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兄吾：一定要把丟失的“信仰”，找回來！

        今年“八一”建軍節前夕，看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被兩條新聞的細節所吸引，所感動：
       一條是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向我軍高級軍官授予上將軍銜證書時，背景音樂響起了熟悉的《人民軍隊忠于黨》的樂曲聲，不由隨之哼了起來，“雄偉的井岡山八一軍旗飄，開天辟地第一次，人民有了子弟兵。從無到有靠誰人？偉大的共產黨，偉大的毛澤東，偉大的毛澤東！”
       一條是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會見來京參加世界宋慶齡基金會主席研討會與會代表時所在的會見廳，正面墻上懸掛著一副巨大的油畫，畫面上身穿上青大衣的毛主席和盛裝的全國各族青年男女，談笑風生，信步走來。
       我為什么感動？因為我們終究在一些重要的、特殊的、歷史性的場合，還沒有丟掉我們的信仰，丟掉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魂。
      我實在想不出在授銜儀式上，還有什么其它的曲子可以替代《人民軍隊忠于黨》？我也想象不出如果是其他什么人替代毛主席，和各族青年男女在一起走來，會是怎樣的唐突而不適？這種不可替代性、唯一性，說明了歷史選擇的嚴肅和不可改變。說明了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和人民、一個軍隊在經歷了千辛萬苦、千山萬水、千難萬險所找到的信仰和靈魂之后，是多么難以撼動的和不可替換的。
       但是近三十多年來，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在做、想做、要做撼動和替換中國黨、國家、民族、人民和軍隊信仰和靈魂的事。

      他們是從徹底否定文革開始做這個春秋大夢的，以為毛主席做的兩件大事，否定了其中的一件，也就拿掉了人民對毛主席百分之五十信仰。此招旗開得勝，他們乘勝追擊，先把中國人民幾十年來對毛澤東的發自內心的信仰和熱愛，說成是對“神”的崇拜，然后將毛澤東從所謂的“神”的地位拉下來，毛主席變成普通人，不就可以隨意“打罵”了嗎？。但是中國人民對黨和毛澤東的信仰和熱愛能和對“神”的崇拜相提并論嗎？反對對神的崇拜的人，卻對今天中國到處興建的廟堂 ，到處彌漫的香火沒有異議，可見這些人并不是真正反對對神的信仰，而是反對對毛澤東的信仰。中國老百姓發現他們居心如此不良，于是不依不饒直到今天。
      其實，正如《人民軍隊忠于黨》這首曲子的歌詞中所說的，開天辟地第一次，從無到有靠誰人？將“軍隊”換成人民、國家一樣，中國人民自1949年有了自由、幸福、當家作主，靠的就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偉大的毛澤東，對于給人民帶來千百年來第一次自由幸福和當家作主的毛澤東予以信仰和崇拜，到底何罪之有？
      信仰在中國已經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巨大的現實問題。人民需要信仰，就如需要水、空氣一樣。物質代替不了信仰。物質貧乏需要信仰，物質豐富更需要信仰。人民一旦確立了自己的信仰和信仰對象，要撼動替代比撼動搬走泰山還難。任意糟蹋、剝奪人民的信仰，肆意強逼、改變人民的信仰，隨意貶低、抹黑人民的信仰，終究要付出代價，吃盡苦頭。
      一位藏學專家告訴筆者，西藏百萬翻身農奴對毛主席的崇拜信仰并不是天生的。多少年來他們是將達賴作為神來敬拜的。是毛主席和解放軍幫助他們從農奴主的壓榨下解放出來，走上了幸福之路。從此，西藏人民幾乎家家戶戶都將毛主席的像掛在家里，西藏解放以來流傳到全國的藏族民歌，幾乎都是歌頌毛主席共產黨和解放軍的。但是自從內地發生對毛主席“三七開”后，西藏人民糊涂了：信仰的偶像怎么可以指責批評？于是，達賴乘虛而入，散布謠言說，漢人都不信毛主席了，藏人還信他干什么？許多藏人又將達賴的像掛了起來。這不能不說是西藏動亂的原因之一。
      其實，中國的少數民族同胞對毛主席近乎神似的信仰崇拜是令人極為感動的。新疆的庫爾班大叔騎著毛驢要到北京去見毛主席，為的是要感謝毛主席共產黨結束了自己全家悲慘的流浪生活。庫爾班大叔說，只要見到毛主席，這一輩子也就滿足了。在周恩來的幫助下，老人終于實現了“平生最大的心愿”，見到了毛主席。據說，任憑內地“三七開”，直到今天，許多新疆人家里依然掛著大幅庫爾班大叔見到毛主席的照片。
      1976年前，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家里都掛著毛主席的像，像的兩邊是一副對聯：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我還沒有聽說這是在什么政治壓力下，或者是什么人規定的。中國的窮苦人怎么不要信仰毛主席？怎么不要感謝共產黨？

       筆者的少年、青年和中年是在上海度過的。上海告訴我：毛主席早在將要奪取政權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告誡全黨，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全國一解放，毛主席黨中央作出了要關心工人居住條件的指示。1951年，上海市長陳毅提出：“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并且首先為工人階級服務”。市政府為此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筑委員會”，以解決上海三百萬產業工人的居住困難。上海解放才兩年啊，政府就動用300億元（舊幣），化了七個月的時間，興建了上海第一個也是全國最早的工人新村------曹楊新村。一期工程建了48幢2層樓的住宅，后來發展成718幢2至6層的住宅和多幢高層住宅，居民從早期的1000多戶發展到1958年的3萬2千多戶。曹楊新村很早就有煤氣、衛生設施等，中小學、醫院、影院、圖書館、交通一應俱全。綠化率達到總面積的34%。那時候，住進曹楊新村的有曾經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陸阿狗、楊富珍、裔式娟等一千零二個勞模和先進工作者優先入戶，更多的是工人相繼住進。原上海絹紡廠先進工作者鄭長?；貞洰斈辏硬灰训卣f：“我是1952年五一節后第一批搬進來的，當時戴著大紅花，敲鑼打鼓，歡天喜地，看著紅色的屋頂，白色的墻壁，綠色的窗框，興奮的一夜沒睡著，感覺自己真正解放了，真正感受到黨的關懷。”（人民網2005年1月19日）
       整個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上海最好的房子就是工人新村，以地區劃分如彭浦新村、閔行新村、鞍山新村、鳳城新村；以系統劃分如鋼鐵工人新村、造船工人新村、紡織工人新村等等。幸福是及時雨，信仰才會發自內心。大多數勞動者安居樂業，信仰才會毫不動搖。

       但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了一批非?？膳碌奈娜耍麄兂藢χ袊と穗A級的信仰作了直接的否定之外，更對這種信仰的物質化外部化進行全面徹底的掃蕩?？吹街钡浇裉炀尤贿€有一批批外國人在聽白發蒼蒼老人講解當年入住曹楊新村的喜悅，感激自己的信仰為自己帶來的翻天覆地的人生變革，極其厭惡。他們利用自己的語言優勢，挖掘出資料說，當年的這些工人新村，是毛澤東受1918年一個日本作家辦的《新村》雜志的影響，而后付諸實施的。這些工人新村是“烏托邦建筑，并不完美”?！皼]有獨用的衛生設備，卻設有大禮堂、運動場和花圃及其它公共設施，”等等。（見《工人新村的建筑政治學》2005年12月5日《真名網》）這些驚人的爆料，動搖不了如今已經是爺爺奶奶級的中國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第四代工人階級的信仰，但對他們的孫輩就難保不起作用。因為今天的建筑設計理念、建筑材和施工方法都已經大大超越半個世紀前，這是人類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給事物下結論怎么可以脫離具體的時間空間和客觀的條件呢？對于高智商的中國某些文人來說他們并不缺乏研究問題的材料和文化元素，而是不具備基本的立場和方法。他們可以贊美高科技的3D使《清明上河圖》在上海世博會復活了封建社會的盛世繁華，他們不會譏笑其中的烏托邦，缺乏運動場文化實施等，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將會遭到今人的嘲諷，抖落自己的無知。但他們譏笑解放初期毛主席和共產黨在口袋里只有“100元”，卻會拿出“50元”來為剛翻身的工人建造當時中國最好的民宅，難道不是在盡顯自己的無知嗎？暴露無知，并不一定是他們的真正的內心所在，想從中國工人階級的第四代開始，徹底拋棄他們父輩的信仰，毀壞信仰的物質表征則是真意所含。因為中國的第四代已經絕大多數信仰歌星影星，信仰自己，信仰歐美不斷產生的政治文化經濟偶像。他們只要再添把火，加把柴，就能把父輩投射在第四代身上的信仰的晚霞殘余燒盡，全部被華爾街的霓虹所淹沒。

       但淹沒那么容易嗎？盡管昔日的信仰已近晚霞，但不比今日春天故事里的朝霞遜色。相比之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富豪們就差住到月球上去了，上海才想起要為普羅大眾造經濟適用房，且是富豪們住進了別墅和私家花園后，將市區擠滿了，才將缺房戶安置在離市區幾十公里外的郊區。2010年7月31日《新民晚報》頭條刊登了上海第一位電腦選中經濟適用房的居民趙珺。趙珺在上海南昌路的老式里弄房面積有25平方米，現在的經濟適用房89平方米，位于閔行區浦江鎮，價格48.8萬元，首付20%。筆者在為趙珺高興的同時，也為她叫冤。南昌路那是上海中心的中心淮海路的黃金地段，豈是位于上海郊區的閔行浦江鎮所能比的，25平米又何止48萬元！憑什么還要讓她付錢??？更怳至今哪里生活設施還沒配套。當然比起十五年前，要講理多了。1995年筆者父母住在上海市中心的靜安寺對面18平米的老式里弄房，市政拆遷，不搬不行，先搬有獎，后搬居差，不搬強拆。父母搬到閔行區龍柏新村，僅是市價8萬元的15平米六層樓的房子的二樓。更有甚者，上海許多改善住房條件的，竟是靠父母傳下來的老房子被開發商看中，拿了動遷費去買邊緣地區的房子才得以改善。他們感謝的只會是父母。為翻身的工農雪中送炭和為先富起來的富豪錦上添花，哪一個更會被歷史銘記呢？

       是的，上海的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是共產黨毛主席的得益者，共產黨毛主席是他們唯一的信仰。信仰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才有了上海每年貢獻國家六分之一的財政收入。上海工人群眾自身也成為全國收入最高的地區之一。眼見為實，還是講講自己家里的事最有說服力。筆者的伯父13歲從浙江紹興到上海當學徒，在一家絲綢廠做扦經工。直到上海解放前，伯父每月的收入是相當于人民幣三四十元。解放后，五十年代伯父每個月的工資是535元，比國家領導人的月薪還高。怎么哪么高呢？原來扦經工是絲綢行業技術含量最高的工種。后來，國家遭遇三年自然災害，伯父自愿減工資，替國家分擔困難，從500多元到300多元，一直減到最后的132元，直到退休。十二年前伯父去世后，我們從伯父保存的工會會員證里看到，當年伯父每月交的會費是5元3角5分，才知道當年他的月薪真是535元，當時規定會費是按月薪的百分之一繳納的。伯父多年被評為“五好工人”，也是共產黨員，文革一開始當然是老保，后來聽到毛主席支持造反派，他也加入了“工總司”。他的信念就是毛主席總是對的，跟著毛主席絕不會錯！從伯父我想到今天，還有哪個工人的月收入會高過領導人的，或者會是中國最高的？為什么五十年代做得到的事，今天已近神話了呢？當然，那個時代像我伯父那樣的高工資不多，絕大多數在月薪70,80元左右，但那個時候漲錢不漲價，錢經得起用。哪像今天，錢前腳漲，物價后腳漲。工人家有電視機，富豪家有直升機。

       今天，極右派攻擊中國人民對毛主席共產黨的信仰是“極左”，似乎中國人民都是傻瓜，只有他們才是具有獨立思考的聰明蛋。事實當然并不如此簡單。中國勞動者是經歷了多少歷史的場景轉換，多少歷史的比較抉擇，才作出了自己的信仰的選擇。中國勞動者最實際，誰給予他們最多實際利益他們就信仰誰，就認為誰是自己的大救星。你可以哄他們一時，卻哄不了他們一世。他們不僅看領導者說什么，更在看領導者手里拿什么現貨給他們。三十多年才想到要給他們體面地勞動，有尊嚴地生活，給了也不會高興，也不會更換信仰。人們心里知道那都是無奈地給，無奈地說，不知什么時候又收回去了。中國勞動者會比較，他們不要求給他們住萬年都不破的房，拿千年最高的薪水，但也不會滿意于住適用房拿最低的收入。毛主席成為他們的信仰，是因為毛主席不僅讓他們在政治上翻了身，當了國家的主人，還在國家剛起步、國家最困難、國家最沒有錢的時候給予他們最好的住房、最可觀的薪水，最全面的福利，那叫雪中送炭。中國勞動者最懂得回報，他們只有一個心眼：跟毛主席共產黨走到底。 他們只有一個滿足：讓毛主席知道我在為他干!那種在千萬富翁富得漏油，國家錢多得直往外國資本口袋里塞，才想到建經濟適用房，那叫給根骨頭嘗嘗，能讓人感動得起來嗎？這種感動能化為信仰嗎？

       有些極右理論家喜歡嘲笑中國老百姓對黨和毛主席的信仰是“盲目”“宗教”，似乎他們頭腦最清醒。但是，世界上有清醒的信仰嗎？有點盲目就哪么值得嘲笑嗎？中國老百姓絕大多數文化水平不高，他們只能從切身的感受和體會去形成自己信仰。一九六0年二月二日下午六點，在陜西平陸縣風南公路張溝段，有六十一個農民工發生食物中毒。一小時后，縣委知道了，組織全力搶救，未果。向北京報告，于是全國行動。筆者童年看過有關電影，記得解救中毒的藥來自上海第一制藥廠，空運是由解放軍的飛機承擔，當飛機降臨平陸縣時，地上的篝火熊熊燃起，空投成功！地面一片歡呼：“這是毛主席送來的神藥哇！”六十一個階級弟兄得救了。民工周滿祿說，“萬惡的日本鬼子打瞎了咱一只眼，沒人管；國民黨閻老西殺了咱多少人，苦水往肚里咽！今天，咱這些普通民工鬧點病，中央就派飛機救咱們，黨和毛主席真是咱貼心的人哪！”老漢吳進喜，從八十里外趕來看他的得救的兒子吳廣新，渾身抖動地說，“小子，在咱這偏僻山溝子里，我想你是沒啦！誰想毛主席在北京比咱老漢還關心我兒子！小子，毛主席才真是你的親爹娘!”當場，大家再也躺不住了，“為了感謝黨和毛主席，感謝首都人民的支援，我們明天就上工，”（1960年2月28日《中國青年報》）

       為了挽回六十一個階級弟兄的生命，驚動全國上下，動用軍隊支援，這在毛澤東時代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工農的命最值錢，上海瑞金醫院搶救燒傷97%的鋼鐵工人邱財康，上海第六人民醫院骨科醫生陳忠偉為模具工人王存柏斷肢再植，都是當時的世界奇跡，哪有先付錢再搶救一說，那個社會就是為工農群眾而建立的。對于這樣的時代，今天由共產黨一手培養的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編出世紀大謊言，說那個年代餓死了三千多萬人，誰信？要黨和領袖承擔罪責？見鬼去吧！真狠不得再來一場反右斗爭，讓六十一個階級弟兄、邱財康、王存柏們的后代和他進行辯論。反右有擴大化，但將楊繼繩們劃為右派則絕對正確，將他們改正，真乃放虎下山，貽害無窮。中國工農大眾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感情，非中國工農大眾是不會明白和理解的。但楊繼繩們卻又要裝出為工農大眾鳴冤叫屈，為民請命的樣子，可推翻了共產黨，打倒了毛澤東，哪里會有中國工農大眾的好日子過？這一點中國工農大眾比誰都清楚，中國工農大眾之所以發自內心地將黨和毛澤東視作比爹娘還親，是因為這個黨和毛澤東給了他們的父母所給不到，多得多的東西，就像西方資本基金給了許多極右人士的東西是共產黨所給不到的一樣。
       寫到這里，想起2010年7月22日香港一家《果》報，登了有名女才子林燕妮的一篇《保持方言》短文，劈頭第一句是，“共產黨搞過不愛爸爸媽媽，只愛毛主席那滅絕倫理的失德之事，如今又想滅絕方言了。”對內地一點不陌生的，也被內地媒體稱為“人美，文美”的林燕妮，就是這樣將事物引向極端，然后加以否定。共產黨對林女士很厚愛，出了她很多書，但林女士天生厭惡共產黨，回到香港尤甚。沒幾天，又在一篇小文中說，“解放毀了上海，造就了香港。”（2010年7月25日《果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哪是共產黨搞出來的，是老百姓的深切體念，1949年的解放，解放了中國絕大多數窮苦人。但世界上就是有人不愿相信。不相信也就罷了，還要阻止別人相信，你說霸不霸道？連別人的信仰也要干涉、否定，且一罵就是幾十年，這就是可怕文人的德行。
       可怕文人不限于海外，內地也有。除了上面提到的嘲笑工人新村的，近來余秋雨先生也來湊熱鬧。一九五九年正處于國家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上下從黨的領導人到老百姓的絕大多數都在節衣縮食，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用各自的努力為國家分擔困難。但在余秋雨先生的筆下是這樣的：
    “我到上海兩年后，一九五九年，一場大饑荒突然降臨。上海連摘野菜、網小魚的地方都沒有。大家干餓著?！?BR>     “家里的稀飯越來越薄，最后，每人每頓分到五粒手指頭一般大的”面疙瘩”了，吃完還沒有走到學校就已經饑腸轆轆。”（余秋雨《我等不到了》第96頁）
        寥寥數語，字字見狠。筆者和余秋雨先生住在上海同一個靜安區，也就說，當年他和我家領到的糧油肉票等是屬于同等水平，差別僅是人口不同而已。一九五九年筆者讀小學三年級，每月的糧食是二十五斤，當時魚肉限量供應，是少，說奇缺也對。大米更是較少，每人每月三五斤，余下的是秈米。秈米脹性好，所以許多上海人家是大米秈米摻和著吃。在最困難的時候，上海居民可用一斤糧票買十斤左右的番薯吃，或者十斤糧食要搭五斤左右的面粉吃。面粉有標準粉，還有從加拿大進口的精白粉。原來國家為了解決糧食的短缺，從有限的外匯中拿出部分去換進口面粉。
       雖然有面粉，但許多上海人看見面粉還是傻眼了，不知怎么做成饅頭。平時吃生煎之類的都是上街買的。除非家是北方籍的，像筆者這樣的浙江籍，看著面粉真是發愁，買來鮮酵母和在面粉里，放進棉被中發酵，面粉就是發不起來。于是母親學北方人家，面粉和水加點鹽，鍋里水一開，用筷子一劃一劃，將水面團劃進鍋里，再放點喇叭菜，吃起面疙瘩來了，一頓兩小碗，但從來沒有少到每頓只有五粒手指頭一般大的面疙瘩，畢竟每人每月有25斤糧食。吃完面疙瘩，上完第三堂課有點餓，哪會還沒有走到學校就已經饑腸轆轆，余秋雨先生怎么會有哪么大的消化能力？真是奇怪。余秋雨家里的糧票到底是少發了還是另作他用？看來要查一查了。再說，當年的上海，還發了每人每月四張糕點券，可以買四個蛋糕類的干點，一斤就餐券可以去餐館吃一兩一碗的小餛飩，二兩一碗的陽春面，以及至今被人笑話的半兩一根的油條。余秋雨先生家不會沒有吧。老實說，黨和政府在這樣大的自然災害面前，給予上海居民基本生活用品在全國是很好的了。你可以不滿足，但你不能昧著良心胡編亂造。說上海連摘野菜網小魚的地方都沒有，筆者告訴余秋雨先生吧，我還和同學去“拷浜”抓過小魚呢。說大家干餓著，是百分百的謊言，人，干餓幾天早死了，還能干餓幾年？余秋雨先生，你是有文化的學者，你怎么能這樣信口開河？你并非出身工農，也進了上海戲劇學院，除了你的勤奮，難道不是黨的政策的公正？當年，中國人固然生活艱苦，但斗志昂揚，同心同德，就因為我們相信毛主席共產黨會帶領我們走出困境。世界上哪個國家不會遇到天災人禍？韓國人在金融危機爆發時，拿出自己的金首飾幫國家渡過難關，你在那個年代少吃一點，幫助國家度過難關，又有多大的委屈？竟要記到今天，利用自己的名望來非?？卦V。但當年中國絕大多數人是愿意與黨和毛主席患難與共的，這是一個民族的生命力所在，是信仰所決定。信仰的力量是無敵的。

        多少年來，中國工農大眾對毛主席共產黨的信仰沒有因災難困難而消失，反而越挫越勇。這里不說有次《新聞聯播》節目中，報道新疆某部軍營練兵，筆者看到營房上掛著大標語，“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心中在想，換成別的什么的戰士，還能聽黨的話嗎？也不提《打靶歸來》中的歌詞“毛主席聽了心歡喜，夸咱們槍法數第一”唱到今天，更不說開國大典紀錄片里天安門廣場那個蒼蒼的老漢向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跪下磕頭致謝，就以最近的一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秘密運輸過程》報道來說吧，其中一個細節特別值得我們珍惜。擔任運輸原子彈的是一位火車司機，叫姜士榮，當年一路向西駛去：
    一天傍晚，車停檢修。幾位軍人走到姜士榮面前。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面帶微笑的老軍人，笑呵呵地向他問好。姜士榮雙手沾滿機油，不好意思伸手，便說手上有油。老軍人聽后更樂了：“有油?有油才是勞動人民的本色嘛?！崩宪娙艘浑p有力的大手握了他好久：“司機同志，這次行動非同一般。你們火車頭是先鋒，一定要完成毛主席、黨中央交給鐵路工人的任務。毛主席、黨中央將直接指揮我們。我們要爭氣，要揚眉吐氣，要讓全世界重新認識中國。”臨走時又說，“此次行動千古難逢，將載入史冊。咱們是幸運者，我們一定要堅決完成這項光榮使命。”第二天，姜士榮才知道，跟他握手的老軍人是聶榮臻元帥。（2010年7月20日香港《文匯報》）

        中國人民的省吃儉用換來了保護家園的原子彈，誰不高興？就是真吃了五粒手指頭大小的面疙瘩，也值！在中國就是這么神奇，從元帥到工人，毛主席黨中央就是力量的源泉，就是勝利的保證，就是信仰的聚焦。中國人中對毛主席共產黨有強烈翻身感的人，從來是將毛主席黨中央的信任，看作是自己最大的榮譽，誰也不會懷疑自己信仰的毛主席黨中央。懷疑還叫信仰嗎？懷疑還是信仰嗎？懷疑還能信仰嗎？世界上有一邊信仰一邊懷疑的嗎？天底下有可以懷疑的信仰和信仰的懷疑嗎？
       但是自從一九七六年后，中國人民被告知，他們信仰了二十七年的毛主席共產黨可以懷疑了。從黨中央領導到黨的決議，從黨的代表大會到黨的政治報告，一片懷疑，窮起生疑，鋪天蓋地的質疑：毛主席犯了嚴重錯誤，黨犯了嚴重錯誤。

       那個歷史決議真是歷史性的。在黨的歷史上還真沒有一個決議對已經去世的最高領導作如此全面的政治判決。這個判決對毛澤東的個人品質、政治品質、政治道德、思想作風和思想政治路線作了徹底的否定。中國人民心中那個謙虛和藹、和人民群眾心連心，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同苦共甘，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宵旰圖治的毛主席不見了，變成了固執己見，心胸狹窄，報復成性的宵小之徒，毛澤東周圍的人敢怒不格言，又比他高明。這樣的毛澤東，到底是歷史選錯了他，人民選錯了他，還是他選錯了歷史，選錯了人民？但三十多年來的歷史證明，歷史和人民選擇毛澤東是正確的，而批判他的人是高估了自己，暴露了自己的短視、偏見和蠻狠。就以上述毛澤東的所謂錯誤中的一句話：“文化大革命歷史，證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來說，就可以知曉一些人根本就是在曲解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中說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斗爭的論述還少嗎？說社會主義社會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的論述還不夠多嗎？批判毛澤東的論點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即是起草的人做的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那好，請問馬克思列寧主義中有哪一句論述是講到社會主義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是說社會主義不存在階級斗爭的？自己在做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事，你就做吧，你就創造性吧，沒人可以阻止，但倒打一耙就太不厚道了，說毛澤東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還有誰比毛澤東更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起草決議的人的哪點馬克思列寧主義怎么好意思拿得出手？

       如果我們仔細查看歷史，可以發現指責毛主席犯了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從來就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放在眼里，從來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哄騙只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中國老百姓。記得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時候，那個熱鬧勁，讓人覺得中國怎么一下子冒出那么多比毛主席還精熟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高手？現在明白了，那是要用他們的實踐來檢驗掉毛澤東思想，即使假堅持毛澤東思想也不行。而他們的理論是不要接受實踐檢驗的，也不允許接受檢驗。當中國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越來越少的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除了特定場合，還見他們掛在嘴邊嗎？他們等待著這一天，有朝一日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從廣大勞動群眾的實踐中信仰里“解放”出來，送進課堂，回歸學術。

       主持起草決議的人，都是一些和毛澤東同志一起走過來的人，盡管他們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沒有一個超得過毛澤東，甚至和周恩來朱德也無法相提并論，但他們就敢拿毛澤東同志和自己的黨開刀。這是連資產階級政黨也不會做的。盡管他們在毛澤東同志活著的時候，跟在后面干的非常出色，屢有發揮創造，且極其誠懇地虔誠地服膺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極為嚴厲的批評。但毛主席一離世，他們就敢公開自己蘊藏了多年的對于毛澤東同志和黨的評價。這種活著堅決擁護緊跟，死了公開鞭撻的作法非常容易使人想起前蘇聯的那位赫魯曉夫同志。但赫魯曉夫同志會說，“我并沒有批判過蘇聯社會主義的的創始人列寧同志，且我批判斯大林的報告也是秘密的，不公開的?！笔堑模覀冏叩母h。赫魯曉夫丟了斯大林這把刀子，結果是近二十五年后蘇聯解體了，我們在公開批判毛澤東同志之后近三十年，還沒有解體，但這不能證明公開批判的合法性有效性，而是歸于毛澤東同志當年率領全黨對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嚴厲批判，以及對赫魯曉夫式人物的警覺的深入人心，否則還會有今日嗎？

       批判毛澤東同志的人當然并不這樣認為。他們說，決議中不是用了大量的篇幅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豐功偉績，不是說了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等等，一句話就是“三七開”。但他們忘記或者是故意忘記，按照這個世界的國家學說的基本法則，任何執政的政黨和領導人，如果承認犯下嚴重錯誤，不！哪怕講了一句不得體的話，就要引咎辭職。所以直到今天，國內的李銳杜導正胡績偉辛子陵們，海外極右分子一直吵吵嚷嚷，要共產黨下臺。從承認犯錯必然要下臺的國家政治學來看，他們的主張并不錯。但問題的全部原則性在于，毛澤東和共產黨并沒有犯下滔天大罪，也沒有犯嚴重錯誤。所謂的嚴重錯誤，完全是某些人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不計后果，強加于全黨和全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的絕大多數和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至今并不認這個賬。毛主席共產黨至今仍然是他們的崇高的唯一的信仰，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信仰所在。也許今天的領導人意識到了前任的做法的嚴重政治后果，所以今天不再重提當年的決議，也不允許極右人士放肆攻擊毛主席，更不再循公開批判離世領導人的錯誤的先例，特別是嚴禁公開批評總設計師的錯誤。這不能不說是接受了公開批判毛澤東錯誤的歷史教訓。從執政黨長期執政計，也是正確的。我們終于明白了，作為人民信仰的人物是不能批判和批評的，是不能“三七開”，連“九一開”也不行，“九點九九零點零一開”也會帶來難以挽回的后果。

       這里并沒有深奧的理論，就是因為人類歷史發展告訴我們，作為億萬人民信仰的人物，是不會有一般意義上的缺點錯誤的，也不允許有一般意義上的缺點錯誤，更不允許任何人說他有一般意義上的缺點錯誤。這是由信仰的完美性完整性所決定的，也是信仰所產生的巨大崇拜性盲目性和依賴性所在。信仰一旦完成，就具備了這些特性。世界上不存在作為一個萬眾敬仰的信仰的人物是可以被人批判批評的事。任何理智的政治人物不會去做觸怒萬眾敬仰信仰人物的事包括言論。因為這樣做是與人民過不去，后果要多嚴重有多嚴重。毛澤東作為一個已經成為中國人民信仰的人物，已經不是他自己可以決定想不想成為被信仰問題，而是人民不允許任何人來替代他。人民已經認為毛澤東是他們的大救星了，在這種歷史已經形成的情怳下，突然人民被告訴：毛澤東有嚴重錯誤，那么造成的動蕩就可想而知。但是在中國，由于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始終沒有一個固定的信仰人物貫穿其中，也沒有一個本土或外來的宗教處于長久的統治地位，這就給了一個了歷史的機遇于今天的政治人物，他們可以冒這個險：動搖和否定毛澤東的被信仰的地位，而無需承擔巨大的歷史后果。至多一代最多二代人會強烈反彈他們的做法，加上他們在進行這種搬移信仰的過程中，采取“三七開”、“誰都會有錯”，“實踐檢驗真理”“繼續四項基本原則”，“永遠不會放棄，世世代代高舉”，等等手法，“溫水煮青蛙”，終于信仰開始移動了。直到今天，除了六十歲以上的部分中國人還執著地信仰著毛澤東主席，真的所剩無幾了。

       丟失了信仰的中國沒有解體，但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已經徹底解體，這還需要多費筆墨來證明嗎？無論是自由主義的文人，還是有點良心的文化人，在議論到今天的社會的最大問題都會說到“信仰”，挑點新鮮的說說：
       著名電影配音藝術家童自榮說：“我曾在公開場合說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一部分人已經先富起來了，現在應該輪到我們這一部分人富了。那么，什么時候呢？我們的人民公仆有責任盡快拿出一些辦法。
       然而我后來又想，富起來的問題固然要解決，但這年頭更嚴重的問題倒是全社會在精神、理想、信仰以及是非方面的日益缺失，特別是年輕人大多數不講什么理想了，生活似乎失去了目的，連生命也不好好珍惜和呵護。一味責怪他們嗎？我們這個社會到底誰最應該講理想講信仰呢？他們都做表率了嗎？我不免想起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焦裕祿、孔繁森。試問，中國如果不奮起弘揚精神，而是滿足于電視銀屏前低俗無聊的傻笑或沉湎于所謂的快樂；人人錢字當頭，鉆進貪孌無誠信的死胡同，貪污腐敗的“痛”“快”大行其道，有條件有門道的都宣誓效忠發達國家去了……如此這般，經濟再上去，錢再多，我們難道會有真正的幸福和快樂嗎”（2010年7月26日《新民晚報》）
       而被美國《時代雜志》評為全球最具影響力100人之排名第二的的青年才俊韓寒在今年7月的香港書展見面會上說，“昔日很多內地人都有信仰價值觀，但很多人沒有理想以后，物質成了他們唯一的信仰。”（2010年7月23日《香港《經濟日報》）
       哪么還有沒有可能重新在青年一代中樹立信仰？《新華網》報道，國家行政學院7月16日至18日舉辦了一個有關企業傳承和發展的課程，300多名10到29歲的富二代參加為期三天的學習。課程的第二第三天，出席的富二代越來越少，當進行毛澤東思想一節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授課的有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天有，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略部研究員江英等，他們主講繼承法、古代帝位傳承、毛澤東思想等題目。可是，“富二代們確實不太在意臺上講者在講什么，有的在翻雜志，有的在玩手機，有的呼呼大睡。講課的北京華商管理科學院院長袁青鵬坦言，年輕人的意志確實要比他們父輩差一點?！?BR>
       童自榮先生希望富起來降臨自己頭上，但當下富起來的是一部分人，不是以前的共同富起來，因此難以輪到童自榮先生。而要一部分富起來的人去信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除非背叛自己的資本家庭。馬克思列寧主義本質上是窮人的理論，讓富二代去學窮人的理論，學什么呢?學剩余價值，自己否定自己？學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捐出全部家產？學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讓打工者推翻自己？學繼續革命的理論，向新的走資派造反？真不知國家行政學院是怎么想出此怪招的？而古代帝王傳承居然和毛澤東思想放在一起學，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糟蹋也恐怕只有中國的教授想得出。但富二代用行動回答了這種糟蹋：與“富”謀毛澤東思想，枉費心機。當然授課者也非當年毛澤東們的播火者，更非魯迅的竊火者，而是趁機撈點富豪口袋里的錢而已，這點心機富豪們心知肚明。一個想撈錢，一個想附庸風雅，如此而已。不要裝神圣，和意志沒有一點關系。

       意志來自信仰，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意志力怎么可能來自于一個拜金主義的信徒？但失去信仰的中國社會卻真是在上演一幕幕類似的荒誕劇，這一點，海外人士看得比我們清楚。一個香港專欄作家這樣寫道：
       題目是：《口唱工農身貴婦》
    “午夜了，寫完稿，看看《成吉思汗》，豪邁大氣……順手扭到北京央視娛樂臺，一大堆青年歌手擺擂臺，非但比試人靚歌甜還競賽晚禮服誰更夸張洋氣?！?BR>       此一夜也，是民族唱法電視大賽……一身露肩晚裝的女歌手，“她和唱的《斷橋遺夢》者，遠看皆似一個個出爐檸檬奶油大蛋糕，跟歌曲表達的哀怨凄清撕心裂肺，仿佛是精神分裂的。精神分裂，是中國舞臺華服普遍的病征，夜夜笙歌，全國大小城市大型晚會SHOW，口中唱延安開荒大生產，身上是歐洲是十八世紀裙箍撐的寵妃裝。”（2010年7月《信報》）
       失去信仰的舞臺，成了精神分裂者的場所，評論雖不無刻薄，但也切中時弊。而真正的精神分裂者是一批喪失了信仰的學者。且看他們是怎樣分析當前的社會問題的。
    “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產，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受？他們的存在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BR>    “不妨把公共財產看成是無主之物，誰先把它來賣，這公共財產的產權就算是他的。你如果正好當一家國有企業的廠長，就可以和主管部門合伙把這家工廠賣給有錢人，產權就可以變成私有了。”
    “腐敗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權力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和交出權利，就只能通過腐敗與賄賂的錢權交易的方法進行購買。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BR>    “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BR>    “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今天有些人罵富人，好像是給窮人出氣，其實他們是害了窮人?！?BR>    “中國是否應該健全福利與社會保障制度？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BR>    “歷史上沒見過一個不令人反胃的社會福利制度?！?BR>    “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
    “說房地產炒過頭，那是胡話?！保ㄒ陨险?010年7月27日香港《文匯報》）
        如果真按這些學者的思路去治國，中國恐怕真要餓死三千萬、甚至三億還不止的窮人了?？戳诉@些著名學者的研究成果，我們就可以知道，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喪失了信仰后，可以精神分裂錯亂到怎樣不可救藥的地步？搞經濟的在經濟領域里精神分裂錯亂，搞政治的在政治領域里精神分裂錯亂，如李銳杜導正辛子陵等，搞文化的在文化領域里精神分裂錯亂。而一些早就沒有信仰的政府官員精神分裂錯亂的更離奇離譜，讓人不敢相信：曾經出現過焦裕祿、王國福這樣的干部的共產黨怎么會冒出這樣的敗類和混賬東西。

       2010年7月18日《人民網》披露了官場腐敗的十大花招：
    一，情婦腐敗；二，秘書腐?。蝗易甯瘮?；四，借用腐敗；五，雅致腐??；六，娛樂腐敗；七，題字腐敗；把，精神腐敗；九，出場腐敗；十，司機腐敗。
      最新的信仰腐敗是，江蘇揚州一個已婚商務局長為討好二奶，竟寫四封結婚保證書，其中一封寫道，“向黨保證，本人于明年最遲后年同李清結婚。在這一年期間對李清做到一個丈夫的責任，否則承擔一切后果?！倍汤钋搴髞戆l現局長包了四個情人，一怒之下，將保證書上網及送紀委，這才東窗事發。

       從五十年代吳運鐸的“把一切獻給黨”到今天商務局長的“把一切獻給二奶”，連黨都給獻出去了；從信仰共產主義信仰毛澤東共產黨到信仰二奶，中國官場驚人地腐敗開來，引導社會已經走上一條靠全面腐敗發財致富之路。中國的不計其數的官員不同程度地得了信仰喪失癥。當年說文革是“積重難返”，危言聳聽還得聽，殊不知否定文革后，今日已經徹底的走上不歸路，這已經不是危言聳聽了、
      不歸路上的信仰喪失癥帶來的精神分裂錯亂，都有一個特征，認為自己最理智，而誰懷疑他們的理智，誰就是“活在文革中”，“還嫌鬧得不夠”，“是出土文物”。但究竟是誰在鬧個不停呢？本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雖然開了一個公開批判毛澤東，丟掉中國的基本信仰的先例，但還是講了不少為免落個赫魯曉夫惡名而肯定毛澤東共產黨的結論性的好話。而現在，黨內外的極右派就連這樣的結論性好話，也要推翻，要從中國的年輕一代的記憶中徹底抹去“毛澤東”三個字，將中共的歷史徹底漂白。在這樣的嚴峻時刻，老百姓“鬧”已經是客氣了。而海外有不少經濟學家則在為中國失去毛澤東這個信仰而奔走疾呼。最近香港已經榮休的經濟學教授郭益耀出了一本文集，書名叫《不可忘記毛澤東------一位香港經濟學家的另類看法》，書的主要觀點是：

       毛澤東主政三十年搞的農業集體化及形同戰時共產主義的經濟體制不是多余的，而是中國經濟和平崛起的基礎、老本。真是有了這點老本，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才能順利展開，中國經濟才能以較佳條件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打造迅速崛起的奇跡。

       針對一種說法：如果中國不走毛澤東三十年的冤枉路，早在五十年代就搞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也許早就走進世界強國之林。郭教授的分析是，中國在五十年代是一窮二白的國家，工農業基礎不比三十年代好，防洪抗旱能力極低，又備受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禁運圍堵，根本無力打進國際市場或爭取外國資金。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毛澤東除了自力更生；除了盡量壓抑農民、工人的消費以提升儲蓄率，增加投資額外，根本沒有第二套辦法可以想。而要有效限制消費，集中資源搞工業包括基礎重工業、國防工業、斯大林式的指令式經濟，計劃經濟是不二法門。

       郭教授認為，中國的工農業底子比三十年代的蘇聯還要差，技術水平還要低。如果不通過搞發動群眾，無償為國家、農場、公社搞好水利灌溉系統及類似的工程，不搞動員式經濟體制，中國將難以擺脫靠天吃飯的格局，中國將難以解決人民溫飽問題。

       郭教授不僅從理論理念上為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政策平反，他還列舉了大量數據說明毛澤東主政三十年的經濟成就，不輸于改革開放年代。以農業為例，糧食產量在毛澤東時代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點四，比七八年至0四年即改革開放年代增長百分之一點六八高。而工業化增長速度同樣驚人。一九五二年工業僅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兩成左右，到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前夕工業的比重已占總體經濟接近一半。這樣的推進不可說不大。作為經濟學者，郭教授認為必須尊重事實，不能抹殺否定那三十年的經濟建設及成就。

       不可忘記毛澤東！多么悲壯而又凄涼的呼喊！我們為什么會忘記毛澤東？我們為什么會丟失毛澤東？我們憑什么不要毛澤東？為什么“三七開”會最終導致忘記、丟失、不要毛澤東？為什么鄧小平講了那么多肯定毛澤東的話，還阻止不了日益丟失毛澤東的逆流？中國人，回答吧。

       有識之士已經看出中國在忘記毛澤東，遠離毛澤東，拋棄毛澤東。中國絕大多數人能接受這個嚴酷的事實嗎？忘記、遠離、拋棄毛澤東，難道就能記得、親近、接受鄧小平？把毛澤東放在自己的對立面，難道就能證明自己的偉大？就可以流芳百世？就能使自己成為中國人民一代又一代都能接受的新的信仰？幼稚天真的想法，魯莽輕率的決議，佯作公正全面而實際是徹底的否定，終于迎來了殘酷的現實。

       要不要把丟失的信仰，找回來！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政治題目。正當人們破解這道難題之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最近說，要“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這就給了人們解答這道政治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
       堅決反對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首先就要堅決反對歪曲和丑化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和領袖毛澤東，堅決反對歪曲和丑化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進行的二十七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堅決發對歪曲和丑化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為了永固社會主義事業，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探索。那種在世人面前公開領袖的所謂錯誤、那種在執政之后公開和批判人民的信仰的做法，是愚蠢、不高明的、傷害人心的，也是將自己的領袖和國家拉下了道德高地，是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自我丑化，更是將自己立于不義之地，授人以柄，給了一切反對國家及其制度的人永遠的口實。

       與此同時，堅決反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就要立即停止在主流媒體上刊登、宣傳、使用已經流傳甚廣的說法和結論，例如，“三七開”，“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期間頭腦發熱，瞎指揮”,對某某某“進行了錯誤的批判”，“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了三千多萬人”，文革是“十年內亂”“十年浩劫”，“國民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等等，等等。這些說法和結論，有的莫須有，有的言過其實，有的顛倒黑白，有的無中生有，有的對的說成錯，已經流傳了三十多年還不夠嗎？海內外的極右人士在滅掉共產黨之前是不會停止只會加劇這些謬種的流傳的，但執政的黨不能提供炮彈，去和反對者唱同一個調。

       應該像當年鄧小平處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那樣，嚴肅對待和處理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人物和一些媒體。“嚴肅處理”是“堅決發對”的題中應有之義。對于那些多年來放肆的在內地和海外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黨的領袖的所謂“老共產黨人”，要敢于動真的，動硬的，動實的。多年來，這批人自以為老虎屁股摸不得，老黨員碰不得，老革命惹不得，致使他們越發不把現在年齡遠比他們年輕，資歷遠比他們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放在眼里。他們盡在黨的眼皮底下目空一切，惹是生非，妄議朝政，毀壞紀綱。放任他們，是對一心一意聽黨話的人的不公，更是給年青一代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榜樣。對于一些歪曲和丑化黨史的自由主義學者，要以黨紀和國法去規范他們的行為。黨校不是酒吧，可以酒后失言胡言；大學不是夜總會，可以任意扭曲政治肢體；媒體不是桑拿，可以怎么舒服怎么來。黨校教授歪曲黨史，大學教授丑化黨的領袖，媒體提供歪曲丑化黨史黨的領袖的平臺現象再也不能容忍和繼續下去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將毛澤東思想排斥在外，甚至對立起來是錯誤的也是極不負責的。這本身就是一種歪曲和丑化黨史的表現。毛澤東思想難道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毛主席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論十大關系》《鞍鋼憲法》等著作，哪一部不體現著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對解決今天的深層次社會和經濟矛盾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就是文革中的許多論述也被今天的嚴酷事實所一一證明。特別是阻止黨內腐敗，解決執政黨的生死存亡問題，如果離開毛澤東思想，那就必死無疑，無藥可救。而要提高廣大黨員和干部的政治素質道德水準，還有誰的著作可以有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那樣的震撼力和操作性？

       堅決反對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應該從學生做起，從課堂做起，從青年抓起?，F在的大中小學生已經幾乎忘記毛澤東是誰了，甚至快要忘記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怎樣浴血奮戰建立起共和國了。比歪曲和丑化更惡劣的是，有的地方干脆將歌頌當年八路軍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狼牙山五壯士》這樣的課文刪掉，將魯迅抨擊舊社會黑暗的文章從教科書里拉掉。歪曲和丑化，還能讓人懷疑；刪去拉掉，讓青年一代腦子空白，那就喪失了儲存歷史的功能，這有多恐怖?？瞻字?，袁騰飛之類破門而入，如入無人之境，在青年的腦海里沖浪，其后果就是徹底斷了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根。我們必須要讓他們的這種夢想破產，要在大中小學的課堂里懸掛毛主席的畫像，要在中小學的課本里恢復一定數量的有針對性的毛主席等老一輩的有關理想信仰和樹立正確世界觀的經典文章、魯迅等中華民族脊梁的文采思想斐然的文章、反映中國共產黨人為了民族和國家奮斗犧牲的歷史故事等。這是信仰重塑的應有之義，必有之舉，根本保證。

       對于喪失信仰的黨員干部要嚴肅處理?，F在，黨員中“雙信仰”的太多了。他們信仰共產主義是為了應付門面，骨子里就是燒香拜佛。有的黨員干部家里，信仰多元化，你一個黨員都無法讓你的家人追隨你的信仰，還怎么帶動其他人跟你的信仰走？有的黨員一手捧著黨員讀物，一手戴著祈求平安的佛珠；胸前別著“共產黨員”的小牌，口袋的皮夾里裝著“金剛經”的卡片；每年“四月初八”在家慶賀佛誕，“七月一日”在單位慶賀黨的生日；在“大雄寶殿”捐了香油錢，轉身給支部交了黨費；剛上完“三個代表”的黨課，就去大仙那里求簽解簽。這類怪事給周圍群眾造成極壞影響，你可以信佛信其他宗教，但不能腳踩兩只船?！半p信仰”黨員其實就是喪失信仰。對于文革中積極入黨的，處理起來毫不手軟，不分情由，“寧愿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而對腐敗的，喪失信仰的，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和領袖的卻明知無藥可救，還極有耐心的等待回心轉意，這到底要將黨變成什么樣的組織呢？我們還要不要信仰呢？

    “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中國必須找回自己黨、國家、民族、軍隊的信仰和靈魂，這個信仰和靈魂只有也只能是毛澤東。難找，也要找；花再多的歲月，也要找；一定要找回，也一定能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