境，恢復正常，這同毛澤東說過的立足于做好最壞的準備，以此作為制定政策的出發點相一致的。（當然實事求是地講國民經濟的快速恢復和發展客觀上也是與七千人大會后劉少奇制定的國民經濟恢復的政策措施分不開的。）

2、經濟困難的原因？

毛澤東在領導全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就要尋找造成困難的原因。只有發現造成困難的原因，才能制定有效措施，及時糾正錯誤，戰勝困難，使經濟走出低谷。單純著眼于當時的經濟困難，沒有經過周密、細致、歷史地調查，就簡單地否定黨的總路線，這實際上是一種庸俗化的作法。毛澤東認為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主義建設尚缺乏經驗，是探索中的失誤。毛澤東不論在中央會議上，還是和其它中央與地方領導人的談話中多次談到這個問題。并從認識論的角度來闡述認識的曲折歷程。我們現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還處在必然王國階段，要到自由王國還需要經過反復地控索和實踐。他又從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中國革命的艱難歷程來予以說明。毛澤東這樣講就是為了使全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從認識論的角度歷史地弄清犯錯誤的原因，不要單純地就困難說困難，互相埋怨指責，從對錯誤的反思和教訓的總結中認識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規律。

(2) 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破壞。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的中心就是民主集中制問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破壞是犯錯誤的重要原因。有些干部獨斷專行，聽不進不同意見，缺乏民主；有些人卻借口民主和部門利益，自行其事，不顧全局，損害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要處理好上級和下級，特別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就要發揮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只有正確實施民主集中制原則，才能調動上級和下級，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F在出現的經濟困難，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則破壞的結果。就中央和上級來說，不顧客觀際情況，下達的經濟指標過高，不注意及時采納地方和下級意見，民主化不夠；就地方和下級來說，過分強調地方和部門利益，過分強調民主化，缺乏全局觀念，不注意服從集中統一領導，因而導致經濟發展的混亂，出現嚴重的困難。抓住民主集中制，就提綱挈領地抓住了處理中央和地方、上級和下級矛盾的關健，從而調動兩個積極性，促進經濟形勢的好轉。

（3）忽視調查研究。這是全黨存在的普遍問題。正是調查研究的缺乏，沒有正確認識當時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因而制定的政策脫離實際，產生了嚴重的后果，破壞了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毛澤東曾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覀凕h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點，這次會開完，我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查研究工作。不然，對實際情況就不摸底。不摸清一個農村公社，不摸清一個城市公社，不摸清一個工廠，不摸清一個學校，不摸清一個商店，不摸清一個連隊，就不行。其實，摸清這么幾個單位的情況就差不多了?！盵15]沒有經過調查研究，確實是犯錯誤的重要原因。后來，毛澤東經過調查研究，以解決兩個平均主義為突破口，調整人民公社體制，將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對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

（4）干部作風浮夸，瞎指揮的結果。經過詳細調查，毛澤東認識到，干部浮夸，強迫命令，瞎指揮，這是造成經濟困難的又一原因。這主要是官僚主義，忽視群眾利益，個人主義泛濫造成的。欺上瞞下，弄虛作假，亂放“衛星”，多吃多占，貪污腐化，嚴重損害了干群關系，敗壞了黨的形象，使黨的政策措施難以貫徹下去?！靶抨柺录钡某霈F就是一個例證。這種狀況引起毛澤東深深地憂慮，成為后來“四清”運動的重要原因。毛澤東在一九六0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我們自己搞了十八條，十四句話，也搞了六條指示，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企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刮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后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偨Y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后，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干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一九六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刮了。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萬，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0年又增加了六百萬，合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萬。當然，勞動力不完全都是農村調來的，但是不管從哪里調來，總是影響農業生產的，比如吃糧就增加了嘛！”[16]

劉少奇認為，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用他家鄉農民的話說，就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當然，用這樣的語言進行表述是否妥當，可以再斟酌。但這里主要是說人為的原因造成了嚴重的困難。不管劉少奇的動機如何，但客觀上會給人一種印象，是人為的原因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困難。這人為的原因當然包括中央決策和制定的政策錯誤，干部執行中的錯誤等等。劉少奇沒有從歷史的角度進行分析而是直接套用家鄉農民的話來強調“七分人禍”是導致嚴重經濟困難的原因，客觀上會使人們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探索發生懷疑，最終導致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種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的口頭報告中談到三面紅旗時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斗?，F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后，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17]從這段話中雖然說還繼續堅持三面紅旗，但對三面紅旗的正確與否，已發生動搖。而毛澤東認為，產生困難的原因，有些屬于干部執行中的問題，有些屬于一些具體政策的失誤，而三面紅旗所倡導的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是正確的。毛澤東和劉少奇關于經濟困難原因的分歧點主要表現在對三面紅旗的認識上。毛澤東堅信，三面紅旗探索的方向是正確的，錯誤主要是具體政策和執行中的問題，應該在堅持三面紅旗探索方向的前提下，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錯誤?，F在的經濟困難并不能說明三面紅旗探索的方向是錯誤的，而是缺乏具體的政策相配套，在具體執行中，沒有摸清實際情況，存在盲目性，因而發生錯誤。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對建設規律的認識比較膚淺，因而在決策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導致發生錯誤。這只有經過調查研究，認清國情，總結經驗教訓，制定出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摸式，推動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劉少奇對三面紅旗的正確性發生動搖，實際上將當時出現的經濟困難與三面紅旗聯系起來，對三面紅旗的探索方向發生懷疑。這應該是毛澤東和劉少奇關于經濟困難原因的主要分歧。

                                        3、解決困難的方法

鑒于近年來，各級領導干部忽視調查研究，制定政策憑匯報，想當然，導致政策措施嚴重脫離實際，成為釀成經濟困難的重要原因。因而毛澤東主張在全黨開展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將一九六一確定為調查研究年。這時發現了毛澤東于一九三0年寫的一篇文章《關于調查工作》。毛澤東印發了這篇文章，并詳細講解了調查研究的方法。派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率領調查組分赴廣東、湖南和浙江農村進行調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1）以解決兩個平均主義為突破口，調整人民公社體制，縮小規模，將基本核算權下放到生產隊，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條》?！叭壦?，隊為基礎”（這里的隊指生產大隊）的人民公社體制，是一九五九年鄭州會議確立的。但那只是解決了公社內大隊之間的平均主義。毛澤東在調查中敏銳地發現，在解決了大隊與大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后，尚存在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生產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因而提出以解決兩個平均主義為突破口，將基本核算權下放到生產隊，以按勞分配為主要分配方式，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當時的社隊規模過大，毛澤東提出將生產隊規模確定為二、三十戶左右，基本上恢復到初級社的規模。這里順便說一下，這是前進中的倒退。因為生產隊雖然在規模上和初級社相似，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及分配上卻有著重大不同。初級社時的農民尚根據自己擁有的生產資料參加分紅，人民公社的生產隊卻是以按勞分配為主要分配方式（尚保留一小部分供給制）。（2）堅決剎住“共產風”，反對“一平二調”，堅決退賠。一九五八年刮過一陣“共產風”，在反右傾運動中，一九六0年以幾個大辦為標志又刮起一陣“共產風”。以“一平二調”為標志的共產風成為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堅決剎住“共產風”成為扭轉經濟困難的關健。毛澤東在一九六0年十一月十五日為中央起草的文件中說：“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后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三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侯了。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干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盵18]毛澤東在一九六0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為中央起草的一份文件中帶有自責的心情寫道：“甘肅省委在做自我批評了，看起來批評得還算切實、認真?？雌饋砀拭C同志開始有了改正錯誤的決心了。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在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的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F在更正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志們注意，說的是至少）七年時間公社現行所有制不變，既使將來變的時侯，也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二十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堅決不變，二十后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所以說‘至少’二十年不變。至于人民公社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規定至少七年不變，也是這樣。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也許再加七年，成為十四年后才能改變。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以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改變農村面貌?！盵19]在談到退賠時，毛澤東說：“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么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縣、社的工業，房屋，其它財產等，凡是平調來的，都要退賠，只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h、社干部可能會不滿意，但是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工農聯盟?！盵20]（3）農民自愿開辦食堂。過去公共食堂作為人民公社的一個主要陣地，是人民公社化的重要標志。后來，經過調查，公共食堂在取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問題，就由必辦改為根據需要由農民自愿辦理。（4）分給農民自留地。等等。毛澤東經過調查研究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在筑固集體經濟的基礎上，著眼于當時中國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通過人民公社體制的調整，克服平均主義，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劉少奇在家鄉進行了為期四十四天的調查，深入生產第一線，了解到不少真實情況。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提出，有些地區，特別是受災地區和山區分散地區，如果適合搞包產到戶，農民也有搞包產到戶的積極性，那就讓他搞。會后，他在中央黨校、解放軍總后勤部和政治學院等單位作報告，系統地發表了包產到戶的意見。田家英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底結束了湖南調查，他感到一些地方的農民普遍要求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因而逐漸萌生了用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渡過暫時困難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澤東匯報時，曾反映過農民要求包產到戶的情況。毛澤東反應冷漠，對田家英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侯，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碧锛矣⒒氐奖本┖?，毛澤東還在外地，他立即向劉少奇匯報。匯報剛開了個頭，劉少奇就接過去說：“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接著他提出分田到戶的意見。劉少奇對當時國內形勢的估計比較嚴峻。他說：這樣下去，無產階級專政要垮臺，我現在一天也不敢離開北京。田家英問劉少奇，他關于分田到戶的意見可不可以報告主席。劉少奇說，可以。毛澤東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當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見了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的意見。他的意見是：現在全國各地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農民約占百分之三十，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施行的結果，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的可能達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體和半集體。等到生產恢復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田家英講完后，毛澤東突然提出一個問題：“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其它人的意見？”田家英回答：“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泵珴蓶|再沒有說什么，談話就這樣結束了。直接向毛澤東當面陳述意見的，還有陳云。陳云于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戶的問題同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等人交換過意見，大家的看法基本一致或者沒有表示不同意見。七月六日，陳云致信毛澤東說：“對于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次，估計一個小時就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碑斕煜挛纾珴蓶|約見了他。陳云申述了主張實行分田到戶的理由。他還說，分田到戶不會產生兩極分化，不會影響征購，恢復只要四年，否則需要八年。據陳云后來回憶說：“談話后，毛澤東同志很生氣?！盵21]在毛澤東回到北京的前幾天，七月二日，中央書記處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談到幾個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對這一段時間老是講錯誤，講困難，有意見。還談到陶鑄、柯慶施講，毛澤東也表示恐怕講錯誤差不多了，講困難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講克服困難。對此，彭真提出：“講困難缺點到此為止，轉為積極方面。”鄧小平說：“我傾向這樣。”[22]在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包產到戶口意見后，毛澤東把劉少奇找去，責備他沒有頂住。還說，要是我不在了，“你怎么辦？”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會議初期曾找陳云談話，進行了嚴厲批評。[23]由此可以看到，毛澤東將包產到戶看得很嚴重，上升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高度，上升到階級斗爭的高度來認識。那么，這種認識有沒有合理性的內涵？是不是牽強附會，無中生有呢？有沒有現實的針對性呢？關于包產到戶的爭論，到底僅僅是一種認識的不同，還是有階級斗爭的色彩呢？這是值得我們今天應該深思的問題。

如果說，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如何看待經濟困難的形勢，造成困難的原因方面的分歧是認識上的不同，那么在解決經濟困難的措施—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上的分歧，則超越認識的范圍，具有階級斗爭的色彩，這是黨內出現的一股右傾思潮。固然，劉少奇在主觀上也許并不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但采取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的政策卻極易瓦解當時并不筑固的集體經濟，引發兩極分化，進而動搖工業所有制的基礎，在復雜的內外因素的作用下，摧毀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在國內外資本的侵蝕下，有使中國重新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險。這種政策必然會導致一個新生資產階級的崛起。新生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國際壟斷資本面前比較脆弱，無力抗衡國際壟斷資本，因而一部分會成為國際壟斷資本的在華利益代理人（也就是買辦），一部分會在國際壟斷資本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的情況下艱難地發展著。當時的國際格局并沒有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空間。新生的資本主義不但會蛀蝕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而且也會腐蝕干部，尋找資本的政治代言人，并進而試圖奪取政權。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包圍、封鎖和制裁，工業基礎極為落后，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將全國人民凝聚起來，煥發出戰天斗地的壯志豪情，集中全國的資本、資源，用之于工業化建設，加速工業化的進程，捍衛國家的獨立和安全。所以說，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實現獨立、民主、富強的唯一選擇。由于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處在探索時期，沒有經驗可循，缺點和失誤在所難免。社會主義經濟還比較弱小，對外面臨國際壟斷資本的覬覦，對內又面臨著小生產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和舊的思想意識文化的侵蝕，這樣在國內外反動勢力遙相呼應的背景下，共同蛀蝕社會主義根基，從共產黨內部尋找代理人，剝奪社會主義發展空間。隨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瓦解，將最終影響到國家政權的性質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執政的共產黨如果對此不保持高度警惕，在私有經濟迅速發展的基礎上，稍有決策失誤，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出現的。

近年來，我們看到，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雖然暫于出現了糧食產量的增長，但大多數農村的集體經濟趨于瓦解，中斷了農村規模經營的道路，釀成嚴重的三農問題。農村基層政權軟弱渙散，農村賭博成風，黑社會、家族勢力逐漸染指農村基層政權。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私營經濟迅速發展，國企效益日益滑坡，以承包制、租賃制等國企改革方式未見成效后，最終以股份制開始了國企的大規模私有化進程。國際壟斷資本進軍中國市場，開始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中國的外貿銷售權在相當程度上已被外商控制，中國經濟處于世界經濟鏈條的下端，中國經濟的殖民化的風險不斷增長。中國的兩極分化日益嚴重，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主人公—廣大的工農大眾淪為弱勢群體，社會發展的主要成果為少數人獲得，這種狀況令人憂慮和不安。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不幸地印證了近半個世紀前毛澤東的預言：“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嗎！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侯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盵24]

                                 二、關于四清運動的分歧

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避免修正主義的出現，一九六三年中央決定在全國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后來定名為“四清”，在“四清”運動過程中，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由隱蔽變為公開，并且呈不斷激化之勢。毛澤東認為，他和劉少奇的這種政治觀點分歧已由一種單純的思想認識上的爭論演變為中國是沿著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這不禁又使毛澤東將一九六0年以來關于對形勢的估計、困難的原因和克服困難的方法的分歧聯系在一起，毛澤東很憂慮，對劉少奇產生了不信任，認為劉少奇不適宜于再繼續主持中央工作，做接班人。這種判斷對劉少奇在中央的地位乃至他們之間的關系產生了決定性影晌。當然，我們注意到，從一九六四年初制定二十三條毛澤東認為劉少奇不適宜于做接班人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職務的變動，時隔一年半以上，看來，毛澤東雖然有了想法，但是還是很慎重，還在衡量、觀察，一時尚難于負諸實施。那么在“四清”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產生了什么分歧呢？

                                   1、關于“四清”運動的性質

關于運動的性質，這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主要分歧。

毛澤東認為，“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十七條”關于運動的性質這樣表述：“幾種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3、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后一種提法較適當，概括了問題的性質。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泵珴蓶|在修改《二十三條》一月八日稿時寫道：“這兩種提法，不說什么社會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么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么社會里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么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25]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么規定可不可以？有三種提法，是前兩種提法較好，還是第三種提法較好。因為我們這個運動，它的名稱就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叫做四清四不清教育運動，不是什么黨內外矛盾交叉或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的教育運動?！薄拔覀凕h委會覺得，大區同志也覺得，似乎你們也討論一下吧，小組也覺得，就是說，大家都覺得，第三條這樣的提法比較妥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問題的性質。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久道路的當權派?！盵26]

毛澤東認為，“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

主要矛盾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由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決定的。中共八大提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毛澤東在中共八大結束后不久對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持有導議。經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后，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修改了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在階級社會里階級斗爭是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奴隸主和奴隸階級的矛盾是奴隸社會的主要矛盾，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是奴隸社會的主要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一句話，在社會生產中占主導地位的兩個階級的矛盾是階級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社會前進的強大動力。而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前期，起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因為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尚不筑固，被推翻的反動力量時常夢想復辟，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小生產的習慣勢力大量存在而不斷產生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在瓦解著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在干部隊伍中滋生著腐敗和官僚主義現象，形成黨內的既得利益集團，成為從內部瓦解人民政權的主要力量。由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差別所導致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在國際上由于帝國主義和國際壟斷資本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破壞，由于新生的社會主義不但力量弱小，而且無經驗可循，只有通過實踐來探索中國的社會發展道路，因而，其發展的道路是曲折的。由于這一切，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特別是其發展的初級階段，就面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脆弱的尚不穩固的處于探索中的社會主義時常面臨被顛覆的危險。

我們承認生產力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最終體現于生產力發展的速度和水平上。但由于社會主義革命首先產生于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同時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在總體上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力量弱小，因而單純經濟上的競爭社會主義尚難以體現出其自身的優越性并迅速發展壯大，甚至在國內外資本的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因而需要借助于政治、文化等領域的斗爭才能有效彌補經濟競爭的不足，從而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抓住階級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就可以采取果斷措施遏制資本主義的發展，保證社會主義沿著正確的方向不斷發展壯大。

以階級斗爭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反映的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綜合實力對比上尚處于劣勢的情況下，執政的共產黨在政治上高度警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以保持人民政權的正義性和純潔性。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執政的共產黨固然應該發展社會生產力，盡快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社會主義經濟尚難以超越資本主義經濟，同時在發展的過程中還會產生新的階級分化，因而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將階級矛盾確立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將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確立為首要任務。這是階級矛盾確立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時代背景。當然，在社會主義階段，階級矛盾并非始終是社會的主要矛盾，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在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競爭中逐漸占有優勢、政權的筑固和人民道德意識素養的提高，階級矛盾會逐漸喪失主要矛盾地位，并最終消失，從而進入更高的社會階段—共產主義社會。

既然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那么以防止修正主義出現，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為目的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就要反映這個主要矛盾，階級矛盾就必然貫穿于黨在這個時期所制定的政策措施和發動的運動中。這是在實踐中貫徹執行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社會主義基本路線的必然要求。作為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領袖，毛澤東從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長遠利益出發，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采取果斷措施筑固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保持政權的人民性，促進社會的長治久安。基于階級矛盾是我國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在復雜的內外因素菜作用下，中國確實面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因而，毛澤東認為“四清”運動的性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

而劉少奇認為，“四清”運動的性質，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黨內外矛盾交叉，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在十二月二十日的中央政治局黨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說：“主要矛盾就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四清與四不清，這是主要的，當然還有其它的。”談到四清運動矛盾的性質時，劉少奇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薄罢?、經濟、思想、組織四不清，有人民內部矛盾，有敵我矛盾，問題的復雜性就在這里?！盵27]劉少奇認為，“四清”運動的性質，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黨內外矛盾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互相交叉。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只是說明“四清”運動的具體目標和任務，但難以說明“四清”運動的性質。黨內外矛盾交叉，只不過是說明“四清”運動矛盾表現的范圍，同樣也難以說明“四清”運動的性質。而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固然引用了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理論。這個理論將我國的社會矛盾按其性質劃分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用專政的方法，人民內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來進行處理。劉少奇的這種說法旨在說明由于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織在一起，因而解決起來非常棘手，是要說明“四清”運動中解決問題的難度和復雜性，這同樣難以說明“四清”運動的性質。

 “四清”運動就是要筑固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的定性上卻撇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將四清與四不清，黨內處矛盾交叉，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叉，定性為運動的性質，這難道僅僅是處于一種認識的分歧嗎？這種分歧的實質是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和中國面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判斷上的分歧，這是導致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性質上分歧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這種關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中國面臨著資本主義復辟判斷上的分歧通過“四清”運動的爭論才表現出來。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不僅是認識上的分歧，這種分歧具有濃厚的階級斗爭色彩。因為這種分歧的實質是防止和消除資本主義，還是發展資本主義。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取得獨立后的中國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以馬克思主義這指導，才能使全國人民形成強大的凝聚力，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用之于工業化建設，維護民族獨立，抵制國際壟斷資本的侵蝕，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固然，在中國生產力比較落后的情況下，可以適度發展資本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這里的有益和補充，界定了資本主義在國家經濟中的積極作用和地位。但是要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后對社會主義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影晌應進行調研和監控，并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及時予以調整和限制。三十余年來，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其產生的消極作用日益顯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被蛀蝕，農村集體經濟絕大部分已經瓦解，國有企業大面積破產，在經濟總量上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已不復存在。私有經濟的無序盲目發展已成為政治上產生腐敗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導致干群關系緊張，而且還影響到黨和政府的決策，甚至可能導致政權性質的蛻變。在文化上，文化商品化氣息日益濃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喧囂塵上，新中國成立后所形成的社會主義新型道德風尚被沖擊得七零八落，西方資產階級和中國古代社會的道德價值觀念不加改造地照搬推行開來，導致意識形態領域嚴重混亂，反過來又影響到政治、經濟的演變。階級斗爭的核心是利益的歸屬和收益的分配問題，爭奪的焦點是政權問題，突破口則往往在意識形態領域。我們要深入研究和認真分析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階級斗爭的規律、特點及表現形式，既反對階級斗爭熄滅論，又避免階級斗爭擴大化。開展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不能簡單照搬戰爭年代的階級斗爭方法，深刻總結階級斗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制定出正確的階級斗爭政策和策略。建國六十年兩條發展道路比較，給我們在分析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爭論以新的視角，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斗爭是關系到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從政治、經濟發展的角度來分析當年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性質上發生分歧的深層原因。

由此看來，毛澤東和劉少奇關于“四清”運動性質的爭論，決不是一種表述用語的不同，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經濟、文化內涵，是關系到中國社會發展方向和發展方式的分歧。這種分歧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股力量的斗爭在黨內的反映，黨對這種分歧的態度直接關系著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前途和命運。我們無意說劉少奇是黨內的走資派，劉少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我們透過對劉少奇觀點和實踐的考察分明看到，不管劉少奇的主觀動機如何，劉少奇的政策主張卻分明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會導致資本主義的迅速崛起。劉少奇的政策主張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這種互動關系，使人們不能不產生資本主義在黨內代理人的聯想。毛澤東可能想到，既然承認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既然承認中國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那么劉少奇為什么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四清”運動的性質的表述中，卻反對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定性為“四清”運動的性質呢？這使毛澤東很憂慮。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劉少奇政策主張必然帶來的嚴重后果。關于“四清”運動性質的爭論是關系到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是政治路線之爭，這種爭論是必須的。毛澤東沒有絲毫讓步。因而在中央政治局開會時，劉少奇檢討說：對主席不夠尊重。毛澤東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28]這不是個人恩怨之爭，也非個人權力之爭。這是為了遏制資本主義發展，使中國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前進，使中國人民免受“二遍苦”、免遭“二茬罪”的“主義之爭”。因而，毛澤東奮力抗爭，甚至不惜與幾十年的戰友關系破裂，分道揚鑣。毛澤東一以貫之地堅持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指引著社會主義在中國的艱難發展。

            2、對當時干部隊伍的估計及其處理的分歧

毛澤東認為：干部隊伍的主流是好的，在運動中不要把干部看得一團漆黑，這樣勢必擴大打擊面，造成運動的擴大化，給干部隊伍造成不應有的損失。同時，鑒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斗爭擴大化的教訓，提出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眾，以防止運動擴大化。應通過整風，采用和風細雨的方式來糾正干部存在的缺點和錯誤。采取“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原則，對犯錯誤的干部要區別對待。絕大多數犯錯誤的干部經過整風和教育是可以改正缺點和錯誤的，只要承認錯誤就可以從輕處理。應將那些貪污百把十塊的干部解放，以便爭取主動，團結絕大多數干部，搞好運動。毛澤東在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時說：“干部教育中，要保護大多數，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來，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滾水澡，而是洗溫水澡?！盵29]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七日的杭州會議上，毛澤東闡述了對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他說：各地都要經過試點，試點很要緊。凡是一般化的，不觸及洗手洗澡，不觸及貪污盜竊，就不能抓住問題。我們在農村中十年來沒有搞階級斗爭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現在這個方法?，F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溫水澡。說精神愉快那是結果，要有點緊張。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緊張。有些人實行了退賠，就不戴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來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貪污，二不叫盜竊。要用現在這個方法，使多數人洗手洗澡，輕裝上陣。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團結教育過來，發動群眾，打擊極少數貪污盜竊分子。要使多數人有敵我觀念，把階級隊伍組織起來。[30]在五月十一日晚的會議上，周恩來提出：“是提團結百分之九十幾，還是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澤東說：“我看可以這樣說的，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經批的文件，都改過來。”[31]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和各中央局書記談話時說：還有些話，又把你們找來了，談談總結經驗這個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會議以前再開一次小型會，總結總結這一段經驗，搞得天下不是大亂，中亂小亂也不好。你曉得地委怎么樣？摸一摸底，不然，寧可不發動。要自覺的，不要勉強的，要他懂得這是怎么回事。準備一年、兩年搞完，搞好。不要傷人，傷了人，敵人又搞不準?！八那濉蔽覀儚膩頉]搞過，過去有許多運動，搞出毛病，后邊還要平反。對于干部要著重說服，說服不通的，就用實際證據再說服。老口號不行，沒有貧下中農來說服不行，那些頑固的，你們說不行，他就是聽群眾的。總之，中央局要看情況，如果蠻干一氣，你就開會，把蠻干的說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亂了。對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實行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這一條。手腳不干凈的要檢討。要講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鋪開的不算不明譽，不然他力爭上游，一哄而起。就怕傷人，搞過頭。[32]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田家英向毛澤東請示對后十條的修改有什么意見。毛澤東談了兩點：第一，不要把基層干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33]在一九六四年的十二月二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在分析對干部的處理辦法時，毛澤東提出：“搞的結果，戶數不起過百分之七、八，人數不超地百分之十。”“我提出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的，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農民起來，紅了眼睛，影晌到你們，你們走群眾路線嘛，就站到群眾那方面，結果樹敵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把那些貪污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們的群眾就多了。把貪污一百塊錢到一百五十塊錢的解放出來，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盵34]毛澤東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對干部也要宣布來意。小隊、大隊、公社干部，無非是大、中、小、無，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沒有的。貪污幾十、百把塊，兩百塊的，你們自己講出來，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眾批準，拉倒！其它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大的怎么辦？坦白退賠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塊的也可以赦免。表現好的，群眾同意的，還可以當干部?！盵35]

劉少奇認為，當時干部隊伍中存在的問題非常嚴重，基層干部往往在上邊尋找“保護傘”，在干部隊伍中出現了互相庇護的關系網。如果強調在運動中依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不但不符合當時基層干部的實際情況，反而會使犯錯誤的干部以此為借口，保護自己，對抗運動。因而，在運動還沒有發動起來的地方，過分強調政策，會束縛人的手腳，阻礙運動的深入開展。劉少奇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主持召開的各中央局書記會議上提出：《后十條》強調發動群眾不夠，比較多地強調依靠基層干部，強調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于是，基導干部和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就拿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來反對“四清”。到外地視察時，劉少奇又多次談到：在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以前，過多強調政策，那些政策就會變成一種清規戒律。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后十條》的修改工作開始進行。八月五日召開的書記處會議又決定，《后十條》的修改由劉少奇負責。修改后的《后十條》強調要把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作為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基礎。[36]劉少奇肯定的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對待基導干部和基層組織的態度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在情況還未搞清楚時就采取“一切經過基層組織”的做法是錯誤的；“四不清”干部不僅有受地主、富農、資產階級影響這個根子，還有上面的根子，不解決上面的問題，“四清”就搞不徹底。[37]劉少奇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召集在京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負現干部的大會上談到“后十條”中提出的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問題時說：“第二個十條上有這么一句話，說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層干部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的前提。這句話講的不對，講反了。應當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38] 劉少奇又說：“毛主席講，我們的基層單位，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磥硎怯行┑胤缴僖恍?，有些地方還可能多一些?！薄皳铱?，包括蛻化變質的，也不會少于三分之一。農村里面犯‘四不清’錯誤的，可能不是少數，可能是多數。還有不少單位犯嚴重‘四不清’的錯誤?！盵39] “現在證明，這兩個十條，包括第二個十條，普遍讀一次有好處。但是，地、富、反、壞、分子，犯了嚴重錯誤的干部，他就利用這個第二個十條的許多政策規定來頂工作隊，來反對放手發動群眾，反對搞‘四清’。第二個十條的那些具體政策的規定，是群眾發動起來以后，問題解決了，如何寬大處理的問題。群眾還沒有發動，怎么就拿第二個十條去搞呢？念一遍有好處，以后不要強調了?！盵40]

                     由此看來，劉少奇主持“四清”運動期間，對干部隊伍的估計比毛澤東要嚴重的多，而這種對干部隊伍的不信任，悲觀估計，致使基層干部遭到過分打擊，導致運動擴大化，這引起了毛澤東的強烈不滿。毛澤東可能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劉少奇既然反對將“四清”運動的性質定性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那么劉少奇卻又為什么對干部隊伍的估計過于嚴重，在對干部的處理上出現了擴大化的結果呢？在運動的性質上存在著根本分歧，這說明劉少奇在資本主義復辟這個問題上警覺不足，這到底是因為政治立場問題，還是認識能力問題呢？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鑒于反右派斗爭和反“右”傾斗爭擴大化的教訓（特別是反“右”傾斗爭擴大化，中斷糾“左”進程，成為導致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劉少奇又為什么置歷史史實于不顧，在干部隊伍的估計及其處理上不汲取以往的教訓，繼續重蹈過去運動擴大化的覆轍呢？這種疑問對毛澤東產生的影響則是深遠的。

                                                        3、關于“四清”運動的重點。

毛澤東認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劉少奇在毛澤東談到“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時說：對于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41]

從毛澤東對“四清”運動重點的規定中可以看到，毛澤東關于“四清”運動的重點的表述可以大體上分為三層意思：

（1）、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薄安灰犭A層，那個東西一提就嚇倒人了。只提黨、黨委。省委也是黨委，地委也是黨委，縣委也是黨委，區委也是黨委，公社黨委也是黨委，支部委員會也是黨委。”[42] 毛澤東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中央政治局黨委擴大會議上說：“一進村就宣布幾條，開門見山。一條是對社員宣布，我們不是來整你們的，我們是整黨、整干部隊伍，不是整社員?！盵43]建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也同樣面臨著黨內產生腐敗現象的危險，這種腐敗現象會成為黨變質、變修的誘因。在資本主義國家通常采取兩黨競選輪流執政的方式來防止出現的腐化。但資本主義兩黨的階級性質決定著他們都是代表壟斷資階級的利益，兩黨制始終不過是維護資本主義統治的工具。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奮戰，終于取得了新中國的成立，理所當然地成為執政黨，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的國情和歷史條件不允許施行西方式的兩黨制。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作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只有始終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能使中國沿著社會主義方向不斷前進。因而要使政權始終保持人民性，就要采用群眾運動的方式，通過整風，賦予群眾以民主權利，從而有效遏制黨內出現的腐敗現象。而開展整風是使共產黨避免官僚主義，保持朝氣澎勃的革命黨性質的必要途徑。因而，毛澤東將運動的重點確立為整黨。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的教訓進一步驗證了毛澤東的論斷。我們從目前公布的文獻資料中，尚未找到劉少奇在這方面的明確論述。但劉少奇對共產黨執政后可能產生的腐化變質現象從宏觀上缺乏清醒的估計，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的前期，關于階級斗爭表現的形式和特點，關于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等問題上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準確的論述。在避免黨變質變修的探索中，不是將黨的各級干部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將群眾性的民主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以克服黨內產生的腐化和官僚主義現象。特別是劉少奇在修改《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時引用列寧的話時，竟有意刪去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令人深思。因而，能否使黨始終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避免黨變質變修的歷史悲劇的出現，就要開展整風，將人民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而“四清”運動就是這種探索的具體實踐。因而是否將“四清”運動的重點確立為整黨是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一個分歧。

（2）、黨內干部、特別是掌權的干部是這次整黨的重點對象。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 “地富反壞是后臺老板，四不清干部是當權派?！薄稗r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干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不好混，窮得要死?！薄暗刂鞲晦r那些人已經搞臭了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嗎？不是民主革命嗎？不是分土地嗎？至于那些當權派，從來沒有搞臭過。他又是共產黨，上面又聽他的?！薄安灰芟聦?，只管‘五大領袖’，這是共產黨，是當權的人，不當權也是跟著跑的人。管你是掛名的共產黨也算，過去是國民黨的也算，過去是真共產黨變了的也算，總而言之你是掌大權。就是要發動群眾來整我們這個黨，整那個支部，那個公社黨委。” “杜甫有一首詩，其中有這么四句：‘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貍慢慢清嘛，群眾知道嘛。群眾就怕搞不了大的。”[44]毛澤東將運動的重點對象確定為黨內掌權的干部，也就是當權派。因為他們掌握權力，在黨內勢力比較強大，是產生腐敗的重點對象。因而對他們除加強思想教育外，就要將其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通過周期性的群眾運動的方式，來糾正干部的官僚主義，避免腐敗現象的出現。鑒于歷代的腐敗往往源于吏治的腐敗，是導致過去王朝興衰更替的重要原因。如何保持共產黨的長期執政，保持無產階級的江山不變顏色，關健取決于我們黨，取決于我們黨的掌握權力的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因而，毛澤東將當權派列為“四清”運動的重點。劉少奇認為：“對當權派，這是頭一仗。但他們后頭有地富反壞?！盵45]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說：“有些地方提出，機關家屬里面很多惡霸、地主、富農、四類分子。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泵珴蓶|說：“也沒有那么多。全國人口幾億，那些人總之是什么幾百萬、千把萬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盵46]從這一則文獻資料中，我們尚不能確切得出劉少奇主張運動的重點是針對地、富、反、壞，反對將運動的重點針對黨內的當權派。但由此可以透射出毛澤東和劉少奇對地、富、反、壞在運動中的對象的認識有所不同。毛澤東瞄準的是當權派，對地、富、反、壞，并非看得很嚴重，而劉少奇則對地、富、反、壞看得比毛澤東要嚴重得多。在劉少奇主持“四清”運動期間，確實對基層干部打擊過大，遭成了不應有的損失，但同樣也不能得出結論說劉少奇主張將運動的重點集中于整黨內當權派。毛澤東明確主張“四清”運動的重點是黨內干部、特別是掌握權力的黨內干部，也就是當權派。而劉少奇卻對此并沒有明確表述，從已公布的文獻資料中劉少奇似對地、富、反、壞的勢力估計過大。而這關于運動打擊對象的分歧，直接關系到運動的走向及取得的成效，關系到能否有效避免干部的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因而引起毛澤東的強烈不滿，成為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的又一重要分歧。

（3）、整黨就是要糾正黨內干部、特別是當權的干部中出現的資本主義傾向。這也是和毛澤東對“四清”運動性質的判斷一脈相承的。毛澤東明確主張“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掌權的干部。鑒于在社會主義剛剛建立后在許多方面尚處于劣勢，國內外資本主義及其它反動勢力時時企圖復辟，同時蘇聯赫魯曉夫上臺后施行的政策措施所表現出來的修正主義傾向，也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警覺，因而通過運動對干部特別是掌握權力的干部進行教育，克服干部隊伍中的資本主義傾向，這對于反修防修，保持無產階級政權的純潔性，避免腐化變質，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完全必要的。毛澤東想通過“四清”運動來糾正在黨內干部隊伍中出現的資本主義傾向，通過整風，主要靠教育使黨內具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干部回到社會主義正確的軌道上來，使我國的社會主義不斷得發展壯大 。對于那些犯有嚴重錯誤，屢教不改的干部才予以組織處理。毛澤東明確提出了要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內當權派，側重點是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保證中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毛澤東在一九七0年十二月對美國記者斯諾說，在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劉少奇反對“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47]劉少奇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也對制定《二十三》條過程中不主張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作了自我批評。[48]由此可以看到，劉少奇是反對“四清”運動的重點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提法的。當然，我們從毛澤東和劉少奇對“四清”運動性質的爭論中同樣可以邏輯地推演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

                                          4、關于“四清”運動方法的分歧

              這方面的分歧又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依靠對象。

                     毛澤東認為，“四清”運動應該主要依靠群眾、特別是貧下中農和廣大干部，避免性急，應該根據各地具體情況分期分批搞。毛澤東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一日的杭州會議上談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做法時說：不要性急，橫直準備搞他一年、兩年，兩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時還搞不了，就不要勉強搞。可以允許兩個辦法，一個搞，一個暫時不搞。這樣一來，就防止了急。總之，這一次要搞得穩一點，分期分批，一個縣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試點，可以有先有后，允許參差不齊。這樣就做得好。從基本上說，不是派人去的問題，而是依靠群眾，依靠省、地、縣、社的廣大干部。把廣大干部群眾發動起來，這是最主要的。用這種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來辦好人民公社。[49]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至十三日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匯報時的談話時說：要依靠大多數，依靠貧下中農，把他們組織起來?？茨阏驹诎俜种攀宓娜诉@一邊，還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邊，要算這個帳。他說：“我們這一輩子忘不了貧下中農，有時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會忘記了。我們許多人中間，地委書記也忘記了，他們現在豐衣足食了。你們做計劃工作的也要注意絕大多數，注意貧下中農。”[50]

                     劉少奇認為，“四清”運動應該主要依靠工作隊。這樣“四清”運動就實際上撇開了廣大基層干部，導致基層干部遭到過分打擊，出現了運動擴大化的趨勢。劉少奇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召集在京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負責干部大會上談到“后十條”提出的依靠貧下中農、依靠基層組織問題時說：“第二個十條上面講了兩個依靠。平常我們說，在農村里面貧下中農是我們的唯一依靠。現在搞了兩個依靠來了。兩個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層組織是依靠貧下中農的，貧下中農又信任基層組織，那依靠這樣的基層組織是對的。如果基層組織它自己不依靠貧下中農，它脫離群眾，它犯了嚴重的‘四不清’錯誤，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這個時侯，必須工作隊自己去扎根串連，直接發動群眾，不要經過基層組織，才能夠了解實際情況，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達到兩個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對敵?！盵51]

這樣我們看到，在“四清”運動的依靠對象上，毛澤東和劉少奇是有分歧的。毛澤東主張“四清”運動應該主要依靠廣大干部和群眾，而劉少奇主張“四清”運動應該主要依靠工作隊。劉少奇在講話中強調說要發動群眾，有時也說依靠群眾，但卻側重強調要依靠工作隊。干部隊伍中的腐敗變質和資本主義傾向，從根本上說，不但同人民群眾的利益處于對立地位，而且危害到人民群眾的利益。正是由于這種利益上的矛盾，才能將人民群眾調動起來，積極投身于“四清”運動。從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歷史教訓來看，法律形同虛設，官官相護，包庇縱容，貪贓枉法，最終導致王朝更替，政權易手。這種教訓足以說明“以吏治吏”的局限性。為使新中國政權長治久安，走出歷史上王朝興衰的周期率，毛澤東主張賦予群眾以民主權利，使人民群眾有權參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管理。而群眾運動是人民群眾參加國家管理，行使民主權利的主要途徑。只有賦予人民群眾以民主權利，發動群眾，通過群眾運動，才能對干部隊伍進行監督、制約，克服干部隊伍中的資本主義傾向，懲治干部隊伍中的腐敗現象，糾正歷代“以吏治吏”的局限性，走出王朝興衰周期率的怪圈，開創政治清明、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為扼制干部隊伍中的腐敗現象，防止人民政權的變質，毛澤東頂住黨內外的巨大壓力，進行了人類政治史上史無前例的探索，開創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國際意義。而在“四清”運動中依靠工作隊，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又重蹈了過去“以吏治吏”的覆轍。而這種方法歷史已經證明是難以行得通的。同時，毛澤東逐漸形成這樣的想法：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健還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上地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也快得多。[52]在這種情況上，如果上級機關乃至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那么由它派出的工作隊又怎么能夠依靠呢？因而依靠工作隊，而不是依靠人民群眾就難以達到“四清”運動的目的，是不可取的。所以，毛澤東認為“四清”運動主要依靠人民群眾，而不能主要依靠工作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依靠對象認識的不同又產生出對工作隊權限的分歧。

              （2）、工作隊的權限。

                     毛澤東認為，工作隊只是為運動提供咨詢和指導，并不包辦運動，運動主要依靠當地干部和群眾來搞。毛澤東在修改《后十條》時寫道：工作隊的任務，主要是給基層干部當“參謀”，出主意，進行指導和幫助，啟發基層干部善于分析問題，確定方針和辦法，而決不能包辦代替。[53]

                     劉少奇認為，工作隊要領導運動，要接管當地政權。在劉少奇負責修改的《后十條》在工作方法上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的做法，規定在每個開展運動的點上都必須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隊，“整個運動都有工作隊領導”。這樣，就在運動的領導中把廣大基層干部撇開，擴大了打擊面。[54]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七日，劉少奇為中央起草了《中央關于在問題嚴重的地區由貧協行使權力的指示》，指出：“在當前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地區，如果發現有的基層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運動；有的地方領導權被蛻化變質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領導權被地富反壞分子或新資產階級分子所掌握。上述三種情況，在查明確實后，經工作隊批準，都可以由貧協組織取而代之，一切權力歸貧協?！盵55]針對《后十條》規定關于工作隊的任務，主要是給基層干部當“參謀”，出主意，啟發基層干部分析問題，確定方針和辦法，而決不是包辦代替。劉少奇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召集在京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負責干部大會上說：“所謂‘工作隊只當參謀’，只適用于群眾已發動起來，證實它是一個好支部，或者是經過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們已經改造了錯誤，積極參加勞動的地方。凡是有嚴重問題的那種基層，你不能去當參謀。所以，第二個十條不分好壞，講工作隊只能一切經過基層，只能當參謀，解決不了問題，常常是不妥當的。”[56]

工作隊的權限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問題上發生的又一分歧。這種分歧實際上是從他們在“四清”運動依靠對象上的分歧演繹出來的。由以上在“四清”運動依靠對象上分歧的分析可知：工作隊由上級機關派出，且主要由干部組成。如果上級機關變修了，又怎么保證它派出的工作隊能夠正確地領導運動呢？再說，工作隊主要由干部組成，而“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是主要整頓黨內干部。而由干部組成的工作隊來包辦運動，能否達到“四清”運動的目的，實在令人生疑。這種“以吏治吏”的局限在歷史上更是屢見不鮮。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進行的整黨最后以走過場而告結束，這實際上又一次驗證了毛澤東的英明預見。毛澤東主張通過群眾運動，利用人民群眾所形成的強大壓力，來扼制干部隊伍中產生的腐敗現象。在運動中，使人民群眾經受鍛煉，培養他們的參政激情和參政能力。在運動中，使人民群眾審察干部，考驗干部，避免干部隊伍的腐化變質，使干部隊伍永保人民公仆本色，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工作隊包辦運動，接管當地政權，實際上是由工作隊而不是由人民群眾把握運動的主導權，使人民群眾由運動的主角變為配角，這樣就嚴重限制了人民群眾在運動中的作用，達不到使廣大群眾在運動中經受鍛煉，利用人民群眾的強大威力來扼制干部隊伍中腐敗的目的。同時，過分擴大工作隊的權限，由工作隊包辦運動，接管當地政權，將廣大干部撇在一邊，無疑會造成運動的擴大化，重蹈過去反右斗爭和反右傾斗爭擴大化的覆轍，難以達到“四清”運動的目的。正是由于此，毛澤東并不贊成由工作隊包辦運動，而主張主要依靠廣大干部和群眾，工作隊僅起參謀和指導作用。

              （3）、工作隊的規模。

                     毛澤東認為，應集中少量工作隊來指導運動，不要集中大量工作隊進行重點作業。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田家英向毛澤東請示對“后十條”的修改有什么意見。毛澤東談道：不要把大量工作隊集中在一個點上。[57]在華北局負責人李雪峰等人不同意劉少奇的主張時，毛澤東決定召開會議重議劉少奇的意見。在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陶鑄、王任重、李井泉、柯慶施都支持劉少奇的意見，李雪峰作了檢討性的發言后，毛澤東表了態：有分歧，不一致，怎么辦？不是什么路線之爭，不是徹底革命和改良主義的問題，是個部署問題，是個辦法問題。他說：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見，發了電報，沒有先征求他們（華北）的意見，這是個缺點。雪峰說，糧食、棉花、經濟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區，怎樣作法好？派一萬多人的工作隊下去，傾盆大雨，是不是徑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園大隊實際上是少奇同志親自指揮，王光美每月匯報一次，河北省就沒有一個人能指揮。[58]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不點名批評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一些作法。他一開始就用批評的口吻說：“有同志提出打殲滅戰，怎么打？集中了一萬五千人，搞一個小縣，二十八萬人口，搞了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四十天，不進村。我看是搞了繁鎖哲學。我不贊成這種學習，到農村去可以學嘛。”“我跟前一個警衛員寫信來說，學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沒有學懂。下去兩個禮拜，才弄清了一些問題。聽說還有好多怕，怕扎錯根子，怕住錯人家，怕干部搗鬼。怕這個，怕那個，那怎么行？”“你一個新城縣，二十八萬人口，下去一萬五千人，還說人少了。哪里來這么多人？哪里要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么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比如二十八個人中有一兩個是壞的，還有二十六七個是好的嘛。為什么不依靠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幾個人就行了?？赡苁畮讉€人不行，但我們革命從來不是這么革的。你一萬五千人扎根串連，什么扎根串連！冷冷清清?！薄霸B，冷冷清清，這個空氣太濃厚了。這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F在這個搞法同我們過去搞的不一樣。我看方法要改?！盵59]

                     劉少奇認為，應集中大量工作隊進行重點突擊，施行大兵團作戰。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劉少奇在廣州致信毛澤東，提出在城鎮“五反”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要加強領導，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建議改變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的方法，實行“把各縣工作隊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隊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個縣，縣以下各行各業的城鎮的‘五反’以及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都有工作隊統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先后搞好”?！爸醒敫鳈C關也抽出人來組織工作隊，在北京進行初步訓練和準備，然后分到各大區的若干省，再由省分到幾個縣，由省委領導?！盵60]

正是由于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的依靠對象、工作隊權限上認識的不同，才派生出他們在工作隊規模上的分歧。而這種分歧使他們在“四清”運動的分歧更加尖銳，又進一步激化了他們之間的矛盾。毛澤東主張主要依靠當地干部和群眾開展運動，工作隊只不過對運動起指導作用，當“參謀”，出主意，提供幫助，但并不包辦運動，因而僅用少量的工作隊就能夠滿足“四清”運動的要求。而劉少奇對基層干部狀況作了更為嚴重的估計，正是這種嚴重的估計才使得劉少奇主張在運動中撇開廣大基層干部，主要依靠工作隊，由工作隊包辦運動，直至接管當地政權，這就需要由大批干部組成的工作隊。因而劉少奇主張應集中大量工作隊，施行大兵團作戰，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毛澤東希望通過“四清”運動來鍛煉干部和群眾，通過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群眾運動來扼制干部隊伍的腐敗現象，增強廣大人民群眾反修防修的免疫力，筑牢干部隊伍中拒腐防變的堤防。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賦予他們開展群眾運動的民主權利。所以就不僅不能主要依靠工作隊，且又要對工作隊的權限和規模作出嚴格限制。如果“四清”運動主要依靠工作隊，工作隊的權限和規模過大，就會嚴重束縛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廣大人民群眾難以通過運動的方式來扼制干部隊伍的腐敗現象，防止修正主義的出現，使中國沿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健康發展的目的。正是基于此，毛澤東對工作隊的權限和規模做出了嚴格限制，防止因工作隊的權限和規模過大壓抑人民群眾的參政激情，影響“四清”運動的正常開展。而這就構成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工作隊規模上的分歧。

              （4）、運動的具體方法。

              毛澤東認為，應采用整風的方式，賦予群眾以民主權利，通過群眾運動，發動群眾來整黨，加強群眾對干部的監督，以便在運動中鍛煉群眾，扼制干部的腐敗作為，防止修正主義的出現。真正的領導人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根子也是在群眾運動中表現出來，扎根串聯、秘密工作這種方法不可取。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一些作法。毛澤東說：真正的領導人要在斗爭中才能看出來。你在訪貧問苦中看得出來？我不相信。要開大會搞斗爭。地、縣、社三級開大會搞斗爭，而不是讀文件?？傊?，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領導群眾起來斗爭，在斗爭中群眾會造出他們的領袖來。一是不要讀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樣扎根串聯。一去就開會，有事就開，無事就散。開會不要太長，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要讓群眾去搞。不相信群眾，只相信工作隊，不好。四清，要給群眾講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數人，不清社員。有不清者清之，無不清者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貪污腐敗、投機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壞最歷害的。[61]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次又來總結經驗，是因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別是有一百一十萬工作隊下去，在戰線上有幾怕，怕群眾，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傾，怕犯錯誤。過去歷來行之有效的開大會向群眾說明來意也不搞了，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張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萬人搞那樣多的怕，怎么得了。群眾對我們有批評，很多批評嘛?？戳诉@個文件比較好一些，但是還要實踐證明。同時，我又怕少奇同志講的話不靈了，又不去蹲點了。再就是不要搞大翁大嗡。現在這個規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來。開會講要點，不要那么繁鎖。根子就在運動中看出來，扎多少年也不成?！盵62]

劉少奇認為，在處理“四不清”干部時，強調要追“根子”，應采取扎根串連、秘密調查的方式。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還提出在清查農村“四不清”干部問題時，要注意追上面的“根子”。六月八日，毛澤東談到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在我們手里時，劉少奇插話說“現在下面發生的問題就是不追上邊，恰恰問題就出在上邊。撫寧縣的農民說，不僅下邊有根子，上邊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這句話引起了我的注意。”劉少奇在一九六四年春節期間與王光美的談話時說：“犯嚴重‘四不清’的錯誤，根子在那里？我們說根子是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如一般所說的‘錯在干部，根子在地富’這是基本的根子。群眾還提出有上邊的根子。上邊的根子有沒有？要不要挖？應該切實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級機關的蛻化變質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風的影響）。”“犯嚴重‘四不清’干部的基層干部，在公社、區、縣和地委都有根子，這是群眾提出的，是有事實根據的。要好好想想，在什么時侯提，什么時侯往這方面引導，要看情況。”“有些大隊和公社，個別的縣，在一個時期內，變了質，變成修正主義了，并不可怕，只要上面清醒，發現了這種情況，能夠下決心革命，就好了。危險的是上面不清醒?！盵63]在經劉少奇肯定的王光美的“桃園經驗”中指出：工作組進村后，先搞“訪貧問苦，扎根串聯”，然后搞“四清”，再搞對敵斗爭。[64]據薄一波回憶說：“這實際上是強調扎根串聯，采取一種秘密工作方式?！?0月24日，中央發出《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轉發了這一報告。指出：‘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所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斗爭，否則，要犯嚴重的錯誤?！@個指示和小站‘經驗’的下發，更加助長了當時已經盛行的奪權風，重復了土地改革中‘搬石頭’的錯誤，既把廣大基層干部一腳踢開的錯誤。在《后十條》修正草案和這些文件、‘典型材料’的指導和影響下，從1964年秋鋪開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急轉直下，‘左’的傾向更為明顯和突出。各個試點集中了上萬人的工作隊，完全撇開農村基層干部，在許多地方錯誤地進行‘奪權’，使不少農村基層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65]劉少奇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召集在京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負責干部的大會上談到調查方法時說：“現在，調查農村情況、工廠情況，在許多情況下，用那個開調查會的方法（毛主席在《農村調查》中間講了開調查會），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現在要做調查研究，對于許多單位，應該搞社會主義教育，搞‘四清’。搞對敵斗爭，搞干部參加勞動，發動群眾，扎根串連，這樣做，你才能把情況搞清楚?！盵66]

這里我們看到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具體方法上的分歧。這種分歧也是以上分歧導致的必然結果。劉少奇對當時的基層干部狀況估計得比較嚴重，因而主張開展“四清”運動撇開基層干部，主要依靠工作隊。由于在運動中將基層干部和群眾排除于運動之外，光由工作隊來領導運動就顯得勢單力孤，那么就要根據運動的需要，擴大工作隊的權限和規模，集中主力打殲滅戰，這樣失去了廣大群眾和基層干部支持的工作隊就不得不強調施行扎根串聯、秘密調查的方式。毛澤東認為群眾單個的力量是有限的，但組織起來的群眾的力量是無限的。組織起來的群眾，只有采取群眾運動的方式，才能顯示出他們的力量，才有力量糾正干部隊伍中出現的腐敗現象和修正主義，才能維護他們的根本利益。因而“四清”運動就應該依靠群眾，通過運動來組織群眾、教育群眾和鍛煉群眾，發揮群眾運動的威力，來扼制修正主義的產生，達到“四清”運動的目的。而扎根串聯、秘密工作的方式，卻是依靠工作隊，而將廣大群眾排除于運動之外，這樣就難以通過群眾運動來扼制干部隊伍中的腐敗現象和修正主義的出現，因而毛澤東認為扎根串聯、秘密調查的方式是不可取的。這種運動具體方法的不同實質上反映了他們對群眾的態度及群眾在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的分歧，這種認識的分歧又折射出奴隸史觀和英雄史觀的斗爭，它體現出中共高層探索新生的人民政權如何能夠避免腐化變質的途徑過程中所進行的斗爭。從歷史角度看，這種認識的分歧又在一定程度上帶有階級斗爭的色彩。因為這種斗爭雖然出自認識的分歧，卻是關系到如何在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及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始終保持人民政權的性質不變。這種能否保持政權性質的斗爭當然具有階級斗爭的色彩。

由此看來，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期間的分歧主要集中于運動的性質、運動的重點、對干部狀況的估計及運動的方法等幾個方面。這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期間的主要分歧。這種分歧的實質是中國到底應該走什么道路、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和方式到底是什么、中國共產黨到底應該采取什么辦法來筑固人民民主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敏感地認識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因而毛澤東才確定“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毛澤東又認為干部隊伍的腐化、修正主義的出現，并不依領導人個人好惡而改變，而是一定階層的反映，是由處在一定階層的社會地位決定的。[67]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可能出修正主義，而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影響要大得多，直接導致政權性質的變化。因而“四清”運動的重點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防止修正主義的出現，保持人民政權的性質不變，就要賦予群眾以民主權利，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組織群眾，鍛煉群眾，培養群眾的反修防修意識，對干部隊伍特別是當權派施加壓力，迫使他們不敢走修正主義道路。既使已經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人迫于群眾運動的強大壓力，又會重新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只有群眾運動才能更好地使群眾行使民主權利，只有群眾運動才能構成對干部隊伍產生腐化和修正主義的制約因素。因而毛澤東主張在“四清”運動中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通過群眾運動來扼制修正主義的出現。而劉少奇卻在“四清”運動的性質上回避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對基層干部狀況又估計得過于嚴重，在運動的重點上又不贊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提法。在方法上又是主要依靠工作隊，擴大工作隊的權限和規模，采取扎根串聯、秘密調查的方式。毛澤東可能想到，在蘇聯已經出現修正主義，中國又面臨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情況下，劉少奇卻反對將“四清”運動的性質定性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這也就難以通過“四清”運動鏟除資本主義復辟的條件，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因而不管劉少奇的主觀動機如何，但至少在客觀上會有利于資本主義復辟。同時，劉少奇不吸取過去反右派斗爭和反右傾斗爭擴大化的教訓，在“四清”運動中對干部狀況的過分估計和處理，又重演過去運動擴大化的悲劇，這引起了毛澤東的憂慮。蘇聯修正主義的出現就是發生在干部這個階層特別是領導層，而在國內干部隊伍中揭露出來的腐化問題已經觸目驚心的情況下，劉少奇卻反對將運動的重點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不能不使人發生疑問：劉少奇這樣做在客觀上是不是充當了這伙人的“保護傘”嗎？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主要依靠工作隊，擴大工作隊的權限和規模，排斥群眾運動，采取扎根串聯、秘密調查的方式。工作隊是由上級派出的，一旦上級機關出了修正主義，誰能保證它派出的工作隊是正確的呢？工作隊權限和規模的擴大，實際上限制了群眾民主權利的行使。在“四清”運動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制止干部的腐敗，避免修正主義的出現。因為干部權益的過分擴大，實際上是在損害群眾的根本利益。利用這種利益上的矛盾才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對干部隊伍形成強大的壓力，通過群眾運動來扼制干部的腐敗和修正主義的出現。劉少奇采取的方法不僅不能達到“四清”運動的目的，而且依靠工作隊、排斥群眾和群眾運動卻為干部權益的擴大開了方便之門，重蹈過去王朝興衰“周期率”的覆轍。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分歧的影響是深遠的。毛澤東對劉少奇認識的變化有一個發展的過程，但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分歧是這種認識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決定性因素。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寫道：“聯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68]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69]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和斯諾談話，當期諾問道什么時候明顯感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時，毛澤東說：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70]毛澤東把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分歧與一九六0年以來的關于當時形勢的認識、產生困難的原因和克服困難的措施的認識的不同聯系在一起，同時又聯想到解放前夕劉少奇在天津宣傳的資本家“剝削有功”的講話以及一九五一年劉少奇反對山西農村合作化的爭論，這樣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認為劉少奇已經不適合作黨的接班人。對此，毛澤東曾帶著沉重而又無奈的心情談道：“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指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等人—引者注）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薄拔覜]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71]

                                 三、關于工作組事件

雖然劉少奇是一位幾十年并肩戰斗的戰友，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政策主張一旦實施所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保持著高度警覺，隨著他們政治分歧的不斷加深，在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毛澤東就認為劉少奇已不適合于做黨的接班人。但實際上在此后一年半的時間里，劉少奇仍然是黨內的二把手，照常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看來，從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雖然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已不適合作黨的接班人，但那僅是他的個人心中想法。毛澤東對于中央高層特別是接班人這樣人事變動的大事，也在反復思考，不斷觀察，權衡利害得失，猶豫再三。他很慎重地處理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乃至沖突發生在是否派遣工作組上，而這種分歧最終使毛澤東痛下決心，成為變動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導火線。

我們現在摘引幾段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話并由此入手進行分析。

劉少奇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說：“至于怎么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主要的靠你們各個學校廣大的師生員工在革命的實際中間來學會革命?！盵72]由這段話里可以看到，劉少奇對于文化大革命并不理解，也并不清楚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對文革抱著一種疑惑的態度。

一九六五年八月，毛澤東在羅瑞卿匯報備戰問題時的插話中又談到防止修正主義問題，并且著重談到中央領導集團所持態度的極端重要性。他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我曾經說過，人長了個頭，頭上有塊皮。因此，歪風來了，就要硬著頭皮頂住。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那一次，如果我們點了頭，你們在座的其它人，當時可能反對，也可能不一定。這樣的經驗很多，國內經外、正面反面的都有?！盵73]毛澤東在這里主要談得是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危害最大，并且和一九六二年的分田到戶聯系在一起，提醒人們要警惕中央出現修正主義。

在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間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當有人談到各省搞些小鋼鐵廠時，毛澤東插話說：“我對這一條比較積極，我支持地方要搞五萬噸左右的鋼鐵廠。左右者，可大可小?！薄拔也慌履銈冊旆?。你們制造機器，制造武器，你們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對袁世凱稱皇帝的那種反?！薄爸醒肴绻隽塑婇y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你們不要年年造反喲，如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你們造反，那就吃虧喲。中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你造反，那你還不是修正主義嗎？而一個省也造不起來。”[74]毛澤東在這里要各地搞工業就是要做好準備，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各地要利用自己現有的軍事裝備，進行造反，消滅修正主義，使中國重新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澤東把各大區負責人找到杭州去談話，向他們打招呼，要在各地堅決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發動群眾揭露問題，最初打擊面寬也不可怕，以后再分類排除，要依靠運動中涌現的積極分子，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說：“關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有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大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占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類排除。”“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么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占領不了的。在過去的斗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涌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同一天，毛澤東會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時說道：“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為我們中國說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這關難過，閻王爺不請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薄耙磺惺挛锒际且环譃槎?，對立統一。事物總是有兩個對立面。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的團結，沒有對立面，就不符合實際。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的接班人是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創立和領導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等，在他們死后就成為資產階級的黨。這條不注意，要吃虧的?！薄疤煜聻貘f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們有準備，全黨大多數人有準備，不怕。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六月十五日，毛澤東和江西負責人談話說：“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盵75]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的一次通信中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袊绨l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盵76]毛澤東在這里主要講得是關于反修防修，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設想和方式以及革命前景的展望等等。

毛澤東將文化大革命作為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想通過文化大革命來練練兵，一旦將來出現了修正主義，經過訓練組織起來的群眾能將修正主義消滅掉。毛澤東認為，能夠防止黨和國家機關出現修正主義和腐敗現象的制約力量只能來自人民群眾。通過機構之間的互相制約來防止修正主義和腐敗現象，固然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官官相惠，互相庇護”足以使法律失靈，機構形同虛設，起不到應有的監督和制約作用。中國古代王朝覆滅的歷史悲劇足以說明這一點。中國古代王朝盡管在立法和執法的某些方面有當時的歷史局限，但是到后來有法不依，吏治腐敗，終于積重難返，在農民起義的烽煙中被推翻。要避免這種歷史悲劇的重演，就要探索在已經發展了的形勢下找到一條新路，那就是民主。這里我們想到一九四五年毛澤東與黃炎培的一段對話。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生，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發復雜起來了?？刂屏Σ幻廒呌诒∪趿?。一部歷史，“政怠患成”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傊疀]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77]通過這段對話，我們發現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民主的歷史淵源。只有發動群眾來監督政府，才能避免修正主義和腐敗現象的產生。這就是毛澤東所倡導的大民主，或者說人民民主。這里要解決的是政府和人民群眾的矛盾，利用群眾來防止修正主義和腐敗現象。

由于黨和政府的官員手中掌握著權力，怎樣能保證人民群眾既有效監督黨和政府官員，同時又能夠保證自身安全，就成為執政后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一個歷史課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給廣大人民群眾以民主權利，這樣他們才能夠對各級官員行使監督和制約作用。這就是毛澤東倡導的大民主。社會主義的大民主就是賦予群眾以民主權利，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通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展開說理斗爭，真理愈辯愈明，在辯論中提高群眾的覺悟和思想認識水平，消除社會的陰暗面，改正缺點，糾正錯誤，使廣大干部和群眾在新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代表的大民主是毛澤東探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防止政權變質，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嘗試。鑒于蘇聯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所產生的特權階層，以及這個階層所滋生的修正主義，毛澤東在總結蘇聯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引導人民通過一系列的群眾運動，直至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來消除特權階層賴以存在的土壤，防止修正主義的出現。這種探索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史無前例的空前壯舉，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

毛澤東分明意識到，光靠干部隊伍的自覺和修養是難以成行的。作為一種慣性，歷代官僚隊伍的痼疾在新中國干部隊伍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并變化出新的花樣。因而，既使賦予群眾以民主權利，但單個的或少數的群眾也難以真正通過行使民主權利來扼制修正主義和腐敗現象。官僚隊伍掌握著現實的權力，雖然他們內部在權力的分配和利益的劃分上存在矛盾，但在維護這個階層的既得利益上是意見一致的，他們可以通過種種手段圓滑地使群眾行使民主權利的努力化為泡影，從而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只有通過群眾運動形成的綜合威力，才能迫使官僚隊伍有所畏懼，有所收斂，同時也難以對群眾進行打擊報復。這樣既保障人民群眾能夠有效行駛民主權利，使官僚隊伍自身在群眾運動的重壓下有所顧忌，又能夠維護自身安全，有效避免修正主義和腐敗現象的出現。

由于大民主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創舉，是在探索中不斷發展著。因而，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缺點和失誤也在所難免，應該在總結大民主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使干部和群眾之間能夠良性互動，創造施行大民主的條件，保障社會主義政權的長治久安。這樣就要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參政、議政的積極性，通過運動組織群眾，鍛煉群眾，創造對干部進行監督的輿論環境，建立對干部進行制約的機制，在反復的磨合中逐漸形成比較規范、成熟的社會主義大民主的制度。

下面我們來分析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的矛盾和分歧。

我們先看幾段毛澤東和劉少奇關于工作組問題的話。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到工作組時說：“不要搞工作組，可以搞點觀察員進行調查研究，不要發號施令。整風，關門整風才不行哩！過去《人民日報》不在我們手里，中宣部不在我們手里，文化部不在我們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們手里，這此東西都不在我們手里，不發表聶元梓那樣的大字報，那才不行哩！現在我們有些同志有些害怕群眾，共產黨員害怕群眾那還了得？你們都要下去，下去搞兩個鐘頭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頭腦就清醒一點。”“把工作組一撤，把黑幫停職反醒就完了，這樣可以快點。有這么一段，運動冷冷清清。根本撤出來，另年派幾個人去當觀察員。……由學生、老師的左派組成革命委員會，自己來搞。……現在搞文化革命斗爭，一斗二改。斗什么？斗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些是你們清楚一些，還是學生清楚一些？還有斗爭學術權威，對翦伯贊這些人誰了解些？”“這不只是一個北大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國的問題，如果照原來那樣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明堂來的?！逼咴露迦?，毛澤東在有各大區第一書記參加的談話中說：“主要是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員會，不那么革命的中間狀態的人也參加一部分。誰是壞人？壞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們懂得，工作組不懂得。他們到了那里，不搞革命?！薄皩W校里的問題，一個叫斗，或者叫批判，一個叫改。工作組一不會斗，二不會改，起壞作用，阻礙運動?！薄白罱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阻礙革命勢力，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他坐山觀虎斗，學生跟學生斗，擁護工作組的一派，反對工作組的一派。群眾對工作組有意見不讓向上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電話，打不得電報，寫信也寫不得，西安交大就是這樣。要允許群眾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寫信給中央！”“我們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總有一天命要割到自己頭上來?！薄艾F在到了這么一個階段，要趕快改變方針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學校、各單位的基本群眾，左派，包括中間派。有一些部門，工作組，沒有想一想：中央宣布了大學、中學停課，事實上初中也停了，又給他們飯吃。他吃了飯不上課，他不鬧事才怪啦！……一斗二改，凡阻礙一斗二改者，統統驅逐之。你阻我驅，我們提出撤銷工作組，代表廣大群眾的意見。”“我到北京一個星期，前四天傾向于保張承先（北大工作組組長?！咦ⅲ?，后來不贊成了。各單位、各機關的工作組是起阻撓作用。張承先工作組、清華工作組，都起阻撓作用?！盵78]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劉少奇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對派工作組的問題承擔了責任。他說：“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來，發現派工作組的方式不好，責任主要在我?！薄爱敃r我曾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毛澤東插話說：“怎么會中斷呢？”接著，陳伯達說：派工作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氣蓬勃的學生打下去，把真正搞文化大革命的搞下去”；“我們很多同志當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聽別人的意見，他的話不能侵犯”，“如果這一點不解決，我們就要發生修正主義的”。毛澤東插話說：“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別人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标惒_講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在大革命中有許多偶然性”時，毛澤東說：“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間的。誰知道聶元梓出那張大字報，一廣播，亂子就出來了。就是一個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眾高明。事實上我們沒有什么高明，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比我們高明。只有依靠他們，我們什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強調要有中央全會就文化大革命問題正式作出決定。他說：“要決定。要推翻這個決定，也要到下次全會?！盵79]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在講工作組問題時插話說：工作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是完全錯誤的。工作組不管怎么樣是做了壞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一般說，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干盡了壞事。[80]劉少奇在八月二日的會上說：“對于工作組的問題，我認為常委特別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對派譴工作組負責任?！薄耙恢钡街飨貋?，我們匯報的時候，還主張工作組不撤，這就是更大的錯誤。”[81]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在前清時代，以后是北洋軍閥，后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F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次大會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么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應嚴格處理?！盵82]當劉少奇說道“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他又說：“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什么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么怕？”劉少奇說：“無非是下臺，不怕下臺，有五條不怕?！碑斎~劍英講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3]而在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派駐院校工作組，雖然工作組確實也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對糾正當時運動的混亂局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從總體上看，工作組卻打擊了當時積極參加運動的左派群眾，制約著群眾運動的蓬勃發展。和毛澤東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觀點背道而馳，使毛澤東想通過群眾運動的強大威力來扼制修正主義和腐敗現象的企圖化為泡影，同時也使毛澤東想通過群眾運動的實踐來總結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理論的努力前功盡棄。因而，毛澤東對派工作組表現出異常的憤怒，指出工作組鎮壓群眾，并撤回了工作組。劉少奇當時派駐工作組，也是從以往的經驗所作出的決定。有人寫文章說，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想法不了解，所以才作出那樣的決定。這個看法恐怕站不住腳。因為在此前，毛澤東曾經在不同場合多次闡明了他的觀點。作為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毛澤東的講話在整理后不可能不送劉少奇等常委傳閱。最可能的是，劉少奇對毛澤東的看法有不同意見。這種分歧使得劉少奇仍然按照他自己的思路來處理問題。后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竟然出現了正面沖突。據王光美回憶說，這是劉少奇和毛澤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沖突。

我們注意到，這種沖突并非出自于權力之爭，也并非是劉少奇對毛澤東尊重與否的問題，而是源于政治分歧。這種分歧表面上是由于是否派駐工作組而產生，而在實質上則體現了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開展文化大革命方法上的分歧，也就是運動是依靠群眾，還是依靠工作組來開展。這不僅是對待群眾的態度和立場問題，而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到底應該采取什么方式來防止干部隊伍中修正主義和腐敗現象的產生，保持人民政權的顏色不變，找到一條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新路。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并不僅僅是派工作組這種形式問題，而關健是工作組所執行的方針、政策問題，是斗爭的矛頭指向干部，還是群眾的問題。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修改的一次講話稿時寫道：“但要指出，問題不在工作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針、政策。有些單位并沒有派工作組，依靠原來的領導人進行工作，也同樣犯了錯誤。也有部分工作組采取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并沒有犯錯誤的。這就可以說明，問題究竟在哪里?！盵84]毛澤東認為，鑒于古今中外的教訓，只有施行社會主義的大民主，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充分賦予群眾以民主權利，發揮群眾參政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修正主義和腐敗現象。這種大民主既然是一種創舉，就免不了會出現失誤和問題，那就應該及時予以總結和改正，探索出社會主義民主的一條新路。劉少奇的主張仍然在重復過去“以吏治吏”的怪圈，而沒有充分注意并發揮人民的力量，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使人民群眾來監督干部，在運動中審察干部和使用干部，保持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避免修正主義和腐敗現象的出現。工作組的派駐，實際上限制了群眾積極性的發揮，如果各地由工作組來領導運動，而不是由群眾自發聯合起來，那么就難以通過群眾運動的強大威力來扼制干部隊伍的修正主義和腐敗現象。同時，派出工作組的地方乃至中央機關，如果出了修正主義和腐敗，又怎能保證它派出的工作組正確地履行職能呢？毛澤東也一定聯想到，這和“四清”運動依靠工作隊又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們分析過，在“四清”運動期間是依靠群眾，還是依靠工作隊，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方法的主要分歧之一。隨著運動的深入，毛澤東認為單靠“四清”運動難以解決問題，于是經過反復慎重地思考，毛澤東才找到這樣一條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運群眾來揭露我們的陰暗面。而劉少奇派駐工作組則有可能使這種方式的探索趨于失敗，因而毛澤東對派駐工作組事件看得很重，并極力主張撤出工作組。在這種分歧中，我們看到實質仍然是依靠群眾，還是依靠工作組，是采用什么方式來進行文化大革命，來在中國避免出現修正主義和腐敗問題。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最終使毛澤東痛下決心變動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就在他們發生沖突的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在這張大字報中寫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埻緜冎刈x這一篇大字報和這篇評論?？墒窃谖迨嗵炖铮瑥闹醒氲降胤侥承╊I導同志，卻反其道面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施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85]八月七日毛澤東將這張大字報印發正在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在黨內公開了他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和一九六0年以來的分歧聯系在一起，最終迫使毛澤東決變改變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八屆十一中全會后，劉少奇由黨內排名第二位降為第八位，但仍然保留了劉少奇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

              四、劉少奇因何被打倒？

雖然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變動了劉少奇黨的接班人地位，但毛澤東仍將劉少奇的問題作為黨內的“路線錯誤”看待：基本肯定劉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查，不贊成把關于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公共場所去，不贊成在報刊上公開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他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煞。”“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薄皠ⅰ⑧囈獪试S革命，準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本褪窃谝痪帕吣暌辉率呷?，毛澤東在一次同外國朋友談話中講到王明時說：“他現在還是中央委員。下次代表大會，他恐怕選不上了。劉、鄧是不是能選上？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86]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態度發生明顯變化，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份。這個月初，毛澤東的老朋友、黨外人士章士釗寫信給他說：自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興旺發達，全都依仗共產黨之英明領導，而毛、劉團結乃共產黨領導核心堅強的保證，假若劉少奇同志確實犯了錯誤，望毛、劉兩位領導能赤誠相待，好好談談，劉可作檢討，但切不可打倒劉少奇。十日，毛澤東復信章士釗說：“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復雜，一時尚難肯定，尊囑似宜緩行。”十分清楚，這里說的“個別人”是指劉少奇，所謂“情況復雜”是指歷史情況“復雜”。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將涉及劉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調查研究，這個專案組實際上成了“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二十三日，毛澤東對戚本禹所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作出修改后批示：“看過，寫得很好。”這篇文章中不點名地所說“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誰都看得明白是指劉少奇。文章在《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后，以劉少奇的“大批判”立刻大幅度升級。[87]

本來，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的問題是作為黨內路線錯誤來處理的，就其性質來說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一九六七年三月后，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態度發生本質性變化，劉少奇最終被打倒。這說明矛盾的性質由人民內部矛盾變為敵我矛盾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態度發生本質性變化呢？下面我們來分析劉少奇之所以被打倒的原因。

劉少奇被打倒的原因之一，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遇到重重阻力，尤其是遭到不少干部特別是當權派的抵制和反對，群眾和干部隊伍的矛盾在激化，打倒劉少奇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展的需要。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當然，不能過高要求。中央局、省、地、縣這幾級，還不講縣以下廣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傆幸恍┤讼氩煌?，有一小部分，還是會要對立的。但是，我們相信大多數會起得通的。……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沖就要想一下了。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里糊涂犯的”[88]我們看到，針對不少干部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苦口婆心地做了大量說服工作，要他們正確認識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只要改正錯誤就好，而并非要打倒他們。毛澤東原先想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在運動中，通過開門整風，由群眾來審察干部，幫助干部糾正缺點和錯誤，形成干部和群眾的良性互動，使政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手中。由此看來，毛澤東一開始并不主張打倒現職干部。但實際上在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風暴后，毛澤東經過反復考慮，最終還是承認了奪權這個事實。是什么原因導致毛澤東的觀點發生了變化呢？如果當時干部隊伍的群體能象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的那樣，正確對待群眾運動，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那么就沒有必要將他們打倒。毛澤東的觀點之發生變化，就是因為干部并沒有照他說得那樣做。有一些干部組織保守派群眾來保護自己，對抗造反派群眾，從而導致了群眾運動的分裂；也有些地方的當權派用“罷工”的方式來對抗文化大革命，這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寄望于當權派通過群眾運動來糾正自身的缺點和錯誤的希望落空了，因而在上海一月風暴奪權造成既成事實的情況下，毛澤東經過慎重思考，從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出發，承認了上海奪權的行動。此后，奪權風迅速波及到全國，掀起了全面奪權的浪潮，大批當權派被打倒。在這個背景下，劉少奇作為路線斗爭的代表被打倒也是勢在必然，這是當時文化大革命進行下去的政治要求。

劉少奇被打倒的原因之二，是在全面奪權的風潮中，遭到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人的激烈反對，當時面臨著是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還是就此中斷，半途而廢的歷史選擇。毛澤東決心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然要扼制這一股反文革的潮流，這就成為劉少奇被打倒的另一原因。在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全面奪權階段后，確實暫時對社會秩序造成了重大沖擊，出現了嚴重混亂。這時，毛澤東對因未經中央批準就提出打倒陶鑄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等人作出批評，這成為引發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南海懷仁堂會議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導火線。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以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為代表的當權派干部和以中央文革小組為代表的造反派群眾這兩大力量的交鋒。這次交鋒是干部隊伍群體、特別是當權派干部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的一次爆發，最終以毛澤東出面責令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請假檢討的方式將這股反文革的力量壓了下去。毛澤東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長期以來苦苦地思索著共產黨執政后怎樣才能避免修正主義和腐敗現象的出現，在實踐中究竟采取何種方式才能始終保持人民政權的性質不變。在探索中毛澤東發現“三反”、“五反”不行，“四清”運動也不行，終于找到一條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揭發我們的陰暗面的途徑，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避免修正主義和腐敗現象，保持黨和國家的顏色不變。因而，當文化大革命遭到重重阻力的時候，毛澤東就排除萬難，決心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于是，毛澤東責令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人進行檢討并召開幫助他們的黨內生活會，這實際上顯示了毛澤東將文革進行下去的決心。毛澤東也由此看到文化大革命遇到了強大阻力，對文化大革命繼續進行下去的艱難性和復雜性有了更為清醒地認識。這次交鋒也更進一步堅定了毛澤東將文化大革命進行下去的決心。雖然這次交鋒已和劉少奇沒有關系，但文革的矛頭是對準黨內干部、特別是掌權的干部，劉少奇畢竟是文革爆發后所沖擊的最高級別的干部，文化大革命遭到黨內干部、特別是當權派的普遍抵制和激烈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也要求進一步消除阻擋其發展的障礙，于是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人抵制文革的行為被指為“二月逆流”。在此背景下，作為當時被奪權干部名義代表的劉少奇，在反擊“二月逆流”的過程中，打擊的矛頭也就自然指向當時路線斗爭的代表劉少奇，劉少奇在政治上也就難以逃脫被打倒的命運了。

劉少奇被打倒的原因之三，是劉少奇的“歷史問題”影響到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判斷和定性，成為劉少奇被打倒的又一原因。由于革命戰爭年代的險惡處境，劉少奇曾數次被捕并被營救釋放，由于當時情況特殊，這就容易給人留下疑問。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將二十年代劉少奇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調查研究。[89]由此我們看到，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就已經整出劉少奇二十年代的被捕材料，而且這批被捕材料初步得到了政治局常委的認可，并作為進一步調研的依據。而這批被認可的材料對劉少奇事件的定性乃至被打倒起了重要作用。同時劉少奇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的處理也有失當之處（比方說一九三六年同意“六十一人”履行國民黨監獄的自首手續而被保釋出獄問題。）。這些“歷史問題”和劉少奇的政策措施聯系在一起，就會進一步強化劉少奇是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認識，進一步推動對劉少奇案件的定性，從而對劉少奇被打倒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我們現在雖然難以對劉少奇的“歷史問題”在劉少奇被打倒的原因中所起的作用進行量化分析，但我們仍然可以肯定地說劉少奇的“歷史問題”確實影響到中央高層對其性質的判定，成為劉少奇最終被打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劉少奇被打倒的原因之四，是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和態度，最終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而失去了毛澤東保護的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也就難以逃脫被打倒的命運。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夜，毛澤東派秘書把劉少奇接到人民大會堂，兩人進行了一次交談。毛澤東問候了劉少奇家人的近況。劉少奇在談話中提出：“一、這次路線斗爭的責任在我，廣大干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盡快把廣大干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泵珴蓶|要劉少奇認真學習，保重身體，并建議他讀一讀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狄德羅寫的《機械人》等書。[90]劉少奇回家后對家人說：“主席沒有批評我的錯誤，很客氣，叮囑我認真學習，保重身體。”[91]應該怎樣來看待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其實也是他們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交談呢？劉少奇說，毛澤東很客氣，沒有批評他，這倒是事實。不過，毛澤東為什么沒有批評他呢？是不是毛澤東認為當時劉少奇就沒有缺點和錯誤了呢？顯然不是?？磥?，毛澤東對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和他自己問題的認識和態度還需要作進一步思考，因而沒有表示什么意見。另外，也許毛澤東從劉少奇的言談中已明確知道劉少奇的真實態度，這種態度使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認識發生了變化，對劉少奇的轉變已不抱什么希望。但毛澤東這時還沒有同意打倒劉少奇。因為在這次談話四天后毛澤東還是同意選舉劉少奇為中央委員。[92]毛澤東同意選舉劉少奇為中央委員，這并不說明毛澤東對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態度沒有意見，只不過是毛澤東從團結的愿望出發，從擴大中央委員會代表性的角度考慮作出的決定。毛澤東在一九六八年十月曾說過：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贊成。要那么純，純得那么很歷害呀。我們這個黨經過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較純一些，從來沒有這么搞過。但是太純了，我看也不太好。[93]這是毛澤東的一貫觀點。這同以前毛澤東主張選舉王明、博古、王稼祥、李立三等人中央委員時的考慮是一致的。因而，毛澤東這時仍然主張劉少奇進中央委員會是從大局出發作出的這個決定，這個決定并不說明毛澤東對劉少奇一月十三日夜談話時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態度的認可。但是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劉少奇和毛澤東的這次談話確實使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注意到，雖然劉少奇在這里主動作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但卻對文化大革命抱著不理解，消極乃至回避的態度。劉少奇在這里是袒護廣大干部，從他自己這段話中表明他沒有清醒地認識到在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干部隊伍中出現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腐敗現象在日益滋長，在復雜的內外因素的作用下，會嚴重脫離群眾，導致人民政權變質，產生修正主義。單靠干部黨員的修養不足以解決問題，必須將群眾組織起來，監督干部，形成避免修正主義出現的強大威懾力。在黨內已經出現大量腐敗問題和陰暗面，并且仍在不斷滋長的情況下，就是要通過文化大革命來來探索解決這一問題的新途徑。雖然在實踐探索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但這時需要的卻是不斷總結經驗，糾正錯誤，而不是中止實踐，因為其探索的方向是正確的，舍此沒有也不可能有更好的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劉少奇卻置干部隊伍中出現的腐敗現實于不顧，籠統地說廣大干部是好的（這種對干部隊伍的評價與他在“四清”運動期間對干部隊伍的評價是矛盾的），自己要以辭職來保護廣大干部，以便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從這里使毛澤東看到劉少奇與干部隊伍的當權派之間的一種關聯。劉少奇實際上是想以退出領導崗位來保護廣大干部，這種利益上的聯系和置換更明確了毛澤東對劉少奇是最大當權派的認識，這當然會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劉少奇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是對準自己，因而只要自己辭職就可以結束文化大革命。如果劉少奇不是賭氣的話，那么就是劉少奇沒有認識到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深遠意義，而認為文化大革命只不過是一場針對自己的爭奪權力的運動。正是劉少奇的這種認識更進一步引起了毛澤東的強烈不滿，使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政治品質發生懷疑。劉少奇不是積極、主動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改造自身，使自己的政治生命在群眾運動的火熱生活中獲得新生，而是辭職，也就是主動“罷官”，進行退避。這會使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在犯錯誤后仍然拒絕改造，拒絕黨的挽救，而是堅持錯誤，頑抗到底。毛澤東主張采取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來處理黨內的分歧和矛盾，但劉少奇的這種態度使毛澤東對劉少奇由希望變為失望，這樣在當時政治形勢發展的沖擊下，失去毛澤東保護的劉少奇也就最終難以逃脫被打倒的命運了。

劉少奇被打倒的原因之五，在黨內長期存在一股反對劉少奇的力量，劉少奇在失去接班人地位和毛澤東保護之后，這股力量的作用就成為劉少奇被打倒的又一個重要原因。據杜潤生回憶：“1953年財經會議有高崗這么一派人，一直反對劉少奇。說劉少奇是從白區做地下工作出身的，不是打仗出身的，認為江山是槍桿子打下來的，打江山的人沒有坐上江山，不打仗的人坐了江山，反對劉少奇，在黨內早有一個暗流?！盵94]當年的高饒事件就是反對劉少奇的。據鄧小平回憶：“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后，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這么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恰當。高崗也找陳云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云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劉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饒的斗爭還要肯定。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么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干部”[95]由這段回憶中我們看到，毛澤東主動退居二線后，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高崗發起的這次倒劉風波中，六個大區當中的三個負責人卷入其中，當時還包括一批干部（當然這是指高級干部），這批干部究竟是些什么人，鄧小平并沒有予以說明。據我們判斷這至少是省部級以上對中央高層有影響的高級干部。據劉少奇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央常委召開的彭德懷生活會上說：高崗事件前，對我有七八點意見，有些事同我毫無關系。如一件事，召集華北座談會。另一件事，同去看關向應，關留著淚說：“彭總，你不要反對毛主席，鬧派性。我是快要死的人了?！庇X得我沒發表意見，對我不滿。高崗事件前，講了許多對我不滿的話。這種話，我沾不到邊。有些不滿并沒有講出來，延安整風審干，也不滿意我。[96]從劉少奇這段話里可以看到，彭德懷確實卷入了高饒事件。同時我們也可以從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廬山會議上說彭德懷在高饒路線上站不穩、扭秧歌的批評中得到驗證。[97]由此我們判斷，彭德懷在高饒事件中也是負有一定責任的。由此我們看到，這次倒劉風波的力量還是很強大的，但在毛澤東的干預下，迅速平息了這個事件，維護了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陳毅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上說：延安整風時有些人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后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嗎？”[98]陳毅說的“以后還要看，還會證明”，指的是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前面說的“延安整風時有些人”到底是指誰呢？這則史料的引用者沒有予以說明，而在引用這段史料有意識地對陳毅的話采取了集納式的轉述，從而隱去了陳毅這句話的所指對象。據我們考證，陳毅所指的人是劉少奇。因為從陳毅上面這段話里面可以看到，他說的這人是在延安整風時積極擁護毛澤東思想，但在后來又犯了錯誤。當然這個錯誤不是一般的錯誤，而是指路線錯誤。我們依照這個標準對這個期間中央在位或不在位的領導人的活動事實進行分析后認為，陳毅說的這個人就是指劉少奇。陳毅這樣說，固然有當時的具體背景，但也可以反映出他對劉不奇的不滿情緒。我們以上僅是舉了幾個例子，在黨內反對劉少奇的這股力量里面，到底還有那些人？他們反對劉少奇的具體情況如何？特別是在劉少奇被打倒過程中到底起了怎樣的作用？由于史料的限制，我們現在尚難以做出進一步的分析和論證。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劉少奇在失去毛澤東支持之后，阻礙這股力量倒劉的主要因素已不復存在，這股力量的作用就成為劉少奇被打倒的一個重要因素。

以上我們從幾個方面分析了劉少奇最終被打倒的原因。我們看到，劉少奇最終被打倒的原因是復雜的，與當時政治形勢發展、歷史因素的制約、黨內矛盾的作用以及劉少奇個人的認識態度密切相關。正是這些復雜因素的作用，才導致劉少奇最終被打倒。當然，由于文獻資料的限制，我們現在對劉少奇被打倒原因的分析只是初步的，故作出全面、系統、深刻地揭示，尚待于來日，也許要到文獻檔案全部公布的那一天。

                 五、歷史的啟示

四十多年過去了，毛澤東和劉少奇斗爭的煙云漸漸淡去。隨著時間的流逝，當時斗爭的真相逐漸露出本來的面目。特別是三十余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實踐為我們解讀毛澤東和劉少奇當年的斗爭展開了新的視角，并提供了大量的實證材料，使我們回顧當年毛澤東和劉少奇斗爭的那段歷史時，能夠拋開庸俗的權力斗爭說，揭示這場斗爭的政治、經濟內涵。這場斗爭，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和道路，關系到如何才能保證新生的人民政權的性質不變，避免修正主義在中國的出現。這場斗爭雖然由于毛澤東的巨大聲望和感召力暫時取得了勝利，但在近年來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浪潮中又趨于失敗。盡管這樣，這場斗爭卻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

歷史啟示之一：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與矛盾是權力斗爭嗎？毛澤東是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偉大的人民領袖。劉少奇原先在黨內地位并不高，正是由于毛澤東的大力舉薦，劉少奇才在遵義會議特別是延安整風后進入黨的核心領導層，并成為事實上的接班人。一九四五年黨的七大上劉少奇成為黨內僅次于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劉少奇作為代主席開始主持中央工作。一九四七年三月，劉少奇在棗林子溝會議上擔任中央工委書記，而后過黃河到晉西北進行指導工作。當時毛澤東等三位中央書記率領的昆侖縱隊轉戰陜北，萬一遇險，劉少奇就負起全黨的領導重任。一九五三年，毛澤東從黨和國家的長遠利益出發，為了培養接班人，主動提出退居二線，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想要使國家安全，鑒于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F在看起來，不那么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恢腥珪郧?，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在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侯，國家不那么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贊成這個意見。……我也有責任。為什么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里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于信任別人?！盵99]當高饒向劉少奇的領導地位發起挑戰時，毛澤東批評高饒，支持劉少奇。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增加了“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侯，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這樣一款。這是因為毛澤東向中央提出，他準備到適當的時侯就不當黨的主席了。他還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并且建議修改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副主席連選只得連任一屆。他認為讓他擺脫第一線的職務，可以集中精力研究一些問題，不擔任國家主席，不擔任黨的主席，仍然可以以黨的政治局委員的資格，在必要的時侯，在適當的會議上作主題報告。這一設想，可以說是醞釀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準備施行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一項重要改革。[100]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寫道：“今年九月以前，要醞釀一下我不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先在各級干部中間，然后在工廠和合作社中間，組織一次鳴放辯論，征求干部和群眾意見，取得多數人的同意。這是因為去掉共和國主席這個職務，專做黨中央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于我的身體狀況也較為適宜。如果在辯論中群眾發生抵觸情緒，不贊成這個建議，可以向他們說明，在將來國家有緊急需要的時侯，只要黨有決定，我還是可以出任這種國家領導職務的?，F在和平時期，以去掉一個主席職務較為有利。關于這個請求，已經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許多同志的同意，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所有這些，請向干部和群眾解釋清楚，免除誤會?！盵101]一九九一年八月胡喬木回憶說：“我到1960年春就集中力量搞《毛選》第四卷的編輯工作。本來廬山會議后就有人提出繼續出《毛選》。毛主席說現在不是出《毛選》的問題，而是出《劉選》?！盵102]經毛澤東極力堅持和主張，一九六0年組織了一個編輯班子，編輯《劉少奇選集》。[103]以前中央只出版過《毛澤東選集》，劉少奇是繼毛澤東之后第二位編輯選集的中央領導人。由此看來，毛澤東希望通過出版劉少奇的選集來進一步提高劉少奇的聲望，筑固劉少奇的領導人地位。一九六一年九月，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蒙哥馬利問毛澤東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泵蓡枺骸皠⑸倨嬷笫侵芏鱽韱?？”毛：“劉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104]毛澤東想通過這種方式有意識地在國際上樹立劉少奇的威信。就是到一九六三年中蘇論戰時期，毛澤東為擴大劉少奇的影響，在起草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時，原稿講，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在抵制斯大林某些錯誤的影響”。毛澤東在審稿時特意改為“以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樣的評價，在黨內是絕無僅有的。[105]以上我們通過若干史實的回顧可以看出，劉少奇是在毛澤東的培養和提拔下進入中央領導層的，為鍛煉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能力、樹立劉少奇的威信、擴大劉少奇在國內外的影響，毛澤東作了大量工作。毛澤東是有意識地、主動地一步一步將權力交給劉少奇。那種將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和矛盾簡單歸結為權力斗爭的看法，是不符合當時歷史史實的，是一種庸俗、淺顯的認識。如果在幾十年前有這種認識還可以說是囿于時代局限的話，那么在今天則只能是別有用心的詆毀和誹謗了。

這樣看來，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并非源于權力斗爭，其分歧的根本原因則是政見的不同。毛澤東看到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領導人制定的政策措施，可能導致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進而瓦解社會主義的根基時，他首先是教育、勸說和批評，當這種方式無濟于事時，他從社會主義發展的前程出發，不顧幾十年的戰友情份，經過慎重考慮，做出變動接班人的決定。為了保持人民政權的性質不變，他苦苦探索一種新的途徑，走出歷代興亡的周期率。面對黨內干部對群眾運動的非議，他果斷賦予群眾以民主權利，發動群眾來監督黨和政府。毛澤東冒著摔得粉身碎骨的危險，為找到一條人民行使民主權利的有效途徑，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但卻遭到干部的層層抵制，毛澤東艱難地推動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直到臨終前，他看到文化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卻不少（這不過是指干部隊伍而言），對文革的成果能否筑固，能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避免修正主義出現，他憂慮滿懷。毛澤東和劉少奇產生的分歧和矛盾以及由此產生的人事變動措施，歸根到底就是為了使中國保持黨和國家的顏色不變，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的健康發展，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毛澤東以對人民事業的忠誠，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領導全國人民苦苦地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之路，那種用權力斗爭來解釋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是一種膚淺的行為。這正如恩格斯在評價馬克思時所說：“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盵106]

歷史啟示之二：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斗爭是兩條路線的斗爭。這場斗爭實質上關系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場斗爭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生產方式之間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我們從劉少奇解放前夕的天津講話和一九五一年關于山西合作社的反對態度中可以看到，劉少奇在新中國成立后主張暫時搞一段時間的新民主主義[107]，而發展新民主主義就意味著資本主義要有較大的發展。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劉少奇主張先機械化，后集體化。沒有機械化，集體化不能實現。這種觀點既使到一九六五年也沒有變化。[108]由此看來，一九六二年劉少奇支持包產到戶并非偶然。劉少奇雖然沒有明確提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但他所主張施行的政策卻客觀上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瓦解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毛澤東主張通過社會主義改造，過渡到社會主義。但剛剛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尚不鞏固，因而就要千方百計采取措施鞏固社會主義。毛澤東認為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施行包產到戶會瓦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導致嚴重的后果。毛澤東對包產到戶對社會主義經濟所產生的破壞作用的預見已為三十年來的社會實踐所證實。毛澤東高度警覺資本主義經濟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破壞作用，主張發展并鞏固社會主義，限制并最終消滅資本主義。這是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主要分歧之一。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是不是必須發展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經濟在國家經濟中究竟應占多大比重？在那些領域可以允許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發展對社會主義的利弊到底如何？這些似缺乏深刻而嚴密的分析與論證。這直接影響到國家制定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對不同所有制經濟制定合理而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保持經濟的健康發展。三十年來，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雖然為國家經濟的增長作出了一些貢獻，但其冒目發展，導致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逐漸瓦解，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其產生的消極影響正在引起廣大工農群眾的不滿，對這種發展的正義性發生質疑。由此我們進一步認識到毛澤東開展這場斗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歷史啟示之三：社會主義政權建立后，究竟采取什么樣的民主形式，才能有效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大眾的利益，保持人民政權的性質不變。毛澤東借鑒歷代興亡的教訓，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通過群眾運動，采取社會主義大民主的形式，賦予廣大的人民群眾以民主權利，將他們動員起來，產生扼制政權腐化變質的強大威力。毛澤東想通過“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探索這樣一種形式，使政權始終掌握在忠實于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人手中，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劉少奇則無論在“四清”運動中主張依靠工作隊，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張依靠工作組，實際上都沒有走出“以吏治吏”的怪圈，沒有找到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和避免政權腐敗的有效途徑。三十余年的歷史發展表明，在拋棄了群眾運動和社會主義大民主的形式后，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大眾的根本利益又能否得到有效保護呢？“以吏治吏”，單純依靠專門機構反腐敗，到底成效又如何呢？我們不幸地看到，占中國人口最大比重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工農大眾，淪為弱勢群體，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他們和其它階層的收益差距在不斷拉大，成為當今中國兩極分化的主要表現形式。大批工人下崗，生活無著，由國家的主人淪為雇傭勞動者。農民工難以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他們的合法權益難以獲得有力保障。三十余年來，腐敗問題屢反屢犯，且呈蔓延擴大之勢。腐敗的實質是一個收益分配問題，是一種權力的尋租行為，這會導致黨和政府所制定的政策難以維護廣大人民特別是工農大眾的利益，而有利于某些既得利益集團。長此以往，人民政權的性質就會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化，成為這些集團的代理人。這樣，在國際壟斷資本和國內私人資本的共同蠶食下，國企大面積破產改制，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嚴重動搖，埋下了政權變質的嚴重隱患。這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

歷史啟示之四：毛澤東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究竟有沒有必要？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是不是人為制造的？中國到底存在不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是長期的、曲折的，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激化。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和以前相比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和特點。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資產階級雖然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了，但是小生產的習慣勢力仍在每日每時地產生資本主義。毛澤東指出：“單有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盵109]這就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主要依據。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在經濟領域開展的階級斗爭主要是防止小生產的習慣勢力產生資本主義；在政治領域所開展的階級斗爭主要是防止干部隊伍中的資本主義傾向和腐敗現象的出現；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展的階級斗爭主要是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和反動學術權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占領思想文化陣地。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進行階級斗爭的方式就是開展文化大革命。這種斗爭就是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利用群眾的力量，進行思想斗爭（也就是“文斗”），在辯論中發現缺點錯誤，然后糾正錯誤，找到在這兩個領域進行階級斗爭的有效途徑，以保證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并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因而開展這種階級斗爭是必要的，這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筑固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避免修正主義產生的有力手段。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的階級斗爭由于確定斗爭的對象、斗爭方式、鑒別的標準等方面與以往有重大不同，由于這種斗爭是前無古人的，具有探索的性質，因而在斗爭中也就難免出現失誤。在斗爭告一段落后，關鍵是對過去的斗爭進行科學總結，吸取經驗教訓，平反冤假錯案，修正錯誤，經過多次的探索，逐漸發現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特點和規律。三十余年來，我們看到，在放棄政治和思想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后，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崛起，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形成。這必然要侵蝕社會主義政權，尋找他們的利益代理人，成為產生修正主義和腐敗現象的經濟條件。同時，資本主義也會力圖進一步控制思想文化領域，為其存在進行理論上的論證和制造輿論環境，從思想文化領域為其發展鳴鑼開道。當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三股勢力合為一股逆流，會對社會主義造成巨大沖擊，改變社會的發展方向，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極其嚴重的。這令人深深地憂慮和不安。

歷史啟示之五：們應該從國際反帝反修的戰略視野來看待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實際上是在一個壟斷資本占優勢的世界上，在一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走什么樣的道路，采取什么樣的發展方式，才能既維護國家利益，又能夠快速實現現代化的斗爭。俄國十月革命后，社會主義由一種理想變為現實。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大力量的斗爭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采取反革命兩手政策，一方面是侵略、顛覆和破壞等暴力活動；一方面通過滲透，采取和平演變的方式。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修正主義出現，是由于國際壟斷資本施壓、引誘等多種手段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斗爭必然要影響到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來，并成為產生修正主義的國際背景。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國家，應該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從本國國情出發，探索適合本國實際情況的社會主義，照搬別國模式是不行的。在社會主義陣營內，圍繞是照搬蘇聯模式，還是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的斗爭此起彼伏。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不平等，蘇共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兄弟黨之間和國家之間仍然推行老子黨和大國主義，這也必然影響到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來。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圍繞是否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和兄弟黨、國家之間的平等問題展開的激烈辯論和斗爭，又成為反修防修的又一國際背景。同時在社會主義政權建立后，逐漸產生了特權階層。而特權階層的出現，必然要攫取不正當的利益，這個階層和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大眾變得日益疏遠，產生利益的分野，這就是修正主義產生的國內基礎。因而，只有鏟除特權階層，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這種國際上的階級斗爭和國內的階級斗爭交織在一起，使得社會主義國家既要開展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又要開展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這是為了求得國家平等，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凝聚起全國人民的力量，渙發出沖天的干勁，奪取國際競爭的戰略制高點，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當前，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斗爭所面臨的復雜的內外背景仍然存在。反帝反修，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口號，而且也是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國家生存發展和保持正確發展方向的必然選擇。怎樣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大眾的根本利益，則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嚴峻課題。

歷史啟示之六：在兩條路線的長期斗爭中，趨向于折中的科學發展觀應運而生，建立和諧社會就成為當前的社會發展目標。新中國的六十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分別是兩條不同的發展路線交替發揮作用的時期，這兩條發展路線在不同的發展時期都得到了驗證。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在這兩條路線的較量和碰撞中，產生了對這兩條發展方式中和的第三條道路—科學發展觀，建立和諧社會就成為新時期的發展目標。科學發展觀是對當前發展方式的糾正，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是針對此前兩極分化不斷擴大，社會收入出現分裂斷層現象的情況下提出來的。這是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所決定的，當然也是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主人公的工農大眾和資產階級這兩大力量搏擊的結果。這種調節是有限度的，但就是這樣的目標能不能順利實現，還需要我們作進一步觀察。這取決于組織起來的工農大眾的覺悟程度，取決于社會能否滿足他們的基本生存需要，取決于資產階級是否清醒認識到這種兩極分化日益嚴重所孕育的潛在風險，最終將會產生殃及自身的惡果?？茖W發展觀是對以前發展方式的一種改良，改良如果成功，和諧社會就會實現。否則，革命的暴風雨遲早還是要降臨。

歷史啟示之七：黨內斗爭的嚴重教訓。在黨內斗爭中，或者過分斗爭，打擊過重，或者流于形式，走了過場。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的整黨就以走過程而告終。本來，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被作為黨內路線錯誤來對待的，即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卻由于復雜的原因最終被打倒。這很值得我們深思。由此我們又聯想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爭擴大化。本來是發動群眾幫助干部改變作風，開門整風，結果有些人借機攻擊黨的領導，于是整風變為反右，但卻嚴重擴大化了。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斗爭也很值得我們反思。這說明要真正做到通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來解決黨內的分歧和矛盾，在我們黨執政后尚未探索到一條正確途徑，黨內斗爭尚未形成一套成熟而有效的制度。我們應該深刻總結黨內斗爭的經驗教訓，以作為今后黨的建設的借鑒。近年來，黨內斗爭軟弱無力，在黨委會上，難以開展認真地、積極地、嚴肅地批評和自我批評，以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干部考察過程流于形式，而各級黨委和組織人事部門卻熟視無睹，缺乏應有的敏銳性和鑒別力，致使有些干部邊提邊腐，甚至在提升前既已腐化變質。干部缺乏有效監督，腐敗現象呈蔓延擴大之勢，單純的機構監督收效甚微，反腐敗斗爭仍然任重道遠。我們要深刻總結六十年來黨內斗爭的正反兩方面的深刻教訓，立足于當前黨內斗爭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黨內斗爭的新路，達到“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110]

當前，社會主義雖然處于低潮，但社會主義畢竟是人類社會的必然歸宿，因為它代表著一種公平和正義。在人類歷史上，每一次革命高潮的到來往往是由低潮來引發的，低潮通常是高潮的前奏。也正因為處于低潮，才便于總結經驗教訓，發現革命的特點和規律，積蓄力量，這就為高潮的到來創造條件，才能做到哀兵必勝。這不禁使我們想起一九三0年，當中國革命處于低潮的時候，有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篇文章中用飽含詩意之筆，充滿豪情地寫道：“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盵111]

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又是曲折的。我們在前進的路途中可能面臨險灘暗礁，疾風暴雨，甚至會出現挫折和倒退，我們會經受住這樣的嚴峻考驗。我們自己有信心有能力使社會主義的光輝普照大地。這又不禁使我們想起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夜，毛澤東率領長征中的紅軍到達陜北。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即將大規模侵華，而革命力量又剛剛遭受巨大挫折的艱難困境，毛澤東在瓦窯堡的窯洞里，當談到中國抗日的前景和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時，自信之情溢于言表，無比豪邁地指出：“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盵112]

一天早晨，我去爬山。登上山頂，天高地闊，松濤陣陣，蒼鷹翔飛，翠竹蕭蕭。遠望東方，紅日噴薄欲出，回想五千年古國滄桑而又光輝的歷史，展望社會主義的發展前景，深信共產主義必將隨著東方文明的復興再一次呈現輝煌。當年毛澤東“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113]的詞句忽然躍入腦際，于是觸景生情，由感而發，心潮澎湃，激情滿懷，步其原韻，欣然吟詞一首：

                            沁園春

北京[114]

俯瞰京華，

浩瀚蒼茫，

不見盡頭。

昔元兵鐵騎，

卷天奔涌              ；

明商艫舳，

擊水爭流。

滄海龍吟，

中原虎視，

盛世康乾傲自由。

紅旗導，

滅百年魔舞，

民主沉浮。

神州五億同游，

誓倒海翻江困厄稠。

抗北寒侵襲，

巋然屹立；[115]

西風橫掃，

揮戟方遒。[116]

萬國來朝，

千邦競拜，

天下稱雄糞伯侯。[117]

太陽出，

看烽煙散盡，

照徹方舟。[118]

二0一0年八月三十一日

文獻索引

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111]，第106頁；[112]，第161頁。

2、《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一版。[12]，第1496頁。

3、《毛澤東文集》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4]，第229頁；[15]，第233頁至234頁，237頁；[16]，第229頁至230頁；[18]，第220頁；[19]，第222頁至223頁；[20]，第227頁。

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一版。[13]，第63頁。

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110]，第543頁。

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版。[101]，第64頁。

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版。[3]，第349頁至350頁。

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25]，第281頁。

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68]，第90頁；[69]，第144頁；[76]，第71頁至74頁；[84]，第164頁；[85]，第90頁；[88]，第147頁至148頁；[99]，第143頁。

1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47]，第173頁；[70]，第173頁。

11、《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2]，第1089頁至1090頁；[5]，第1069頁至1070頁；[6]，第1186頁至于1187頁；[7]，第1188頁；[14]，第1247頁；[21]，第1229頁至1230頁；[22]，第1230頁至1231頁；[26]，第1373至1374頁；[27]，第1370至1371頁；[29]，第1311頁；[30]，第1317頁；[31]，第1336頁；[32]，第1327頁至1328頁；[33]，第1352頁；[34]，第1369頁；[35]，第1376頁；[38]，第1351頁；[40]，第1350頁至1351頁；[42]，第1368頁至1369頁；[43]，第1376頁；[44]，第1368頁至1369頁；[45]，第1368頁；[46]，第1366頁；[49]，第1325頁至1327頁；[50]，第1344頁；[51]，第1351頁；[52]，第1390頁；[56]，第1351頁；[57]，第1352頁；[58]，第1355頁至1357頁；[59]，第1375頁至1376頁；[61]，第1376到1377頁；[62]，第1380頁；[66]，第1350頁；[67]，第1338頁；[72]，第1389頁至1390頁；[73]，第1393頁至1394頁；[74]，第1395頁至1396頁；[75]，第1477頁至1479頁；[79]，第1426頁；[83]，第1428頁；[86]，第1534頁；[87]，第1535頁；[89]，第1535頁；[92]，第1534頁；[93]，第1532頁至1533頁；[97]，第986頁；[98]，第1481頁至1482頁；[104]，第1173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106]，第778頁。

1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二版。[95]，第293頁。

14、《“文革”前夜的中國》羅平漢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00七年十二月第一版。[28]，第226頁；[41]，第224頁。

15、《毛澤東訪問記〈黃炎培之延安歸來〉》長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0年十二月第一版。[77]，第115頁至116頁。

16、《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著，中共黨史出版社，二00八年一月第一版。[11]，第738頁；[53]，第789頁；[65]，第789頁?！?/p>

17、《前奏—毛澤東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馬社香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二00六年十月第一版。[24]，第151頁。

18、《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李銳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三版。[96]，第204頁。

19、《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北京第一版。[100]，第348頁。

20、《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102]，第16頁。

21、《劉少奇在建國后的20年》魯彤、馮來剛著。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二00一年二月第一版。[103]，第338頁。

22、《讀毛澤東札記》陳晉著。三聯書店出版，二00九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23、《十年論戰》吳冷西著。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109]，第784頁。

24、《走近劉少奇》張文和、李義凡著。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第一版。[91]，第418頁。

25、《劉少奇傳》（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8]，第335頁；[9]，第418頁至419頁；[10]，第444至多445頁；[36]，第959至961頁；[37]，第962頁；[39]，第953頁；[48]，第1013頁；[54]，第961頁；[55]，第964頁；[60]，第961頁；[63]，第953頁至954頁；[64]，第961頁；[72]，第1029頁；[80]，第1033頁；[81]，第1033頁至1034頁；[82]，第1035頁至1036頁；[90]，第1054至1055頁。

26、《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張素華著，中國青年出版社，二00七年八月北京第二版。[1]，第320頁；[17]，第156頁；[23]，第376頁；[94]，第351頁；[107]，第350頁；[108]，第347頁。

28、《毛澤東詩詞鑒賞》公木著。長春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113]，第8頁。

29、《沁園春·北京》作者自注：主旨共產主義將隨著中華文明的復興而再次呈現輝煌，必將最終在全世界實現。[114]上闋寫北京的歷史和中國的近代史。北京歷史悠久，早在西周燕國時期就建城，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從元朝開始北京終于取代了其它城市作為中國大一統王朝的首都雄居于華夏中心，躍居于世界的東方。下闋寫中國的現代史。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反對美蘇兩霸，迎著大風大浪前進，為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115]“北寒”指中蘇關系惡化后，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威脅中國國家安全。[116]“西風”兩句，指中美兩國在朝鮮和越南進行的較量。[117]這三句是說，只要中國實現了現代化，就為世界上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指明了發展方向，他們紛紛到中國來“取經”。中國既使強大了，我們也永遠不稱霸。[118]方舟，就是諾亞方舟，這里代指地球。這三句是說共產主義將隨著中華文明的復興而最終在全世界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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