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人口統計問題上的偽科學及其推波助瀾的機構
　　
2010年2月24日和25日，在下在人民網[強國論壇]發表了題為《關于＜官方首次承認“三年自然災害”餓死3860萬人＞的看法》、《給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的那三年四川餓死1000萬人算算是怎么來的》兩個帖子。前者為無良精英所寫、后者為投機官員所寫。
　　
關于數學模型和數據來源還想說幾句。改革開放后全國舉辦數學模型研討會。第一次在秦皇島，第二次在青島，我都參加了。自然生物種群的還是基于馬爾薩斯的人口模型，屬于幾何級數增長的，當然只能及其有限度使用。馬爾薩斯陷阱說的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的問題。
　　
增長可以分為，線性、超線性和指數增長等幾種。線性增長就是（相似）比例，科爾用的模型，看上去是線性的，但他線性乘線性，按照牛頓插值，這就是二次，所以李成瑞認為科爾使用的是超線性模型，結論數據是1700萬。國內的蔣正華和金輝是按“動態參數估計模型”計算，這樣自由度就更大了，第一是參數選擇，第二是樣本選取。金輝們與廖伯康們（給廖伯康作書還請李銳寫序）合流也就很自然的事。
　　
如果把那三年，說成是低出生率、高死亡率，還是說得通的。無良學者，為何數據可以不斷刷新？用的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比如蔣正華出生率采用53年至57年的平均數，而金輝用56年57年的平均數。自然死亡率用56年57年的平均數，甚至更低，如同廖伯康死亡人數就是餓死那樣。看看上海交大金輝的結論：根據其非正常死亡人口計算公式：“2568萬（出生人口）－1395萬（正常死亡數）＋1348萬（凈減總人口）＝2521萬（非正常死亡）”。這里不包括他的其他修正與死亡來源，最后他的結論超過4千萬。那么他所為的正常死亡人數是怎么得來的呢？以57年為例，再乘以年度的人口之比。那么所謂的正常死亡每年應該是450萬，如果按照中國6億人口，當時中國人人均壽命超過一百歲。然而，那三年恰恰是自然災害（這些人認為那三年還比其他年度好），食物嚴重短缺情況之下，死亡率是不變的？
　　
既然不變，怎么能稱自己的模型是“動態參數估計模型”呢？看看他們動態在哪？比如，他們發現城鎮人口是增長了680萬，在他們眼里農村該如此增長，怎么長？唯有出生率！這些參數既可以估計，也可以修正，隨心所欲。他們怎么能知道當年雖然放慢了工業建設速度，但是許多項目正在繼續，水利建設也沒有停下來，從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到1959年幾乎每年平均1000萬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來，那三年雖然沒有那么多，但還是繼續在轉移（征地工和計劃招工），多數是未婚青年。說這些人是無良學者，正是因為他們不但不從農村人口扣除，反而將城鎮增加因子，同樣加到了農村，這一來一去680乘２，那就是1360萬。他們吃飽撐得，不知道餓死是個啥樣！紅軍當年長征吃樹皮、啃草根。餓死一個有生活能力的活人也并非他們所想象。看看海地震后的場景，不就清楚了？要有多少軍隊維系？有人說，那時有民兵，那民兵不是各家各戶的青壯年嗎？
　　
其實，有點閱歷的，總可以從那三年以后的各次政治運動，尤其是“四清”與“文革”在揭蓋子時，為何沒有轟轟烈烈的大字報、小字報揭露“餓死人”事件的呢？像河南、四川、安徽，按照他們的數據，幾乎每家（７口之家）平均都要餓死一個人的，全國每１７個人要餓死一個。這個揭蓋子能悟得住嗎？從“四清”到“文革”哪次也不能輕饒這些迫害餓死人的歷史罪人！結論也就是一個，當年中央的糧食政策只有一個，城鄉雖有區別，嚴格執行的相差無幾。凡是瞎折騰就差！
　　
但這30年來，我們卻看到了那些投機官員的文章，看到了那些無良精英的以“科學”的名義發表的學術文章。比如，《中國人口科學》雜志、《社會》雜志、《中國人口年鑒》等等自80年代后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彭尼·凱恩的《1959-1961年中國的大饑荒》，內外一起夾擊，一股陰風四處掛起……這不是反攻倒算又是什么呢？
　　
我的相關帖子（人民網）
　　
關于《官方首次承認“三年自然災害”餓死3860萬人》的看法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60&view=1&id=97871642
　　
給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的那三年四川餓死1000萬人算算是怎么來的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treeView=0&id=97911605&boardId=2
　　

關于《官方首次承認“三年自然災害”餓死3860萬人》的看法

兩個非常刺眼字眼“官方首次承認”和“餓死3860萬人”，來自金沖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一書。此文還提及了《墓碑》一書，來勢不小。還有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李銳 謝韜作序）一書，引起爭論，引出了“顛覆謊言”之說。其實，這世界是有各種謊言，有各種違心的話，還有疑點重重的文章。在下看來，毛澤東選集、文集透明度與一致性是最高的，爭論了30多年，沒有多大變化，觀點（如以糧為綱、以鋼為綱、以階級斗爭為綱等）的不同可以說是另一個問題，我們也都是看著他的書長大的，社會的各類運動許多也是親身經歷在其中的，社會的變化也感受著的。所以，人不無全生活在言語和文字這種狀態下，更多的是活生生的實際生活。

毛澤東時代沒有進步嗎？回答是否定的，不僅有進步，而且在世界大國中屬于進步快的行列里面的。咱們的國際環境不如人家，經歷幾場相關的戰爭和戰役，也經歷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與蘇聯好了幾年，后來也不好了。也就說中國出了一窮二白和不好的國際環境下，支撐著、發展著，這不是謊言不謊言能夠取而代之的。

四屆人大周總理滿懷信心地說，到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說明在新中國的二十多年里，我們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具備走向現代化時代的基礎。比如，軍事裝備部依賴國外，也不再是那個“漢陽造”，兩彈一星、核潛艇、各類戰機、艦艇、軍車、武器裝備等。鋼產量快速上升（盡管有曲折），石油、煤炭等能源快速提升，化工、化纖工業幾乎從無到有，緩解了糧棉相互爭地的局面（關系到百姓的吃和穿大問題），機械工業也得到大發展，不再是老江南造船廠的初級水平了，輕工業星羅棋布。農業總體上也基本完成了翻番。既無內債也無外債，到1976年外匯儲備也有5.8億美元，黃金600噸（其中400噸是73年與74年在國際黃金市場購進）。

誠然，發展過程中也不少的困難和問題，尤其是“三年自然災害”這樣的大問題。爭論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那就不好說，因為全國情況不一樣的。以河南、四川、安徽等省份最為嚴重。就是同一省份情況區別也非常大。無論如何問題的指向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毛澤東，問題歸結毛的“大躍進”和“反右傾”。其實浮夸風59年上半年度已經提出遏制，不信可以看看毛澤東先后六封黨內通訊的文章和毛澤東當時的指示，這些信生產隊長和支部書記都可以看到的（有些省看不到是另有企圖的）。尤其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中提到的“六條”說得很清楚。在下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為何毛要這樣做？

從1956年開始黨內分一線二線領導開始清晰起來，到1959年就比較分明了。一線以劉鄧為主線，劉主抓農業，鄧主抓書記處（書記處書記譚震林就是協助劉分管農業）；周不屬于一線，主抓工業、財政、科技。自然還都須向毛匯報工作。日常工作分為兩大方面。但在后來的他們各自的文選中，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文選明顯缺少，上面所說的透明度，對他們來說就遜色許多。對這三年的爭論和問題，都推到毛的頭上，在下以為不公允。62年毛作了自我批評，是作為最高領導所承擔的責任。其他領導不該承擔責任？各有各的賬，歸于毛一人身上，這僅是毛去世后所發生的。這三年出這么大的事，沒有人敢擔責任，也許唯有毛可以功過相抵才能緩急的，還是一些人的掩蓋錯誤的法寶呢？反正毛的肩寬，一推了事。事實也是這樣的，就連河南、四川等主要領導也輕松許多，甚至似乎沒發生什么大事一樣。吳芝圃、李井泉就是一例，在下以為是極其不正常的。這一口惡氣都沖著毛。欺上瞞下毛并不知情，所以毛當時要各級領導開展調查風。

當時全國的糧食政策基本是一致的。況且劉是主抓農業也是賑災的領導，他的足跡在哪兒呢？李井泉的問題是七千人大會上一個四川干部用匿名信揭示的，李當初就在四川不讓省委宣傳貫徹執行毛在五九年的那個六條。在七千人大會的分組會上，劉在安徽組（曾希圣），鄧在四川組（李井泉），河南由于信陽事件，七千人大會前對吳芝圃作了些處理。事實上“各有各的賬”并沒有算，文革中算了一下，文革后都徹底平反了，接著就是全部傾倒在毛的頭上，一線的領導算了什么賬了？所以在文革后對毛各種評價（包括現在精英們流行的），一般都低于毛在國際上各類評價。尤其是對于各國政要和多數學者是這樣的，偏差主要是對“三年自然災害”中各有各個賬的不同理解。

比如英國的蒙哥馬利元帥兩次（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時間較長的訪問中國，走了許多地方。“鬧大饑荒”就是一個他所考察的內容之一。英國在香港是睜著大眼睛的，西方的情報機構那個也不是白給的。蒙哥馬利是軍人出身善于偵查，所以在西北考察時途徑一個公共浴室，他便問熊向暉說：“我可以進去嗎？”熊向暉回答說：“男部可以，女部不行。”說完，蒙哥馬利徑直走進了男浴室，從裸體的人看人的營養健康狀態。答案是兩個字“正常”！還有1960年，美國的著名作家、記者斯諾也進行長達兩個多月的中國考察，給周總理提出了40多個問題，回國后也撰寫了《大河彼岸——今日紅色中國》。

從某些領導和精英的主導思想是對毛的徹底清算為先導，所以“餓死人”的數字也一路上升。關于數字問題的來龍去脈，大致是這樣的。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公布三年自然災害時人口數據。中國在1953年有過人口普查，直到1964年。單項上報統計數字應該是有。由于統計口徑（內涵、范圍、時間）不同，故統計數據有偏差。關于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眾說紛紜。八十年代初我國進入聯合國人口委員會，并擔任領導職位，從1983年開始有國內外學者、專家開始介入。增加了幾分“科學”的色彩，加上政治氣候也越來越推動這一潮流地發展……

國外的有彭尼· 凱恩、杰斯帕·貝克、安斯利·科爾等，有用專著、回憶錄、自傳性小說等流傳，最有代表性的有安斯利·科爾開始用數學模型，他推斷非正常死亡人口結果是2700萬，他的用得是“線性模型”。說白了這個模型小學生也會算，都是四則運算。關鍵這：“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怎么得來的？

國內李成瑞認為科爾使用了多次線性相乘，稱其為超線性模型，加以修正后得1700萬這個數。1987年蔣正華發表論文，采用的模型叫“動態參數估計模型”，結論還是1700萬這個數據。1993年金輝按“動態參數估計模型”計算，得出2791萬這個數，為何會多出1000多萬呢？出生率不是采用53年至57年的平均數，而是用了56年57年的平均數，前者低后者高，更不是那三年的真實統計數；同時他發現了此時城市人口還有增長的數據（統計的口徑不同數據也不同），而且增長了680萬（事實上工業建設需要，招工及征地工仍在延續）。所以最終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3471萬。

關鍵是“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這些數字怎么得來的？比如“總人口減少值”，金輝發現城市人口增加的，那么農村的人口減少值必須還要增加！比如“出生人口”，是總人口數乘以出生率。有用1‰ ，有用53～57年的出生率的均值，有用56年、57年的出生率。怎么用要看這些學者的心態。比如“正常死亡人口”也是根據時間段來獲取自然災害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數的，排除由于營養不好引起的各類疾病而死，也就說這樣原因引起的死亡自然也納入餓死。

怎么用？要看這些學者的心態。其實這就是立場與觀點。比如金輝1960～1961年的情形較為嚴重，這兩年是：2568－1395＋1348＝2521（萬）。　那么不少專家堅信1959年也必須是這個平均數，那么這三年總和為3781.5 萬，再加上城市人口的增長680萬，就是4461.5萬。為什么不能更多呢？那么，反過來想一想不行嗎？在所有的模型中，第一項“出生人口”，是至關重要的。這三年為何不能是零增長呢？為何不能是負增長呢？大饑荒為何還有正常的結婚率呢？大饑荒為什么還要多生孩子呢？而生出孩子為何又不加以統計和采用呢？

這種帶有數字偏好的現象比比皆是，近年來倒是發現這三年相關人口數字不斷增加，也就說或者人數在增長，比如這三年出生人數，只會在日后會減少，但實際數字卻在奇怪地增長，而且是百萬之眾。那么一進一出都是翻了番的。再說了只要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餓死人口”，甚至連死亡數也當作“餓死人口數”。數據引用無疑是走極端的，拿著這幾個重災區說事。

從八十年代中期的全國數學模型研討會（第一、第二屆），在下都是參加的。私下聽人說起過（當時是不能張揚的），我們這些人是持不贊成的態度，起碼動機不純。而相關的人士有興趣，而且非常高漲，所謂的調研也都是往重災區跑。河南史來賀的劉莊就沒有餓死一個人，所以是各有各的賬。雖然中央關于城鄉的糧食政策只有一個，但結果是不同的。這樣的數學模型和這樣的清算毛的思維，這個數據還能有多少真實呢？但有人喜歡它，在這些人看來它比“原子彈”還厲害百倍千倍。請問：如此走下去，是不是要掉進馬爾薩斯的陷阱？重現拉普拉斯之魔呢？

給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的那三年四川餓死1000萬人算算是怎么來的

說“大饑荒四川餓死1000萬人”這話的人是改革開放后擔任四川省政協主席的廖伯康。看看這數據是怎么來的。以下引用《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大饑荒四川餓死1000萬人》一文（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2/0227_2664_415017.shtml）。

“1962年6月，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身為團中央委員的廖伯康同團中央候補委員于克書一道赴京參會。……通過在團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遞信，耀邦同志決定單獨找廖伯康談一談。……只身來到廖伯康住的前門飯店。……令廖伯康沒想到的是……楊尚昆決定找廖伯康和于克書談話。……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顧慮，要他講真話。”

“楊尚昆同志說：‘又不是要你們來解決問題，只是要你們來反映情況，你們怕什么？國務院辦公廳收到一位逃荒到陜西的四川人寫的一封信，題目是《一字一淚訴川情》，這封信把四川的悲慘狀況寫得非常具體，國務院辦公廳轉給了中央辦公廳。唉，我們看了也很震驚啊，還送給中央有關領導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辦公廳還收到一封信，這封信寫得很好，簡明扼要，只有兩頁半，明確提出四川的問題是沒有認真執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嚴重后果。廖伯康一聽，知道于克書寫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繼續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400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省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現在的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800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1000萬。’”“1000萬？你這個數字是怎么來的？”“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

所以，這《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大饑荒四川餓死1000萬人》也就傳開了。專家（曹樹基）的數據為：四川非正常死亡人口940.2萬（其他專家推算四川餓死1000萬），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3245.8萬。領導這么說，專家也是這么算的，鐵定了那三年四川餓死1000萬。本來看看，隨他們怎么說，也都過去的事，說起來也揪心，總是共和國令人不爽的三年。可是，最近有些人來勁，非要揭露，還按上“官方首次承認”的字眼，其實那是咋唬人的。鳳凰資訊對這些也一直很積極，去年就刊登這篇文章。在下不想說，近來又有人逼著要說，否則這1000萬算是鐵案。

先來算算這本帳。四川人口總數是多少呢？7215.7萬（1957年），按照1949年中國人平均壽命，一般說是36歲，如果按照災年（四川確實是災年，從其三年糧食減產來看，確定災年是沒有問題的）這個人均壽命還要降低。為什么不能按照1976年時中國人均壽命65歲來記呢？那個時候沒多少人挨餓，醫療防疫也都從62年以后跟上去了。挨餓未必就餓死，但壽命肯定要短。按照平均壽命36歲來記，那么自然死亡人口三年累計就是601萬。如果按照平均壽命40歲記，這個數應該是541萬。如果按照30歲的平均壽命，這個數應該是722萬。按照公安廳死一個就抹掉一個人的計劃供應來看，800萬是有可靠出處的，而且理由充分。廖伯康的1000萬雖然據他說來源省力文件，但統計口不同數據差別也不算什么問題，除非是國家人口普查。800萬還是1000萬說的總死亡人數，將其說成是餓死一千萬，那就居心叵測了。此人其后被打成“三反分子”，我覺得是可以想象的，82年平反，以后升遷為省政協主席位置，在下覺得干部路線有問題，也與后來誣蔑那三年四川餓死1000萬還是對的上號的。

朱德那個時期回過老家四川，一人一天八兩米還是有保證的（親友給他說），不滿意的就是吃食堂，他鼓勵要多搞副業。現在的年輕人不是很清楚計劃經濟下的食品供應問題。如果1000-800＝200（萬）是瞞報的，那么200萬的口糧也就平均給別人吃了，餓的程度也就降低了，是不是這個道理呢？更簡單道理，7200多萬人，餓死1000萬，也就說7、8個人中餓死一個，與自然死亡率由于吃不飽死亡率上升，可不是一個概念。那個時期是吃食堂的，吃不飽這一點是肯定的，每天挨餓但每天還有的吃，就是這個狀態。由于挨餓，營養不良、免疫能力降低、疾病增多，人的平均壽命就要縮短，自然死亡率也就提高。把凡是死得人都算非正常死亡，這不是常識問題，而是良知喪失。非正常死亡也不等于餓死，還包括疫病死亡、事故死亡、沒有食物來源的餓死等等。

如果真的餓死有那么嚴重，在七千人大會的四川分組會議上主持人鄧小平也不會放過李井泉這些人！開會時有人寫匿名信揭發李井泉不讓傳達和貫徹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的信，倒是有，不知道卻讓他蒙混過關了？

其實，如何看待那三年，我以為先問自己，自己的家，尤其是過來之人，當年你看到了什么？經歷與感受什么？因為我本人生活在公社的小集鎮上，城鄉也都看得到。我先跟母親吃手工業社的食堂，后來跟奶奶吃街道居民食堂。農村有親戚有走動，但不吃飯，因為他們也吃食堂。后來才解散食堂。中國這么大，極端饑餓的悲情肯定是有的，但我沒有見過。說很普遍，那是不可能的，原因不要忘記那個時候農村是集體經濟。尤其是吃食堂，吃不飽但總有下頓吃。解散食堂最早是韶山，那時1961年上半年。據胡喬木給主席信介紹他在湖南調查情形，集體化制度與整風搞得好的，死亡率低，反之死亡率高。

我對當年的政策面理解是，由于缺糧，平均每人每天減少一兩，農村也是這樣。朱德回老家關注的也是那個八兩米是不是有保障。亂哄哄的縣、公社與大隊這個問題就難說了，有聽說變為八兩毛糧了，有些連毛糧也不能保證了。毛澤東也認為食堂是在所有吃飯人的監督下進行的，把糧食分下去未必保證每頓都有的吃。但機動性就差，這也是實情。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問題還在于是不是按照國家的糧食政策？百姓能不能吃到這些米，吃不到時當地政府怎么辦的？百姓又是怎么辦的？為什么同樣是河南，史來賀的劉莊就沒有餓死一個人？這就是胡喬木所指的公社化后實際素質問題。

我所處的公社也沒有餓死人。因為我在去支邊以前，我還參加過公社編寫“隊史”的工作，盡管是跑龍套的，但對公社的各個大隊有比較，哪個隊好哪個隊差，就是最差的也沒有人餓死，浮腫的人是有。糧食的基本政策是一樣，所不同的是各家的自留地蔬菜和養殖等問題。欠收的生產大隊吃返銷糧。吃返銷糧的隊實際上總要差一些。我許多親戚在浙江嘉興農村，大致也相差不太大，在一些小政策方面有些區別。其實，嘉興農村與上海的南匯毛澤東在1959年就尖銳批評過的。毛澤東1959年的六條指示，不少來自對嘉興批評后形成的。

關于自己打得糧食不夠吃，吃返銷糧的，應該說小崗村是很典型的。合作化至改革開放前23年，沒有一年不吃國家返銷糧的小崗，但在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年糧食就翻了一番。所以說農村還是很復雜的。小崗也說自己村餓死多少人？怎么餓死的？不說！是吃食堂時期還是不吃食堂時期？也不說！小崗地處安徽鳳陽，那三年也算重災區了，記得胡耀邦當年去鳳陽做過調查的。凡是中央得到嚴重災情報告，中央還管的，除非瞞上欺下。如果當年問題有現在說得那么嚴重，那么我也敢大膽推測，文革期間，為餓死人報酬不知道要有多少干部嚴重清算？起碼我在我的公社沒有看到這一幕，四清運動時，聽說揭批多吃多占的干部，今天看來那才是雞毛蒜皮的事。再說，一有運動，不管大小，大字報、小字報的早就揭發上了。

我寫這個帖子，是以第二重災區（第一為河南）四川餓死1000萬為例，說明那些數據沒有真實性的，僅僅表明他們仇視和歪曲新中國。現在的問題，需要提醒當今各級領導，只要不罵自己，罵誰都無所謂，甚至以為前人無能，才顯得自己的光彩。理性看待歷史，是各級領導起碼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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