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我不滿胡亂邦？(2009-1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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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懷念毛主席

當提起胡耀邦的時候，不少少數民族兄弟有些敏感，這是很正常的。因為提及他便是要提到民族關系問題。但其實在這點上，漢族和少數民族是同一陣線的。胡耀邦的政策就是扶持上層精英并對各少數民族進行一定的“優待”。為什么要給優待打上引號呢？主要是因為他這些優待算不上優待，卻讓漢族人氣憤，給部分少數民族抹黑。

這就是我一再炮轟的“兩少一寬”：依據我在“反動網站”維吾爾在線論壇的交流來看，維族人根本就不認可這個政策。他們看到的是很多賓館在奧運期間不招待維族人，在車站對維族人查的更緊，而不是小偷小摸可以立即釋放。原因何在？一個民族的小偷小摸的人有多少？而普通的維族人民有多少被兩少一寬的機會？鼓勵和縱容這批人不但沒有惠及維族人民，還傷害了維族人的聲譽。對少數民族表現好的查的更緊，對表現壞的卻非常優待，這難道不是一個笑話？一個好的政策，是激勵那些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禍害人民的人！

再說說胡耀邦對少數民族上層和下層的區別：
胡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后也都當干部掌權。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后回鄉務農。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當年，共產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

就這樣，擁護中央的藏人下層積極分子被拋棄了，而農奴主卻殺回來了。中央所撥的款項，都被官員和喇嘛拿走了。試問，如果你是藏人，你會感激胡耀邦的恩情嗎？新疆也是一樣，熱比婭就有幸在他當政期間成為新疆首富，政協委員。但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嗎？你給他們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們自己掌權來的爽，這點道理難道很難去理解嗎？

還有那些支邊的各族人士，來到這么艱苦的地方獻了青春獻子孫，反倒要被胡耀邦譴責，就因為他們的花的國家經費太多。難怪他們要起綽號“胡亂幫”。
毛主席對中華民族偉大貢獻之一是基本解決了困擾中國幾百年的民族問題。在新疆，百萬支邊漢族同志和當地維吾爾同志平等和睦相處，共同建設邊疆。我身邊的朋友，有的來自新疆，他們的父母是老一代支邊青年，他們自小在新疆長大。他們講，新疆人民待漢族青年如同一家人，非常和睦，他們從來也沒感到民族隔閡問題。甚至感覺不到他們是不同民族的人。老一代支邊人員為國家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國家應感謝他們。目前國家對他們的肯定是遠遠不夠的。

總結一下我的觀點：胡耀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層人士，全面拋棄各族下層。但因為他的“兩少一寬”，一個傷害雙方利益的政策，少數民族和漢族卻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傷害了所有人。（題外話：我從不否認胡耀邦做過好事，但就事論事，他的民族政策是非常錯誤的。）

毛澤東對胡亂邦的評語：此人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

維護民族團結，必須認清某些錯誤思潮帶來的嚴重后果。GCD的成功經驗就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動員群眾，而不是依靠精英，即使優秀精英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民的全部。

建國60年，如果放到國家大戰略方面，GCD超過國民黨，甚至超過任何歷史統治者的地方，一就是國家意志的統一，對防止外來侵犯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二就是民族的團結，這在任何歷史階段都是難題的東西得到解決，而且讓少數民族一夜越千年，極大地縮短了本民族的歷史自然演變過程，從原始部落、農奴制社會進入了現代社會，三就是鄉村社會的有效管理，鏟除了土匪和家族封建的非公道權力的影響，四是婦女的解放，讓一半的人口獲得解放，是真正人權的體現。

而亂邦則陷入了依靠精英的道路，否決了毛的群眾路線政策，將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諷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從80年代以來，并沒有對亂邦的信任感恩戴德，做社會主義的積極擁護者與建設者，反而在重視知識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體性的往右轉，成了社會的混亂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問題的出現都說明亂邦思路的異化與定位的差異，缺乏戰略智慧的政治短板。雖然自命不平，時常用開明形象出現，甚至拿出比毛還偉大的偉人手勢來，但是管理國家從來是需要鋼柔相濟的，領導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滿足大多數人的權利，對知識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教育引導（自然科學家由于接觸實踐要好于人文科學家，包括藝術家。）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的弊端顯露了出來了。亂邦僅僅用一個錯誤來批判另一個錯誤，而不是繼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邦亂的混亂局面了。

揭開了批判毛的蓋子，丟了毛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批判毛導致了社會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數民族信仰的坐標消失了，社會正義性的價值觀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嚴打，少數民族地區的騷亂，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勢力豢養、庇護下的張狂。

附文1：

李銳為何拔高胡耀邦

劉毅華
 
我生在解放后，長在紅旗下。資格不老，從不妄評領袖人物。
 但是，最近看到了李銳寫的《向胡耀邦學習》一文。沒想到，胡耀邦竟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最得人心的一位”，是“扭轉乾坤，推動歷史前進的一個人物”，從理論到實踐“有過人的膽識”。李銳對胡耀邦的評價如此之高，不得不讓我關注起胡耀邦的偉大歷史功績了。我搜索了一些與胡耀邦相關的資料，國內外一些人士的專著等，這些資料基本反映了胡耀邦一生的主要面貌。我看，胡耀邦的一生，主要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民主革命階段；二是新中國建立到文化大革命階段；三是1978年以后至下臺。在這三個階段，胡耀邦具體作出了那些貢獻呢？
 在民主革命階段，胡耀邦開始在家鄉當兒童團長,于1931年到江西中央蘇區，后參加了長征。1938年后在延安抗大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軍委政治部組織部長。解放戰爭中任冀熱遼軍區代理政治部主任，晉察冀軍區三縱隊政委，第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他主要管青少年工作，思想政治教育，黨員發展,宣傳鼓動，組織人員隨軍宣傳,喊口號，發軍報，征兵，籌集給養等。胡耀邦沒有獨立謀劃指揮過有名戰役。先后在晉熱遼軍區司令員陳正祥、殷銳等人的領導下，參加過保衛張家口、解放石家莊、太原和寶雞戰役。在這幾次戰役中胡耀邦任政委的三縱隊戰績不理想。如張家口保衛戰，在國民黨傅作義、閻錫山、蔣緯國部隊的聯合進攻下，三縱隊棄城撤退，造成了十分嚴酸的形勢。大清河戰斗中，三縱隊擔任攻打淶水城任務，只吃掉外圍國民黨的地方武裝，卻無力攻堅，放棄戰斗撤退。干部戰士發牢騷說：“肉還沒有咬上一口，門牙就給打掉了。”在攻打徐水的戰斗中，遭到國民黨孫連仲、蔣緯國部隊的頑強抵抗。三縱隊連續攻城無效，只好將部隊撤出。在轉入運動防御戰后，也無法分割和攻擊孫部，再次撤離戰場。胡耀邦面對殘局連連嘆氣。
 從上述的事實簡述中可知，在民主革命階段，胡耀邦是“紅小鬼”，后來也只是二.三層機關部門負責人。談不上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新中國建立以后至文化大革命，胡耀邦主要擔任過川北黨政領導，團中央第一書記，曾兼任陜西省委第一書記。此時的胡耀邦，也只是省部級領導，是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執行黨中央各項指示，完成黨中央交給的各項任務。不是決策圈的成員，同樣談不上有什么重大的貢獻。從胡耀邦一、二階段的經歷看，所謂“膽識過人”.“扭轉乾坤”.“最得人心”沒有具體令人信服的事實。

 我認為，1978年以后，胡耀邦倒是作出了重大貢獻。甚至在1976年趁毛主席病重期間，胡耀邦就開始為鄧小平作重要貢獻了。這是第一個貢獻。
 1.1976年清明，悼念周總理的那場運動，不是群眾自發搞的，而是胡耀邦等幕后策劃的。
 2.批判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把中央內部的不同看法，背著華國鋒組織批判力量捅向社會，迷惑.欺騙人民，為搞臭華國鋒，全面否定毛澤東思想打開缺口（注：兩個凡是，是鄭必堅.龔育之提出并由他們寫入華國鋒的講話稿。批判“兩個凡是”后，鄭和龔搖身一變，成為批華批極左的先鋒。鄭提為中央黨校副校長，龔提為《紅旗》雜志社長）。
 3.為把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等中央領導搞下臺，胡耀邦四處串連，煽風點火，不擇手段地搞陰謀詭計。奪權成功后，胡耀邦當上了中共中央主席（后稱總書記）。
 4.大搞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全盤否定毛主席革命理論與實踐；否定階級斗爭理論；全盤否定反帝反修，防止和平演變的斗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堅持右傾，攪亂了全黨全民思想，動搖信念，放棄原則，混浠是非標準，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縱容反毛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勢力發展壯大，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主流力量，把社會主義制度推向被顛霞的邊緣。
 5.平反所謂的冤假錯案。胡耀邦當上中組部部長，利用職權平反冤假錯案搞一風吹，得到國內外反毛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分子的支持與贊賞，評價甚高。從建立新中國起，到文化大革命，當年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幾乎全部平反。為他們恢復名譽、職務、級別、補發工資，提拔重用。甚至雙手沾滿共產黨人和群眾鮮血的國民黨特務頭子沈醉也平反了，享受共產黨離休干部待遇。胡耀邦在為當年的階級敵人平反之時，又在全國開展了所謂清理“xxx”地方勢力運動。上至省委領導，下至基層機關企事業單位、街道、縣委、人民公社領導，支左解放軍、生產隊長、土改根子、貧協主席、民兵營、連負責人、積極分子統統被審查，很多人被處理。如，胡耀邦指派的中央工作組到廣西搞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運動，清理“xxx”勢力，大抓“三種人。”全廣西審查了上百萬人，立案23萬多人，核查“三種人”6.2萬，定性“三種人”4萬多，受各種處分116934人，判刑1894人，判死刑22人，執行死刑12人，真正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老紅軍，老八路，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老戰士，勞動模范，以及大批在毛澤東思想培育下成長起來的年輕共產黨員、領導干部。當年，他們南征北戰，抗日寇，打老蔣，剿土匪，清惡霸，抓特務，搞土改，斗地主，批資本家，支援朝鮮、越南抗美斗爭，開礦山，建工廠，筑公路，修鐵路，造田地，修水利，搞科研，促生產，取得革命和生產雙豐收等等，為鞏固和建設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1978年以后，這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功臣們，被胡耀邦推行的極右路線反攻倒算，統統打翻在地。而過去的階級敵人及其后代卻翻身作主人。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錯案，重組了階級隊伍，為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掃清了障礙，奠定了組織基礎。
 6.否定中國共產黨的西藏工作政策和巨大成績，把翻身農奴重新打倒在地，讓舊貴族，農奴主翻身掌權，培養藏獨勢力，為達賴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分裂祖國提供了最重要條件，造成嚴重的后果。
 胡耀邦上臺后，與萬里到西藏考察9天。此行雖然也講了幾句共產黨的好話，但整體上卻是否定毛澤東時代黨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績。公開指責當時的政策是極左路線。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權；漢族干部多，壓迫了藏族干部；中央對藏的撥款被漢族干部職工吃了；中央對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錯誤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層人士，對這些“極左”政策要徹底糾正。撤銷任榮西藏區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任陰法唐為第一書記，解散人民公社，要將漢族干部調離西藏。萬里定調，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后來，胡耀邦還表態，歡迎達賴在國外親自培養的所謂“教師”回藏執教（實際是分裂勢力人員）。達賴兄弟講先回來三、四十人。胡耀邦說、達賴回來，將擔任相當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級別的職務。胡耀邦糾正毛主席時代的“極左”錯誤。胡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后也都當干部掌權。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后回鄉務農。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當年，共產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胡耀邦的政策還引發了新一輪宗教狂熱。宗教活動場所，僧尼人員迅猛擴張。從1982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臺后擴張勢頭不減，到1994年達到1787座46380人。藏傳佛教成為藏獨的重要宣傳陣地，公開否定毛主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喊出“西藏獨主，漢人滾蛋”的口號等等。陰法唐等一大批共產黨人強烈抵制胡耀邦的所謂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責，陰法唐1985年6月被胡撤職，另派伍精華任西藏區黨委書記。伍精華變本加利推行胡的極右路線，讓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還派高級轎車迎接。伍精華親自穿藏袍參加各種宗教活動，提拔重用舊勢力人員，實行“抑漢捧藏”政策。許多高級干部出身于舊貴族家庭，同達賴分裂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伍精華被稱為“喇嘛書記”。藏獨活動日益囂張猖狂，在拉薩策劃了許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規模的打砸燒搶事件，正是多年來藏獨分裂活動的結果。藏獨勢力東山再起，越演越烈，中華民族面臨分裂危險，斗爭日趨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親自操作，否定毛主席，否定共產黨，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否定和取消階級斗爭理論造成的嚴重后果，這也是胡耀邦極右路線的慘敗。
 7.包庇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頭目。胡耀邦掌權后，其右傾路線全面暴露。他適應國內外否定毛主席，否定共產黨，否定科學社會主義逆流，堅持和推行右傾路線，抵制“四項基本原則”。對中央關于開除資產階級自由化頭目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黨籍和制止學潮的指示頂著不辦，結果引起一大批革命元老的不滿。老一代革命家認為胡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不具各無產階級領袖的素質，繼續擔任總書記是危險的。迫于革命元老們的壓力，1985年，鄧小平讓人傳話：“現在外面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么不講”？1986年，鄧又對揚尚昆講：“陸鏗（香港《百姓》雜志主編）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這幾年我如果有什么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鄧小平即用非常手段將胡耀邦拉下馬。
 胡耀邦表面看好象是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光明磊落，其實不然。當他從華國鋒手里奪權的時候，完全是在破壞黨章，背后搞陰謀詭計；所謂“真理標準”的討論，也是背著華國鋒搞，又突然捅向社會，搞臭華國鋒。而對“兩個凡是”的具體制造者鄭必堅，龔育之卻大加重用；平反冤假錯案，其實質就是為被打倒的剝削階級翻案，對廣大工農兵和革命者實行反攻倒算，搞階級報復，徹底清理堅持馬列主義的革命者和毛主席時代培養提拔的共產黨人。其目的就是重組階級隊伍，為推行修正主義路線服務。對在所謂平反冤假錯案中，工農兵、革命者遭到打擊迫害造成的冤假錯案，胡耀邦不敢進行復查與糾正。胡實事求是的精神，堅持真理的勇氣去那里了？胡耀邦批判華國鋒搞“兩個凡是”，胡耀邦卻又對資改路線搞了“三個凡是”。凡是資改路線處理錯的人不能復查與糾正。可見，胡耀邦為人處世處事，是為一已私利或小集團的利益。那有什么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光明磊落的品格。
 胡耀邦的重大貢獻，后果如何，對誰有利，如何評價，經過三十年實踐的檢驗，已經一清二楚。只是階級立場不同，答案不同而已。
 李銳拔高胡耀邦，究其原因，無非是李銳曾因犯右傾錯誤被處理過，而胡耀邦為其平反，還讓其當上了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感激不盡。李上臺后，自然成為胡的得力干將，兩人結下了深厚的黑色友誼。因此，在李銳眼里，胡耀邦當然是“最得人心”了。胡耀邦為大批階級敵人翻案，將工農兵革命者打入地獄；堅持右傾，抵制“四項基本原則”，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泛爛，讓反毛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勢力日益壯大，成為主導今日中國社會的主流；否定毛主席黨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績，讓本已哀落的達賴分裂勢力卷土重來，嚴重威脅社會主義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干這些勾當，當然需要“過人的膽識。”難怪胡耀邦公開說，我不下地獄，誰下？胡耀邦真是夠膽的。這也顯示了胡告別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決心。我們認為，胡耀邦的所作所為，是在開歷史倒車，復辟資本主義。而李銳卻贊美胡具有“過人膽識”，“扭轉乾坤，推動歷史前進”。真是驗應了老話：什么樹開什么花，什么階級說什么話。
 其實，階級利益及其本性決定了李銳自己也是這樣干的。李上臺后，成為反毛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的黑旗手。他經常寫文章，出專著，到處演講，從國內到國外，公開咒罵毛主席，共產黨和科學社會主義，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要在中國建立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制度。1989年，李銳公開跳出來勾結美國中央情報局。這場大動亂把社會主義推到了被顛覆的危險境地。結果，李銳被撤職了。由此，李銳更加仇恨和反對共產黨。事實證明，李銳的反毛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本性不改。胡耀邦平反和重用李銳，正是他右傾路線的表現。而李銳這樣的反共分子贊美胡耀邦，也說明胡耀邦的確代表了右派集團的利益。他已經從紅軍老戰士，革命老干部變為資產階級代言人及其利益的維護者。我們一定要揭露李銳的丑惡嘴臉及其反動本質。《向胡耀邦學習》這篇文章的反動性，要害是再次攻擊和否定毛主席，共產黨和科學社會主義。讓我們一起來批判和鏟除這株毒草吧。
 

2009年6月13日

附文2：

政治小丑李銳倒在了周惠的槍口下　　

思 恩　　

最近30年來，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內，一些自命不凡自詡一貫正確的政治小丑們掀起的反對已故參加創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濁浪一浪高過一浪，且不斷地“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發展”！例如：　　

1．最先說“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經過“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發展”之后，變成了凝結承載毛澤東思想的文章，大部分是他的秘書們寫的，詩詞有的是套用古人的詞句拼湊出來的，有的（如沁園春·雪）是胡喬木寫出來的。　　

2．最先說毛澤東只會打仗不會搞建設，經過“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發展”之后，變成了中國革命戰爭主要是朱德而不是毛澤東指揮的，是“朱老總教毛澤東打仗”的。　　

3．最先說毛澤東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經過“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發展”之后，變成了毛澤東犯了“左”的錯誤，“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　　

在瘋狂反對已故建黨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政治小丑群體中，跳得最高的表演最賣力的當屬打著“毛澤東的私人秘書”招牌的李銳老夫子！李銳到處招搖撞騙，靠反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撈取政治資本。近年來撈取的最高最大的政治資本，是連滾帶爬地擠進了十七大列席代表的行列！　　

李銳關于自己曾經擔任過“毛澤東的私人秘書”之說，完全是他為了反對毛澤東主席的需要而隨心所欲地杜撰出來的一個欺世盜名的大謊言！事實是：李銳只是當了大約一年時間的可以直接給毛澤東主席寫信反映情況的“通訊秘書”，從未在毛澤東主席身邊當過一天的正規秘書，他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采用偷梁換柱的卑劣手段，把“通訊秘書”前面的“通訊”二字偷換成“私人”二字，變成子虛烏有的“毛澤東的私人秘書”，以便欺世盜名，迷惑廣大的工農兵群眾，進行政治詐騙！利令智昏的李銳在使用“毛澤東的私人秘書”這個字眼時，忘記了一個眾所周知的最基本的簡單事實：中國共產黨的任何領導人都沒有“私人秘書”，只有組織配備委派的工作秘書！　　

但是，就在李銳得意忘形，躊躇滿志，謀劃如何繼續充當“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發展”反毛澤東事業的節骨眼上，周惠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接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的訪談錄中，暴露李銳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丑惡表演的一聲槍響，反毛澤東的旗手應聲倒了下去，再也爬不起來了！致李銳于死地的這一槍其所以在十幾年以后才由張杰同志通過人民網擊發扳機而打響，是由于當時訪談的前提條件是保守秘密，即以決不在事件涉及的當事人生前公開作為保證條件，換取當事人如實敘述自己的經歷。周惠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說出了廬山會議上的部分事實真相的。　　

周惠的訪談錄，從他不實事求是地把毛澤東主席和彭德懷之間的嚴肅的政治斗爭說成“主要還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腦子里左的一套東西越來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點，另外，彭老總和主席在歷史上也有過結，還有一些偶然因素”，極力把自己吹噓打扮成廬山會議上的反左英雄這些不正確的觀點來看，他有可能會隱瞞一些主要事實真相如他們背后反毛澤東主席的核心內容等。不過，盡管如此，周惠所談有關李銳的內容，已經足以把李銳卑鄙無恥的政治流氓人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僅就廬山會議上李銳的表現而言，至少有以下幾個很不光彩的齷齪行為：　　

1．李銳野心勃勃，預謀要在50歲之前即在1966年之前竊踞國務院總理的職位！　　

“李銳當年剛42歲，很有才華，又受主席賞識，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他也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　　

個人野心使“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自認有總理之才”的李銳在廬山會議上的一切活動，不是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著想的，而是圍繞著夢想當總理的野心旋轉的！——他其所以參與彭德懷反左，是由于一旦彭德懷得勢，提倡大躍進的周恩來總理、在大躍進中刮共產風和浮夸風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就有可能下臺，支持大躍進的毛澤東即使不下臺必將被徹底架空，到那時，李銳的總理夢就有望實現！　　

李銳能夠和周惠推心置腹，把自己內心深處覬覦總理職位的狼子野心告訴周惠，足以說明二人的關系非同一般，達到了無話不談的程度！　　

（順便說一句，周惠當年剛41歲，在黨內的職位和李銳相當，“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什么呢？！周惠明知李銳有野心，在廬山會議上遭李銳“出賣”時沒有揭露李銳，只能說明他內心深處很可能和李銳一樣的不干凈！如果他揭發李銳有當總理的野心，李銳就會揭發周惠的野心！當然，揭露李銳的野心還有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一旦李銳的野心暴露，人們就會認為彭德懷等人有野心。）　　

2．李銳為了保住總理夢企圖蒙混過關，寫信欺騙毛澤東主席。　　

“幾天以后，李銳仗著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23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里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的那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愿受黨紀制裁’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后來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　　

李銳的撒謊信產生了這樣幾個后果：首先李銳的政治品質立刻就成了問題。這種行為，按照舊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滅門的。按照新道德，則屬于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領袖，也是無法立足的。再一個就是就大家立即產生新的問題：你們為什么要撒謊？是不是心里有鬼？還隱瞞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陰謀？由于已經撒了謊，信任被破壞了，這個問題就等于再也說不清楚了。……因為李銳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使我們幾個人看起來很像是在搞什么陰謀，但我們并沒有陰謀。”　　

人們懷疑李銳周惠們“是在搞什么陰謀”的證據，是李銳周惠們自己的實際行為留給別人的！這怨不得別人，只能怨自己。即使李銳周惠們真的沒有“搞什么陰謀”，但幾個人在一起私下議論問題出了格是鐵定的錯誤！——赫魯曉夫以“斯大林晚年”犯錯誤為借口大反斯大林，李銳周惠們在一起議論“毛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赫魯曉夫唱一個曲調；再加上彭德懷剛剛率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和東歐歸來，所上萬言書中的有些用語與赫魯曉夫指責中國的用語驚人地相似甚至完全一樣！這個錯誤是李銳周惠們永遠掩蓋不了洗刷不掉的！　　

3．李銳為了挽救總理夢的徹底破滅，反戈一擊，揭發彭德懷等，跪求毛主席對他網開一面。　　

“8月11日，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系，承認自己是‘軍事俱樂部的一員’。　　

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這個發言，讓我和小舟陷入極大的被動，因為李銳都交代了，我們再不承認，就顯得是在負隅頑抗了，大家也不答應。我還好一點，小舟聽了李銳的發言后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后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還聲淚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個有修養的人，不是氣急了，也不會罵粗話。”　　

“他想反戈一擊，立一功吧！實際上，李銳在檢討的前一天，也許前兩天，他曾經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里）；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李銳究竟還跟主席說了些什么，也許只有他們兩個人才知道，說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謎了。”　　

李銳積極參加彭德懷“反左”大合唱、企圖實現“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的迷夢破滅之后，又企圖通過“出賣”彭德懷等反戈一擊，實現立功受獎，跑到毛澤東主席這里來繼續做“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的黃粱夢。　　

（李銳走上瘋狂反對毛澤東主席的罪惡道路以后，在為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無恥行為作辯解時，把沒有起碼的人格的他用謊言喬裝打扮成了一個品德高尚的為朋友可以肝膽相照兩肋插刀的英雄豪杰，——他那樣做是為了保護田家英！）　　

把李銳在廬山會議上的丑惡表演和改開后瘋狂反對毛澤東主席的露骨表演這二者聯系起來看，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真真切切、確確實實、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名副其實的小人投機政客！——他既可以玩弄權術向毛澤東主席寫信隱瞞事實真相企圖蒙混過關，又可以韜光養晦向毛澤東主席下跪懇求放他一馬企圖溜之大吉；他既可以一失勢就向毛澤東主席認罪、又可以一得勢就誣陷打斷了他的總理夢的毛澤東主席為千古罪人；他既可以為了實現總理春夢參加“反左”大合唱，又可以為了挽救總理秋夢揭露同謀者反戈一擊；他既可以為了實現自己的私欲扮演無情小人不講信義撕破臉皮毫不猶豫地出賣盟友，又可以為了給自己的老臉上貼金充當正人君子厚著臉皮恬不知恥地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護同伙；……總之，當今中國一切卑鄙無恥小人投機政客所具有的特色，都可以在李銳的身上找到！換句話說，李銳是當今中國小人投機政客所具有的特色的集大成者！再換句話說，李銳是當今中國小人投機政客所具有的特色的楷模、典型！　　

李銳“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即要在1966年“之前當上總理”。在廬山會議上，黨中央毛澤東主席根據李銳的惡劣表現，處罰了他（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中斷了他野心勃勃的總理夢，私欲膨脹的他毫無自責檢點自己的過失之心，把一切仇恨都記在了毛澤東主席的身上，以瘋狂反對、誣陷、妖魔化毛澤東主席為己任，聊以自慰，可悲地打發余生。　　

周惠的訪談錄在揭露李銳在廬山會議上“捅了不少婁子”的同時，有些話無意中嚴重地損害了當代中國海瑞彭德懷的光輝形象！——周惠說：“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里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于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子也戴不上。”　　

周惠的這些話告訴我們：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是有道理的，問題是他們自己制造出來的，并非毛澤東主席無事生非！——周惠還說：“彭總給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大會后，會上議論紛紛，意見不能統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長篇講話，表面上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實際上要反右傾，這對我們這些主張糾“左”的同志來說，相當于一記當頭棒喝。當天晚上，千不該，萬不該，我、小舟（即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李銳三個人，非要跑到黃老（即黃克誠，時任總參謀長）那里去發牢騷，后來彭總也來了，我們當時很激動，挨了批評，思想轉不過彎來嘛。我們講了一些話，現在看起來沒有什么，但在當時卻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由此可見，李銳周惠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毛）主席做了長篇講話，……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他們就神經過敏地認為毛主席“實際上要反右傾”，立即跳了出來串通一氣妄論“（毛）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事實上，從大躍進一開始，毛主席就是一貫努力反左的！毛主席在鄭州、武昌等等會議上努力反左的時候，彭德懷們、李銳周惠們跑到哪里去了？“這些主張糾‘左’的”英雄好漢們為什么不在鄭州、武昌等等會議上勇敢地站出來支持毛主席反左，偏偏要在彭德懷訪問蘇聯、東歐回來以后、在糾左的廬山會議上把矛頭對準一貫努力反左的毛澤東主席，——幾個人一唱一和地論說“（毛）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同赫魯曉夫唱一個調子呢？！　　

縱觀歷史，在毛澤東整個革命生涯中，一些自命不凡自詡一貫正確的人物對他的誹謗、指責不斷：　　

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右傾的陳獨秀不接受他和陳延年（陳獨秀之子）等建議反擊蔣介石為奪軍權制造的“中山艦事件”，結局是迫使共產黨人退出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許多共產黨人的重要職務被撤銷，蔣介石的陰謀得逞，輕而易舉地達到了篡奪第一軍軍權的罪惡目的。　　

1927年“八七會議”之后，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上井岡山發展壯大紅軍、建立革命根據地，站住了腳跟；左傾的王明、博古等海歸們指責毛澤東“右傾”，奪了他的權，結局是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一敗涂地，葬送了毛澤東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極大地削弱了紅軍，被迫進行長征。　　

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力挽狂瀾，會后通過四渡赤水取得主動權，指揮中央紅軍勝利地完成長征到達陜北；張國燾分裂之心不死，率領四方面軍組成西路軍遠征寧夏，甘肅，不聽中央指揮導致西路軍失敗；今天的權貴精英們把張國燾的錯誤強加給毛澤東，說是由于毛澤東的指揮錯誤，造成西路軍失敗（既然權貴精英們說中國革命戰爭主要是朱德指揮的，那末，西路軍的失敗的責任應該主要由朱德而不是毛澤東來負，才符合權貴精英們的邏輯！）。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指揮八路軍、新四軍在被國民黨蔣介石丟失和放棄的廣闊土地上建立抗日根據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抗日，在抗日戰爭的后期，毛澤東領導的抗日軍隊抵抗著100%的偽軍和60%的日軍，蔣介石則躲在大后方消極抗戰；今天的權貴精英們吹捧蔣介石領導的軍隊是抗日主力，指責毛澤東領導的抗日軍隊保存實力、搶占地盤、發展勢力（在這些權貴精英們看來，毛澤東領導抗日武裝不應該奉行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原則，因為這是“保存實力”；不應該在日本占領區開辟抗日根據地，因為這是“搶占地盤”；不應該發展抗日武裝力量擴大抗日，因為這是“發展勢力”。在這里，權貴精英們既充當了獨夫民賊、人民公敵蔣介石的爪牙鷹犬，又充當了日本漢奸走狗！）。　　

項英受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對國民黨蔣介石頑固派缺乏正確認識，在新四軍軍部北移的問題上拖延時間、不執行中央制定的北移線路，跑到國民黨戰區司令顧祝同那里去制定北移線路，導致“皖南事變”發生；今天的權貴精英們造謠說新四軍軍部北移線路是毛澤東制定的，妄圖為項英翻案，把“皖南事變”的責任強加給毛澤東。　　

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反對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以赫魯曉夫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支援了各國共產黨革命，被國內的、海歸的權貴精英們說是犯了“左”的錯誤！　　

……。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毛澤東秀于眾，必遭小人投機政客們誹謗之！　　

                                                       2009－1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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