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和毛澤東兩大時代史實和餓死人真相對比
康秀峰
毛主席中國共產黨推翻蔣政權難道真的推翻錯了?難道張瀾、柳亞子、張文白、傅作義、章士釗、黃炎培等人經過清、民國和共和國三朝的人,難道還不如你們對歷史了解熟悉嗎?
反革命右派對主席的最大的幾個栽贓污蔑之一就是講毛主席浮夸、放衛星以致餓死四五千萬人,并且在教育上對學生進行這種教育,在宣傳上統一口徑進行這種教育宣傳。直到今天沒有停止。所以才有北京中學歷史課教師袁騰飛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郭世佑、中央黨校黨史博士副教授胡尚元、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解啟揚、浙江大學近代史博士副教授鄧文初污蔑毛澤東、妖魔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如果不是教材上反毛,任何右派是無此膽大妄為的。那么真正的真相到底在哪?
搞浮夸、造假、放衛星,嚴格講是發生于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國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過渡期,剛剛以三面紅旗為政策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農村剛好成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成立是有歷史背景的。
【一】1949年前的中國農村社會
清朝因1911年武昌起義,而正式邁上滅亡之路。武昌起義后辛亥革命后,各省宣布獨立。袁世凱北洋軍隊南壓,革命停頓。開始南北議和,達成協議在清帝退位后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并推舉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1911年10月10日大軍閥馮玉祥進兵北京,1912年2月12日宣統遜位,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孫只45天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1919原沙俄被列寧推翻,蘇聯建立,此時之前沙俄是很落后的,大部分物質靠進口。這與民國初期和清朝是同一平面上。
1915年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袁世凱當皇帝。12月11日上午9時,舉行解決國體總開票。各省國民代表共1993人,贊成君主立憲票正好1993張,沒有一票反對,也沒有一張廢票。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袁世凱稱帝是中國的文人精英和士大夫豪強所推上去的。83天皇帝夢后,袁世凱死,中國進入北洋軍閥時期。因此武昌起義為導火索逼清交權而建立的中華民國在1915年12月12日已亡國了。
1924年國民黨成立,與共產黨聯合進行北伐,到27年打倒北京軍閾政權(又稱北洋政府),在取得西方勢力支持下,此時蔣在上海突然對盟友共產黨進行屠殺,這就是4.12事變并在南京成立政府,同期汪精衛在武漢的政府也存在,到7.15日汪精衛在武漢也對共產黨進行屠殺,由此形成寧漢合流統治中國22年。
國民黨時代,從農業上看,中國農民數千年的小農經濟(單干)和地主占據百分之六十的耕地的狀況,一直延續到1949年。蔣政權沒有加以改變。舊中國地主和富農,占有全國60%到80%的耕地。而占人口90%的農民。僅有20%到60%的耕地。1950年,鄧拓先生在北大講課時指出:“舊中國農村土地分配極不合理,約占10%的地主富農,占有全國60%到80%的土地”(鄧拓著:《舊中國的階級關系與土地制度》,載《社會科學戰線》1982第3期。)至于土地經營方式,各省都以出租為主,只有少量土地由農民自己經營。有的地主占地幾百畝,有些大地主占地上千畝以上。
地主的形成,大多數是舊政權時的官僚和名門望族世襲,部分是商人購地或巧取豪奪形成,也有些是人窮后賣地賣祖產逐漸成赤貧。
抗日戰爭以前全國糧食的最高產量為2800億斤,而1949年大約只有2240億斤。棉花生產的情況更壞,只有戰前的一半左右。大多自產自織,土布我就見過用過。當時農村每人每年的收入平均約3-400斤糧食,這還包括佃農和貧農在內。還需要向國家繳納80斤公糧,這就是農民種田或租地主田種,-年到頭還沒飯吃。如無災收成好,還可過活否則種田還欠債。由此即使非災年也有賣兒賣女的事常發生。
【二】1949年前的中國工業社會
舊中國的工業更極其落后,如國外學者指出,國民政府時期根本沒有象樣的工業,鋼鐵生產150萬噸還絕大部分在日本人的手上,除去日本生產的只十幾萬噸。石油工業更糟,如清宣統元年1909年新疆地方政府出銀30萬兩,從俄國購進一臺小型蒸餾釜和一臺挖井機。開始打新疆第一口油井,掀開了新疆石油工業的第一頁《新疆圖志》。年可產煤油4000斤每斤16兩計,折合2392公斤。宣統三年1911年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新疆巡撫袁大化借口經費短缺,下令停止采煉。楊增新執政時,石油仍依賴俄國輸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沙俄石油大部分運往前線,進入新疆的石油日益減少,貨稀價昂。于是于民國5年1916年撥銀5500兩,派人學習采煉技術,一年后僅楊慶熙一人返回,新疆遂決定從民國7年(1918年)2月1日起,在博羅通古、迪化縣的蘇達車、四岔口等地開采原油,“開廠制油”。 民國10年1921年建成新疆歷史上烏魯木齊開辦的第一個商辦石油企業。日產油100斤,其中燈油50斤,民國12年1923年蘇聯輸入新疆的石油猛增,致使各公私煉油廠無力競爭,被迫停產。 民國25年1936年,新疆與蘇聯聯合經營。所有采煉機械設備、技術人員均由蘇方承擔。最初日產汽油2噸,煤油1.5噸。1941年新廠建成,24小時可煉原油5.5萬加侖,也在蘇俄手上。1941年德國進攻蘇聯,盛世才開始公開投靠國民黨政府,終使生產完全陷入停頓。1943年1月19日,蘇方以保護油礦為名,將哈密駐防蘇軍號稱紅八團的載重車、坦克、武裝官兵調駐獨山子。同年6月16日,宣布:“停止獨山子油礦煉油工作,召回專家,并將自有設備運回蘇聯。”此狀況一直維持到1949年9月26日新疆和平解放。還有就是紡紗、面粉、綢緞、肥皂的生產。
1949年我國現代工業只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7%,主要產品就是煤。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出現了空前的惡性通貨膨脹,市場極為混亂。以上海為例,,物價上漲高達200倍,城鄉人民購買力低下,大批工人失業。航運可供使用的船只很少,大都是噸位小的沿海、內河輪船,許多海輪被國民黨脅迫到臺灣或香港。國民黨時期有許多稅收,如鹽稅、貨物稅、屠宰稅人頭稅、壯丁稅等。淮海戰役蔣失敗后開始作逃離打算,下令逐步把財產運往臺灣陳誠,最后蔣介石搬去臺灣的黃金和財產,關于從上海運出的黃金總量,歷來是個模糊不清的數字。李登輝在2004年曾說過這樣一番話,“不要以為臺灣今天的繁榮是國民黨抵臺時運來了960萬兩黃金,”,還有政府1948年9月至10月間,用金圓券收兌民間黃金、銀元、外幣的賬冊完全消失。兌換這150多萬兩黃金,花費了10億金圓券,而到了1949年7月,這10億金圓券竟然連1美元都換不來。以致中國老百姓在解放后手上無黃金,最多只金戒指。銀元還保留小部分。被掠奪成這個樣子,這個政府又如何能不倒臺呢?
【三】1949年前國民黨時的餓死人情況
1924年國民黨成立,與共產黨聯合北伐,1927年成功而得政權。國民黨時代22年的災害餓死人的詳細數據,今天大陸只保留未被蔣逃臺灣之時毀掉和來不及運走而遺下部分省縣資料。據這些不完全資料證明,這些資料所記載的和我爺爺(1900-1998)對我所述是完全符合的。
史載;1920--1921年,發生在華北四省區的旱災和饑荒餓死了1000萬人。直隸的800萬饑民幾乎只有一半活下來,妻兒被賣,數百萬人闖關東,饒陽境內一片荒蕪。1850-1932年,華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饑荒,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殺死女嬰的情況惡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
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
1929年斯諾出訪是由當時中華民國的交通部長孫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為了讓斯諾寫寫沿途的風光名勝,以便吸引美國的觀光客。然而斯諾第一次看到了餓殍遍野的可怕場面。他在報道中寫道:"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斯諾還采訪過大饑荒的內蒙古薩拉齊,指出那里根本就沒有兵害,卻餓殍滿地。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諾的中國》一書(EdgarSnow'sChina,RandomHouse,1981。這本書好象沒有中文譯本)中提到,"饑民的尸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這本書中有很多斯諾拍攝的駭人的饑民尸體的照片。面對這些觸目驚心的人類災難,這是引發后來斯諾到延安去見毛澤東的首要原因,并寫下《西行漫記-前所未聞的故事》電稿發回國內。斯諾指出,陜西長期以來就以盛產鴉片聞名。幾年前西北發生大饑荒,曾有三百萬人喪命,美國紅十字會調查人員,把造成那場慘劇的原因大部分歸咎于鴉片的種植。但是,當時貪婪的軍閥強迫農民種植鴉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種上了鴉片,一遇到干旱的年頭,西北的主要糧食作物小米、麥子和玉米就會嚴重短缺。 摘自斯諾《西行漫記》第四章《通過紅色大門》
1928年延續到1930年的以陜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荒,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多萬。陜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于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1928年延續到1930年的大荒,難民估計達五千多萬。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3700余萬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字,只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縣人口驟減三分之一。甘肅死人數目亦不詳。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就餓死300萬人。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法計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只及過去的三分之一。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 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二千萬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余人。河南籍作家劉震云披露(見他的歷史報告作品《溫故1942》),在他的家鄉河南省延津縣,上歲數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不堪回首。"飛螞蚱那一年,一個村餓死幾十口。"別提民國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壞得很!"就民國三十一年河南大災而言,陳布雷說,蔣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災,說省政府虛報災情。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報告里有"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樣,蔣介石大罵這是"謊報濫調",見得太多了,嚴令河南的實物征集數額不能緩免。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約翰謝偉思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河南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增加的實物稅和征收軍糧。全部所征糧稅占農民總收獲的30%-50%,其實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稅,通過省政府征收的全國性的實物土地稅,還有形形色色、無法估計的軍事方面的需求。一些政府軍高級軍官把部隊的余糧高價賣給災民,大發橫財。來自西安、鄭州的奸商,地方政府的小官吏、低級軍官,一些仍然囤積糧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惡的低價收買土地。
1938年蔣介石下令炸花園口黃河大堤以阻日軍進攻,結果平民死亡80余萬,1000余萬人流離失所,而日軍只淹死1000多人。這種抗戰實在史無前例。
陳布雷對于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政治黑暗、官吏腐敗、經濟凋敝、喪失民心而絕望,于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殺。
1943年2月,白修德同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自重慶飛抵寶雞,乘隴海線到西安,過潼關進入河南。自潼關來到洛陽。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僵尸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只是野狗從沙堆里掏出尸體并撕咬著上面的肉"。白修德的憤怒無以言表。在由鄭州返回重慶途徑的第一個電報局,洛陽電報局,白修德義憤難平,向《時代》周刊本部匆促發稿。按照慣例,國民黨中宣部要例行檢查。湊巧的是,這份電報竟躲過國民黨嚴密的新聞檢查,順利發到紐約。 白修德都會傾吐他對中國受災農民悲慘命運的深切憤慨"。他毫無不掩飾他對國民黨政府的憎惡,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說:"我開始讓每一個我認識的人憤怒起來。"
還有1931年8月17日,也就是漢口市最后被大水淹沒的時候,蔣從南昌飛上海,為宋氏母喪執緯。2日,他在南京官邸接到何應欽從南昌發來的"促請赴贛督剿"的急電。當天又匆匆乘艦再赴南昌。他坐在這條戰艦上,"由蘇而皖,自贛而鄂,上千里"地轉了一轉,算是對災區的"視察"!25日,蔣跑到漢口,9月1日發表了一通《呼吁餌亂救災》的電文。這篇奇文的重點在所謂"餌亂",悍然宣布"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計其他。"同時又對在廣州召集"非常會議"的國民黨1反1蔣1派別進行恫嚇,制造要"籌劃對粵軍事"的輿論。而對于大水災,則聲稱此屬"天然災授,非人力所能捍御",將無力更無心防災抗災的責任,推得一干二凈。如此呼吁"救災",不如說是對"救災"的諷刺。正是蔣介石政權"不計其他"的內戰決策和自上到下的腐敗無能,使千百萬人民陷入了滅頂之禍。更多的死人事件不須一一在此敘述。
陳布雷對于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政治黑暗、官吏腐敗、經濟凋敝、喪失民心而絕望,于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殺。
近百年來,較大水災平均5~6年發生1次,旱災平均7~8年發生1次。民國時代曾經累計餓死過3億以上人口。解放前上海灘的某一個寒風刺骨的早上,環衛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餓殍來。 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說;那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只有35歲,比現在非洲人的平均壽命高5歲。到1979年,中國人均壽命是68歲,比當時的印度人高14歲。不知打在誰臉上?
國民黨蔣介石統治大陸22年,因災害餓死了多少人?流離失所的又有多少?無法統計!更有甚者蔣下令炸黃河花園口堤活活淹死8.0多萬人,1000多萬人逃難,這些歷史美國歐洲的檔案館里就保存了,為何無人說呢?又為何美化國民黨、蔣介石呢?中國歷史上真正的災難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特色社會主義社會里不去作歷史教材,不去宣講,倒把共產黨和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肆意攻擊誣蔑,這樣做,無非讓全世界的人看笑話,無非讓全世界的人看清了中國人的卑鄙無恥,除此外,還能得到什么呢?
對民國時期的這些大饑荒,不少歷史學家和政府官員們是閉口不談,即使說也只避重就輕。民國時期又餓死了多少人?有人去公布嗎?當今的不少官僚和文人精英,是對那段歷史一無所知呢還是沒去研究?沒去研究又怎么提出1926到1936年是蔣介石的黃金時代?沒去研究又怎么提出蔣委員長有海般的胸懷?沒研究怎么會允許反毛小丑公開丑化共產黨和毛澤東?不少官僚和文人精英反毛小丑對蔣的歌功頌德連今天臺灣的國民黨也臉紅。對辛亥革命的頌揚也遠遠超過事實的作用。我到要罵毛頌蔣的有權有勢的文人精英們回答下列幾個問題;如果國民黨和蔣介石更比毛澤東更關心民眾,更事實上幫助民眾,如果中華民國的蔣總統比毛主席讓人民更幸福、安居樂業、國家繁榮富強,如果蔣總統的中華民國的私有制度是95%以上民眾所擁護,那么無刀無槍的共產黨,靠大刀長矛梭鏢的毛澤東領導的工農紅軍為何能打敗蔣介石的集國家資源和大炮飛機的正規軍呢?又怎么能靠小米加步槍打掉有美現代化裝備的800萬蔣軍呢?毛澤東的工農紅軍的兵無錢無吃,根本和國軍那些官兵有大把銀元收入不可比,自古丘八只為錢又有吃,而工農紅軍什么都沒有,這怎么解釋呢?
蔣時代國民黨的黑暗和官僚腐敗,蔣介石作為國民黨的蔣、宋、孔、陳四大豪強家族,居第一位,而宋丶孔二大豪強家族又與蔣為姻親。故而國民黨的黑暗和官僚全面腐敗是由蔣引起或帶頭。毛澤東貪腐了嗎?毛澤東的親戚成了豪強家族嗎?有人大大夸大主席稿費,把100多萬元夸大到幾千萬,實無恥之極。這100多萬元還包括49年前書店出版主席的書的稿費在解放后給了主席,還有就是國外付的稿費。文化大革命時期和到1975年出版發行的主席著作,黨政機關和軍隊內發的主席著作是沒標價的,去書店買的才有標價,0.78元一本。我至今有保存。
我始終不明白,身披共產黨員外衣的人,尤其有文化并有地位官銜的人為何如此對毛澤東刻骨仇恨呢?如此顛倒黑白呢?你說他沒人性吧他還宣揚孔孟之道的天地君師親,你說他沒文化吧他又是專家又是精英,你說他眼瞎了吧可天天數錢一清二楚,你說他對歷史蔣介石時代不了解吧可他又歌頌蔣介石。如此他不是共產黨員則無話可講,偏偏他還是共產黨的高官。你如此恨毛又不退出毛澤東締造的共產黨,這種現象地球上只有中國出得起。
【四】1949年后毛澤東時代
1949年10.1日新中國成立后,國際國內形勢是相當錯綜復雜的。實際上解放戰爭還在進行,除臺灣外,沿海島嶼還有舟山、馬祖、金門、海南尚待解放;在大陸上,兩廣和西南的云、貴、川以及新疆、西藏都在國民黨的統治下,戰爭還要繼續進行,衡寶戰役正在進行。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軍以美軍為主導,英國、土耳其、加拿大、泰國、新西蘭、澳大利亞、荷蘭、法國、菲律賓、希臘、比利時、哥倫比亞、埃塞俄比亞、盧森堡、南非等15個國家也派軍隊參戰。韓美麥克阿瑟上將為美軍遠東軍司令。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參戰。
在國內,國民黨政府遺留下的幾百萬軍政人員,到1950年最高峰時,這些俘虜達到550萬人,加上國民黨政府的350萬公職人員,共計900萬人。毛主席都包養了下來。
1農業方面:
中央在1950年6月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草案》。6月14日至23日,又召開以土地改革為中心議題的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討論土改法草案。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會議討論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于30日正式公布實施。隨后,中央人民政府頒布《農民協會組織通則》、《人民法庭組織通則》、《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等文件。至此,在中國延續數千年的小農個體經濟和大多數土地由地主占據、大多數人無土地的歷史到此結束。正如外國著名學者所說,毛澤東把封建的中國體制翻了個底朝天!毛澤東是人類社會和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家,哲學家和思想家。
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國還存在著大量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和商業,并且大量地存在著個體的農業和手工業。隨后依憲法進行了三大改造。農民就是由高級互助社的優越性而自發要進入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的。中央依據人民的激情,于1958年8月,作出了成立農村人民公社的決定。
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論十大關系,是經典之作,不在此贅述。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指出;
現在有些干部爭名奪利,唯利是圖。在評級過程中,有那樣的人,升了一級不夠,甚至升了兩級還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級才起床。實行農業合作化,黨內也有人起來反對。總而言之,黨內有這樣的高級干部,他們過不了社會主義這一關,是動搖的。這類事情結束沒有呢?沒有。是不是十年以后這些人就堅定起來,真正相信社會主義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問題,他們還可能說,我早就料到了的。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 要 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首先,農業關系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吃肉吃油問題,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農產品問題。這個農民自給的部分,數量極大。比如,去年生產了三千六百多億斤糧食,商品糧包括公糧 在內,大約是八百多億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歸農民。農業搞好了,農民能自給,五億人口穩定了。
合作社的積累和社員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今年如果豐收,積累要比去年多一點,但是不能太多,還是先讓農民吃飽一點。豐收年多積累一點,災荒年或者半災荒年就不積累或者少積累一點。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關于農業問題指出;
七個規劃一起討論太多了,還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眾中去鳴放、辯論。這是講長遠規劃。作了,將來不適合怎么辦?再有幾年經驗,還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條,過幾年還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個規劃總比沒有好。一共十二年,過去了兩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緊,四十條中規定的三種地區分別達到畝產糧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計劃指標,就有落空的危險。抓緊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請同志們摸一下農民用糧的底。要提倡勤儉持家,節約糧食,以便有積累。國家有積累,合作社有積累,家庭有積累,有了這三種積累,我們就富裕起來了。不然,統統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從這里看出,主席在1957年就明確提出了靠精耕細作吃飯,要提倡勤儉持家,節約糧食,以便有積累。國家有積累,合作社有積累,家庭有積累,不能統統吃光。還提出在農業技術改造后,四十條中規定的三種地區分別達到畝產糧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計劃。這充分說明了主席對農情的深知。
毛澤東1958年6月22日在報告上批示指出;
糧食、鋼鐵、機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這三件,別的也就會有了。三件中,糧食及其他農產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們應當十分注意農業問題。
毛澤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個教訓指出;
在我們對于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于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干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干,少干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余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1958年11月10日、12日對《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修改和信件指出;
(四)在注意抓工業的同時,必須注意抓農業。必須特別注意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允許用簡單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去處理有關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必須嚴格禁止和糾正假借組織軍事化的口號而打罵捆綁群眾和任意處罰群眾的現象,嚴格禁止和糾正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用所謂"大辯論"、"辯你一下",即整你一下的方法來壓服群眾的現象。2、對于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一定要采取老實態度,反對謊報成績,隱瞞缺點。無論工業、農業、文教、衛生等哪一方面的數字,也無論對內對外對上對下,都應該是多少就說多少。是好就說好,是壞就說壞。現在有一種在成績方面以少報多,怕說缺點的傾向,這是十分有害的;必須在全體干部中進行一次教育,徹底克服這種不良風氣。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提綱指出;
最近四個月內(1958年十一月到1959年二月)大鬧糧食油料大不足的風潮。一方面,省、地、縣、社黨委大批評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的本位主義,即瞞產私分;一方面,生產大隊小隊普遍一致瞞產私分,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保衛他們自己的產品,反批評公社、上級的平分主義,搶產共產。我以為生產隊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是合法的,它們基本上不是所謂不合法的本位主義,而是基本上合理合的法的正當權利。一、窮隊富隊拉平〔的〕平均主義分配辦法,是無償占有別人的一部分勞動成果,是違反按勞分配原則的。公社和縣從生產隊的總收入中抽去的積累太多,如河南,竟占百分之二十六,連稅收(國家積累)7%,共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產費20%,再加公益金、管理費(包括很大的浪費,用人太多,一個公社竟有三幾千人不勞而食,其中有的有脫產文工團180人之多),共計53%以上,社員個人所〔得〕只有47%以下,這太少了。公社是1958年秋季成立,括〈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還有三是豬雞鴨無償歸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無償歸公共食堂,以及自留地歸公,這幾項中,有些是歸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食堂房屋用具,有些則是不應當歸社而應當不動的,如全部雞鴨和一部分豬,另一部分豬應當作價歸〔社〕,而不能無償歸社。共產風就括〈刮〉起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是不能被許可的。我們只無償剝奪帝國主義的(日德意)、封建主義的、官僚資本主義的財產(生產資料),我們曾經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資料(糧食、房屋),而這些都是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并非侵占帝國主義者、地主、官僚資本家的勞動成果,他們是不勞而食的,無所謂勞動成果。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采取了贖買政策。我們怎么可對農民采取無償占有他們的一部分勞動成果呢?
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指出;
三)談一談明天晚上的問題。以鋼為綱帶動一切,(一九五九年)鋼的指標,究竟定多少為好?北戴河會議定為二千七百萬噸至三千萬噸,那是討論性的;這次要決定,鋼二千七百萬噸,我贊成,三千萬噸,我也管成,更多也好,問題是辦到辦不到,有沒有根據?北戴河會議沒有確定這個問題。因為沒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萬噸,都是好鋼,今年翻一番,一千〇七十萬噸,是冒險的計劃,結果六千萬人上陣,別的都讓路;搞的很緊報。湖北有一個縣,有一批豬運到襄陽專區,運不走放下就走,襄陽有很多土特產和鐵運不出,農民需要的工業品運不進,鋼帥自己也不能走路。北戴河會議后,兩三個月來的經驗,對我們很有用,明年定為二千七百萬噸至三千萬噸,難于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種辦法,把指標降低。我主張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萬噸有無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鶴壽、趙爾陸他們已經睡著了,我從被窩里頭把這幾位同志拖起來,就是講,不是什么三千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而是一千八百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昨天晚上,我跟大區和中央幾個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萬噸有無把握,我們所得到的根據不足。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已經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并為此奮斗,打我屁股與你們無關,無非是將來又搞個馬鞍形,過去大家反我的冒進,今天我在這里反人家的冒進。昨晚談的似乎一千八百萬噸是有把握的,這努力可以達到,不叫冒進,明年要搞好鋼一千八百萬噸,今年一千一百萬噸鋼,只有八百五十萬噸好的。八百五十萬噸翻一番,是一千七百萬噸。一千八百萬噸翻一番還多,這樣說是機會主義嗎?你說我是機會主義,馬克思會為我辯護的,會說我不是機會主義,要他說了才算數。還說我大躍進,不是大躍進,我不服。一千八百萬噸,我覺得還是根據不足,好些關未過,你們修改文章,要證明什么時候過什么關,選礦之關、洗礦之關、破碎之關、選煤之關、冶煉之關、運輸之關、質量之關,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過關。現在有些地方已經無隔宿之糧(煤、鐵、礦石)有些廠子因運輸困難,目前搞得送不上飯,這是以鋼為例,其他部門也都如此。有些關究竟何時能過,如果沒有把握還得下壓,一千五百萬噸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萬噸,再有把握、二千二百萬噸,再有把握二千五百萬噸、三千萬噸我都贊成,問題在于有無把握。華北去年只有六十萬噸,今年一百五十萬噸,明年打算四百萬噸,今年增加1.7倍,這是馬列主義。明年增加到四百萬噸,這是幾個馬克思主義了,你辦得了嗎?你把根據講出來,為什么明年搞這么多?我看不能隨便批評XXX,也不能隨便批評XXX,因為基數大了,西北去年只有一萬四千噸,比蔣介石少一點。今年五萬噸,超過蔣介石,明年七十萬噸,增加了十三倍,這里頭有機會主義嗎?華南去年二千噸,今年六萬噸,增加三十倍,馬克思主義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萬噸,增長十倍。這些數字,還要核實一下,要各有根據,請富春同志核實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聲。又如鐵路,原定五年只搞二萬公里,現在幾年就搞二萬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這樣多?(XXX:明年第一季度,只有二百九十萬噸鋼材,加上進口,不過三百萬噸,不夠分配,進口要三萬噸,只能給一萬噸)呂正操,沒有鋼怎么辦?成都會議是五年二萬公里,現在1958年就搞了兩萬公里,呂正操的報告氣魄很大,我很高興,問題是能不能辦到,有沒有把握,要找出根據,還有什么辦法?----例如湖北第一季度地方要鋼材八萬噸,武鋼要七萬五千噸,六十五萬五千噸,而中央只給七萬噸,所以那些項目是建不成的。不給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災民就有各種辦法抵制我們。例如區上,為填表報,專設一個假報員,專門填寫表報,因為上面一定要報,而且極少了,不像樣子,一路報上去,上面后以為真,實際根本沒有,我看見現在不少這樣的問題。今年究竟有沒有八百五十萬噸好鋼?是真有還是報上來的?沒有假的嗎?調子上來就有虛假,我看實際設有這樣多。
(四)作假問題。公社決議(按:指鄭州會議提出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初稿)現在要搞成指示,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有一個公社,自己只有一百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二百頭大豬,參觀后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么?過去打仗發捷報,講俘虜多少、繳獲多少,也有這樣的事,虛報戰績,以壯聲勢,老百姓看了舒服,敵人看了好笑,欺騙不了的。后來我們反對這樣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實,才不敢作假了。其實,就都那么老實嗎?人心不齊,我看還是有點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實。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世界上的事,沒有一項沒有假,有真就有假。沒有假的比較,哪有真的?這是人之常情。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什么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你說一萬噸也沒有,那當然不對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嗎?又比如糧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先說九千億斤,后來又壓到七千五百億斤到八千億斤,這是否靠得住?(譚震林:七千五百億斤到八百億斤,差不多。)(XXX:九千億斤,已經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億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七千五百億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丟掉不要緊,物質不滅,變了肥料。農民很愛惜,聽說又收第二道。---"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有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巢湖怎么端得起來?即使檢查了,也還要估計到里頭還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來,人家開了會,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
要估計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再有一種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對付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的。中南海有個下放干部寫信回來說,他所在的那個公社規定要拔掉三百畝包谷,改種紅薯,每畝紅薯要種一百五十萬株,而當時包谷已經長到人頭那么高了,群眾覺得可惜,只拔了三十畝,但上報說拔了三百畝。這種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說,他的家鄉河北某地,過春節時,要大家澆麥子,不讓休息,老百姓有什么辦法,只得作假。夜間在地里點上燈籠,人實際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見遍地燈光,以為大家沒有休息。湖北有一個縣,要群眾日夜苦戰,夜間不睡覺。但群眾要睡覺,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見干部來了,大家起來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覺。這也是好的造假。總之,一要干部有清醒頭腦,一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不要受騙,不要強迫命令。不然,人家起來放哨怎么辦?現在有種空氣,只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就臉上無光,講實話沒有人聽,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后面,沒有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六千萬人上陣,阜陽五萬人口無鐵無煤,還不是聽共產黨的話沒錯。命令六千萬人搞鋼是有強制性的。是北戴河會議,幾次電話互譯逼上梁山的。這種強制性,強制分配勞動,到現在還不能沒有。如果自由報告,自由找職業,誰愿意釣魚就釣魚,畫畫就畫畫,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億人唱歌,一億人跳舞,一億人畫畫,還會有糧食啊?那就要滅亡了。有人說,兩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進入共產主義,是否可能?要進,鞍鋼先進,遼寧后進,(他們2400萬人中有800萬人在城市),而不是別省,中國就那么厲害?我們還只有幾年,就起野心,這可能不可能?有許多人想:中國可能先進入,因為我們找到人民公社這條路。這里有個不可能,也有個不應該。一塊錢工資怎么進入?這些問題不好公開討論,但這些思想問題要在黨內講清楚。
1959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指出;
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于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制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同時,許多公社和縣從生產隊抽取的積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費又包括很大的浪費(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員不勞而食或半勞而食,甚至還有脫產文工團)。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并且以隊的核算為基礎。在社與隊、隊與隊之間要實行等價交換。
六中全會公社決議的一套制度,二個半月來根本沒有實行。實行了集體福利、公共食堂、勞動與休息。問題不這樣提,共產風會繼續發展。我提議請你們開一個六級干部會,找一批算賬派參加。
十二句話應再加兩句價值法則,等價交換。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適當積累,合理調劑,收入分配,由社決定,多勞多得,承認差別,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不解決這個問題,大躍進就沒有了。
趙紫陽的報告和內部參考中的材料你們看到沒有?我就不相信長江、珠江流域馬克思主義就那樣多?我抓住趙紫陽把陶鑄的辮子抓到了。開條子調東西調不動,就讓許多人拿秤去秤糧食,群眾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進而進行神經戰,一頂帽子"本位主義"一框----。什么叫情,情者情況也,等價交換也,不是人家本位主義,而是我們上級犯了冒險主義,翻箱倒柜,"一平、二調、三收款",一張條子,一把秤,一頂帽子,這是什么主義?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錢就往那里跑。你不等價交換,人家人財兩空,我們許多政策引起他們下決心這樣做,這是合法的。我們領導是沒有群眾支持的。當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鍋碗筷,去年工業抗旱,大鬧鋼鐵,獻工獻料,什么代價也沒有。此外,還要拿人工,專業隊都要青年,還有文工團都是青年,隊長實在痛心,生產隊稀稀拉拉。這樣下去一定垮臺,垮了也好,垮了再建。無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
無代價的上調是違反中央的,要搞工業,不搞農業,未到期的貸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兩條腿走路?人民公社正在發展,需要支持,不能攔路搶,李逵的辦法,文明的辦法叫做"剪徑",綠林豪杰叫"剪徑",現在綠林豪杰可多了,你們是否在內。
你們認為怎樣才能鞏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調、三收款,我看這樣下去公社非垮臺不可。糧食供給要堅持下來,"無竹令人俗,無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筍炒肥肉"。多種經營,付業生產都要歸隊辦。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的信指出;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糧食問題指出;
(二)下年度銷售計劃,我感覺不但一千零二十億斤是太多了,這個文件上調整為八百五十五億斤,似乎也略為多了一點。是否可以調整為八百億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億斤呢?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余歸己,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干,糧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飽吃好,可不可以這樣做呢?(三)多產糧,是上策。田頭地角,零星土地,誰種誰收,不征不購,主要為了解決飼料,部分為了人用。恢復私人菜園,一定要酌給自留地。凡此種種,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豬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細地安排過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實際產量安排過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過得還不錯嗎?這樣做,農民的糧食儲備就可以增得較多了。手里有糧,心里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關于發展畜牧業問題指出;
我建議,共產黨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以及管理區、生產隊、生產小隊的黨組織,將養豬業,養牛養羊養驢養騾養馬養雞養鴨養鵝養兔等項事業,認真地考慮、研究、計劃和采取具體措施,并且組織一個畜牧業家禽業的委員會或者小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組成,以一位對于此事有干勁、有腦筋而又善于辦事的同志充當委員會或小組的領導責任。就是說,派一個強有力的人去領導。有人建議,把豬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馬、牛、羊、雞、犬、豕(豕即豬)",而是"豬、牛、羊、馬、雞、犬"。我舉雙手贊成,豬占首要地位,實在天公地道。我國的肥料來源第一是養豬及大牲畜。一人一豬,一畝一豬,如果能辦到了,肥料的主要來源就解決了。這是有機化學肥料,比無機化學肥料優勝十倍。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化肥工廠。
毛澤東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指出;
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
毛澤東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徹底糾正"五風"指出;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報告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一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后新情況報告一件,供你們參考。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
毛澤東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指出;
我們在井岡山時期紅四軍的布告中就講平買平賣,"八項注意"中就有買賣公平這一條。平買平賣就是等價交換。我們歷來主張買賣公平,等價交換。公社在短短的時間內,搞來了那么多東西,怎么搞來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堅決退賠。縣、社兩級和有關部門都要退賠,有實物退實物,有錢退錢。----誰平調了誰賠。社、縣、省這一頭賠了,少了,那一頭就有了;這一頭空了,那一頭就實了。那一頭就是幾億農民。要糾正"共產風",就要真兌現,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苦一下、痛一下,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一平二調是上面搞出來的,誰搞誰負責。
我們搞了十八條,十四句話,也搞了六條指示,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刮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后矛盾,對不起來。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后,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干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一九六○年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刮了。
主席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是人民公社成立才二個多月時,從主席講話中已明確看出了公社剛成立,就有人造假,正如主席講"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么?過去打仗發捷報,講俘虜多少、繳獲多少,也有這樣的事,虛報戰績"。這個武昌會議是為了繼續糾正"左"傾錯誤,繼以前幾次會議后,于1958年11月21~27日,又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反復強調,要糾正"左"傾錯誤。其主要之點:批評搶先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空想。毛澤東說: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指某某某),我看不符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現在一吹,吹得那么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
主席強調"壓縮空氣",把高指標壓下來。11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有點右傾機會主義了。 毛澤東在1958年11月武昌會議上反復說: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1958年毛主席在武昌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嚴厲反浮夸共產風后,浮夸共產風并沒有得到糾正,反而繼續在進行。看主席在1959年春給小隊級的信,就能明白主席講話指示對某些人根本起不了作用,這又那來專制?
那么,又是誰在"橫豎浮夸、衛星、爭名譽、造假呢"?是毛澤東本人嗎?參加這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人難道都把這些忘了?某些研究黨史的人又研究到那里去了呢?難道專門研究如何說謊言造假嗎?重蹈58年的覆轍嗎?
在五十年代中期中央已分一線、二線了。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想要使國家安全,鑒于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么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的問題,就做了改變。
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么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贊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么好。我也有責任。為什么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注:鄧小平實際職務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常委里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于信任別人。這說明了除毛主席在二線外,國家主席、黨的副主席劉少奇、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以及周總理等均為一線,農業是劉、鄧主管。
以糧為綱、多種經營、全面發展、反浮夸、反造假、反共產風、反"一平、二調、三收款"就是毛澤東一直強調的。是各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多次講的話題,可謂苦口婆心了。
然而,主席去世后,78的十一屆3中全會就迫不及待的分田單干,這做法和大躍進時期解散人民公社是一脈相承的。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十一屆第六次全體會議又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卻指出,(17)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但是,更由于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從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后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八屆八中全會關于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斗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一九六○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并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
這個決議,完全違背歷史事實,抹去真相,顛倒是非,自我粉飾。而且根本不提1957年以來的成都、鄭州、武昌、等會議上毛澤東的反造假、反浮夸、反共產風的講話和嚴厲批評,也根本不提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六十條、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的信、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關于發展畜牧業問題等各問題的批示。也根本不提一線、二線負責問題,反而把責任歸于毛澤東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甚至于說是毛主席頭腦發熱。隨后,右派和某些學者便在此決議之庇護下,把河南信陽、安徽、四川、山東、甘肅的造假、高征購、求政績和嚴重違紀,以至餓死人的責任全部栽到主席身上。并無限夸大餓死人的數據,從二千多萬到七八千萬人。根本無視49年全國只47500萬人,1960年全國六億來人的事實。重災只五省,還不是五省全部地縣,那來餓死四千多萬到七八千萬人?如真餓死了四千多萬到七八千萬人,那么責任也是全由劉、鄧負責,因他們才是一線具體負責人。另外,一個是黨的付主席,另一個是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兩人均主持日常工作和主管農業,如果能執行主席的指示,執行中央的決定,落實主席的講話,三年困難和餓死人的事就不會發生。如果在59年能執行主席給小隊信中的意見,也不會發生餓死人的事。這些是不能否定的歷史證據。為何不提出來呢?決議中隱含了只有他的領導,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人們如果沒有健忘,"反右傾"專案組組長和反右政策丶定性等不就是這個組長嗎?講劉伯承丶粟裕不能平反不就是這個組長嗎?摘"右派分子"帽子和對戰犯的特赦是從1959年建國10周年國慶時,怎么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會后開始呢?廬山會議就不在此談了。
無恥文人們,你們看看主席從1956年論十大關系起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的一系列指示,和武昌、鄭州、成都、北戴河、上海等等大小會議上的講話,你們為何不講?能毀掉嗎?毛澤東反浮夸造假反了整整5年,到1961年才好些。這根本抹不掉!你們拿出否定這些證據來嘛!不能嘴巴如妓女的逼不值錢。
‘一平(平均主義)、二調(無償調撥)、三收款'的‘共產風'盛行,‘休耕制'‘敞開肚皮吃飯'一類就是賊喊捉賊。
主席講;明年增加到四百萬噸,這是幾個馬克思主義了,你辦得了嗎?你把根據講出來,為什么明年搞這么多?西北去年只有一萬四千噸,比蔣介石少一點。今年五萬噸,超過蔣介石,明年七十萬噸,增加了十三倍,這里頭有機會主義嗎?華南去年二千噸,今年六萬噸,增加三十倍,馬克思主義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萬噸,增長十倍。這些數字,還要核實一下,要各有根據。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聲。這里的南方這個人從二千噸浮夸到明年六十萬噸,這不是放衛星吹牛皮?本性不改,80年后又改不了吃屎!
這里的南方這個,主席又是批評誰呢?主席曾多次說過,我是孤立的。寧都會議解主席的一切職權時,主席就說;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處理。"中斷了幾秒鐘,他又說了兩個字"完了"。
毛澤東在1965年接見一個外國共產黨的代表團時,曾回憶起這段被打入冷宮的往事。毛澤東風趣的說:"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后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在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的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1965年2月的一天,周恩來到毛澤東處匯報工作,其中談到對經濟指標黨內有不同意見。毛澤東說,"理無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這句話是30年前,即江西蘇區時期,在寧都會議上說的。在那次會議上,博古、張聞天、顧作霖、項英等人,對毛澤東進行了批判,并剝奪了指揮四次反"圍剿"勝利的毛澤東的兵權。周恩來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對毛澤東不服判決的發言印象深刻。于是,周恩來就檢討自己保守。毛澤東擺擺手,笑言道:恩來,你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往自己身上攬,你不用多慮,有些人是覺得我毛澤東的思想過時了,不想跟我走了,可是,你還會跟我走的。
那些手握毛澤東建立的新中國的國家權力的人瘋子樣誣蔑毛主席。三年自然災害時,造成了5個省有餓死人現象,這些卑鄙無恥小人根本不反思自己不執行中央關于人民公社的組織及管理,違反毛主席及中央關于人民公社的政策,搞形左實右,破壞人民公社制度,有些參與嚴重違紀致群眾餓死,本來罪大惡極,但在主席去世后,便把自己干的這些罪惡不僅強加到主席身上,而且任意無限夸大事實,自以為一朝手握大權,便肆無忌憚篡改歷史,還作出什么決議強迫人接受。甚至于某些自謂學者,根本不知如何研究歷史,把片面之詞,把罪犯丶盜賊的言論作為"史料證據",肆無忌憚的內外上下的以官方權威"宣稱;第二,大躍進、餓死人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那些無教養的右派便更加猖獗加以發揮說什么"共產黨從來就沒干過好事,毛澤東餓死人超過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是希特勒---"。而且不受官方任何制止或處置,反而洛陽群眾清明自發紀念主席時反被國家權力機構暴力抓捕,甚至警察公然叫囂"社會主義就是不好,我就是毛主席"。這是令人震驚!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指出;艾奇遜說:“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里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由以上艾奇遜的言論給我們提供了1949年蔣統治時期中國農村的現狀證據,那就是中國人民生活在饑餓災害的水深火熱之中,在死亡線上掙扎。清朝末年中國人口無確切數據,但辛丑條約人口從中日馬關條約,日本要求的賠款數目就是當時中國的人口吧,4億5000萬兩。即4億5千萬人,辛丑條約賠款也叫庚子賠款。賠款按中國當時人口計算,每人一兩,共計四百五十兆兩,分39年還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計高達9.82多億兩,各省"地方賠款"還有0.2億兩以上。因此,總數達白銀10億兩以上。那么庚子賠款中國人也是4億5千萬人。到1949年解放時中國當時人口4億7千5百萬人。從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起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止,49年時間才增加2500萬人。這個事實怎么精英們忘了去研究呢?大肆宣揚蔣介石功德的小右派小漢奸們,如果沒有毛澤東,安蔣介石政權49年才增加2500萬人,你們還是孤魂野鬼做不了人身嘛,你們有何理由辱罵毛澤東呢?蔣政權又死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沒法生存?為何不說?
主席說;按照艾奇遜的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艾奇遜在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面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然而,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尤其大躍進后,即使受到嚴重的4年干擾破壞,到主席去世時不僅研究出了世界上首次的高產雜交稻和雜交小麥,讓世界各國前來學習,而且糧食自足還有出口,也徹底宣告了美國艾奇遜的結論的破產。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徹底解決了數千年不能解決的吃飯問題。資改派把解決了數千年不能解決的吃飯問題歸功于18戶有1000多畝良田,而年年靠政府的救濟糧生存的懶漢村小崗村的單干,這是無恥之極。單干能解決數千年不能解決的吃飯問題,還輪得到你們嗎?中國的那些相信資改派謊言的人歷史知識等于零,他們連中國的歷史和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
周總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增產一點四倍,棉花增產四點七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農田水利建設,是大躍進中在農業方面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群眾性運動。數億農民和廣大水利工作者,忍饑耐寒,長年苦戰在工地上,從事著造福于子孫后世的艱苦事業。到主席去世共建水利水庫近九萬座。如1958年1月,開始修建十三陵水庫,1958年6月30日建成。1958年春,修建全長170公里的淮沭新河。
1958年5月1日,黃壇口水電站成功發電。1958年5月1日,河南林縣英雄渠建成通水。1958年7月,響洪甸水庫竣工,58年4月響洪甸水電站興建,1959年9月一號機組發電。1958年,廣東臺山修建長坑水庫。1958年9月,密云水庫開工建設,1960年9月密云水庫建成。
1958年11月18日,海河攔河大壩合攏使海水不再溯內河。從此咸淡分家。1958年11月22日,黃河三門峽截流工程完成。許家崖水庫,始建于1958年10月,1959年10月19日主體工程建成并攔蓄洪水。唐村水庫,1958年11月開工,1959年10月建成蓄水。會寶嶺水庫,1959年12月建成。
日照水庫,1958年10月開工,至1959年6月建成蓄水。小仕陽水庫,1958年10月開工,主體工程于1959年6月基本完工。陡山水庫,1958年9月開工,1959年7月建成。拔山青峰嶺水庫,1959年11月開工,1960年建成。
新安江水電站,1957年4月動工興建,1959年9月21日截流,1960年4月22日投產。1958年底,僑鄉福清東張水庫建成,1959年11月11日東張水庫低干渠電站建成。
1958年9月27日劉家峽水水利樞紐工程動工修建,1960年1月1日實現大河截流,1961年停工緩建,澆筑混凝土13.4萬立方米。1964年正式復工,1968年10月下閘蓄水,1969年4月1日第一臺機組發電,1974年底五臺機組全部相繼投產,樞紐工程竣工。1960年4月,西藏拉薩納金水電站建成。
1960年,河南省林縣紅旗渠破土動工,歷時9年,于1969年7月竣工。1960年2月24日,黃河青銅峽水庫攔河壩合龍截流。南塘水庫,1958年修建。江西袁惠渠,1958年修建,可以灌溉農田40萬畝。
亞洲最大沙漠水庫-甘肅民勤縣紅崖山水庫,始建于1958年。甘肅引洮上山工程,1958年6月動工。
河南許扶運河,1960年,附近27個人民公社用1個月的時間挖成的,可以通行載重40噸的貨船,還能用作防洪、灌溉、發電、水產。、涿鹿人民公社劈山大渠工程,始建于1958年3月,1960年完工。
國民黨時代又做了什么???
2,毛澤東時代工業方面
工業上呢?單從大躍進后的一九六四年起,總理說;工業總產值一九七四年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鋼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兩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棉紗增長百分之八十五,化學纖維增長三點三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即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
而大躍進中,全國新建鋼鐵廠計43座,現在的所謂國企,就是那時建起來的。而且當今有些人把3萬來人的企業稱作超特大型企業!這是很幼稚可笑的。正式職工五六萬人,連家屬一起十多萬人的工廠在毛主席時代那是常事!尤其在鋼鐵和船舶飛機行業均是如此,有些工廠工人就超10萬人!要不然怎么會有省部級的廠長呢?
毛澤東時代中國鋼鐵業:寶鋼股份原稱寶山鋼鐵廠,1978年12月23日在上海破土動工,1985年9月投產。
武鋼股份,武漢鋼鐵廠是新中國成立后興建的第一個特大型鋼鐵聯合企業,于1955年開始建設,1958年9月13日建成投產。1953年2月成立馬鞍山鐵礦廠,馬鋼全面恢復生產。1958年8月11日,馬鞍山鋼鐵廠正式成立。1964年7月29,我國第一個直徑為840毫米的整體車輪在馬鋼誕生,結束了我國車輪輪箍長期依賴進口的歷史。包頭鋼鐵廠,1954年建廠。
鞍山鋼鐵廠,1953年3月19日,完全依靠自己力量修復的鞍鋼8號高爐開工。
邯鄲鋼鐵廠,1958年建成投產。攀枝花鋼鐵廠,1965年春開工建設,1970年出鐵、1971年出鋼、1974年出鋼材。
唐山鋼鐵廠,1952年,唐鋼在國內率先試驗成功側吹堿性轉爐煉鋼技術;1953年,在國內率先試制成功高鋁質耐火材料;1958年,又在國內率先試驗成功了側吹堿性轉爐富氧煉鋼技術;1960年,作為國內首批企業建設了一套連鑄機。濟南鋼鐵1958年建廠。
首鋼始建于1919年,解放前30年累計產鐵28.6萬噸。1958年建起了側吹轉爐,結束了首鋼有鐵無鋼的歷史,1964年建成了我國第一座30噸氧氣頂吹轉爐,在我國最早采用高爐噴吹煤技術,70年代末首鋼二號高爐成為當時我國最先進的高爐。
太原鋼鐵廠,1952年9月,煉出我國第一爐不銹鋼。1954年,軋制出我國第一張硅鋼片。1958年8月,太鋼1053m3高爐、1000mm初軋機。1966年8月,中國第一套萬能、爐卷軋機投產。本溪鋼鐵廠“一五”計劃時期,本鋼被國家列為重點建設項目,開始了建國后的第一次大規模擴建、改造,生產能力迅速擴大。江蘇沙鋼集團,1975年建廠。
八一鋼鐵建于1951年,是駐疆解放軍和新疆各族群眾艱苦奮斗、節衣縮食創建起來的。浙江鋼鐵廠,成立于1958年。1958年建成投產的廣州鋼鐵廠。南京鋼鐵廠始建于1958年。萊陽鋼鐵廠始建于1970年1月。安陽鋼鐵廠,1958年建廠。
西寧特殊鋼鐵廠建于1964年,由本溪鋼廠整體搬遷代號五六廠。
撫順特鋼是我國大型特殊鋼重點企業和軍工材料的研發基地,被譽為中國的"特鋼搖籃",為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第一枚導彈,第一艘潛水艇和多項國家重點國防工程提供了大批關鍵的特鋼新材料。
韶興鋼鐵廠,成立于1966年。長城鋼廠,創建于1965年。柳州鋼鐵廠(柳鋼),1958年創建。
酒泉鋼鐵,始建于1958年8月,1961年自然災害暫緩。1964年7月二次上馬,出鐵。
成都鋼鐵廠是四川省最大的建筑鋼材生產基地,始建于1958年。承德鋼鐵廠改稱,“承鋼”,是國家“一五”時期前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之一。
三明鋼鐵廠,興建于1958年。
金瑞原山川機床鑄造廠成立于1965年。凌源鋼鐵廠始建于1966年。成都無縫鋼管廠組建于1958年。大冶鋼廠,大冶鋼廠一期工程(1954.6—1958.12)竣工投產。1965年實現“轉普為優”即由普通鋼廠轉為特殊鋼廠。1967年建成RH真空脫氣裝置,增設2.5噸電渣爐,開始生產特殊不銹鋼管。1970年建成銅錄山銅鐵礦,1971年正式投產。1965年至1975年先后進行了三次革新改造。
華菱鋼鐵下屬漣鋼、湘鋼、衡鋼。(1)漣源鋼鐵廠1958年建廠。(2)衡陽鋼管廠,始建于1958年。 (3)湘潭鋼鐵有限公司,始建于1958年。
重慶鋼鐵廠,1950年軋制生產出我國第一根鐵路重軌,鋪筑了新中國第一條鐵路——成渝鐵路。
東源1964年定名為重慶鋼鐵廠第四鋼鐵分廠。大連鋼鐵廠1953年6月,大連鋼鐵工廠改名為大連鋼廠。南昌鋼鐵廠、江西鋼廠、江西新余鋼鐵廠、萍鄉鋼鐵廠、洪都鋼廠。等等共43座鋼鐵廠。全建成后以最低每廠年產100萬噸鋼計,也有4300萬噸,何況半數左右生產能力在300萬到500萬噸以上,因此,鋼鐵產量15年超英趕美又錯在哪里?蔣介石時期22年又做了什么?
周恩來總理在四屆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吿中,所講的一段話.他涚:"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這條路線,使我們戰勝了帝國主義的封鎖,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任憑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風潮起伏,我國經濟始終扎實地蓬勃發展。我們要永遠堅持這條路線。"
周總理講這番話時,正是右傾翻案風者攻擊文革之時,他們胡扯什么中國國民經濟正處在漰潰的邊緣。周豪邁的代表中國政府向全世界宣怖:中國既沒有外債,也沒有內債,物價穩定,市場繁榮,已成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強國。可在企業改制的昨天,資改派睜著眼睛說瞎話,無端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時代。極力抹煞工業學大慶的豐碩成果,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毛主席去世后下馬的國防軍工尖端項目達200項之多,這些不少領先于美國或緊跟在美國之后。這能否定嗎?如果一直按毛澤東思想走下來,可以說今天的中國豈會再受辱?!
當前民族確已處于十分危亡的時候了!
如果不資改,今天的中國絕對和美國不相上下,既不會有新的黑社會重現,更不會有失業和各種嚴重危機。更不會有地球人只中國種轉基因主糧,平民又被強迫吃轉基因主糧的天下奇冤!又怎么會被奧巴馬講中國是1911年的美國呢?這不正說明了我們倒退了整整100年嗎?2010年奧巴馬還在訪問澳大利亞前,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采訪時,通過電視鏡頭向全世界明確宣布: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如果說1949年艾奇遜還是要打開中國市場,要中國從美國進口面粉的話,61年后的美國總統卻要中國自動消亡了。
美國總統奧巴馬還說,中國在發展的時候要承擔起國際上的責任。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出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
奧巴馬的話中要中國領導人想出個什么樣的新模式呢?中國領導人應該是知道的,有頭腦思考的人也知道,就是奧巴馬說的: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要讓世界(實是美國和歐洲)不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你中國領導人就必須想出不讓人類的悲劇和災難的發生的模式,那是心知肚明的。
主席去世34年,資改33年后,奧巴馬這里就是明確表達了"新模式"就是中國人要快速減少到2億以下。怎么快速減少,是你中國領導人的事,其中也隱含著如果你中國領導人想不出"新模式",那么就會面臨美歐日牽頭和其他國家參加的新的對中國的大戰,以通過戰爭達到滅亡中國的目的。這就是身為美國總統的奧巴馬的話釋放出的信息。轉基因主糧就是一個"不讓地球無法承擔的新模式"。這也是北京至今支持轉基因主糧的原因。因可避免戰爭圍剿!
從蔣介石的22年統治到毛澤東的27年,我們應該可以看得很清楚黑白和是非了。也可分出優劣了。
當前民族確已處于十分危亡的時候了!
附文:
浮夸風的始作俑者
作者:環衛工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震撼環球的時代最強音標志著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已基本結束。帝國主義被驅逐出去,封建主義基本上被消滅,代表官僚資本主義的蔣家政權退居臺灣的幾個海島。在重大歷史關頭,新中國何去何從,走什么樣的道路,構建什么性質的社會制度,便成了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的大問題。
在此時期內,中國共產黨高層為新中國要走什么社會道路的問題發生了分歧,毛主席提出要“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但是頭號走資派提出“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論點當時受到毛主席的尖銳批評:“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在文化大革命中,“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論點又受到革命群眾的嚴厲批判。一個國家的社會性質,是由其當時的階級、政治和經濟等狀況所決定的。中國共產黨于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六屆代表大會之所以將中國的革命性質確定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是因為當時中國還存在帝國主義勢力,地主階級私有土地制度還沒有推翻,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舊政權還統治著中國。在新中國建立后已經推翻了“三座大山”,民主革命已經完成,革命的性質應當隨之而改變,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如果當時照某些人的主張辦理,革命仍然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那么勢必保護和發展資本主義,中國無產階級仍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何以得到解放?而“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思想實質就是為了維護剝削制度,使少數人占據大量社會財富,繼續剝削和壓迫多數人,因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代表人物劉少奇在天津毛紡廠講話時大力贊揚資本家剝削有理,資本家剝削有功。他還明確提出:“現在還必須有剝削,還要歡迎剝削,工人在要求資本家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他這種維護剝削階級利益的思想在農村革命中的表現更為突出和具體。提出發展富農經濟和土地出租自由、雇工自由、放貸自由等“四大自由”。1950年1月23日,他在批發中組部《關于“農村支部工作指示”的意見》中,答復東北局的請求的信中提出:“單干”和“雇工”是黨的政策是允許的。并說東北局所主張的通過“變工組”與“合作社”向集體經濟方向發展是錯誤的。他還明確地說:我們的意見黨員參加變工組與否,應有完全的自由,黨不得加以強制。……如果在今天過分強調黨員不準剝削別人, 必須參加變工組,并必須起帶頭作用等勢必使部分黨員對生產消極。“各地經驗均已證明,黨員不雇工,群眾即不敢雇工。”這種政治主張與改革后共產黨員下海成為資本家、資本家加入共產黨,其政治方向和性質是相同的,同樣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我們不妨再設想一下,如果當時照此辦理,土改后的廣大農村必然出現新的階級分化,因為小生產者每時每刻大量地自發地產生著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不過中國的革命進程沒有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而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勝利完成,由個體和私營企業變為國營和集體經濟,實現了《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第一個決裂,即與私有制經濟決裂。但卻有人攻擊社會主義改造“搞早了、搞糟了、搞錯了”。
1956年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后,1958年掀起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當時將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稱之為“三面紅旗”。那是一個催人奮進的年代,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創造了許多奇跡。但卻被走資派們稱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xxx還說當時毛主席頭腦發熱,劉少奇和他頭腦不熱。這話只說對了一點,即他頭腦不熱是真的,因為那時全國人民都忙于建設社會主義,xxx卻集聚一些人在一起打橋牌,這樣的人自然對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冷眼旁觀。但大躍進運動取得的驚人成就是誰也抹殺不掉的。
1958年3月17日第一套電視發送設備試制成功;1958年4月12日第一臺40馬力柴油拖拉機出廠;1958年6月1日第一臺最大的平爐在鞍山鋼鐵廠建成出鋼;1958年7月17日第一個最大的煉鋼廠武鋼煉鋼廠開工興建;1958年9月14日第一臺內燃發動機車試制成功;1958年12月28日,第一艘由蘇聯設計中國制造的排水量2.21萬噸的遠洋貨輪“躍進號”下水試航;1959年1月1日,第一臺138噸交流電力機車試制成功;1960年第一座大型氮肥廠試制首批氮肥;1962年第一臺1.2萬噸壓力自由鍛造水壓機制成。上述成就現在看來并不令人驚奇,但當時卻為中國的鋼鐵、機械制造、交通運輸、電力、電視以及航海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在當時卻是全國人民歡呼鼓舞的大創舉,因為新中國是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那個年代,除所列上述巨大成就以外,還在大慶找到了油田,推翻了“中國是貧油國”的錯誤論斷。為中國石油事業的發展創下了良好開端。
更令人自豪的是,在尖端科學方面也邁出了重要步伐。1958年6月,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開始運轉,同時還建成回旋加速器;1959年9月,第一臺每秒運算1萬次的快速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試制成功,為發展國防事業奠定了基礎。當時在交通和水利方面也取得了驚人成就,如全長1000公里的寶成鐵路于1958年1月全線通車;全長698公里的鷹廈鐵路于1958年1月全線通車;全長1000公里的包蘭鐵路于1958年3月通車;1958年3月1日,昆明鐵路與越南鐵路正式開始國際聯運;1959年2月7日,全長605公里的黔貴鐵路通車;1960年1月1日,全長1315公里的蘭新鐵路通車。蘭新、寶成,黔貴、包蘭、鷹廈等鐵路的建成對改善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區內陸交通條件和發展經濟發揮了重大作用。另外,在此短時間內,還建成了重慶白沙沱長江大橋和鄭州黃河大橋,結束了長期以來的輪渡歷史。特別應當提出的是,在“三面紅旗”指引下在興修水利方面的偉大成就,且不談全國的全部水利工程,只點部分項目。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庫;1958年11月18日海河提河大壩合攏;1958年12月9日,黃河三門峽截流工程全部結束;1960年1月1日黃河劉家峽水庫勝利截流;1960年河南林縣 紅旗渠破土動工……全國各省還修建一大批水利工程,如北京的十三陵水庫,河北省保定地區的王快水庫,石家莊地區的黃壁莊,崗南水庫。這三座大型水庫除了為當地的灌溉與民生服務外,還向首都北京輸送飲用水。在那個時期還造就了一大批電力灌溉區,為提高農業生產起到了巨大作用。而改革開放后,卻忙于私有化,罄盡國力、借助外力發展資本主義,而忽略了農業基礎設施,才出現了西南五省市遇到大大旱而束手無策的慘景。如果執行毛主席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建國方針何止以出現這樣的結果。在大躍進的推動下,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1960年1月22日,新華社發布:“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提前三年勝利完成。
當然在這個時期所出現的“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也是不可忽視的。這股“左”的思潮所“造成的危害”也是不能容忍的,但“五風”的始作俑者不是毛主席,而是劉少奇等人。當時國際風云激蕩,因蘇聯變修,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轉移到中國;伊拉克反帝斗爭勝利,宣布成立獨立的伊斯蘭民主共和國,美國出兵中東;美帝與臺灣的蔣介石政權簽訂“共同防御條約”,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美國與印度反動派和西藏農奴主頭子達賴喇嘛相互勾結,準備發動叛亂……針對這一系列的國內國際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毛主席于1958年6——10月把主要精力置于研究馬列主義理論,批判修正主義,思考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統治等問題。還親臨前線,指揮炮擊金門,將美帝侵略中東的兵力吸引到臺灣海峽來,以減輕中東人民的反帝壓力。還要考慮西藏問題,如何準備對付以達賴為首的農奴主的反叛問題。因此讓劉少奇主抓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大煉鋼鐵運動。劉少奇作為領導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線人物,利用手中權力掀起一股“左”傾潮流。
在“五風”中尤以共產風和浮夸風為最嚴重,我們看一看劉少奇是如何煽動共產黨風黨的。
1958年7月5日,劉少奇在同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工人談話時說:工人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都是自己干……。他還說: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現在趕上美國不是十幾年,兩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就要超過英國……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講話時提出:在并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類似上述內容的講話在同一時期內在其他地方也講過。1958年7月14日——18日視察壽張縣,相關報道說:少奇同志非常關心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少奇同志說:現在有的地方組織了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等等,使家務勞動社會化。劉少奇對畝產幾萬斤糧食的浮夸風也大加贊賞,說這是“壓倒了科學”,“是一個革命”。并要求當地政府拔出幾百畝土地,辦一個學校,學生一面學習,一面生產,用這個辦法,不要好久,全國人民都能上大學。劉少奇視察江蘇常熟時,聽一個鄉黨委書記說一畝地產1萬斤稻谷,劉少奇反問道:還能高產嗎?你們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一些。劉少奇在視察江蘇城鄉時提倡農民搞供給制,他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社干部必須跟著走,鄉干部一改,縣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1958年9月27日,劉少奇在南京黨員干部會上說:“我經過河北、河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都贊成這樣的分配制度;糧食供給制加上工資獎勵。”“如果要說供給制,標兵在哪里?五億農民就是我們的標兵。各級干部、軍隊、都要向農民看齊,向他們排隊。”
劉少奇鼓吹“共產風”,“窮過渡”的事實很多,不便一一列舉。在當時河北省保定地區的徐水縣和河南省的信陽地區是劉少奇的兩個試點,這兩個地方受的損失最大。家家戶戶交出自己的糧食到集體食堂吃飯,男女老少統統如此,概不例外。男女分開住宿,實行軍事化的大兵團作戰,每周夫妻團圓一次。河南省的做法是:夫妻分開,父母分開,兒女分開,各自編在青壯年男子班、青壯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別各自到各自的營房住宿,(社員原來的房子,由公社統一分配,分為集體住宿營房和家人團聚營房),每個星期家人團聚一次。毛主席知道后提出嚴厲批評:這是胡來,哪有共產主義不要家庭的呢?這不是幫國民黨蔣介石污蔑共產黨的忙嗎?哪里這樣做,我就支持群眾起來造反。
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傳達了劉少奇關于搞試點的指示。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立即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立公社,樹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大搞實驗田,深翻地,給莊稼灌狗肉湯,一畝小麥下種100余斤,產量12萬斤,一畝山藥計劃產120萬斤,一棵白菜500斤,畝產匹棉5000斤……凡高產放衛星的都插紅旗,實事求是的是扛黑旗。這股左傾風迅速刮向社會,男女老少被卷入共產風和浮夸風之中。當然也有例外,石家莊地區晉縣的周家莊公社,雷金河是個原則性十分強的老黨員,人稱:“老堅決”,在“五風”面前巍然屹立,堅決抵制,自然也就被插了“黑旗”。但他坦然對待,讓人將黑旗插在本公社范圍內的最高處,向世人展示。在改革開放以后,周家莊仍走共同富裕之路,經濟發展遠遠高于個體經濟,但在石家莊地區的經濟發展排行榜上,周家莊還是位于下游。雷金河又讓人將該排行榜用紅紙抄寫下來,貼在木牌上,戳在滄(州)石(石家莊)公路一側。如果在大躍進年代,全國共產黨員都像雷金河那樣堅決,“五風”也不會泛濫成災。
鑒于“五風”愈刮愈烈,如果任其泛濫,必將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無法估量的災難,其損失不可彌補。為此,毛主席先是潑冷水降溫,后是大力糾正。毛主席在天津新意村聽說一畝水稻產10萬斤稻谷,他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1958年11月初,毛主席在湖北省聽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說,有一塊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他搖頭說:我不相信。毛主席還對外國朋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1958年11月初,在鄭州會議上說:……不要把別人的豬說成是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麥子報成400斤。畝產萬斤這股風是《人民日報》刮起來的。他還指示《人民日報》要冷靜。這次會議之后,畝產廣告還逐漸減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絕跡。否則,《人民日報》就會變成中央日報(國民黨報紙)。并指示《人民日報》負責人:不登“五風”文章,不發“五風消息”,一定要卡死。
共產風,浮夸風等不良風是在黨內形成了一種勢力,很難克服。不得已毛主席才大力糾正,召開了一系列會議:1958年11月2日——10日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1958年11月21日——27日召開武昌會議;1958年11月28日——12月1日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1959年3月2日——4月1日召開上海會議……在這一連串會議上,毛主席對許多重大問題作了明確指示:針對混淆和打亂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所有制界限的現象,毛主席指示,我國現階段是社會主義社會,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兩條線一定要劃清,不能混淆。在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這對遏制“共產風”起到了重大作用;取消商品經濟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經濟要大發展。毛主席多次批評劉少奇、陳伯達主張取消商品經濟的錯誤觀點,他說,我們現在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毛主席還強調了現行社會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格法則的重要意義。他說,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的……毛主席針對浮夸風講了改進干部作風問題,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說謊,人民是騙不了的。他說: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另外,毛主席還強調農業生產和其他行業要壓縮指標,否則就可能出現死人現象。毛主席為糾正“五風”花費了相當大的精力和時間,改革開放后竟有人將這盆污水潑在了毛主席頭上,然而事實總歸是事實,劉少奇等人煽動共產風和浮夸風以及毛主席一系列糾正“左傾”風潮的活動都有歷史記載,謊話是不能持久的。但謊話是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和一切邪惡之徒的手中法寶,它不僅可以迷惑群眾,而且還可以誹謗他人,抬高自己。還可以顛倒黑白,以假亂真。我們回憶一下,自從利用非常手段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以后,在“撥亂返正”的口號下又顛倒了多少歷史的真實呢。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不僅被否掉,而且轉嫁責任。比如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不僅一風吹,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有的委以重任。難道真的全部打錯了嗎?真的沒有右派分子嗎?一風吹的做法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有的人至今仍坦然承認自己就是右派,沒有劃錯。再如廬山會議事件,1959年7月2日——3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政治局委員,各省委第一書記,中央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人參加會議。在會上發生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事件。對于這件事,社會上流傳說是:彭德懷的“意見書”是針對毛主席的,對其在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所犯的共產風、浮夸風等錯誤提出嚴厲的批評,毛主席不能容忍,予以報復,把彭德懷等人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原來準備反“左”的廬山會議也就變成了反右。持這種說法的人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彭德懷等人都是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對誰是大躍進運動中“左”傾潮流的始作俑者和毛主席糾正“左”傾錯誤的一系列會議和指示不會不清楚,他們怎么能把矛頭指向毛主席呢?很顯然彭德懷“意見書”的鋒芒另有所指。根據一些資料介紹,當時劉少奇最恨彭德懷。廬山會議于7月2日開幕后毛主席提出18個問題讓大家討論,其中包括讀書、形勢、任務、農業、綜合平衡以及團結等問題。彭德懷于7月13日起草給毛主席的信(即“意見書”),14日將“意見書”呈送毛主席。7月16日毛主席批示,將“意見書”印發到會同志討論。討論中對“意見書”中的觀點有人贊成,有人反對。黃克誠、周小舟同意“意見書”的總的精神,張聞天作長篇發言,支持彭德懷的意見。7月23日,毛主席在會上講了話。他批評“現在有些同志不讓人家講話,只愿意讓人家講好話,不愿意聽壞話”,“話有三種:一種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或大部分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那些聽不得壞話的人,他那個腰桿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桿真正硬,壞話你為什么聽不得?他根據大會收集的討論意見指出:“所謂四種人是:完全正確;基本正確但部分不正確;基本不正確但部分正確;完全不正確”。他誠懇地批評某些人:“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我看基本是正確的,部分不妥。”“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哪一邊,向哪一方面講。”“現在是一條總路線,在大風大浪時,有些同志站不穩、扭秧歌。”“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們憂心如焚,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對動搖分子,我贊成不戴帽子,講明是思想方法問題。”他還批評了“共產風”和“一平二調”問題,他說:“現在是刮‘共產風’取消生產大隊、小隊之財,肥豬、大白菜,拿起來就走,這樣是錯誤的。”毛主席在講話中再次強調團結問題并對大躍進的偏差承擔了領導責任。
從毛主席的講話中可以看出,對大躍進持不同意見的人爭取耐心開導和善意批評態度。但劉少奇在討論彭德懷的“意見書”的發言中,給彭德懷戴了三頂要命的帽子:一是魏延的骨頭(腦后有反骨),二是朱可夫的黨性(赫魯曉夫借助朱可夫的軍事力量搞政變);三是馮玉祥作風(即偽君子)。因此,出現彭、黃、張、周事件也就不奇怪了。
7月31日,毛主席宣布會議結束,準備下山,但當天晚上毛主席又改變主意。據毛主席的貼身衛士李銀橋回憶:“……回到住處,毛澤東本是吩咐我們收拾東西,準備散會走人。可是有些領導同志不干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當天晚上,我們正式通知不下山了,召開中央全會……”
“毛主席沒有參加中央全會。會議吵得很厲害,吵得聲音很大。吵聲傳來,毛澤東睡不著覺,他睡不著覺是要發脾氣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見許多人同彭德懷爭吵。回來學一遍舌。毛澤東發了火,寫了批示。中央全會期間,在毛澤東住的房子里,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政治局討論決定:只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生活待遇不變”,但此決定卻沒執行,8月16日全會通過了《關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錯誤的決議》《為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奮斗的決議》、《關于撤銷黃克誠同志書記處書記的決議》。還有一個《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但整治彭德懷等人是全會的主要內容。由此可以看出,廬山會議由反“左”轉向反“右”的來龍去脈。
還可以看出,社會上流傳廬山事件是毛主席出于歷史原因報復彭德懷的說法。也是無稽之談。毛主席根本就沒有參加廬山全委會。毛主席為什么不出席全委會?歷史資料里找不到原由,不過縱觀事件的整個過程可以找出其中原因。廬山事件主角是彭德懷和劉少奇的尖銳對立。彭揪住劉在大躍進中所犯錯誤不放,劉欲至彭于死地,毛主席夾在中間,處理起來頗為棘手。彭德懷的意見書中所反映的問題確實存在,但已基本解決,再糾纏無意,只能做為教訓汲取,如果再把劉少奇在大躍進中的錯誤抖擻出來,不僅要重新考慮接班人問題,而且要重新設置黨中央領導機關。反之,如果要維護劉少奇的接班人的地位,就會制造彭德懷冤案。因此,毛主席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既批評了被提意見者,又批評了提意見者,自己也做了自我批評。不僅使黨內矛盾妥善解決,也保護了干部。但有人強硬主張要召開全委會,解決彭德懷等人的問題。毛主席為了顧全大局,同意召開全委會,但又不出席會議表明自己對彭德懷問題的態度。為不使彭德懷受到嚴重打擊,又召開政治局會議,定了處理彭德懷問題的調子。不料掌握全委會的人,用心叵測沒有執行政治局的決定,將彭、黃、張、周打成“反黨集團”。后來,(1961年1月27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講話時說:“所有人都可以評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評反。”而毛主席于1965年10月,在彭德懷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時同他談話時說:“——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歷史了,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一邊——”。前后互相印證,廬山會議整彭德懷不是毛主席而是劉少奇,后來又給彭德懷平反,這不僅是打一棍子再揉摸一下,而且是為了轉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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