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領導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

甄巖

一 毛澤東最先覺察大躍進中的問題，并開始糾正

1958年秋，毛澤東處理好了臺灣海峽的問題之后，又回過頭來解決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他在領導處理臺灣海峽問題時，中央在一線領導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的是劉少奇、鄧小平等人。

（一）毛澤東最先覺察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

1.毛澤東親自深入實際，調查存在的問題。

當人民公社猶如一輪朝日，剛剛在中國大地上升起，一大堆問題擺在那里沒有解決，卻有很多地方匆忙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什么“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試點。河北省徐水縣則是劉少奇在那里抓的試點：徐水縣率先成立了全縣范圍的特大型公社，號稱實現了全縣“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河南也有這樣的試點。

對此，毛澤東表示懷疑。他雖然派人去過徐水了解情況，發現不少問題。為了進一步弄清情況，他決定親自到河北看一看。

10月14日下午，毛澤東到達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負責人談話。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們談話，主要是談人民公社和鋼鐵生產問題。10月16日下午和17日下午，毛澤東又找來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負責人，徐水、安國唐縣、正定四個縣委負責人，聽取他們匯報。當徐水縣負責人匯報他們的“全民所有制”時，毛澤東明確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鋼的全民所有制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他要河北省長劉子厚到徐水作些調查，21日向他匯報。

——毛澤東密切關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發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實際情況，他親自派人深入實際調查。

10月19日一清早，寫信給陳伯達，要他和張春橋（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大躍進期間，寫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在1958年9月出版的上海《解放》雜志上發表。毛澤東看了十分贊揚，建議《人民日報》轉載，并為此寫了“人民日報編者按”。張春橋因此來到北京，并曾隨同毛主席到河北調查。）、李友九立即去河南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作調查，為杭州會議（信中提到的杭州會議，后來改在鄭州舉行。）準備意見。并提出到鄭州時，最好能請河南省委書記史向生一同去調查。過了半小時，又寫信給陳伯達，囑咐他帶上《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書，調查組每人一本，邊調查，邊讀書，白天調查，晚上讀書。并建議把胡繩、李友九都帶去，“練習去向勞動人民做調查工作的方法和態度，善于看問題和提問題”。

——毛澤東聽取劉子厚匯報。10月21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聽取劉子厚匯報徐水縣的情況。這次調查發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浮夸風”和“共產風”。例如：一畝白薯（也叫地瓜）產量不過兩千斤，卻虛報八千斤；把幾個村的肥豬集中起來，讓人參觀，弄虛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時，所有個人財產和私人債務統統“共了產”，分配上實行完全的供給制。聽到這些，毛澤東明確表示反對。

關于浮夸風，毛澤東說：“要實事求是。把豬都并到一起，就不實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經不起細看，經不起分析。要告訴縣里，叫他們不要搞這一套。”“對虛報的人要進行教育，進行辯論，不要講假話，是多少就是多少。”

關于“共產風”，他說：“家具可以不歸公，這是一部分生活資料。吃飯集體，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體嘛。”“對私人間的債務問題，一風吹，又一次‘共產’哩。這是勞動人民的勞動所得，把你的拿過來，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說：“要把勞動力多的農戶的積極性調動出來，使他們收入多點，工資多點，不要平均主義。多勞多得是社會主義原則。”

毛澤東聽到一些基層干部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捆人、打人的情況時有發生，十分生氣，批評說：“有捆人、打人，就是還有封建殘余，是對敵我界限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相互關系沒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罵、四斗，不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

關于徐水縣的“全民所有制”，他認為，實際上是集體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們說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開改，馬虎下去好了。”（毛澤東在中共河北省委負責人匯報徐水工作時的談話紀要，1958年10月21日）對這個問題，毛澤東還在看，還在研究，沒有讓他們立即糾正。

毛澤東的這些意見，給“共產風”潑了一瓢冷水。他對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界限的問題，開始有所察覺，有所思考。

——進一步調查研究大躍進中出現的各項問題。

10月23日，陳伯達到河南以后，毛澤東又寫給他一封信，要他們在衛星公社搞一個星期調查，包括調查團（社）、營（大隊）、連（隊）的各項問題。然后再找遂平縣級干部座談幾次，研究全縣各項問題。

10月26日，毛澤東決定派吳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調查。他選了兩個地方。一是新鄉地區的修武縣，是個小縣，13萬人口，以一縣一社而聞名。一是七里營公社，是全國第一個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為新鄉縣的一個鄉。

10月28日凌晨四時，毛澤東復信陳伯達，告訴他，如果遂平調查已畢，可以去附近某一個縣再做幾天調查，以資比較。于11月2號或3號回到鄭州即可。

2.毛澤東決定開會解決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已經發出在武漢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的通知。為了開好這兩個會議，毛澤東決定先到鄭州，一面聽取調查組的匯報，一面約集部分省市委書記準備有關文件。

毛澤東10月31日傍晚，乘坐專列離開北京，一路上，不斷召集當地負責人座談，如饑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來的情況。11月2日到達鄭州。

（二）第一次鄭州會議。

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后稱“第一次鄭州會議”。參加會議的人是逐步增加的。開會地點也不固定，有時在專列上，有時在省委招待所。

1.會議的議題。毛澤東說，他召集鄭州會議本來是想研究人民公社的性質問題，先派幾個同志分別到遂平、修武、七里營研究一下，再請幾位省委書記來。但會議一開始，有些人提出，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已經過時，要搞一個新的四十條。這樣，第一次鄭州會議就有兩個議題，準備兩個文件。

2.關于人民公社的性質問題。毛澤東在專列上召集九個省委書記開會。主要是聽取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匯報。毛澤東一面提問，一面發表意見。

有人講到交換的范圍縮小了；還有人講到現金結算減少了，沒有貨幣流通了。

毛澤東講，現金結算，非現金結算，是一回事嘛！外國資本家每天數鈔票，誰去數呀？還不是銀行里頭算一算賬。資本家交換貨物，哪一個見現金？我們現在也是這樣，就是不數票子。當然，性質不同。我也沒有學過貨幣學。

毛澤東還說：“必須使每個公社，并且使每個生產隊，除了生產糧食以外，都要生產商品作物。西安會議沒有提倡這個事，他們一心一意要取消商業。”“每一個人民公社除生產糧食以外，必須大量生產經濟作物，能夠賺錢的，能夠交換的，有農業品，有工業品，總之是生產商品。這個問題不提倡，以為人民公社就是個國家，完全都自給，哪有這個事？生產總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業、農業。既有分工，搞工業的就不能生產糧食、棉花、油料，他就沒有吃的，只好交換。”毛澤東在農業生產問題上，他仍然堅持他的“少種多收”方針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種農作物，三分之一種樹，三分之一休耕。他說到，“三國時候，張魯的‘社會主義’是行不長的，因為他不搞工業，農業也不發達。”

這是公社化運動興起后毛澤東對商品、貨幣等問題最早的比較明確的表態。

有人匯報要消滅家庭。毛澤東說：“現在不是消滅家庭，而是廢除家長制。”他又重復了一遍：“廢除家長制，肯定不是廢除家庭制度。”

3.關于搞一個新四十條。

一開始，毛澤東讓吳芝圃負總責，下分工業、農業、教育科學文化、公社體制四個小組，分別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史向生負責。

關于叫什么題目，吳芝圃說，議了一個，叫“人民公社發展綱要四十條”，第二個題目叫“共產主義建設十年規劃綱要”。毛澤東說：“你現在涉及到共產主義，這個問題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現在的題目，我看還是社會主義。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

當時毛澤東正在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結合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遇到的問題進行思考。他說：“我們研究公社的性質、交換、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這些問題，可以參考的材料還是斯大林那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大體看了一下，可以找幾十本在這里發一下。我們現在看，跟發表的時候看不同了。發表的時候，我們誰也不想這些問題”。“我看，他那個東西是有些問題，但是還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輕易全面否定那個東西。”

因為要搞全國的十年建設規劃，毛澤東提出進一步擴大會議規模。各大區的主要負責人，中央主要領導人，以及分管農業和工業的領導都參加了會議。

后來就把這個文件定名為《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由鄧小平代替吳芝圃主持起草。

4.毛澤東提出三個問題要大家研究。第一個問題，什么叫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實現這些過渡需要什么條件，要多長時間？毛澤東認為，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標志，就是產品可以在全國調撥，像國營企業鞍鋼那樣。關于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他提醒大家，“我們不要冒險”。第二個問題，是鋼的指標。第三個問題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

5.經過七天的討論，毛澤東糾“左”思路愈益清晰，他講了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家庭問題。針對公社化運動中在一些地方出現的拆散家庭的做法，他提出在綱要里寫進：“廢除歷史上遺留下來不合理的家長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適宜于每個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團聚。”

第二，商品問題。他說：“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并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列寧曾經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蘇聯那時城鄉商品流通有斷流的危險。我們在一九五0年也曾有過這種危險。現在運輸情況不好，出現半斷流的狀態。我看要向兩方面發展：一是擴大調撥，一是擴大商品生產。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

第三，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他說：“一部分必須破壞，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這些方面，必須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說：“我們要恢復供給制，但要保留適當的工資制，保留一部分多勞多得還是必要的。”對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毛澤東有許多重要的思想，特別是到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1974年他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講話，講了系統的十分重要的理論觀點。這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將來實現共產主義，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高指標”問題。“綱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達到年產四億噸鋼。毛澤東就問：“許多問題，我不清楚你們是根據什么這樣提的。工業方面為什么搞四億噸鋼？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噸？（有人答：一億噸。）五年就增長三億噸，怎么增法？”他說：“現在有些問題相當混亂。不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這三級里頭，都相當混亂。鋼、機床、煤、電四項高指標嚇人，四十條發到哪一級，要做政治考慮。”毛澤東對四十條里的高指標越來越懷疑了。

第五，工作方法問題。他說：“第四十條，一大堆觀點，使人看了不滿意。中心是要解決實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罵人、辯論人，罰苦工，動不動‘辯你一家伙’。要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人民日報》最好要冷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

講完了四十條，毛澤東不話題轉到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一、二、三章。他強調指出：“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行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1月9日）

同一天，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寫了《關于讀書的建議》這封信，提議大家都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另一本是《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他提出：“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志，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是如此。他們在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現在需要讀書和辯論，以期對一切同志有益。”他還建議：“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讀這類書最有興趣，同志們覺得如何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P510-511）

6.關于《鄭州會議紀要》和毛澤東的講話。

第一次鄭州會議的另一個文件《鄭州會議紀要》11月7日形成初稿，毛澤東改過兩遍，把文件名稱改為《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

這個決議，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實現由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兩個過渡的最好的形式；同時劃清了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的界限，明確指出現階段仍處在社會主義社會；現階段的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這是極其重要的。

11月10日上午和下午，毛澤東兩次講話，談他對這個決議的修改意見，和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看法，著重批評混淆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錯誤觀點。

他說，大躍進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對一些同志做說服工作。

他說：“現在仍然是農民問題。有些同志忽然把農民看得很高，以為農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農民甚至比工人階級還高，是老大哥了。”“這樣看，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同志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于是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見《毛澤東傳》<1949-1976>，P897，注釋）的寫法就是證據，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系到幾億農民的事。”“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宣布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這一段時期內，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

他又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我以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他還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毛澤東文集》第7卷，P436-439）

毛澤東10日的講話，實際上是第一次鄭州會議的總結。毛澤東對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作了初步的科學回答。特別是在“劃線”問題上，在對待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問題上，毛澤東形成了更為鮮明、更為系統的思想。然而，因為從中央到地方的一些主要領導人（在中央主要是處在“一線”領導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大刮“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命令主義，瞎指揮，出現了許多問題，不可能設想通過一兩次會議，能夠完全糾正。

第一次鄭州會議后，按照毛澤東原先的意見，這次會議通過的《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在經過中央政治局確認后，就下發各地貫徹執行。之后，毛澤東很快改變主意。11月12日上午7時，毛澤東寫信給鄧小平，說：“想了一下，那個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還是稍等一下（大約兩個星期左右），帶到武昌會議上再談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見提出來，須作若干修改，也說不定），然后作為正式文件發出，較為妥當。這并不妨礙各省同志按照他們帶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傳達、討論和實行。是否如此，請你同北京同志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鄭州會議就是一個為武昌會議準備文件的會議，因此不要發公報。”毛澤東改變主意，說明會議雖然散了，但他還是放心不下，腦子里一直在思考著人民公社的一些問題。正如他所說：“因為這是一個大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P519-520）

7.毛澤東繼續調查研究，一面貫徹鄭州會議精神，一面為武昌會議做準備。

毛澤東11月13日下午離開鄭州去武昌。在鄭州期間和去武昌途中，毛澤東繼續向一些地委、縣委、公社的負責人作調查。

13日，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對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會議通報貫徹第一次鄭州會議精神提出具體建議。他提議討論兩個問題：“（一）討論鄭州起草的兩個文件，當作問題提出，征求意見；（二）討論斯大林蘇聯經濟問題‘意見書’（指《對于與1951年11月討論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這是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主要部分。）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這樣做，是為了對武漢會議先作精神準備。”他解釋說：“所謂當作問題提出，即對每一個問題，都提出正反兩面。例如對劃一條線弄清界限問題，提出劃線好，還是不劃線好？對商品問題，提出現階段要商品好，還是不要商品好？”他要求省一級的會議也要討論這兩個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P525）

劃線問題、商品問題，這是第一次鄭州會議已經明確了的，為什么毛澤東還要求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當作問題提出”，進行討論呢？在毛澤東看來，這是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而在這兩個問題上有錯誤觀點和模糊認識的，并不是少數人。首先要在中央、省市自治區這兩級領導干部中，進行充分討論，真正把這兩個問題弄懂弄通，才能在全黨統一認識。這兩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不解決，糾正工作中的錯誤是不可能的，甚至還會帶來更大的危害。

在武昌，毛澤東一面批閱文件，一面找人（有一些省委書記，還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區的主要領導干部）談話，了解鄭州會議貫徹情況和下面的反映。

（三）武昌會議。

1.毛澤東于1958年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圍繞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著重討論了高指標和浮夸風問題。

第一次講話。

在第一天（21日）會議上，毛澤東講話，講了八個問題：一、過渡到共產主義問題；二、十五年規劃問題；三、這次會議的任務問題；四、劃線問題；五、消滅階級問題；六、商品經濟問題；七、減少任務問題；八、人民公社整頓問題。這些問題，都是他在第一次鄭州會議前后反復考慮的，據他說：“這一向，在我的腦筋里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減少剛才講的那些問題，究竟這樣好還是那樣好。”

他擔心的第一個問題，減少在干部中存在一種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趨勢。他說：我們鄉以上的干部，沒有一百萬，也有幾十萬，減少要過渡得快，越早越好，搶先于蘇聯。他說：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五億多農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窮得要命？我們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蘇聯一九三八年宣布社會主義建成了，現在又提出，從現在起十二年準備進入共產主義的條件，因此，我們就要謹慎。我們有說兩年的，也有說三年的，也有說四年的，也有說五年的，就要進入了，哪有那個事呀？范縣說兩年進入共產主義，我派了幾個同志去看了看，他們說“難于進”。

關于鄭州會議上搞的那個《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毛澤東說，那些數目字根據不足，放兩年再說，不可外傳，勿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說你們中國人吹牛。他提議，這次會議的重點，就是討論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和一九五九年的計劃安排，為召開六中全會做準備。這樣，鄧小平主持炮制的那個集中反映大躍進中追求高指標達到登峰造極的“綱要四十條草案”，也就被擱置起來了。

在談到一九五九年任務時，毛澤東說：工業任務、水利任務、糧食任務都要適當收縮。實在壓得透不過氣，壓得太重。我們在這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胡琴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就有斷弦的危險。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能夠由可能性轉化成有現實性的那種可能性，就是現實的可能性。所謂非現實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實現的。

要不要降低一九五九年鋼產量指標，是毛澤東翻來覆去考慮的一個問題。北戴河會議提出的指標是2700萬噸至3000萬噸。毛澤東當時根據有關主管同志的意見，是很贊成的，只是想過，生產這么多鋼有何出路？干什么用？還沒有想到可能不可能的問題。一到武昌，他已覺得不妙了，應當考慮有沒有可能的問題。毛澤東問：“明年老老實實就是翻一番，有沒有危險？”薄一波答：“翻一番沒有問題，比較穩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1月21日）

這個問題，毛澤東始終放心不下。當天晚上（實際上已經是22日凌晨1時了），他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鶴壽、趙爾陸找來，問他們的意見。薄一波回憶說：“毛主席非常關心這件事，夜不能寐。”（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P842）最后他提出，不是三千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而是一千八百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但是，就在22日這天召開的工業會議上，主管計劃工作的同志還是提出，必成二千二百萬噸，爭取二千五百萬噸。當天晚上，毛澤東與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等召集七個協作區組長開會，向他們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復問他們：一千八百萬噸靠不靠得住？

第二次講話。

23日，毛澤東在會上再次講話。第一個問題就是指標問題，他再次強調：要壓縮空氣，使各項指標切實可靠。

他說：意見五九年的鋼產量究竟以什么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定的是二千七百萬噸到三千萬噸，那是個建議性的，這次要決定下來。今年翻一番，是個冒險的倡議，搞了六千萬人上陣。“北戴河會議后這兩個月的經驗，對于我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萬噸到三千萬噸，難于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把指標降低，只翻一番，不翻兩番，有沒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鶴壽、趙爾陸他們已經睡著了，我從被窩里頭把這幾位同志拖起來，就是講不是什么三千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而是一千八百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昨天晚上，我跟大區和中央幾個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萬噸有無把握，我們所得到的根據不足。從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他又說：昨天晚上我們談，似乎一千八百萬噸是有把握的，許多同志說有把握。毛澤東把各協作區報的一九五九年鋼產計劃數字加起來，是二千一百三十萬噸，正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由此，他提出搞兩本賬，第一本賬是一千八百萬噸，第二本賬是翻一番，兩千二百萬噸。各部門的指標也都要相應地降下來。

1959年鋼產量指標，由三千萬噸降到一千八百萬噸，可見毛澤東下了很大的決心；這也充分說明毛澤東對領導搞“浮夸風”，對為了沽名釣譽而說假話，不講究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的人，是不滿的。

針對大躍進中“浮夸風”所以會刮到那樣嚴重的程度，毛澤東專門講了一個“作假問題”。他建議在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里把反對作假的問題專門寫了一條。他說：“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什么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他強調地說：“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

“破除迷信”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時提出的口號。在這次講話中，他指出了問題的另一面，說：“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護。”

“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也是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時提出來的。對這個問題他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作過一個分析。在這次講話中，又作了進一步的更為全面的分析。他說：“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于被動”。（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1月23日）

毛澤東強調要關心群眾生活。

會議期間，云南省委的一份報告送到毛澤東手里。報告反映，這年春夏之間云南發生因浮腫病等引起嚴重死亡的情況，主要原因是緊張持續的苦戰，對群眾生活缺乏注意。毛澤東十分看重這件事，當即寫了一個批語印發會議，認為中央在這個問題上也要承擔責任，吸取教訓。他指出：“這是一個有益的報告，是云南省委寫的，見《宣傳動態》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個錯誤，如他們在報告中所說的那樣，沒有及時覺察一部分地方發生的腫病問題。報告對問題作了恰當的分析，處理也是正確的。云南工作可能因為腫病這件事，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壞事變好事，禍兮福所倚。別的省份，則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樣的錯誤。因為他們還沒有犯過云南所犯的那樣一種錯誤，沒有取得深刻的教訓，沒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們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縣級，云南這個錯誤及時主要出于縣級干部），不善于分析情況，不善于及時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眾中關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氣的話，那他們就一定要犯別人犯過的同樣的錯誤。在我們對于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于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干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干，少干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導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余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P584-585）

在這之前，11月14日，毛澤東在前往武昌的途中，寫了一個同樣內容的批語。當時他看到一個消息，反映河北邯鄲地區傷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領導干部只注意生產，忽視了群眾生活，致使社員過度勞累，身體抵抗力下降。毛澤東也把這個批語在武昌會議上印發了。批語指出：“很值得注意，是一個帶全國性的問題，注意工作，忽視生活，必須立即引起全黨各級負責同志，首先是省、地、縣三級的負責同志的注意，方針是：工作生活同時并重。”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P530）

要關心群眾生活，生產、生活一起抓，要保證群眾睡足、吃飽，不能把工作任務提得過重而不關心人民的生活，毛澤東從鄭州會議講起，一直講到武昌會議，要求各級領導高度重視這一重要問題。

這次會議在糾“左”方面，比起第一次鄭州會議來，武昌會議又前進了一步。中央高層領導中間，對于一些突出問題的認識漸趨一致，這為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召開準備了條件。

2.中共八屆六中全會。

1958年11月28日到12月10日，毛澤東在武昌又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全會重點分組討論和修改《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和《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兩個文件。

——《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是在《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基礎上，重新改寫的。決議集中針對兩個突出的傾向，一個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來一個是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著重闡述了幾個重大政策和理論問題。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同志們要記著，我國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畢竟還是很低的。”“因此，我們既然熱心于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于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實現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又指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于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 （見《毛澤東傳》<1949-1976>，P906）

決議要求，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對人民公社進行一次整頓。

——《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是根據毛澤東“壓縮空氣”的精神制定的，是一個壓縮高指標的決議。但壓得很不徹底，除對基建投資、鋼產量作了壓縮，其他指標大體保持北戴河會議提出的高指標。對此，陳云有保留，向具體起草文件的胡喬木提出過，希望在會議公報中不要公布這些指標，但這個意見沒有反映到毛澤東同志那里。

全會討論通過了這兩個決議。

——12月9日，即六中全會閉幕前一天，毛澤東作長篇重要講話。

他說：“人民公社的出現是沒有料到的。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便于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便于辦工農商學兵，規模大、人多，便于辦很多事。”他強調，要保護廣大干部的積極性，對犯有強迫命令、說假話錯誤的干部，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說服，不予處分。對“苦干三年，基本改變全國面貌”的口號，他再次表示懷疑，認為三年不能基本改變全國面貌，只能改變一部分。他說：圍繞人民公社，黨內外有各種議論。一種是性急一點，紛紛宣布進入全民所有制，兩三年就進入共產主義。這次決議的鋒芒，就是對付性急的。也有少數人認為，搞公社，搞社會主義建設太急了，內心有憂慮，怕我們跌跤子。這個決議也可能說服他們。關于毛澤東提到耕作“三三制”問題，全會上有不同意見。有人建議不要把它寫在決議里，有人說這個辦法有點冒險。也有一些人說，這個事可以做到，決議里可以寫得靈活一些。毛澤東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眾的創造，并且說這可能是農業革命的方向。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別講了兩種可能性問題。他說：食堂、托兒所、公社，看來會鞏固，但也要準備有些垮臺。鞏固和垮臺兩種可能性都有。我們黨也有兩種可能性：一是鞏固，一是分裂。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兩種可能性：勝利下去，或者滅亡。所以，我們要積極準備，爭取三四年內搞幾千萬噸鋼，建立起工業基礎，使我們比現在更鞏固。我們在政治上是強國，在軍事裝備和經濟上是弱國。因此，我們面前的任務是由弱變強。我們現在名聲很大，實力很小，這一點要看清楚。不要外國人一吹，打開報紙一看，盡說干勁沖天，搞得神乎其神，飄飄然然。不要自己騙自己。（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2月9日）

3．同意毛澤東同志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這次會議還通過一個重要決定，就是《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決定指出：“毛澤東同志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專做黨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夠集中精力來處理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路線的問題，也有可能使他騰出較多的時間，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而并不妨礙他對于國家工作繼續發揮領導作用。”還說：“毛澤東同志是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在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以后，他仍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在將來，如果出現某種特殊情況需要他再擔任這種工作的時候，仍然可以根據人民的意見和黨的決定，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P634）

對此事，毛澤東醞釀已久。從1956年起，他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擔任國家主席職務。1956年夏，在北戴河討論修改八大政治報告稿期間，他在一次幾十人參加的會議上談過這個意見。1957年4月30日，他在天安門城樓上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又提出這個動議。以后，由于發生反右派斗爭等事件，這項動議被暫時擱置起來。這次中央全會予以通過。毛澤東帶頭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這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政治意義；同時，也將使毛澤東同志從繁重的國務活動中擺脫出來的愿望成為現實，并且可以使他更好地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研究和創造性的發展工作。

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結合中國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世界革命的實踐創造性地研究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愿望變成了現實。特別是他晚年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親自領導了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更是留給人類歷史一筆不可估量的精神財富。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八屆六中全會，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三次中央會議，歷時一個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并力圖從理論上、政策上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一生堅決反對作假，但有時仍被某些假象所蒙蔽。所以，努力糾正劉鄧“刮五風”造成的錯誤傾向，任務仍然十分嚴重地擺在毛澤東的面前。

（四）第二次鄭州會議。

1.為什么1958年農業大豐收，而到1959年初開始全國出現缺糧、缺油風潮？

1959年初，問題更加暴露出來。由于自上而下嚴重的浮夸風、共產風和高估產、高征購，致使農民吃糧出現困難。毛澤東雖然看到了一些問題，但對產生問題的原因，還是認識不清。

為了落實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根據毛澤東提議，黨中央決定1月26日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為開好此會，毛澤東于1月18日召集陳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懷、譚震林開會，討論經濟問題和工業問題。毛澤東本意是想把指標壓下來，但與會同志沒有理解毛澤東的意圖，使北京會議（即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通過的指標，仍然維持了武昌會議的指標。關于這個問題，后來毛澤東曾講到：“一月二十六日的會議是我建議召開的。會前，我找了幾個中央同志談工業問題。陳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意見。從前工業生產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廠，百分之十五依靠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舊的。而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三十是靠新的，百分之七十是靠舊的。因而，武漢會議（八屆六中全會）難于完成。我當時說，完不成拉倒。我從來就說，我們的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要觀察，有待證明。”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4月5日）薄一波也曾回憶道：“那時，一些同志對降低指標有抵觸，認為陳云同志‘右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變高指標的，他賞識陳云同志的見解，要陳云同志講話。陳云同志那時還不摸底，以為毛主席要他檢討。”陳云在會上就壓低鋼指標問題作了自我批評。薄一波還回憶說：“因而北京會議上基本上維持了武漢會議的指標，未能作出進一步的調整。”（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P855）

北京會議后，毛澤東的心情一點也沒有輕松，他感到很煩惱，睡不著覺。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1958年農業大豐收，為什么從1月開始，特別是2月，全國發生了缺糧、缺油風潮，大中城市蔬菜供應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

此時，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報來了關于雷南縣干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雷南縣去年晚稻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七千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報告說，必須交待兩條政策：一、糧食政策。明確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糧食消費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對糧食問題的顧慮；二、對待瞞產干部的政策。應明確宣布瞞產是錯誤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以處分，甚至法辦。廣東省委的批語也說，去年糧食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斗爭，才能保證完成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

毛澤東看了報告，很興奮。2月22日，中共中央把這個報告批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毛澤東為中央寫了一個批語。其中寫道：“趙紫陽同志給廣東省委關于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瞞產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民懼怕集體所有制馬上變為國有制，‘拿走他們的糧食’，所造成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六中全會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肯定了公社在現階段仍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這一點是群眾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隊小隊仍怕公社拿走隊上的糧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經瞞產私分了，故必須照雷南縣那樣宣布糧食和干部兩條正確的政策，并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52）

2.為什么會瞞產私分？毛澤東要追根究底。

2月23日，毛澤東帶著這個問題登車南下。當天晚上，他在停靠天津的專列上，同河北省負責人劉子厚、解學恭等及天津市負責人萬曉塘、李耕濤等談話。據毛澤東說，這次談話對他有很大啟發。毛澤東在調查中逐漸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問題上來。他感到，那種高度集中、統得過死的大規模公社存在嚴重問題，必須調整。

之后，毛澤東又抵達濟南，同山東省的各級負責同志座談。特別是呂鴻賓合作社里發生的故事，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時，毛澤東考慮的問題已逐漸成熟，心里有了底。

2月26日，他來到鄭州。此后，毛澤東在同河南省有關負責同志的談話中，一開頭就從所有制講起。他說：公社有窮隊、中等隊、富隊三種。現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隊的所有制，即原來老社的所有制。現在的公社，實際上是“聯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調多了產品，滿產私分，又對又不對，本位主義基本合法。一個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區、生產隊，有經營好壞、收入多少不同，糧食產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產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樣。窮隊挖富隊不好，他們都是勞動者。人為的抽肥補瘦，就是無償地剝奪一部分勞動者的勞動產品給窮隊。多勞的多得，少勞的少得，就都積極起來了。“瞞產是有原因的，怕‘共產’，怕外調。農民拼命瞞產是個所有制問題。本位主義是怕調，這種本位基本上是對的。”至此，毛澤東點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是他一個多月來苦苦思索，經過調查研究后得到的一個認識。毛澤東還提到，公社辦工業不要太多，批評銀行統統將貸款收回是錯誤的。

毛澤東從“瞞產私分”這個問題得到啟發而提出公社所有制問題，是很重要的。

3.第二次鄭州會議。2月27日晚到3月5日下午，毛澤東在專列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關于這次會議的召集，毛澤東這樣說過：“‘右傾’不是我一個人，山西同志也相當‘右傾’。山西我沒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傾’，劉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東，就聽說呂鴻賓先‘左傾’，后來‘右傾’了。還有李先念，他也覺得過去‘右傾’不夠。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贊成我這個‘右傾’。我二十六號晚上就見了他們，跟他們一吹，我就有勁了，我才敢于下決心召集這次會議。”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1日）

這次會議參加人員是逐步擴大的。

——第一天會議毛澤東講話。（第一天與會者有：劉、鄧、彭真、李先念、胡喬木、吳芝圃、舒同、劉子厚、陶魯笳、張德生<陜西省委第一書記>。）

毛澤東在講話中，首先分析了人民公社建立以來的形勢。指出：廣大干部在人民公社運動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們表現了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極大的積極性，這是非常寶貴的，沒有他們這種積極性，要取得這樣偉大的成績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的工作中，不但有偉大的成績，也有一些缺點。在一個新的、像人民公社這樣缺乏經驗的前無古人的幾億人民的社會運動中，人民和他們的領導者們都只能從他們的實踐中逐步取得經驗，對事物的本質逐步加深他們的認識，揭露事物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績，克服工作中的缺點。誰要說一個廣大的社會運動能夠完全沒有缺點，那他不過就是一個空想家，或者是一個觀潮派算賬派，或者簡直是敵對分子。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系，正是我們常說的，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系。有些人懷疑或者否認1958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他說：現在我來說一點人民公社的問題，“我認為人民公社現在有一個矛盾，一個可以說相當嚴重的矛盾，還沒有被許多同志所認識，它的性質還沒有被揭露，因而還沒有被解決。而這個矛盾我認為必須迅速地加以解決，才有利于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更高的積極性，才有利于改善我們和基層干部的關系，這主要是縣委、公社黨委和基層干部之間的關系。”“究竟是什么樣的一種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以后，糧食、棉花、油料等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滿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有過之無不及。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當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這里面有幾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

他進一步講到：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個發展過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馬上就可以消滅生產隊的所有制呢？現在有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的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他說：“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

關于人民公社的體制，毛澤東認為，最基本的是要承認“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還存在著生產大隊（管理區）所有制和生產隊所有制”。他說：“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這樣，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于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制，而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反復提醒各級領導注意，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他又進一步提出，在人民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也需要一個發展過程。這充分表明，他當時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在逐漸深化。

他說：目前的問題不是本位主義，而是領導者的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傾向。“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所謂過分集中傾向，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這當然是不對的。”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2月27日）

——第二天會議（28日），毛澤東找來另一批省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陶鑄、王任重、周小舟、曾希圣、江渭清、李井泉、張仲良（甘肅）等講話。內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過有些話講得更鮮明，更尖銳。比如他說：“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們的手伸得太長了，我們有個很大的冒進主義。”“我現在是支持保守主義，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面，我反對平均主義同‘左’傾冒險主義。”講到反對本位主義問題時說：“我沒有出北京以前，也贊成反本位主義，但我走了三個省就基本上不贊成反本位主義了。不是本位主義，而是他維護正當權利。產品是他生產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瞞產私分的方式來抵抗你。幸得有此一舉，如果不瞞產私分，那多危險，那不就拿走了？”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2月28日）從反對本位主義到贊成本位主義，毛澤東在思想上起了一個重要變化，這個變化來自他親身的調查研究。

——毛澤東決定再延長兩天會議。

對毛澤東講的話，不少人想不通，一時轉不過彎來。3月1日上午8時，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建議會議再延長兩天。他寫道：“聽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見，我感覺有一些同志對我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對他們那里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感覺我的道理有些不妥。當然還待商量。我可以這樣說，同志們的思想有些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還不完善。有些觀點需要同志們給我以幫助，加以補充、修正及發展。”他還說：“我的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兩個月內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濟南、鄭州，跟三省同志們交換意見，對我有極大的啟發。因此到鄭州，就下定了決心，形成了一套，雖然還有些不完善，還有些不準確，還有些需要發展和展開，需待今后再觀察、再交換意見，再思再想。”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85）

3月1日下午，將前兩天參加開會的人合起來，繼續開會。毛澤東講話，再次強調所有制問題，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問題，肯定瞞產私分的合理性。他說：要從所有制方面解決問題。現在是一平、二調、三收款，這樣一來，統統違反按勞分配原則，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基礎是生產隊，你不從這一點說，什么拉平，什么過分集中，就沒有理論基礎了。得承認隊是基礎，跟它做買賣。它的東西，你不能說是你的，同它是買賣關系。”“六中全會到現在，兩個半月，根本沒有實行。人民公社決議沒有阻止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風。開頭我放炮，一定要那樣做，要緊張一天半，不然扳不過來。原先想共產多了，想個人少了，就是這個彎子。要去掉本位主義的帽子，要恢復農民的名譽。現在我們是取消本位主義的帽子，反對平均主義思想、過分集中思想。這兩個東西是很冒險的，它的性質是冒險主義。”又說：“瞞產私分不是本位主義，瞞產私分極其正確，那股風一來，他幸得瞞產。我的思想就不明確。主要責任中央擔，沒有說清楚這個事，以為一篇決議就可以解決了。”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1日）

面對“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猛烈的“共產風”，毛澤東很著急和擔心，怕出現更大的破壞。現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轉這個局面。他認為這是可能的，根據河南的經驗，就是各省立即召開六級干部會議，一竿子到底，作出統一決定，貫徹實施。3月2日凌晨4時半，他再次寫信給劉、鄧等：“鑒于河南六級干部會的開法有極大利益，不集中開一次，領導不會很強，全省、區不能迅速作出一個統一的決定，而這種統一的決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這個大問題不在三月上半月解決，將遇到大損失，我擔心蘇聯合作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我國過去幾年合作化講步驟，無破壞。這次公社化，仍然必須講步驟，避免破壞。”上午8時，毛澤東又寫信給劉、鄧等，說：“我已請恩來、陳云、陳毅、德懷、富春、一波、蕭華、定一、康生等九位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參加你們今日下午和晚上的會議，共同審定我的講話稿（指2月27日講話稿——引者注）和你們議定的十二句話，以昭慎重。”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86-87）十二句話，是當時議定的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方針的十二句話。原來有一句“多勞多得”，毛澤東認為，“多勞多得，并不等于等價交換，可以叫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把“多勞多得”改為“按勞分配”，又加了兩句“物資勞動，等價交換”，變成十四句話：“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這十四句話，成為制止“共產風”、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隊為基礎”，“等價交換”，“按勞分配”。

——毛澤東第四次講話。3月2日晚因新到會的人都看了27日講話稿，毛澤東沒有再重復那些內容。這次會比前幾次顯得輕松一些，主要是研究如何傳達文件和如何開好六級干部會。毛澤東說：“頭一天我把炮一放，他們一晚不睡覺，心里硬是斢不轉，第二天就開始轉過來了。河南這些干部也是這樣，頭一天放炮，大吃一驚，彎子轉得太陡了。‘倒退’、‘右傾’、‘不要共產主義’、‘富農路線’這些帽子都給我安上了。”（劉少奇插話：“他們今天的心情轉變過來了，昨天還有抵觸情緒。”）

毛澤東講了一個工作方法問題，是從一個三國故事講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謀士。他給曹操出了一個計策：先打呂布，后打袁紹。他說，袁紹這個人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見事遲，得計遲。（毛澤東解釋說，所謂見事遲，得計遲，就是形勢已經出來了，他還不能判斷，得出一個方針來，就處于被動。）曹操聽了郭嘉的話，結果先打敗了呂布，又打敗了袁紹。毛澤東說：“我借這個故事來講，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謀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斷，要能夠當機立斷；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這個方法不解決，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什么當驢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特別是對外斗爭，得計遲是很危險的。”毛澤東這段富有哲理性的話，確實給了人們以新鮮而深刻的啟示。（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2日）

關于第二次鄭州會議的情況，王任重在他的日記中有一些記載，很能反映一些與會者的心態和思想變化過程，摘錄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鄭州，晚上主席找我們七個人去談話，柯慶施、陶鑄、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還有李井泉。主席的談話像丟了一顆炸彈，使人一驚，思想一時轉不過彎來。一日上午繼續開會，由小平同志主持討論。看來大家還有相當大的抵觸情緒，怕變來變去影響生產。當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談，從下午四時談到晚上九點多鐘。就在這一天的午飯后，我睡了一覺起來，思想就開朗了，覺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問題、關鍵問題，而我們是直線，抓的是枝節問題，是改良主義的修修補補的辦法，不能徹底解決問題。”“這次主席談話，我們幾個人跟他唱反調，再一次證明我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遠。”“二號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當面宣布幾項結論，征求大家意見。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為了察言觀色，讓我們坐在他的對面。在這兩天主席寫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張，要各省開六級干部會，看來主席抓得很緊。”（《王任重日記》，1959年3月4日）

——毛澤東最后一次講話。3月5日，召開最后一次會議，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北京的劉仁、內蒙古的烏蘭夫、黑龍江的歐陽欽、吉林的吳德、遼寧的黃火青、福建的葉飛、浙江的江華、江西的邵式平、廣西的劉建勛、云南的謝富治、新疆的王恩茂。

毛澤東在長篇講話中，講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簡直是不留余地的話，強烈表達他糾正“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等歪風的決心。他說：“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毛澤東為了迅速扭轉一種錯誤傾向，有時使用一些十分尖銳甚至是極而言之的話，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們的注意，不如此不利于問題的解決。正如他所說的：“因為我要把問題講徹底，所以一些不好聽的話都講出來了，比如什么搶產之類。整社五個月，時間過去了三個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沒有搞出根本徹底的辦法。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就是這些事情推動了我，我就想一想。現在的問題是跟公社特別是公社這一級，要使他們懂得價值法則、、等價交換，這是個客觀規律，違反它，要碰得頭破血流。我們對農民唯一的辦法是等價交換，買賣關系。公社內部買賣關系，三級之間買賣關系，社與社，隊與隊，買賣關系，做生意，等價交換。”又說：“六中全會決議就是缺三級管理、隊為基礎這一部分。這是個缺點，這個責任我得擔當起來。原先這個稿子說了，我本人就沒有搞清楚，有責任。”毛澤東在2月27日正式講話稿中，也寫了自我批評的話，他對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主要是劉、鄧造成的）承擔了責任。后來，在與會代表的一致要求下刪去了這些話。

在會議結束的時候，毛澤東批評大躍進中要幾億農民都要寫詩這件事的時候說：“有詩意的人才寫詩，沒有詩意也要他寫，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鄭州寫詩，我的詩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5日）

4.第二次鄭州會議的偉大意義。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那些日日夜夜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傾注到糾正錯誤、扭轉局勢、解決問題之中。他透過有些地方瞞產私分這個現象，發現了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即公社所有制問題，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決問題的方針、辦法和理論。在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干部頭腦仍然發熱的情況下，毛澤東比較冷靜，最早覺察了中央在劉、鄧主持下，造成的“左”的錯誤和“刮五風”的嚴重危害，并且下大氣力給予糾正。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說服工作，堅決貫徹自己的主張，包括糾正有些他自己曾經認可的看法。會議關于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話，就是根據他這些思想提出來的，這對于鞏固和發展人民公社這個新生事物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偉大導師和無產階級政治家必須具有的崇高精神和氣度。而上個世紀80年代，鄧小平之類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從其狹隘自私的陰暗心理出發，利用陰謀手段，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解散了在中國大地上已經茁壯成長的新生事物——人民公社，給中國歷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造成了極大的倒退！在糾正錯誤的問題上，第二次鄭州會議比前兩次會議邁出更大的步子。后來薄一波回憶說：“如果不是毛主席從紛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的事業就可能被‘共產風’所葬送。”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P850）

二  毛澤東領導進一步解決大躍進中的問題

（一）為上海會議作準備。

1.催促和指導各省召開六級干部會議，認真貫徹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

第二次鄭州會議之后，毛澤東仍留在鄭州就近了解河南六級干部會議情況，同時指導全國。他從3月5日晚上到7日，在專列上，不斷地同出席河南省六級干部會議的一些省、地、市委書記談話，了解會議情況。8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轉發了《河南省委六級干部會議關于人民公社的體制問題、分配問題、窮隊富隊問題和幾個具體政策意見問題的綜合材料》。9日凌晨，又找來吳芝圃、胡喬木，談他對《河南省委六級干部會議總結提綱》和根據綜合材料制定的《河南省委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若干政策的規定》的修改意見。

談完已是凌晨兩點。毛澤東聽說湖南省委要到3月16日才開六級干部會議，覺得太遲了，又提筆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寫信，催促他們盡快召開本地區的六級干部會議。他要求各地召開的六級干部會議都應通過一個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若干具體政策問題的決議，第一書記還要作一個總結性的講話，“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釋人民公社當前遇到的主要目的和諸項政策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98-100）之后，毛澤東到了武漢。

2.毛澤東在批轉和收到一些省委關于六級干部會議的情況報告時，覺得有一個重要問題需要解決，這就是基本核算單位放在哪一級。有的省（河南、湖南等）主張以生產大隊（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有的省（湖北、廣東等）主張以生產隊（即原來的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

究竟哪一種主張較好呢？或者是二者并行呢？其實，毛澤東是傾向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但他認為還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們商量。為此，他于3月15日又寫了一個《黨內通信》，寫道：“我感覺這個問題關系重大，關系到三千多萬生產隊長小隊長等基層干部和幾億農民的直接利益問題，采取河南、湖南的辦法，一定要得到基層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們覺得勉強，則寧可采用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不致使我們脫離群眾”。“河南雖然已經作了決定，但是，仍請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開的縣的四級干部會議上征求基層干部意見，如果他們同意省的決定，就照那樣辦，否則不妨改一改。《鄭州會議記錄》上所謂‘隊為基礎’，指的是生產隊，即原高級社，而不是生產大隊（管理區）。總之，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么辦法，只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究是行不通的。”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110-112）后河南省委根據各縣召開的五級干部會議，基層干部和大多數社員堅決主張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意見，決定改變原先的決定。3月19日，毛澤東將這個報告寫了批語轉發全國。

3.毛澤東進一步提出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的問題。毛澤東于3月17日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寫第三封《黨內通信》，進一步提出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問題。信中要求各地在開過六級干部會議以后，還要接著開縣的四級或五級干部會議，除了繼續貫徹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還要討論一個問題，就是“除公社、管理區（即生產大隊）、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三級所有、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之外，生產小隊（生產小組或作業組）的部分所有制的問題”。他說：“這個問題是王任重、陶魯笳兩位同志提出來的。我認為有理，值得討論。”他切切叮囑全國的公社黨委書記同志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122-124）

此外，在各地召開的四級或五級干部會議上，還普遍提出舊賬要不要算的問題。，這也是涉及廣大基層干部和社員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是在貫徹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過程中，從實踐中提出來的。這些問題，都要通過中央會議作出決定。

（二）上海會議。

1.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959年3月25日到4月1日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議題是：工業問題、人民公社問題、國家機構的組成問題（即國家主席、副主席、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的人選）。

——3月25日下午會議，毛澤東講話。他就人民公社問題，提出了十二個問題要大家討論，其中就有生產小隊部分所有制和舊賬要不要算的問題。

毛澤東說：“小隊的部分所有制，有幾個省充分注意了，有些省現在還沒有充分注意這個問題。小隊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為事情都要通過小隊去辦。”（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25日）之前，毛澤東路過南昌時，就曾向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負責人說過：“小隊的部分所有制問題，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農具在那里，小隊不負責任、沒有積極性怎么行！”（毛澤東同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談話記錄，1959年3月20日）

生產小隊，它的規模大體上相當于原來的初級社。承認小隊部分所有制，涉及人民公社的體制問題、所有制問題。隨著對實際情況的深入調查研究，從有利于調動群眾積極性這個根本點出發，毛澤東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問題上，又向著符合實際的方面前進了一步。這說明對事物客觀規律的認識，總是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一步一步向前發展的。

——關于算賬問題。他說：“我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講一般不算賬。實際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許多非算不可。主張不算賬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黨委，第二是窮隊，第三是縣委。這些是得便宜的。而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賬派這一面的。算賬有好處，就是能訓練我們的干部。”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25日）到3月30日，他的態度更加明確而堅定，而且把問題提到理論的高度。他在一個批注中寫道：“舊賬一般不算這句話，是寫到了鄭州講話里面去了的，不對，應改為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對群眾不能解怨氣。對干部，他們將被我們毀壞掉。有百害而無一利。”“不要‘善財難舍’。須知這是劫財，不是善財。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171-175）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文件。根據毛澤東講話精神和會議討論，形成了《關于人民公社的十三個問題（修正稿）》，作為這次會議的紀要。經過后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正式下發前，又將其中講到的有些問題單獨列出，成為《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正式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糾“左”成果基礎上的進一步前進，主要是在所有制問題上。這樣做，比剛剛建立的人民公社，似乎“后退”了，但實際上是前進而不是后退。當然，經過這次調整，仍然還有局限性的東西存在，例如，對糧食生產和工業生產還是維持了高指標，而沒有降下來。

——關于1959年的經濟計劃指標（主要是工業指標）。從1月起，毛澤東一直希望經濟部門能夠拿出一個穩妥可靠的年度經濟計劃指標，但是在當時“浮夸風”、“高指標”的氣氛下，主管部門怕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高指標一直壓不下來，因此，毛澤東的這個愿望一再落空。第一季度過去了，計劃完成情況很不理想。是繼續保持高指標，還是壓低指標，這個問題在上海會議上又提出來了。

在3月26日會議上，薄一波作《關于第一季度工業計劃執行情況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報告。毛澤東對一季度工業計劃執行情況很不滿意。據薄一波回憶：“在談到煉鋼設備未能按計劃完成時，毛主席當即借題發揮，對計劃、經濟、基本建設以及公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評了一番。他說：搞了十年工業，積累了十年經驗，還不曉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軋鋼機），二月底還報可完成三十一套，結果只搞了十六套，還有一部分配不齊全，這是什么人辦工業，是大少爺。現在工業要出‘秦始皇’，我看你們搞工業的人不狠，老是講仁義道德，搞那么多仁義道德，結果一事無成。”“毛主席說：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項，又搞不成。搞成我贊成，問題是你搞不成。從前講輕重緩急，現在講重重急急要排隊，算得一點經驗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P857）

28日，會議聽取李先念《關于當前財貿工作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從反映出來的問題看，工業方面主要是原材料不足，特別是鋼材不足，這是影響各項指標完不成的主要問題。毛主席說：“現在看，人心所向，橫直沒有東西。我們從前講過的，錢只有這么多，現在是鋼材只有這么多，看辦多少事。”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28日）指標問題一直討論到八屆七中全會。

2.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緊接著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4月2日到5日在上海召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后把兩次會議統稱為“上海會議”。

——關于上海會議討論計劃指標的情況，楊尚昆在4月3日的日記中，有詳細記載：“這幾天因常委提倡計劃必須落實，鋼已減為1640，生鐵為2370。計劃定的確實可靠一些，讓大家心情舒暢地去超過，當然也引起了其他一些問題。東北、華東各同志還不大死心，還想多搞一些。中央各部，除冶金部心已虛了之外，其余各部均有意見，均紛紛議論，情緒不安；而事實上如果不采取堅決步驟，實現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則武漢會議（即中共八屆六中全會）訂的1800萬噸計劃，肯定是無法實現的。今年計劃已經搞了第四次了，看來今后還會有相當的調整。”（《楊尚昆日記》上，P373）

——毛澤東講話。八屆七中全會最后一天（4月5日），毛澤東以“工作方法”為題發表講話。一共講了十幾個問題，包括：多謀善斷；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進；依照形勢改變計劃；善于觀察形勢；當機立斷；與人通氣；解除封鎖；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人，因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數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找幾位通訊員，等等。這些都是有針對性的，從不同的側面，初步總結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來的一些教訓。

毛澤東把多謀善斷作為第一個問題來講，因為他有特別深的感觸。他說：“現在有些同志不多謀，也不善斷，是少謀武斷。”他舉了陳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議而沒有被采納的例子。他說：“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個會，陳云講了，他估計完不成（指鋼產量1959年1800萬噸的指標）。這種話應該聽。那個時候有人說陳云是右傾機會主義，并非馬克思主義，而自己認為是十足的馬克思主義。其實陳云的話是很正確的。還有，前天同胡喬木談話，他冒出這么一個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會議公報不是喬木搞嗎？陳云向喬木建議，是不是糧、棉、鋼、煤四大指標暫時不說，看一看。而喬木也不反映，他有這么個想法：全會都通過了，還要變更，恐怕不是真理吧。這種話武昌那個時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過了幾個月，四月二日喬木同志才告訴我。喬木這個人在這方面是個誠實人，他想起來陳云提過，他擋回去了。大會都通過了，你來變更？這里有個觀點不正確。有時大會也可以搞錯誤，而大會中間的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是正確的。往往是那樣。列寧那個時候，很多時候是這樣。我也有許多經驗。比如茍壩會議（指1935年3月10日在貴州茍壩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討論中央紅軍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計劃。），我先還有三票，后頭只有一票。我反對打打鼓新場，要到四川繞一個圈，全場都反對我。那個時候我不動搖，我說，要么就聽我的，我要求你們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散會之后，我同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了我的了。”

毛澤東接著說：“在武昌發表一九五九年糧、棉、鋼、煤的數字問題上，正確的就是陳云一個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確，不是別個同志正確，別個同志不善謀。所謂善謀，就是跟我們這些人談一談，交換交換意見。鑒于這個，在座同志們，你們也要多謀一點，謀于秘書，謀于省委書記，謀于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公社書記，謀于個別農民，謀于廠長，謀于車間主任、工段長、小組長，謀于個別的工人，謀于不同意見的同志。這就叫多謀。然后是善斷。多謀，各方面的意見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確了，恰當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斷。”

講到觀察形勢問題時，毛澤東說：“要善于觀察形勢，腦筋不要硬化。形勢不對了，就要有點嗅覺，嗅政治形勢，嗅經濟空氣，嗅思想動態。北戴河會議以后，我們的計劃工作一直被動，自己毫無主動。武昌會議被迫由三千萬噸鋼搞成兩千萬噸。北戴河會議決議是大會通過的，通過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責任，我沒有提出意見，因為我那個時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萬噸。但到武漢，我就改了，我說不行了。我經過河北，經過河南，特別是經過河南鄭州會議，形勢不對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萬噸，只搞兩千萬噸，或者還少一點。”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這個問題也是毛澤東有感而發，是針對他很不滿意的幾個會議文件而講的。他說：“你寫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寫古文，許多問題不交代給人家，人家怎么會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結果忘記了，不懂心理狀態。我是贊成朱自清的風格的。朱自清是清華大學一個教授，他的文章寫得好，另一個側面不好，就是不神氣。第一個神氣的是魯迅，他的話是口語。魯迅的雜感，你看那個《阿Q正傳》不是口語？‘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什么‘兒子打老子’之類都是口語。對這個問題，我講了一萬次了，但是許多同志沒有改過來。也許從今天起還是改不過來，但是我有生之年，沒有見閻王，我就要整這件事。六億人民，一千三百萬黨員，你要給他們閱讀，你寫古文，你寫半文半白結合的文，又不交代問題，又不使人看了通順，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來。你拿出來，我就要反對，立即頂回去。一望之下，你這個東西不行，就要頂回去。”

毛澤東在講話中還講了海瑞批評嘉靖皇帝的故事。他說：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銳，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樣勇敢。我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同時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沒有？周恩來答：看了。（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4月5日）

八屆七中全會結束第二天，毛澤東從上海來到杭州。在這里主持討論、修改政府工作報告稿和《關于人民公社的十三個問題（修正稿）》。4月12日，毛澤東離開杭州乘專列經濟南、天津回到北京。

（三）召開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毛主席不再擔任國家主席。

4月18日到28日，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李富春作《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李先念作《關于一九五八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九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會議審議并通過了這些報告。

1.毛主席不再擔任國家主席。這次會議根據憲法的規定，選舉了國家領導人。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副主席；朱德為人大委員長；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毛主席從1956年起多次提出的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愿望，終于得以實現。

4月15日(二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前夕)，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六次會議。這是他最后一次以國家主席的身份主持最高國務會議。會上，毛澤東對國家機構主要領導人員候選人作了說明。他說：“為什么國家主席候選人是劉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么是這個，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主持工作，我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在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已經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慶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擔任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我說，你們對調一下，把少奇同志過去的工作（委員長）請你做，他很高興。在上海會議，在七中全會，就決定這樣做。宋副委員長改任國家副主席，還有董必武同志擔任副主席，一正兩副。”（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六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4月15日）

2.毛主席仍然時刻為國家和人民的安危操勞。剛卸去國家主席，毛澤東就收到由周恩來送給他的關于春荒缺糧的報告。他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冷暖掛在心上。4月17日，毛澤東看過這兩個材料，立即作了批示給周恩來，請將這兩個材料，“在三日內，用飛機送到十五省委第一書記手收，請他們迅即處理，以救2517萬人的暫時（兩個月）緊急危機”；同時，“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開會代表談一次（著重五省），每人分發文件一份”。毛澤東為這兩個文件起了一個很警醒的題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209）

4月26日，毛澤東又在內務部一個文件上批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務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過春荒，安全地接上麥收和早稻，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閑時少吃，忙時多吃。千萬不可大意”。（《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226）

（四）一封十分重要的《黨內通信》。

1.4月29日《黨內通信》。為了不違農時，抓好春耕大忙季節，毛澤東在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時，首先抓住自上而下的最重要的關鍵問題，于4月29日寫了一封十分重要的《黨內通信》。

在《黨內通信》中提出了六個問題，看起來不是什么大的理論問題，卻是當時影響農業生產的幾個關鍵問題、要害問題。這是針對當時中央領導人（主要是在一線領導的劉鄧等人）自大躍進以來，在農業生產方面存在的“瞎指揮”提出來的，它貫穿著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要實事求是。

通信寫得通俗生動，而又十分尖銳、鮮明，毫不吞吞吐吐。它指出：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可以看出：毛澤東根本不相信那些搞“浮夸風”，吹出來的虛假數字。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他提出關于農業現代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并且具體指明了前進的規劃、步驟和工作方法。還指出：“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這是全篇的點睛之筆。他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毛澤東最后寫道：“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235-238）

毛澤東這封通信，以其特有的風格和通俗生動的語言寫出來，就像是跟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談心似的。他講的也就是他們所想的，個個問題切中時弊。這封信一傳播開來，立刻在全國農村中引起強烈反響。盡管在某些地方，受到過某些領導人或領導機關一時的封鎖，但終究是封鎖不住的。這封信來的時機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不少地方還在那里就密植問題爭吵不休），北方也正在春播。毛澤東見事早，抓得也早。這封信把許多人從盲目性中解放出來，對當時的農業生產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繼毛澤東的《黨內通信》之后，中共中央隨即發出兩個重要文件，一是《關于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一是《關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兩個文件出臺了兩項重要政策：明確家畜家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恢復了社員的自留地，規定“仍然按照原高級合作社章程的規定，自留地不超過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澤東在審定《關于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稿時加寫了一句話，強調恢復自留地的必要性：“沒有自留地不能大量發展私人喂養的豬雞鵝鴨，不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250）

這些政策的實行，對幫助社員渡過糧荒、發展農業生產起了重要作用。

2.進一步落實工業指標。

開過二屆人大一次會議后，所通過的一九五九年計劃指標，毛澤東曾一度認為“比較恰當，比較合乎實際”。然而，經過實踐發現，仍是高指標，問題并沒有解決。毛澤東便委托陳云進一步研究鋼產指標問題。

之后，陳云主持下，中央財經小組連續聽取冶金部的六次匯報，從鋼鐵生產的總的情況到各個環節，從礦石、焦炭、耐火材料到鋼鐵冶煉、鋼材品種等，逐一詳細了解情況。最后得出的結論是：鋼材的可靠指標是九百萬噸，鋼的生產指標是一千三百萬噸。

5月15日，陳云給毛澤東寫信，匯報對鋼鐵生產指標的調查情況。他一方面闡述了鋼材生產指標定為九百萬噸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如實反映了冶金部負責人的意見，說：“冶金部參加會議的同志，認為鋼材數量定為九百萬噸（即鋼的數量定為一千三百萬噸）太少了，會使下面泄氣。”他向毛主席提出：“我希望同財經小組的幾個同志，包括鶴壽同志，一起向你匯報一次。請你有空時找我們。”（《陳云文選》第3卷，P139、140）

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意見工農業生產和市場問題。這次會議正式決定，將1959年的鋼產指標降到一千三百萬噸，對基本建設項目也作了較大幅度的壓縮。毛澤東就高指標等問題講了話。

他說：“本來是一些好事，因為一些指標那么一高，每天處于被動。工業指標，農業指標，有一部分主觀主義，對客觀必然性認識不足。”“工業也好，農業也好，指標我們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會議的兩千萬噸鋼。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陳云同志為代表，提出兩千萬噸難于完成。可是那個時候還難于改變。因為還是一月，人們還想大干一番。那個時候可以轉一下，轉得比較主動些。但是要轉成上海會議的一千六百五十萬噸的指標不可能，轉成現在的一千三百萬噸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釘子，沒有經驗，總是不轉彎。”

他說：“今年根本不要理那個一萬零五百億斤（指八屆六中全會定的1959年的糧食計劃產量），就是按照去年的實際產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聽說包產的結果是六千億斤，但是我看，我們過日子還是放在四千八百億斤。”
“那么高的指標，吹了，不要了。我們自己立一個菩薩，就在那里迷信這個菩薩。要破除迷信。什么兩千萬噸鋼，多少萬擔棉花，根本不理。一個時候，我們自己頭腦發昏。”“明年的工業指標切記不可高，我看大體就是今年的指標，低一點也可以。”

他說：“許多問題是料不到的。誰知道吹‘共產風’？根本不管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一辦公社，‘共產風’就吹出來了，沒有料到。現在落實到一千三百萬噸鋼，我也沒有料到。許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糧食那么緊張，去年大豐收，今年大緊張，也沒有料到。要隨時注意新問題，發現新問題。雖然出了這么多亂子，但是最大的成績是自從去年北戴河會議以來，各級黨委注意搞經濟了。”

他說：“過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爐、平爐的生產設備能力，煤的賬不算，焦炭的賬不算，礦石的賬不算，容積也不算，運輸也不算。真正一算，從前那么高的指標就不行。真正一算，是一千三百萬噸鋼、兩千萬噸鐵。”“不曉得講了多少年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綜合平衡。各個工業部門的聯系，工業部門跟農業部門的聯系，重、輕、農的聯系，就沒有顧到”。“今年還可以抓七個月，這七個月就要搞平衡。”

最后，毛澤東說：“我到井岡山，頭一仗就是打敗仗。這是一個好經驗，吃了虧嘛。”（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6月13日）據吳冷西回憶說：“我特別注意到他講到第一次抓工業像秋收起義時那樣，頭一仗打了敗仗。他詳細講到他在秋收起義時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還不敢到處走動，因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團’，第三天才找到了起義隊伍。他說，當時非常狼狽。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一仗也是敗仗。據我記憶，從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到武昌會議到上海會議，毛主席曾多次作過自我批評，但像這次會議上這樣的自我批評還是第一次。這兩天會議開下來，大家心情都比較舒暢，而且開始有一種感覺，認為毛主席已經做了這樣的自我批評，我們自己也得承擔自己那一部分責任，周總理和富春同志發言就有這樣的表示。”（吳冷西《憶毛主席》，P135、136）

可是，大躍進中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明明是在他們主持下大刮“五風”，可從來不作自我批評；而且更加卑鄙無恥的是：劉少奇就是在此后不久，他即開始像蘇聯赫魯曉夫那樣“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大講什么“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含沙射影地攻擊毛主席。而真實的情況則是，他們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才造成了當時的嚴重后果。毛主席生前，鄧小平還不敢這樣公開講，而當毛主席逝世不久，他隨即利用篡奪的黨和國家的權力，大肆攻擊毛主席在大躍進中“頭腦發熱”，同時從根本上否定了大躍進運動。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還表示，過去的大躍進，使全黨注意抓工業，這是極大的收獲，出現了一些問題，知道了缺點，這就是有成績。現在農村中要解決的問題是食堂如何辦，想摸一下，準備最近出去，中央會議六月不開了。（《楊尚昆日記》上，P398）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由鄧小平彭真領導的報刊宣傳對“浮夸風”和“共產風”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方面，中央政治局6月20日開會，總結了經驗教訓。會后，毛澤東在住處聽取了彭真、胡喬木、吳冷西的匯報。毛主席說：我們不能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吳冷西《憶毛主席》，P140）

聽完匯報后，已是晚上8時30分。次日（6月21日）0時30分，毛主席又登上南下的專列離開北京，下午到達鄭州。他打電話給北京，征求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在廬山召開省市委書記座談會（即后來的廬山會議）。后經武漢、長沙，回到他闊別32年的故鄉——韶山。

可以看出：毛主席為了把中國的事情辦好，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真是費盡了心血！這與劉鄧等人是根本不同的。

（五）到韶山。

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澤東回到闊別32年的韶山。從1927年發動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后，他再也沒有回過家鄉。

毛澤東回韶山前，在武漢住了兩天，游了長江。

6月24日，毛澤東在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車到長沙。一路上同王任重談話，講到春秋時期秦穆公的一個故事。秦穆公用大將孟明伐鄭失敗，他主動承擔責任，繼續重用孟明，后在討伐晉國的戰爭中取得勝利。他對王任重說：“決策錯了，領導人要承擔責任，不能片面地責備下面，領導者替被領導者承擔責任，這是取得下級信任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他還說：“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云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云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我們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較固執，辛辛苦苦的事務主義，不大用腦子想大問題。”

他對封鎖消息表示出極大的不滿，說：“有的部門、有的部長不大向我反映情況。”王任重說：“大概他們怕主席太累。”毛澤東說：“不向我反映情況，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實情況告訴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說：“看來，利用全國人大開會的機會，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數字和今年的生產指標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個機會，造成目前的被動。”（根據王任重日記摘錄，見《毛澤東在湖北》，P12-14）

毛澤東當天來到長沙，下午游了湘江。這是他青年時代經常游泳的地方。他興致很高，登上橘子洲，放眼遠眺，隨口念了一副對聯：“常德德山山有德，長沙沙水水無沙。”此時圍攏來一群孩子，毛澤東高興地和他們照了像。

6月25日午后，毛澤東乘汽車踏上回韶山的路。車窗外熟悉的景物一再勾起他對32年前那些往事的回憶。他對陪同人員談起1922年在長沙做工人運動的經歷，談起他指導的安源路礦工人罷工，等等。到了韶山，他在住地院子里，又談起發動秋收起義、組建人民軍隊、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情景。他說：開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時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親手燒過一家地主的房子，以為農民會鼓掌贊成。但是農民不但沒有鼓掌，反而低頭而散。革命才開始的時候，沒有經驗是難免要犯錯誤的。去年刮“共產風”，也是一種“左”的錯誤。沒有經驗，會犯錯誤，碰釘子。不要碰得頭破血流還不肯回頭。（根據王任重日記摘錄，見《毛澤東在湖北》，P12-14）

這一天，毛澤東一直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中，興奮不已。

第二天清早，毛澤東徑自朝附近對面的小山上走去。隨從人員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緊跟而行。順著一條小道，毛澤東來到了父母的墳前。身邊工作人員將采自路邊的一束松枝遞給他。他接過來，神情肅穆，敬送到父母墳前，深深地鞠了三個躬，輕聲地說：“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語中滿含著無限思念和感慨。當地干部問他，要不要把墳修一下。他說：“不要了，添一下土就可以了。”

返回住地的途中，毛澤東順道看望了一家農戶，又來到韶山學校，和師生們合影留念。

回到住所，毛澤東對隨同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黨、同志、老師、朋友也，還得承認。”“我下次來，還要去看看他們兩位。”（吳旭君、沈同的回憶。《周立波文集》<4>，P634）

6月27日下午，回到韶山的第三天下午，毛澤東興致勃勃地來到韶山水庫游泳。水庫不大，坐落在滴水洞那邊的兩山之間，是大躍進中修建的。毛澤東下了水，岸邊站著不少父老鄉親。他時而躺在水面，時而坐起，時而立起，仿佛又回到無拘無束的少年時代。鄉親們報以陣陣掌聲。

游泳完了，毛澤東來到毛震公祠。這里面已經沒有祖宗牌位，毛澤東還是要堅持進去行三鞠躬禮。據陪同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主席下了車以后，大步向宗祠的門口走去。當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韶山黨委書記毛繼生同志）對他講，里面沒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經沒有了。意思是說可以不進去了。主席根本沒有聽他的勸阻，還是往前走，一邊走一邊說：管它三七二十一，鞠三個躬再說。”“行完禮以后，主席還站在原來的地方沒有動，還在那兒看，也沒有講話。一下子，我看他急轉身往大門口走去，邊走邊自言自語地講：菩薩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個紀念。”（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0年10月）

這天晚上，毛主席請鄉親們吃飯。既有長輩、老師、親友和當地干部，也有老黨員、老自衛隊員和革命烈士的家屬。

據王任重回憶說：“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評了我們湖北‘畝產萬斤’的報道，他說畝產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訴老人家，畝產萬斤確實是謊報，但有少數高產田畝產千斤是真的。老人家還是搖頭。飯后，毛主席又和我們三人（指王任重、羅瑞卿、周小舟）談了很久，談了關于讀書的問題，他說要讀馬列主義，還要讀點歷史，讀些古詩詞，談到經濟工作，他強調計劃工作必須搞綜合平衡，經濟建設必須鼓足干勁，又要實事求是，管理國家和管理家庭一樣，要精打細算。” （根據王任重日記摘錄，見《毛澤東在湖北》，P15）

6月28日中午，毛澤東又請來幾家親戚，一起吃了午飯。當天下午，乘車離開韶山。這次回鄉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在毛澤東心里卻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卻了他多少年來的思鄉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筆端問世。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常被人們吟誦和傳唱的詩作

《七律。到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離別這個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別夢依稀咒逝川，

故園三十二年前。

紅旗卷起農奴戟，

黑手高懸霸主鞭。

為有犧牲多壯志，

敢叫日月換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煙。

三  廬山會議

    （一）廬山會議提出的19個問題。

    1.召開協作區主任會議。 1959年6月29日，毛澤東在武昌他乘坐的輪船上，召集各協作區主任開會。參加的有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張德生、歐陽欽、林鐵等。

會上，毛澤東提出廬山會議準備討論的題目，共14個： 14.如何過日子？（《楊尚昆日記》<上>，P404）

2.吟詩一首。6月30日下午，毛澤東一行乘船離開武昌，到達廬山腳下九江。第二天（7月1日）一大早，乘車登上廬山。一路上，毛澤東心情格外輕松，又吟詩一首：

《七律.登廬山》

一山飛馳大江邊，

躍上蔥蘢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熱風吹雨灑江天。

云橫九派浮黃鶴，

浪下三吳起白煙。

陶令不知何處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在幾天之內接連吟成兩首詩，這在毛主席的詩詞創作生涯中很少見到。

3.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協作區主任會議。7月2日下午，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各協作區主任會議。其中中央領導人有劉、周、朱、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懷、譚震林和楊尚昆等參加。這次會議研究了廬山會議要討論的問題和會議的開法。關于討論的問題除毛澤東三天前提出的14個問題外，又增加了5個問題。這樣一共有19個問題。

之后，毛澤東親筆整理為《廬山會議討論問題》（1959年7月3日）。一、讀書。高級干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讀者范圍，由中央委員到縣委書記，都要讀。縣級主要干部，首先是第一書記，另讀三本書：“好人好事”一本、“壞人壞事”一本、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文件一本。三本書不要超過十萬字，七天能夠讀完。然后討論三個星期，共學一個月。每年輪訓縣社干部。二、形勢。三、今年的任務。四、明年的任務。五、四年的任務。六、宣傳問題。七、綜合平衡問題。工業和農業中都有。八、群眾路線問題。工業和農業中的。九、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的各項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的質量問題。這兩個問題，都是極大的問題，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兩年完成。十、體制問題。即人權、工權、財權、商權問題。四大下放權力，現要收回，由中央、省市區黨委兩級控制，反對無政府主義。十一、協作區關系問題。十二、公共食堂問題。十三、學會過日子問題。富日子當窮日子過，立于不敗之地。十四、三定政策。糧食定產、定購、定銷，三年不變。十五、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十六、使生產小隊成為半基本核算單位。（即要它負擔一部分發工資的任務。允許生產小隊之間，由于生產和經營的好壞，可以在工資、口糧、肉食上有差別。）十七、農村黨團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十八、團結問題。中央至縣委。十九、國際形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331-332）

4.毛澤東在這兩次會議上的講話，被整理成一個講話記錄：《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共十八個問題，略去了“國際問題”。）。這些問題，是毛澤東這一個時期以來，經過調查研究，認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換意見后提出來的，大都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來暴露出來的一些帶有全局性的問題。提出這些問題，主要是為了總結經驗，在黨的高層會議上從容地加以討論，得出一致的認識。

為什么要把讀書放在第一個問題？毛澤東歷來重視理論的指導，在重要的歷史時刻需要總結經驗的時候，他就特別強調讀書，學習理論。他說：“有鑒于去年許多領導同志，縣、社干部，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于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中央、省、市、地委一級委員，包括縣委書記，要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時間三至六個月，或者一年。”“縣、社黨委成員能讀政治經濟學的也可以讀。設法給縣、社黨委每年有一個系統思考問題的時間。我們提倡讀書，使這些同志不要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年整月陷入事務主義，搞得很忙亂，要使他們有時間想想問題。現在這些人都是熱鍋上的螞蟻，要把他們拿出來冷一下。”

毛澤東很看重形勢問題，所以作為會議討論的第二個問題。他認為形勢總的是好的，而且在繼續好轉，這要肯定下來，同時又認為存在的問題不少。他說：“國內形勢是好是壞？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于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對不對？我看要堅持。總的說來，像湖南省一個同志所說的，是兩句話：‘有偉大的成績，有豐富的經驗。’‘有豐富的經驗’，說得很巧妙，實際上是：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基本問題是：（一）綜合平衡；（二）群眾路線；（三）統一領導；（四）注意質量。四個問題中最基本的是綜合平衡和群眾路線。要注意質量，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種各樣都要有。農業中，糧、棉、油、麻、絲、煙、茶、糖、菜、果、藥、雜都要有。工業中，要有輕工業、重工業，其中又要各樣都有。去年‘兩小無猜’（小高爐、小轉爐）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這‘兩小’，其他都丟了。去年大躍進、大豐收，今年是大春荒。現在形勢在好轉，我看了四個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體可以代表全國。今年夏收估產普遍偏低，這是一個好現象。今年這時的形勢和去年這時的形勢比較，哪個形勢好？去年這時很快地刮起了‘共產風’，今年不會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轉。去年人們的熱情是寶貴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說，你大躍進，為什么糧食緊張？為什么買不到頭發夾子？現在講不清楚，促進派也講不清楚。說得清楚就說，說不清楚就硬著頭皮頂住，去干。明年東西多了，就說清楚了。”

毛澤東提出的四個基本問題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綜合平衡列在四個問題之首，把它提到與群眾路線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澤東過去在指導經濟工作中，比較強調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凈是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這次突出地強調綜合平衡，是經過大躍進的生動實踐和嚴重教訓，毛澤東對這個問題認識上的重要變化。

他說：“在大躍進形勢中，包含著某些錯誤，某些消極因素。現在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包含著有益的積極因素。去年形勢本來很好，但是帶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沒有想到困難。現在形勢又好轉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認識了。”

第三個問題，今年任務；第四，明年任務；第五，四年任務。毛澤東把這三個問題合在一起講。他說：“今年鋼的產量是否定一千三百萬噸？能超過就超過，不能超過就算了。今后應由中央確定方針，再交業務部門算賬。糧食有多少？去年增產有無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億斤，搞到一萬億斤，要好幾年。明年鋼增加多少？增加四百萬噸，是一千七百萬噸。后年再增加四百萬噸。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還要堅持。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讓下面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幾年的指標在一年內達到，像糧食的指標一萬零五百億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達到。”

如何完成任務，有個指導思想的問題。他強調要解決好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關系，突出農業。這一年來，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忽視了農業，吃了大虧，造成十分被動的局面。他說：“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要把農、輕、重的關系研究一下。過去搞過十大關系，就是兩條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兩條腿，現在可以說是沒有執行，或者說是沒有很好地執行。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并不違反馬克思主義。重工業我們是不會放松的，農業中也有生產資料。如果真正重視了優先發展生產資料，安排好了輕、農，也不一定要改為農、輕、重。重工業要為輕工業、農業服務。過去陳云同志提過：先市場，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贊成。現在看來，陳云同志的意見是對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安排好了之后，就不會造反了。怎樣才會不造反？就是要使他們過得舒服，少說閑話，不罵我們。這樣有利于建設，同時國家也可以多積累。贊成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來管農業機械，搞農業機械設計院。現在這些事誰也不管，這么大個國家，沒有人管不行。過去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反‘左’傾時我曾說過，‘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飯的，路是要腳走的’。現在炮沒有了，第二條、第三條還有，如果忘記了這些，不好辦事。現在講掛帥，第一應該是農業，第二是工業。”  

著名的“農、輕、重”思想，就是這一次提出來的。以后又提出“以農業為基礎”。農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占有極端重要的地位，這一點，就全黨來說，是經過反復實踐而一步一步加深認識的。

鑒于大躍進中出現了“浮夸風”、“共產風”，毛澤東告誡說：“積極性有兩種：一種是實事求是的積極性，一種是盲目的積極性。紅軍的三大紀律，現在有兩條還有用：‘一起行動聽指揮’，即統一領導，反對無政府主義；‘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即不搞一平二調。總的說來，群眾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產主義風格有兩種：一種是真要搞共產主義；另一種，這種占多數，是事情歸他辦，權力都歸他，他就說是‘共產主義’，歸人家就是‘資本主義’。”“對那些摧殘人民積極性的官僚主義就是要整一下。”

除了讀書、形勢、任務等五個問題，以下十二個問題都同吸取經驗教訓、改進工作有關。

——宣傳問題。“去年有些虛夸，四大指標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傳，現在有些被動。如何轉為主動？上海會議時，有人提出，利用開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會，把指標改了，后來沒有這么做。現在看來失掉了點時機，但不要緊。指標改不改？看來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還拿不準。是否人大常委會開個會，把指標改過來。糧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絕對數字，可以學習蘇聯，不宣傳糧食指標。今后鋼不算小轉爐的，鐵不算土鐵。”

——綜合平衡問題。“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并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

——群眾路線問題。“群眾路線有沒有？有多少？”

——工業管理問題。“特別要強調質量問題，能否在很短時間內解決？應該爭取在一二年內解決。”

——體制問題。“‘四權’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亂，有些半無政府主義。要強調一下統一領導、集權問題。下放的權力，要適當收回，收回來歸中央、省市兩級。對下放要適當控制。反對無政府主義，不是說現在是完全無政府主義，而是說有些半無政府主義。說得過死不好，過活也不好。現在看來，不可過活。”

——協作關系。“劃區協作，倒把原來的協作關系打亂了，搞了大的，擠了小的。搞體系，工廠要綜合發展，公社要工業化。”

——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按人定量，分糧到戶，自愿參加，節余歸己。吃飯基本上要錢。在這幾項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辦食堂全國有兩種辦法：一為河南的積極維持，一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暫時回去了。湖北擬從少到多，開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將來達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種，供給部分要少些，三七開或四六開，可以靈活些。食堂和供給制是兩回事。”

——三定政策。“定產、定購、定銷，群眾要求恢復，看來是非恢復不可。政策三年不變，定多少，這次會議要定一下。增產部分四六開，征四留六，有災照減。自留地不征稅。”

——恢復農村初級市場。

——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四川省的同志說，生產、分配在一個核算單位較好，現在改，影響生產，如何辦？”

——農村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作用問題。“基層黨的活動削弱了，黨不管黨，只管行政。”

最后，毛澤東強調了一個團結問題。根據以往的經驗，凡遇到挫折，出現問題，黨內就會產生一些意見分歧。他說：“要統一思想，對去年的估計是：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缺點只是一、二、三個指頭問題。許多問題是要經過較長的時間才看得出來的。過去一段時間的積極性中帶有一定的盲目性。這樣看問題，就能鼓起積極性來。” （《毛澤東文集》第8卷，P75-82）

毛澤東希望全黨通過廬山會議，進一步在“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的評價基礎上，統一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認識，把糾正“左”的工作繼續推向前進。

（二）廬山會議。它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

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開始。是夜，毛澤東把十九個問題重新修改一遍，要楊尚昆印發會議，并將原發件收回。這十九個問題，歸結起來，是三大問題：怎樣看待形勢？前段工作中經驗教訓有哪些？今后怎么辦？這些都是帶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問題，需要經過廬山會議，全黨統一認識。

1.開“神仙會”。

7月3日開始，按協作區分成六個組進行討論。大家一致同意，對這幾年工作的總估價：“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話。議論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形勢問題、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綜合平衡問題等。在小組討論中，出現一些不同意見。比如，有人建議不提“以鋼為綱”，還是提有計劃按比例；有人則不同意，仍然主張“以鋼為綱”。又如，有人主張不提“大搞群眾運動”，有人認為否定大搞群眾運動的看法是不對的，等等。這些，都屬于正常范圍內的討論。朱德在小組會上講了一個比較尖銳的意見，“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壞事”，盡管與毛澤東說的“積極辦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見不同，但也未引起多么大的反應。

連日來，會議氣氛比較輕松，被稱作“神仙會”。5日是星期天，休會一天，天氣晴朗，與會者紛紛出游。

2.毛澤東為推動開好會議嘔心瀝血晝夜操勞。毛澤東趁不需召集會議。抓緊批閱文件，印發會議，以推動與會者深入討論問題。

7月3日凌晨1時，在入睡前他批閱了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為中央起草的關于在大中城市郊區發展副食品生產的指示稿。入睡之前，已服用安眠藥后，半靠在床上批閱文件，是毛澤東長期養成的一個習慣。修改這個指示稿時，毛澤東加寫了兩段話。其中一段極重要，它體現了“大農業”綜合發展的思想：“所謂農者，指的是農林牧副漁五業綜合平衡。蔬菜是農，豬牛羊雞鴨鵝兔等是牧，水產是漁，畜類禽類要吃飽，才能長起來，于是需要生產大量精粗兩類飼料，這又是農業，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業、草業。由此觀之，為了副食品，農林牧副漁五大業都牽動了，互相聯系，缺一不可。”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327）這也為現代化大農業的發展，指明了一個正確前進方向。

7月4日，他要楊尚昆把中宣部《宣教動態》上登的兩份材料印發會議。一份，題為《幾篇論述大躍進經驗教訓的文章》，摘要介紹了山西、廣東、北京等地省市理論刊物發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談到大躍進中出現了某種社會分工和協作關系被打亂的情況，各地不應強調建立自己的一套工業體系，不能片面強調人人都當“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鋼鐵生產強調到無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對一些工業部門制定生產計劃的做法，提出意見。

另一份，是《對我國幾年來工業生產增長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種分析》。文章認為，最近兩年，國家積累中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的比例關系失調。國家儲備有逐漸減少的趨勢。原料工業資源多用于基本建設，用于工業生產的比重在下降。

顯然，這些文章都是為了總結經驗，對大躍進中出現大問題提出的批評意見。

7月5日晨6時，毛澤東寫了一個長篇批語，并親自擬題《糧食問題》，向與會者推薦糧食部副部長陳國棟關于1959至1960年度糧食分配和糧食收支計劃調整意見的報告。

當時糧食問題很吃緊，再大幅度增加征購指標，勢蔣增加農民已經很重的負擔，影響農業生產，引起農民不滿。陳國棟建議：根據生產和消費變化的情況，對糧食產量、購量、銷量和農村留糧標準，作必要和可能的調整。調整后的數字，從1959年到1961年三年不變。每年在定產基礎上增產的糧食，國家只增購百分之四十，農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減產，則相應地減少征購數字。報告認為，上海會議確定的1959至1960年度糧食征購指標為1155億斤，只要做好工作，還是可以辦到的。1958至1959年度糧食銷量達到1020億斤，顯然是不合理的。1959至1960年度糧食銷售指標原定為975億斤，還是偏大了一些，建議可以調整為855億斤。

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這個報告，說：“陳國棟同志的報告是一個重要文件。請各大區區長主持討論，細致地討論，討論兩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這個文件所述的意見。”為此，他寫了一個很長的批語，并且提出五點補充意見：“（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確實好的情況之下，征購一千一百億斤，力爭辦到，這是變被動為主動的第一著。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確實較去年好、確實證明無妄的時候，為什么不能征購到這個數目字呢？（二）下年度銷售計劃，我感覺不但一千零二十億斤是太多了，這個文件上調整為八百五十五億斤，似乎也略為多了一點。是否可以調整為八百億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億斤呢？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可不可以呢？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余歸己，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干，糧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飽吃好，可不可以這樣做呢？（三）多產糧，是上策。田頭地角，零星土地，誰種誰收，不征不購，主要為了解決飼料，部分為了人用。恢復私人菜園，一定要酌給自留地。凡此種種，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豬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細地安排過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實際產量安排過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過得還不錯嗎？這樣做，農民的糧食儲備就可以增得較多了。手里有糧，心里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確實知道糧食比七年增產的情況之下，一定要劃出牲口飼料、豬飼料兩種，一定要比過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糧的一半？人糧一斤，飼料半斤。各地情況不同，勢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決心注意這個問題。除災地外，飼料一定要比過去多些。增加飼料，極為有利。牲口是動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糞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處。吃肉多，吃糧少，動物蛋白優于植物蛋白，人的體格會更發展，會更健康。豬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內，力爭做到一畝田一頭豬。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化肥工廠。肥料的主要出路是豬，是一畝田一頭豬。” （《毛澤東文集》第8卷，P83、84）

從毛澤東批示印發的這些文件看，廬山會議的召開，確實是想冷靜下來總結經驗，“變熱鍋上的螞蟻為冷鍋上的螞蟻”，真正地解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可以看出，毛澤東為了克服困難，解決矛盾，盡快地發展中國，使中國早日富強起來，真是嘔心瀝血、操碎了心！

3.毛澤東第二次講話。

7月10日下午，毛澤東召集會議并作長篇講話。參加人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懷、譚震林、柯慶施、李井泉、張德生、林鐵、歐陽欽、陶鑄、王任重、康生、陳伯達、楊尚昆、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等。

毛澤東先講了一下會議最后階段的安排，說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長不延長到那時再定。接著，毛澤東著重講形勢問題。他說：

“對形勢的認識不一致，就不能團結。要黨內團結，首先要思想統一。黨外右派否定一切，說我們‘人心喪盡了’，‘修天安門前面的工程（即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如秦始皇修萬里長城’；說‘過去歷代開創的時候，減稅薄賦，現在共產黨年年加重負擔’。所謂喪盡了，就是不僅資產階級、地主，而且農民、工人都不贊成了。天津有些局長、科長議論，去年大躍進是‘得不償失’。是不是這樣？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幫助他們認識。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說，為什么大躍進之后又發生市場大緊張。不要戴帽子，不要罵一頓了事。”

“去年北戴河會議的時候，人心高漲，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動。不論誰批評，都要承認當時有一部分缺點錯誤。簡單來說，就是三千萬噸鋼，基本建設一千九百項，糧食增產一倍，辦公社中刮‘共產風’。這四件事搞得很被動。對農業生產的確估計過高，并且據此安排生活，有浪費。工業基本建設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業生產指標過高，缺乏綜合平衡。為了三千萬噸鋼，引起了各方的不滿。現在我們有些被動，但也不是完全被動，不會因此垮臺。我不相信公社會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辦。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食堂準備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堅持下來，我都贊成，兩邊都支持。其實，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

談到總路線，他說：

“黨內要團結，就要把問題搞清楚。有人說總路線根本不對。所謂總路線，無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會錯。過去搞一千九百項基建，現在安排七百八十八個，這還不是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針的？一千八百萬噸鋼不行，現在搞一千三百萬噸，還是多快好省。去年糧食沒有翻一番，但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條腿，好省又是一條腿。”

他對人民公社的評價是這樣說的：

“現在證明一條，社會主義國家中過去總是說農業合作化以后要減產，但是我們的經驗證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減產。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說基本上還是高級合作社，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關于怎樣看待成績和錯誤的問題，他說：

“我們把道理講清楚，把問題擺開，也不戴帽子，什么‘觀潮派’、‘懷疑派’、‘算賬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總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總路線下面。世界上的將軍沒有一個沒打過敗仗的。在三仗中打兩個勝仗、一個敗仗就是好的，有威信。兩敗一勝就差一些。打了敗仗，可以取得經驗。要承認缺點錯誤。從局部來講，從一個問題說，可能是十個指頭，九個指頭，七個指頭，或者三個指頭、兩個指頭。但從全局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可以找幾千幾萬件不對頭的。但是從總的形勢來說，就是這樣：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

毛澤東對去年的“高指標”總有些后悔，他認為大躍進總的說來，不能說是得不償失。

“去年北戴河會議開始，部分轉入被動，特別是公布糧棉等四大指標，自己設一個菩薩自己拜。但我們只能說部分，不是全部，不是全軍覆沒。沒有達到一千八百萬噸鋼，總還有一千三百萬。北戴河會議時，人心高漲，形勢很好。那時就埋伏了被動。經過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到這次廬山會議，逐步認識了這些問題，腰桿子逐漸硬起來了。但是現在還有一部分腰桿子不能硬的。副食品總還不夠吧？肉還不夠吧？北京有一個時期每天四兩蔬菜。在這些方面腰桿子還不硬。人家講這部分問題，講的對。要承認這一部分缺點錯誤。好比打仗，打敗仗是失多于得，打勝仗是得多于失。算總賬不能說得不償失。”

毛澤東還談到片面性問題：

“斯大林說，破壞了規律才能認識規律。這句話對，但不全面。我們要從勝利和失敗兩方面來認識規律。和戰爭一樣，打敗仗可以認識規律，打勝仗也能認識規律，不能說只有打敗仗才能認識規律。要從成績和錯誤、缺點兩方面來認識。（劉少奇：去年一度對平衡的破壞是暫時的，但建起這些廠子從長期看是起作用的。）我們為什么搞一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是鑒于斯大林走的彎路。農業長期短腿，大中小結合、地方和中央結合等這樣的問題，蘇聯幾十年沒有解決。我們還算抓得快，改得快吧。……但是，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我們還沒有貫徹到底，有的還沒有貫徹好，有的還沒有執行。比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對‘好省’注意不夠，或者還沒有注意。但的確也有多快好省的。去年的確辦了一些事。平衡部分地被破壞了，但這是暫時的，認識以后就可以轉過來。對小洋群也要有正確的看法。小洋群對加快我們的發展速度是有好處的，對為農業機械化、半機械化服務來說也是好的。”

談到全黨工作重心真正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問題時，毛澤東說：

“黨的領導干部真正搞經濟工作搞建設，還是從去年北戴河會議以后。過去不過是陳云、李富春、薄一波，現在是大家擔當起來。過去省一級的同志沒有抓工業，去年起都抓了。過去大家干革命，經濟建設委托一部分同志做，書記處、政治局不大討論，走過場，四時八節，照樣簽字。從去年起，雖然出了些亂子，但大家都抓工業了。所以還是那幾句話：成績是偉大的，問題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有的省的鋼產量已超過蔣介石時代全國的鋼產量。這樣看，還就是成績是偉大的。對這樣的形勢分析，是關系全黨、全民的問題。有無信心，這也是這次會議的重要問題。”

他承認搞經濟建設沒有經驗，認為路線正確與否還要看十年：

“我總是同外國同志說：請你們給十年時間，再來看我們是否正確，因為路線正確與否，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要有時間，從實踐的結果來證明。我們對建設應該說還沒有經驗，至少還要十年。我們過去建國的十年中，第九年在北戴河開會，第十年在廬山開會。這一年經過了許多會議，我們總是把問題加以分析，加以解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黨內有些同志不了解整個形勢，要向他們說明。從具體事實來說，確實有些得不償失的事。但是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總是要付學費的。全國大辦鋼鐵，賠了二十多億，全黨全民學了煉鋼鐵，算是出了學費。煉鋼鐵的小土群轉化為小洋群，否定了小土群，但小洋群不要否定，要注意縮短提高質量的過程。”（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7月10日）

毛澤東的講話始終圍繞著“成績是偉大的，問題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三句話，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實事求是的；并且強調，不論誰批評，都要承認有缺點錯誤，對黨內一些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要幫助他們認識，不要戴帽子，不要一罵了之。以此來統一全黨的認識，繼續鼓勁，不要在挫折面前喪失信心。毛澤東對于開好廬山會議的這個指導思想，是極為重要的。

（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毛主席認為經過這幾天的討論、學習，經過大會講話，會議開得差不多了。7月10日，他指定楊尚昆、胡喬木、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組成了一個起草小組，負責起草《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紀錄》。（《楊尚昆日記》<上>，P410）

起草小組的工作正在加緊進行。13日清晨5時，毛澤東寫信給楊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進度。他建議起草小組從5人增加到11人（增加陸定一、譚震林、陶魯笳、李銳、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對起草工作提出具體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兩天議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處開大區區長會議，議修改意見，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閱讀，會談，修改缺點。”并叮囑他們：“你們在幾天內一定要做苦工，不可開神仙會。全文不超過五千字。”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350）

很顯然，毛澤東是想盡快把《廬山會議主題在的議定紀錄》搞出來，以利統一大家認識，盡早結束會議。

7月14日，《議定紀錄》寫出第一稿，并印發會議，總的精神還是糾“左”。

7月16日，毛澤東突然提出，要參加廬山會議的一部分人員重新編組，并請在北京的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若干部長，國家經委、計委、建委等三個委員會的若干副主任，趕來廬山參加會議，而且會議要再開一周。

延長會期，重新編組，從北京調一些重要人員來參加會議，這種不尋常舉動，一般與會者并不知底里。除了幾位中央常委連各組組長都不知道這是為什么。事實上，毛澤東從會議的討論和看到的材料已經感到，在對形勢的估計和存在問題的看法上，黨內高級干部中間有不同意見，有些意見還很尖銳。而促使毛澤東下決心采取這些步驟的，是7月14日彭德懷寫給他的一封長信。真是“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四）彭德懷的意見書。

1.彭德懷的信。

彭德懷始終對會議的氣氛感覺不滿意。彭德懷這次開會，一直在西北組，幾乎每天都發言，直言不諱地對大躍進中的一些問題提出批評，如“頭腦發熱”，“得意忘形”；“左”的東西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不是黨委決定而是個人決定；還直接談到毛澤東的責任問題。7月12日，他從周恩來那里開會回來，對身邊的人說：這次會議開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組會上盡講些一般性的問題，聽不到思想性問題。我在西北組講了一點，簡報上還沒有看到，恐怕還不會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問題不好在小組會上講，想給主席寫封信，讓主席講一下才有作用。

當然，作為一個政治局委員，一個共產黨員，在大會上發言，無論怎么批評，再尖銳，都是無可厚非的。這在開會時，毛澤東的講話中一再講這個問題。給中央主席寫信，也是正確的。其實，他上面講的那些話簡報上都有反映。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廬山擴大會議簡報》第48號。這是一；其二，談到信所講的“嚴重比例失調”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個方面實際工作中去”的問題，毛澤東在廬山會議的幾次講話中，都重點講到。那么彭德懷認為：會議“味道不大”，指責黨中央“頭腦發熱”，“得意忘形”，“許多人不敢講話”，“不是黨委決定而是個人決定”，還直接講到“毛澤東的責任問題”，等等。（我看張宏志同志大作《還清白于毛澤東》，講到彭德懷的信主要是針對劉少奇等人的——實際情況應該如此，因為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主要是在一線直接領導大躍進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沒有把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與科學精神很好地結合起來，而是大刮“五風”造成的。但從彭德懷的這些話來看，顯然也是針對毛主席的。）

那么，從彭德懷寫信的動機，顯然另有所圖。批判他“里通外國”，在他訪蘇期間是否與赫魯曉夫有某種默契？看來，并非空穴來風（而在這一點上賀龍就很光明正大，在他率領軍事代表團訪蘇時，蘇聯的國防部長借喝醉酒，講真話：“要把毛澤東趕下臺”，當時即遭到賀龍的嚴厲斥責，并馬上報告周總理。）。其次，關于“軍事俱樂部”問題，過去講“彭、黃、張、周”，看來，黃克誠是沒有參加，這已經被歷史實踐所證實，而其他人是存在的。就是彭德懷寫信的那一天周小舟、周惠和李銳，曾到彭德懷處，密談。

至于劉少奇鄧小平本來是對彭德懷恨之入骨的，毛主席逝世以后，鄧小平為彭德懷平反，完全是鄧小平等人為反對毛主席的需要。正如人們指出的：鄧小平上臺之后，“凡是毛主席反對的，他都擁護；凡是毛主席擁護的，他都反對。”

2.黃克誠曾經勸過彭德懷：“信的寫法不好”。

7月17日，黃克誠上了廬山。據他回憶：“上山后剛住進房，彭德懷就拿著他寫給毛主席的信給我看；我仔仔細細看了一遍，說：這封信提的意見我贊成，但信的寫法不好，語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樣干什么？他說：實際情況那么嚴重，會上沒有人敢說尖銳的話，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視。我說：你總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應該互相了解較深，這些話何不與主席當面交談，何必寫信。”（《黃克誠自述》，P249）

3.信的主要內容。

信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肯定農村公社化“具有偉大意義”，即使全民煉鋼，也是“有失有得的”。彭德懷的信著重講的是如何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他說：“現時我們在建設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的關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認為，出現一些缺點錯誤，從客觀因素來說，是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隨后，彭德懷從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分析暴露出來的問題。他認為主要是：第一，“浮夸風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浮夸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于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面的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志的腦子發起熱來。”“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楚形勢真相。”第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入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后了。”彭德懷在列舉一些“左”的具體表現后指出：“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于團結，不利于事業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廬山擴大會議簡報》第36號）

彭德懷的信所列舉的問題，實際上從去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就一直在著手糾正，到這次廬山會議，已是七次會議了。毛澤東也曾多次講話批評這些問題，對一些問題的認識，要比彭德懷高得多；經過廬山會議全黨基本統一了認識，回去團結起來，共同為著建設社會主義的大目標，鼓足干勁，做好工作。所以就從信的內容本身看，彭寫信的動機，的確另有所圖。

4.彭的信引起的爭論。

對于彭的信，當時毛主席沒有表態，只是批給與會同志討論、研究。小組討論中，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很快就表現出來。有人贊成，認為彭德懷精神可嘉，值得學習；信中提出的缺點錯誤，是存在的，只是有些問題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評，主要集中在這幾個觀點上：“由于比例失調引起各方面的緊張，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失有得”、“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后”、“浮夸風吹遍各地區各部門”、“糾‘左’比糾右難”，等等。還有的人說：彭德懷的信，不在個別措辭用字不當，而在于總的看法上有問題。還有人提出，彭德懷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蘇聯紅軍來。”——彭德懷所講的這個話，引起了毛澤東極大的警覺！

與此同時，圍繞《議定紀錄》關于成績和缺點的估計問題，也展開了爭論。有些人認為，《紀錄》對成績估計不夠，講成績很抽象，講缺點很具體。對此，《紀錄》主要起草人之一胡喬木在7月19日發言中予以說明。他說，《紀錄》對成績說得不夠，主要是受字數的限制，絕不是因為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

以上種種爭論，我們可以看出共同的一點是：所以人對大躍進所取得的偉大成績都是一致肯定的，沒有任何人否定。可是到毛主席逝世，鄧小平上臺，就把大躍進中所取得的成績徹底否定了。

毛澤東的態度，仍然是那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他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基礎上，希望盡快改掉缺點錯誤，取得主動，以利繼續前進。他并不贊成那些護短的人。7月20日凌晨1時至3時半，楊尚昆向他匯報各組討論的情況時，他講了四點意見：一、欠債是要還的，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二、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正，現在腰桿子還不硬，這是事實。不要回避這些事實，要實事求是。三、有些氣就是要泄，浮夸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泄。四、準備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認錯誤，也不愿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談一談，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楊尚昆日記》<上>，P412。吳冷西關于廬山會議的回憶。）

7月21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上作了三個小時的長篇發言，在肯定成績是偉大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以后，系統地論列了大躍進以來的缺點和錯誤，并從理論上進行了分析。對彭德懷的信是肯定的，對其中有些受到非議的觀點進行了辯護。——張聞天的發言，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7月22日，毛澤東找幾個人談話。柯慶施、李井泉對糾“左”不滿。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他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柯慶施、李井泉的意見促使毛澤東下了最后的決心。當天晚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商量準備第二天開大會。

（五）毛澤東講話。

正如上面所述：彭德懷要“請蘇聯紅軍來”的話；張聞天的長篇發言；柯慶施、李井泉對彭德懷寫信的不滿，促使毛澤東下決心批判彭德懷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右傾錯誤。7月23日上午，毛澤東召集大會并講話。他說：

“你們講了那么多，允許我講點把鐘，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我看了同志們的發言記錄、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談了話，我感覺到有兩種傾向，在這里講講。”

“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壓力，即不讓人家講壞話，只愿人家講好話，不愿聽壞話。我勸這些同志們要聽。好壞話都是話，都要聽。話有三種：一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或不甚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

“現在黨內黨外夾攻我們。右派講，秦始皇為什么倒臺了，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要垮臺了。這是右派講的。江西黨校的反映是黨內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做點工作可以轉變過來。有些人歷史上有問題，挨過批評，也認為一塌糊涂，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所反映的。”

“不論什么話都讓講，無非是講一塌糊涂。這很好，越講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聽。我和這些同志講過，要頂住，硬著頭皮頂住。為什么不讓人家講呢？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掉下來。因為我們做了些好事，腰桿子硬。我們多數派同志們腰桿子要硬起來。為什么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蔬菜太少，沒有頭發夾子，沒有肥皂，比例失調，市場緊張，什么都緊張，以致搞得人心緊張。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

“說我們脫離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后。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我看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問題是公社運動。我到遂平詳細談了兩個鐘頭，嵖岈山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七、八、九三個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參觀，三個月三十萬人。徐水、七里營聽說也有這么多人參觀。這些人都是縣、社、隊干部，也有地、省干部。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打破了羅斯福‘免于貧困的自由’。搞共產主義，這股熱情怎么看法？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嗎？我看不能那么說，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三個月當中，三個三十萬，九十萬人朝山進香，對這種廣泛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只能勸說。……這些干部，率領幾億人民，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非常積極，你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

“到春節前后，他們不高興了，變了。干部下鄉，不講話了，請吃紅薯、稀飯，面無笑容。這叫刮‘共產風’，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什么人？‘共產風’主要是縣、社兩級，特別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產隊和生產小隊的。這是不好的，群眾不歡迎。用了一個多月工夫，三、四兩月間把風壓下去了，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這一個多月的教育、算賬有好處，在極短的時間里，使他們懂得了平均主義不行，‘一平、二調、三收款’是不行的。”

“他們（指省和省以下地方各級干部）不曉得做了多少次檢討了，從去年鄭州會議以來，大做特做，省六級干部會上、縣五級干部會上都要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就聽不進去：我們檢討多次，你們沒有聽到？我就勸這些同志們：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講嘛，要聽聽人家的意見。……我說就是硬著頭皮聽，無非是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我少年中年時，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這個原則，我現在也不放棄。”

“第二方面，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個方面講的。這一部分人是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這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有些人在關鍵時刻就是動搖的，在歷史上大風浪中就是不堅定的。歷史上四條路線，立三路線，第一第二兩次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又是總路線。站不穩，扭秧歌。他們憂心如焚，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這次他們不講冒了，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說‘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邊，是經過斟酌的。如果戴帽子，這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

顯然，毛澤東在這里是不點名地批判彭德懷的資產階級動搖性以及在歷史上四次路線斗爭的關鍵時刻都是站在錯誤路線一邊，他現在在總路線面前，又是站不穩，扭秧歌。

“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組織紅軍去，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

講到這里，會場氣氛緊張起來。

“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要注意。講話的內容基本正確，部分不妥。……這些同志，據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重復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據右派還有三十公里，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這種同志采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不相信將來看。”

“據右派還有三十公里”，這是全篇講話中最厲害的一句話。

“我出的題目中間，加了一個團結問題，還是單獨寫一段。拿著團結的旗幟——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團結、黨的團結。我不講，究竟對這些同志有益還是有害？有害，還是要講。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我不是說要講嗎？一條是要講，一條是讓人家講。我不忙講，硬著頭皮頂住。我為什么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了呢？頂了二十天了，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

“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自愿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在全國范圍內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第二個希望，一半左右。食堂并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之前就有辦的。……可是科學院昌黎調查組（即中國科學院以董謙為首的到河北昌黎調查人民公社問題的調查組，當時曾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961年平反。1964年4月2日，毛澤東在同王任重談話時曾指出：‘在一九五九年春，只有科學院的昌黎調查組是正確的。’），說食堂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食堂可以多辦一點，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成。”

“有許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說黨不管黨嘛，一個時期計劃機關不管計劃。計劃機關不只是計委，還有各部，還有地方。地方可以原諒。所謂不管計劃，就是不搞綜合平衡。根本不去計算，要多少煤、多少鐵，就要多少運力。……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對建設根本外行。在西樓開會時講過，不要寫‘英明領導’，管都沒管，還說什么英明？但是，同志們，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過去說恩來、陳云，現在應該說我。……大辦鋼鐵的發明權是柯慶施還是我？我說是我。我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他說華東搞六百萬噸。以后我找大家談話，有王鶴壽，也覺得可行。我六月講一0七0萬噸，后來去做，北戴河會議上有同志建議搞到公報上，也覺得可以。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搞了小土群，補貼四十億，今年二十億，明年十五億，后年五億，共八十億。去年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償失’、‘得失相等’等說法，即由此而來。”

“我有兩條罪狀：一個是一0 七0 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始作俑者是我，主要責任在我。一個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會議決議是我建議寫的。”

“我們現在的經濟工作，是否會像一九二七年那么失敗？像二萬五千里長征時那樣，蘇區縮小到十分之一？不能這樣講。也不是大部分失敗，是一部分失敗。如果講責任，李富春、王鶴壽，有點責任，農業部、譚震林有責任，第一個責任是我。柯老，你有沒有責任？（柯慶施：有）華東一個地區你就要六百萬噸，我是全國一0 七0萬噸。同志們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7月23日）

從毛主席的講話中，我們看得很清楚：毛澤東極為光明磊落，對自己在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實事求是地進行自我批評，毫不吞吞吐吐、遮遮蓋蓋；對其他同志的問題，按照黨的原則進行批評，光明正大，決不搞自由主義和陰謀詭計；而且批評是為了幫助同志改正錯誤，最終達到團結的目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這和劉少奇鄧小平形成了鮮明地對照，本來大躍進中“刮五風”，特別是大刮“浮夸風”、“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瞎指揮風等等，是他們處在一線的領導人所作所為，他們卻無絲毫的自我批評精神。到后來劉少奇就公開把問題推到毛主席頭上；而到毛主席逝世之后，鄧小平篡權上臺，就公然采用赫魯曉夫的手法，“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把一切錯誤都嫁禍于毛主席。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人民從實踐中、從正反兩個方面的對比中，進一步深刻地認識了鄧小平這個反革命陰謀家、野心家的反革命兩面派伎倆。

（六）會議由糾‘左’轉為批右。

1.由糾“左”轉為批右。7月23日下午后，開始分組討論毛澤東講話。一部分高興，說講話給他們撐了腰；一部分緊張，說聽了講話大吃一驚；一些曾對彭德懷的信說過好話的，紛紛檢討、表態。7月25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協作區主任會議，講了四點意見：一會議還要繼續展開，相互有什么意見都講完，敞開來講。二現在要對事也要對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糾“左”，現在要反右，因為現在右傾抬頭了。四要劃清界線，要跟動搖的、右傾的劃清界線。（吳冷西關于廬山會議的回憶）

2.毛澤東《對于一封信的評論》。

信的作者李云仲是東北協作區委員會辦公廳綜合組組長，曾擔任過國家計委副局長。他的信主要反映目前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問題。他認為，最近一年來，我們在工作中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戰線上忽視了兩條戰線的斗爭，即在1957年整風反右的斗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毛澤東的批語，是7月26日，是作為對他7月23日講話的補充，發給與會者的。先是肯定李云仲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滿腔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難，肯定他對計劃工作的缺點的批評很中肯，并說：“十年以來，還沒有一個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統地揭露我們計劃工作中的缺點，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

然后，把筆鋒轉到反右。他說：“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表現在此次會議印發各同志的許多材料上。這種情況遠沒有達到一九五七年黨內外右派猖狂進攻那種程度，但是苗頭和趨勢已經很顯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

他接著說：“另一種情況是無產階級內部的思想性質的，他們和我們一樣都要社會主義，不要資本主義，這是我們和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點。但是這些同志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是有分歧的。他們的情緒有些不正常，他們把黨犯的錯誤估計得過大了一些，而對幾億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所創造出來的偉大成績則估計得過小了一些，他們作出了不適當的結論。他們對于克服當前的困難，信心不很足。他們把他們的位置不自覺地擺得不適當，擺在左派和右派的中間。他們是典型的中間派。他們是‘得失相當’論者。他們在緊要關頭不堅定，搖搖擺擺。我們不怕右派猖狂進攻，卻怕這些同志的搖擺。”

毛澤東最后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時然而言，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不講于團結不利，于黨于個人都不利。現在這一次爭論，可能會被證明是一次意義重大的爭論。如同我們在革命時期各次重大爭論一樣，在新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可能是沒有爭論，風平浪靜的。廬山會議可能被證明是一次意義重大的會議。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們解決黨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的正確的已被歷史證明有效的方法，我們一定要堅持這種方法。”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377-381）

3.分組討論同時，毛澤東一邊連續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一邊向會議印發各種文件，推動和指導會議的進行。

7月27日，毛澤東批示印發了幾個材料。其一，江西黨校學員對人民公社的各種看法，如認為公社沒有優越性，是“早產兒”，是“心血來潮”，等等。還有一個材料是國務院秘書廳干部學習簡報，認為建立人民公社條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發展不符合我們黨“一切經過試驗”的傳統；“全民煉鋼”的口號不對，全民煉鋼是“得不償失”；五個并舉成了百廢俱興，兩條腿走路成了多條腿走路。

這些材料，再加上先前印發的一些人對大躍進以來國內政策批評的材料，人們不難得出這一點結論：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意見書，是和黨內黨外的右的勢力遙相呼應。

7月29日，毛澤東寫了一個批語，要求將在新華社《內部參考》上刊登的三篇報道《赫魯曉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番禹縣有些農民自辦小型食堂》、《增城縣重災公社見聞》，以及《外報就赫魯曉夫談公社問題挑撥中蘇關系》印發與會人員。

批語說：“請同志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臺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臺；如果要垮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因為什么。不合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請同志們看一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近來攻擊人民公社的人們就是抬出馬克思這一科學原則當作法寶，祭起來打我們，你們難道不害怕這個法寶嗎？”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390）

8月1日，毛澤東又把這三篇報道連同他的批語批給王稼祥閱，又寫了一封信，說道：“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事，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于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391）

鄧小平逆歷史潮流而動，1980年代初，悍然將當時已經非常鞏固的人民公社解散。但有的公社頂住巨大壓力，保留下來了，據說全國有7000多個。當然，“人民公社”的名稱已經不存在了。這些保留下來的“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今天都辦得很好，成為全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榜樣。特別是河南省的南街村，在黨委書記王宏斌的帶領下，完全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把供給制和工資制（7:3）結合起來，使南街村的人民群眾過著極為幸福美滿的生活。這些活生生的現實例子，給鄧小平以當頭棒喝！鄧小平們的罪惡必將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4.毛澤東當面批駁赫魯曉夫。

對赫魯曉夫關于公社問題的講話，毛澤東非常不滿，認為這是影射中國。此后，赫魯曉夫十月訪華時，向赫當面澄清人民公社的問題。但不是在正式會談的場合，而是在送赫魯曉夫上飛機的會客室里的談話中。毛澤東應該是有意這樣安排的，自然，語氣不會像寫黨內批語那樣嚴厲。毛澤東說：“我們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創造出來的。我們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蘇聯辦公社的章程，這個章程里面有許多好東西，但有兩個缺點：一是取消社員的小私有權，二是搞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這兩點我們都考慮到了，比如我們的公社允許社員有自留地，仍然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這些都寫在我們的決議里面了。”（毛澤東同赫魯曉夫談話紀要，1959年10月4日）

過后幾天，毛澤東在會見波蘭黨政代表團訪華時，把跟赫魯曉夫講的這些話，又對他們說了一遍，并進而指出：“現在我們公社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是集體所有加個人所有，兩條腿走路。主要的是集體所有。”他還告訴波蘭客人：在中國的條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國有很多天災，每年都有，沒有大規模的組織就不能抵抗災害。成立公社后，過去不能利用的資源，現在也能利用了。公社可以辦相當大的中型水庫，過去不能辦的工廠、學校、托兒所等現在也能興辦了。至于名稱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叫公社也可以，叫合作社也可以。但它經營的不只是農業，它有工業，還有學校。毛澤東這樣詳盡地介紹中國的人民公社，也包含著消除赫魯曉夫講話在波蘭的影響。

5.深入開展反右傾鼓干勁。毛澤東在7月31日批示印發鞍山市委的一個報告，在批語中對集中力量進行反右傾鼓干勁提出明確要求：“必須抓緊八、九兩月，鼓足干勁，堅決反對右傾松勁情緒，厲行增產、節約。無論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都是如此。反右傾，鼓干勁，現在是時候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看不到這一點，是瞎子。在廬山會議上提出反冒進，大潑其冷水，簡直是罪惡。”

（七）八屆八中全會。

1.7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次日下午，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布這一決定。他在講話中說：這次全會想做兩件事。第一，改指標。去年十二月武昌會議規定的一些指標，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公開修改，黨內要經過中央全會決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會建議。就在八月間改過來。第二，路線問題。“究竟采取一條什么路線好？現在要回答這個問題。同志們大家都扯了很久了，開一次中央全會來再扯幾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應該開門見山，不搞外交辭令，橫直講老實話。疙瘩不解開，不好工作。有許多疙瘩多少時候了，不是現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當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辦事？把一些疙瘩解開，以利于團結起來工作。”

關于會議文件問題，他說：“現在起草的這個東西（指《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紀錄》）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較恰當，比較合乎實際，有利于團結，有利于工作。起草這個東西也是個過程。頭一稿，大家轟掉了。第二稿，看來作者本人也不滿意。現在搞第三稿。這是不發表的。……發表什么呢？發表一個公報。無非是改指標，今年下半年這幾個月要鼓勁，為完成這個任務而奮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辦？是解散，還是維持？當前的這些問題要用公報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長，一兩千字就夠了。兩個文件：一個決議，一個公報。現在這個紀要，索性改為八屆八中全會的決議。”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7月29日）

2.兩次政治局常委會。一次是7月31日，一次是8月1日。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懷、彭真、賀龍。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四人列席。會上，主要是毛澤東講話，其他常委也講了意見。彭德懷也講出自己的想法。

毛澤東說，他與彭德懷的關系合作與不合作，是三七開（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懷不同意，說是對半開。林彪在發言中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毛澤東說，彭德懷他們是要瓦解黨，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上次（7月23日講話）說的不正確，說是無計劃、無準備、無組織，跑到右派旁邊。他又說：彭德懷出身勞動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對群眾有感情。問題是經驗主義。

兩次常委會后，毛澤東把列席的四個人留下來，又談了一陣。說讓他們列席會議，是為了受教育，不要再受彭德懷和那封信的影響。

8月1日晚10時，毛澤東寫信給周小舟，送上幾句勉勵他改正錯誤的話。周在延安時曾經給他當過秘書，現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信中說：“‘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幾句見丘遲與陳伯之書。此書當作古典文學作品，可以一閱。‘朱鮪喋血于友于，張繡剚刃于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兩個故事，可看注解。”信的末尾，還囑咐說：“如克誠有興趣，可給一閱。”

毛主席教育挽救同志真是苦口婆心。在這之前，他還找陳伯達和田家英談了一次話。他說：你們上廬山后表現了動搖。但是你們還是贊成總路線，贊成人民公社的。你們的意見基本上是對的，但有些話不對，立場不對，方向不對。毛主席還講到世界觀要不斷地改造，知識分子要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要經常注意不要翹尾巴，要學會夾著尾巴做人。7月30日，楊尚昆告訴陳伯達等人，說毛主席已經要他向各組組長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喬木、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們關照一下參加會議的同志，集中力量開好八屆八中全會。

毛主席的這些步驟，就是為了爭取更多的犯錯誤同志，轉變立場，改正錯誤，團結起來，集中力量批判彭德懷等主要的幾個人。

3.毛澤東在八屆八中全會的第一天會議上的講話。

8月2日下午，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開始舉行。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進入高潮。毛澤東在第一天會議上講話。他首先說明這次全會的兩個議題：改指標問題和路線問題。毛澤東說：

“高指標成了一種負擔。一改下來，我們擔子就輕了。這是自己立起一個菩薩，然后向它拜。我們現在破除迷信，把菩薩打爛，重新立一個合乎實際的指標。”

談到路線問題，他說：

“我們的路線究竟對不對？現在有一些同志發生懷疑。去年八大二次會議所定的這條路線發生了問題。廬山政治局擴大會議已經一個月了。初上廬山還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說我們現在沒有民主，說話不自由，有一種壓力，壓得他們不敢講話。當時就不曉得是什么事情，摸不著頭腦。初上廬山，七月上半月那個時候有點神仙會議的味道，就是閑談一頓，沒有什么著重，沒有緊張局勢。后頭才了解，為什么有些人覺得沒有自由呢？就是他們要求一種緊張局勢。那種松松垮垮的情況，在他們看來不得要領，不過癮。他們要攻擊這個總路線想要破壞這個總路線。他們要言論自由，是要破壞總路線的言論自由，批評總路線的言論自由，批評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這一年的工作（重點還在去年）。對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現在九個月間中央的這些工作（批評‘左’的傾向，‘共產風’不刮了，公社實行三級所有制，指標逐步落實），他們看不到，他們看不進去，他們以為要重新議過。他們感覺到需要有一種空氣，需要有一種民主，并且認為過去就是不民主，許多問題沒有徹底討論。因此我們感覺政治局擴大會不夠了，這個民主還小了，現在就請同志們，大家來開中央全會，這個民主大一些。他們還可能要求擴大，我們還有一個辦法，有黨代表大會，準備明年春季開黨代表大會。……現在要求民主，又是一九五七年那個要求大民主，大鳴大放大辯論，這么一種形勢。開頭幾天，我摸不著頭腦，現在看來，是這么一件事。”

關于開會的方法，毛澤東提出：

“應該是歷來為我們大家所贊成的一種方法，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總要有一種希望。我們是希望團結，還是希望分裂呢？我們中央委員會這個團體，關系著中國的命運，現在社會主義的命運是在我們肩上，我們擔負這個命運，我們應該團結。現在有一種分裂的傾向。這種傾向，我在去年五月黨代表大會上講了的。我當時說，有兩個危險。一個是在國際上打世界大戰，一個是在國內把黨分裂開來。那個時候并沒有顯著的跡象。但是現在已經有顯著的跡象了，要分裂我們這個團體了。我看不行，不應該分裂，我們應該團結。那么，對于犯錯誤的同志怎么辦呢？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的目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這種方法。”

毛澤東最后說：

“一上山，我就講了三句話：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我想，這樣的話總是可以的吧。后頭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不少問題，可見得問題不少。他們要改換題目。問題不少是可以的，看是什么問題。現在改換的叫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的問題不少，而不是那些別的問題。……我們反了九個月‘左’傾了，現在基本上不是這一方面的問題了，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了，而是反右的問題了。因為右傾機會主義在向著黨，向著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向著人民事業，向著六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進攻。”（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8月2日）

會前，毛澤東給張聞天寫了一封信，寫得很挖苦，目的是使他能在錯誤中猛醒，能夠“痛改”。信中說：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樣四方八面，勤勞艱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真是好寶貝！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里取來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覽，盡是假的。講完沒兩天，你就心煩意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們纏住脫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誰人？我認為你是舊病復發，你的老而又老的瘧疾原蟲遠未去掉，現在又發寒熱癥了。昔人詠瘧疾詞（這首曲子，調名《叨叨令》）云：‘冷來上冷的在冰凌上臥，熱來時熱的在蒸籠里坐，痛時節痛的天靈破，戰時節戰的牙關挫。真是個害殺人也么哥，真是個害殺人也么哥，真是個寒來暑往人難過。’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這個人很需要大病一場。昭明文選第三十四卷，枚乘《七發》，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于是太子據幾而起，曰：渙乎若一聽圣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與楚太子相似。如有興趣，可以一讀枚乘的七發，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記了，如是乎跑進了軍事俱樂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現在有什么辦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為你同志籌之。兩個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來幾次電話，想到我處一談。我愿意談近日有些忙，請待來日。先用此信，達我悃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399-400）

從信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張聞天非常不滿的是，張“舊病復發”，陷入了“軍事俱樂部”，和彭德懷搞到了一起。

之后，全會在劉少奇主持下，揭發批判彭德懷。

4.8月11日，毛澤東第二次講話。

這次講話一個顯著特點，是從哲學的角度，從世界觀和階級立場方面，對彭德懷等人做分析。毛澤東認為，這些人是從經驗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同方法論，這個問題，幾十年都沒有解決，自己也不愿意解決。這些人“是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資格參加共產黨的”。“犯錯誤的同志，或者是主要的領袖，比如彭德懷同志，他這三十幾年，資產階級立場沒有變動過”。

他說：“我們跟彭德懷同志個別的談過一次，跟黃克誠同志等幾位談過幾次，常委會又跟彭德懷、黃克誠以及其他幾位同志，周小舟、李銳這些同志，還有周惠，一起談過兩次，統統交心，我們的心交出去了，同盟也交了一些。”

然后，又批判彭德懷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他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同盟是參加的，是積極的，但在方法上他們也常常搞錯。到無產階級革命階段，就發生變化，他們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沒有精神準備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他們來說是突如其來的。他們是“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同盟者”。這些就是彭德懷這一次“迫不及待掛帥，組織派別，進行分裂活動”的由來。

實踐證明：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眾揭發批判的這些所謂“老干部”，正是當年毛主席批判的彭德懷等人，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者”，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揭露的“走資派”和“民主派”。其中，有極個別的同志是好的，如黃克誠同志（他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沒有因為自己在廬山會議上被批判，文革中受到沖擊，就追隨鄧小平起來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而是勇敢地站出來捍衛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認為這是關系中國共產黨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30多年里，更加證實了這一點。

毛澤東說：去年這一年，今年上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績，而且有反面的成績。全國人民，全體黨員，在這一年半中的進步，等于過去幾十年，學會什么叫價值法則，什么叫等價交換，“一平二調”是不對的。這是個大學校。反面的東西變成一種有益于我們的教材。

最后，毛澤東提出，這個會收場要收得好。他說：“要用團結合作收場，雙方都交心通氣，一看二幫，或者一批二幫，一斗二幫。現在不是批評嗎？批過之后就變成一看二幫了，看你改不改，還要幫。我相信，經過這一次會議，我們全體會要大進一步。要實行批評從嚴，處理從寬，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毛澤東又說：“要估計彭德懷等同志的兩面性：革命性同反動性。他們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記這一面，他們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面。說他們完全不革命了，這不合事實。但他們腦筋里頭資產階級的東西不能不講是反動的。從七月十六號起到今天，對他們那個反動性的批判比較著重，而現在我們要記起他們還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時還要批判反動性。我跟彭德懷同志談過：難道我們三十年的關系現在就在廬山分手嗎？我們就決裂嗎？我說不，不應當決裂，我們要合作。”“這樣，必須搞兩條：批判從嚴，處理從寬。至于他們采取什么態度，那是他們的事。他們繼續敵對，我們繼續批判，繼續批判從嚴。”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8月11日）

5.毛澤東連續幾個長篇批語和通信，指導廬山會議的最后階段的勝利。

8月10日，毛澤東對安徽省委關于張凱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給中央的報告的批示里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里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凱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原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解散顯明證據之一。”（毛澤東批示手稿，1959年8月10日）

8月15日，毛澤東給與會者寫了一封關于讀兩本書的建議信。信中說：“為了從理論上批判經驗主義，我們必須讀哲學。理論上，我們過去批判了教條主義，但是沒有批判經驗主義。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在這里印出了《哲學小詞典》中的一部分，題為《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期引起大家讀哲學的興趣。”他提出：“我們現在必須作戰。從三個方面打敗反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論方面。建議從哲學、經濟學兩門入手，連類而及其他部門。”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446）

同一天，毛澤東又批示印發了一個題為《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文件，這是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劉瀾濤等從列寧和毛澤東的有關言論中摘編的。毛澤東在8月15日和16日先后寫了兩個長的批語，分別題為《關于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

毛澤東在前一篇批語中，指出：“一個文件擺在我的桌子上，拿起來一看，是我的幾段話和列寧的幾段話，題目叫做《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辦的，他算是找到了幾挺機關槍，幾尊迫擊炮，向著廬山會議中的右派朋友們，乒乒乓乓地發射了一大堆連珠炮彈。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聽見炮聲了嗎？打中了你們的要害沒有呢？你們是不愿意聽我的話，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橫獨斷’，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作大魚釣出來’，而且‘有些像鐵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時局似的，如此等等，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好家伙，你們哪里肯聽我的那些昏話呢？但是據說你們都是頭號的馬列主義者，善于總結經驗，多講缺點，少講成績，總路線是要修改的，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那么，好吧，請你們看看馬克思和列寧怎樣評論巴黎公社，列寧又怎樣評論俄國革命的情況吧！請你們看一看，中國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個好一點呢？中國革命和1905-1907的俄國革命相比較，哪一個好一點呢？還有，1958-1959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情況，同俄國1919年、1921年列寧寫那兩篇文章（《偉大的創舉》和《十月革命四周年》兩篇文章）的時候的情況相較，哪一個好一點呢？你們看見列寧怎樣批判叛徒普列漢諾夫，批判那些‘資本家老爺及其走狗’，‘垂死的資產階級和依附于它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豬狗們’嗎？如未看見，請看一看，好嗎？

‘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布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無產階級是不會讓自己受騙的。’怎么樣？我們的右翼朋友們。”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447-448）

請讀者注意：毛主席在批語中所講馬克思、列寧是怎樣正確對待革命的新生事物的，他們怎樣評論巴黎公社，列寧又怎樣評論俄國革命的吧：

我再重新引用一下，以期引起注意。“請你們看看馬克思和列寧怎樣評論巴黎公社，列寧又怎樣評論俄國革命的情況吧！請你們看一看，中國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個好一點呢？中國革命和1905-1907的俄國革命相比較，哪一個好一點呢？還有，1958-1959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情況，同俄國1919年、1921年列寧寫那兩篇文章（《偉大的創舉》和《十月革命四周年》兩篇文章）的時候的情況相較，哪一個好一點呢？你們看見列寧怎樣批判叛徒普列漢諾夫，批判那些‘資本家老爺及其走狗’，‘垂死的資產階級和依附于它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豬狗們’嗎？如未看見，請看一看，好嗎？

‘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布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無產階級是不會讓自己受騙的。’怎么樣？我們的右翼朋友們。”

兩廂對照，可見當年的彭德懷、張聞天們，后來80年代的鄧小平們，他們對待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態度，以及鄧小平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是不是有點像叛徒普列漢諾夫以及“資本家老爺及其走狗”、“垂死的資產階級和依附于它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豬狗們”嗎？的確如列寧所說：“對待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布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無產階級是不會讓自己受騙的。”難道不是這樣嗎？

毛主席在第二篇批語《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中，首先指出：“廬山出現的這一場斗爭，是一場階級斗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斗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還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斗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斗爭止息了，新的社會斗爭又起來。總之，按照唯物辯證法，矛盾和斗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一點也不錯。不過，斗爭形式，依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就現在說，社會經濟制度變了，舊制度遺留下來殘存于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們頭腦里的反動思想，亦即資產階級思想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思想，一下子變不過來。要變須要時間，并且須要很長的時間。這是社會上的階級斗爭。黨內斗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斗爭。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斗爭，才是不可思議。”再則，又指出：“處理這類事件，不可以用簡單的方法，不可以把它當作敵我矛盾去處理，而必須把它當作人民內部矛盾去處理。必須采取‘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一曰看，二曰幫’的政策。不但要把他們留在黨內，而且有把他們留在省委員會內，中央委員會內，個別同志還應當留在中央政治局內。”這種矛盾“能始終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予以徹底的解決，如果我們能夠把這種矛盾及時適當地加以解決的話。下面的這些條件是重要的。全黨全民的監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數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較一九五三年高饒事件時期大為提高了，懂事多了。”“為了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就要仍然把他們當作同志看待，當作兄弟一樣看待，給以熱忱的幫助，給他們以改正錯誤的時間和繼續從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須留有余地。必須有溫暖，必須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過日子。我認為這是極為重要的。”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451-453）

6.毛澤東熱情歡迎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

八屆八中全會開始后，在劉少奇主持下，分成三個大組，李井泉小組對彭德懷，張德生小組對黃克誠，柯慶施小組對張聞天、周小舟。大組會采取了批評質問的方法，沒有長篇大論，但都很尖銳。

當時，參加會議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日記中，曾記下了八中全會的一些情景：“這樣尖銳的大組終于迫使彭、黃、張不得不承認一些錯誤。特別是八號以后張聞天說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話以后，形勢急轉直下。周惠、李銳交待出他們私下攻擊主席的一些言論，彭德懷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認了。” 從8月13日至15日，連續召開全體會議，由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作檢討。“從十三號開始大會，也是采取了面對面短促突擊的方法。”（《王任重日記》1959年8月21日）

經過全會的批評和斗爭，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等人承認了錯誤。

8月18日，張聞天寫給毛主席一封信，說：“我這次動了大手術，對我以后的身體健康，定會起良好的影響。我衷心地感謝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給予我的幫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個反動的我，永遠決絕。”“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見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導。”毛澤東收到這封信，當即批示：“印發各同志。印160多份，發給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郵送去。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毛主席在批示印發這封信時，擬題為：“洛甫同志八月十八日上午廬山臨別贈言，給毛澤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461）

8月22日，黃克誠也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誠懇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毛澤東同樣以熱情歡迎的態度給以復信：“克誠同志：信收到，很高興。你的那種態度很好。我表示熱情的歡迎。錯誤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錯而能改，出以真誠老實，就能逐步地見信于人，變為一個好同志。這樣一想，憂愁就可以減輕了，順復。祝你大進一步。”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473）

9月9日，彭德懷也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表示決心繼續徹底反省自己的錯誤。毛澤東當即將此信印發各級黨組織，從中央到支部，并加批語，寫道：“我熱烈地歡迎彭德懷同志的這封信，認為他的立場和觀點是正確的，態度是誠懇的。倘從此徹底轉變，不再有大的動搖（小的動搖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我建議，全黨同志都對彭德懷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態度，予以歡迎。一面嚴肅地批判他的錯誤，一面對他的每一個進步都表示歡迎，用這兩種態度去幫助這一位同我們有三十一年歷史關系的老同志。”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520）

7.廬山會議閉幕。

8月16日下午，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毛澤東再次講話。

他說：這次廬山會議解決了一個大問題。總結經驗應該這樣總結法才好，就是鋒芒對著右傾。從1958年11月起，落實指標，反對“共產風”，不斷地批評，就產生了一種右的傾向。“而我們這幾位犯錯誤的同志，他們不僅不在北戴河對那種高指標提出意見，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提出意見，也不在十二月武昌會議提意見，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意見，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提意見，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會議、中央全會上提意見，而到廬山會議來提意見。他這個氣候搞得不好。問題都解決了，或者剩下尾巴，情況好轉了，我說，這些同志不會觀察形勢。他們為什么在那個長時間不提意見，而在這個時候提呢？這是因為他們自己有他們的一套。”“等到問題大部分解決了的時候，他們來提，就是認為這個時候如果不提，就沒有機會了。再過幾個月，時局更好轉，他們就不好辦事了，他們的擴大隊伍、招收黨員的目的就不能實現了。”

從這段話里，我們可以注意到：毛澤東從去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在八個多月的時間內，連續召開六次會議，一直致力于糾“左”，這方面的“問題都解決了，或者剩下尾巴，情況好轉了”；本來希望通過前期的廬山會議，進一步總結經驗，統一認識，使全黨團結起來，率領全國人民做好工作。但是，他們幾個人從右的方面，來向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進攻，這就不能不進行反右傾的斗爭。這就是為什么由開始的反“左”，轉為反右傾的來由。

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說：“這一次對于彭德懷來說，是第五次路線錯誤了，總要發作。兩個階段，兩個總路線。所謂兩個階段，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這些同志，他們是為了參加那個階段而參加共產黨的。對于第二個階段，要消滅資本主義、個體經濟，沒有精神準備。”

他又說：“要估計到他們有可能改造。什么個道理？他們在歷史上曾經做過好事。他們要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對于社會主義，他們也有一種不很清楚的、決議案所謂‘模模糊糊’的愿望，他們也有革命的一個側面。我們的根據就是因為他們有革命的一個側面。今天小舟你贊成這個決議，我很高興。今天以前我還相當悲觀。你這個人，我跟你講過，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掛著共產黨招牌的民主人士。”毛澤東從這里又講到海瑞：“現在聽說海瑞出在你們那個里頭，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個左派，他代表富裕中農、富農、城市市民，向著大地主大官僚作斗爭。現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向著馬克思主義作斗爭。這樣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嗎？有人講，我這個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出現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變了右派我就不高興呀，我就要跟這種海瑞作斗爭。”“我們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歷來是左派，你們去看《明史。海瑞傳》。講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見海瑞，對于右派海瑞來說，千真萬確。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歡迎的。如果不歡迎左派海瑞，不喜歡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批評我們的缺點錯誤的這種人，這種同志，那末，就是錯誤的，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了。決議案上有一句說：對于那一些站在正確的立場而批評工作中的缺點的，這是完全應該保護的，應該支持的。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

毛主席在這里把他所提倡的什么樣的海瑞，講得十分清楚明白了。曾經有人借毛主席提倡過海瑞精神，而攻擊毛主席支持批判《海瑞罷官》，真是癡心妄想！

毛澤東說：這次會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一個側面是揭露了多年沒有解決的矛盾，并且把當前的形勢搞清楚了。當前的形勢主要是反右傾、鼓干勁。第二個側面，是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三位同志對于他們的缺點錯誤有了認識。

毛澤東又一次表示，這樣長久的歷史，比如彭德懷同志，我說三十一年就這么散了啊？毛澤東借用孔夫子的一句話，“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表達他希望彭德懷等人改正錯誤的心情。他估計“無非是兩個可能，一個是能轉變過來，第二個是不能轉變過來。我們極力爭取第一個可能，使他們轉變過來”。他說：“人總是要有一條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沒有出路。希望同志們回去傳達的時候，無論是中央各部門的同志，還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這一點，不要抹殺他們的好處的一面。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把人的路絕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護、關懷、幫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為他們過去歷史上做過好事，他們有兩面性，有革命的一面。”

最后，毛澤東用林彪發言中的兩句話，結束了他的講話：廬山會議“避免了一個大馬鞍形，避免了一次黨的分裂”。（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8月16日）

在8月16日的閉幕會上，通過了一個公報，四個決議和決定。這四個決議和決定是：《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于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關于“反黨集團”的決議，決定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分別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等工作崗位，分別保留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以觀后效”。關于“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決議中寫道：“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斗任務。”歷時46天的廬山會議結束后不久，在北京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在軍隊負責干部中對彭德懷、黃克誠進行批評。九月，中央發出通知，決定把《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于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傳達到全體黨員，進而又傳達到黨外。隨即在黨內開展了一場反右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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